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該被遺忘的「梅漂」

不該被遺忘的「梅漂」
許定銘

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三人合編的《香港新文學年表一九五Ｏ～一九六九》（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二ＯＯＯ），是本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獻，它以表解的形式，詳列了一九五Ｏ及六Ｏ年代香港文壇上的大事，其中「出版」一項尤具實用價值。他們先選出有用的材料如：出版書籍、創刊雜誌、連載專欄等，先註明日期，然後簡述該出版物內容，舉些例子：

一九五一年六月
洛風小說《人渣》（某公館散記）出版。（「洛風」是嚴慶澍常用的筆名之一，很多人都知道，不必解說。這條史料還說明了《人渣》即是在報上連載時的《某公館散記》，而唯一的缺憾是沒標明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七日
李雨生小說《太陽底下》開始在《新生晚報》連載，至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完結（連載開始至完結日期俱備，極方便研究者查閱）。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百劍堂主專欄《百劍堂雜筆》開始在《大公報》刊載（「百劍堂主」即陳凡，卻不是人盡皆知的）。

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
文藝雜誌《南洋文藝》創刊，由譚秀牧主編，主要作者：舒巷城、何達、羅隼、范劍、韓思莽、藝莎等，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停刊。

《香港新文學年表》中這樣的條目有千多條，方便查閱以外，還為準備撰寫香港文學史的學者提供了最便利的工具。條目中的人物和刊物，都是這二十年中較重要或受注目的。不過，也有些是名不見經傳，或需要解說，以免引起誤會的，如一九五Ｏ年代經常在《新生晚報》寫連載小說的「路易士」，就應該說明即是「李雨生」，而不是台灣詩人「紀弦」（當時紀弦也曾停留香港，並以舊筆名「路易士」發表詩作）。

至於《年表》中一些較少見的名字，像小雲、蒂克、任重、莫若英、李堅真、高龍芭……等只出現過一兩次的人物，只好讓專家去慢慢摸索。不過，我卻留意到「梅漂」這位出現多次，而我居然不知道是誰的作家。請大家先看他的條目：

一九五八年十月五日
梅漂小說《囡囡》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五九年二月六日完結。

一九五九年二月九日
梅漂小說《遲來的春天》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完結。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梅漂小說《霧散了的時候》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五九年十月四日完結。

一九五九年十月五日
梅漂小說《秋雨春心》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六Ｏ年六月七日完結。

一九六Ｏ年六月八日
梅漂小說《霧裏情天》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三日完結。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六日
梅漂小說《高處不勝寒》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結。

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
梅漂小說《夜長人奈何》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結。

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
梅漂小說《螟蛉小姐》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一日完結。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四日
梅漂小說《南燕迷船》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六四年十月四日完結。

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
梅漂小說《苦果》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結。

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
梅漂小說《漩流》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完結。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日
梅漂小說《飛夢天涯》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完結。

此人由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七的九年間，從無間斷的為《新晚報》連載了十二個長篇小說，總字數應在一百五十萬字以上，奇怪的是這樣的一位作家，多年來沒人提及，既沒有消息知道是誰的化名，也不見這批小說出版單行本。這個疑團在我腦海裏盤旋多年而無法開解，最近終於忍不住，向與《新晚報》關係密切的前輩請教。終於知道「梅漂」是旅法本港名作家高潔的母親梁良伊（1925～1995），當時是報館的編輯，寫小說是個人的興趣，當事人極低調，不想揚名，默默地只讓「梅漂」隨歷史長河飄向遠方……。

後來前輩還告訴我：「梅漂」曾用另一筆名「一葉」，出版過雜記《西南千里行》（香港南粵出版社，一九七Ｏ）、《桂黔路上雜憶》（香港致誠出版社，一九七四）和散文集《花葉絮語》（香港海洋文藝社，一九七八）。

一九六Ｏ年代末，一葉回鄉探親之餘，順道遊覽了衡陽、柳州、貴陽、桂林……等多個我國西南方的城市，「瀏覽過不少名勝古蹟，接觸過各種人，目睹過很多新鮮事物」，回來後寫成了這本十多萬字，圖文並茂的《西南千里行》，這對於當年還沒有機會回國觀光的香港讀者來說，無疑是一份恩物。到西南各地遊覧，在一葉來說，那是「重遊」。「重遊」與初經西南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心境與景物，此所以一葉在《西南千里行》後，又動筆寫了《桂黔路上雜憶》，所記是一九四Ｏ年代途經這些城市時所見的悲情，兩本書並讀，互相印證，當可感受到二十年間，這些城市中世事的滄桑。

