許定銘：編寫香港新文學史的凌思斷片

【專輯：香港文學的收集與編彙】
編寫香港新文學史的凌思斷片
許定銘

憑甚麼為香港文學寫發現「綠洲」史？

「沙漠中有綠洲」，寫下這幾個字我停了筆，後面應該用問號還是感嘆號？我在香港生活了六十多年，一直感受到一般社會大眾都把香港視為「文化沙漠」，甚至有不少人認為香港是沒有文化的，更何談「文學」？作為一個熱愛文學的文化人，我常為此感到悲哀！

我是反對「香港沒有文學」這種說法的。我認為「沙漠中有綠洲」應該用感嘆號，因為任何一個沙漠都應該會有綠洲，它未被發現前，旅人總是感到失落、悲哀、沮喪，一旦在茫茫的黃海中發現了綠洲，自然驚喜而慨歎。被稱為「 文化沙漠」、「沒有文學」的香港，其實是有文學的，只是「香港文學」一直埋在突飛猛進的商業環境背後，未被發掘及呈現出來而已。

香港這塊未被發現的文學綠洲，是在1984年，中英發表聯合聲明，1997後香港會回歸中國起，才被內地學人重視的，大量有關香港的書籍湧現，連「沙漠」的新文學史也陸續出現了好幾種。

一向不被重視的「香港文學」，連本地學術界也資料嚴重不足而不敢動筆修史，那麼，遠在內地的學者是憑甚麼資料寫成「香港新文學史」的呢？

我把那些倉促成書的文學史仔細地翻閱後，發現大部份內容都非常接近及不夠全面，它們多以一九四九年後作為起點，事實上，香港一九四九年以前，新文學運動已非常蓬勃，五四新文學運動很快已傳到南方這蕞爾小島，一九二Ｏ年代侶倫與好友等組文學團體「島上社」，文學期刊《島上》、《伴侶》、《紅豆》等的出現，即是最好的證明。寫香港新文學史，以一九四九年開始，是絕對不理想的。至於寫到哪一年，以一九九七、二ＯＯＯ或更後作終結，是值得商榷的問題。

我說有些內地學人編的香港新文學史不夠全面，不是胡言亂語，據知情人事告訴我，某些內地學人來到香港，躲到大學圖書館去，苦苦埋首幾個月，一部堂而皇之的文學史就面世了。這等於一名廚師走進人家的廚房裏，見到甚麼就煮甚麼，即使廚師廚藝了得，也會因材料普通而煮不出佳餚美食，何况我們希望見到的是級數超群的盛宴名菜？更何況他們完全不知道，過去幾十年，知名學院中的學人大多輕視新文學、流行文學，圖書館內的藏品相當貧乏，可能連真實情況的一半也反映不出，資料如此貧乏，怎能寫出與事實接近的文學史？

砌作殿堂基石的造磚者

有見及此，一些有識的學者們早在一九七Ｏ年代已開始搜集資料，希望憑個人的能力將原始史料收集，即使自己沒時間使用，亦希望為後來者鋪路，讓他們能有所依從。此中最為人所知的是香港中文大學的盧瑋鑾（小思）教授，她是最早有目的地搜尋香港新文學史料的創墾者。一九七Ｏ年代中期，我在灣仔開文史哲新舊書的二樓書店，「三益」就開在馬路的另一面，日日有新的舊書到，我一日跑兩次，專收集一九三Ｏ年代的新文學創作及香港新文學舊書。那時候，小思常來，每有香港新文學作品及史料之類，她一律不計價錢盡收，買得好書不少，我印象中較深刻的，是劉以鬯的長篇小說《圍牆》（香港海濱圖書公司，1964） 和馬蔭隱的詩集《旗號》（香港生活書店總經銷，1948），這兩本書相當罕見，此後的三、四十年，我從未在舊書店中見過第二册，倒是在舊書拍賣會中見過一次《圍牆》，拍賣價在五百元以上；在全國性的拍賣會上見過《旗號》，價在千元以上，亦迅即為人搶去。

經數十年之努力，小思的搶救香港新文學史料工作已告一段落，退休前把搜集所得盡捐香港中文大學，成立「香港文學特藏資料庫」供後來者使用，實在難得！小思自稱為「造磚者」，意思是她搜尋生涯所得，只是造成了一塊塊紅磚，期望後來者利用這些磚塊建成香港文學的殿堂，因她明白到如此艱巨的工作，決不是個人三幾十年間可完成的大業，必需代代相傳才可有所成就，如此胸襟，令人佩服！

事實上，小思在搜尋資料造磚的同時，她已在利用那些資料默默地砌作，與鄭樹森、黃繼持合編的《香港新文學年表》（1950—1969）（香港天地圖書，2000），指導學生們編的「舊夢須記系列」：《經紀眼界──經紀拉系列選》、《犀利女筆──十三妹專欄選》、《醒世懵言──懵人日記選》……，和近年正埋首努力的《香港文化眾聲道》等，已是有系統的實實在在史料，她不單單是在造磚，而是在籌建殿堂的雛型了。

除了小思，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的楊國雄也是很早就開始收集香港文學史料的有心人，一九七Ｏ年代我逛三益舊書店的日子，也常見他埋在書堆裏苦苦翻尋，他搜尋的主要是晚清至民國時期的香港文化報刊，那些珍貴的史料其後就存在館內，而他自己則利用所得，寫成了《香港身世文字本拼圖》（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2009）和《香港戰前報業》（香港三聯書店，2013），都是編寫香港新文學史的重要資料。

也斯在嶺南大學主政時期，也曾用心為學校圖書館專心搜尋過香港新文學史料，可惜他開始得太遲，好書多已為愛書人藏諸高閣，收穫似乎不大，我未見過藏品，不敢斷言，估計會比「香港文學特藏資料庫」和孔安道圖書館遜色。

還有不能不提的，是香港中央圖書館的閉架圖書庫，此館在中環大會堂時期我常去，安坐館内一本一本借讀，不能帶走，雖不「過瘾」，卻是好過無得讀。當年我覺得它是中國一九三Ｏ年代的珍本遠遠多於一九四九年後的港版作品，其後搬到銅鑼灣中央圖書館後，似乎很難借閱珍本，我近年有幸進「恆温藏書庫」內參觀過一次，見一九四九年後的史料增加了很多，印象深刻的是有不少徐速的藏書，估計有些文化人逝世後，有心人士會搜得他們的藏書捐到這裏，若如是，中央圖書館的閉架書庫應是一處深不見底的珍本寶藏，只是不易得進，引以為憾！

以上所述全是圖書館內所藏的史料，如果你有條件，便可隨時使用。至於私藏的又如何？

私人藏書是無法估計的，就筆者多年來的觀察，林冠中、鄭明仁、吳萱人、馬吉、黃仲鳴、許定銘等人，手上所藏香港新文學史料應該不少，此中林冠中搜集香港舊書多年，曾接受報刊訪問，家居九成被書佔據，全屋只有小走廊作通道可供人走動，完全無法作其他活動，後來索性在外間買了另一層樓，才能安置藏書，據說他所藏全與香港文學有關，相當可觀。退休報界老總鄭明仁搜集與香港有關的史料是近五六年間的事，重點在文化與報業有關者，尤其喜藏簽名本，所藏必需用一層近千呎的樓宇來安置，他接受訪問時的標題是〈你講得出的作家，我都有簽名本〉，人站在書堆中，滿足且陶醉，認真不簡單！吳萱人的藏書有多少？藏在哪？沒有人知道！我只知道每次當我寫有關香港文學的文章遇到困難，問他有沒有某某的書時，他總可以在三幾天內把書借我，以解燃眉之急，尤其所藏一九六Ｏ年代香港文社及當年文藝青年的著述及創作，數量應無人能及，單看他兩本有關文社史料的著述：《香港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和《香港六七十年代文社運動整理及研究》，藏書可見一斑。近年在網台上崛起的馬吉，是香港藏書界突然冒起的異軍，據說他特別愛藏詩集，在拍賣會上數千塊搶罕見的詩集簡直似狂風掃落葉，而他網站上的「香港文化資料庫」上所刊有關史料甚具實用價值。

