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達消息的驛站
胡蘭畦紀實文學《在德國女牢中》插圖之四
木口木刻
11.9 × 9.9厘米
1937年
賣血後
木刻
34.7 × 22.9厘米
1948年
讓我想一想
麻膠版
48.5 × 36.5厘米
1959年
春華長艷
木刻
56.5 × 37.9厘米
1977年
（來源：香港文化博物館網站）
2011年10月16日 星期日
2011年10月15日 星期六
黃新波：香港跑馬地之旁
黃新波是中國新興木刻運動中的健將，戰後南來香港。在居港的三年間，他是《華商報》記者，成立了「人間畫會」，也在報刊發表版畫作品。
《香港跑馬地之旁》，黃新波以黑白對比強調了女孩瘦長的臉頰，以細密垂直的線條道出了戰爭貧窮飢餓的苦況，記錄了戰後香港的人間。
此為木刻版畫，面積38.4 × 23厘米，創作於1948年。
（資料摘自翁秀梅〈香港跑馬地之旁〉，刊信報二０一一年十月十五日）
2011年10月7日 星期五
鱷魚潭裏的風光
鱷魚潭裏的風光
劉紹銘
五十年代我在台灣讀書時，每拿到稿費後便上台北的「美而廉」餐廳吃冰淇淋和喝咖啡。這家高檔餐廳的餐飲很「美」，但價錢一點也不「廉」，窮學生吃得起的只有ice cream而已。拾梯上餐廳二樓，近面而來的是牆上掛着的一幅框在玻璃鏡架內的圖片，上書：「懷念大上海」。
五十年代在香港棲遲的「南來作家」，不少日常也在「懷念大上海」的心境中過日子。過來人在報上連載的專欄《托盤私記》，寫的是一家上海館子跑堂每日「托盤」時所看的眾生相。這專欄我曾斷斷續續的看過，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從前在上海。」這句話周而復始的在方塊出現，因想到對作者過來人說來，眼前香港景象，「眼見不實、耳聽不真。」為此《托盤私記》雖以香港為背景，卻難視為對香港風土人情有「寫真」意圖的作品。
當年我有一搭沒一搭的跟着過來人懷念從未涉足過的大上海，也不時在《經紀日記》去認識香港。《經紀日記》自1947年4月20日起登場，1955年1月27日告一段落。所謂「告一段落」，只不過是名稱換了，經紀拉仍活着，專欄改名《拉哥日記》就是。經紀拉原名高雄（1918－ 1981），又名三蘇、石狗公、史得、小生姓高等，是香港通俗文學的泰山北斗。我在1956年離港赴台讀書前後，給他編的《新生晚報》副刊寫過稿。後來到美國升學，又斷斷續續的跟他通過幾次信。
我平常寫稿，鮮及個人私事。這次例外，因為我想在「正文」之前說幾句話紀念我這位長輩朋友。我「文藝青年」時代投稿《新生晚報》，因並不認識編者，見文章居然刊出時說是「喜出望外」一點也不過份。後來接到稿費，千字得七塊錢。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這數目可以吃到二三十碗雲吞麪！同時期經常在《新生晚報》出現的有十三妹和今聖嘆（程靖宇）。十三妹跟三蘇非親非故，以「難纏」出名，結果文章還是一篇接一篇的發表了。今聖嘆是我老師夏濟安的同學，因有私交。他是湖南人，據說也是先「投石問路」，後來才成為《新生晚報》作者的。
舊時香港「土著」面對來自神州大陸的各路同胞，江西老表也好、湖南辣子也好，懶得跟你計較，把所有唔識講廣府話的「外江佬」都目為「上海佬」。十三妹是上海婆、今聖嘆是上海佬，還有一位經常見報的「路易士」（李雨生）也是上海佬。高雄主理晚報副刊多年，不為地域觀念所囿，只要「好嘢」，來文照登。給流落香江的「寫稿佬」一個賣文的機會，也多多少少的幫助了他們的生計。
我所認識的高雄，性格豪邁，重言諾，樂於扶掖後進。高雄六十三歲辭世，作品千多二千萬字，留下歲月痕跡，以《經紀日記》落墨最濃。早在五十年代香港大公書局出版的兩冊單行本今已絕版。幸得盧瑋鑾教授做了鉤沉工作，在其主編的「舊夢須記」系列收了經紀拉。《經紀眼界──經紀拉系列選》的編者是熊志琴，天地圖書出版。
今聖嘆說他在1948年底到了香港，繼續他的教書生涯，只有半個月，這位「上海佬」已能聽懂教堂牧師講道和校長每星期的校務報告。苦的是他聽不懂自己學生的談話。後來他校裏一位同事聽說他有讀《經紀日記》的習慣，特別提醒他說，「你要學第一流的好廣東話，你不可間斷，天天要讀它。」浸淫過一段日子後，湖南「上海佬」的「廣白」琅琅上口，甚麼「撲水」、「論盡」、「一身蟻」、「一戙都無」和「為之吹脹」等口語盡收自己日常的詞彙。
今聖嘆想是認識到《經紀日記》喻世明言價值的第一人。他說此書「在社會學和經濟學的影響，恐尤超過於文學，今日我們想讀一本在二次大戰期中，描寫重慶或昆明後方的經濟生活和社會形態的作品，幾乎一本也找不到。《經紀日記》將近五六十年來之香港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全部烘托出來，每天積累，遂成巨帙。」
以下抄錄《日記》開場那天的前半段，讀者或可從中看出內容和文字的風格：
第×日
早上七時，被她叫醒，八時，到大同飲早茶，周二娘獨自回家去了。她說自己要買鑽石，恐怕是「水盤」，大概和人家「踏路」是真。王仔走來，「猛擦」一輪，揚長而去，真是越窮越見鬼也。
九時半，打電話到貿易場問金價，仍是牛皮市，自從上月被綁，虧去六百元後，真是見過鬼怕黑矣。莫伯到來，邀之同桌，據稱：昨日經手之透水碧玉，已由一西人買去，賺價二百餘元，此人好充大枱，未必能獲如是好價，逆料賺四五十元是真。余索莫伯請飲早茶，彼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這回總算中計了。莫伯望望桌上的小碟，皺皺眉頭，我心裏好笑。
文內的「她」，是經紀拉口中的「老妻」。「大同」是舊日香港的高檔酒家，早已結業。經紀拉這個 broker，日常來往的都是勢利人家，自己雖然無固定收入，為了不讓人看癟，出入都是大同和陸羽這樣的名店。周二娘是經紀拉的「老相好」，但肌膚之親並沒有使兩人心心相印，兩人關係各有保留。二娘的話他半信半疑。「老妻」經常夜歸，給他解說的種種藉口，他一樣半信半疑。
經紀之間往來，總要從對方身上取盡「着數」（便宜），此為求生第一要義。「猛擦」是拼命塞肚子。想是經紀拉飲茶時看王仔走過，禮貌招呼他坐下，誰料他竟然毫不客氣「猛擦」，討盡「着數」。
莫伯誇口賺了豐厚佣金，經紀拉素知此人愛「打腫面充胖子」，乘機要他請客，給他面子。舊時酒樓結賬，侍者先數枱面叠放了多少點心碟子。難怪莫伯望着桌上如山的小碟就皺眉頭。王仔搵了經紀拉着數。經紀拉搵了莫伯着數。
《日記》內容跟着時事走，日新月異，不像小說那樣可以隨意佈局，人物角色的發展可以預先安排。《日記》人物眾多，但除了「老妻」、周二娘、飛天南、白如煙這些個核心角色外，其餘的都是游離分子。他們都是因應種種「商機」衍生出來的。月之某日，經紀拉到第一樓飲茶，獨酌無聊，正想結賬下樓當兒，忽然有人上前打招呼，原來是舊同學高佬奇。
相談之下，知道高佬奇已是校長。「渠要請飲茶，下樓之際，渠謂要去買些標本儀器，我忽然想起我住處隔籬之吳究舒存有動物標本一批，此乃生意經也，馬上兜搭，大車一頓話有便宜貨」。
老同學多年不見，意外相逢，經紀沒想到要敘舊，因為他從老同學身上看到機不可失的商機。如果我們看通貫穿《經紀日記》的意識形態是「經濟決定論」，就不難理解經紀拉把老同學看作一盤生意是非常順理成章的事。經紀拉時代的香港，歷經政權的更替（國府敗走台灣）、韓戰禁運，但政治上的改朝換代並沒有改變經紀拉的日常生活。國民黨貪官污吏挾黃金鑽石美鈔「流亡」香港，經紀拉有辦法幫他們「洗錢」。韓戰禁運，走私生意更可獲巨利。果然，對經紀拉而言，政局的一治一亂，無礙他在夾縫中「搵着數」的機會。