一葉或者梅漂，不僅是小說家，閑時還寫抒情式散文，都收進《花葉絮語》裏，她在後記中說自己是鄉下人，對花葉格外眷愛，常在花間葉畔執筆，對花葉有濃厚的情感，其實，她筆下流露的，何止花葉之愛，河山大川、人情之愛，也自她筆下涓涓流出……。

──2012年8月

刊於《大公報‧文學》

詩作、翻譯中游走──專訪黃燦然

詩作、翻譯中游走──專訪黃燦然
李浩榮

【編按：黃燦然是香港詩人、翻譯家。近年提早從《大公報》國際新聞翻譯員之職退下，遷居深圳，潛心創作。對這位矢志文學翻譯與創作的詩人，本版派出特約記者作一次深入的專訪。】

問：最近您翻譯約瑟夫‧布羅茨基的《小於一》在內地出版，銷量火紅，可以談談那本譯作嗎？下一本會翻譯什麼？

黃燦然（下稱「黃」）：約瑟夫‧布羅茨基名氣大，在內地影響也大，但過去沒有充分翻譯過來，所以最近《小於一》甫出版，便引起轟動，銷量甚佳，已經印了五萬多冊，打入內地好幾個好書榜。《小於一》是一本評論集，十八篇文章，原版五百多頁，中文版四百多頁。以前零零星星地有人翻譯過，這是首次全譯，由一個譯者負責，風格會比較統一。最初怕沒有銷路，只印了三四千冊，一推出即斷貨，至今已是第六、七刷。現在內地高級文化的書籍，銷量顯著提高，我發現新興的中產階級相當有品味，他們買得起書，又愛看書。像我深圳住的那棟房子，周鄰都是相熟的朋友，中產階級小社區，他們的談吐舉止均斯文得體。他們的品味比詩界的人還要好，很多號稱寫詩的人，都不讀書的，談吐無聊至極。翻譯《小於一》時，我同時向出版社推薦希尼的Finders Keepers，中文書名暫定為《希尼三十年詩選》。

問：曾經聽您講過，您的翻譯觀跟傅雷很接近，但方法有別，可以闡述一下嗎？

黃：讀傅雷的任何譯本，像「巴爾扎克」系列，你會發現他的節奏緩慢，根本無法快讀，要很用心，跟讀一般的流行小說不同。傅雷講究用字，不贊成太淺白的白話文，反對官腔，時或以僻字、方言入文，文字結實不虛。儘管他也用上不少成語，我不太贊成，但還過得去。在好的翻譯家手裏，沒有什麼會是壞的。至於我呢，如果那一個句子可以，我會盡量直接移植過來。最近有位編輯跟我講，不同意我的直譯觀，說我自己這樣子弄可以，但不要提倡。我說那可不是我責任，像有人提倡意譯一樣嘛。我不是不講究文字，但一般的直述句，我傾向直譯，讓它變得複雜。如果句子真的長得無法移植過來，那只好把它重組打碎，把最難的稍為淡化。我可以寫出一句百多字的句子來，但可能連自己都讀不來，只要我自己可以接受，我便直譯。我相信讀者比譯者聰明，既然我自己讀得懂，那麼讀者就一定能懂。你總不能把讀者想像成一個白癡，那是不負責任。太難的地方，我把它簡單化；淺白的地方，我盡量一字一句移植，增加一點難度，那就取得一個平衡。有的譯者提倡「好的中文」，其實他們的中文一點都不好。簡單的地方，他們用成語來代替，複雜的地方，他們卻譯得非常歐化，根本不通，風格上形成了很大的落差。

我的靈魂

問：詩集《我的靈魂》中，您的詩歌很多都是四行詩節、五行詩節等等，格式化的處理是押韻等的需要嗎？

黃：在寫第一節的時候，詩可能會自然成段，那就一生二、二生三，經常會這樣。有時候寫自由詩，不單是句末押韻，也可在句中押韻，譬如第一行的結尾與第二行的句中押韻。古詩都是句末押韻，而我們現在可在句中押。押韻可以是無意識的，跟隨語感，隔一兩行不知不覺間押韻。另一種是有意識的，盡可能地去押韻，但也不勉強。如果我想在那押一個韻，但真的無法做到，便放棄算了，不要那麼執着。為了押韻，會隨時改動內容，背後的一個條件，是要改得比原來的好。可能長話短說、壓縮、或刪減。如果沒有形式限制，原來可以刪掉的內容便都保留下來，其實是在積藏糟粕。