從一九六Ｏ年代文社運動湧出來的教授作家黃仲鳴，在香港報界打滾數十年，由編新聞做到老總，對香港報紙上非文非白的奇趣文體有濃厚興趣，一早着手收集與此有關的報刊及單行本並專心鑽研，其博士論著《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香港作家協會，2002）及其後的《一個讀者的審查報告》（香港大文出版社，2009），都是論說香港俗文學的專著，近年更編了《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通俗文學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成績斐然，全是得力於早年已開始搜集罕見舊書的成果。本來最有機會搜集大量新文學史料的，是一九七二至一九九二都在開書店的許定銘，可惜他早年的藏書重點只放在台灣現代文學及中國一九三Ｏ年代的文學作品上，他總覺得：人既然在港，不怕收不到香港文學，還是專注較遠一些的好。絕對想不到的是一紙中英聯合聲明後，內地學人及世界各地學者紛紛來港搶購此地的文學書，轉瞬間書價突飛猛進，甚至缺貨。到公元二千年他從海外歸來，一頭栽進舊書拍賣會去搶貨，經已為時頗晚，收穫微薄了，可幸他還有點門路，又肯北京、上海的飛來飛去，多年來也薄有斬穫，憑藏書寫了《愛書人手記》（香港天地圖書，2008）及《舊書刊摭拾》（香港天地圖書，2011），收集不少與香港文學有關史料，發表了幾百篇還未結集的書影配圖短文，也算造了兩三塊磚。

除了以上的搜書者、藏書客，近年研究香港新文學的學人也不少，碩果累累，如：

張詠梅的《北窗下呢喃的燕語：力匡作品漫談》（香港自印本，1997）
陳智德的《三四Ｏ年代香港新詩論集》（香港嶺南大學，2004）
關夢南的《香港文學新詩資料彙編（1922-2000）》（香港風雅出版社，2006）
劉麗北的《紋身的牆──劉火子詩歌賞評》（香港天地圖書，2010）
關夢南的《香港新詩：七個早逝優秀詩人》（香港風雅出版社，2013）
李洛霞和關夢南合編的《香港六十年代青年小說作者群像》（香港風雅出版社，2013）
陳智德的《地文誌：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

這些具深度的研究，都是很有份量的「磚」，是編寫香港新文學史的實用資料。上面寫的這些書人書事，羅列了不少有關文學書籍，目的在指出「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要建成香港文學的殿堂，要編寫出有水平的香港新文學史，必需要有一群人默默埋首造磚、組磚，最後才可由建築師領導一塊一塊的砌上去，才能見到成果。還特别指出一點：香港政治及經濟地位特殊，過去幾十年，世界各地的學者及圖書館均可前來搜尋有關著作及史料，有很多珍品早已散到全球各地的角落去了，如果有人現在才開始搜尋史料，恐怕早已錯過了最後列車，我有個奇異的想法：若能把上面提及的藏書庫及愛書人的書集中一起，組成一座史料館，肯定容易成事，只是誰有這樣的能力呢？

編寫香港文學百年史的鉅著

經過多年的努力，最近這兩年終於出現了由孫立川博士主編的「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和陳國球、陳智德主編的《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這麼大部頭且有系統的書系出現，有人肯資助這麼巨大的出版計劃，真是香港文學界的盛事。

「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預計出版約二十種，入選的作家有劉以鬯、羅孚、曹聚仁、葉靈鳳、侶倫、黃谷柳、高旅、也斯、董啟章、崑南……，希望老中青、左中右等作家均包含在内。每人選本二十多萬字的選集，讓愛好文學的讀者可一次過讀到同一作者的代表作，同時也可方便研究者用選本去初步了解作者，進而深入探討，免卻左鑽右探都無法讀到同一作者的大量作品而苦惱。

不過，想要動筆寫香港新文學史，單單讀那二三十個作家的作品就可以了？這簡直是笑話！

我以為：要寫香港新文學史，最理想的年代應該由一九一九寫到一九九七，期間涉及近八十年的史實，以此寫一套文學史，似乎年代跨得太長了，不妨把它劃分成三個時期：　　

上編：由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
中編：由一九五Ｏ至一九七九
下編：由一九八Ｏ至一九九七

如此劃分自有根據：上編寫的是新文學運動開始至香港社會大改變的前期，這參考了《中國新文學史》的現代時期編法；中編寫的是大量文化人南下香港，使文壇產生左右對壘及一九七Ｏ年代的昇平進展；下編寫中英聯合聲明出現前到香港回歸的文壇變化。如果有人覺得還不夠全面，不妨再補上一九九七以後的補編，那就是「香港新文學的百年史」了！

要編寫的時間那麼長，香港文壇上出現有份量的作家怎會只有二三十人？我們期待着可作為重要參考的「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能一輯一輯地出版下去，起碼要超過一百人才有所憑據。

「文學大系」一向都是編寫文學史的重要依據，陳國球、陳智德主編《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的出版，顯示香港文學已可進入編史的階段了，雖然它只涉及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間，亦即是本文提到的「上編」時期，不過，我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上編出現了，中編及下編自然會很快冒出來。說不定不久的將來，《香港文學大系》的第二輯、第三輯亦會陸續出現呢！

《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採取趙家璧編《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型式，卻在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史料等卷以外，加上了《舊體文學卷》、《通俗文學卷》和《兒童文學卷》，此中最具創意的是《通俗文學卷》，黃仲鳴在卷內導言中把言情、武俠、社會、偵探、科幻、粤謳、天空小說……等流行於民間的通俗作品，均視之為「俗文學」，亦即是文學之一種，卷內收入大量罕見的創作，此舉前無古人，甚合我意。一直以來，流行作品算不算文學是香港文學界爭論的重點議題，如今《通俗文學卷》在《香港文學大系》中出現，正好肯定了：通俗作品也是文學。

很久以前有一次跟司馬長風討論新詩，他的意見是：新詩不一定分行，寫得好的散文就是詩。以此引論，寫得好的流行作品就是文學作品了，僅為小眾接受的嚴肅作品被收入文學史，受大眾歡迎的武俠、言情、驚險、歷奇作品為什麼不能入文學史？我樂見金庸、梁羽生、三蘇、倪匡、亦舒……等的流行作品將在香港文學史上佔有一定的位置！

時至今日，我們已有了無數具份量、有深度的「磚」，也有了「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和《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香港肯定已不再是「文化沙漠」，是一處蓬蓬勃勃，充滿生機的文化綠洲，屬於我們自己編的文學史的出現，指日可待！