鄭樹森讀《經紀日記》（見《經紀眼界》附錄），也認定此書「沒有明顯政治取態，左右對它都不重視，認為與民族前途、文化使命、中國未來都無關。」鄭教授給《日記》的文學類型定位為"novel of manners"，「社會風貌小說」，亦因此可以說繼承了《金瓶梅》敘事的傳統。西門慶買丫環花多少錢、買衣料多少錢、買書童多少錢，這些數目，都巨細無遺的落了賬簿。西門慶做大買賣，相對起來，經紀拉日夜鑽營的雖然是蠅頭小利，但一樣有生意人本色，錢財進出的數目從不含糊。上面引的開場日記的下文說周二娘在經紀拉午睡時來了電話，向他借五十元。相約到陸羽飲茶，見面時還出現了一位陳姑娘和一名「細路」（小孩）。陳姑娘介紹細路是自己的弟弟，但細路在無意之間叫陳姑娘作「阿媽」。四人在陸羽吃點心，「擦了二十五元半。」
廣義的說，經紀拉是John Stuart Mill（ 1806－ 73）眼中的homo economicus一個例子。這個「經濟人」善於空氣製麪包，不但精於把握時機，更會營造商機，往往能以最低本和最短的時間內取得最大的利益。名批評家Ian Watt曾用「經濟人」的觀念分析魯賓遜（Robinson Crusoe）的性格和心態。此君在荒島漂流二十四年，在幾乎一無所有的環境中，先打做了牢固如城堡的居所。安定後還在荒島的另一邊找到合適的地點再築一座他稱為summer home的「避暑勝地」。他從破船找到小麥、大麥和菰米等各式種子，及時種植，日後收成製成麪包。荒島沒有獅虎豹之類的野獸。但野山羊不時出現。他捉來馴養繁殖，不但解決肉食問題，亦可稍解荒居寂寞。魯賓遜能在逆境生存，因為他無論處於甚麼環境，都可看到「滿眼商機」。英文說的resourcefulness，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在經紀拉的世界中，貧窮是無可饒恕的罪過。經紀拉明白自己的「生財之道」有時於德有損，亦懂得反省。以下一段日記極有特色：
翻閱日記一過，感慨甚多。最感慨者係自入經紀行以來，毫無建樹。雖然銀行有萬元存款，日中出入大酒店，但九成九在女人身上發財，清夜自思，於心有愧，雖謂求財不必計較來源，但那一日被飛天南話我以身發財，至今如芒在背。乘此寫日記百篇之日，立下宏願，今後少與女人交游，自力更生，別圖發展，作一個大丈夫，頂天立地，然後可以成偉人也。第一步，決定先在老妻面前一振夫綱，樹立大丈夫楷模，蓋先安內而後攘外也。
拿這段自白跟《經紀日記》往後的發展對照着看，拉哥不靠女人發財這個宏願，只是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非份「癡」想。也許意在反諷，因為除非他立志改行，否則他一日為經紀，一日離不開女人。他這種行業，「美人計」是招攬生意的不二法門。拉哥當然是男身，但假如客人中有半老的徐娘對這個broker的長相有興趣的話，為了拉生意，拉哥一樣得投懷送抱。事實上他跟「美人」白如煙除了男女有別外，處境大致相同：同是在鱷魚潭中打滾討口飯吃的可憐蟲。
1969年我訪問了高雄（今收入《經紀眼界》作附錄），他對經紀拉和他另一本小說《石狗公日記》中的石狗公分別作了評價。他認為經紀拉是比較值得同情的人物，因此我們不應否定他。「但石狗公這個小人物卻是個必須否定的人。他屬於向上爬一類，利用香港這個環境，來製造自己的個人。經紀拉卻不是，他並沒有利用香港的環境，而是侷促於這個環境之中，不得不如此走，只有那麼一條路可以走。」（這個訪問，是陸離女士做的紀錄。）
《經紀日記》今天讀來仍然過癮。張敏儀在〈憶三蘇叔叔〉的話結尾抄下了《張愛玲私語錄》的一段：「11月26日的信收到。先在上一封信上看到你們倆卧病前夕還預先替我安排一切，賣電影版權，實在感激到極點，竟也沒工夫來信說一聲。天天忙着找地方住，使我聯想到從前三蘇筆下的天天『撲水』的情形」。張愛玲這封給鄺文美和宋淇的信，是1986年12月29日寫的。
已故中文大學教授黃繼持看來也是《經紀日記》的知音，他的評語中肯極了：「以高雄為代表的一路，免掉『新文藝』的腔調，可視為承接晚清以至民國的社會通俗小說。寫世相不避庸俗，說人情不隱劣德，誇張裏有揭露，諧謔中有諷諭，雖說是『商品化』運作的產品，卻比日後傳媒雄霸天下局面留下較多的想像與思維空間。」
（蘋果日報二０一一年八月十四日）
劉紹銘
五十年代我在台灣讀書時，每拿到稿費後便上台北的「美而廉」餐廳吃冰淇淋和喝咖啡。這家高檔餐廳的餐飲很「美」，但價錢一點也不「廉」，窮學生吃得起的只有ice cream而已。拾梯上餐廳二樓，近面而來的是牆上掛着的一幅框在玻璃鏡架內的圖片，上書：「懷念大上海」。
五十年代在香港棲遲的「南來作家」，不少日常也在「懷念大上海」的心境中過日子。過來人在報上連載的專欄《托盤私記》，寫的是一家上海館子跑堂每日「托盤」時所看的眾生相。這專欄我曾斷斷續續的看過，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從前在上海。」這句話周而復始的在方塊出現，因想到對作者過來人說來，眼前香港景象，「眼見不實、耳聽不真。」為此《托盤私記》雖以香港為背景，卻難視為對香港風土人情有「寫真」意圖的作品。
當年我有一搭沒一搭的跟着過來人懷念從未涉足過的大上海，也不時在《經紀日記》去認識香港。《經紀日記》自1947年4月20日起登場，1955年1月27日告一段落。所謂「告一段落」，只不過是名稱換了，經紀拉仍活着，專欄改名《拉哥日記》就是。經紀拉原名高雄（1918－ 1981），又名三蘇、石狗公、史得、小生姓高等，是香港通俗文學的泰山北斗。我在1956年離港赴台讀書前後，給他編的《新生晚報》副刊寫過稿。後來到美國升學，又斷斷續續的跟他通過幾次信。
我平常寫稿，鮮及個人私事。這次例外，因為我想在「正文」之前說幾句話紀念我這位長輩朋友。我「文藝青年」時代投稿《新生晚報》，因並不認識編者，見文章居然刊出時說是「喜出望外」一點也不過份。後來接到稿費，千字得七塊錢。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這數目可以吃到二三十碗雲吞麪！同時期經常在《新生晚報》出現的有十三妹和今聖嘆（程靖宇）。十三妹跟三蘇非親非故，以「難纏」出名，結果文章還是一篇接一篇的發表了。今聖嘆是我老師夏濟安的同學，因有私交。他是湖南人，據說也是先「投石問路」，後來才成為《新生晚報》作者的。
舊時香港「土著」面對來自神州大陸的各路同胞，江西老表也好、湖南辣子也好，懶得跟你計較，把所有唔識講廣府話的「外江佬」都目為「上海佬」。十三妹是上海婆、今聖嘆是上海佬，還有一位經常見報的「路易士」（李雨生）也是上海佬。高雄主理晚報副刊多年，不為地域觀念所囿，只要「好嘢」，來文照登。給流落香江的「寫稿佬」一個賣文的機會，也多多少少的幫助了他們的生計。
我所認識的高雄，性格豪邁，重言諾，樂於扶掖後進。高雄六十三歲辭世，作品千多二千萬字，留下歲月痕跡，以《經紀日記》落墨最濃。早在五十年代香港大公書局出版的兩冊單行本今已絕版。幸得盧瑋鑾教授做了鉤沉工作，在其主編的「舊夢須記」系列收了經紀拉。《經紀眼界──經紀拉系列選》的編者是熊志琴，天地圖書出版。
今聖嘆說他在1948年底到了香港，繼續他的教書生涯，只有半個月，這位「上海佬」已能聽懂教堂牧師講道和校長每星期的校務報告。苦的是他聽不懂自己學生的談話。後來他校裏一位同事聽說他有讀《經紀日記》的習慣，特別提醒他說，「你要學第一流的好廣東話，你不可間斷，天天要讀它。」浸淫過一段日子後，湖南「上海佬」的「廣白」琅琅上口，甚麼「撲水」、「論盡」、「一身蟻」、「一戙都無」和「為之吹脹」等口語盡收自己日常的詞彙。