問：您對巴赫等人的古典音樂非常熱愛，那是否影響到您詩歌中的音樂性處理呢？

黃：我現在也會採用「讓散文來反對散文」，一般詩的形式已經無法容納音樂了，我乾脆不用詩的形式，而用上很長的、散文式的句子，那其實有着很強的音樂感。一般的詩雖然押韻，但在我眼中，還是散文，包括自己的詩，所以我想寫一種更具音樂感的詩。聽交響樂，有時候你很想把一種很特別的音樂拿出來，但現有詩的形式很難做到。聽古典音樂的人，有兩種傾向：初聽者，喜歡輕快的，到了慢板，會很不耐煩；另一種聽慣了慢板的，到了聽輕快的樂章時，也會很不耐煩。讀詩也類似，一般的讀者讀節奏平緩的詩歌，會較容易接受，但突然讀到一首節奏很慢的，也許會覺得不耐煩。然而，當你讀過大量詩歌以後，會發現節奏正常的，喜愛，但只有慢板的那首，特別鍾愛。這需要靠氣氛的烘托，細節的經營，主旋律才可以出來。《斜陽下》我寫給多多的，詩本身包含着一種深沉雄厚的音樂在裏面，很慢的，需要耐性，慢慢鋪排。詩一開始，我只寫自己行山見到的景物，最後才提一下多多，其餘皆是點綴。我自己很喜歡這首詩，個別幾位朋友也很喜歡。

問：如果要您選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詩人，您會選哪一位？

黃：我會選葉慈。相比艾略特，葉慈的詩藝更高一籌。葉慈的詩歌，語言極為精煉，寫得很玄，愈深挖下去，愈覺得奧妙無窮。「大詩人」中也有等級之分的，像杜甫，等級最高，韓愈、蘇東坡都比不上他。葉慈作品的多樣性、複雜性，皆比艾略特豐富，整體氣派勝於艾略特。艾略特屬於革新者，葉慈是英詩傳統的集大成者。革新者或發明家不一定成最偉大的，像電腦界，比爾‧蓋茲才最了不起。但另一方面，葉慈寫的詩評，見解也許更高明，但在系統論述方面，便不如艾略特的了。這說明一個問題，詩評寫得好的人，詩歌也一定寫得好，無庸置疑的。未有二流的詩人能寫出一流的詩論，三流的就更不消說了。然而，這不表示最偉大的詩人可以寫出偉大的詩評。恰恰相反，他們都把理論融入進詩歌中去了，密不可分。

問：內地詩人中，您特別推崇多多，可以講一下你們的交往嗎？

黃：上世紀八十年代，多多開始寫詩，出手已然不俗。他為人孤僻，高傲，脾氣暴躁，但天真如小孩，是中國少見的天才型詩人。一九八九年，他碰到一個機會，出國朗誦詩歌，好像是去倫敦。六四翌日，他立即就逃亡出去了。最早讀到多多的詩，想是八六、八七年，在朋友家裏，灕江出版社詩選系列，《行禮：詩三十八首》，很薄的一本，讀時頓覺驚歎。那時候我很喜欣賞狄蘭‧托馬斯，在節奏上，發現多多跟狄蘭‧托馬斯很像，也許多多有受他的影響。八九以後，我一直留意着多多，他在《今天》發表詩作，凡是有他的期數，我都必買。我的好朋友呂德安，福州詩人，知道我喜歡多多，有回他在紐約碰見多多，就把多多的地址抄給我。九二、九三年我們開始通信。九七年，我在編《聲音》詩刊的最後一期，那期主要是收錄多多過往在《今天》發表過的詩作，封面還弄了張他的個人照。那時我剛買了台電腦、打印機，就自己動手編輯，出了二十多本而已。其中給了凌越，他正要去海南島探望哥哥，順便帶了一本給《天涯》雜誌詩歌編輯。編輯讀完，嘖嘖稱奇。從八九到九八，多多流亡的十年，大陸全面商業化，文人下海，中國文化進入荒涼期。儘管這只是一層表象，我們同代的人仍默默地寫作，但大陸幾乎沒有人知道多多是誰了。知道和喜歡多多的詩人就那麼一兩個，其中一位是黑大春，北京詩人，我們當時在廣州見面，都在聊多多的詩，他是唯一能跟我談多多的朋友。九八年以後，中國當代詩歌研究肯定有一個非常明顯的轉折點，以前是沒有人提多多的。《天涯》雜誌九十年代有一個詩歌專欄，九八年那一期，編輯想辦一個多多的詩歌專輯，約我寫了篇評論文章——《多多：直取詩歌的核心》。一輯詩歌加上一篇評論，就像炸彈，影響很大。九七年，我去德國朗誦詩歌，特地飛去荷蘭探望多多。二ＯＯＯ年，海外的高希均劉麗安夫婦，創立一個「安高（Anne Kao）詩歌獎」，獎勵中國詩人。我是第一屆的評委之一。那一屆我們評委決定把獎項頒給多多和張棗，所以我跟多多很有緣分。平常我們通電話，一聊便是兩個小時，那時電話費很貴，要幾百塊。現在，多多在海南大學當教授，半年教書，半年休假，很輕鬆的。