──2015年10月

作者簡介



許定銘在本地從事教育工作40年，開書店20年，畢生與書結緣：買、賣、藏、編、讀、寫、教、出版，八種書事集於一身。

編者按

編彙《香港文學大系》的出版是香港文學劃時代的事件，為香港文學修史奠下的基石。本專輯配合香港文學評論學最近辦「香港文學有故事」系列講座，探討香港文學史料收集與編彙的重要與成果。第一篇由著名藏書家許定銘縷述本地文學文獻的蒐集者的成績和貢獻，一洗大眾以為香港無文學的偏誤。題目為編者所加。

（101藝術新聞網二Ｏ一五年十二月廿八日）

鄭明仁：葉靈鳳問題

今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也是香港重光70周年。過去幾個月兩岸四地舉行了多場大大小小紀念活動，專家學者發表了多篇與抗戰有關的文章，筆者於9月18日在明報寫了一篇題為「羅旭龢奉旨通敵」的長文，分析了日佔時期首席華人代表羅旭龢與日本人通力合作的原因及經過，這是筆者研究香港淪陷期間報業附敵問題其中一個章節，筆者同時研究了著名文化人葉靈鳳於日佔時期一些行事，冀望能對這位面目模糊的文化人看得清楚一點。本文是於前人研究所得基礎下，對照當年國民黨的機密檔案寫成，希望能對葉靈鳳的研究有所補充。

葉靈鳳在香港淪陷期間被不少文化人當作「文化漢奸」，視他為積極的親日派，因為很多日本人主催的文化活動，他都是大會的主角。其實，葉靈鳳是一位多面人：他既是國民黨的人（有國民黨檔案為證），又是日佔政府的文化顧問，同時間卻偷送日本材料給重慶政府；他曾被《魯迅全集》的注文白紙黑字地定性為「漢奸」，而最近又有學者在考證他是否共產黨的同路人。葉靈鳳的政治屬性是那麼複雜，那麼模糊，近代文人沒有那一位可比得上他！

說葉靈鳳是國民黨的「自己人」，筆者發現，最先透露葉這個身份的，是國民黨一份「極密」內部文件。這份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於1942年12月14日呈交行政院的「香港近狀報告書」，提及葉靈鳳時稱呼葉為「同志」，並稱「葉同志為本處（中央宣傳部閩粵區宣傳專員辦事處）派港宣傳指導員」。報告書透露了葉靈鳳當時在日本人控制下的機構工作情形：「港陷後，以前出版之雜誌即完全停版，敵以報紙當不能盡量宣揚其『和平運動』與『大東亞新秩序』，於是壓迫胡文虎，何東合資設大同圖書印務局發行雜誌及書報等，以冀不費一錢，可以肆意造謠，藉以遂其以華制華之陰謀，胡何等處於刺刀之下，不得已允諾，由胡何等共籌港幣五十萬元為資本，於今年七月間成立，計劃發行新東亞雜誌，大同畫報及漫畫雜誌，兒童雜誌等定期刊物。該局事務分三部（1）總務（2）編輯（3）印刷等，由胡好（胡文虎之子）負全責，編輯方面則由葉靈鳳同志任之（按葉同志為本處派港宣傳指導員），而負責該局之指導之責任者敵報道部特派囑託野原任之。」（注一）

這是國民黨1942年「極密」檔案，圖中左邊（53頁）第一和第二行寫明葉靈鳳的身份：葉靈鳳為本處（即中央宣傳部閩粵區宣傳專員辦事處）派港宣傳指導員。

換言之，葉靈鳳當時是負責「大同圖書印務局」編務，實際主持《新東亞雜誌》、《大同畫報》等雜誌。而根據其後日本人姬田光義編著的「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更直接指出葉靈鳳是國民黨「特別情報員」，但他同時作為日本報道部的顧問（囑托），負責大同圖書印務局編務。

據姬田光義的「檢舉狀況」披露，葉靈鳳於1942年經人介紹認識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香港站站長邱清猗，當上了特別情報員，葉靈鳳利用他在大同圖書印務局的身份，搜集有關出版，文化活動各方面的情報。葉靈鳳1943年兼任國民黨港澳總支部黨務辦事處幹事，同年五月左右被日軍憲兵部發現為國民黨情報員而被捕。

第一個公開證實葉靈鳳為抗日工作收集情報的，是有香港「金王」之稱的金融界大亨胡漢輝，根據羅孚所記：「胡於1984年初寫過一篇憶舊文章，提到一個叫陳在韶的人，當時由香港走難去重慶，被國民黨中宣傳部派回廣州灣，負責搜集日軍的情報。他說，『陳要求我配合文藝作家葉靈鳳先生做點敵後工作。靈鳳先生利用他在日本文化部所屬大岡（按：應是大同）公司工作的方便，暗中挑選來自東京的各種書報雜誌，交給我負責轉運』。他又說：他日間『往星島日報收購萬金油，在市場售給水客，以為掩護；暗地裡卻與葉靈鳳聯繫。如是者營運了差不多有一年之久』。這裡說到他是被要求『配合』葉靈鳳的，顯然葉靈鳳早就在幹『敵後工作』了，是不是僅僅暗中挑選一點日本書報那麼簡單，也就很難說。……這至少說明，葉靈鳳名義上雖然是在日本文化部屬下工作，實際上卻是暗中在幹胡漢輝所說的抗日的『情報工作』的。」（注二）

羅孚認為，不能把葉靈鳳稱為國民黨的地下工作者，他其實也是「配合」，而不是什麼專業人員。他不過是苟全性命於亂世，陷身「曹營」，不忘「漢室」，盡可能做點對得起國家民族的事，以求心安而已。

1988年6月，葉靈鳳遺孀趙克臻寫給羅孚的信件透露：「靈鳳於（1943年）端午節前一日失蹤，一連數日，消息全無。後來由我義兄尤君（先父義子）設法，結識日軍憲兵部台灣籍通譯劉某，得以查到靈鳳等因間諜嫌疑，被囚禁於憲兵總部……。過了一個月左右，我得到日本友人及軍政人員協助（我不想把他的名字都寫出來），靈鳳獲得無罪釋放，但不能離香港。此時已是中秋前一日，他已被囚禁了三個多月。不久邱氏兄弟及羅四維亦相繼出獄，聽說在某種條件下，要為對方服務。可惜其他四十多人，大都被判死罪，或病死獄中，內中也有無辜的，此案就此了結。」（注三）由於趙克臻認為葉靈鳳的「同黨」邱氏兄弟是答應為日本人服務才獲得釋放，故很難相信葉靈鳳的釋放，是沒有條件的。

葉靈鳳獲釋後，在自辦的《大眾周報》主持編務，1944年1月開始主編《華僑日報》的《文藝週報》。在此期間，葉靈鳳繼續和日本當局保持往來，繼續扮演香港文化界領頭人的角色。陳君葆1944年7月6 日的日記便透露葉靈鳳負責組織新聞學會，這個學會獲得日本當局的支持：「葉靈鳳們組織新聞學會邀我作名譽會員，已設法推辭，今天他們開成立大會，靈鳳又寫信來約去參加並說『總督也出席，而且有午餐』我待不去，他打電話來說『座位是排好的，缺席恐不好看』，於是我只得去了，在一方面看，倒像哺餟也似的。午前便到東亞酒家去，坐在我旁邊的是鮑少游，佈置倒有些特別。這也許因我幾年來參加這種儀式還算第一次。演說台兩旁分別各官員座位，首為磯谷總督，他右手是大熊海軍司令，以下則左右分開計泊總務長官，市來民治部長，那邊則為野間憲兵隊長等武官，和羅旭龢周壽臣等……。」（注四）這顯示日本當局仍在利用葉靈鳳去拉攏香港新聞界和文化人。

