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嘉兄昨晚走了！
（沈西城臉書2022年1月24日）
多年前馮嘉跟友合照
（沈西城臉書2022年1月25日）
多年前跟馮嘉合影，照中劉乃濟，馮嘉今已不在！
（沈西城臉書2022年1月25日）
李世輝：翻版書=打官司
（李世輝臉書2017年3月28日）
2022年1月25日 星期二
悼馮嘉
李世輝：翻版書=打官司
（李世輝臉書2017年3月28日）
2022年1月18日 星期二
寒山碧：相識半世紀，絕交三十年──記與林曼叔兄的交往
悼林曼叔兄文在內地《華文文學評論》發表
林曼叔兄逝世已兩年多，四川大學出版的《華文文學評論》（年刊）主編張放教授輾轉獲知我曾在網絡上發表悼林曼叔的短文，向我約稿，希望我擴展寫得詳細一點。2021年5月我完成了兩萬餘字的文稿投遞，卻一直擔心過不了審批關。近年來我接受媒體頻繁訪問，發表一些為香港和北京政府所不喜的言論，「寒山碧」三個字是否仍容許在大陸的刊物上出現，我是頗感懷疑的。因為近日查「百度百科」寒山碧欄資料大幅削減，只剩下幾條，不像以前有幾十條。
《華文文學評論》2021年（第八輯）終於在年尾印出來，我的長文亦在其中，基本上還能保留原意。由於該刊不在境外發行，故在面書上貼出，與有興趣者分享。我貼出的是未經修改刪節過的原文。
（寒山碧臉書2022年1月14日）
2019年6月3日我從冰島經德國法蘭克福返港，航機飛行及等候（轉機）耗時超過二十個小時，非常疲憊，睡到近中午才醒來。我原本想在網上發放旅遊冰島的經歷，不料還未吃早餐（其實是午餐了）就接到金千里兄的電話，他說獲林曼叔兄家屬通知，林曼叔已於昨天（6月2日）病逝。我大吃一驚，5月4日林兄還來上環參加文友每月一次的茶敘，那天我只覺得他略為消瘦一點，問他是否在減肥？他還回答：是！沒有想到我旅行十多天回來，他竟仙逝了。事情來得那麼突然，我以為他或許是患突發性心臟病，金千里兄卻說，據林家公子（他的么兒）透露，是肝癌惡化。原來林兄罹患肝癌已兩三年，他一直瞞著病情不向外透露，我和金千里兄都被蒙在鼓裡。當時我寫了一篇短文發於面書上。川大《華文文學評論》主編張放教授邀稿，說希望寫一些懷人感物的文章，於是便充實內容撰成此文。
出身於右派家庭，偷渡來港
我與曼叔兄相識於1969—1970的年間，那時我剛偷渡到港不久，沒有固定職業，是一名自由投稿人，依靠稿費維生，《展望》也是我投稿的對象之一。時林曼叔在《展望》半月刊當文字編輯，他主要工作是撰稿供《展望》刊登。《展望》陸陸續續刊登過我多篇文章，我也曾多次去九龍尖沙咀星光行《展望》辦公室領取稿費，有一次便在辦公室與他相遇，才發覺林曼叔竟是那麼年青。《展望》上的文章以時事評論為多，這類文章時效短，過時則作廢，我一般都不太注意。我比較注意的是林曼叔的文章，我是中文系出身的，寫政論和時事評論只是謀生，我的興趣所在仍然是文學，所以對大陸作家在「文革」中的遭遇特別關注。《展望》每期都發表一兩篇署名林曼叔研究大陸文藝鬥爭和作家的文章，頻率很密，我幾乎每篇都細讀。我覺得他的文章資料翔實，文筆老練，以為林曼叔必定是一位老作家。認識後見他那麼年青，又當了編輯，收入穩定，甚為羡慕。由於彼此年齡相若，又都是從大陸偷渡來港的，同樣愛好文學，有很多共同話題，於是便開始交往。而所謂交往，也不外是一起飲茶或飲杯咖啡閒聊一番而已。
「林曼叔，原名林彬，1941年生，廣東陸豐人。早年在陸豐、廣州上學，六十年代初來港。1969年進入《展望》雜誌任文字編輯，負責撰稿。70年之後《展望》經常刊出他評介中國作家作品的文章，引起讀者注意。」（1）上述文字是我在《香港傳記文學發展史》上對林曼叔的介紹，內容抄自他《聞一多研究》上的作者簡介。
林曼叔生於1941辛巳年是不會錯的，千禧年後他曾找我算過命，我記得他確是生於1941年（歲次辛巳）農曆九月，己土日元。可惜我沒有保留他的命紙，無法在此深入評斷，只記得他的八字日元很強，難怪他主觀那麼強，不容易接受他人意見。 至於他是否曾在廣州上過學，我是頗為懷疑的，因為與相識半個世紀，從未聽他談過廣州的讀書生活。我也估計他在大陸期間沒有讀過大學，後來看了他提供給古遠清編的年譜（《世界華文文學年鑑2017》）（2），才知道1959年他在陸豐縣第一中學高中畢業後無法繼續升學。
林曼叔出生於一個小知識份子家庭，父親林兆平也讀至高中畢業，早年在鄉間能讀完高中已經很了不起。他父親一直在海豐縣當小學老師、校長，1957年被評為右派，遭勒令回原籍務農。1959年秋季，林曼叔高中畢業時，正值「教育為無產階級服務」高唱入雲，階級歧視非常嚴重的時期。林曼叔背著「右派家庭成份」，成績再好也難於考上大學。這樣他被迫在家鄉務農，也曾當過一段時間小學代課老師。我相信林曼叔很聰穎，他父親也一定有不少藏書供他閱讀，他可以通過閱讀學習到很多知識。我與他初識時就覺得他對文學的認識具有深度，不像一般愛好文藝的青年。
1962年5月廣東發生大逃港潮，林曼叔的父親從海豐乘船偷渡到香港。他父親扺港幾個月之後，林曼叔也順利偷渡扺港。我曾叫林曼叔把偷渡經歷寫出來，他說，他不像我經歷那應多磨難，他父親接洽好的「蛇頭」帶他摸黑到海邊登上帆船，第二天，天濛濛亮就扺達香港，順利跟父親會合。有甚麼好寫的？
無論偷渡的過程或扺達香港之後，林曼叔都比我幸運得多。六十年代香港工業興起，經濟上升，需要大量勞動力，很容易找工作，他父親很快找到工作，而一人工作養活兩個人絕無問題，所以他有機會夜間讀英文補習學校。1963年他零零星星地向報刊投稿，並獲得刊登。1967年林曼叔考進國民黨人辦的香港珠海書院（大專）文史系（《林曼叔年譜》稱「歷史系」，應該是錯的，珠海書院當年只有「文史系」，沒有「歷史系」），讀了兩年多，1969年間他向《展望》投稿，老闆司馬璐（本名馬義）召見他，問他有沒有興趣來《展望》當編輯？他表示願意，不久就輟學到《展望》上班。他覺得珠海文史系畢業，了不起也只能找到一份編輯工作，現在既然能當編輯，何樂而不為。
初識時相互欣賞
林曼叔在《展望》工作約四年，主要的任務是寫稿，而此可謂正合斯懷。《展望》雖然只是薄薄的一本，但外來稿件不足，很多稿件都要靠雜誌社內部的人撰寫。當年香港很多政論刊物都如此， 《展望》的情況並非特殊。林曼叔從投稿者變成編輯可謂事有湊巧，因為《展望》原來的編輯黃啟明、洪冬青（兩位都是大陸仔）相繼辭職，司馬璐急著等人用，見林曼叔文筆不錯便聘用他。香港的私人企業講究實際，不太講究文憑。林曼叔進入《展望》，「林曼叔」這個名字也逐漸為人所知，說他最初是被《展望》捧出來的也不為過。《展望》每期都發表他兩三篇長文，漸漸引起關注大陸文藝情況者的注意。據林曼叔自己說，《展望》給他很大的發揮空間，司馬璐不愛管瑣事，基本上沒有怎麼理他。《展望》藏書和資料頗為豐富，任他自由閱讀。要寫甚應文章，怎樣寫，題目是甚麼？多數也是由林曼叔自己定。只要準時交出文章，雜誌能準時出版就行了，其他事司馬璐都不大過問。 我與林曼叔初識之時，有互相欣賞的成份，我那時用寒山碧和待旦兩個筆名，在不少報刊上發表文章。由於我賴寫稿維生，寫作特別勤奮，1970年至1973年間我的名字漸為圈內人所知。那段時間有不少從大陸出來的年青人熱衷寫作，積極投稿，但文章寫得好的人並不太多，而像我那樣讀完大學還偷渡出來的則少之又少。1972年我一位移民到夏威夷的舊友江盛槐，寄200元美金給我，資助我印刷詩集，1973年2月自費印行了《蝣蝣集》和《星螢集》。我曾送給他乞教，並說希望他看後寫點評論。他不負所託，寫了一篇《評寒山碧的〈蜉蝣集〉》，用「溫又權」筆名投寄到《文壇》雜誌，《文壇》發表於1973年11月1日出版的345期（3）。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有人品題，我心存感激。
1972年尼克遜訪問北京之後華盛頓的反共方向開始轉舵，綠背文化退潮。接受美援的香港反共文化活動開始收縮，所有賴美援維持的報章雜誌和研究機構都受到影響。1973年下半年，李金曄的《中報周刊》宣告關門大吉，最具規模的「友聯研究所和「友聯出版社」也遣散員工，正式撤消。司馬璐的《展望》半月刊和「自聯出版社」也於年底結束營業。
司馬璐1949年逃到香港後一直拿美元搞反共文化事業，《展望》結束後移民美國。司馬璐一些舊伙計如黃啟明、盧蒼對他頗有微詞 ，說司馬璐對伙計吝嗇刻薄。盧蒼還撰文咬定司馬璐是美國特務，對他有不少批評。但林曼叔卻對司馬璐心懷感恩，認為如果沒有司馬璐的包容，沒有《展望》的資料，就不可能使他成為中國作家作品的研究專家，和讓他後來成為文學評論家。
離開《展望》雜誌後林曼叔並沒有急於找工作，因為他沒有經濟壓力。那時，他父親在九龍官塘巴土總站附近開一間小書店。書店面積雖然不大，但由於人流旺，生意不俗。其時他兩父子皆單身，維持生活絕無問題。那幾年間林曼叔很少寫政治題材的文章，他專注中國作家作品的研究，積累大量文稿，所以1973年9月他便印行了第一本著作《聞一多研究》（新源出版社）。新源出版社是林曼叔父子辦的，林曼叔自己有書店，發行也方便，可以與各出版社和各書店的行街（推銷員）交換書籍。七個月後1974年4月，他又出版了《評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同年7月再出版《亂彈集》（雜文），可見他雖然失業了，但經濟上沒有壓力。
從合作編寫《中國當代小傳》到絕交
《林曼叔年譜》上說：「1974年應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之邀編輯《中國當代文學大系》，工程巨大，未能完成。開始《中國當代作家小傳》和《中國當代文學1949—1965大陸部份》的編輯工作」（注4）。這是不實之言，擬編寫《中國當代文學大系》完全是我們幾個大陸來的傻子自發的，由我和林曼叔發起。
研究大陸作家作品我與林曼叔是同時起步的（1970年），他用林曼叔筆名之時我也用「待旦」這個筆名在《萬人雜誌》（周刊）上介紹在「文革」中或「反右」時被揪鬥的作家。1971年《萬人雜誌》執行編輯張贛萍病逝後，我把這類稿件轉投《南北極》雜誌，所以我與《南北極》的淵源比林曼叔早得多。我和林曼叔首先是合作編《中國當代新詩選》，後來才想到編輯《中國當代文學大系》（可參看2003年1月出版的拙著《香港傳記文學發展史》399至400頁）。到底由誰先提議？已無復記憶，反正是一拍即合，因為我倆手上都握有一些資料。由於我們認識到這項工作是艱巨的大工程，我提議拉多些人加入。我首先介紹金千里（那時他叫「鍾展」）跟林曼叔相識，鍾展是我扺港後認識最早的文友，1968年冬就在《中國評論》周刊辦公室相逢，兩人住處也接近。不久鍾展進入「友聯研究所」工作，他的興趣轉為從事中共軍事研究。1973年「友聯研究所」風雨飄搖，將近結束，他的時間也比較多，故有興趣跟我們一起找資料。後來我再介紹海楓（黃載生，到美國後用新筆名「文船山」）跟林、金認識，海楓也是陸豐人，與林曼叔是小同鄉，所以一見如故。大家認識後四個人分工搜集資料，時海楓在「大學中心」任一位訪港教授的助手，正在申請移民美國。
我們四人合作的研究計劃後來宣告破裂了，其前因後果1979年6月，我曾在《東西方》月刊答讀者問時已有所披露。我這樣說：「談到《中國當代作家小傳》的版本問題，實在是一次不大愉快的回憶，我知道這件事遲早都會有人問。其經過是這樣的：林曼叔、金千里、海楓原本都是我的朋友，在我介紹林曼叔與海楓認識之前，已經常交換中國作家的資料（1973年）。我們曾嘗試合編一本《中國當代新詩選》（原稿現時仍在林曼叔處），並由我出面跟文藝書屋東主王敬羲先生接洽，希望交給文藝書屋出版，可惜雙方沒有談出結果，此事也就擱下了。不久，海楓君跟我談起，他認識在巴黎大學工作的陳慶浩君（筆者估計可能是程海）可以弄到經費，出版《中國當代文學大系》，於是我們四個有共同興趣的朋友林曼叔、金千里、海楓和我便常常鑽圖書館和舊書店搜集資料。由於介紹作家生平及其主要作品，是編輯『文學大系』所必須做的工作，大家便商量先編《中國當代作家小傳》，然後再分頭編詩歌、小說、散文、論文等各集。可是，後來經費沒有著落，大家都為稻粱謀，編『文學大系』的計劃便告擱置。那時，《中國當代作家小傳》已編好，大家都認為這本書是會賺錢的，於是決定自費出版。每人先交二百元作為排版費，由林曼叔君負責接洽排版事宜。當時，林、金、海君都已交了錢，但我的環境較為惡劣，一時拿不出錢，只答應稍後再繳付。
「《中國當代作家小傳》排版到一半，巴黎第七大學前後寄兩次錢來，每次一千多元港幣（由海楓君保管）。後來，海楓君對我們說，巴黎大學願意出版這本書，我們不必自掏腰包了，問大家願否賣版權給巴黎大學？一者不必自掏腰包，二者由巴黎大學出版可以增加讀者的信心，增加銷路。三者希望這本書能增加巴黎大學的興趣，使我們有機會從事中國當代文學（1949年後）的研究工作。於是，海楓君拿出一份外文文件（可能是英文，也可能是法文，我不懂英、法文，也沒有細看）要大家簽名。出於對朋友的信賴，大家都毫不猶豫地簽了名，並且每人分得港幣八百元，此事便告一段落。等到書印好發行，我才發現我和金千里的名字被刪掉了，不知是誰的主意。據金千里說，在編後提到我倆的名字，是林曼叔堅持才寫上去的，倘若果真這樣，那倒要向他表示感謝，否則我連申辯的機會都沒有了。
「《中國當代作家小傳》出版後，我頗為生氣，認識我的朋友只要問到這本書，我都忍不住把來龍去脈說給他們聽。那時，海楓已去美國，林曼叔和我的關係也因此而弄壞。有一次，在一家印刷廠碰頭，兩人去喝茶，一談起這件事便鬧得不歡而散。他說，是我自己同意簽名賣給人家，錢也拿了，還有甚麼好說的？我說，我賣的只是版權，而不是連自己的名字也賣掉。他告訴我，我們簽署的那份文件寫明是賣資料。並說，其內容曾經改寫過。我說，這是欺騙，要是說明出版時將刪去我的名字，八千元我也不賣，別說八百元。這樣一鬧我和林曼叔便形同絕交。說實在的，《中國當代作家小傳》最困難的就是搜集資料，有了較完善的資料，誰不會寫？莫非我和金千里的文字表達能力，差到必須讓人重新改寫嗎？有些朋友怪我『睇唔化』（看不透）。我說，這不是『化唔化』的問題，而是被欺騙和被侮辱的問題。我是不甘願的。有一位以前搞過翻版書現在搞印刷的朋友，知道我與《中國當代作家小傳》的始末之後，向我表示，翻印這本書是有錢賺的，叫我翻印這本書。我不願意，後來這位朋友自己翻印了，他還把書名改為《中國當代作家簡介》，編者也改為林曼叔、寒山碧、金千里。同一本書鬧出不同的版本的始末就是這樣。整件事我是問心無愧的，我確實付出過不少時間和腦汁，我也確實沒有翻印這本書。我跟林曼叔雖然鬧到不歡而散，但平心而論，《中國當代作家小傳》能夠面世，林曼叔居功最豐，付出的勞力也最多。全書一百多位作家小傳，林曼叔寫了近一百位，我寫了三十多位，金千里寫了二十多位，海楓寫了三位，陳慶浩一個也沒有寫。這是我們自費排版時的情況，自簽字賣稿後我就不再過問了。最後我想補充一點，就搜集1949年後中國作家的資料，林曼叔、金千里和我所做的工作，相信不會相差太遠。林曼叔之所以寫得比我們多那麼多，主要是他比較熱心，也比較有時間。三十年代的作家小傳全由他寫，而這部份資料卻是比較容易找的。以上所說的話，我願負責到底。」（5）
那位翻印者的名字現在可以披露了，翻印《中國當代作家小傳》的朋友叫麥釗，香港文化圈很多人都認識他，他承印過不少文香港文史書籍，可惜不幸於幾年前病逝了。
（寒山碧臉書2022年月14日）
絕交三十年間的點滴訊息
我與林曼叔在印刷廠偶遇吵架之後就再也沒有來往，但彼此一些零星的訊息還是知道的，因為我們有一些共同的朋友，例如金千里等。金千里對名字被人從作品上被剔走一事反應沒有我那麼大，或許他比我大度，或許他的興趣已轉往軍事研究，反正他仍然分別與我和林曼叔往來。我奇怪的是這份由林曼叔自已審定的年譜怎麼會出錯？《林曼叔年譜》中記載「1975年，任《七藝》（徐訏主編）編輯。《七藝》只出版四期，徐訏應邀赴法講學，雜誌就停刊了。1976年，與友人創辦《觀察家》雜誌，任主編。1976年5月，《中國當代作家小傳》由巴黎等七大學東亞出版中心出版。」（6）
《七藝》後台老闆是黃冷，黃冷不僅經營文華印刷廠還出版一份非常暢銷的《馬經》和《金電視》周刊，其印刷廠在北角與《明報》同一棟工業大廈。《七藝》編輯部設在文華印刷廠裡。我記得非常清楚，我與林曼叔就是在文華印刷廠偶過的，那時我不知道他是《七藝》的編輯。至於我自己到底為何事去印刷廠？現在已經記不起來，有可能是去找黃仲鳴，時黃仲鳴在《金電視》任職。根據資料，《七藝》是1976年11月創刊的，因此，1975年林曼叔年不可能任《七藝》編輯。
林曼叔創辦《新觀察》的舊事，我記憶已模糊，印象中《展望》停刊後不久，林曼叔就跟原在《展望》任翻譯的范姓同事合辦一份雜誌，名字好像叫《觀察》或《新觀察》，只辦三、四期便結束，未知何故他在年譜中沒有提及？林曼叔是與范姓同事拆伙之後再與許行合作辦《觀察家》，這是肯定的，時間是1975至1976年間，大約只辦一年左右。林曼叔是在辦《新觀察》時認識翁靈文（翁是許行的朋友），再由翁靈文介紹他認識徐訏。
《林曼叔年譜》載：「1978年5月，考取法國文化部研究獎學金（Stage d'etudes），赴法深造。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出版《中國當代文學史稿（1949—1965大陸部份）》（7）這部書也是署三個人名字，但我相信大部份文字都由林曼叔執筆，其他兩人恐怕也只是出資或協助而已，所以後來林曼叔談到此書時只當作自己的著作，根本不提及他人。