問：香港的詩人裏，您最欣賞哪幾位？上世紀九十年代，陳智德和劉偉成找您，為「青年詩人」編詩選，可以談談您的原則嗎？

黃：當我認真研讀香港詩人的作品以前，我已經有系統地讀過古今中外大家的作品，所以對香港詩人的作品，沒有太大的驚訝。但整體上，香港幾代詩人都在努力寫香港本土，使我印象特別深刻，這也是香港詩歌相異於台灣、大陸和其他華人漢語詩歌的獨特之處。至於我欣賞的香港詩人，都已編進《從本土出發：香港青年詩人十五家》、《香港新詩名篇》和《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詩歌卷》。同代人的很難看出同代人的好處，所以同輩的我不會去比較，我會把眼光放在前人身上，那才能有更大的進步空間。至於編《從本土出發：香港青年詩人十五家》，完全是由作品的質素來決定，我那時候還不認識那批「青年詩人」。陳智德和劉偉成負責蒐集詩作，而我則作挑選。我可以告訴你，他們也是很公正的，甚至把我內地詩友的作品也蒐集過來，可以看出他們是以作品的質素來衡量，而非因人而論。

問：平常多看小說嗎？現在還有寫散文？

黃：現在我都不太讀小說，因為小說的語言跟詩歌比起來，實在太囉嗦了，而我追求的是一種簡約的語言風格。好像莫言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以後，我也沒有特別去翻讀他的小說，以前讀過他的《紅高粱》，寫得還可以，但後來讀他的《酒國》，就完全讀不下去了。散文我最近也不太寫，因為一旦進入了寫詩的狀態，我就不想被其他的文體中斷那種很精粹的思維。散文畢竟需要依賴邏輯的鋪展，那是另一種的思維模式了。

問：這次您選來了三首詩歌，《桑丘睡眠頌》、《加謬說佛》和《女侍應》，可以跟讀者談談它們的創作過程嗎？

黃：《桑丘睡眠頌》與《加謬說佛》，是我看了英譯本後，改編過來的。第一步是翻譯，第二步是散文的剪貼。很多人在讀這些散文的時候，不知道自己在讀詩。所以，我說這不是創作詩，而是發現詩。《女侍應》這首詩的原型是我公司附近一家西餐廳的女侍應。顯然我遇過不少很好的女侍應，但這個女侍應引發我寫詩，表明她也許給我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我後來因為那家餐廳第二次給我變質的牛扒而從此不再去，但是有一次在鰂魚涌地鐵站，我看見遠遠有人跟我打招呼──向我揮手微笑，走近覺得她很面熟，過後才想起她就是那位西餐廳女侍應。這首詩一方面說樣貌普通的女侍應，另一方面說漂亮女人，她們的微笑不溢出自身，大概是說她們只會在對自己有利的情況下才微笑，例如人家讚美她們，人家寵愛她們，或她們自戀地談起自己的漂亮之類。當然，一首詩之所以是詩，就是用散文一解釋，其豐富性就立減。我這個解釋也不例外。

（採訪及整理者是本版特約記者。）

黃燦然簡介

生於福建泉州，一九七八年移居香港，詩人、翻譯家，曾於香港《大公報》任職國際版翻譯工作。著有詩集《十年詩選》、《世界的隱喻》、《游泳池畔的冥想》、《奇迹集》；評論集《必要的角度》、《在兩大傳統的陰影下》；譯文集《見證與愉悅——當代外國作家文選》。並獲得第六屆及第九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評論組推薦獎、二Ｏ一一年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詩人獎。

（原刊明報二Ｏ一五年二月十四日，轉貼自《評台》二Ｏ一五年二月十六日）

組文社的青葱歲月

組文社的青葱歲月
許定銘

一九六Ｏ年代初，當香港大部分青少年都沉醉於歐美的流行音樂，熱衷於組織樂隊的同時，有一群青少年，卻把他們課餘的青葱歲月獻給文學寫作。他們喜愛文學作品，閱讀之餘更大膽嘗試創作，繼而組織文社，互相交流閱讀和寫作心得，甚至出版社刊、舉辦文學講座和研討會，在當時被稱為「文化沙漠」的香港，確實掀起過一陣旋風，翻起了不小的浪濤。

香港的文社熱，最蓬勃的時期是一九六三至六八年間。一些文社的過來人粗略統計過，當時活躍的文社超過二百家，文友逾千，出版的社刊在百種以上。組織成員大部分是中學生，還有少部分則是大專生和在業青年。