今聖嘆想是認識到《經紀日記》喻世明言價值的第一人。他說此書「在社會學和經濟學的影響，恐尤超過於文學，今日我們想讀一本在二次大戰期中，描寫重慶或昆明後方的經濟生活和社會形態的作品，幾乎一本也找不到。《經紀日記》將近五六十年來之香港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全部烘托出來，每天積累，遂成巨帙。」
以下抄錄《日記》開場那天的前半段，讀者或可從中看出內容和文字的風格：
第×日
早上七時，被她叫醒，八時，到大同飲早茶，周二娘獨自回家去了。她說自己要買鑽石，恐怕是「水盤」，大概和人家「踏路」是真。王仔走來，「猛擦」一輪，揚長而去，真是越窮越見鬼也。
九時半，打電話到貿易場問金價，仍是牛皮市，自從上月被綁，虧去六百元後，真是見過鬼怕黑矣。莫伯到來，邀之同桌，據稱：昨日經手之透水碧玉，已由一西人買去，賺價二百餘元，此人好充大枱，未必能獲如是好價，逆料賺四五十元是真。余索莫伯請飲早茶，彼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這回總算中計了。莫伯望望桌上的小碟，皺皺眉頭，我心裏好笑。
文內的「她」，是經紀拉口中的「老妻」。「大同」是舊日香港的高檔酒家，早已結業。經紀拉這個 broker，日常來往的都是勢利人家，自己雖然無固定收入，為了不讓人看癟，出入都是大同和陸羽這樣的名店。周二娘是經紀拉的「老相好」，但肌膚之親並沒有使兩人心心相印，兩人關係各有保留。二娘的話他半信半疑。「老妻」經常夜歸，給他解說的種種藉口，他一樣半信半疑。
經紀之間往來，總要從對方身上取盡「着數」（便宜），此為求生第一要義。「猛擦」是拼命塞肚子。想是經紀拉飲茶時看王仔走過，禮貌招呼他坐下，誰料他竟然毫不客氣「猛擦」，討盡「着數」。
莫伯誇口賺了豐厚佣金，經紀拉素知此人愛「打腫面充胖子」，乘機要他請客，給他面子。舊時酒樓結賬，侍者先數枱面叠放了多少點心碟子。難怪莫伯望着桌上如山的小碟就皺眉頭。王仔搵了經紀拉着數。經紀拉搵了莫伯着數。
《日記》內容跟着時事走，日新月異，不像小說那樣可以隨意佈局，人物角色的發展可以預先安排。《日記》人物眾多，但除了「老妻」、周二娘、飛天南、白如煙這些個核心角色外，其餘的都是游離分子。他們都是因應種種「商機」衍生出來的。月之某日，經紀拉到第一樓飲茶，獨酌無聊，正想結賬下樓當兒，忽然有人上前打招呼，原來是舊同學高佬奇。
相談之下，知道高佬奇已是校長。「渠要請飲茶，下樓之際，渠謂要去買些標本儀器，我忽然想起我住處隔籬之吳究舒存有動物標本一批，此乃生意經也，馬上兜搭，大車一頓話有便宜貨」。
老同學多年不見，意外相逢，經紀沒想到要敘舊，因為他從老同學身上看到機不可失的商機。如果我們看通貫穿《經紀日記》的意識形態是「經濟決定論」，就不難理解經紀拉把老同學看作一盤生意是非常順理成章的事。經紀拉時代的香港，歷經政權的更替（國府敗走台灣）、韓戰禁運，但政治上的改朝換代並沒有改變經紀拉的日常生活。國民黨貪官污吏挾黃金鑽石美鈔「流亡」香港，經紀拉有辦法幫他們「洗錢」。韓戰禁運，走私生意更可獲巨利。果然，對經紀拉而言，政局的一治一亂，無礙他在夾縫中「搵着數」的機會。
鄭樹森讀《經紀日記》（見《經紀眼界》附錄），也認定此書「沒有明顯政治取態，左右對它都不重視，認為與民族前途、文化使命、中國未來都無關。」鄭教授給《日記》的文學類型定位為"novel of manners"，「社會風貌小說」，亦因此可以說繼承了《金瓶梅》敘事的傳統。西門慶買丫環花多少錢、買衣料多少錢、買書童多少錢，這些數目，都巨細無遺的落了賬簿。西門慶做大買賣，相對起來，經紀拉日夜鑽營的雖然是蠅頭小利，但一樣有生意人本色，錢財進出的數目從不含糊。上面引的開場日記的下文說周二娘在經紀拉午睡時來了電話，向他借五十元。相約到陸羽飲茶，見面時還出現了一位陳姑娘和一名「細路」（小孩）。陳姑娘介紹細路是自己的弟弟，但細路在無意之間叫陳姑娘作「阿媽」。四人在陸羽吃點心，「擦了二十五元半。」
廣義的說，經紀拉是John Stuart Mill（ 1806－ 73）眼中的homo economicus一個例子。這個「經濟人」善於空氣製麪包，不但精於把握時機，更會營造商機，往往能以最低本和最短的時間內取得最大的利益。名批評家Ian Watt曾用「經濟人」的觀念分析魯賓遜（Robinson Crusoe）的性格和心態。此君在荒島漂流二十四年，在幾乎一無所有的環境中，先打做了牢固如城堡的居所。安定後還在荒島的另一邊找到合適的地點再築一座他稱為summer home的「避暑勝地」。他從破船找到小麥、大麥和菰米等各式種子，及時種植，日後收成製成麪包。荒島沒有獅虎豹之類的野獸。但野山羊不時出現。他捉來馴養繁殖，不但解決肉食問題，亦可稍解荒居寂寞。魯賓遜能在逆境生存，因為他無論處於甚麼環境，都可看到「滿眼商機」。英文說的resourcefulness，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在經紀拉的世界中，貧窮是無可饒恕的罪過。經紀拉明白自己的「生財之道」有時於德有損，亦懂得反省。以下一段日記極有特色：
翻閱日記一過，感慨甚多。最感慨者係自入經紀行以來，毫無建樹。雖然銀行有萬元存款，日中出入大酒店，但九成九在女人身上發財，清夜自思，於心有愧，雖謂求財不必計較來源，但那一日被飛天南話我以身發財，至今如芒在背。乘此寫日記百篇之日，立下宏願，今後少與女人交游，自力更生，別圖發展，作一個大丈夫，頂天立地，然後可以成偉人也。第一步，決定先在老妻面前一振夫綱，樹立大丈夫楷模，蓋先安內而後攘外也。
拿這段自白跟《經紀日記》往後的發展對照着看，拉哥不靠女人發財這個宏願，只是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非份「癡」想。也許意在反諷，因為除非他立志改行，否則他一日為經紀，一日離不開女人。他這種行業，「美人計」是招攬生意的不二法門。拉哥當然是男身，但假如客人中有半老的徐娘對這個broker的長相有興趣的話，為了拉生意，拉哥一樣得投懷送抱。事實上他跟「美人」白如煙除了男女有別外，處境大致相同：同是在鱷魚潭中打滾討口飯吃的可憐蟲。
1969年我訪問了高雄（今收入《經紀眼界》作附錄），他對經紀拉和他另一本小說《石狗公日記》中的石狗公分別作了評價。他認為經紀拉是比較值得同情的人物，因此我們不應否定他。「但石狗公這個小人物卻是個必須否定的人。他屬於向上爬一類，利用香港這個環境，來製造自己的個人。經紀拉卻不是，他並沒有利用香港的環境，而是侷促於這個環境之中，不得不如此走，只有那麼一條路可以走。」（這個訪問，是陸離女士做的紀錄。）
《經紀日記》今天讀來仍然過癮。張敏儀在〈憶三蘇叔叔〉的話結尾抄下了《張愛玲私語錄》的一段：「11月26日的信收到。先在上一封信上看到你們倆卧病前夕還預先替我安排一切，賣電影版權，實在感激到極點，竟也沒工夫來信說一聲。天天忙着找地方住，使我聯想到從前三蘇筆下的天天『撲水』的情形」。張愛玲這封給鄺文美和宋淇的信，是1986年12月29日寫的。
已故中文大學教授黃繼持看來也是《經紀日記》的知音，他的評語中肯極了：「以高雄為代表的一路，免掉『新文藝』的腔調，可視為承接晚清以至民國的社會通俗小說。寫世相不避庸俗，說人情不隱劣德，誇張裏有揭露，諧謔中有諷諭，雖說是『商品化』運作的產品，卻比日後傳媒雄霸天下局面留下較多的想像與思維空間。」
（蘋果日報二０一一年八月十四日）
憶三蘇叔叔
憶三蘇叔叔
張敏儀口述 熊志琴整理
也許我從認識三蘇叔叔的過程說起。