林曼叔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1949—1965大陸部份）》是最早一本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史書，八十年代初在大陸學界影響很大。《林曼叔年譜》記述他在法國的活動止於1979年9月，估計他返回香港時間應該是1979年或1980年間。他為何在未取得任何學位的情況下返回香港？他自己從未透露，不過從他的言談中對自己未獲取任何學位就返港是頗為後悔的。如果他在法國取得學位，無論是碩士或博士，後來就可能在學界發展，不必要在文化圈沉浮，而香港學界的待遇比在文化界任職優渥得多。我估計林曼叔匆匆返港可能出自家庭原因，他應該在赴法之前已結婚，因為他的一男一女孩子是七十年代出生的。法國的學制，讀碩士要2年，讀博士要4年，林曼叔在法國只逗留不足兩年，拿不到任何學位就不出奇了。為何我估計他中斷學業多數出於家庭原因而不是經濟或其他原因呢？因為我覺得他那本扺法不久就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1949—1965大陸部份）》學術水平頗高，單憑這本書申請獎學金繼續深造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與林曼叔絕交後，我的境況也逐漸改善，擺脫了貧困。1975、76年間，香港時興分析大陸形勢和介紹大陸領袖的專題特刊。最初是別人出題目，我負責搜集資料、撰寫文字、配置圖片，劃好版樣交回老闆，領取編輯費。這類專題特刊成本低，幾乎每一本都賺錢，只是賺多與賺少的問題。代別人編了兩本，我覺得與其代人作嫁衣裳，不如自己出版。於是我退掉尚未供滿的人壽保險，拿這點兒小錢投資，自己出版特刊。當年，中國的局勢動盪，1976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逝世，我出版周、朱、毛和「四人幫」這類專題特刊非常暢銷。不僅改善了生活，而且積聚了些許資本，這幾年我出版數十本特刊，使我有能力出版《漂泊的一代》（小說、散文）和《妻哭兒啼集》（雜文）兩本小書，也有能力於1979年1月創辦綜合性定期刊物——《東西方》月刊。
《林曼叔年譜》載，「1982年出任《南北極》雜誌（主編王敬羲）編輯（8），他回港和在《南北極》任職我完全不知情，我相信他待在《南北極》的時間不長。《南北極》創刊於1970年，1971年我就向《南北極》投稿，直至八十年代中期《南北極》停刊時，我與其主編王敬羲先生都保持往來。我對王敬羲的性格有一定的瞭解，跟王敬羲做朋友比較容易，他說話直接，但對朋友還算尊重，但若做他伙計，我相信不好受，如果是我恐怕兩個月也忍受不了。王敬羲對伙計管控甚嚴，伙計在公司裡打私人電話也不行，那時還沒有手機，伙計只好憋着。我曾與王敬羲飲過很多次茶和多次飯局，他很多時候都攜同女秘書或編輯同來。他對自己的手下說話很不客氣，常常說些損傷別人自尊心的重話，也不管旁邊有沒有客人和第三者，我聽了也覺得尷尬難過，何況被他指責的伙計。
年譜空白的十七年，幹啥了？
《林曼叔年譜》由1982年一下子跳到1999年，中間十七年呈現空白，他到底去哪了？幹些甚麼事了？林曼叔自己不想說，只好由我替他補白。儘管這段時間我與他沒有來往，但零星的消息卻是有的。簡單說，他在這段時間曾經「發達」（金千里語）過，也經歷了破敗，打回原形；他曾經離過婚，又曾經再次結婚，並生育么兒。他的人生起跌不可謂不大，變化也不可謂不激烈。 林曼叔自法國回港後，金千里與我晤面時偶而會談起林曼叔的情況，總的來說就是林曼叔已棄文從商，不再寫文章了。大約是八十年代中後期，金千里跟我說，林曼叔發達了，在九龍旺角買了寫字樓，又到大陸投資開工廠。我對他棄文從商而能夠成功感到敬佩，我出身於商人家庭，知道從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我自知自己缺乏從商的能力，所以八十年代商潮澎湃的時候仍然堅守本份，不隨潮流到大陸商海擊浪。那時，我的《鄧小平評傳》單行本雖然非常暢，一年間印刷六、七次，但所賺的錢僅足以還清《東西方》的債務和供孩子讀大學，沒有餘資置業。八十年中後期，金千里有一段時間去了台灣發展，林曼叔則在大陸辦廠，音訊也告中斷。 後來，我與林曼叔相逢並恢復交往之後，才從他的口中獲悉他的點滴遭遇。他確實開過廠，賺過錢，買過寫字樓，但後來全部化為烏有，樓賣了，工廠沒有了，打回原形，像一場黃粱夢。我曾問過他詳細經歷，他只說，工廠和錢都被人騙光了，而騙他的人卻是他留在鄉間生活的胞弟。他胞弟怎樣騙他，林曼叔不願多說，只是他與胞弟跡近斷絕往來，很多年都不願回鄉。可是他的老父八十年代後卻長期住在鄉下，死了也葬在鄉下。
九十年代末林曼叔隻身回港找工作，「桐油酲」只好再裝回桐油，1999年應徵到明報出版社當編輯（總編輯潘耀明）。明報出版社和《亞洲周刊》編輯部在同一層樓辦公，他在那裡結識了在《亞洲周刊》任職的梅子，並成為好友。明報出版社總編輯潘耀明是香港最大的左翼作家組織「香港作家聯誼會」的執行會長（會長是曾敏之、劉以鬯），梅子是理事，林曼叔加入該會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儘管他的思想沒有改變，文學觀、價值觀都沒有改變，他的入會是因應形勢，這也是情有可原的。林曼叔在明報出版社待的時間不會太久，因為三年後他就屆退休之齡，他的《年譜》記載他在明報出版社的活動也只記到2000年。
相逢一笑泯恩仇
2004年秋，在我卸任海南省政協委員一年多之後，出於義憤決定出來競選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界的代表及文學組委員會主席。因為我不願意讓一位不知文學為何物的「香港燈謎會」會長代表香港文學界，我也有很多話想進入建制去說。我的意見在外面媒體上說過多次，「藝展局」裡的袞袞諸公都聽不入耳，所以我覺得需要進入建制。我在香港生活幾十年，一向都是獨行俠，獨來獨往，沒有參加任何大規模的作家團體，因此競選只能依賴自己的努力。「藝發局」的文藝界別代表選舉分開三天投票，每天我都到九龍文化中心投票站外面去拉票。有一天，一位投票者走過來對我說：「寒山碧，我是林曼叔，還認不認得？」說起來依稀記得，不過大家都老了，樣貌變了，如果路上相逢實在不敢相認。他接着說，他參加了「香港作家聯會」，他支持我，他還會拉三幾個朋友投我的票。我說謝謝！我有點奇怪，他既然是左翼組織的人何以會支持我？他們的副會長羅琅還是我的競爭對手啊！ 他解釋說，他看了我的《香港傳記文學發展史》，我雖然與他有過節，但在這本重要著作中還有兩處提到他。一處是介紹他的《聞一多研究》，另一處是介紹他在《展望》雜誌上對中國現當代作家的研究。我說，我們之間有過節是一回事，他對中國現當代作家研究成績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我忠於史實，自然要提到他。他說，如果心胸狹隘的人可以當作忽略了，完全不提。我們就這樣「一笑泯恩仇」。
2004年10月31日晚上10時30分投票結束，隨即開始點票，輪到文學組點票時已是翌日凌晨一時多。「香港作聯」理事、香港散文詩學會會長夏馬（鄧紀生）獲得63票，一位陌生的女生張異為獲得69票，「香港作聯」副會長羅琅獲得141票，香港燈謎會會長白福臻（白良駒）獲得158票，我（寒山碧）獲得198票勝出。事後曼叔兄說：「許多人都說，如果你不出來，白福臻就會連任！」文學界仍會被「燈謎會」代表。這也凸顯香港藝術界別代表選舉，有選民登記沒有選民甄別制度的荒謬。當選後我抱著廣結善緣的宗旨與業界接觸，我的競爭對手夏馬、羅琅後來都成為我的朋友。張異選這女孩選前突然出現，選後突然消失，不知去向；白褔臻選後則消聲匿跡，那時他已八十餘歲了。
2005年元旦，我獲得香港特首曾蔭權正式任命成為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文學組委員會主席，可是上半年一切依上屆留下來的法則運作，文學界變化不大。2005年下半年「雜誌計劃」推出，文學組有一個由前屆胡志偉（鄭義）留下的不成文的規定，即資助辦雜誌不能超過四年，不能把資助雜誌的資源變成某些人的專利。那時由「藝發局」資助的雜誌都快屆滿四年：或將近四年，想申請辦雜誌的人很多。香港沒有完善退休制度，林曼叔離開明報出版社，名曰退休，實乃被解僱，因為沒有退休金。那時他和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兒子尚在讀中學，他妻子則在一間家庭醫生診所任護士（非注冊護士），薪酬不會豐厚。我叫他組織班底申請辦雜誌，因為「藝發局」規定雜誌主編每期可支取兩萬元編輯費，副主編和校對也有薪酬。
（寒山碧臉書2022年月15日）
林曼叔與梅子從如膠似蜜到反目成仇
若干日子後林曼叔介紹梅子（張志和）跟我認識，梅子那時也離開《亞洲周刊》，擔任「香港作聯」的會刊《香港作家》雙月刊主編。此刊只有32至46頁不等，薄薄的一本，主編基本上是義工。我與左翼文藝團體鮮有往來，對他們不太瞭解。林曼叔說，讓梅子當總編輯，他當副總編輯（副總總編輯毋須具名），因為梅子跟劉以鬯很熟，希望邀劉以鬯出任董事長增加獲得支持的機會。我表示贊成，因為申請辦雜誌的陣容越強大知名度越高，獲得評審員支持的機會也越高。於是他和梅子便去組織稿件和組成有限公司的架構。 申請「雜誌計劃」快要截止時，方寬烈向我表示想申辦文學研究雜誌，我對他想申請辦雜誌頗有保留。一者，他年紀太大，已八十幾歲；二者，他沒有辦雜誌經驗，也沒有當過雜誌編輯；三者，他沒有寫過嚴肅的文學評論，只寫過一些文學掌故。也就是說他當文學研究或文學評論雜誌總編輯是不夠格的。我向他建議，是否找林曼叔來談談看能否合作？讓林曼叔當總編輯，他當董事長。那時林曼叔還不足六十五歲，而且林曼叔一向搞文學研究和文學評論，出版過幾本文學評論類書籍。聽了我的建議後方寬烈便找林曼叔談，兩人合作申請創辦《文學研究》。「雜誌計劃」評審會議由我主持，成員有文學組委員張秉權等共七人。在我的記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年近九旬的劉以鬯先生陪同梅子一起出席評審會議，接受評審委員的詢問。在這次雜誌評審中，梅子申請的《城市文藝》月刊，和林曼叔、方寬烈申請的《文學研究》季刊都獲批准資助。
2005年冬，海南省作家協會主席孔見（邢孔建）獲悉我當選，寄來邀請函邀請我組織一個香港作家代表團回海南訪問。我們不敢稱「代表團」，在香港如果沒有取得授權，誰都不敢稱「代表」。我只是組織了一個有十四名成員的「香港作家訪問團」，希望通過訪問互相交流。可是在組團時我也希望成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曾邀請香港多個文學社團領袖，有人答應，有人婉拒，結果我組織一個主要由文藝雜誌主編和文學社團領袖組成的十四人的訪問團。其中包括林曼叔（《文學研究》季刊主編）、梅子（《城市文藝》月刊主編）、夏馬（《香港散文詩》季刊主編、「香港作聯」理事）、王偉明（《詩網絡》雙月刊主編）、王業隆（《華夏春秋》季刊主編）、秀實（不定期之《圓桌詩刊》主編）、羅琅（「香港作聯」副會長）等。「訪問團」於2016年1月12日飛海南，但梅子有畏高症不敢乘飛機，林曼叔卻自願陪梅子提前兩天從深圳乘坐火車到海南跟我們會合。
由於我卸任海南省政協委員不久，那時各縣市的領導都認識我，「訪問團」在海南受到很熱情的招待，度過愉快的一周。回程時我們從三亞直飛香港，林曼叔仍陪梅子乘火車返港，由此可見他倆當時交情密切到甚麼程度。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林曼叔和梅子的感情經不起時間的考驗，他們回港不足一個月就產生裂痕。
2006年2月《城市文藝》出版了，《城市文藝》與香港城市大學無關，也與「城市文學節」無關，前文已述，不贅。2006年林曼叔很風光，既是《文學研究》的總編輯，又兼任《城市文藝》的編輯，可惜他主觀太強，處理人際關係手腕欠圓融，很快就和合作的朋友發生矛盾，與梅子也產生矛盾。《城市文藝》第二期，首頁是我在海南大學交流會上演講時的大頭照片，第二頁起是我演講內容《作家的品格與使命》的全文。這本來沒有甚麼好奇怪，但有一次，林曼叔在只有我和他的私人茶敘時說：「梅子看到發排你這篇文章時，口裡咄咄作聲，顯出很不願意又很無奈的表情！」
我問他是為甚麼？
他繼續說：「也許他怪我不事先向他這位『總編輯』請示，也許他不想太突出你，又不敢得罪你！」
我聽後笑笑說，你應該向他「請示」。
曼叔說：「請甚麼示？這個『總編輯』是我讓給他做的。難道你這篇文章不夠份量，不能做頭條？」他還氣憤地補上一句：「我當編輯的時候他還在鄉下吃蕃薯。」（上述的對話我記得很清晰，基本上是原話，特此申明）
這倒是事實，1970年林曼叔已在《展望》半月刊當編輯，而梅子還在福建鄉下，1973年林曼叔出版了《聞一多研究》，1974年出版《評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時梅子大概還未開始寫作。林曼叔1976年與許行等創辯《觀察家》任總編輯，數月後《觀察家》停刊，經翁靈文介紹1976年11月到《七藝》任編輯（主編徐訏），1978年出版《中國當代文學史稿》，其時，梅子在香港文壇還是初哥。正因為無論資歷和文學成就上林曼叔都比梅子高，所以梅子當「香港作家聯誼會」機關刊物《作家》總編輯時，很敬重林曼叔，用他很多稿，因而成為好友。
可是到了2006年，彼此身份轉變了，梅子成為「總編輯」，林曼叔是「副總編」，是梅子的「下屬」。但林曼叔心理又不願作調整，自己喜歡怎樣編就怎樣編，根本不願搞「請示」那一套，他發排我的演說稿時根本沒有問過梅子，等到校對稿出來梅子才知道，於是心有不爽。
矛盾發生後林曼叔又沒有去修補，仍然「自把自為」不把梅子當作上司。我曾勸林曼叔主動放低姿態跟梅子和解，但他根本看不起梅子，更看不慣梅子在有地位有名氣的人面前那付阿諛讒媚的樣子，常常向我述說梅子這類故事。我勸他說，發稿時還是多問一問梅子，梅子畢竟是負總責的總編輯。但林曼叔聽不進去，仍然不屑於「請示」。而梅子又很在乎他的「總編輯」地位，心裡非常不高興，但礙於我在「文學組」主席位子上，不敢完全撕破臉皮，只在別的事情上挑剔。梅子不敢在我面前說林曼叔「唔識嘢」，卻多次抱怨林曼叔喜歡擅自作主，喜歡亂改人家的稿，又很懶惰很粗心，校對常常出錯，害得他要經常「補鑊」等等。
朋友之間一旦產生裂痕就不易弭補，何況林曼叔和梅子誰都不願意放低姿態主動去做修補工作，關係自然只會越來越惡劣，惡劣到見面不說話，視對方透明。《城市文藝》版權頁上印著：「董事長劉以鬯、副董事長陳松齡等…」，但實際上是梅子和林起（林曼叔）的二人組。他倆竟然能在這種氛圍下「合作」一年，最後才反目成仇，徹底分裂。
林曼叔與方寬烈鬧矛盾，《文學研究》鬧雙胞胎
林曼叔跟梅子彼此間產生心病不久，又和方寬烈，羅琅等發生衝突。《文學研究》季刊方寬烈當董事長，林曼叔當總編輯。「藝發局」資助的雜誌以總編輯為主導，總編輯支取薪酬負責具體的編務，董事長屬於掛名性質，不能領取薪津，只能簽簽支票，每年開一兩次「股東會議」而已。因而凡是「藝發局」資助的雜誌，「董事長」都不理具體事務。可是方寬烈情況卻不同，申請辦《文學研究》是由他起念的，他也很把「董事長」當作一回事，不僅請羅琅來當副董事長，還請了羅忼烈教授為《文學研究》題書名，並積極參與編務，四處約稿。本來多一個人幫忙約稿也不是壞事，可惜的是林曼叔不是一個容易合作的人，主觀太強不易妥協。方寬烈約來的稿林曼叔往往拒絕刊出，讓方寬烈臉子不知往那兒掛。有的方寬烈約來的稿刊出了，但林曼叔卻在未徵求作者意見的情況下作太多修改，令作者大為不快。於是不滿林曼叔的耳語就從北角新光茶樓的「鑪鋒雅集」上率先吹起。
「鑪鋒雅集」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友茶局，1959年就開始，是羅琅等左派報人文人發起的，每個星期日中午相聚飲茶。我與左派文人素不來往，一向被香港左派視為「反共文人」，我第一次見到羅琅時是2004年秋競選香港藝術界別代表拉票現場。我當選後方寬烈拉我去北角新光茶樓參加「鑪鋒雅集」茶敘，我覺得自己既然當選為文學界代表，自然應該多與自己的選民接觸，不分左右，不管意識形態，便欣然參加。然而香港人星期日是家庭日，我有時要陪妻兒飲茶，有時要跟前妻的子女聚會，所以參加的次數不密，但有空就盡量爭取去，希望多聽取意見。
《文學研究》2006年春之卷出版不久，鑪鋒雅集上的朋友羅琅、海辛等就在席上罵起林曼叔來，說他亂改別人的稿，把海辛的籍貫都改錯了。我知道林曼叔確有喜歡改稿件的習慣，別人行文方式與他不同他也要改。我曾勸過他，做編輯最好少改別人的稿，因為作家行文習慣人人不同。例如陳映真的文字乍看會覺得不通順，想改，可是再看下去就會發覺他這樣書寫自有他的道理，這是個人的寫作風格問題。關於改錯海辛的籍貫問題我也問過林曼叔，他說他沒有改，原稿就是這樣，可是卻沒法提供原稿予以澄清。這是林曼叔與方寬烈、羅琅、海辛之間第一道裂痕，續而他們又因為那篇稿能用，那篇稿不能用吵起來。羅琅曾向我反映，他的稿林曼叔也不肯用，不知怎樣的稿子才合格？我無權干涉別人的編務，只是勸林曼叔要以和為貴，不要太執著。林卻說羅琅等人的文稿水平低，我沒有看過他們的文稿，無從判斷。
《文學研究》的第二年（2007年），鑪鋒雅集上羅琅等幾位朋友見到我又大罵林曼叔狂妄，未徵詢過任何人的意見突然把羅忼烈教授的刊名題字撤下，換上他自己的寫的書法。羅忼烈教授是香港大學著名的榮休教授，也是香港著名的書法家，很受學界敬重。他是在方寬烈乞求下才揮筆寫下「文學研究」幾個字，林曼叔在未知會方寬烈和其他相關朋友，擅自撤下題字，不僅是對羅忼烈教授的不敬，也的確令方寬烈難堪，叫方寬烈怎樣向羅忼烈教授交代呢？撤換刊名題字本來已犯下大忌，更糟糕是換上的他自己寫的字，別人自然會質可問你林曼叔的書法難道優勝過羅忼烈教授嗎？你林曼叔難道比羅教授更有名望嗎？