青少年組織文社有三項主要目的：一是互相鼓勵，努力寫作投稿；二是出版社刊；三是舉辦文學講座和開研討會。

一些較大、組織完善的大文社，像阡陌、同學文集、風雨、晨風、芷蘭、藍馬……，以至後來的聯合組織「文社綫」等，都有這些活動，而且都辦得相當不錯。報刊型的《阡陌》、《風雨藝林》、《晨風藝圃》、《藍馬季》，單行本文集的《綠夢》、《荒原喬木》、《戮象》等，都是至今幾十年來難以忘懷的。

我是一九六二年開始學習寫作的，適逢其會趕上這一次洪濤，先與校內同學組織了「芷蘭文藝社」，後又邀約了原先已加入其他文社中，文風及興趣接近的文友，組織聯合陣營的「藍馬現代文學社」。芷蘭的社刊和其他大部分文社的一樣，最先都是出蠟紙油印本的，好像出了三期才轉為鉛印八開報型版，也是只出三期。「藍馬」組織之始，目的就是要出單行本。龍人、白勺、卡門、羈魂、易牧、許定銘和蘆葦七人的組合，在成立藍馬現代文學社後幾個月，即於一九六四年十月出版了合集《戮象》。後來擴大組織，在一九六五至六六年間，出版了三期純文學創作的期刊《藍馬季》。

一般文社的社刊，多是先出油印，後出鉛印的。一九五Ｏ年代出社刊的文社較少，他們多以一群文友合出單行本為主，如《靜靜的流水》、《沙漠的綠洲》、《棠棣》、《向日葵》、《擷星》等。近來有人愛討論：

哪份是一九六Ｏ年代最早出版的文社鉛印社刊？

曾参與其事的一位資深文友認為出版於一九六五年六月的《金線》應是老大哥。

其實不然！

一九六Ｏ年代初的《中國學生周報》有通訊員組織，組員多為中學及大專學生，目的為該報提供校內消息及推動發行網絡。此中的「學術組」曾有文社組織，叫「阡陌文社」。「阡陌文社」是何時成立的？寫這篇稿件時，我正旅遊在外，手邊並無正確資料，不敢亂說。西西、羊城和馬覺好像都是社友，他們應該比我更清楚。

但我如今還有本他們於一九六三年一月編輯出版的單行本《綠夢》，說是文社成立三年後的果實；另有半份「阡陌文社」的社刊《阡陌》，那是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第二十九及三十期合刊。若以它作月刊推算，則《阡陌》應創刊於一九六Ｏ年初，是文社成立時隨即出版的，比出版於一九六五年六月的《金線》早很多。

《阡陌》第29及30期合刊

但「阡陌文社」既是《中國學生周報》的內部組織，像其餘的《學生之家》和《學園》一樣，很可能會接受《中國學生周報》的資助，論者往往會不把它列入「由青少年學生自發組織及科款出版的刊物」內。

我用手邊的資料搜尋了一下，發現「由青少年學生自發組織及科款出版的鉛印刊物」中，較早的幾種應該是：

《風雨藝林》（1964年3月）
《晨風藝圃》（1964年3月）
《蒲公英》（1964年4月）
《芷蘭》（1965年5月）
《藍馬季》（1965年6月）
《金線》（1965年6月）

1964年4月創刊，古蒼梧主編

這個次序只據手邊資料列出，1964與1965之間差距較闊，當中可能有遺漏，留待他日補充，但前面的幾種應該相當準確。

《金線》是古蒼梧主持者，僅出一期即被校方查禁，如今非常罕見。

提出《金線》應是「由青少年學生自發組織及科款出版的鉛印刊物」第一種的那位資深文社人，曾參與以上社刊超過一半以上，說的時候，他只是隨便談談，並未翻查資料。不過，他何以會特別記掛《金線》？當然有他的理由！

《金線》由「現代文學讀書會」編印，這個「讀書會」約有十多人，都是中文大學某學院的學生，大抵志趣相投，組合一起，希望為讀書界做點事、盡點力。在創刊詞〈孝子，浪子，媒婆〉中，他們以「孝子」比喻「守傳統的株，待復興的兔」的「傳統派」；以「浪子」比喻自命為「失落的一代」的「異域派」；而「媒婆」則是玉成「異國通婚」的，從事評介及翻譯的學人。

很明顯，這份刊物是以全力推動學術為目的的。創刊號的重頭文章有藍山居（古蒼梧）的〈新詩沒有根嗎？〉、王誼的〈現代文學的趨勢與中國文壇〉、震鳴的〈十五年來的翻譯概況〉和柳煙橋的〈掌上雨〉讀後感，這樣一份純文學理論及評論的刊物，在當年的學生文壇上是絕無僅有的。但，最後的結果是刊物一出，即被校方查禁，創刊號亦即成了終刊號，難怪主事人忿忿不平，幾十年後寫回憶錄時，仍心有鬱悶，才會把《金線》誤以為是文社鉛印社刊的第一種。