《華僑日報》是於香港淪陷後兩年的1944年1月30日創辦了《文藝週刊》，每逢禮拜天在《華僑日報》刊出一次，總共出版了99期，至1945年12月25日終刊。《文藝週刊》在淪陷期間出版很受注目，因為負責編務的葉靈鳳是當時文化界響噹噹的人物。《華僑日報》為何會在其原有副刊《僑樂村》以外再出版《文藝週刊》？《文藝週刊》的主編為何是葉靈鳳（從第73期開始改由陳君葆主編）？首先，讓我們看看《文藝週刊》創刊號〈給讀者〉的說明：「近來，時常從報紙上見到文藝愛好者所發出的要求，說是南國的文藝園地荒蕪了，寂寞得一點可看的東西都沒有。這呼聲，就是從朋友們的口中也時常可以聽到。不知怎樣，每聽見這樣的呼聲，自己心上總感到有一點沉重。說這是責任感，那是太僭越了，因為我們明晰的知道，文藝園地荒蕪的原因，決不是由於任何人的疏懶，而是戰爭向文化界伸出了手，像一位慈母毫不躊躇的獻出了她的愛子一般，文藝也呈獻了她的所有。說是寂寞，那倒是實在的。兩年以來，雖無時不在忙迫之中，但內心有時實在也寂寞得難受。寂寞的原因很簡單，正如許多文藝愛好者所呼喊的一樣：兩年以來，南國文藝園地實在太荒蕪了！現在，我們大膽的開闢了這一塊小小的園地。我們敢於嘗試的原因，就是知道有許多文藝愛好者正和我們一樣，沉默得太久，有一點不甘寂寞了。春天來了，正是播種的時候。親愛的讀者們，在這南方一隅的小島上，我們一起來辛勤的栽培這一塊園地罷。但知耕耘，莫問收獲，燕子來了的時候，他自會將我們的消息帶給海外的友人，帶給遠方的故國。」（注五）

很明顯，在這時候誕生《文藝週刊》，是因為香港的文藝愛好者「沉默得太久」，不甘寂寞，要在荒蕪的土地上耕耘播種，而且在暗示：陷敵的同時，不忘故國。看來，這是《華僑日報》開設《文藝週刊》的原因，但也不排除是主編葉靈鳳本人和其他文化人例如戴望舒、陳君葆（他們兩人都是週刊的主要作者，陳君葆1944年2月加入華僑日報開始編輯生活。）的共同願望。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沒有日本當局的同意，《華僑日報》或葉靈鳳本人是無法開辦這個週刊的，因此，我們不難發現週刊不時出現吹捧日本的文章，但所登載本地作家的文章，背後也有眾多「弦外之音」。

葉靈鳳的多面人身份，深刻的影響着他的文章思想，從最初的《大東亞雜誌》，到後期的《大眾周報》和《華僑日報》的《文藝週刊》，都能看到葉靈鳳作為主編的「兩面手法」：一方面要替日本人講好話，另方面又似乎要藉發思古之幽情，反映對鐵蹄下現實生活的不滿。

《華僑日報》的《文藝週刊》於1944年1月30日創刊，創刊號有4篇文章：（一）〈給讀者〉；（二）〈中國人與日本文藝〉（武田泰淳着，任真漢譯）；（三）〈致螢火〉戴望舒；（四）〈少年維特之重讀〉葉靈鳳。筆者在前文已說過〈給讀者〉是編者解釋創辦這份週刊的原因。幾乎佔了創刊號一半篇幅的〈中國人與日本文藝〉，主要是作者武田泰淳看到周作人的隨筆集《雨天的書》所引起一連串的聯想。他說「周作人的愛好日本文藝之心，也可以說是哀中國生活之乾燥粗鄙……對於周氏，日本文藝便不只是異國文化現象，而是自己的詩情，自己的喜悅以及自己憤怒的地方了。不是陶醉趣味的發洩。」《文藝週刊》刊登這篇長文，顯然是應酬日本當局（特別是報道部）的表態文章。葉靈鳳之〈少年維特之重讀〉才是創刊號「主菜」，葉靈鳳借少年維持之煩惱去抒發淪陷區文化人的無奈：「十八世紀的少年維特，為了他的戀人夏綠蒂的幸福，為了自己無法的苦悶，從自殺上尋得了他的出路，獲得了他的新生命。但今日的少年維特？『愛』對於他既是犯罪，但自殺又是更大的犯罪，對於幽囚在自己的友人同時又是自己敵人手中的夏綠蒂，今日的維特該怎樣解決他的苦悶呢？……面對着世紀的苦悶，自殺是不能解決的，這也許就是今日的少年維特最大的煩惱。」文章最後幾句是葉靈鳳要表達的主旨：生活在日本鐵蹄下的文化人是那麼的苦悶、無奈，但又不能自殺，大家都面對「世紀的苦悶」。

著名詩人戴望舒的〈致螢火〉，把螢火比喻為祖國，希望祖國早日拯救香港脫離苦困：「螢火，螢火，你來照我……我躺在這裡，遠離着太陽的香味；在什麼別的天地，雲雀在青空中高飛。螢火，螢火，給一縷細細的光線，夠挹得起記憶，夠把沉哀來吞嚥！」

葉靈鳳在《文藝週刊》第8期裡發表散文〈鄉愁〉，引用屈原〈九章‧哀郢〉：「曼余日以流觀兮，冀一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以表達思念祖國之情懷。事實上，葉靈鳳這類明志的文章，是一脈相承的。早於1942年8月1日《新東亞》雜誌（日本人控制的大同印務局出版的雜誌）上，葉靈鳳的〈吞旃隨筆〉便引用屈原〈九歌〉：「鳥何萃兮蘋中，曾何為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的句子作序，而以「吞旃」為文章標題，更是以蘇武自況。

《文藝週刊》雖然從第73期開始換了主編，由陳君葆接任（葉靈鳳轉往香島日報編副刊），但風格貫徹始終，刊登的文章除了抒發淪陷區文化人的苦悶寂寞外，也多引用典古以明志，另外就是譯介外國文學作品，也刊登不少日本文學翻譯作品。

研究香港淪陷時期報紙文藝副刊的張詠梅指出：「《華僑日報‧文藝週刊》創刊於淪陷兩年，當時由於種種原因留在香港的文人，如葉靈鳳、戴望舒、陳君葆等都在這個副刊上發表作品。他們既沒有以身殉國，又迫於敵方統治者所施加的壓力，加上現實生活的需要，無法選擇沉默，逼於無奈要在日軍鐵蹄統治下執筆寫作，編輯刊物以求生存，因此，他們在戰後都被懷疑曾否附逆，幸而事後都已經洗脫『漢奸文人』的污名。」（注六）這是對淪陷區香港文壇狀況很透徹的表述，適用於葉靈鳳、陳君葆、戴望舒……等等文化人，也適用於主持報政的社長，總編輯等等。

戰後在政治上對葉靈鳳打撃至大的要算是《魯迅全集》的注文把他定性為「漢奸文人」。1957年版的《魯迅全集》其中一段註文這樣形容葉靈鳳：「葉靈鳳，當時（按：指二十年代）曾投機加入創造社，不久即轉向國民黨方面去，抗日時期成為漢奸文人。」但1981年新版的《魯迅全集》註文修正了對葉靈鳳的看法，註文把他和潘漢年放在一起下註：「潘漢年（1906-1977），江蘇宣興人，作家。葉靈鳳（1904-1975），江蘇南京人，作家，畫家。他們都曾參加創造社。」除了摘去葉靈鳳「漢奸文人」的帽子，還把「投機」、「轉向」等負面字眼刪去，明顯地要替葉靈鳳平反。