我曾問過林曼叔為何要這樣做？他答，羅忼烈寫的刊名「文學」的「學」字寫成簡體字。我覺得此顯然藉故推搪，不願承認自己做錯了。林曼叔的書法在友儕中是最好的，我也時常請他寫書名或題字，但平心而論我也覺得林曼叔換下羅教授的題字是非常不妥和沒有必要的。2007年9月出版的《文學研究》秋之卷，林曼叔悄悄撤下自己的題字，換回羅忼烈教授的封面題字 ，我覺得這件事一定令他不止受到一方面的批評，讓他感受到壓力，他才會悄悄把《文學研究》封面題字換回來。
「雜誌出版」屬於一年計劃，每年冬季雜誌出版承辦人都得重新遞表申請下一個年度的經費，文學組又得再次開會審批。獲得資助者會繼續辦下去，未獲得資助者往往就停刊。我雖然覺得這個辦法不好，但這卻是多年留下的傳統規矩，一時無法改變，只好繼續遵從。「藝發局」規定申請承辦雜誌者，必須由總編輯和董事長一起簽名申請。2007年冬雜誌申請截止日期前數天，林曼叔突然來我寫字樓附近的茶樓找我，說方寬烈迄今未跟他商量申請續辦《文學研究》的事。還說，方寬烈和羅琅要把他踼開，邀書評家許定銘任總編輯，並且已遞交申請表。他希望我查一查，如屬實，他打算自己也遞表申請承辦《文學研究》。
我說，還未到審批階段，我不方便向文學組經理查詢，如果方寬烈真的這樣做，你可以填好申請表在截止日期前夕遞交。結果真如所料，審批時發現《文學研究》的申請發生雙胞胎，原董事長方寬烈夥同許定銘申請一份，原總總輯林曼叔夥同鍾子揚（金千里）又申請一份。當兩份申請表呈上評審委員會時，大多數評審委員的意見是兩份申請都不批准，不鼓勵鬧分裂的任何一方。結果2008年《文學研究》被迫停刊，可見鬧分裂是兩敗俱傷的事。
（寒山碧臉書2022年月17日）
我的〈香港文學研究叢書總序〉成了笑話
《文學研究》停刊，林曼叔的收入減了一大截？其時他的么兒在中文大學讀書，為了讓他有多一點收入，我建議他申請編輯和出版「香港作家作品評論集」叢書。香港素來缺乏文學批評，有的只是小圈子的相互吹捧，因而研究香港文學困難重重。大陸一些研究者急就章，撿現成，研究來研究去都是左翼文壇這一塊，右翼文壇鮮有觸及。這固然是因為他們生活環境所局制，另一方面也因為香港右翼作家的作品和評論太少太分散之故，這在我搜集中國當代作家小傳資料時深有體會。各種評論文字散佈於報紙和雜誌之中，而許多報紙和雜誌已經停刊，不熟悉香港情況的大陸學者根本不曉得從何處找起？即使他們有此心願，搜羅蒐集資料也非常困難。
由於2006年「文思出版」出版社出版了《寒山碧作品評論集》，我覺得如果只有一本書，不足以引起社會的注意，如果能出版一系列香港作家的作品評論集，香港文學的研究者翻查起來就方便多了。我與林曼叔、黃仲鳴茶敘時討論過這個問題，後來加入璧華一起討論，並列出名單，由林曼叔出面申請。這是一個好的計劃，申請很快獲得批准，但「藝術局」素來怕別人浪費公帑，於是申請分為兩截審批，先審批編輯費，書編好後得另申請印刷經費。
「作家作品評論集」最早編好的是我編著的《徐訏作品評論集》，因我是現任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不能領取任何費用。說得明白點就是別人可以領取資料費和編輯費，我則不能支取分文。我自然不在乎再多做一點義務工作，（我擔任「藝發局」委員和「文學組」主席也是義務的）。此事的始末我在《徐訏作品評論集》的〈後記〉裡有所交代。我說：「編輯出版《香港文學研究叢書》計劃，起念於《寒山碧作品評論集》的出版。在香港許多前輩作家成就比我高，貢獻比我大，評論他們著作的文章迄今仍分散在陳年的報紙雜誌中，沒有輯錄成冊，甚難尋覓，令香港文學研究者在研究這些前輩作家時遇到很大的困難。於是朋友們便產生為重要的前輩作家編輯『作品評論集』的念頭。由於我與徐訏先生有過交往，便決定由我來編輯《徐訏作品評論集》，其他幾位朋友也各自編輯一位前輩重要作家的『作品評論集』，璧華編曹聚仁、林曼叔編司馬長風、周蜜蜜編黃慶雲，黃仲鳴編侶倫、張雙慶編李輝英。然而由於這只是朋友間的共同想法，做起來並不容易，搜集資料固然困難，又缺乏資源。而即使順利編輯成冊了，出版也沒有把握，一切都有待得到『香港藝術發展局』評審員的青睞，方能成功。」
《徐訏作品評論集》的編輯過程相對順利，我只花七八個月就編成。我交給林曼叔於2007年度申請出版資助，原本以為2008年初可以出版面世，料不到卻遇到阻礙，延宕到至2009年2月才能出版。《徐訏作品評論集》雖然比我預期中遲了將近兩年才付印，但「有心不怕遲」，研究香港文學是長期性的工作，不須「只爭朝夕」。
《徐訏作品評論集》是「作家作品評論集」叢書的第一本，此書令人詫異的地方是卷首印著的不是〈序〉，而是《香港需要文學批評──〈香港文學研究叢書〉總序》。由於是「總序」，所以我的著眼點放在全局，我關注的是香港文學批評的整體情況，從宏觀審視香港文學批評的變化。然而《香港文學研究叢書》〈總序〉只孤零零存在於《徐訏作品評論集》中，後來林曼叔主持出版的一系列作家作品評論集都不再見這篇〈總序〉。是我好大喜功要寫〈總序〉嗎？不是。這個計劃是我提出的，當時我又擔任「藝發局」文學組主席，是林曼叔建議由我來寫一篇總序，其他參與此事的朋友沒有人反對，所以出版 《徐訏作品評論集》時我便寫了。後來，是情況起了變化，第二本作家《作品評論集》出版時，我已我卸任「文學組」主席，成了昔日黃花，所以林曼叔沒有收入我的〈總序〉。我想，此乃入之常情，佯裝沒有注意到，一句話也不說，如常交往。
是「硬頸」，不是「硬骨頭」
2007年底我任期屆滿，我原本想退下來寫書，不想競選連任。但由於理念相同的朋友沒有人願意出來競選，而由與「中聯辦」關係密切的「香港文化總會」推出來的候選人，言行流露出極左的意識形態，我不得已最後一刻才去報名競選連任。幸而這次選舉我以651票成功當選，比競爭對手多出二百多票。我當選後立即公開宣佈不再競選第三次連任，希望想參加競選的朋友早作準備。2008年元旦，我就任新一屆「藝發局」委員、文學組主席。林曼叔於2008年冬申請辦《文學評論》雙月刊，並獲得批准，《文學評論》於2009年2月創刊，出版了十年，直到林曼叔逝世。
2019年黃仲鳴兄在香港《文匯報》上以〈「硬骨頭」林曼叔〉為題發表了一篇悼念文章，文章說：「短訊驚傳林曼叔的噩耗，查詢下始知他患的是肝癌。很多朋友說很突然，問寒山碧，他說：『據云病很久了，只是隱而不言，故大家都不知。』去冬楊國雄自加回港，一眾朋友相聚北角樓頭，那時的他，仍顯精神，孰料轉眼就去了，殊堪惋惜。 ……一九六Ｏ年代（寒按：時間錯誤，應該是七十年代末），我已看了他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記憶中，當時的版本，作者還署有海楓；到二Ｏ一Ｏ年代，他將這書重排出版，卻沒了海楓這作者。其時海楓已逝很久。我不好意思問他，詢諸和他熟悉的朋友。寒山碧說：『聽說這書絕大部分是他寫的。』一九七Ｏ年代，我在北角一出版社工作，主編《大電視》周刊。編輯部除我們外，還有徐訏的《七藝》，這是一部純文藝雜誌，負責編輯的就是林曼叔。《七藝》就只他們兩人，……徐訏鮮到編輯部，出版前後來亮一下相。最多見的是林曼叔在埋頭獨幹。《七藝》……好像出了兩三期，就壽終正寢了。此後，一直沒見過林曼叔。直到一九九Ｏ年代，他和方寬烈向藝發局申請，合辦雜誌，那才和他有多些來往。一夕，我們幾個朋友和他在銅鑼灣晚膳，鄰檯是蔣女大作家（寒按：指蔣芸）和她的朋友。蔣和我較熟，聽我們眉飛色舞一輪後，她突然跑過來問我：『誰是林曼叔？』
「我忙起身為他們介紹，蔣女作家臉色驟變，指着林曼叔開口就罵，斥他亂改人家的稿件，尤其是那篇關於舒巷城的，並指着她同檯的一位女士說，她就是舒巷城太太。 場面很尷尬，我們難於置喙。蔣作家罵了一輪後，悻悻然歸座。林曼叔也訥訥的坐下。有友勸他這毛病應該改了……不說不知，他這人主觀甚強，強到不合情理，他以自己的觀念，強加到別人的作品。至於他自己寫的，卻告訴編輯：一字不能改。他為我雜誌寫的稿，我從來便不改。免損友誼。 」（9）
從黃仲鳴之文可證，主觀強，亂改人稿是朋友間的共識。黃仲鳴同一篇文還說：「他（林曼叔）以近八十歲的高齡逝去。晚年，他將舊作新著整理出版。價值最大的，是他編著的《香港魯迅研究資料匯編1927-1949》（2017），將二十二年來香港報刊有關魯迅的文字輯錄出來，厚達近五百頁，並形容這是一塊『硬骨頭』，辛辛苦苦啃下去，『上窮碧落下黃泉』，將資料匯而成冊，對研究魯迅在香港這課題，實是功德無量。 至於他主編的《香港文學大系．評論卷二》，卻不敢恭維了。 他，本身就是一塊『硬骨頭』」（10）
安排身後事
黃仲鳴這段話，我有兩點解說：
第一，對於個人私隱，林曼叔確實收藏甚密。自2006年起我們有一個每月一次的文友茶局，每月第一個星期六中午文化圈的朋友自由相聚飲茶聊天。AA制，各自出一份錢，誰都可以來，也可以帶朋友來，而不來也毋須請假。地點在我寫字樓附近的酒樓，因我與酒樓的人相熟，方便訂座。在眾多文友中，林曼叔幾乎是每次必來的。後來他和黃仲鳴提議把聚會地點改去北角一家酒樓，因樹仁大學在北角半山，黃仲鳴住在學校，他習慣晚睡，難早起，在北角聚會比較方便。而林曼叔住在九龍牛頭角，來北角也比到上環近了一半路程。我們把茶敘地點搬到北角幾個月後，林曼叔突然缺席好多次，致電問他，他只說身體有點不舒服。由於林、黃兩人很久不來參加茶敘，而大多數文友覺得還是來上環更加方便，於是茶敘地點又搬回上環。這樣約摸過了一年，林曼叔又突然在上環茶局出現，我曾問他原因，他只說近來精神好一點。其實從外貌看來，我不覺得他跟以前有甚麼兩樣，而實際上他的再次出現是為了安排身後事。
1、他想為《文學評論》找到繼承者。他要我找吳萱人談談，問吳萱人願不願意擔任《文學評論》副總編輯，但沒透露原因。我跟吳萱人談了，吳萱人有思想顧慮，猶豫不決。後來，林曼叔直接約他了，可惜吳萱人最後卻婉拒了林曼叔的邀請。我是極力支持吳萱人跟林曼叔合作的，吳萱人畢竟比我們年輕十歲八歲。可惜吳萱人覺得林曼叔不易相處，不願趟渾水。我想，如果林曼叔坦誠相告病情，也許吳萱人會有不同的決定。
其時金千里也患了癌症，他堅辭《文學評論》董事長職務。金千里對自己的病況坦然面對，親自打電話給相熟的朋友報告病情。2018年冬，林曼叔如要繼辦《文學評論》得找新的董事長重新申請，找這樣的人不容易，既要找有一定名望，又得完全不管事，只掛虛名。後來林曼叔找到了黃維樑教授，黃教授是我們茶局的文友，大家都很熟，黃維樑長期居住在深圳，出一趟香港不易，不太可能過問《文學評論》的具體事務。黃維樑答應了，林曼叔便向「藝發局」申請續辦《文學評論》，而他患癌症的事也沒有向黃維樑透露半句。可惜2018年度《文學評論》的申請不獲批准，所以2019年後停刊。
2、處理自己的藏書，那段時間林曼叔頻頻把藏書分贈給參加茶局的文友。香港人居住環境淺窄，書太多沒地方放，所以我對他分贈藏書的事也不以為意。
3、承如黃仲鳴說的，頻頻整理舊作出版，包括《林曼叔文集》五卷在內（11）。他還很努力輯編《香港魯迅研究資料匯編1927-1949》。那時我根本沒有聯想到他身體出了問題，覺得一個文化人年紀大了誰都這樣做，我自己也這樣做。直至他突然逝世了我才明白他的用心。
編《香港文學大系》又與陳國球鬧不愉快
第二，黃仲鳴兄只簡單說一句「至於他主編的《香港文學大系．評論卷二》，卻不敢恭維了。 他，本身就是一塊『硬骨頭』」（12）編輯《香港文學大系》其實裡面卻有另一個故事。
何志平任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時曾發下豪言壯語，要撥款三百多萬元讓香港人來編寫《香港文學史》。可是俟後撥款不見蹤影，不了了之，可是此事我一直記掛在心頭。我覺得編寫《香港文學史》工程大艱巨，所需經費也巨，不容易爭取得到撥款。與其爭取不到，不如爭取少量撥款先編《香港文學大系》。在我任期最後一年的2010年上半年，「文學組」經過多番努力和多次波折，終於爭取到六十萬元港幣撥款。此區區之數我知道是不足夠的，但重要的是先啟動工作，先做一部分工作，交出成績，不足的經費以後可以再繼續爭取。其時由於我的任期只剩下八九個月，不可能在任期內完成，當前我能夠做的只是尋找適當的申請人。我跟黃仲鳴商量，黃仲鳴建議找香港科技大學陳國球教授。他倆通過電話知道陳教授有興趣後，我和黃仲鳴連忙趕往科技大學跟陳國球吃晚飯，詳談其事，並確定由陳國球教授出面申請。陳國球則透露下學期，即一兩個月後，他將到「香港教育學院」（現「香港教育大學」）就任「中文學院」院長，他希望能爭取到教育大學當局的支持。此事就此敲定，我黃仲鳴與陳國球則在另一兩次飯局中推薦林曼叔編《文學文學大系》的〈評論卷〉。我參與這個計劃也只到此為止。
2011年新任「文學組」主席蔡益懷審批了陳國球教授的申請，並撥款到賬，陳國球教授就啟動編輯工作。幾年後（約2015年）我聽見聽黃仲鳴說，林曼叔編的〈評論卷〉陳國球不太滿意。因為林曼叔把日軍佔領香港三年零八個月期間所有文學評論資料剔出〈評論卷〉之外。陳國球、黃仲鳴曾勸他補充進去，我也曾勸他說，凡真實存在的就應該收錄，漢奸文學史料也是史料。但他卻擇「善」固執，拒絕接受我們的意見，堅持《香港文學大系》不能收錄漢奸文學。陳國球沒有辦法只好自己另編一冊含日据時期文學評論史料的〈評論卷一〉，把林曼叔編的稱《評論卷二》。黃仲鳴稱林曼叔這種固執堅持稱為「硬骨頭」，我覺得用辭不當，這不是「硬骨頭」而是「硬頸」（廣東話，偏執，聽不進不同意見。）
本文寫到下半部時，我一度猶豫起來，一者怕文章太長佔太多篇幅，二者擔心被人罵趁別人不在了，不能反駁了，去揭別人的短處。於是我發上半部文稿給《華文文學評論》主編張放教授看，想就此打住。張放教授看後說：「我以為人無完人，文人的弱點有時候也是可愛處。您先放手寫吧，我認為無妨的。」我思考一會決定如實寫下去。知我者，自知我胸懷坦蕩，不知我者，就不去尋求他們理解了。
注釋：
（1）寒山碧著《香港傳記文學發展史》397頁，香港傳記作家協會與東西文化事業公司合作出版於2003年1月。
（2）《林曼叔年譜》，古遠清主編《世界華文文學年鑑》，及《林曼叔評論集》〈附錄〉，2018年1月初版。
（3）溫又權《評寒山碧的〈蜉蝣集〉》，《文壇》345期1973年11月1日出版。
（4）同注2
（5）《關於〈中國當代作家小傳〉編著者的糾紛答讀者問》，《東西方》第六期，1979年6月16日出版。又可參看寒山碧《香港傳記文學發展史》400頁至402頁。香港傳記作家協會、東西方化事業公司聯合出版於2003年1月。
（6）（7）（8）同注2
（9）（10）黃仲鳴《「硬骨頭」林曼叔》，香港《文匯報》2019年6月11日
（11）同注2，《林曼叔作品評論集》333頁
（12）同注9
2021年4月30
（寒山碧臉書2022年1月18日）
林曼叔兄逝世已兩年多，四川大學出版的《華文文學評論》（年刊）主編張放教授輾轉獲知我曾在網絡上發表悼林曼叔的短文，向我約稿，希望我擴展寫得詳細一點。2021年5月我完成了兩萬餘字的文稿投遞，卻一直擔心過不了審批關。近年來我接受媒體頻繁訪問，發表一些為香港和北京政府所不喜的言論，「寒山碧」三個字是否仍容許在大陸的刊物上出現，我是頗感懷疑的。因為近日查「百度百科」寒山碧欄資料大幅削減，只剩下幾條，不像以前有幾十條。
《華文文學評論》2021年（第八輯）終於在年尾印出來，我的長文亦在其中，基本上還能保留原意。由於該刊不在境外發行，故在面書上貼出，與有興趣者分享。我貼出的是未經修改刪節過的原文。
2019年6月3日我從冰島經德國法蘭克福返港，航機飛行及等候（轉機）耗時超過二十個小時，非常疲憊，睡到近中午才醒來。我原本想在網上發放旅遊冰島的經歷，不料還未吃早餐（其實是午餐了）就接到金千里兄的電話，他說獲林曼叔兄家屬通知，林曼叔已於昨天（6月2日）病逝。我大吃一驚，5月4日林兄還來上環參加文友每月一次的茶敘，那天我只覺得他略為消瘦一點，問他是否在減肥？他還回答：是！沒有想到我旅行十多天回來，他竟仙逝了。事情來得那麼突然，我以為他或許是患突發性心臟病，金千里兄卻說，據林家公子（他的么兒）透露，是肝癌惡化。原來林兄罹患肝癌已兩三年，他一直瞞著病情不向外透露，我和金千里兄都被蒙在鼓裡。當時我寫了一篇短文發於面書上。川大《華文文學評論》主編張放教授邀稿，說希望寫一些懷人感物的文章，於是便充實內容撰成此文。
出身於右派家庭，偷渡來港
我與曼叔兄相識於1969—1970的年間，那時我剛偷渡到港不久，沒有固定職業，是一名自由投稿人，依靠稿費維生，《展望》也是我投稿的對象之一。時林曼叔在《展望》半月刊當文字編輯，他主要工作是撰稿供《展望》刊登。《展望》陸陸續續刊登過我多篇文章，我也曾多次去九龍尖沙咀星光行《展望》辦公室領取稿費，有一次便在辦公室與他相遇，才發覺林曼叔竟是那麼年青。《展望》上的文章以時事評論為多，這類文章時效短，過時則作廢，我一般都不太注意。我比較注意的是林曼叔的文章，我是中文系出身的，寫政論和時事評論只是謀生，我的興趣所在仍然是文學，所以對大陸作家在「文革」中的遭遇特別關注。《展望》每期都發表一兩篇署名林曼叔研究大陸文藝鬥爭和作家的文章，頻率很密，我幾乎每篇都細讀。我覺得他的文章資料翔實，文筆老練，以為林曼叔必定是一位老作家。認識後見他那麼年青，又當了編輯，收入穩定，甚為羡慕。由於彼此年齡相若，又都是從大陸偷渡來港的，同樣愛好文學，有很多共同話題，於是便開始交往。而所謂交往，也不外是一起飲茶或飲杯咖啡閒聊一番而已。
「林曼叔，原名林彬，1941年生，廣東陸豐人。早年在陸豐、廣州上學，六十年代初來港。1969年進入《展望》雜誌任文字編輯，負責撰稿。70年之後《展望》經常刊出他評介中國作家作品的文章，引起讀者注意。」（1）上述文字是我在《香港傳記文學發展史》上對林曼叔的介紹，內容抄自他《聞一多研究》上的作者簡介。