何以一份純文學評論的學生刊物也被禁？實在耐人尋味！

第八期是風雨文社五周年特刊

至於排在榜首的《風雨藝林》，是風雨文社的社刊，八開的報型刊物，出至一九六八年四月的第八期止。風雨是當年辦得頗成功的文社，除了社刊，還辦過不少文學講座，日後最為人所知的社員是小說家柯振中。

這是晨風文社的社刊，右圖之右下角有「」字，此乃水禾田之少作。

水禾田設計封面的《晨風》

同列榜首的《晨風藝圃》，是晨風文藝社的社刊，最初的是八開報型，後來改成十六開雜誌型；到一九六七年二月的第五期又改成大三十二開的書型，並改名《晨風》；到一九六七年十月的第六期再改為四開紙的《藝之迴廊》止，前後共出六期。無論哪一册社刊，設計都相當出色，因為由第一期起，編輯者都是大名鼎鼎的水禾田，而至今還在香港文壇上馳騁的晨風社友，是近年主編《作家》和《百家》的黃仲鳴博士。

一九六八年以後，六Ｏ年代初組織文社的那群青少年人，大都完成了學業，投身社會各階層謀生去了。工作與文化無關的，那段青葱歲月的陳迹，很可能僅留在夢中，或沉澱到個人的潛意識裡，不知何年何月才會浮現；工作與文化有關的，很多都改了筆名，視青少年時的文社活動魯莽、幼稚，不願再談，只在酒酣耳熱之際，偶然談到昔日的傻徑，多打個哈哈來顧左右言他！

以上所談的是一九六Ｏ年代的文社事，而事實上，香港的文社活動，早一輩在一九五Ｏ年代也曾相當活躍，只是那一輩人中學生較少，多是大專生和文藝青年，生活迫人要及早謀生，一是沉寂得快，不再談文事；一是冒起迅速，成名早，便不屑以「文社」那樣的小圈子人自居，而蓄意自我遺忘了。

近年認識了幾位前輩文人，都是曾組文社的一九五Ｏ年代青年。老報人、攝影家及藏書家何源清告訴我，早在一九五三年初，他已與文友們成立了簡稱「文生社」的文生文學研究社，社員有崑南、唐文標、林夢影、梁秉華……等人，出過叫《文生快報》的油印社刊。崑南在香港馳騁文壇幾十年，參與的文學團體及刊物多不勝數，早年參加過文社一點不奇，倒是後來成名台灣及美國的唐文標，曾在香港參加過「文生社」，使我感到意外。

詩人柏雄語我，他一九五Ｏ年代曾參加過月華詩社和苑風文學研究社。從他提供出版於一九五八年的兩期《月華詩刊》知道，月華詩社最早的成員是：柏雄、草川、夕陽、波瀾、許家林、幻影和蘆荻七人，他們的寫詩活動一直延伸到一九六Ｏ年代中期。《月華詩刊》第二期居然有西西以筆名藍子發表的過百行長詩〈紅磚砌成的小屋〉，不知後來曾否收進她的單行本中？

月華詩刊（1958）

月華詩刊第二期

此中特別要提的是夕陽和幻影。

夕陽是一九五Ｏ年代活躍香港文壇的詩人，他不單經常向各報刊投稿，發表詩創作，還加入月華詩社和苑風文學研究社，牽頭組織擷星新詩社，成立麗虹出版社，出版朋友們的作品：《夕陽之歌》、《紅葉詩抄》、《擷星》和兩册「青年文叢」：《原野的呼喚》和《白花之歌》以外，還有一份單張形式的《新詩俱樂部》。

《新詩俱樂部》（正面）

《新詩俱樂部》（背面）

《新詩俱樂部》是一份A4大小的單張，第一期（沒有出版日期，估計是1958年的）報頭下有三重點：開拓新詩的道路、發表新詩的創作、報導詩人的消息，明確地表達了他們的方向與目的。正面是「香港新詩作者著作一覽」（上）（不知第二期是否有（下）？未見）和《詩人‧詩集‧通訊》欄。一覽表清楚地列出了一九五二至五八年所出版的詩集二十三種，作者、書名、出版社、日期及定價都很清楚，是一份難得的史料。以前知道崑南曾出過詩集《吻，創世紀的冠冕！》，但從未得見，這兒卻清楚地指出是詩朶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版的！