我是七十年代才認識三蘇叔叔的，現在想起來，那時已經算是三蘇叔叔的晚年時期。我1968年加入電視台工作，隨後兩三年陸續有機會認識很多文化界的朋友；認識三蘇叔叔和三嬸時我才當了編導不久，那時大約1971、1972年，我還記得那次是他們兩位和金庸先生太太、倪匡先生太太三對夫婦一起出現的。當時三蘇叔叔是文壇紅人，身邊總會有一羣人圍着他。七十年代有一本刊物叫《幸福家庭》，每一期都有一欄叫「講開又講」，每期都有一批才女才子在上面寫文章，包括陳韻文、林燕妮、文綺貞、文麗賢、孫郁標、莫圓莊、簡而清、黃霑、依達等等，就一個題目每人寫一段，三蘇叔叔就在每段後面加按語。我對這一欄印象很深，因為很少看到這樣的形式；欄目「講開又講」旁寫着「三蘇設計並加按語」，原來這又是三蘇叔叔的點子。雖然我沒有在上面寫稿，但寫的人很多我都認識，他們經常有飯局（他們那時不收稿費，編輯請大家好好吃一頓代替），我也參加過一兩次，認識三蘇叔叔就在這個時期，但真正熟稔，還是在1975年以後。
1975年左右，三蘇叔叔的身體開始不大好。他有肺氣腫的毛病，所以盡量減少外出，改為請朋友到他們家吃飯打牌。有幾位朋友經常陪三蘇叔叔打牌的，例如鄧拱璧、孫郁標、繆佶人（即繆騫人的姊姊），還有他的侄兒卡洛斯。卡洛斯現在是有名的馬評人，他當年香港大學畢業，一畢業便跑去寫馬經，七十年代哪有人大學畢業跑去寫馬經的呢？很多人不以為然，但三蘇叔叔是頭腦很開通的人，他說沒所謂，有興趣就行。有一段時間黃霑也跟三蘇叔叔很常往來，他常常都說很佩服三蘇叔叔，有甚麼中文問題都會馬上打電話向三蘇叔叔請教。那時三蘇叔叔堪稱電話皇帝，很多人打電話給他，一說就兩三個小時，幸而三蘇叔叔倒是可以一邊聽電話一邊寫稿的。那時較多人的飯局三蘇叔叔都已經不去，偶爾外出的話，就到當時利園酒店頂樓的彩虹廳，因為那兒地方大、樓底高，設有非吸煙區，空氣流通好一點。那幾年，圍着三蘇叔叔的人減少了，我比較多到他家看他和三嬸，我們倒是這樣熟稔起來。我和三蘇叔叔、三嬸的確很投緣，來往也多，很多人誤會我是他們的契女，其實不然，三嬸就常常說我是她的好朋友。那幾年我常到他們家裏聊天，深深感受到三蘇叔叔眼界廣闊，當時一般專欄作家很少會談時事，但三蘇叔叔的專欄卻很清楚的表現了他時事觸覺之敏銳。三嬸對時事也十分敏感，想來是受三蘇叔叔長時間薰陶之故，在她身上我總可以看到三蘇叔叔的影子。
那時三蘇叔叔住在北角雲景道雲峰大廈，當時雲峰大廈新建成，他的家三千多呎、全海景、露台可以看到啓德機場的飛機升降。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住宅，大開眼界！從前他的大女兒開一部小跑車到香港大學上學，三嬸則另開一部大房車，三蘇叔叔自己倒不開車。他們六十年代就已經常常去美國、跟女兒一起去歐遊，生活方式頗為西化，平日愛喝咖啡，習慣吃下午茶、吃西餐。以當時同期的文人來說，我想沒有第二位有這樣的生活條件。能夠擁有這樣的生活條件，除了因為三蘇叔叔寫稿量驚人，三嬸之懂得經營、理財有方也有很大功勞。從前一直是三嬸開車接送三蘇叔叔的，直至有一次，三嬸遇上車禍，擋風玻璃都碎了，三嬸臉上因此留有好些疤痕，從此不敢開車。太太為了接自己而遇上車禍，三蘇叔叔心裏一直很歉疚。三蘇叔叔年輕時候是否也很風流我不知道，但我認識三蘇叔叔的時候，他對太太、對兩個女兒都非常好。剛才說雲峰大廈那地方那麼漂亮，但三蘇叔叔逝世後，三嬸也沒留在那兒，部份原因就是睹物思人，情難以堪。
1980年底，三蘇叔叔開始住院，病情一直反覆，時壞時好，到了1981年5月，醫生宣佈三蘇叔叔完全康復，可以準備出院，大家都很高興。我記得出院前一星期，他在醫院打電話給我，還問我工作的情況，拿我工作上的麻煩跟我開玩笑，聊了半個小時，精神甚佳。三蘇叔叔出院那天，卡洛斯已經預備好接他，那時我在香港電台上班，陳韻文住在廣播道，她突然提議說不如我們也去接三蘇叔叔，給他一個驚喜，於是我們也去了醫院。怎料到了醫院卻看到三嬸在哭，原來三蘇叔叔已經大去，本來是預備出院的，怎麼突然離開了？後來才知道，那天早上三蘇叔叔抹身時沒注意關窗，一下子就着涼了，他本身患肺氣腫，遇上這急性肺炎，十點多開始發高燒，結果十一點多就撒手塵寰。那天是1981年6月24日，三蘇叔叔離世時只得六十四歲。
三蘇叔叔過身後，李碧華一篇提到三蘇叔叔的文章，我印象很深。事緣李碧華當時是電視編劇，一次三蘇叔叔在文章裏評了一下她的一個作品，提了些意見。李碧華說她跟三蘇叔叔並不認識，但心裏一直很感激這位前輩曾經在文章裏提點她，知道這位前輩過身後，她寫了一封信給三蘇叔叔，靜靜的燒給他。看到這篇文章，我很感動，我所認識的三蘇叔叔也曾經這樣提點我。
三蘇叔叔不只頭腦開通，行事為人也極其瀟灑，這點從他對自己身後事的安排可以看到。三蘇叔叔很早就決定讓自己的骨灰撒到大海，他是1981年離世的，即使在七十年代，他已經替自己決定了海葬。三嬸雖然曾經在東蓮覺苑為丈夫和自己安排了兩個靈位，但後來三嬸離世，也一樣安排海葬，一樣瀟灑。
跟經紀拉時代相比，七十年代的三蘇叔叔整個人已經到了人生的另一個階段。《給女兒的信》是在三蘇叔叔過身後，三嬸以「高黃舜然」的名字替丈夫出版的，在三嬸的心目中，這些寫於七十年代的文章表現的是她丈夫鮮為人知的慈父一面。我認識三蘇叔叔時候，他的經紀拉階段已經過去了，那時他就是《給女兒的信》裏面的那個父親。《經紀日記》連載時我沒有注意，後來找回來看才發現它的社會價值。近日讀《張愛玲私語錄》，翻到張愛玲 1986年12月29日致鄺文美、宋淇那封信時我很激動，張愛玲說：「十一月廿六日的信收到。先在上一封信上看到你們倆卧病前夕還預先替我安排一切，賣電影版權，實在感激到極點，竟也沒工夫來信說一聲。又天天忙着找地方住，使我聯想到從前三蘇筆下的天天『撲水』的情形。」①原來張愛玲在香港時也看到了三蘇叔叔的文章，而且一直到八十年代還記得。
從前的香港和三蘇叔叔一樣，都值得我們記住。
①愛玲、宋淇、宋鄺文美：《張愛玲私語錄》，（香港：皇冠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年7月），頁256。
（蘋果日報二０一一年七月三日）
張敏儀口述 熊志琴整理
也許我從認識三蘇叔叔的過程說起。
我是七十年代才認識三蘇叔叔的，現在想起來，那時已經算是三蘇叔叔的晚年時期。我1968年加入電視台工作，隨後兩三年陸續有機會認識很多文化界的朋友；認識三蘇叔叔和三嬸時我才當了編導不久，那時大約1971、1972年，我還記得那次是他們兩位和金庸先生太太、倪匡先生太太三對夫婦一起出現的。當時三蘇叔叔是文壇紅人，身邊總會有一羣人圍着他。七十年代有一本刊物叫《幸福家庭》，每一期都有一欄叫「講開又講」，每期都有一批才女才子在上面寫文章，包括陳韻文、林燕妮、文綺貞、文麗賢、孫郁標、莫圓莊、簡而清、黃霑、依達等等，就一個題目每人寫一段，三蘇叔叔就在每段後面加按語。我對這一欄印象很深，因為很少看到這樣的形式；欄目「講開又講」旁寫着「三蘇設計並加按語」，原來這又是三蘇叔叔的點子。雖然我沒有在上面寫稿，但寫的人很多我都認識，他們經常有飯局（他們那時不收稿費，編輯請大家好好吃一頓代替），我也參加過一兩次，認識三蘇叔叔就在這個時期，但真正熟稔，還是在1975年以後。