林曼叔生於1941辛巳年是不會錯的，千禧年後他曾找我算過命，我記得他確是生於1941年（歲次辛巳）農曆九月，己土日元。可惜我沒有保留他的命紙，無法在此深入評斷，只記得他的八字日元很強，難怪他主觀那麼強，不容易接受他人意見。 至於他是否曾在廣州上過學，我是頗為懷疑的，因為與相識半個世紀，從未聽他談過廣州的讀書生活。我也估計他在大陸期間沒有讀過大學，後來看了他提供給古遠清編的年譜（《世界華文文學年鑑2017》）（2），才知道1959年他在陸豐縣第一中學高中畢業後無法繼續升學。
林曼叔出生於一個小知識份子家庭，父親林兆平也讀至高中畢業，早年在鄉間能讀完高中已經很了不起。他父親一直在海豐縣當小學老師、校長，1957年被評為右派，遭勒令回原籍務農。1959年秋季，林曼叔高中畢業時，正值「教育為無產階級服務」高唱入雲，階級歧視非常嚴重的時期。林曼叔背著「右派家庭成份」，成績再好也難於考上大學。這樣他被迫在家鄉務農，也曾當過一段時間小學代課老師。我相信林曼叔很聰穎，他父親也一定有不少藏書供他閱讀，他可以通過閱讀學習到很多知識。我與他初識時就覺得他對文學的認識具有深度，不像一般愛好文藝的青年。
1962年5月廣東發生大逃港潮，林曼叔的父親從海豐乘船偷渡到香港。他父親扺港幾個月之後，林曼叔也順利偷渡扺港。我曾叫林曼叔把偷渡經歷寫出來，他說，他不像我經歷那應多磨難，他父親接洽好的「蛇頭」帶他摸黑到海邊登上帆船，第二天，天濛濛亮就扺達香港，順利跟父親會合。有甚麼好寫的？
無論偷渡的過程或扺達香港之後，林曼叔都比我幸運得多。六十年代香港工業興起，經濟上升，需要大量勞動力，很容易找工作，他父親很快找到工作，而一人工作養活兩個人絕無問題，所以他有機會夜間讀英文補習學校。1963年他零零星星地向報刊投稿，並獲得刊登。1967年林曼叔考進國民黨人辦的香港珠海書院（大專）文史系（《林曼叔年譜》稱「歷史系」，應該是錯的，珠海書院當年只有「文史系」，沒有「歷史系」），讀了兩年多，1969年間他向《展望》投稿，老闆司馬璐（本名馬義）召見他，問他有沒有興趣來《展望》當編輯？他表示願意，不久就輟學到《展望》上班。他覺得珠海文史系畢業，了不起也只能找到一份編輯工作，現在既然能當編輯，何樂而不為。
初識時相互欣賞
林曼叔在《展望》工作約四年，主要的任務是寫稿，而此可謂正合斯懷。《展望》雖然只是薄薄的一本，但外來稿件不足，很多稿件都要靠雜誌社內部的人撰寫。當年香港很多政論刊物都如此， 《展望》的情況並非特殊。林曼叔從投稿者變成編輯可謂事有湊巧，因為《展望》原來的編輯黃啟明、洪冬青（兩位都是大陸仔）相繼辭職，司馬璐急著等人用，見林曼叔文筆不錯便聘用他。香港的私人企業講究實際，不太講究文憑。林曼叔進入《展望》，「林曼叔」這個名字也逐漸為人所知，說他最初是被《展望》捧出來的也不為過。《展望》每期都發表他兩三篇長文，漸漸引起關注大陸文藝情況者的注意。據林曼叔自己說，《展望》給他很大的發揮空間，司馬璐不愛管瑣事，基本上沒有怎麼理他。《展望》藏書和資料頗為豐富，任他自由閱讀。要寫甚應文章，怎樣寫，題目是甚麼？多數也是由林曼叔自己定。只要準時交出文章，雜誌能準時出版就行了，其他事司馬璐都不大過問。 我與林曼叔初識之時，有互相欣賞的成份，我那時用寒山碧和待旦兩個筆名，在不少報刊上發表文章。由於我賴寫稿維生，寫作特別勤奮，1970年至1973年間我的名字漸為圈內人所知。那段時間有不少從大陸出來的年青人熱衷寫作，積極投稿，但文章寫得好的人並不太多，而像我那樣讀完大學還偷渡出來的則少之又少。1972年我一位移民到夏威夷的舊友江盛槐，寄200元美金給我，資助我印刷詩集，1973年2月自費印行了《蝣蝣集》和《星螢集》。我曾送給他乞教，並說希望他看後寫點評論。他不負所託，寫了一篇《評寒山碧的〈蜉蝣集〉》，用「溫又權」筆名投寄到《文壇》雜誌，《文壇》發表於1973年11月1日出版的345期（3）。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有人品題，我心存感激。
1972年尼克遜訪問北京之後華盛頓的反共方向開始轉舵，綠背文化退潮。接受美援的香港反共文化活動開始收縮，所有賴美援維持的報章雜誌和研究機構都受到影響。1973年下半年，李金曄的《中報周刊》宣告關門大吉，最具規模的「友聯研究所和「友聯出版社」也遣散員工，正式撤消。司馬璐的《展望》半月刊和「自聯出版社」也於年底結束營業。
司馬璐1949年逃到香港後一直拿美元搞反共文化事業，《展望》結束後移民美國。司馬璐一些舊伙計如黃啟明、盧蒼對他頗有微詞 ，說司馬璐對伙計吝嗇刻薄。盧蒼還撰文咬定司馬璐是美國特務，對他有不少批評。但林曼叔卻對司馬璐心懷感恩，認為如果沒有司馬璐的包容，沒有《展望》的資料，就不可能使他成為中國作家作品的研究專家，和讓他後來成為文學評論家。
離開《展望》雜誌後林曼叔並沒有急於找工作，因為他沒有經濟壓力。那時，他父親在九龍官塘巴土總站附近開一間小書店。書店面積雖然不大，但由於人流旺，生意不俗。其時他兩父子皆單身，維持生活絕無問題。那幾年間林曼叔很少寫政治題材的文章，他專注中國作家作品的研究，積累大量文稿，所以1973年9月他便印行了第一本著作《聞一多研究》（新源出版社）。新源出版社是林曼叔父子辦的，林曼叔自己有書店，發行也方便，可以與各出版社和各書店的行街（推銷員）交換書籍。七個月後1974年4月，他又出版了《評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同年7月再出版《亂彈集》（雜文），可見他雖然失業了，但經濟上沒有壓力。
從合作編寫《中國當代小傳》到絕交
《林曼叔年譜》上說：「1974年應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之邀編輯《中國當代文學大系》，工程巨大，未能完成。開始《中國當代作家小傳》和《中國當代文學1949—1965大陸部份》的編輯工作」（注4）。這是不實之言，擬編寫《中國當代文學大系》完全是我們幾個大陸來的傻子自發的，由我和林曼叔發起。
研究大陸作家作品我與林曼叔是同時起步的（1970年），他用林曼叔筆名之時我也用「待旦」這個筆名在《萬人雜誌》（周刊）上介紹在「文革」中或「反右」時被揪鬥的作家。1971年《萬人雜誌》執行編輯張贛萍病逝後，我把這類稿件轉投《南北極》雜誌，所以我與《南北極》的淵源比林曼叔早得多。我和林曼叔首先是合作編《中國當代新詩選》，後來才想到編輯《中國當代文學大系》（可參看2003年1月出版的拙著《香港傳記文學發展史》399至400頁）。到底由誰先提議？已無復記憶，反正是一拍即合，因為我倆手上都握有一些資料。由於我們認識到這項工作是艱巨的大工程，我提議拉多些人加入。我首先介紹金千里（那時他叫「鍾展」）跟林曼叔相識，鍾展是我扺港後認識最早的文友，1968年冬就在《中國評論》周刊辦公室相逢，兩人住處也接近。不久鍾展進入「友聯研究所」工作，他的興趣轉為從事中共軍事研究。1973年「友聯研究所」風雨飄搖，將近結束，他的時間也比較多，故有興趣跟我們一起找資料。後來我再介紹海楓（黃載生，到美國後用新筆名「文船山」）跟林、金認識，海楓也是陸豐人，與林曼叔是小同鄉，所以一見如故。大家認識後四個人分工搜集資料，時海楓在「大學中心」任一位訪港教授的助手，正在申請移民美國。
我們四人合作的研究計劃後來宣告破裂了，其前因後果1979年6月，我曾在《東西方》月刊答讀者問時已有所披露。我這樣說：「談到《中國當代作家小傳》的版本問題，實在是一次不大愉快的回憶，我知道這件事遲早都會有人問。其經過是這樣的：林曼叔、金千里、海楓原本都是我的朋友，在我介紹林曼叔與海楓認識之前，已經常交換中國作家的資料（1973年）。我們曾嘗試合編一本《中國當代新詩選》（原稿現時仍在林曼叔處），並由我出面跟文藝書屋東主王敬羲先生接洽，希望交給文藝書屋出版，可惜雙方沒有談出結果，此事也就擱下了。不久，海楓君跟我談起，他認識在巴黎大學工作的陳慶浩君（筆者估計可能是程海）可以弄到經費，出版《中國當代文學大系》，於是我們四個有共同興趣的朋友林曼叔、金千里、海楓和我便常常鑽圖書館和舊書店搜集資料。由於介紹作家生平及其主要作品，是編輯『文學大系』所必須做的工作，大家便商量先編《中國當代作家小傳》，然後再分頭編詩歌、小說、散文、論文等各集。可是，後來經費沒有著落，大家都為稻粱謀，編『文學大系』的計劃便告擱置。那時，《中國當代作家小傳》已編好，大家都認為這本書是會賺錢的，於是決定自費出版。每人先交二百元作為排版費，由林曼叔君負責接洽排版事宜。當時，林、金、海君都已交了錢，但我的環境較為惡劣，一時拿不出錢，只答應稍後再繳付。
「《中國當代作家小傳》排版到一半，巴黎第七大學前後寄兩次錢來，每次一千多元港幣（由海楓君保管）。後來，海楓君對我們說，巴黎大學願意出版這本書，我們不必自掏腰包了，問大家願否賣版權給巴黎大學？一者不必自掏腰包，二者由巴黎大學出版可以增加讀者的信心，增加銷路。三者希望這本書能增加巴黎大學的興趣，使我們有機會從事中國當代文學（1949年後）的研究工作。於是，海楓君拿出一份外文文件（可能是英文，也可能是法文，我不懂英、法文，也沒有細看）要大家簽名。出於對朋友的信賴，大家都毫不猶豫地簽了名，並且每人分得港幣八百元，此事便告一段落。等到書印好發行，我才發現我和金千里的名字被刪掉了，不知是誰的主意。據金千里說，在編後提到我倆的名字，是林曼叔堅持才寫上去的，倘若果真這樣，那倒要向他表示感謝，否則我連申辯的機會都沒有了。
「《中國當代作家小傳》出版後，我頗為生氣，認識我的朋友只要問到這本書，我都忍不住把來龍去脈說給他們聽。那時，海楓已去美國，林曼叔和我的關係也因此而弄壞。有一次，在一家印刷廠碰頭，兩人去喝茶，一談起這件事便鬧得不歡而散。他說，是我自己同意簽名賣給人家，錢也拿了，還有甚麼好說的？我說，我賣的只是版權，而不是連自己的名字也賣掉。他告訴我，我們簽署的那份文件寫明是賣資料。並說，其內容曾經改寫過。我說，這是欺騙，要是說明出版時將刪去我的名字，八千元我也不賣，別說八百元。這樣一鬧我和林曼叔便形同絕交。說實在的，《中國當代作家小傳》最困難的就是搜集資料，有了較完善的資料，誰不會寫？莫非我和金千里的文字表達能力，差到必須讓人重新改寫嗎？有些朋友怪我『睇唔化』（看不透）。我說，這不是『化唔化』的問題，而是被欺騙和被侮辱的問題。我是不甘願的。有一位以前搞過翻版書現在搞印刷的朋友，知道我與《中國當代作家小傳》的始末之後，向我表示，翻印這本書是有錢賺的，叫我翻印這本書。我不願意，後來這位朋友自己翻印了，他還把書名改為《中國當代作家簡介》，編者也改為林曼叔、寒山碧、金千里。同一本書鬧出不同的版本的始末就是這樣。整件事我是問心無愧的，我確實付出過不少時間和腦汁，我也確實沒有翻印這本書。我跟林曼叔雖然鬧到不歡而散，但平心而論，《中國當代作家小傳》能夠面世，林曼叔居功最豐，付出的勞力也最多。全書一百多位作家小傳，林曼叔寫了近一百位，我寫了三十多位，金千里寫了二十多位，海楓寫了三位，陳慶浩一個也沒有寫。這是我們自費排版時的情況，自簽字賣稿後我就不再過問了。最後我想補充一點，就搜集1949年後中國作家的資料，林曼叔、金千里和我所做的工作，相信不會相差太遠。林曼叔之所以寫得比我們多那麼多，主要是他比較熱心，也比較有時間。三十年代的作家小傳全由他寫，而這部份資料卻是比較容易找的。以上所說的話，我願負責到底。」（5）
那位翻印者的名字現在可以披露了，翻印《中國當代作家小傳》的朋友叫麥釗，香港文化圈很多人都認識他，他承印過不少文香港文史書籍，可惜不幸於幾年前病逝了。
（寒山碧臉書2022年月14日）
絕交三十年間的點滴訊息
我與林曼叔在印刷廠偶遇吵架之後就再也沒有來往，但彼此一些零星的訊息還是知道的，因為我們有一些共同的朋友，例如金千里等。金千里對名字被人從作品上被剔走一事反應沒有我那麼大，或許他比我大度，或許他的興趣已轉往軍事研究，反正他仍然分別與我和林曼叔往來。我奇怪的是這份由林曼叔自已審定的年譜怎麼會出錯？《林曼叔年譜》中記載「1975年，任《七藝》（徐訏主編）編輯。《七藝》只出版四期，徐訏應邀赴法講學，雜誌就停刊了。1976年，與友人創辦《觀察家》雜誌，任主編。1976年5月，《中國當代作家小傳》由巴黎等七大學東亞出版中心出版。」（6）
《七藝》後台老闆是黃冷，黃冷不僅經營文華印刷廠還出版一份非常暢銷的《馬經》和《金電視》周刊，其印刷廠在北角與《明報》同一棟工業大廈。《七藝》編輯部設在文華印刷廠裡。我記得非常清楚，我與林曼叔就是在文華印刷廠偶過的，那時我不知道他是《七藝》的編輯。至於我自己到底為何事去印刷廠？現在已經記不起來，有可能是去找黃仲鳴，時黃仲鳴在《金電視》任職。根據資料，《七藝》是1976年11月創刊的，因此，1975年林曼叔年不可能任《七藝》編輯。
林曼叔創辦《新觀察》的舊事，我記憶已模糊，印象中《展望》停刊後不久，林曼叔就跟原在《展望》任翻譯的范姓同事合辦一份雜誌，名字好像叫《觀察》或《新觀察》，只辦三、四期便結束，未知何故他在年譜中沒有提及？林曼叔是與范姓同事拆伙之後再與許行合作辦《觀察家》，這是肯定的，時間是1975至1976年間，大約只辦一年左右。林曼叔是在辦《新觀察》時認識翁靈文（翁是許行的朋友），再由翁靈文介紹他認識徐訏。
《林曼叔年譜》載：「1978年5月，考取法國文化部研究獎學金（Stage d'etudes），赴法深造。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出版《中國當代文學史稿（1949—1965大陸部份）》（7）這部書也是署三個人名字，但我相信大部份文字都由林曼叔執筆，其他兩人恐怕也只是出資或協助而已，所以後來林曼叔談到此書時只當作自己的著作，根本不提及他人。
與林曼叔絕交後，我的境況也逐漸改善，擺脫了貧困。1975、76年間，香港時興分析大陸形勢和介紹大陸領袖的專題特刊。最初是別人出題目，我負責搜集資料、撰寫文字、配置圖片，劃好版樣交回老闆，領取編輯費。這類專題特刊成本低，幾乎每一本都賺錢，只是賺多與賺少的問題。代別人編了兩本，我覺得與其代人作嫁衣裳，不如自己出版。於是我退掉尚未供滿的人壽保險，拿這點兒小錢投資，自己出版特刊。當年，中國的局勢動盪，1976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逝世，我出版周、朱、毛和「四人幫」這類專題特刊非常暢銷。不僅改善了生活，而且積聚了些許資本，這幾年我出版數十本特刊，使我有能力出版《漂泊的一代》（小說、散文）和《妻哭兒啼集》（雜文）兩本小書，也有能力於1979年1月創辦綜合性定期刊物——《東西方》月刊。
《林曼叔年譜》載，「1982年出任《南北極》雜誌（主編王敬羲）編輯（8），他回港和在《南北極》任職我完全不知情，我相信他待在《南北極》的時間不長。《南北極》創刊於1970年，1971年我就向《南北極》投稿，直至八十年代中期《南北極》停刊時，我與其主編王敬羲先生都保持往來。我對王敬羲的性格有一定的瞭解，跟王敬羲做朋友比較容易，他說話直接，但對朋友還算尊重，但若做他伙計，我相信不好受，如果是我恐怕兩個月也忍受不了。王敬羲對伙計管控甚嚴，伙計在公司裡打私人電話也不行，那時還沒有手機，伙計只好憋着。我曾與王敬羲飲過很多次茶和多次飯局，他很多時候都攜同女秘書或編輯同來。他對自己的手下說話很不客氣，常常說些損傷別人自尊心的重話，也不管旁邊有沒有客人和第三者，我聽了也覺得尷尬難過，何況被他指責的伙計。
年譜空白的十七年，幹啥了？
《林曼叔年譜》由1982年一下子跳到1999年，中間十七年呈現空白，他到底去哪了？幹些甚麼事了？林曼叔自己不想說，只好由我替他補白。儘管這段時間我與他沒有來往，但零星的消息卻是有的。簡單說，他在這段時間曾經「發達」（金千里語）過，也經歷了破敗，打回原形；他曾經離過婚，又曾經再次結婚，並生育么兒。他的人生起跌不可謂不大，變化也不可謂不激烈。 林曼叔自法國回港後，金千里與我晤面時偶而會談起林曼叔的情況，總的來說就是林曼叔已棄文從商，不再寫文章了。大約是八十年代中後期，金千里跟我說，林曼叔發達了，在九龍旺角買了寫字樓，又到大陸投資開工廠。我對他棄文從商而能夠成功感到敬佩，我出身於商人家庭，知道從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我自知自己缺乏從商的能力，所以八十年代商潮澎湃的時候仍然堅守本份，不隨潮流到大陸商海擊浪。那時，我的《鄧小平評傳》單行本雖然非常暢，一年間印刷六、七次，但所賺的錢僅足以還清《東西方》的債務和供孩子讀大學，沒有餘資置業。八十年中後期，金千里有一段時間去了台灣發展，林曼叔則在大陸辦廠，音訊也告中斷。 後來，我與林曼叔相逢並恢復交往之後，才從他的口中獲悉他的點滴遭遇。他確實開過廠，賺過錢，買過寫字樓，但後來全部化為烏有，樓賣了，工廠沒有了，打回原形，像一場黃粱夢。我曾問過他詳細經歷，他只說，工廠和錢都被人騙光了，而騙他的人卻是他留在鄉間生活的胞弟。他胞弟怎樣騙他，林曼叔不願多說，只是他與胞弟跡近斷絕往來，很多年都不願回鄉。可是他的老父八十年代後卻長期住在鄉下，死了也葬在鄉下。
九十年代末林曼叔隻身回港找工作，「桐油酲」只好再裝回桐油，1999年應徵到明報出版社當編輯（總編輯潘耀明）。明報出版社和《亞洲周刊》編輯部在同一層樓辦公，他在那裡結識了在《亞洲周刊》任職的梅子，並成為好友。明報出版社總編輯潘耀明是香港最大的左翼作家組織「香港作家聯誼會」的執行會長（會長是曾敏之、劉以鬯），梅子是理事，林曼叔加入該會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儘管他的思想沒有改變，文學觀、價值觀都沒有改變，他的入會是因應形勢，這也是情有可原的。林曼叔在明報出版社待的時間不會太久，因為三年後他就屆退休之齡，他的《年譜》記載他在明報出版社的活動也只記到2000年。
相逢一笑泯恩仇