2015年3月《羅孚卷》出版，羅孚在書中透露葉靈鳳死後留下了大批日記，是從1943年9月開始的。葉靈鳳在1943年10月的日記說：「擬用《國破山河在》為題，作今年雙十節紀念文，思索久之，題目雖好，但無從下筆。也許以『四十年代的少壯者，應為復興新中國的幹部』為中心來寫這題目，似乎容易些，改日再試一下。」（注七）羅孚認為，這是反映出葉靈鳳故國之思、愛國的寫作計劃。葉靈鳳由始至終，沒有公開為自己在淪陷時期所幹的事辯解，其妻子趙克臻在給羅孚的信裡指出：「靈鳳的一生，雖然沒有做過什麼大事，但他也不會去做漢奸文人，這一切的前塵往事，我想黃茅先生是知道得很清楚的。靈鳳生前，不想我提起這些事，他說一切已成過去，說出來也於事無補，但求問心無愧也就算了。」

戰後，國民政府展開「肅奸」運動，在全國範圍追緝漢奸，和日本人有密切合作關係的葉靈鳳並不在通緝名單之列，這可茲證明本文前述葉靈鳳是國民黨同路人的身份，然而，他於淪陷時期與國民黨實際上保持着怎麼樣的關係，至今仍然是一個謎。葉靈鳳一生，充滿矛盾，其文壇拍檔陳君葆對他也感到疑惑，日本投降後一星期，陳君葆在8月23日的日記裡寫了一段有關葉靈鳳的情況：「靈鳳的意志似見動搖了，他的《文藝週刊》時期的作風仍未能免。我真不明白，他留港的目的在發財呢，抑或在有所建樹？現在的結局不曉得當時他們曾否有着真正的信心，抑或純然投機主義？」（注八）70年後的今天，陳君葆當年對葉靈鳳的疑惑，仍未有人解得開。

注：

一.　〈香港近狀報告書〉，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閩粵區宣傳專員辦事處編撰，1942年12月，第53頁。香港歷史檔案館藏，HKMS 175-1-49。

二.　羅孚，〈葉靈鳳的後半生〉，《葉靈鳳作品評論集》，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13至14頁。

三.　盧瑋鑾，鄭樹森主編〈趙克臻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致羅孚信件〉，《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年6月出版，第319頁。

四.　陳君葆，《陳君葆日記全集》卷二，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7月出版，第262至263頁。

五.　《文藝週刊》第1期，《華僑日報》，1944年1月30日，第2頁。

六.　張詠梅，〈談華僑日報文藝週刊葉靈鳳的作品〉，《葉靈鳳作品評論集》，香港文學評論出版2011年出版，第225頁。

七.　馮偉才編《羅孚卷》，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5年3月出版，第247頁。

八.　陳君葆，《陳君葆日記全集》卷二，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7月出版，第399頁至400頁。

（《城市文藝》二Ｏ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第80期）

許定銘：談香港的舊版新文學書刊

前言：

二Ｏ一三年十月，為慶祝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五十週年，及「香港文學特藏」十年拓展的成果，大學圖書館系統與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合辦了「佳色掇英──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香港文學建藏十周年展」。並於展覽期間舉行一系列文學講座，第一講即由許定銘「談香港的舊版新文學書刊」，他介紹了多種絕版書的文獻價值及珍貴之處，並分享搜購舊書的軼事。以下是首次披露該講座的講稿：

今天我們要談的是「舊版書」，不是用舊了的「二手書」，也不是我經常掛在口邊的「民國版舊書」，而是已絕了版，市面上難以得見的「香港的舊版文學書」。
讀這些「舊版書」有甚麼用？

有些作家因政治原因、已死亡、不合潮流、無銷路，不會有新書，但他們在文學史上曾作出貢獻，有研究的價值。事實上讀「舊版書」，不單純為研究之用，有時遇到書中的「特殊」因素，還相當有趣：

（一）有趣的「舊版書」：

簽贈本可知作家間的交往：侶倫的《紅茶》

這段文字是寫在侶倫《紅茶》（香港島上社，1935）的空白頁上的。從語氣上看，小說家侶倫（1911～1988）對同齡的詩人鷗外鷗（1911～1995），是充滿敬意的。

我和這兩位大家都曾有一面之緣，不禁這樣想：兩位完全不同的文人，究竟是在甚麼情形下結成好友的呢？

如果不是買到這本《紅茶》，我絕對想不到健談、前衛的詩人和沉實的小說家曾有過一段交情！

彭成慧和方寬烈師徒間的交往：靜遠的《做人藝術》

《做人藝術》（馬來亞出版社有限公司，1953） 雖然是馬來亞出版的，但在香港印刷，作者也是香港人，故也可視為港版書。此書扉頁上有兩種題辭：右邊是作者靜遠題於一九五三年的「贈業光兄當作茶餘飯後的消遣」；左邊的是「一九五三年彭成慧老師在沙田楓林小館所贈」。鈐印和藏書票，都是香港老詩人方業光（寬烈）的。從這兩組題辭知道：原來名不見經傳的「靜遠」，就是在香港以經營「楓林小館」聞名的文學家彭成慧。

彭成慧（1909～1994）一九三一年畢業於上海暨南大學，與温梓川同學。抗戰期間到香港教書，後創業經營「楓林小館」，在台灣及美加均有分店。彭成慧最早的作品是雜文集《懷舊集》（上海北新書局，1936），比較多人知道的，是散文集《山城之夢》（香港創墾社，1954），其他還有小說《重逢》、《在迷茫中》，和在台灣出的散文集《楓林拾葉》。用靜遠出的這本《做人藝術》相當罕見！

戰時書的怪批文：羅拔高的《山城雨景》

羅拔高的《山城雨景》（香港華僑日報社，1944） 一行從未見過的標語直射眼瞳：「香港占領地總督部報道部許可濟」！書前有葉靈鳳的序，書後有戴望舒的跋，如果沒有這兩位助陣，看來淪陷時期要出一本書真不容易！

其實這裏有：街頭的露宿者、失意的藝術家、塘西紈褲子弟的墮落……是真正反映淪陷時期的文學！

《山城雨景》的作者羅拔高，原是一九三Ｏ年代在上海編電影雜誌《銀星》，並經常在《良友畫報》上寫小說的廣東人盧夢殊，因為愛食「蘿蔔糕」，便用了諧音「羅拔高」作筆名。

限印本：卞之琳的《慰勞信集》

一九三八年，卞之琳（1910～2000）與何其芳、沙汀等，從成都出發前赴延安訪問，《慰勞信集》是本薄薄的小冊子，連扉頁、目錄及書前的空白頁都算在內，才不過六十二頁，收詩作二十首：書名頁後有如下一段話：

本書初版用模造紙印五冊，號碼由甲至戊為非賣品；用上等道林紙印五十冊，號碼由一至五十。

可惜我翻遍此書，均未見編碼，難道是翻印本？如果能翻成這樣，完全是可以假亂真。

比作者本人更清楚：鳳子的《廢墟上的花朶》

鳳子（1912～1996） 在《旅途的宿站》（香港三聯書店，1985）序中說：

四十年代先後在香港和上海出版過兩個散文集《廢墟上的花朵》和《八年》。《廢墟上的花朵》在太平洋戰火中又被毀於廢墟。

她又在《八年》（上海萬葉書店，1945）的序上說：

在這本小小的集子裏……其中有幾篇，曾經收集在《廢墟上的花朵》文集中，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不意「十二‧八」戰起，紙版原稿全部被燬。《廢墟上的花朵》恐怕已無法再生，重新檢得的這幾篇，姑存入這本集子裏，留個紀念。