1975年左右，三蘇叔叔的身體開始不大好。他有肺氣腫的毛病，所以盡量減少外出，改為請朋友到他們家吃飯打牌。有幾位朋友經常陪三蘇叔叔打牌的，例如鄧拱璧、孫郁標、繆佶人（即繆騫人的姊姊），還有他的侄兒卡洛斯。卡洛斯現在是有名的馬評人，他當年香港大學畢業，一畢業便跑去寫馬經，七十年代哪有人大學畢業跑去寫馬經的呢？很多人不以為然，但三蘇叔叔是頭腦很開通的人，他說沒所謂，有興趣就行。有一段時間黃霑也跟三蘇叔叔很常往來，他常常都說很佩服三蘇叔叔，有甚麼中文問題都會馬上打電話向三蘇叔叔請教。那時三蘇叔叔堪稱電話皇帝，很多人打電話給他，一說就兩三個小時，幸而三蘇叔叔倒是可以一邊聽電話一邊寫稿的。那時較多人的飯局三蘇叔叔都已經不去，偶爾外出的話，就到當時利園酒店頂樓的彩虹廳，因為那兒地方大、樓底高，設有非吸煙區，空氣流通好一點。那幾年，圍着三蘇叔叔的人減少了，我比較多到他家看他和三嬸，我們倒是這樣熟稔起來。我和三蘇叔叔、三嬸的確很投緣，來往也多，很多人誤會我是他們的契女，其實不然，三嬸就常常說我是她的好朋友。那幾年我常到他們家裏聊天，深深感受到三蘇叔叔眼界廣闊，當時一般專欄作家很少會談時事，但三蘇叔叔的專欄卻很清楚的表現了他時事觸覺之敏銳。三嬸對時事也十分敏感，想來是受三蘇叔叔長時間薰陶之故，在她身上我總可以看到三蘇叔叔的影子。
那時三蘇叔叔住在北角雲景道雲峰大廈，當時雲峰大廈新建成，他的家三千多呎、全海景、露台可以看到啓德機場的飛機升降。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住宅，大開眼界！從前他的大女兒開一部小跑車到香港大學上學，三嬸則另開一部大房車，三蘇叔叔自己倒不開車。他們六十年代就已經常常去美國、跟女兒一起去歐遊，生活方式頗為西化，平日愛喝咖啡，習慣吃下午茶、吃西餐。以當時同期的文人來說，我想沒有第二位有這樣的生活條件。能夠擁有這樣的生活條件，除了因為三蘇叔叔寫稿量驚人，三嬸之懂得經營、理財有方也有很大功勞。從前一直是三嬸開車接送三蘇叔叔的，直至有一次，三嬸遇上車禍，擋風玻璃都碎了，三嬸臉上因此留有好些疤痕，從此不敢開車。太太為了接自己而遇上車禍，三蘇叔叔心裏一直很歉疚。三蘇叔叔年輕時候是否也很風流我不知道，但我認識三蘇叔叔的時候，他對太太、對兩個女兒都非常好。剛才說雲峰大廈那地方那麼漂亮，但三蘇叔叔逝世後，三嬸也沒留在那兒，部份原因就是睹物思人，情難以堪。
1980年底，三蘇叔叔開始住院，病情一直反覆，時壞時好，到了1981年5月，醫生宣佈三蘇叔叔完全康復，可以準備出院，大家都很高興。我記得出院前一星期，他在醫院打電話給我，還問我工作的情況，拿我工作上的麻煩跟我開玩笑，聊了半個小時，精神甚佳。三蘇叔叔出院那天，卡洛斯已經預備好接他，那時我在香港電台上班，陳韻文住在廣播道，她突然提議說不如我們也去接三蘇叔叔，給他一個驚喜，於是我們也去了醫院。怎料到了醫院卻看到三嬸在哭，原來三蘇叔叔已經大去，本來是預備出院的，怎麼突然離開了？後來才知道，那天早上三蘇叔叔抹身時沒注意關窗，一下子就着涼了，他本身患肺氣腫，遇上這急性肺炎，十點多開始發高燒，結果十一點多就撒手塵寰。那天是1981年6月24日，三蘇叔叔離世時只得六十四歲。
三蘇叔叔過身後，李碧華一篇提到三蘇叔叔的文章，我印象很深。事緣李碧華當時是電視編劇，一次三蘇叔叔在文章裏評了一下她的一個作品，提了些意見。李碧華說她跟三蘇叔叔並不認識，但心裏一直很感激這位前輩曾經在文章裏提點她，知道這位前輩過身後，她寫了一封信給三蘇叔叔，靜靜的燒給他。看到這篇文章，我很感動，我所認識的三蘇叔叔也曾經這樣提點我。
三蘇叔叔不只頭腦開通，行事為人也極其瀟灑，這點從他對自己身後事的安排可以看到。三蘇叔叔很早就決定讓自己的骨灰撒到大海，他是1981年離世的，即使在七十年代，他已經替自己決定了海葬。三嬸雖然曾經在東蓮覺苑為丈夫和自己安排了兩個靈位，但後來三嬸離世，也一樣安排海葬，一樣瀟灑。
跟經紀拉時代相比，七十年代的三蘇叔叔整個人已經到了人生的另一個階段。《給女兒的信》是在三蘇叔叔過身後，三嬸以「高黃舜然」的名字替丈夫出版的，在三嬸的心目中，這些寫於七十年代的文章表現的是她丈夫鮮為人知的慈父一面。我認識三蘇叔叔時候，他的經紀拉階段已經過去了，那時他就是《給女兒的信》裏面的那個父親。《經紀日記》連載時我沒有注意，後來找回來看才發現它的社會價值。近日讀《張愛玲私語錄》，翻到張愛玲 1986年12月29日致鄺文美、宋淇那封信時我很激動，張愛玲說：「十一月廿六日的信收到。先在上一封信上看到你們倆卧病前夕還預先替我安排一切，賣電影版權，實在感激到極點，竟也沒工夫來信說一聲。又天天忙着找地方住，使我聯想到從前三蘇筆下的天天『撲水』的情形。」①原來張愛玲在香港時也看到了三蘇叔叔的文章，而且一直到八十年代還記得。
從前的香港和三蘇叔叔一樣，都值得我們記住。
①愛玲、宋淇、宋鄺文美：《張愛玲私語錄》，（香港：皇冠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年7月），頁256。
（蘋果日報二０一一年七月三日）
黃谷柳的《蝦球傳》
《蝦球傳》是香港作家黃谷柳於1947年10月至1948年12月在夏衍主編的《華商報》副刊發表的連載小說，由三個既有關聯又能獨立成篇的小說組成，分別為《蝦球傳》第一部的《春風秋雨》、第二部《白雲珠海》和第三部《山長水遠》。1948年，由新民主出版社在香港出版《蝦球傳》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單行本；1949年出版第三部的單行本。
黃谷柳原名黃顯襄，筆名黃襄、丁冬、冬青等。1908年生於越南，1927年來港，入新聞學社修讀新聞學，後進《循環日報》當校對，開始文學創作，在《循環日報》發表第一篇小說〈換票〉。1937年隨軍回國參加抗日工作。1946年舉家重回香港，居於九龍城。據曾敏之的回憶，黃谷柳寫作《蝦球傳》的環境十分艱苦，每晚只能「借助於寓所梯間的照明電燈，以一個香煙木箱作為寫字枱，在黯淡的燈光下撰寫」。1947年10月開始，《春風秋雨》及《白雲珠海》先後在《華商報》副刊〈熱風〉上連載，而《山長水遠》則於1949年的《華商報》副刊〈茶亭〉上連載。1949年6月，黃谷柳回國參軍，後定居國內，先後擔任廣州南方書店《文藝小叢書》編輯、《南方日報》記者、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等。1977年因病逝世。
《蝦球傳》以抗戰後的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為故事背景，描寫小說主人公——蝦球在香港到廣州的種種遭遇：蝦球離家出走，四處游盪，被迫當人家「馬仔」，從事非法勾當，又當過扒手，甚至誤入黑社會，後來蝦球得到啟發，回到廣州參加游擊隊，最後走向光明人生。作者在《春風秋雨》裡以蝦球的遭遇描寫香港千奇百怪的社會現象，反映社會低下階層的生活實況，而《白雲珠海》和《山長水遠》的故事場景則集中在廣州一帶。黃谷柳的《蝦球傳》被譽為香港文學的經典著作，2006年由新民主出版社重新出版。為配合新書出版，香港作家聯會與新民主出版社於2006年7月舉辦了一場讓「經典重現」的《蝦球傳》學術座談會，再次肯定《蝦球傳》在香港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來源：《香港文學通訊》二０一０年三月第八十期）
馬吉按：
據夏洐〈白頭記者話當年〉一文（收錄於《白首記者話南商》，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三月），夏洐並非華商報副刊熱風的主編，主編是華嘉，「到一九四七年我從新加坡回到香港，華嘉一定要我替《熱風》出主意，寫文章，這樣我就擠出部分時間，到編輯部參加一點工作。講到出主意，記得起來的只有兩件事，一件是……其次是當司馬文森的連載小說《阻街的人》登完之後，為連載《蝦球傳》續篇《白雲珠海》，一九四八年二月我寫了幾句話作為『預告』，並刊登了谷柳給我的一封信，因此很多人認為我是《熱風》的主編。」
黃谷柳的短簡如下：