2004年秋，在我卸任海南省政協委員一年多之後，出於義憤決定出來競選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界的代表及文學組委員會主席。因為我不願意讓一位不知文學為何物的「香港燈謎會」會長代表香港文學界，我也有很多話想進入建制去說。我的意見在外面媒體上說過多次，「藝展局」裡的袞袞諸公都聽不入耳，所以我覺得需要進入建制。我在香港生活幾十年，一向都是獨行俠，獨來獨往，沒有參加任何大規模的作家團體，因此競選只能依賴自己的努力。「藝發局」的文藝界別代表選舉分開三天投票，每天我都到九龍文化中心投票站外面去拉票。有一天，一位投票者走過來對我說：「寒山碧，我是林曼叔，還認不認得？」說起來依稀記得，不過大家都老了，樣貌變了，如果路上相逢實在不敢相認。他接着說，他參加了「香港作家聯會」，他支持我，他還會拉三幾個朋友投我的票。我說謝謝！我有點奇怪，他既然是左翼組織的人何以會支持我？他們的副會長羅琅還是我的競爭對手啊！ 他解釋說，他看了我的《香港傳記文學發展史》，我雖然與他有過節，但在這本重要著作中還有兩處提到他。一處是介紹他的《聞一多研究》，另一處是介紹他在《展望》雜誌上對中國現當代作家的研究。我說，我們之間有過節是一回事，他對中國現當代作家研究成績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我忠於史實，自然要提到他。他說，如果心胸狹隘的人可以當作忽略了，完全不提。我們就這樣「一笑泯恩仇」。
2004年10月31日晚上10時30分投票結束，隨即開始點票，輪到文學組點票時已是翌日凌晨一時多。「香港作聯」理事、香港散文詩學會會長夏馬（鄧紀生）獲得63票，一位陌生的女生張異為獲得69票，「香港作聯」副會長羅琅獲得141票，香港燈謎會會長白福臻（白良駒）獲得158票，我（寒山碧）獲得198票勝出。事後曼叔兄說：「許多人都說，如果你不出來，白福臻就會連任！」文學界仍會被「燈謎會」代表。這也凸顯香港藝術界別代表選舉，有選民登記沒有選民甄別制度的荒謬。當選後我抱著廣結善緣的宗旨與業界接觸，我的競爭對手夏馬、羅琅後來都成為我的朋友。張異選這女孩選前突然出現，選後突然消失，不知去向；白褔臻選後則消聲匿跡，那時他已八十餘歲了。
2005年元旦，我獲得香港特首曾蔭權正式任命成為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文學組委員會主席，可是上半年一切依上屆留下來的法則運作，文學界變化不大。2005年下半年「雜誌計劃」推出，文學組有一個由前屆胡志偉（鄭義）留下的不成文的規定，即資助辦雜誌不能超過四年，不能把資助雜誌的資源變成某些人的專利。那時由「藝發局」資助的雜誌都快屆滿四年：或將近四年，想申請辦雜誌的人很多。香港沒有完善退休制度，林曼叔離開明報出版社，名曰退休，實乃被解僱，因為沒有退休金。那時他和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兒子尚在讀中學，他妻子則在一間家庭醫生診所任護士（非注冊護士），薪酬不會豐厚。我叫他組織班底申請辦雜誌，因為「藝發局」規定雜誌主編每期可支取兩萬元編輯費，副主編和校對也有薪酬。
（寒山碧臉書2022年月15日）
林曼叔與梅子從如膠似蜜到反目成仇
若干日子後林曼叔介紹梅子（張志和）跟我認識，梅子那時也離開《亞洲周刊》，擔任「香港作聯」的會刊《香港作家》雙月刊主編。此刊只有32至46頁不等，薄薄的一本，主編基本上是義工。我與左翼文藝團體鮮有往來，對他們不太瞭解。林曼叔說，讓梅子當總編輯，他當副總編輯（副總總編輯毋須具名），因為梅子跟劉以鬯很熟，希望邀劉以鬯出任董事長增加獲得支持的機會。我表示贊成，因為申請辦雜誌的陣容越強大知名度越高，獲得評審員支持的機會也越高。於是他和梅子便去組織稿件和組成有限公司的架構。 申請「雜誌計劃」快要截止時，方寬烈向我表示想申辦文學研究雜誌，我對他想申請辦雜誌頗有保留。一者，他年紀太大，已八十幾歲；二者，他沒有辦雜誌經驗，也沒有當過雜誌編輯；三者，他沒有寫過嚴肅的文學評論，只寫過一些文學掌故。也就是說他當文學研究或文學評論雜誌總編輯是不夠格的。我向他建議，是否找林曼叔來談談看能否合作？讓林曼叔當總編輯，他當董事長。那時林曼叔還不足六十五歲，而且林曼叔一向搞文學研究和文學評論，出版過幾本文學評論類書籍。聽了我的建議後方寬烈便找林曼叔談，兩人合作申請創辦《文學研究》。「雜誌計劃」評審會議由我主持，成員有文學組委員張秉權等共七人。在我的記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年近九旬的劉以鬯先生陪同梅子一起出席評審會議，接受評審委員的詢問。在這次雜誌評審中，梅子申請的《城市文藝》月刊，和林曼叔、方寬烈申請的《文學研究》季刊都獲批准資助。
2005年冬，海南省作家協會主席孔見（邢孔建）獲悉我當選，寄來邀請函邀請我組織一個香港作家代表團回海南訪問。我們不敢稱「代表團」，在香港如果沒有取得授權，誰都不敢稱「代表」。我只是組織了一個有十四名成員的「香港作家訪問團」，希望通過訪問互相交流。可是在組團時我也希望成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曾邀請香港多個文學社團領袖，有人答應，有人婉拒，結果我組織一個主要由文藝雜誌主編和文學社團領袖組成的十四人的訪問團。其中包括林曼叔（《文學研究》季刊主編）、梅子（《城市文藝》月刊主編）、夏馬（《香港散文詩》季刊主編、「香港作聯」理事）、王偉明（《詩網絡》雙月刊主編）、王業隆（《華夏春秋》季刊主編）、秀實（不定期之《圓桌詩刊》主編）、羅琅（「香港作聯」副會長）等。「訪問團」於2016年1月12日飛海南，但梅子有畏高症不敢乘飛機，林曼叔卻自願陪梅子提前兩天從深圳乘坐火車到海南跟我們會合。
由於我卸任海南省政協委員不久，那時各縣市的領導都認識我，「訪問團」在海南受到很熱情的招待，度過愉快的一周。回程時我們從三亞直飛香港，林曼叔仍陪梅子乘火車返港，由此可見他倆當時交情密切到甚麼程度。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林曼叔和梅子的感情經不起時間的考驗，他們回港不足一個月就產生裂痕。
2006年2月《城市文藝》出版了，《城市文藝》與香港城市大學無關，也與「城市文學節」無關，前文已述，不贅。2006年林曼叔很風光，既是《文學研究》的總編輯，又兼任《城市文藝》的編輯，可惜他主觀太強，處理人際關係手腕欠圓融，很快就和合作的朋友發生矛盾，與梅子也產生矛盾。《城市文藝》第二期，首頁是我在海南大學交流會上演講時的大頭照片，第二頁起是我演講內容《作家的品格與使命》的全文。這本來沒有甚麼好奇怪，但有一次，林曼叔在只有我和他的私人茶敘時說：「梅子看到發排你這篇文章時，口裡咄咄作聲，顯出很不願意又很無奈的表情！」
我問他是為甚麼？
他繼續說：「也許他怪我不事先向他這位『總編輯』請示，也許他不想太突出你，又不敢得罪你！」
我聽後笑笑說，你應該向他「請示」。
曼叔說：「請甚麼示？這個『總編輯』是我讓給他做的。難道你這篇文章不夠份量，不能做頭條？」他還氣憤地補上一句：「我當編輯的時候他還在鄉下吃蕃薯。」（上述的對話我記得很清晰，基本上是原話，特此申明）
這倒是事實，1970年林曼叔已在《展望》半月刊當編輯，而梅子還在福建鄉下，1973年林曼叔出版了《聞一多研究》，1974年出版《評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時梅子大概還未開始寫作。林曼叔1976年與許行等創辯《觀察家》任總編輯，數月後《觀察家》停刊，經翁靈文介紹1976年11月到《七藝》任編輯（主編徐訏），1978年出版《中國當代文學史稿》，其時，梅子在香港文壇還是初哥。正因為無論資歷和文學成就上林曼叔都比梅子高，所以梅子當「香港作家聯誼會」機關刊物《作家》總編輯時，很敬重林曼叔，用他很多稿，因而成為好友。
可是到了2006年，彼此身份轉變了，梅子成為「總編輯」，林曼叔是「副總編」，是梅子的「下屬」。但林曼叔心理又不願作調整，自己喜歡怎樣編就怎樣編，根本不願搞「請示」那一套，他發排我的演說稿時根本沒有問過梅子，等到校對稿出來梅子才知道，於是心有不爽。
矛盾發生後林曼叔又沒有去修補，仍然「自把自為」不把梅子當作上司。我曾勸林曼叔主動放低姿態跟梅子和解，但他根本看不起梅子，更看不慣梅子在有地位有名氣的人面前那付阿諛讒媚的樣子，常常向我述說梅子這類故事。我勸他說，發稿時還是多問一問梅子，梅子畢竟是負總責的總編輯。但林曼叔聽不進去，仍然不屑於「請示」。而梅子又很在乎他的「總編輯」地位，心裡非常不高興，但礙於我在「文學組」主席位子上，不敢完全撕破臉皮，只在別的事情上挑剔。梅子不敢在我面前說林曼叔「唔識嘢」，卻多次抱怨林曼叔喜歡擅自作主，喜歡亂改人家的稿，又很懶惰很粗心，校對常常出錯，害得他要經常「補鑊」等等。
朋友之間一旦產生裂痕就不易弭補，何況林曼叔和梅子誰都不願意放低姿態主動去做修補工作，關係自然只會越來越惡劣，惡劣到見面不說話，視對方透明。《城市文藝》版權頁上印著：「董事長劉以鬯、副董事長陳松齡等…」，但實際上是梅子和林起（林曼叔）的二人組。他倆竟然能在這種氛圍下「合作」一年，最後才反目成仇，徹底分裂。
林曼叔與方寬烈鬧矛盾，《文學研究》鬧雙胞胎
林曼叔跟梅子彼此間產生心病不久，又和方寬烈，羅琅等發生衝突。《文學研究》季刊方寬烈當董事長，林曼叔當總編輯。「藝發局」資助的雜誌以總編輯為主導，總編輯支取薪酬負責具體的編務，董事長屬於掛名性質，不能領取薪津，只能簽簽支票，每年開一兩次「股東會議」而已。因而凡是「藝發局」資助的雜誌，「董事長」都不理具體事務。可是方寬烈情況卻不同，申請辦《文學研究》是由他起念的，他也很把「董事長」當作一回事，不僅請羅琅來當副董事長，還請了羅忼烈教授為《文學研究》題書名，並積極參與編務，四處約稿。本來多一個人幫忙約稿也不是壞事，可惜的是林曼叔不是一個容易合作的人，主觀太強不易妥協。方寬烈約來的稿林曼叔往往拒絕刊出，讓方寬烈臉子不知往那兒掛。有的方寬烈約來的稿刊出了，但林曼叔卻在未徵求作者意見的情況下作太多修改，令作者大為不快。於是不滿林曼叔的耳語就從北角新光茶樓的「鑪鋒雅集」上率先吹起。
「鑪鋒雅集」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友茶局，1959年就開始，是羅琅等左派報人文人發起的，每個星期日中午相聚飲茶。我與左派文人素不來往，一向被香港左派視為「反共文人」，我第一次見到羅琅時是2004年秋競選香港藝術界別代表拉票現場。我當選後方寬烈拉我去北角新光茶樓參加「鑪鋒雅集」茶敘，我覺得自己既然當選為文學界代表，自然應該多與自己的選民接觸，不分左右，不管意識形態，便欣然參加。然而香港人星期日是家庭日，我有時要陪妻兒飲茶，有時要跟前妻的子女聚會，所以參加的次數不密，但有空就盡量爭取去，希望多聽取意見。
《文學研究》2006年春之卷出版不久，鑪鋒雅集上的朋友羅琅、海辛等就在席上罵起林曼叔來，說他亂改別人的稿，把海辛的籍貫都改錯了。我知道林曼叔確有喜歡改稿件的習慣，別人行文方式與他不同他也要改。我曾勸過他，做編輯最好少改別人的稿，因為作家行文習慣人人不同。例如陳映真的文字乍看會覺得不通順，想改，可是再看下去就會發覺他這樣書寫自有他的道理，這是個人的寫作風格問題。關於改錯海辛的籍貫問題我也問過林曼叔，他說他沒有改，原稿就是這樣，可是卻沒法提供原稿予以澄清。這是林曼叔與方寬烈、羅琅、海辛之間第一道裂痕，續而他們又因為那篇稿能用，那篇稿不能用吵起來。羅琅曾向我反映，他的稿林曼叔也不肯用，不知怎樣的稿子才合格？我無權干涉別人的編務，只是勸林曼叔要以和為貴，不要太執著。林卻說羅琅等人的文稿水平低，我沒有看過他們的文稿，無從判斷。
《文學研究》的第二年（2007年），鑪鋒雅集上羅琅等幾位朋友見到我又大罵林曼叔狂妄，未徵詢過任何人的意見突然把羅忼烈教授的刊名題字撤下，換上他自己的寫的書法。羅忼烈教授是香港大學著名的榮休教授，也是香港著名的書法家，很受學界敬重。他是在方寬烈乞求下才揮筆寫下「文學研究」幾個字，林曼叔在未知會方寬烈和其他相關朋友，擅自撤下題字，不僅是對羅忼烈教授的不敬，也的確令方寬烈難堪，叫方寬烈怎樣向羅忼烈教授交代呢？撤換刊名題字本來已犯下大忌，更糟糕是換上的他自己寫的字，別人自然會質可問你林曼叔的書法難道優勝過羅忼烈教授嗎？你林曼叔難道比羅教授更有名望嗎？
我曾問過林曼叔為何要這樣做？他答，羅忼烈寫的刊名「文學」的「學」字寫成簡體字。我覺得此顯然藉故推搪，不願承認自己做錯了。林曼叔的書法在友儕中是最好的，我也時常請他寫書名或題字，但平心而論我也覺得林曼叔換下羅教授的題字是非常不妥和沒有必要的。2007年9月出版的《文學研究》秋之卷，林曼叔悄悄撤下自己的題字，換回羅忼烈教授的封面題字 ，我覺得這件事一定令他不止受到一方面的批評，讓他感受到壓力，他才會悄悄把《文學研究》封面題字換回來。
「雜誌出版」屬於一年計劃，每年冬季雜誌出版承辦人都得重新遞表申請下一個年度的經費，文學組又得再次開會審批。獲得資助者會繼續辦下去，未獲得資助者往往就停刊。我雖然覺得這個辦法不好，但這卻是多年留下的傳統規矩，一時無法改變，只好繼續遵從。「藝發局」規定申請承辦雜誌者，必須由總編輯和董事長一起簽名申請。2007年冬雜誌申請截止日期前數天，林曼叔突然來我寫字樓附近的茶樓找我，說方寬烈迄今未跟他商量申請續辦《文學研究》的事。還說，方寬烈和羅琅要把他踼開，邀書評家許定銘任總編輯，並且已遞交申請表。他希望我查一查，如屬實，他打算自己也遞表申請承辦《文學研究》。
我說，還未到審批階段，我不方便向文學組經理查詢，如果方寬烈真的這樣做，你可以填好申請表在截止日期前夕遞交。結果真如所料，審批時發現《文學研究》的申請發生雙胞胎，原董事長方寬烈夥同許定銘申請一份，原總總輯林曼叔夥同鍾子揚（金千里）又申請一份。當兩份申請表呈上評審委員會時，大多數評審委員的意見是兩份申請都不批准，不鼓勵鬧分裂的任何一方。結果2008年《文學研究》被迫停刊，可見鬧分裂是兩敗俱傷的事。
（寒山碧臉書2022年月17日）
我的〈香港文學研究叢書總序〉成了笑話
《文學研究》停刊，林曼叔的收入減了一大截？其時他的么兒在中文大學讀書，為了讓他有多一點收入，我建議他申請編輯和出版「香港作家作品評論集」叢書。香港素來缺乏文學批評，有的只是小圈子的相互吹捧，因而研究香港文學困難重重。大陸一些研究者急就章，撿現成，研究來研究去都是左翼文壇這一塊，右翼文壇鮮有觸及。這固然是因為他們生活環境所局制，另一方面也因為香港右翼作家的作品和評論太少太分散之故，這在我搜集中國當代作家小傳資料時深有體會。各種評論文字散佈於報紙和雜誌之中，而許多報紙和雜誌已經停刊，不熟悉香港情況的大陸學者根本不曉得從何處找起？即使他們有此心願，搜羅蒐集資料也非常困難。
由於2006年「文思出版」出版社出版了《寒山碧作品評論集》，我覺得如果只有一本書，不足以引起社會的注意，如果能出版一系列香港作家的作品評論集，香港文學的研究者翻查起來就方便多了。我與林曼叔、黃仲鳴茶敘時討論過這個問題，後來加入璧華一起討論，並列出名單，由林曼叔出面申請。這是一個好的計劃，申請很快獲得批准，但「藝術局」素來怕別人浪費公帑，於是申請分為兩截審批，先審批編輯費，書編好後得另申請印刷經費。
「作家作品評論集」最早編好的是我編著的《徐訏作品評論集》，因我是現任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不能領取任何費用。說得明白點就是別人可以領取資料費和編輯費，我則不能支取分文。我自然不在乎再多做一點義務工作，（我擔任「藝發局」委員和「文學組」主席也是義務的）。此事的始末我在《徐訏作品評論集》的〈後記〉裡有所交代。我說：「編輯出版《香港文學研究叢書》計劃，起念於《寒山碧作品評論集》的出版。在香港許多前輩作家成就比我高，貢獻比我大，評論他們著作的文章迄今仍分散在陳年的報紙雜誌中，沒有輯錄成冊，甚難尋覓，令香港文學研究者在研究這些前輩作家時遇到很大的困難。於是朋友們便產生為重要的前輩作家編輯『作品評論集』的念頭。由於我與徐訏先生有過交往，便決定由我來編輯《徐訏作品評論集》，其他幾位朋友也各自編輯一位前輩重要作家的『作品評論集』，璧華編曹聚仁、林曼叔編司馬長風、周蜜蜜編黃慶雲，黃仲鳴編侶倫、張雙慶編李輝英。然而由於這只是朋友間的共同想法，做起來並不容易，搜集資料固然困難，又缺乏資源。而即使順利編輯成冊了，出版也沒有把握，一切都有待得到『香港藝術發展局』評審員的青睞，方能成功。」
《徐訏作品評論集》的編輯過程相對順利，我只花七八個月就編成。我交給林曼叔於2007年度申請出版資助，原本以為2008年初可以出版面世，料不到卻遇到阻礙，延宕到至2009年2月才能出版。《徐訏作品評論集》雖然比我預期中遲了將近兩年才付印，但「有心不怕遲」，研究香港文學是長期性的工作，不須「只爭朝夕」。
《徐訏作品評論集》是「作家作品評論集」叢書的第一本，此書令人詫異的地方是卷首印著的不是〈序〉，而是《香港需要文學批評──〈香港文學研究叢書〉總序》。由於是「總序」，所以我的著眼點放在全局，我關注的是香港文學批評的整體情況，從宏觀審視香港文學批評的變化。然而《香港文學研究叢書》〈總序〉只孤零零存在於《徐訏作品評論集》中，後來林曼叔主持出版的一系列作家作品評論集都不再見這篇〈總序〉。是我好大喜功要寫〈總序〉嗎？不是。這個計劃是我提出的，當時我又擔任「藝發局」文學組主席，是林曼叔建議由我來寫一篇總序，其他參與此事的朋友沒有人反對，所以出版 《徐訏作品評論集》時我便寫了。後來，是情況起了變化，第二本作家《作品評論集》出版時，我已我卸任「文學組」主席，成了昔日黃花，所以林曼叔沒有收入我的〈總序〉。我想，此乃入之常情，佯裝沒有注意到，一句話也不說，如常交往。