鳳子說這兩番話，前後相距四十年，她似乎不知道《廢墟上的花朵》其實是出版過的。

不同版本，內容也不同：李輝英的《霧都》

在李輝英所寫的十多部長篇創作中，最重要的是「抗戰三部曲」：《霧都》（上海：懷正，1948）、《人間》（香港：海濱書屋，1952）和《前方》（香港：東亞書局，1972）。

《霧都》是一部暴露抗戰期間陪都黑暗面的小說，凡三十萬字的《霧都》寫完後，李輝英把書稿寄給上海開明書店的葉聖陶。結果由劉以鬯的「懷正」出版。

一九五七年李輝英曾有星馬之行，並得當地的出版商答應重版《霧都》，但因為字數太多，出版成本過高，被建議改寫，縮至二十萬字，以减低成本，削低定價，以利發行。可惜到一九五八年冬改寫完成後，書稿積壓經年，未見付排，大抵是出版商的如意算盤打不響了。直到一九六Ｏ年，《霧都》才有機會改由本港的中南出版社出版。一部長篇小說，在不利的商業條件下被迫删節，由三十萬字改成二十萬字，砍掉了三分之一，內容當然濃縮了很多，但，原貌還剩下多少？有無脫離作者當初的寫作原意？都是值得我們關注的。把這兩本書的五十萬字細讀一遍，再作比較研究，應該是件很有意義的事！

伴舞小姐也寫書

《成愛倫小品》，一九五二年四月，由愛倫出版社初版，是奇女子成愛倫的第一本作品。此書為三十六開本，凡一四四頁，收散文小品共一百篇。還有很特別的廣告頁：香港軒尼詩道的「軒尼詩酒店舞廳」；九龍西貢街的「萬國舞廳」、「哥倫布三六九飯店」；彌敦道的「喜臨門舞廳」、「雪園飯店」；石塘咀的「四時新」上海菜館和廟街的「福祿壽飯店」等。據說成愛倫出此書之時，乃香港的舞海奇葩；從她所接得廣告的支持面看，可見她當時是頗受歡迎的。最難得的是她這本小書，居然邀得十篇來序，請看以下名單：大方、鱷潭客、戎馬書生、斯人、徐鎮南、蕭思樓（過來人﹚、珠玉、臧嚴、周天籟、過海小卒等，看來全是旅港的上海派文人呢！

成愛倫（1925～），只是筆名，原名不詳，寧波人。是出生自頗為富裕家庭的大家閨秀；自小喜愛文學，十七歲開始寫日記。高中畢業後向報刊投稿，以寫作為樂，據說還辦過報紙。她長期生活於上海、杭州。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八日起，在香港《羅賓漢日報》寫每日見報的專欄，名為《心聲散記》。由於她身份特殊，見多識廣，寫作內容十分豐富，一百篇短文中，有談戀愛的、寫生活瑣事的、旅遊的、寫人的、談民俗的……包含甚廣。她為人低調而有主見，文內經常為男女之不平等而憤憤不平。

書緣故事：楊朔的《生命泉》

楊朔（1913～1968）的《生命泉》（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是本散文集，初版居然印了十六萬三千冊。當年我之所以買這本書，並非特別愛讀楊朔的文章，而是見書後貼了兩張專欄的剪報。專欄是霜崖（葉靈鳳）的《霜紅室隨筆》：〈初版十六萬冊的《生命泉》〉和〈《生命泉》和《西江月》本事〉。

多年後的某天，移居澳大利亞多年的本港藏書家黃俊東（1934～）來寒舍賞書，平裝本的《生命泉》碰巧放在案前，俊東翻書看看，喟然而嘆曰：「世事何其巧也，此乃我失去多年之書！」我請俊東在書內寫幾句，他即席揮毫：

這是我喜歡的一本散文集，搬家時不意流落舊書攤中，多年後無意間在吾友定銘兄的書架上見到，有如老友重逢，喜悅之餘特留字誌念。

黃俊東2007年4月21日於香江定銘兄的齋中。

人生聚聚散散，書緣故事有趣感人！

◆舊書不一定好，「舊版書」中也有劣版：

望雲《星下談》的盜印本

正版《星下談》

劣版《星下談》

正版《星下談》的封面極單調，白底綠字，只印了「星下談，望雲」那幾個字。你如今見到的《星下談》書影，色彩斑斕，構圖吸引，卻原來是本質素低劣的盜印本：版權頁欠奉以外，內文因遷就紙張，僅六十四頁（三十二開本，一張紙底面印，就是六十四頁），把原書的六十五至八十頁刪掉。

施濟美的《莫愁巷》改成《後窗》

施濟美的《莫愁巷》於一九四八年動筆，隨寫隨於汪波（沈寂） 主編的上海《幸福》月刊（第十九至二十二期？）發表，最終於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日完稿，全書十八章，另加一節《尾聲》。施濟美說「莫愁巷」原是神仙的家鄉，是一處只有歡樂，沒有愁苦的天堂。然而她筆下的《莫愁巷》，卻是人間苦痛的一角，這裏有高高門檻的闊人王家，仰人鼻息的各階層傭僕，也有靠賣淫過活的妓女，經營小生意的各類商人，不同類型的低下層工人……他們都生活在莫愁巷裏，各有各的煩惱、悲慘……

香港有間南洋圖書公司，不知哪年代把《莫愁巷》翻印了，改名《後窗》，可幸主事人還有點良心，沒把作者的名改掉，算是有根可尋！

林淑華《婚變記》其實是蘇青的《結婚十年》

如今大家見到的這本，由香港三達出版公司印行，署名林淑華女士著的《婚變記》，就是作者和內文都胡亂組合的超級「偽書」。林淑華是一九四Ｏ年代的上海作家，她和丈夫徐惠民衝破封建社會的囚籠結合，後來卻年青守寡……。她把自己坎坷的遭遇寫成小說《生死戀》，發表在《伉儷》月刊上一舉成名，「洛陽紙貴」銷了多版。一九五Ｏ及六Ｏ年代的香港也翻印過多次，在坊間還買到林淑華的《情意綿綿》和《春花秋月》，後來從一九八三年浙江文藝重印的《生死戀》中知道，林淑華其實只寫過《生死戀》，這些都是「偽書」。

手邊這本不具出版日期，估計是一九六Ｏ年代出版約《婚變記》，由兩本書合成，厚達三百四十多頁，隨意一翻，即知道是蘇青的《結婚十年》，其實蘇青的名氣遠遠在林淑華之上，銷量亦應有保障，翻印書商的動態有時真莫名其妙！

端良《鴜鷺湖的憂鬱》

香港坊間有本一九五Ｏ年代出版，端良的短篇小說集《鴜鷺湖的憂鬱》，此書相當罕見，我至今未曾翻閱，僅在互聯網上見過書影，未知實際內容，但可以肯定的告訴大家此書的古怪之處：《鴜鷺湖的憂鬱》是東北作家端木蕻良的成名作，寫東北的農婦以肉體換取豆糧的故事，為何端木蕻良會變成了「端良」？