背面刊登的全是創作，收草川、夕陽、陳敏方、柏雄、紅葉、霜雲、于梵、陌上桑、四郎、蘆荻和蕭文等的詩各一首，大抵這就是當時俱樂部的會員吧！

借這些史料讓我觀賞的老詩人，還提供了一九五八年出版月華詩社的《月華詩刊》和「苑風文學研究社」出版的成立紀念刊，幹事裡都有夕陽的名字，並告訴我，這些組織和刊物的出版，都是夕陽全力推動的。如果要研究一九五Ｏ年代後期的香港青年文壇，「夕陽」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

初出道時寫詩及散文，曾是月華詩社社友的幻影後來轉寫小說，辦太陽出版社，為自己及文友梓人、盧柏棠等出版作品，出版並主編《小說文藝》期刊。他自己則出過長短篇創作《世紀末的幽情》、《落日之歌》、《逝水東流》……等多種，後來放洋北美，任某跨國大企業的東方總裁，才無暇創作，最後出版的單行本是一九八六年的小說集《别時》。

在一九五八年出版成立紀念刊的「苑風文學研究社」，其成員李錦標、蔡浩泉、潘兆賢、徐柏雄、馬大可等，都是當年文壇上活躍的人物。此外，曾出版兩冊《靜靜的流水》、《棠棣》、《向日葵》、《沙漠的綠洲》、《詩朶》……等合集及期刊的年輕文人組合，也可合併於一九五Ｏ年代的文社內研究。

香港有些文化人很瞧不起「文社人」，認為那不過是少年時期的幼稚組織，對社會，對自己一點也起不到作用。對這個說法，我一向不認同，我一直都認為：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少年時的經驗和基礎，對寫作有極大的助力。現在試舉出一些一九五Ｏ及六Ｏ年代的「文社人」，從半世紀的事後回顧，看看他們在香港文壇上的成就和推動力，就知道「文社人」其實不幼稚、不簡單！

從一九五Ｏ年代組織文社的，如：唐文標、崑南、黄俊東、馮兆榮、蔡炎培、蔡浩泉、夕陽、紅葉、柏雄、蘆荻、林蔭、幻影……。從一九六Ｏ年代開始組文社的，如：羊城、古蒼梧、也斯、黃國彬、尚木、馬覺、蘇賡哲、柯振中、黄仲鳴、水禾田、吳昊、吳萱人、潘耀明、葉積奇、邱立本、羈魂、路雅、陳浩泉……。對香港文化稍有認識的人都應該知道這些名字，而這些人都是在少年時代即組文社出發，在文壇上歷盡艱辛走過來的，而他們對香港文化的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

──2015年1月
3月刊《明報月刊》

黃廣基：那人在燈火闌珊處──懷念徐速

香港青年作者協會成立典禮晚會暨第一屆會員大會特刊

從《道南橋下》流過的情意結

從《道南橋下》流過的情意結
許定銘

驚喜

從地球的另一邊回來，過了十來天日夜顛倒、時差混亂、渾渾噩噩的日子，稍好，即約好友馬吉見面。他語我：有意外驚喜的東西給你。我們之間的交往，「意外驚喜」當與書有關，我想像力豐富：馬吉出書了！然而，見面時他給我的，不是他底巨著，是作者請他轉給我：陳文發的《作家的書房》（台北允晨文化，2014）和黎漢傑的《漁父》（香港石磬文化，2015）；還有，令我真正驚喜的，是彭歌等的《道南橋下》（香港中外畫報社，1960）。

《道南橋下》有兩種：一是手上的這本，是「彭歌等」著的一九六Ｏ年港版，另一是一九七八年「彭歌」著的中央日報台版；前者是以彭歌所作〈道南橋下〉作書名的港台八人合著小說集，後者則是彭歌個人的小說集。

如今大家見到的這本《道南橋下》，是我少年時期開始接觸文學，學習寫作時讀過，印象比較深刻的書，不知何故丟失了。五十年來我一直關注香港舊書，可惜從未再見失去了的《道南橋下》。前些年我寫〈從《年表》到記侯榕生〉和〈香港版舊書難求〉，慨歎香港文藝書的不被重視時，就談過這本書。到底是五十多年前的舊事了，印象相當模糊，只記得徐速的〈十誡〉，寫一個犯齊了十誡的男人去做告解的故事。

港版《道南橋下》有二三九頁，約十萬字，收：彭歌〈道南橋下〉、郭衣洞〈夾河〉、魏希文〈小鎮上〉、公孫嬿〈炮戰〉、郭良蕙〈異鄉人〉、趙滋蕃〈被埋葬的喜劇〉、徐速〈十誡〉和劉以鬯〈土橋頭〉等八篇。此中僅後面三人是香港作家，前面的五位，都是台灣作家，特別要提的，那位「郭衣洞」，即是後來享譽文壇的「柏楊」（1920～2008）。