是「硬頸」，不是「硬骨頭」
2007年底我任期屆滿，我原本想退下來寫書，不想競選連任。但由於理念相同的朋友沒有人願意出來競選，而由與「中聯辦」關係密切的「香港文化總會」推出來的候選人，言行流露出極左的意識形態，我不得已最後一刻才去報名競選連任。幸而這次選舉我以651票成功當選，比競爭對手多出二百多票。我當選後立即公開宣佈不再競選第三次連任，希望想參加競選的朋友早作準備。2008年元旦，我就任新一屆「藝發局」委員、文學組主席。林曼叔於2008年冬申請辦《文學評論》雙月刊，並獲得批准，《文學評論》於2009年2月創刊，出版了十年，直到林曼叔逝世。
2019年黃仲鳴兄在香港《文匯報》上以〈「硬骨頭」林曼叔〉為題發表了一篇悼念文章，文章說：「短訊驚傳林曼叔的噩耗，查詢下始知他患的是肝癌。很多朋友說很突然，問寒山碧，他說：『據云病很久了，只是隱而不言，故大家都不知。』去冬楊國雄自加回港，一眾朋友相聚北角樓頭，那時的他，仍顯精神，孰料轉眼就去了，殊堪惋惜。 ……一九六Ｏ年代（寒按：時間錯誤，應該是七十年代末），我已看了他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記憶中，當時的版本，作者還署有海楓；到二Ｏ一Ｏ年代，他將這書重排出版，卻沒了海楓這作者。其時海楓已逝很久。我不好意思問他，詢諸和他熟悉的朋友。寒山碧說：『聽說這書絕大部分是他寫的。』一九七Ｏ年代，我在北角一出版社工作，主編《大電視》周刊。編輯部除我們外，還有徐訏的《七藝》，這是一部純文藝雜誌，負責編輯的就是林曼叔。《七藝》就只他們兩人，……徐訏鮮到編輯部，出版前後來亮一下相。最多見的是林曼叔在埋頭獨幹。《七藝》……好像出了兩三期，就壽終正寢了。此後，一直沒見過林曼叔。直到一九九Ｏ年代，他和方寬烈向藝發局申請，合辦雜誌，那才和他有多些來往。一夕，我們幾個朋友和他在銅鑼灣晚膳，鄰檯是蔣女大作家（寒按：指蔣芸）和她的朋友。蔣和我較熟，聽我們眉飛色舞一輪後，她突然跑過來問我：『誰是林曼叔？』
「我忙起身為他們介紹，蔣女作家臉色驟變，指着林曼叔開口就罵，斥他亂改人家的稿件，尤其是那篇關於舒巷城的，並指着她同檯的一位女士說，她就是舒巷城太太。 場面很尷尬，我們難於置喙。蔣作家罵了一輪後，悻悻然歸座。林曼叔也訥訥的坐下。有友勸他這毛病應該改了……不說不知，他這人主觀甚強，強到不合情理，他以自己的觀念，強加到別人的作品。至於他自己寫的，卻告訴編輯：一字不能改。他為我雜誌寫的稿，我從來便不改。免損友誼。 」（9）
從黃仲鳴之文可證，主觀強，亂改人稿是朋友間的共識。黃仲鳴同一篇文還說：「他（林曼叔）以近八十歲的高齡逝去。晚年，他將舊作新著整理出版。價值最大的，是他編著的《香港魯迅研究資料匯編1927-1949》（2017），將二十二年來香港報刊有關魯迅的文字輯錄出來，厚達近五百頁，並形容這是一塊『硬骨頭』，辛辛苦苦啃下去，『上窮碧落下黃泉』，將資料匯而成冊，對研究魯迅在香港這課題，實是功德無量。 至於他主編的《香港文學大系．評論卷二》，卻不敢恭維了。 他，本身就是一塊『硬骨頭』」（10）
安排身後事
黃仲鳴這段話，我有兩點解說：
第一，對於個人私隱，林曼叔確實收藏甚密。自2006年起我們有一個每月一次的文友茶局，每月第一個星期六中午文化圈的朋友自由相聚飲茶聊天。AA制，各自出一份錢，誰都可以來，也可以帶朋友來，而不來也毋須請假。地點在我寫字樓附近的酒樓，因我與酒樓的人相熟，方便訂座。在眾多文友中，林曼叔幾乎是每次必來的。後來他和黃仲鳴提議把聚會地點改去北角一家酒樓，因樹仁大學在北角半山，黃仲鳴住在學校，他習慣晚睡，難早起，在北角聚會比較方便。而林曼叔住在九龍牛頭角，來北角也比到上環近了一半路程。我們把茶敘地點搬到北角幾個月後，林曼叔突然缺席好多次，致電問他，他只說身體有點不舒服。由於林、黃兩人很久不來參加茶敘，而大多數文友覺得還是來上環更加方便，於是茶敘地點又搬回上環。這樣約摸過了一年，林曼叔又突然在上環茶局出現，我曾問他原因，他只說近來精神好一點。其實從外貌看來，我不覺得他跟以前有甚麼兩樣，而實際上他的再次出現是為了安排身後事。
1、他想為《文學評論》找到繼承者。他要我找吳萱人談談，問吳萱人願不願意擔任《文學評論》副總編輯，但沒透露原因。我跟吳萱人談了，吳萱人有思想顧慮，猶豫不決。後來，林曼叔直接約他了，可惜吳萱人最後卻婉拒了林曼叔的邀請。我是極力支持吳萱人跟林曼叔合作的，吳萱人畢竟比我們年輕十歲八歲。可惜吳萱人覺得林曼叔不易相處，不願趟渾水。我想，如果林曼叔坦誠相告病情，也許吳萱人會有不同的決定。
其時金千里也患了癌症，他堅辭《文學評論》董事長職務。金千里對自己的病況坦然面對，親自打電話給相熟的朋友報告病情。2018年冬，林曼叔如要繼辦《文學評論》得找新的董事長重新申請，找這樣的人不容易，既要找有一定名望，又得完全不管事，只掛虛名。後來林曼叔找到了黃維樑教授，黃教授是我們茶局的文友，大家都很熟，黃維樑長期居住在深圳，出一趟香港不易，不太可能過問《文學評論》的具體事務。黃維樑答應了，林曼叔便向「藝發局」申請續辦《文學評論》，而他患癌症的事也沒有向黃維樑透露半句。可惜2018年度《文學評論》的申請不獲批准，所以2019年後停刊。
2、處理自己的藏書，那段時間林曼叔頻頻把藏書分贈給參加茶局的文友。香港人居住環境淺窄，書太多沒地方放，所以我對他分贈藏書的事也不以為意。
3、承如黃仲鳴說的，頻頻整理舊作出版，包括《林曼叔文集》五卷在內（11）。他還很努力輯編《香港魯迅研究資料匯編1927-1949》。那時我根本沒有聯想到他身體出了問題，覺得一個文化人年紀大了誰都這樣做，我自己也這樣做。直至他突然逝世了我才明白他的用心。
編《香港文學大系》又與陳國球鬧不愉快
第二，黃仲鳴兄只簡單說一句「至於他主編的《香港文學大系．評論卷二》，卻不敢恭維了。 他，本身就是一塊『硬骨頭』」（12）編輯《香港文學大系》其實裡面卻有另一個故事。
何志平任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時曾發下豪言壯語，要撥款三百多萬元讓香港人來編寫《香港文學史》。可是俟後撥款不見蹤影，不了了之，可是此事我一直記掛在心頭。我覺得編寫《香港文學史》工程大艱巨，所需經費也巨，不容易爭取得到撥款。與其爭取不到，不如爭取少量撥款先編《香港文學大系》。在我任期最後一年的2010年上半年，「文學組」經過多番努力和多次波折，終於爭取到六十萬元港幣撥款。此區區之數我知道是不足夠的，但重要的是先啟動工作，先做一部分工作，交出成績，不足的經費以後可以再繼續爭取。其時由於我的任期只剩下八九個月，不可能在任期內完成，當前我能夠做的只是尋找適當的申請人。我跟黃仲鳴商量，黃仲鳴建議找香港科技大學陳國球教授。他倆通過電話知道陳教授有興趣後，我和黃仲鳴連忙趕往科技大學跟陳國球吃晚飯，詳談其事，並確定由陳國球教授出面申請。陳國球則透露下學期，即一兩個月後，他將到「香港教育學院」（現「香港教育大學」）就任「中文學院」院長，他希望能爭取到教育大學當局的支持。此事就此敲定，我黃仲鳴與陳國球則在另一兩次飯局中推薦林曼叔編《文學文學大系》的〈評論卷〉。我參與這個計劃也只到此為止。
2011年新任「文學組」主席蔡益懷審批了陳國球教授的申請，並撥款到賬，陳國球教授就啟動編輯工作。幾年後（約2015年）我聽見聽黃仲鳴說，林曼叔編的〈評論卷〉陳國球不太滿意。因為林曼叔把日軍佔領香港三年零八個月期間所有文學評論資料剔出〈評論卷〉之外。陳國球、黃仲鳴曾勸他補充進去，我也曾勸他說，凡真實存在的就應該收錄，漢奸文學史料也是史料。但他卻擇「善」固執，拒絕接受我們的意見，堅持《香港文學大系》不能收錄漢奸文學。陳國球沒有辦法只好自己另編一冊含日据時期文學評論史料的〈評論卷一〉，把林曼叔編的稱《評論卷二》。黃仲鳴稱林曼叔這種固執堅持稱為「硬骨頭」，我覺得用辭不當，這不是「硬骨頭」而是「硬頸」（廣東話，偏執，聽不進不同意見。）
本文寫到下半部時，我一度猶豫起來，一者怕文章太長佔太多篇幅，二者擔心被人罵趁別人不在了，不能反駁了，去揭別人的短處。於是我發上半部文稿給《華文文學評論》主編張放教授看，想就此打住。張放教授看後說：「我以為人無完人，文人的弱點有時候也是可愛處。您先放手寫吧，我認為無妨的。」我思考一會決定如實寫下去。知我者，自知我胸懷坦蕩，不知我者，就不去尋求他們理解了。
注釋：
（1）寒山碧著《香港傳記文學發展史》397頁，香港傳記作家協會與東西文化事業公司合作出版於2003年1月。
（2）《林曼叔年譜》，古遠清主編《世界華文文學年鑑》，及《林曼叔評論集》〈附錄〉，2018年1月初版。
（3）溫又權《評寒山碧的〈蜉蝣集〉》，《文壇》345期1973年11月1日出版。
（4）同注2
（5）《關於〈中國當代作家小傳〉編著者的糾紛答讀者問》，《東西方》第六期，1979年6月16日出版。又可參看寒山碧《香港傳記文學發展史》400頁至402頁。香港傳記作家協會、東西方化事業公司聯合出版於2003年1月。
（6）（7）（8）同注2
（9）（10）黃仲鳴《「硬骨頭」林曼叔》，香港《文匯報》2019年6月11日
（11）同注2，《林曼叔作品評論集》333頁
（12）同注9
2021年4月30
（寒山碧臉書2022年1月18日）
2022年1月17日 星期一
鄭政恆：死與變：回顧詩人 鄭敏、古蒼梧
鄭敏（Poetry International網站圖片）
新一年來到，華文詩壇卻帶來兩個不幸的消息：九葉詩人鄭敏在一月三號去世，享年一百零二歲；香港詩人古蒼梧（原名古兆申）在同月十一號去世，享年七十七歲。一九六七年，古蒼梧與友人創辦《盤古》，也開始合編《現代中國詩選》，合編者是張曼儀、黃繼持、黃俊東、古兆申、余丹、文世昌、李浩昌、吳振明，一書兩冊在一九七四年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現代中國詩選》中，收錄鄭敏詩作十首，數量不少。以下就由鄭敏的生平和早年詩作說起。
鄭敏的生平
鄭敏一九二Ｏ年生於北京，一九三九年考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後改修哲學系。在西南聯大期間，鄭敏跟隨馮至等老師學習，也開始詩歌創作。鄭敏一九四Ｏ年代的詩作發表於《大公報． 星期文藝》和《 中國新詩》，收於一九四九年出版的《詩集：一九四二─一九四七》。可是一九四八至一九七九年，鄭敏休止詩歌創作三十年。
鄭敏一九四八年赴美國羅德島的布朗大學（ Brown University ）留學，修讀英國文學碩士學位，論文研究鄧約翰（John Donne）的愛情詩，一九五二年完成。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五年等待回國，一九五五年回到中國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從事英國文學研究。一九六Ｏ年調往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教授英美文學。
文革後，鄭敏重新投入研究、教學和寫作。一九八一年與穆旦、王辛笛、曹辛之、唐祈、唐湜、陳敬容、杜運燮、袁可嘉合出詩集《九葉集》。一九八七年出版《美國當代詩選》。鄭敏的論文集有《 英美詩歌戲劇研究》（一九八二）、《結構—解構視角：語言．文化．評論》（一九九八）、《詩歌與哲學是近鄰──結構—解構詩論》（一九九九）、《思維．文化．詩學》（二ＯＯ四）。
歌德與馮至的影響
鄭敏視馮至為恩師，在口述自傳（ 跨越世紀的詩哲人生）中，鄭敏提到在西南聯大期間，聽了馮友蘭、鄭昕、湯用彤、馮文潛、聞一多、沈從文等大師的課，其中還有馮至的關於「歌德」的課。鄭敏回憶說：「我大學三年級時，一次在德文課後，我將一本窄窄的抄有我的詩作的紙本在教室外遞上，請馮先生指教。第二天德文課後先生囑我在室外等他，片刻後先生站在微風中，衣襟飄飄，一手扶着手杖，一手將我的詩稿小冊遞還給我，用先生特有的和藹而真誠的聲音說：『這裏面有詩，可以寫下去，但這卻是一條充滿坎坷的道路。』我聽了以後，久久不能平靜，直到先生走遠了，我仍木然地站在原地，大概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我和詩歌的不解之緣。」
翻閱《現代中國詩選》或《詩集：一九四二─一九四七》，從第一首入集的詩（晚會），就可見鄭敏有頗高的起點，詩人的內斂性格分明，小船的意象（ 人在等，船也在等）也用得自然。然後詩作轉入室內的「你」的角度，全詩的收結實在點到即止：
我不願舉手敲門，
我怕那聲音太不溫和，
有一隻回來的小船，
不擊槳，
只等海上晚風，
如若你坐在燈下，
聽見門外寧靜的呼吸，
覺得有人輕輕挨近……
扔了紙煙，
無聲推開大門，
你找見我。等在你的門邊。
《 現代中國詩選》及《 詩集：一九四二─一九四七》中收錄了鄭敏詩作（ 讀Selige Sehnsucht後），從這首詩就可見鄭敏如何透過恩師馮至，接觸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詩。
Selige Sehnsucht 是歌德的後期詩作（ 幸運的渴望）（Ecstatic Longing ，一八一四），馮至在（歌德的《西東合集》）中談到這首詩，這篇論文在一九四七年寫於北平，但相關觀點和體會，馮至在多年來不斷重提，早在《十四行集》的創作期間（西南聯大期間），已有所了解。馮至說「這是詩人對於生命的最深的領悟。他用東方詩人常常提到的飛蛾撲火的圖像來比喻人是怎樣從陰暗的官感的生活裏渴望着與光明的結合」。一九八二年，馮至在（讀歌德詩的幾點體會）中又說歌德「用飛蛾撲火焚身比喻人嚮往光明，追求更高的生存，不免於犧牲，由此而說出『死和變』的深奧的意義」。
以下是（幸運的渴望）的最後兩節，由馮至翻譯：
沒有遠方你感到艱難，
你飛來了，一往情深，
飛蛾，你追求着光明，
最後，你在火焰裏殉身。
只要你還不曾有過
這個經驗：死和變！
你只是個憂鬱的旅客
在這陰暗的塵寰。
馮至的《十四行集》第十三首，相當重要，這首詩就是關於歌德：
你生長在平凡的市民的家庭，
你為過許多良家的女孩流淚，
在一代雄主的面前你也敬畏；
你八十年的歲月是那樣平靜。
好像宇宙在那兒寂寞地運行，
但是不曾有一分一秒的停息，
隨時隨處都演化出新的生機，
不管風風雨雨，或是日朗天晴。
從沉重的病中換來新的健康，
從絕望的愛裏換來新的發展，
你懂得飛蛾為什麼投向火焰，
蛇為什麼脫去舊皮才能生長；
萬物都在享用你的那句名言，
它道破一切生的意義：「死和變。」
鄭敏詩作（ 讀Selige Sehnsucht後）就是把握到馮至所傳授關於歌德「死和變」的哲學，如第一節所寫：
從同一株老樹上發出新的嫩芽，
從同一顆心靈裏湧出新的智慧，
從同一扇窗前捉到新的感情
假如死和變是至寶貴的，因為
他們繫於那不斷的「同一」。
一切皆「同一」，生命是一個力量的不斷連續。還有詩的結尾所寫的哲理，現在與過去也是連續，不可分割，不必向外在前進，而應注意生命的本質：
那讚美飛蛾的他可曾經
想過：從現在裏抽去過去
生命和他勇猛的前進都將
同於落日的潮汐，無聲的
退回海的最寂寞的深處。
一九四九年後，鄭敏等九葉詩人再沒有寬鬆的詩歌創作空間，但三四十年代中國新詩的傳統，透過馬朗、葉維廉、也斯（梁秉鈞）、古蒼梧等香港或居港有年的詩人，以創作、評論、研究、編選、重刊種種不同方法，將新詩傳統繼承和轉化了。
古蒼梧（香港都會大學網站圖片）
我第一部接觸的古蒼梧作品，應該是一九九五年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備忘錄》，窄窄的書度，加上詩文雜置，令我留下印象。後來才陸陸續續買到素葉版的《銅蓮》、三聯版的《一木一石》以及牛津版的《書想戲夢》。
關於古蒼梧的生平經歷，盧瑋鑾、熊志琴合著的《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1963─2003（古兆申訪談錄）》已有十分詳盡的回顧，我的簡單回顧集中於以下三個要點：古蒼梧的詩、詩評，以及古蒼梧在愛荷華的轉變。
古蒼梧在一九四五年生於廣東高州（茂名），六十年代中開始在《中國學生周報》和《大學生活》撰寫影評、劇評、藝評、詩評和詩作，也參與文社活動，一九六七年與友人創辦《盤古》，也開始合編《現代中國詩選》。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與戴天一起主持創建實驗學院「詩作坊」。
古蒼梧的不斷探索
平心而論，古蒼梧的詩作在質量和數量都不算十分驕人，卞之琳的評文（蓮出於火──讀古蒼梧詩集《銅蓮》）也是有讚有彈，但古蒼梧勝在不斷探索，帶來詩作的風格轉變。
古蒼梧的詩集《銅蓮》並沒有選錄六十年代發表的早年詩作，所以當我編輯《 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五Ｏ─一九六九：新詩卷二》時，就要翻閱文學刊物，尋找詩作；終於在《中國學生周報》第八百六十九期（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四日）找到中英對照的「古蒼梧近作四首：三重憶、秋日、話後、節日」，四首中文詩俱收錄書中。而這四首詩就如林年同（意境的繼承與空間的拓展──序古蒼梧的《銅蓮》）所說：「吸收了王辛笛、卞之琳等詩人早期作品那種古典主義的含蓄細緻的寫法。」這種「辛笛風」或「卞之琳風」，帶有古典美，如今看來或許不算獨樹一格，但當時現代主義詩歌如日中天，古蒼梧回歸到民國以至古典主義，也算是別出心裁。
古蒼梧的詩作歷程，經歷了古典主義和批判寫實主義兩個階段，又從直白的批判走出來，我個人尤其欣賞一九八Ｏ年發表的散文詩（冬晨）（刊於《素葉文學》第一期，收於《銅蓮》），詩中展現出更多慎思明辨，也是相當沉鬱的作品。