「夏先生：送上《白雲珠海》稿，請指正。今天的珠江在啜泣，從理念上去解釋珠江的苦難是比較不太費力的，但我現在準備做的卻是記錄她的生活和抒寫她的情態，這件事就不容易了。我一定盡力做去。謝謝《熱風》給我刊登的機會。」另外，夏洐也澄清，當時在香港主管文藝工作的是邵荃麟和馮乃超，並不是他。
侶倫的《黑麗拉》
《黑麗拉》，短篇小說集，侶倫著，一九四一年七月上海中國圖書出版公司初版，收錄了〈黑麗拉〉、〈迷霧〉、〈絨線衫〉、〈鬼火〉、〈西班牙小姐〉、〈永久之歌〉和〈母親說的故事〉七篇在三十年代寫成的小說。侶倫在序文裏表示，寫這些小說時，他的筆「幾乎是為了忘記痛苦而提起來，……因為心緒的關係，行文上就常常被過份濃重的感情所支配。」
小思認為，侶倫早期的小說充滿濃厚的異國情調，表現了香港這個中西文化交錯的城市氣氛。像《黑麗拉》，當中好些主角的名字都頗西化（如《黑麗拉》中的黑麗拉）、人物活動場所常是咖啡店、西式公寓，還有小說主角觀看的也多是外國電影等，在在反映了這等情調與氣氛。這小說集同時也見證了烽火漫天的抗日年代，意義殊深。
此冊藏於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資料館，是侶倫一九八二年端午題贈小思（盧瑋鑾）的，稱它為自己「第一本問世的小書」。它的封面更是侶倫另外裝幀的。
此書後來由香港虹運出版社重版，書名改為《永久之歌》。
（來源：《香港文學通訊》二００九年八月第七十三期）
《島上》
1930年創刊的《島上》，是「島上社」同人繼《鐵馬》後，第二份在香港出版的文藝雜誌。侶倫認為當時島上社同人都有一種「不可理解的呆勁」：「事情既然開了頭，總是要繼續搞下去才舒服。」雖然1929年創刊的《鐵馬》因為經費問題，出版了一期後停刊，但島上社同人還是繼續努力籌措印刷費，希望能延續這文藝事業。1930年4月，他們出版了另一份在形式上和《鐵馬》相近的新文藝雜誌——《島上》。編者認為「香港，在外表看來，是一個富有詩意的所在」，但「倘若你踏進去細細考察一下，你將發現你自己的幻滅，甚至「你會感到窒息」和「缺少了什麼」。因此，編者認為他們出版雜誌，「不過盡了自己一點棉力來做一件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他們「沒有多大的希望」，只願盡了「自己微弱的力量，使這島上的人知道自己所缺少的是什麼而已。」由於這次是由島上社自費出版，雜誌可以用「島上社」名義刊行，雜誌名稱也就叫作《島上》。
《島上》合共出版了兩期，由林君選任社長，岑卓雲（平可）任編輯。第一期即刊登了侶倫的小說 “Piano Day”、哀淪的小說〈心痕〉、謝晨光的散文〈去國之前〉和張吻冰的翻譯小說〈親愛的人兒〉等等。第二期的內容同樣以小說、散文和翻譯著作為主，作者包括侶倫、張吻冰、哀淪、子迂等。另外，《島上》是香港早期現代文學刊物，其封面設計及插圖，皆以西方新藝術（Art Nouveau）為造型基礎。出版期方面，編者在第一期《島上》的〈編後〉裏提到：「倘若一切無阻礙時，我們兩個月後再見。」然而第二期的《島上》曾因為經費問題一度無法付印，後來獲得香港武體育會高層人員林君選支持，並把第二期的稿件帶到上海印刷，到寄回香港時，已是1931年的秋季，第二期的《島上》在創刊號出版一年多後才接續出版。後來，由於時代和人事不斷變遷，島上社同人最終四散，《島上》也就此停刊。
馬吉按：香港文學研究中心所藏的這冊《島上》，二ＯＯ七年九月曾在孔網發售，索價人民幣一千元。扉頁還有題辭：「送給 沈寧老兄 侶倫」。沈寧即夏衍，他還曾用過筆名黃子布、丁謙平等。
（香港文學通訊第九十八期二Ｏ一一年十月）
《鐵馬》
1929年9月出版的《鐵馬》是由「島上社」同人在香港籌劃出版的新文藝雜誌。島上社是香港第一個新文藝團體，侶倫認為它是個「沒有什麼組織形式的團體」，只是「一羣愛好文學、志趣相投的年青人結成一夥；是一種精神上的組合」，並且往往自稱「島上的一羣」。這個「精神組合」之所以取名「島上社」，一方面與當時香港的文化處境有關：「因為在那時候的香港，搞文藝工作的人只是這麼一小撮，沒有同路人，沒有支持者，作為一個小集體，是很孤立的。」另一方面，因為陳靈谷當時有個以《寂寞的島上》為題的連載小說在報紙副刊發表，島上社同人即受其啓發，感覺香港「從某種角度說的確是寂寞的」，而且他們「這一羣人所嘗試的新文藝工作就像孤軍突起似地掙扎在這個黑暗環境之中」，於是取名「島上社」。侶倫在文章裏憶述，島上社的文藝青年希望辦一個文藝刊物，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和經濟條件下，近乎椽木求魚。然而島上社成員之一的張吻冰最後找得香港青年會校友會學藝部的負責人合作，由他們負責雜誌的出版事宜，島上社則負責編輯工作，終於在1929年9月出版了《鐵馬》。《鐵馬》是一份「三十二開本的小型雜誌，一百頁，文字橫排，毛邊；形式和風格多少是受著當時上海出版的《幻洲》雜誌影響。」而雜誌的封面和其中許多插畫都是出自侶倫手筆。
《鐵馬》第一期由張吻冰主編，內容包括小說、散文、詩歌創作和譯詩，撰稿人包括張吻冰、侶倫、謝晨光、卓雲、靈谷、玉霞、川平和胡茄。張吻冰曾在聖約瑟書院讀書，接受過天主教學校的教育，其刊登在《鐵馬》上的短篇小說〈費勒斯神父〉就是講述一名年輕神父面對內心掙扎時所作出的抉擇。小說方面還有卓雲的〈夜〉、侶倫的〈爐邊〉；另外還有謝晨光的散文〈藎邊〉、譯詩〈入夢〉，靈谷的〈雜詠三首〉等。雖然《鐵馬》的印刷費由主辦者支付，但只限第一期，編者在〈Adieu——說幾句關於本刊的話〉裏向讀者表示：「《鐵馬》的出版是沒有定期的，時候和經濟都很成問題，後者似乎尤為重要，雖然我們都默許了一個月左右便出版一回的，至於能否如願以償，則在這樣無聲的島上，天也不能保證的喲！」最後《鐵馬》還是因為銷量和印刷費問題，只出版了一期便沒法繼續下去。
（香港文學資料庫二０一一年八月第九十七期）
從無名路走過來的詩人──記鷗外鷗
從無名路走過來的詩人──記鷗外鷗
許定銘
鷗外鷗（一九一一～一九九五），原名李宗大，廣東東莞人。其他不常用的筆名，還有江水渙和林木茂等，他三十年代起從事詩創作，早年曾參與《中國詩壇》和《詩場》的編輯工作；一九三七至三八年間，主編《詩羣眾》月刊。其後到香港，任國際印刷公司總經理，並主編《中學知識》月刊。香港淪陷後，鷗外鷗到了桂林，生活十分不穩定，東家住住，西家住住，寄居在朋友家裏，過着無衣無食的日子，並自稱其寄住之處為「寄居蟹之殼」。其後與胡明樹編《詩》月刊，並加入大地出版社工作，生活才穩定下來，寫下了大批和桂林有關的詩作。到桂林形勢險惡，詩人便轉到防城教書。
抗戰勝利後，鷗外鷗回到廣州定居，曾任國民大學、華南聯合大學和華南師範學院副教授。一九五三年後，任中華書局廣州編輯室總編輯、作協廣州分會理事、廣東省文聯委員、廣東省政協委員。
一九八七年七月，鷗外鷗按受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邀請，到香港參加文學月會，談自己的詩作。一九九一年，詩人移居美國，九五年以八十四歲高齡辭世。其主要作品有《鷗外詩集》（一九四四）、《鷗外鷗之詩》（一九八五）和兒童讀物《奇異的動物》、《再見吧好朋友》、《書包說的話》等。
「歐外鷗是位連名字都有問題的詩人。」（l）
這是樓遲在他的〈歐外鷗詩零拾〉文首的第一句話。然後，他探討詩人的筆名，究竟是「歐外鷗」還是「鷗外鷗」?他指出詩人一直用筆名鷗外鷗發表作品。到五十年代，曾有人開他玩笑，說他的筆名像日本人，於是，詩人便把筆名改為「歐外鷗」，但他給朋友寫信時，仍自稱為「鷗外」，顯然，詩人認為「鷗外鷗」才是他的筆名，「歐外鷗」不過是一時的戲作而已。
既然樓遲已得出結論：鷗外鷗才是詩人的筆名，真不明白何以他的那篇文章仍要寫成〈歐外鷗詩零拾〉!