原來一九五Ｏ年代南洋不少地方拒絕中國的出版物進口，尤其是簡體字書籍，因此，很多内地作家的作品，都是運到香港，用繁體字重排出版，才能進口。有些出版社為求保險，連作者名都改了，端木蕻良也就不幸地變成了「端良」，實在無奈！

（二）「世界」與「環球」

所有書刊都有賴出版社才能出版，1950及60年代的出版社，大家多談友聯、亞洲等較大的，其實還有一些少人注意的，如：世界出版社、環球出版社、高原出版社、上海書局、大公書局、創墾出版社……都很有貢獻。

◆世界出版社：香港文學研究社、海濱圖書公司、教育出版社……，都是南洋資本而關係密切的機構，他們出過教科書、兒童書、期刊、三毫子小說……兩套新文學大系及海濱文學叢書。

兩套新文學大系：

世界出版社很早就開始重印中國一九三Ｏ年代的名家作品，最巨型的首推趙家璧編的十巨冊《中國新文學大糸》第一個十年，後來更由北京的常君實及本地的譚秀牧整理了《中國新文學大糸續編》（第二個十年）。此外，他們還編印了近百種名作家選集）。

海濱文學叢書、現代小說叢書：

史得（三蘇）《報復》、路易士（李雨生）《火花》、《黃海風情畫》、孟君《我們這幾個人》、劉以鬯《酒徒》、《圍牆》……等。

後來由劉以鬯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叢書：西西的《交河》、陳映真《唐倩的喜劇》、葛浩文《漫談中國新文學》、夏志清《印象的組合》、白先勇《永遠的尹雪艷》、葉維廉《幻變的追跡》、也斯《山水人物》……梅子主編的海外文叢：舒巷城《太陽下山了》、劉以鬯《陶瓷》、海辛《染色的鴿子》，都是他們出版的。

◆環球出版社：

創辦人羅斌，他辦《新報》，出《藍皮書》、《黑白》、《武俠世界》、《西點》……。這個出版社是流行小說的大本營，鄭慧、依達、岑凱倫、龍驤、楊天成……。除了出流行書，最難得的是曾出純文學期刊《文藝新潮》和三、四毫子小說。

《文藝新潮》

《文藝新潮》是香港一九五Ｏ年代水平相當高的純文藝期刊，大三十二開本，每期八十多頁。它創刊於一九五六年三月，至一九五九年五月的三年另兩個月間，僅出版十五期，是香港舉起第一面文藝旗幟的園地，她讓齊桓、徐訏、劉以鬯、馬朗、貝娜苔、李維陵……等作家在此展示其精品，並培養了崑南、盧因、杜紅……等接棒者。最難得的是她辦過一次由徐訏和丁文淵作評判的「文藝新潮小說獎金」徵文比賽，得獎的三名順序是台灣高陽的《獵》，香港盧因的《私生子》和波臣的《風》。其後他們都成了名家。（圖47）

三、四毫子小說

一九五Ｏ年代中後期，香港流行出版十六開本的「三毫子小說」，以言情及驚險小說為主，由於成本低、稿酬高（每本四萬字，即得稿費二、三百元，那是政府三級文員的月薪），故執筆者不乏名家：葛里哥（劉以鬯）、杜紅（蔡炎培）、李維陵、慕容羽軍、趙滋蓄、俊人……甚至以原來的筆名寫作，有些作品水平相當不錯。三毫子小說最有趣的課題是：名作家們用了些甚麼不出名的筆名出書？

原名周鼎的司空明，是香港一九五Ｏ年代著名的流行小說作家。他抗戰勝利後，從曲江回到香港，入《星島日報》工作，從港聞版編輯做到總編輯，司空明也寫過三毫子小說的《環球小說叢》，有《曲江霧》等多種。

我手邊有本呂嘉謨《環球小說叢》的三毫子小說《不了緣》，出版於一九六Ｏ年十二月十九日，書內有一廣告頁，說由一九六一年起，每十日會推出一種三十二開本的《環球文庫》流行小說，每冊四角。這意味着「三毫子小說」的年代結束，代替它的，是後來的「四毫子小說」。

我特別留意到的，是一九六Ｏ年代中期崛起的「明明出版社」。他們所出的《星期文庫》，作者陣容鼎盛，執筆的多是當時的年輕作家：西西、亦舒、梓人、馬婁（盧因）、杜紅（蔡炎培）、雨季（蔡浩泉）等，均有不少作品在此，難得的是這套《文庫》無論封面及內文插圖，均由畫家蔡浩泉執筆，因為他正是這套叢書的編者。西西的第一本書《東城故事》，就是這個叢書之一。

葉輝為《日落的玫瑰》復刻版所寫的後記，說蔡炎培以筆名杜紅所寫的「四毫子小說」六本。事實上我手邊還有第七本《迴夢曲》，是第七本。

──2013年10月

附錄：

香港重要的純文學期刊（1950-60）
許定銘

一九五Ｏ年代
◆《文壇》：1941.7在韶關創刊，盧森主編1950年移到本港出版，1974年第346期停刊。
◆《人人文學》：黃思騁、夏侯無忌、力匡主編，1952.5～1954.8共36期
◆《文學世界》：黃天石（傑克）主編，1954.4～.7是10日刊，共12期。1956.5～1965.6稱月刊，共46期
◆《文藝新潮》：馬朗（馬博良）主編，1956.3～1959.5共15期
◆《文藝世紀》：夏果主編，1957.6～1969.12 共151期

一九六Ｏ年代
◆《文藝季》：雲碧琳主編，1962夏、1963夏及未見的第三期
◆《華僑文藝》和《文藝》：丁平主編，1962.2～1965.1共26期
◆《好望角》：崑南、李英豪主編，1963.3～1963.12共13期
◆《當代文藝》：徐速主編，1965.12～1979.4
◆《海光文藝》：羅孚、黃蒙田主編，1966.1～1967.1共13期

緬懷「三毫子小說」
沈西城

五八年開始看小說，鍾情通俗，多選《環球小說叢》，十六開本，二十頁，雙色插圖，內容不外奇情、愛情。年幼，不懂戀愛，只尚奇情，短短四萬字，曲折離奇，看得過癮，隔十天買一冊，三毛錢，一月不到一塊，划算。「環球」作家陣容鼎盛，依達、上官寶倫、史得、龍驤、司空明、易文、杜寧、鄭慧、羅蘭……一大堆，盡是名家，我最喜依達、史得和龍驤。依達也是少年人，寫青春愛情小說，迷瘋了萬千書院女生，戮力追求小說裏的白馬王子。史得作偵探，不遜滬上程小青，節骨眼上似更勝。至於龍驤，獨撰奇情，情節怪誕不經，路轉峰迴，是香港科幻小說的開山祖師。那時我僅以讀者身分親炙他們的作品，二十過後，有幸跟三位作家相識，依達同姓同鄉，我入行學寫文章時，就有不少人以為我是依達的弟弟，「環球」老闆娘何麗荔女士也說我跟依達長得像。（哪是，依達兄比我俊俏多了！）依達住在太古城「春櫻閣」時，我常去串門子（註：只在門外，取稿也），隔門聊幾句，爾雅溫文，語調柔和，總說「寫得急不大好，沈西城你看看能用嗎？」真的客氣。嗣後，輒在宴會上碰到，一回跟簡老八一塊兒來，老小活寶，秤不離砣，有影皆雙，那夜依達還叫人替我們三人合照，可惜照片我從未看到過。史得便是三蘇，襟懷恬遠，學識甚富，七十年代末來電邀我喝茶，還介紹我去《東方》寫小說，他跟宋玉（王季友）是好朋友，卻常常相互作不傷和氣攻訐，我夾在中間，啼笑皆非。至於龍驤，寧波人，年長我十多歲，老大哥，犟如牛，不退讓，九十年代中期，過從甚密，他有一位叫小周的朋友，是殷商周文軒胞弟，英俊瀟灑，艷史不勝枚舉，他總想記錄下來，卻不願動筆，央諸我，那時小說不賣了，沒報紙願刊，不幾年，小周病逝，龍驤流淚道：「我太對不起小周，完成不了他的宏願！」如今，史得、龍驤都已謝世，依達聽說在內地經營傢俬生意，優渥時尚，久沒見面，老人戀舊事，朋友也是舊的好。