詩評：現代詩走入象牙塔
古蒼梧的詩評比詩作更出色，以下選談兩篇。
一九六七年，張默、洛夫、瘂弦合編的《七十年代詩選》出版。一九六八年，古蒼梧就寫了（請走出文字的迷宮──評《七十年代詩選》）（刊於《盤古》第十一期，收於《一木一石》），宣告現代詩走入窮巷，詩人玩弄文字的魔術，抨擊葉維廉與洛夫的詩，並肯定三四十年代詩人何其芳、辛笛、羅大岡的詩作。古蒼梧這篇書評論點尖銳，比台灣在一九七二年開展的現代詩論戰（又稱關唐事件、唐文標事件），更早反思到港台現代主義詩歌走入文字象牙塔的問題，確有先見之明。
一九七Ｏ年，古蒼梧赴美參加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的國際寫作計劃（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 留美一年。一九七一年，他寄柬回香港，在《中國學生周報》第九百七十五期發表了書信形式的文章（新詩的出路），古蒼梧提倡「 要寫出大多數人所感所受，在表現的手法上，要誠實，不要玩文字魔術」，而且把詩恢復為表演藝術，恢復詩的音樂效果，又引入「電視詩」（ television poetry ）、「 詩表演」（poetry performance）等新概念。（新詩的出路）引來持續了幾個月的迴響，如溫健騮提倡政治上的覺醒比「詩表演」重要，但更多回應者（ 如關夢南、李家昇、藍笛、路雅）關注詩、表演與推廣的問題。
古蒼梧的詩評文章不少，較早期的詩評如（阿瑟韋理和中國詩）、（ 再看意象派）、（ 文明古國中的革命詩人──彥尼斯里索斯簡介）、（詩可以不怨──讀西西詩作的一點感想）、（論鷗外鷗）、（大地的聲音──讀中國新一代詩作有感），收於《一木一石》。其中一九八四年發表的（文明古國中的革命詩人──彥尼斯里索斯簡介）（刊於《文藝》第十一期），介紹希臘革命詩人里索斯（Yiannis Ritsos），就打開了讀者的視野，古蒼梧更附上詩作選譯，其中（那不可少的）的最後兩句令人再三沉吟：「如果死亡常常是第二個來，／自由便常常是第一個。」
一九七Ｏ年，古蒼梧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是繼戴天和溫健騮之後，第三位香港代表赴美。一九七一年，古蒼梧在《中國學生周報》第九百七十六期發表的詩作（二十五歲見雪）、（別）、（雪月吟），還是走新古典的路線。
從愛荷華回來了
在愛荷華，古蒼梧經歷了思想上的轉變，他參加北美學者和留學生發起的「保衛釣魚台運動」，隨着同在愛荷華大學的香港詩人溫健騮提倡「批判的寫實主義」，古蒼梧也向左轉了。
溫健騮因癌症英年早逝，終年僅三十二歲。古蒼梧與黃繼持合編《溫健騮卷》（一九八七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書中附錄了古蒼梧文章（你去了，還有我們──悼健騮）的節錄本，古蒼梧在文中憶述：「我們回來了，因為我們都受到了保衛釣魚台運動的衝擊，都看清楚了歷史的方向，我們都覺得，香港有許多工作在等待着我們去做。」
他們都回來了，一九七一年底從美國回港後，古蒼梧任教於西貢公立學校，繼續編輯《盤古》，又與友人創辦《文學與藝術》雙月刊、《文美月刊》、《八方文藝叢刊》等等。
到九十年代，古蒼梧擔任台北《漢聲雜誌》主編、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節目部學術總監，出版國際寫作計劃創辦人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詩集《美國孩子》（American Child ），以及瑪格麗．杜哈絲（ Marguerite Duras ）《 中國北方來的情人》（The North China Lover ）的中譯本，香港回歸前一度擔任《明報月刊》總編輯。古蒼梧又大力推動崑劇，持續多年。
古蒼梧的一生不斷推動文化藝術，努力不懈，成績當然有目共睹。至於鄭敏，在詩歌創作、翻譯和評論，都有豐富成果。我未能向前輩多加請益，悔之已晚，在此謹向古蒼梧和鄭敏兩位先生深深致意。
（《明報》2022年1月16日）
2022年1月16日 星期日
悼古蒼梧
悼古仔
清晨起來，手機傳來噩耗，古仔走了，又一匹藍馬奔向西天了。
古兆申（1945~2022）是我的少年朋友，是引導我讀中國三十年代文學的第一人，他介紹我接觸施蟄存的《善女人行品》，他鼓勵我多讀多寫……，他與吳昊及震鳴同時於《藍馬季》第二期（1965）加入藍馬現代文學社，如今，這三匹藍馬均在西方天際的草原上重聚奔馳了。
藍雨的〈西窗故事〉發表於《藍馬季》第二期（1965），藍山居的〈信〉，刊於第三期（1966）；那時候他喜歡「藍」，這兩個筆名後來好像用的不多。
古仔，你走得那麽快，我不來送你了，你一路走好！
──2022年1月11日
（許定銘臉書2022年1月11日）
古仔的老照
古仔匆匆地走了，又一匹藍馬奔向西天。
古兆申（1945~2022）是藍馬人，翻出舊照三幀，悼念！
圖一拍於1970年1月，中站者古蒼梧，握手者為許定銘。
圖二及三，1965，藍馬現代文學社諸友訪南丫島，古蒼梧戴草帽，多麼年輕英偉！
──2022年1月11日
（許定銘臉書2022年1月11日）
電腦待修，所以未找到剛身故古蒼梧先生（原名古兆申）的相片。 不過，click入這link，可看到這位沉默的才子！
多年前與蔡詩人訪愛華居時，見過人人稱為古仔的作家、藝術家、主編古蒼梧先生，也見過他美麗薄命的女友 Heidi「海媞」（按：忘了她的原名，但古蒼梧2012出版作品《舊箋》內男主角已故女友叫林海媞）。
我編明報副刊時，古仔剛巧是明報月刊總編。一次，我因在加拿大多年、是更早期明報月刋老總胡菊人先生的一篇稿，稿的內容寫紅樓夢劉老老，而我就因老老二字致電求教鄰區的古仔。請教他老老抑姥姥才是正字？因原稿此字用上起碼幾十個。當時古仔馬上答我說要女字旁，還引了某紅學版本。
古蒼梧先生博學，真是典型讀書人，好像也沉迷崑曲。他也寫詩和影評，曾與陳輝揚先生合著過出色的著作。十多年前，聽陸離大姐說過古仔生病的消息。大家不再在同一機構，未有再見。但我曾好乖地坐在某商務書店長櫈上，看完一本古蒼梧於2012年牛津大學出版社的作品《舊箋》呀。他真情流露，極哀傷地寫了一本書，故事發生於1967年本港「五月風暴」期間，是愛情小說，也是香港的歷史筆記，獻給美麗而年輕早逝的 Heidi 「海媞」呀！
古蒼梧先生， 望你一路走好！天上，你會遇上海媞、去年剛走的戴詩人和蔡詩人！
（Chu Sai Fai臉書2022年1月11日）
胡國賢：悼兆申兄
昔年藍馬擦肩行
君砸迷宮我尚營
盤古初開明月耀
詩風另起杏檀耕
樂弘崑曲原君志
貿闖梨園復我情
估道參商猶可會
青衿難再白頭迎
──2022.1.12 (下平八庚韻)
附記：1964年，獲定銘兄之邀共創《藍馬現代文學社》；翌年，兆申兄亦應邀加入。兄曾於《周報》撰文批評當時台港現代詩，呼籲走出文字迷宮。文社潮後，兄先後主編《盤古》及《明報月刊》；近年則轉研崑曲。早前，路雅曾提及將與余約見兆申兄聚舊，言猶在耳，遽料忽傳噩耗。去歲，福基兄、老蔡與戴天前輩離世，已教人哀慟；今年伊始僅十一天，鄭敏前輩與兆申兄竟先後病逝，寧不悲乎！嘆倏忽人生，青衿白頭，難得易失，惜哉！
（胡國賢臉書2022年1月12日，另見《民權時報》2022年1月22日）
關夢南：憶吾師古蒼梧
我文學的啓蒙老師有兩位：其一是戴天，另一位是古蒼梧。戴天談詩多言西法；古蒼梧則重傳統，他說中國詩的其中一個最大特色是「呈現」，又說三、四十年代，新詩已踏入一個成熟期，他與温黃合編的《中國新詩選》(1975). 就特别提到聞一多、馮至、卞之琳、朱湘、穆木天，臧克家、艾青、何其芳、綠原、田間等優秀的作品。對一個當時只識冰心和徐志摩的我，無疑當頭棒喝。
我認識古蒼梧始於1970年的九龍華仁夜中學：當時他教理科班中文，我讀文科班中三。我無緣受教，卻有緣慕名跟他去了《盤古》幫忙做校對。《盤古》是戴天和胡菊人的居所。有一次詩作坊聚會，我有幸參與。在座的有戴天，古蒼梧，李國威，鍾玲玲，淮遠和劉天賜等。學習和模式開了眼界。於此又同時認識了《盤古》的岑逸飛和梁寶耳。有次陸離上來，嘩嘩啦啦大叫大笑的一個女孩，她可是中周的編輯啊！而中周是我文學的搖籃。
古蒼梧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談詩，古蒼梧既有學院訓練，却具備傳統中國文人的性格，嚮往自由，不受束縛，而且包容性強，有個人的見解，但也不排斥其他人的看法。他認為很多所謂現代派的作品，是依照西方現代主義的理念而創作，因而淪於虛假。
創作，或載道、或言志，都要有真情實意，並以準確而有創造性的語言表達出來。他一再強調，創作應該是作家對生命的體驗，對人類要有所關注，否則難以動人。
當時台灣流行潛意識誨澀的詩，並影響香港的詩人。古蒼梧提倡明朗透明的詩，於是寫了一篇評論──「請走出文字的迷宮」，副題是「評七十年代詩選」。七十年代初，古蒼梧赴美參加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深切反省新詩的前途，並撰文「新詩的出路」，寄回中周發表，引起廣泛的回應。以後跨媒體新詩演繹，或者於此時開始萌芽。 戴天和古蒼梧是有趣的兩位老師：古蒼梧低調穩重，生活態度內斂儉樸。印象中與古蒼梧見面，一是茶，二是談，未去過餐廳，更遑論吃飯；戴天剛剛相反，多是吃和酒，那怕家居見面，也要切一碟火腿，倒兩杯加飯。 兩人性格迥異，辦詩作坊卻成天作之合，影響了一代詩風。
但古蒼梧七十年代這樣一位溫柔醇厚的詩人，返港後卻180度轉變，走上了「鋼鐵巨人」的叧一條文學路。他編《盤古》，《文學與美術》和《文美》，貫彻了個人寫實的信念和想法。温健騮死時，古蒼梧為文曰：「你走了，還有我們！」流露了痛失戰友的悲鳴。及後《文美》辦不下去，他又轉戰《八方》，回歸初衷。
九十年代初，我與他在「香港文化促進中心」見面，他對文學好像真的灰心了，說：「我的文學書全部送人了，你要嗎？」於是我得了一套魯迅的五十年代版散文集，另外是俄國作家的短篇小說集。以後的古蒼梧興趣轉移，成為一個崑曲専家。關於崑曲，古蒼梧說：「走向崑曲，是性格使然。」他隨遇而安，因緣際會下，踏上了這條不歸路。
六年前《大頭菜》創刊，我與馮珍今設計一個「向前輩致敬系列」，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古蒼梧，當時他仍在家收徒，行古風，為徒弟煮飯。我們談了二、三個小時。難得他老而不頹，談話閃爍理想和希望。想不到突然遠行。半世紀師生弦斷，往事卻如在目前；生死本常事，何須鳴呼哀哉？擱筆泫然，不能自已，吾師，一路好走！ 學生夢南恭送……
（關夢南臉書2022年1月13日）
顏純鈎：悼念一位朋友﹑一種人生﹑一座城市﹑一個時代
小思老師越洋告知，老朋友古蒼梧過世了，享年七十六歲。
年輕朋友可能不太認識古蒼梧，他原名古兆申，是香港著名作家和詩人，一生從事文學創作與活動，發表過大量新詩﹑散文﹑評論﹑翻譯等，也曾參與和主編過文學與文化雜誌《盤古》﹑《八方》﹑《文化焦點》﹑《明報月刊》等。他曾受邀到美國愛荷華國際作家工作坊訪學，也曾留學法國主修哲學和法國文學。
古蒼梧一生為香港文學與文化貢獻自己的心力，留下自己的足跡，是值得後人永遠懷念的香港文化前輩。
我與古先生認識應該超過三十年，雖然平常各有各忙，直接聯繫並不太多，但互相關心敬重，君子之交淡如水，也深知彼此的為人，正是足以引為知己者。當年他主編純文學雜誌《八方》時，曾約我寫小說，初時我寫了一篇，他和編委不太滿意，古先生打電話給我說明情況，很為難抱歉，我說沒關係，我再試寫一篇，再給你看看。
後來我寫了短篇《天譴》，題材敏感，涉及新移民的亂倫關係，也抱著會被退稿的心態，誰知他很喜歡，當期就發表了。雜誌推出後，古蒼梧和戴天說到這件事，大概都覺得某人為人還不錯，從此給戴天留下不壞的印象，造就多年來與戴天的交往。
再後來，因為戴天的提醒和幫忙，我與家人在九七前移民溫哥華，說起來，我一家的命運與戴天有關，而細溯其中因果，也與古蒼梧有關。
我們只在一些文學活動場合見面。有一次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寫作班結業，中心請我去和學員談小說創作，古蒼梧那天也來了，座談會後他和我們去喝咖啡，算是談得最深入的一次。
除了文學，古蒼梧也鍾情崑劇，不但自己有研究，也參與崑曲藝術的推廣。白先勇來香港講崑劇，很多時是古蒼梧做主持。他自己好像也吹洞簫，已經不是業餘愛好那麼簡單。
古蒼梧做過不同的工作，似乎時間都不長，後來好像與文化圈處於若即若離的狀態，好多年都沒有他的消息（也可能我消息閉塞)。有一段時間聽說他病了，印象中是鼻咽癌，做了手術後幸虧無恙，然後就失去聯繫了。
我與他最後一次見面，大概也是在一個活動中，他消瘦蒼老，衣著雖然整齊，但顯得陳舊，門牙掉了也沒有補。他說住在柴灣的公屋，風景很好，天晴的日子去行山，非常賞心悅目。生活環境似乎不太理想，但他安貧樂道。
那些年的香港，生活著很多像古蒼梧這樣的文化人，他們有一種「通病」，就是都屬於「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追求生活與藝術的純粹的美，享受來自不同領域的美感經驗，他們為一種信念活著，就是人除了物質生活之外，更重要的是精神層面的建構，甚至精神上的享受，大大凌駕於物質的享受。
現在年輕人可能很難想像這種人生觀，但在香港文化最興盛的年代，經常都可以碰到這種為了追求精神享受寧肯放棄日常營役的人，他們執著於自己的文化理想，廢寢忘食，追求一種充盈自在的思想境界，堅持一種有別於世俗的超拔的活法，古蒼梧便是這樣的人。
當年的香港，就為這些理想主義者遊弋人間提供了最好的時空。香港幾乎無邊界的自由（除了守法和守護良知)﹑基本的生活保障﹑友善和諧的環境﹑廣闊的國際視野﹑政府對文化藝術的有心支持，在在催化文化藝術的活力，陽光雨露下萬物生長，滿城生機勃發。
可惜香港的好日子在九七後逐日凋零了，香港的好運走到頭，所有孕育香港輝煌文化根基的外部條件一一失去。今日回望，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正是香港的黃金歲月，是香港文化最鼎盛的時期，那時不但文學藝術﹑電影電視﹑歌壇劇壇﹑民間俗文化都在最高峰，足以傲視亞洲各國，領一時之風騷。
隨著政治環境肅殺，文化空氣稀薄，政府的有形之手無孔不入，中共的意識形態大舉入侵，香港文化的盛景今非昔比。當圖書館的敏感圖書被下架，文化出版審查日嚴，電影電視紅線處處，文化人的心靈在政治重壓下日益枯萎，香港文化就到了瀕危的關口。
我與古先生，與眾多我們同時代的文化界朋友，有幸經歷了香港最和諧與輝煌的時代，也經歷了香港文化沒落的過程，幸與不幸，點滴在心頭，追昔撫今，欲哭無淚。
韓愈有言：「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古聖賢知人論世，每有明慧洞見，願以此惜別古蒼梧先生，並與文化界朋友共勉。
（顏純鈎臉書專頁2022年1月15日）
香港作家古蒼梧逝世
著名香港詩人、作家古蒼梧今天（11日）逝世，享年七十七歲。古蒼梧原名為古兆申，另有藍山居、傅一石、顧耳等筆名。他生於一九四五年，修讀香港中文大學文學碩士及香港大學哲學博士，並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講師。
古蒼梧著有多部詩集、文學評論及電影論文文集，著作有《銅蓮》、《古蒼梧詩選》、《一木一石》、《今生此時今世此地》、《祖父的大宅》、《舊箋》等。他擅長新詩創作，也有散文、小說，翻譯，以及崑曲創作與藝評，作品及評論刊於中、港、台三地的詩刊報章。他也曾參與創辦多本文藝刊物，包括《盤古》、《文學與美術》、《文美月刊》及《八方文藝叢刊》等，亦曾出任《大公報‧中華文化周刊》主編、台北《漢聲雜誌》主編，及《明報月刊》總編輯，為兩岸三地影響深遠的重要作家。
（《明周文化 MP Weekly》臉書專頁2022年1月11日）
香港作家古蒼梧逝世
香港作家、詩人古蒼梧於昨日（1月11日）逝世，享年77歲，其死訊經其友作家小思證實。
古蒼梧，原名古兆申，筆名傅一石、顧耳、藍山居、林原、佐持等。原籍廣東高州，1949年移居香港，1967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1969年復於中大獲頒文學碩士，其後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1981年，遠赴法國巴黎索邦大學修讀法國現代文學及哲學，2001年獲頒香港大學哲學博士，亦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講師。
古蒼梧在中學時代開始創作新詩，作品散見於《中國學生周報》、《盤古》、《文學與美術》、《羅盤》、《素葉》等刊物。1968、69年間，一群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仿傚美國風氣，於九龍塘多實街創立創建書院推廣民間辦學，古蒼梧與戴天主持「詩作坊」，提倡新詩創作及學習，參與詩人包括鍾玲玲、淮遠、李國威、張國毅、劉天賜及麥繼安等，成為後進詩人的思想土壤。
古蒼梧早期聚焦於創作、編著新詩和文學評論，偕友創辦《盤古》、《文學與美術》、《文美月刊》及《八方文藝叢刊》等刊物，亦與黃繼持、張曼儀、黃俊東等人整理研究新詩資料，編撰《現代中國詩選》、《中國新詩》等書。他歷任香港《明報月刊》總編輯、香港《大公報．中華文化周刊》主編、台北《漢聲雜誌》主編。