同樣的錯誤，在其他地方也出現過。徐瑞岳、徐榮街合編的《中國現代文學辭典》（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和侯健主編的《中國詩歌大辭典》（作家出版社，一九九Ｏ）在鷗外鷗一欄下，都寫作「歐外鷗」。其實，當時鷗外鷗也有作品發表，只要稍加留意，就不會犯這樣的錯誤了。
一九八七年鷗外在香港主持那次文學月會時，我曾經向他發出這樣的間題：「請問你的筆名鷗外鷗，是否受了森鷗外的影響而改的？」
詩人這樣回笞我：「絕對不是！有一次我到海邊散步，見到很多海鷗在離岸不遠處飛翔。我嚮往牠們自由自在的生活，我羡慕牠們可以任意翱翔，尤其在羣鷗以外，獨自飛翔的那只，牠沒有同伴，獨來獨往，就像我在詩創作上，獨自踏上無名路時一樣。於是，我戀上了那只羣鷗以外的鷗，就把筆名寫成鷗外鷗！」
是的，詩人正是那只羣鷗之外，獨自飛翔的鷗。他說：
其實，我被鷗外詩吸引的，主要是他的大膽創新和與眾不同的創作形式。一九六Ｏ年代早期，我曾涉獵台灣的現代詩，深為白萩、林亨泰和碧果等人詩創作中怪異形式所吸引，絕對想不到，鷗外鷗在二三十年前，已比他們先起步，走在更前衛的前方。
鷗外的詩，最特別之處是喜歡運用鉛字的大小排列，來點出主題和加強語氣。如〈乘人之危的拍賣〉中，他就用了較大號的字來強調逃難者把身上的物品拿出來變賣的可憐，與購物者的壓價和強搶嘴臉；又用了加大號且連續性的「拍賣」兩字，以顯示出主事者「落錘」的形象。在〈軍港星加坡的牆〉中，也用加大的鉛字和特殊的排列，顯出各類船隻數目之多，和它們停泊的形式。
此中最突出的，莫如〈被開墾的處女地〉。詩人初抵桂林，即驚異於羣山重迭包圍的景象，於是，他用了大大小小幾十個「山」字，用不同的排列形式來顯示作者被羣山擁抱的激動。他這種寫作形式，轟動了當時的詩壇，成了鷗外鷗詩作的注冊商標，同時亦被譏為形式主義的未來派。這對詩人造成了不少的打擊，幸好得到艾青的支持和鼓勵，才使他堅定信心，創作的欲火燃燒得更旺盛。
此外，鷗外鷗還嘗試用「擬聲法」入詩，他的〈第二回世界訃聞〉聲明要用賣號外的聲音來朗讀。此詩一開首，是連續六次，逐漸擴大的「WAR」，讀起來，便是愈來愈大聲的「喎荷」之音，此乃我們廣東人喝倒采之聱，非常有趣。他的這種寫法，在三四十年代，是相當前衛的。
我有幸很早就讀到鷗外的詩，一九七Ｏ年代初期就買到他的處女詩集《鷗外詩集》。這本一九四四年由桂林新大地出版社出版的土紙本詩集，只印了二十本精裝本和普及本三千本。我的那本，當時已被蟲蛀得千瘡百孔，可幸還可以讀。賣書的人告訴我，書前有「陳健」的簽名，系導演秦劍的遺物。一九八七年我和鷗外見面時，請他在扉頁簽名，更顯珍貴。
《鷗外詩集》全書分六輯，共收詩五十首。第一輯《地理詩‧政治詩》，包括〈軍港星加坡的牆〉等七首；第二輯《香港的照像冊》收以香港為背景的詩五首－第三輯《被開墾的處女地》是作者在桂林時詩作的精華，共七首；第四輯《社會詩》九首；第五輯《抒情‧戀詩》收得最多，共十七首；第六輯《童話詩》，只有五首。
或許是我在香港長大的吧，我特別喜歡書中《香港的照像冊》那組詩。
此外，我比較喜歡的，還有《童話詩》一輯中的〈父的感想〉：
除了六輯詩作，書前有一篇〈感想〉，書後有〈備忘錄〉以代替前言後語。〈感想〉寫的是詩人創作的理想，說出他不想走別人走過的大路，他要從創作的沙漢中，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備忘錄〉說此書所收的，僅是一九三六至四三年的作品，還說到「當時手上有的歷年的作品，可以編出七本詩集，一本散文，一本長篇小說，一本戀愛問題論文；一共十本的材料。但三個月之後的香港失了，結果今日只有如此的選了一集《鷗外詩集》。」（4）
在戰亂中，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散落了。甚麼時候如果有人想出一套鷗外的全集，這是一條很好的線索。
詩入不單寫詩喜歡創新，連生活行為上也很有新意。
認識鷗外鷗的人都知道他煙斗不離身，喜歡在煙圈中過日子。但，無煙可抽的日子怎樣過呢？詩人在〈話抽煙〉（5）一文中，談到三十年代末，他和紀弦同住在香港西環桃李台的事。他倆都是抽煙斗的同好，很多時都一起抽煙。一次，煙絲抽完了，沒有錢買新的，居然以雲南普洱作代用品抽起來。五十多年後，詩人想起舊事，「又故意把煙斗裝了一鬥紅茶葉，抽了一陣子，味道倒也不錯的呢。」（6）
一九八七年我和詩人見過幾次面，每次都是穿熨得貼服的恤衫西褲，悠然自得地咬着煙斗，很有英國紳士的風度。瘦削的身型，配上短短的白髭，一雙精靈智慧的眸子，說話「陰聲細氣」，給人親切的感覺。
為了寫這篇文稿，我選了個雪後初晴的午後，泡了一壺濃茶，坐到落地窗前，一面欣賞雪景，一面再次捧讀我珍藏的《鷗外詩集》，投入詩人往昔的世界去。
雪白的房子，一片白茫茫的街景，全無人跡，這是詩的仙境，是沙漠的境界，我彷佛看到那和藹親切的老人踏雪走向遠方。不禁掩卷歎息，低聲誦讀詩人晚年寫的一首詩──
── 一九九七年一月寫於多倫多
三月刊於《詩雙月刊》
注：
（l）見樓遲的〈歐外鷗詩零拾〉，刊《號外》第十三期，頁五十。一九九七年九月。
（2）見鷗外鷗〈感想〉，收入《鷗外詩集》，頁二，一九四四年，桂林新大地出版社。
（3）見文學月會〈鷗外鷗談鷗外鷗〉。一九八七年七月，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4）見《鷗外詩集》，頁一七六〈備忘錄〉。
（5）〈話抽煙〉刊於《香港文學》第八十一期，頁二十七。一九九一年九月。
（6）見〈話抽煙〉。
（7）〈何達之死給我以震動〉刊於《香港文學》第一一三期，頁七十一。一九九四年五月。
許定銘
鷗外鷗（一九一一～一九九五），原名李宗大，廣東東莞人。其他不常用的筆名，還有江水渙和林木茂等，他三十年代起從事詩創作，早年曾參與《中國詩壇》和《詩場》的編輯工作；一九三七至三八年間，主編《詩羣眾》月刊。其後到香港，任國際印刷公司總經理，並主編《中學知識》月刊。香港淪陷後，鷗外鷗到了桂林，生活十分不穩定，東家住住，西家住住，寄居在朋友家裏，過着無衣無食的日子，並自稱其寄住之處為「寄居蟹之殼」。其後與胡明樹編《詩》月刊，並加入大地出版社工作，生活才穩定下來，寫下了大批和桂林有關的詩作。到桂林形勢險惡，詩人便轉到防城教書。
抗戰勝利後，鷗外鷗回到廣州定居，曾任國民大學、華南聯合大學和華南師範學院副教授。一九五三年後，任中華書局廣州編輯室總編輯、作協廣州分會理事、廣東省文聯委員、廣東省政協委員。
一九八七年七月，鷗外鷗按受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邀請，到香港參加文學月會，談自己的詩作。一九九一年，詩人移居美國，九五年以八十四歲高齡辭世。其主要作品有《鷗外詩集》（一九四四）、《鷗外鷗之詩》（一九八五）和兒童讀物《奇異的動物》、《再見吧好朋友》、《書包說的話》等。
「歐外鷗是位連名字都有問題的詩人。」（l）
這是樓遲在他的〈歐外鷗詩零拾〉文首的第一句話。然後，他探討詩人的筆名，究竟是「歐外鷗」還是「鷗外鷗」?他指出詩人一直用筆名鷗外鷗發表作品。到五十年代，曾有人開他玩笑，說他的筆名像日本人，於是，詩人便把筆名改為「歐外鷗」，但他給朋友寫信時，仍自稱為「鷗外」，顯然，詩人認為「鷗外鷗」才是他的筆名，「歐外鷗」不過是一時的戲作而已。
既然樓遲已得出結論：鷗外鷗才是詩人的筆名，真不明白何以他的那篇文章仍要寫成〈歐外鷗詩零拾〉!