《環球小說叢》大賣，引起行家垂涎，各類同型刊物紛至沓來，粗略一算，便有《小說報》、《好小說》、《ABC小說叢》、《海濱小說叢》、《星期文庫》等等，我都買來看過，只有《海濱小說叢》勉能跟《環球》匹敵，那是因為它擁有俊人和最具名氣的女作家孟君，當年「孟君信箱」是萬千少女的愛情明燈，我二姊也成了信徒。孟君重倫理觀念，循循善誘，對社會起了正能量的影響。我跟二姊不同，不迷愛情，因而少看孟君，六十年代末，偶然加入「香港青年筆會」，才跟身兼筆會會長的孟君相熟，她帶領我們到「無綫」參觀朱維德的《歡樂家庭》，還組織座談會跟我們談寫作，親切和藹、優雅韶秀。「三毫子」小說的作家，其實有不少是文學家，易文、王植波（王樹）、黃思騁、張君默、李維陵、路易士、司空明、林以亮都是文壇重鎮，因之當年「三毫子」小說，非如一般人所想像的低級幼稚，相反還存有不少精品！就以司空明（周鼎）的《曲江霧》來說，描述戰時亂曲江社會實態，襯以愛情，真實浪漫，有悖通俗。「三毫子」小說流行了三、四年，到六一年一月開始，加價一毛，成了「四毫子」小說。許定銘兄在〈三毫到四毫〉一文裏這樣說──「我手邊有本呂嘉謨《環球小說叢》的三毫子小說《不了緣》，出版於一九六Ｏ年十二月十九日，書內有一廣告頁，說由一九六一年起，每十日會推出一種三十二開本的《環球文庫》流行小說，每冊四角。這意味着『三毫子小說』的年代結束，代替它的，是後來的『四毫子小說』。《不了緣》是《環球小說叢》的第一七九號，最後的一冊是二十九日出版，羅蘭的《兄妹奇緣》。至此，出版歷時三年多的『環球』三毫子小說劃上句號。」看到呂嘉謨的名字，我全身哆嗦，何至如此？賣個關子，下周與你說端詳！

（附記：馮敬恩洩密事件，我的看法是「非常時，可棄小義成大義。」）

（蘋果日報二Ｏ一五年十一月一日）

從三毫到四毫
沈西城

呂嘉謨是上海人，酷愛文藝，常投稿「環球」，多獲刊出，儼然成為作家，我看過他幾本小說，最有印象的是《不了緣》，文筆流暢，結構嚴謹，有別其他作家，可這並不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昔日銅鑼灣有家「勝斯酒店」（即如今「樂聲」大廈），那是一幢五六層高的酒店，地下有個咖啡室，我常去喝咖啡，六十年代某日，酒店發生了一起謀殺案，一個中年男人倒斃房間，經警方查找後，得悉死者是同區啟超道一家上海菜館的賬房先生。沿此線索，順藤摸瓜，鎖定兇手是一個姓呂的男子，正是作家呂嘉謨，被捕後坦白認罪，原來兩人有斷袖癖，因死者再築新巢傍向人，呂遂起殺機。我哆嗦是除了震驚、難忘，還存憐憫，呂嘉謨是一個好作家！

三毫子小說時代，「環球」獨領風騷，六一年一月加價成為《環球文庫》四毫子小說後，競爭對手蠭起，來勢最兇猛的是「世界出版社」出版的《海濱小說叢》，模式相仿，作家陣容也是盛極一時，隨手數來便有俊人、孟君、梁荔玲和雨萍。俊人原名陳子俊（雋），當年是香港首屈一指的作家，在《星晚》的連載，吸引了萬千讀者，他為《海濱》所寫的《斷腸草》是經典式的愛情小說，震撼人心。孟君不消說，名頭更高，「孟君信箱」為數以萬計的女性指點愛情迷津，是眾人的大姊，《海濱》請她寫《愛人》，正是她的拿手絕活。除了孟君，還有去世不久的梁荔玲，擅長描述青少年生活，堪與依達匹敵。梁荔玲跟我有一段來往，多年前曾為我道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故事，內容牽涉到某左派著名文人，梁荔玲性本率直，不會打誑，毋妨錄出。荔玲姊某次參加了一個左翼團體晚宴，席散，著名文人自動請纓送她回去，既然是朋友就不以為忤。到了家門，文人央荔玲姊請他喝一杯咖啡，不便拒絕，豈料入門後，借意不辭，直到荔玲姊鳳眼圓睜，大發脾氣，這才抱頭竄去。文人無行，在所多有，只是想不到著名文人也會如此！雨萍是老師，《鳥伴》是優秀的短篇。

《海濱》以外，還有曇花一現、由「明明」出版社主編的《星期文庫》（這屬「同人誌」，熱心文藝的青年各自掏腰包合資出版），當年蔡浩泉、蔡炎培、桑白、周石、沙里都是貧無立錐而對文學充滿熱誠的青年，志同道合，遂合租北角錦屏街一房子作為居停兼「出版社」，蔡炎培（杜紅）是主力，一共寫了七本小說，其中《日落的玫瑰》最為時重。蔡炎培跟我是老朋友了，即便今天，也偶會通電話，他是典型詩人，不論寫什麼類型作品，都帶詩意，《日落的玫瑰》當不例外，許定銘批曰「《日落的玫瑰》是本故事性很弱的小說，以詩意及心象抒情式鋪陳許星堤及江二瘋的愛情故事。」「詩意」、「心象抒情」，多好聽的名詞！說真了，就是讓人不易捉摸的心語。蔡浩泉（雨季）是亦舒前夫，他的《天邊一朵雲》是《星期文庫》的重頭之作。桑白便是報界聞人馮兆榮，曾用過「馬二」筆名寫雜文。至於周石，後來成為《東方日報》老總，貌似曹操，卻有雄才，當年《東方》副刊，名家林立，三蘇「怪論」、倪匡「科幻」，都是精品。四毫子小說的潮流綿延至六十年代中期開始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三十二開的《文藝叢書》，領軍的仍然是「環球」，楊天成的《二世祖手記》、依達的《蒙妮妲日記》和何行的《花花世界》，更成為六、七十年代大眾的精神食糧。九十年代中期，報刊廢小說，三毫子、四毫子一類的小說已淪為歷史陳跡，許定銘兄喟然道「有緣的愛書人，或許還可以在舊書店（如今亦賣少見少矣）中偶然碰到四毫子小說，十六開本的三毫子小說，恐怕要到拍賣場去叫到臉紅耳赤了！」塵封舊物，成搶手貨，在一個最荒謬的時代不足為怪。

（蘋果日報二Ｏ一五年十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