香港的中外畫報社何以會出那麼一本港台合作的小說集呢？

話說台灣名人蘇錫文一九五Ｏ年代到香港辦中外畫報社，出期刊《中外畫報》，後來又出版文藝叢書《道南橋下》、《酒後》、《花落春猶在》、《十年》等，估計多是從《中外畫報》中抽出的單行本。蘇錫文從台灣來，又與本地文人相熟，自然產生了港台作者的混合體《道南橋下》。

《道南橋下》是裝幀精品

一本好書除了內容充實，還應注重裝幀藝術，才能使讀者愛不釋手，視如珍品。《道南橋下》的編者深明此理，故此，在八個短篇的前面，都加插了雙色精印的道林紙作扉頁，印上作品名稱及作者外，還請名家為該小說插圖。除了劉以鬯的〈土橋頭〉用本港高寶的插圖外，其餘的七組，都是廖未林的作品。

廖未林（1922～2011）是湖南人，早年在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習藝，除了繪畫，還熱愛話劇、化妝、造型、書籍裝幀及攝影，一九四九年赴台後，終身從事藝術工作，曾多次獲獎。「1952-1974年間，是廖未林在台期間的創作巔峰，橫跨平面、立體多面向的美術裝飾藝術設計……2010年3月於國立歷史博物館辦理『廖未林88回顧展』，展出1950年以來廖未林設計的郵票、封面設計、插畫、花布設計、壓克力畫作近300幅。」（網上資料）

在網上搜尋廖未林時，見北投虹燁工作室網頁內有「藏書架【百卅二】設計藝術家廖未林88回顧展」版，收《道南橋下》插圖多幅，此中目錄頁前有八位作家的簽名頁，可惜我遍尋手上的《道南橋下》，未見此頁，亦找不到痕跡是否被撕去，又或者虹燁是從其他途徑收到？特意借用以供同好，盼虹燁工作室不見怪。

高寶是本港的插圖名家，一九五Ｏ及六Ｏ年代活躍於香港文化界，當時的報紙及書籍，很多都由她插圖，她繪的女士非常漂亮，本叢書中侯榕生的《酒後》（香港中外畫報社，1961）即由她插畫。

地方色彩極濃厚的〈土橋頭〉

八個短篇中，我特別喜歡地方色彩極濃厚的劉以鬯〈土橋頭〉，寫的是新加坡貧民烏九和蝦姑的戀愛悲劇：

烏九是土橋頭邊車館裡克勤克儉的年輕車夫，蝦姑是住在附近無業遊民賴亞豬的十六歲女兒，他們經常見面，互生情愫。賴亞豬酗酒嗜賭且百病叢生，欠下貴利佬大嘴林一大筆債，他要脅要蝦姑嫁過去填數，賴亞豬和蝦姑都不肯。烏九向車館寡婦老板娘扁啊借錢，希望可救蝦姑，卻給扁啊灌醉上床去了。蝦姑無意中看到，以為烏九變了心，一氣之下自投大嘴林家去……最後蝦姑浮屍河上，烏九渾渾噩噩的過日。

劉以鬯一九五Ｏ年代在新加坡住了好幾年，對當地的民生非常熟悉，一個這麼普通的戀愛悲劇該如何演繹，才能更吸引讀者？他用了順序的寫法，平淡而流暢地給我們叙述故事的發展之餘，還細意描述當地窮人的生活環境，採用大量的地方語加强色彩，不足一萬字的短篇，即採用了：頭家、則知鐳、五塊六、南天巴剎、老虎紙、打限房、小坡大坡……等十七個需要註釋的當地語詞，讀者們都感受到作者是在故意賣弄花巧，每讀到這些不明白的語詞時，都要翻到章節末端去看註釋，雖然頗覺厭煩，卻又欣然受落，此乃高手表演花巧的成功之處！

寫思想單純、無知識而熱誠的粗人烏九也相當出色：當烏九把積蓄塞進蝦姑手中時，她不敢接，他則張口結舌，不知該說甚麼，只好來一句「幹你老母」，原來烏九肚裡沒墨水，懂說的話語不多，無論喜悅時、憤慨時、怕羞時、得意時、佔了人家便宜時……，都會來一句「幹你老母」。

讀到此處，我拍腿叫好，想到很多時在街頭聽到勞苦大眾暢談時，個個句句互相「幹你老母」卻毫不為忤，樂此不疲，彷彿沒了這句口頭禪，就不會說話，無法交談。

一個作家在生活上觀察入微，然後把細節寫進小說中，是成功的要素，最能引起讀者的共鳴！

〈土橋頭〉一九五八年四月發表於《中外畫報》第二十二期，收編的《道南橋下》又絕版多時，本來難以得見，幸好近年又收編於短篇小說集《甘榜》（香港獲益，2010）中，有興趣的讀者不妨翻翻。

──201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