同樣的錯誤，在其他地方也出現過。徐瑞岳、徐榮街合編的《中國現代文學辭典》（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和侯健主編的《中國詩歌大辭典》（作家出版社，一九九Ｏ）在鷗外鷗一欄下，都寫作「歐外鷗」。其實，當時鷗外鷗也有作品發表，只要稍加留意，就不會犯這樣的錯誤了。
一九八七年鷗外在香港主持那次文學月會時，我曾經向他發出這樣的間題：「請問你的筆名鷗外鷗，是否受了森鷗外的影響而改的？」
詩人這樣回笞我：「絕對不是！有一次我到海邊散步，見到很多海鷗在離岸不遠處飛翔。我嚮往牠們自由自在的生活，我羡慕牠們可以任意翱翔，尤其在羣鷗以外，獨自飛翔的那只，牠沒有同伴，獨來獨往，就像我在詩創作上，獨自踏上無名路時一樣。於是，我戀上了那只羣鷗以外的鷗，就把筆名寫成鷗外鷗！」
是的，詩人正是那只羣鷗之外，獨自飛翔的鷗。他說：
我寫詩的工作，十多年了，十多年來，不過在無垠的沙漠上走了一段路而已。在沙漠上也曾留下自己的足跡，那足跡都是自己的，既無前人可循，又不足供給後人效法。論者們對我的詩，都說我是不走既成的路的。的確，在詩人沙漠上我獨來獨往。自己行自己的珞。那條路一條「No Name Road」沒有釘上街路牌，但總算是我自己行的路，路上的行人，惟我之外並無其他。（2）鷗外鷗自三十年代初期，即開始寫作，直到晚年移居美國後，仍努力不懈，畢生從事詩創作凡六十五年。他的詩不注重音韻格律，也不講求象徵意義，而以白描為主，向生活取材，是現實生活的反映。「他的觸覺敏銳，刻劃燙貼，形式創新，開劍出一種語言奇特、雄健勁朗的詩風，堪稱當時詩壇上的『怪傑』。」（3）
其實，我被鷗外詩吸引的，主要是他的大膽創新和與眾不同的創作形式。一九六Ｏ年代早期，我曾涉獵台灣的現代詩，深為白萩、林亨泰和碧果等人詩創作中怪異形式所吸引，絕對想不到，鷗外鷗在二三十年前，已比他們先起步，走在更前衛的前方。
鷗外的詩，最特別之處是喜歡運用鉛字的大小排列，來點出主題和加強語氣。如〈乘人之危的拍賣〉中，他就用了較大號的字來強調逃難者把身上的物品拿出來變賣的可憐，與購物者的壓價和強搶嘴臉；又用了加大號且連續性的「拍賣」兩字，以顯示出主事者「落錘」的形象。在〈軍港星加坡的牆〉中，也用加大的鉛字和特殊的排列，顯出各類船隻數目之多，和它們停泊的形式。
此中最突出的，莫如〈被開墾的處女地〉。詩人初抵桂林，即驚異於羣山重迭包圍的景象，於是，他用了大大小小幾十個「山」字，用不同的排列形式來顯示作者被羣山擁抱的激動。他這種寫作形式，轟動了當時的詩壇，成了鷗外鷗詩作的注冊商標，同時亦被譏為形式主義的未來派。這對詩人造成了不少的打擊，幸好得到艾青的支持和鼓勵，才使他堅定信心，創作的欲火燃燒得更旺盛。
此外，鷗外鷗還嘗試用「擬聲法」入詩，他的〈第二回世界訃聞〉聲明要用賣號外的聲音來朗讀。此詩一開首，是連續六次，逐漸擴大的「WAR」，讀起來，便是愈來愈大聲的「喎荷」之音，此乃我們廣東人喝倒采之聱，非常有趣。他的這種寫法，在三四十年代，是相當前衛的。
我有幸很早就讀到鷗外的詩，一九七Ｏ年代初期就買到他的處女詩集《鷗外詩集》。這本一九四四年由桂林新大地出版社出版的土紙本詩集，只印了二十本精裝本和普及本三千本。我的那本，當時已被蟲蛀得千瘡百孔，可幸還可以讀。賣書的人告訴我，書前有「陳健」的簽名，系導演秦劍的遺物。一九八七年我和鷗外見面時，請他在扉頁簽名，更顯珍貴。
《鷗外詩集》全書分六輯，共收詩五十首。第一輯《地理詩‧政治詩》，包括〈軍港星加坡的牆〉等七首；第二輯《香港的照像冊》收以香港為背景的詩五首－第三輯《被開墾的處女地》是作者在桂林時詩作的精華，共七首；第四輯《社會詩》九首；第五輯《抒情‧戀詩》收得最多，共十七首；第六輯《童話詩》，只有五首。
或許是我在香港長大的吧，我特別喜歡書中《香港的照像冊》那組詩。
今日整個城市都罷工了誰敢否定香港的繁榮與賽馬無關？「馬照跑」、「舞照跳」肯定是香港人生活的面貌之一，詩人在五十多年前，已捕捉到這點，可見其觸覺之敏蛻。
今日所有的公私機關與店戶都休業
一個「富有的希望」的日子
一個三百萬人的共同的僥倖的命運
──〈大賽馬〉
香港人是扒着山。詩人寫這首詩的時候是一九三九年，已發出了這樣的疑問。然而，到了一九九七年的今天，還沒有結果呢？香港不僅爬到很高很高，還不斷橫向發展，是詩人始料不及的吧？
香港的車輛的輪扒着山。
香港的建築扒着山。
……
一切都作扒山運動的香港，
一切扒到了最尖端最高度的顛上的時候：
香港，怎麼辦呢?
──〈狹窄的研究〉
此外，我比較喜歡的，還有《童話詩》一輯中的〈父的感想〉：
在炮彈的擠兌下在一九三七年隆隆的炮彈聲中，詩人的女兒在黑夜轟炸中的廣州誕生，我們感受到詩人為人父的喜悅，但領畧得更多，更令人深痛的，卻是我們的「人性」，或者，可以說是侵畧者的「獸性」！
你的生命萌着芽
降誕到人類的（？）社會來了
狼狽地我們也給你戴上防毒面具
當人類和「人類（？）」正在地下室上面
互相射擊着彼此的生命的時候
你卻生存到「我們的世界」中
生命的意義是甚麼呢?
除了六輯詩作，書前有一篇〈感想〉，書後有〈備忘錄〉以代替前言後語。〈感想〉寫的是詩人創作的理想，說出他不想走別人走過的大路，他要從創作的沙漢中，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備忘錄〉說此書所收的，僅是一九三六至四三年的作品，還說到「當時手上有的歷年的作品，可以編出七本詩集，一本散文，一本長篇小說，一本戀愛問題論文；一共十本的材料。但三個月之後的香港失了，結果今日只有如此的選了一集《鷗外詩集》。」（4）
在戰亂中，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散落了。甚麼時候如果有人想出一套鷗外的全集，這是一條很好的線索。
詩入不單寫詩喜歡創新，連生活行為上也很有新意。
認識鷗外鷗的人都知道他煙斗不離身，喜歡在煙圈中過日子。但，無煙可抽的日子怎樣過呢？詩人在〈話抽煙〉（5）一文中，談到三十年代末，他和紀弦同住在香港西環桃李台的事。他倆都是抽煙斗的同好，很多時都一起抽煙。一次，煙絲抽完了，沒有錢買新的，居然以雲南普洱作代用品抽起來。五十多年後，詩人想起舊事，「又故意把煙斗裝了一鬥紅茶葉，抽了一陣子，味道倒也不錯的呢。」（6）
一九八七年我和詩人見過幾次面，每次都是穿熨得貼服的恤衫西褲，悠然自得地咬着煙斗，很有英國紳士的風度。瘦削的身型，配上短短的白髭，一雙精靈智慧的眸子，說話「陰聲細氣」，給人親切的感覺。
為了寫這篇文稿，我選了個雪後初晴的午後，泡了一壺濃茶，坐到落地窗前，一面欣賞雪景，一面再次捧讀我珍藏的《鷗外詩集》，投入詩人往昔的世界去。
雪白的房子，一片白茫茫的街景，全無人跡，這是詩的仙境，是沙漠的境界，我彷佛看到那和藹親切的老人踏雪走向遠方。不禁掩卷歎息，低聲誦讀詩人晚年寫的一首詩──
他的死這首詩是鷗外鷗為何達之死而寫的，最後幾句正好借來結束本文。
跟那過去的時代
過去了
成為歷史中人
是一個劃時代的中國詩人
就該把他的死訊
告訴知道他的人
讓人們為之嘆惜
不需哭哭啼啼
像為那殺人的瘋子流淚
把小便的水浪費
──〈何達之死給我以震動〉（7）
── 一九九七年一月寫於多倫多
三月刊於《詩雙月刊》
注：
（l）見樓遲的〈歐外鷗詩零拾〉，刊《號外》第十三期，頁五十。一九九七年九月。
（2）見鷗外鷗〈感想〉，收入《鷗外詩集》，頁二，一九四四年，桂林新大地出版社。
（3）見文學月會〈鷗外鷗談鷗外鷗〉。一九八七年七月，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4）見《鷗外詩集》，頁一七六〈備忘錄〉。
（5）〈話抽煙〉刊於《香港文學》第八十一期，頁二十七。一九九一年九月。
（6）見〈話抽煙〉。
（7）〈何達之死給我以震動〉刊於《香港文學》第一一三期，頁七十一。一九九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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