其創作文體廣泛，著有詩集《銅蓮》、《古蒼梧詩選》、詩文集《備忘錄》、文集《書想戲夢》、《星斗闌干》、評論集《一木一石》、研究專著《今生此時今世此地──張愛玲、蘇青、胡蘭成的上海》等多種。翻譯著有《柏拉特羅與我》、《舞的意象》、《美國孩子》、《中國北方來的情人》。小思和熊志琴亦著有十六萬字訪談集《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爬梳1963年至2003年間的社會文化風潮，記載古蒼梧在歷史夾縫間體驗中西文化的激撞，尋覓文化身份的心路歷程。
六、七十年代正值社運火紅年代，作為戰後出生的知識份子，古蒼梧因參與《中國學生周報》結識小思、陸離、石琪等人，其時反殖、認中關社的思潮逐漸萌芽，掀起保釣及爭取中文為法定語文等社會運動，他在1970、71年赴美交流期間親身見證海外保釣運動，策劃出版《愛荷華釣魚台通訊》，亦參與示威，回港接手主編被視為「左傾」的《盤古》，發表了多首有關國是、運動、工人等帶有意識形態的詩作；他在訪問曾言︰「獨立思考的知識份子，永遠都是『左傾』的，永遠會對現行的事物，抱持著一種不停地反省、批判的精神。」晚年，他以1967年「五月風暴」（「六七暴動」）為背景，以書信體寫成小說《舊箋》，流露大學生對社會變革、民族情懷，乃至同性愛情的思索，「作為香港小歷史的感性記錄」。晚年，古蒼梧亦就資本主義、民主政制、氣候議題寫下不少政論文章，可見其知識涉獵之廣泛。
愛文學，亦愛音樂。古蒼梧小時曾夢想成為歌唱家，一直對音樂繞有興味，七十年代開始研究中國電影及戲曲，近年則致力於崑曲推廣及研究，並習曲唱、曲笛。他曾為浙江京崑藝術劇院改編崑劇《牡丹亭》及創編崑劇《暗箭記》、為蘇州崑劇院青春版《牡丹亭》擔任顧問 及為上海崑劇團改編崑劇《蝴蝶夢》，亦著有《長言雅音論崑曲》及《崑曲演唱理論叢書》等。古氏譜寫的崑曲啼聲的珍貴片段，可見於港台2014年外判紀錄片《華人作家系列︰四人行》。
我們彷彿從另一個星球到來
在千萬年之後
憑弔這個
我們成長、相識、相愛的
城市
猶像人們憑弔
那靜止在熔巖中的
龐貝
──古蒼梧〈天長地久〉
（《虛詞．無形》臉書專頁2022年1月12日）
古兆申（1945~2022）是我的少年朋友，是引導我讀中國三十年代文學的第一人，他介紹我接觸施蟄存的《善女人行品》，他鼓勵我多讀多寫……，他與吳昊及震鳴同時於《藍馬季》第二期（1965）加入藍馬現代文學社，如今，這三匹藍馬均在西方天際的草原上重聚奔馳了。
藍雨的〈西窗故事〉發表於《藍馬季》第二期（1965），藍山居的〈信〉，刊於第三期（1966）；那時候他喜歡「藍」，這兩個筆名後來好像用的不多。
古仔，你走得那麽快，我不來送你了，你一路走好！
──2022年1月11日
（許定銘臉書2022年1月11日）
古仔的老照
古兆申（1945~2022）是藍馬人，翻出舊照三幀，悼念！
圖一拍於1970年1月，中站者古蒼梧，握手者為許定銘。
圖二及三，1965，藍馬現代文學社諸友訪南丫島，古蒼梧戴草帽，多麼年輕英偉！
──2022年1月11日
（許定銘臉書2022年1月11日）
電腦待修，所以未找到剛身故古蒼梧先生（原名古兆申）的相片。 不過，click入這link，可看到這位沉默的才子！
多年前與蔡詩人訪愛華居時，見過人人稱為古仔的作家、藝術家、主編古蒼梧先生，也見過他美麗薄命的女友 Heidi「海媞」（按：忘了她的原名，但古蒼梧2012出版作品《舊箋》內男主角已故女友叫林海媞）。
我編明報副刊時，古仔剛巧是明報月刊總編。一次，我因在加拿大多年、是更早期明報月刋老總胡菊人先生的一篇稿，稿的內容寫紅樓夢劉老老，而我就因老老二字致電求教鄰區的古仔。請教他老老抑姥姥才是正字？因原稿此字用上起碼幾十個。當時古仔馬上答我說要女字旁，還引了某紅學版本。
古蒼梧先生博學，真是典型讀書人，好像也沉迷崑曲。他也寫詩和影評，曾與陳輝揚先生合著過出色的著作。十多年前，聽陸離大姐說過古仔生病的消息。大家不再在同一機構，未有再見。但我曾好乖地坐在某商務書店長櫈上，看完一本古蒼梧於2012年牛津大學出版社的作品《舊箋》呀。他真情流露，極哀傷地寫了一本書，故事發生於1967年本港「五月風暴」期間，是愛情小說，也是香港的歷史筆記，獻給美麗而年輕早逝的 Heidi 「海媞」呀！
古蒼梧先生， 望你一路走好！天上，你會遇上海媞、去年剛走的戴詩人和蔡詩人！
（Chu Sai Fai臉書2022年1月11日）
胡國賢：悼兆申兄
君砸迷宮我尚營
盤古初開明月耀
詩風另起杏檀耕
樂弘崑曲原君志
貿闖梨園復我情
估道參商猶可會
青衿難再白頭迎
──2022.1.12 (下平八庚韻)
附記：1964年，獲定銘兄之邀共創《藍馬現代文學社》；翌年，兆申兄亦應邀加入。兄曾於《周報》撰文批評當時台港現代詩，呼籲走出文字迷宮。文社潮後，兄先後主編《盤古》及《明報月刊》；近年則轉研崑曲。早前，路雅曾提及將與余約見兆申兄聚舊，言猶在耳，遽料忽傳噩耗。去歲，福基兄、老蔡與戴天前輩離世，已教人哀慟；今年伊始僅十一天，鄭敏前輩與兆申兄竟先後病逝，寧不悲乎！嘆倏忽人生，青衿白頭，難得易失，惜哉！
（胡國賢臉書2022年1月12日，另見《民權時報》2022年1月22日）
關夢南：憶吾師古蒼梧
我文學的啓蒙老師有兩位：其一是戴天，另一位是古蒼梧。戴天談詩多言西法；古蒼梧則重傳統，他說中國詩的其中一個最大特色是「呈現」，又說三、四十年代，新詩已踏入一個成熟期，他與温黃合編的《中國新詩選》(1975). 就特别提到聞一多、馮至、卞之琳、朱湘、穆木天，臧克家、艾青、何其芳、綠原、田間等優秀的作品。對一個當時只識冰心和徐志摩的我，無疑當頭棒喝。
我認識古蒼梧始於1970年的九龍華仁夜中學：當時他教理科班中文，我讀文科班中三。我無緣受教，卻有緣慕名跟他去了《盤古》幫忙做校對。《盤古》是戴天和胡菊人的居所。有一次詩作坊聚會，我有幸參與。在座的有戴天，古蒼梧，李國威，鍾玲玲，淮遠和劉天賜等。學習和模式開了眼界。於此又同時認識了《盤古》的岑逸飛和梁寶耳。有次陸離上來，嘩嘩啦啦大叫大笑的一個女孩，她可是中周的編輯啊！而中周是我文學的搖籃。
古蒼梧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談詩，古蒼梧既有學院訓練，却具備傳統中國文人的性格，嚮往自由，不受束縛，而且包容性強，有個人的見解，但也不排斥其他人的看法。他認為很多所謂現代派的作品，是依照西方現代主義的理念而創作，因而淪於虛假。
創作，或載道、或言志，都要有真情實意，並以準確而有創造性的語言表達出來。他一再強調，創作應該是作家對生命的體驗，對人類要有所關注，否則難以動人。
當時台灣流行潛意識誨澀的詩，並影響香港的詩人。古蒼梧提倡明朗透明的詩，於是寫了一篇評論──「請走出文字的迷宮」，副題是「評七十年代詩選」。七十年代初，古蒼梧赴美參加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深切反省新詩的前途，並撰文「新詩的出路」，寄回中周發表，引起廣泛的回應。以後跨媒體新詩演繹，或者於此時開始萌芽。 戴天和古蒼梧是有趣的兩位老師：古蒼梧低調穩重，生活態度內斂儉樸。印象中與古蒼梧見面，一是茶，二是談，未去過餐廳，更遑論吃飯；戴天剛剛相反，多是吃和酒，那怕家居見面，也要切一碟火腿，倒兩杯加飯。 兩人性格迥異，辦詩作坊卻成天作之合，影響了一代詩風。
但古蒼梧七十年代這樣一位溫柔醇厚的詩人，返港後卻180度轉變，走上了「鋼鐵巨人」的叧一條文學路。他編《盤古》，《文學與美術》和《文美》，貫彻了個人寫實的信念和想法。温健騮死時，古蒼梧為文曰：「你走了，還有我們！」流露了痛失戰友的悲鳴。及後《文美》辦不下去，他又轉戰《八方》，回歸初衷。
九十年代初，我與他在「香港文化促進中心」見面，他對文學好像真的灰心了，說：「我的文學書全部送人了，你要嗎？」於是我得了一套魯迅的五十年代版散文集，另外是俄國作家的短篇小說集。以後的古蒼梧興趣轉移，成為一個崑曲専家。關於崑曲，古蒼梧說：「走向崑曲，是性格使然。」他隨遇而安，因緣際會下，踏上了這條不歸路。
六年前《大頭菜》創刊，我與馮珍今設計一個「向前輩致敬系列」，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古蒼梧，當時他仍在家收徒，行古風，為徒弟煮飯。我們談了二、三個小時。難得他老而不頹，談話閃爍理想和希望。想不到突然遠行。半世紀師生弦斷，往事卻如在目前；生死本常事，何須鳴呼哀哉？擱筆泫然，不能自已，吾師，一路好走！ 學生夢南恭送……
（關夢南臉書2022年1月13日）
顏純鈎：悼念一位朋友﹑一種人生﹑一座城市﹑一個時代
小思老師越洋告知，老朋友古蒼梧過世了，享年七十六歲。
年輕朋友可能不太認識古蒼梧，他原名古兆申，是香港著名作家和詩人，一生從事文學創作與活動，發表過大量新詩﹑散文﹑評論﹑翻譯等，也曾參與和主編過文學與文化雜誌《盤古》﹑《八方》﹑《文化焦點》﹑《明報月刊》等。他曾受邀到美國愛荷華國際作家工作坊訪學，也曾留學法國主修哲學和法國文學。
古蒼梧一生為香港文學與文化貢獻自己的心力，留下自己的足跡，是值得後人永遠懷念的香港文化前輩。
我與古先生認識應該超過三十年，雖然平常各有各忙，直接聯繫並不太多，但互相關心敬重，君子之交淡如水，也深知彼此的為人，正是足以引為知己者。當年他主編純文學雜誌《八方》時，曾約我寫小說，初時我寫了一篇，他和編委不太滿意，古先生打電話給我說明情況，很為難抱歉，我說沒關係，我再試寫一篇，再給你看看。
後來我寫了短篇《天譴》，題材敏感，涉及新移民的亂倫關係，也抱著會被退稿的心態，誰知他很喜歡，當期就發表了。雜誌推出後，古蒼梧和戴天說到這件事，大概都覺得某人為人還不錯，從此給戴天留下不壞的印象，造就多年來與戴天的交往。
再後來，因為戴天的提醒和幫忙，我與家人在九七前移民溫哥華，說起來，我一家的命運與戴天有關，而細溯其中因果，也與古蒼梧有關。
我們只在一些文學活動場合見面。有一次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寫作班結業，中心請我去和學員談小說創作，古蒼梧那天也來了，座談會後他和我們去喝咖啡，算是談得最深入的一次。
除了文學，古蒼梧也鍾情崑劇，不但自己有研究，也參與崑曲藝術的推廣。白先勇來香港講崑劇，很多時是古蒼梧做主持。他自己好像也吹洞簫，已經不是業餘愛好那麼簡單。
古蒼梧做過不同的工作，似乎時間都不長，後來好像與文化圈處於若即若離的狀態，好多年都沒有他的消息（也可能我消息閉塞)。有一段時間聽說他病了，印象中是鼻咽癌，做了手術後幸虧無恙，然後就失去聯繫了。
我與他最後一次見面，大概也是在一個活動中，他消瘦蒼老，衣著雖然整齊，但顯得陳舊，門牙掉了也沒有補。他說住在柴灣的公屋，風景很好，天晴的日子去行山，非常賞心悅目。生活環境似乎不太理想，但他安貧樂道。
那些年的香港，生活著很多像古蒼梧這樣的文化人，他們有一種「通病」，就是都屬於「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追求生活與藝術的純粹的美，享受來自不同領域的美感經驗，他們為一種信念活著，就是人除了物質生活之外，更重要的是精神層面的建構，甚至精神上的享受，大大凌駕於物質的享受。
現在年輕人可能很難想像這種人生觀，但在香港文化最興盛的年代，經常都可以碰到這種為了追求精神享受寧肯放棄日常營役的人，他們執著於自己的文化理想，廢寢忘食，追求一種充盈自在的思想境界，堅持一種有別於世俗的超拔的活法，古蒼梧便是這樣的人。
當年的香港，就為這些理想主義者遊弋人間提供了最好的時空。香港幾乎無邊界的自由（除了守法和守護良知)﹑基本的生活保障﹑友善和諧的環境﹑廣闊的國際視野﹑政府對文化藝術的有心支持，在在催化文化藝術的活力，陽光雨露下萬物生長，滿城生機勃發。
可惜香港的好日子在九七後逐日凋零了，香港的好運走到頭，所有孕育香港輝煌文化根基的外部條件一一失去。今日回望，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正是香港的黃金歲月，是香港文化最鼎盛的時期，那時不但文學藝術﹑電影電視﹑歌壇劇壇﹑民間俗文化都在最高峰，足以傲視亞洲各國，領一時之風騷。
隨著政治環境肅殺，文化空氣稀薄，政府的有形之手無孔不入，中共的意識形態大舉入侵，香港文化的盛景今非昔比。當圖書館的敏感圖書被下架，文化出版審查日嚴，電影電視紅線處處，文化人的心靈在政治重壓下日益枯萎，香港文化就到了瀕危的關口。
我與古先生，與眾多我們同時代的文化界朋友，有幸經歷了香港最和諧與輝煌的時代，也經歷了香港文化沒落的過程，幸與不幸，點滴在心頭，追昔撫今，欲哭無淚。
韓愈有言：「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古聖賢知人論世，每有明慧洞見，願以此惜別古蒼梧先生，並與文化界朋友共勉。
（顏純鈎臉書專頁2022年1月15日）
香港作家古蒼梧逝世
古蒼梧著有多部詩集、文學評論及電影論文文集，著作有《銅蓮》、《古蒼梧詩選》、《一木一石》、《今生此時今世此地》、《祖父的大宅》、《舊箋》等。他擅長新詩創作，也有散文、小說，翻譯，以及崑曲創作與藝評，作品及評論刊於中、港、台三地的詩刊報章。他也曾參與創辦多本文藝刊物，包括《盤古》、《文學與美術》、《文美月刊》及《八方文藝叢刊》等，亦曾出任《大公報‧中華文化周刊》主編、台北《漢聲雜誌》主編，及《明報月刊》總編輯，為兩岸三地影響深遠的重要作家。
（《明周文化 MP Weekly》臉書專頁2022年1月11日）
香港作家古蒼梧逝世
古蒼梧，原名古兆申，筆名傅一石、顧耳、藍山居、林原、佐持等。原籍廣東高州，1949年移居香港，1967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1969年復於中大獲頒文學碩士，其後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1981年，遠赴法國巴黎索邦大學修讀法國現代文學及哲學，2001年獲頒香港大學哲學博士，亦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講師。
古蒼梧在中學時代開始創作新詩，作品散見於《中國學生周報》、《盤古》、《文學與美術》、《羅盤》、《素葉》等刊物。1968、69年間，一群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仿傚美國風氣，於九龍塘多實街創立創建書院推廣民間辦學，古蒼梧與戴天主持「詩作坊」，提倡新詩創作及學習，參與詩人包括鍾玲玲、淮遠、李國威、張國毅、劉天賜及麥繼安等，成為後進詩人的思想土壤。
古蒼梧早期聚焦於創作、編著新詩和文學評論，偕友創辦《盤古》、《文學與美術》、《文美月刊》及《八方文藝叢刊》等刊物，亦與黃繼持、張曼儀、黃俊東等人整理研究新詩資料，編撰《現代中國詩選》、《中國新詩》等書。他歷任香港《明報月刊》總編輯、香港《大公報．中華文化周刊》主編、台北《漢聲雜誌》主編。
其創作文體廣泛，著有詩集《銅蓮》、《古蒼梧詩選》、詩文集《備忘錄》、文集《書想戲夢》、《星斗闌干》、評論集《一木一石》、研究專著《今生此時今世此地──張愛玲、蘇青、胡蘭成的上海》等多種。翻譯著有《柏拉特羅與我》、《舞的意象》、《美國孩子》、《中國北方來的情人》。小思和熊志琴亦著有十六萬字訪談集《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爬梳1963年至2003年間的社會文化風潮，記載古蒼梧在歷史夾縫間體驗中西文化的激撞，尋覓文化身份的心路歷程。
六、七十年代正值社運火紅年代，作為戰後出生的知識份子，古蒼梧因參與《中國學生周報》結識小思、陸離、石琪等人，其時反殖、認中關社的思潮逐漸萌芽，掀起保釣及爭取中文為法定語文等社會運動，他在1970、71年赴美交流期間親身見證海外保釣運動，策劃出版《愛荷華釣魚台通訊》，亦參與示威，回港接手主編被視為「左傾」的《盤古》，發表了多首有關國是、運動、工人等帶有意識形態的詩作；他在訪問曾言︰「獨立思考的知識份子，永遠都是『左傾』的，永遠會對現行的事物，抱持著一種不停地反省、批判的精神。」晚年，他以1967年「五月風暴」（「六七暴動」）為背景，以書信體寫成小說《舊箋》，流露大學生對社會變革、民族情懷，乃至同性愛情的思索，「作為香港小歷史的感性記錄」。晚年，古蒼梧亦就資本主義、民主政制、氣候議題寫下不少政論文章，可見其知識涉獵之廣泛。
愛文學，亦愛音樂。古蒼梧小時曾夢想成為歌唱家，一直對音樂繞有興味，七十年代開始研究中國電影及戲曲，近年則致力於崑曲推廣及研究，並習曲唱、曲笛。他曾為浙江京崑藝術劇院改編崑劇《牡丹亭》及創編崑劇《暗箭記》、為蘇州崑劇院青春版《牡丹亭》擔任顧問 及為上海崑劇團改編崑劇《蝴蝶夢》，亦著有《長言雅音論崑曲》及《崑曲演唱理論叢書》等。古氏譜寫的崑曲啼聲的珍貴片段，可見於港台2014年外判紀錄片《華人作家系列︰四人行》。
我們彷彿從另一個星球到來
在千萬年之後
憑弔這個
我們成長、相識、相愛的
城市
猶像人們憑弔
那靜止在熔巖中的
龐貝
──古蒼梧〈天長地久〉
（《虛詞．無形》臉書專頁2022年1月12日）
2022年1月1日 星期六
區建公
區建公年少時曾跟從同鄉丶宿儒盧湘父（1868-1970，他是康有為的學生，其靈柩下葬於柴灣華人永遠墳場）學習，在盧湘父創辦的澳門湘父學塾修習經史詞章之學，課餘精研書法，篆隸真草皆擅長，譽滿書壇。 1906年19歲時畢業於新會師範學堂，1912年25歲時於澳門創立德華學校，翌年於香港創立建邦學校。1930年在香港創立建公書法專門學院並擔任院長，專心宏揚書藝，發揚國粹固有文藝；並扶掖後進，對清貧學生免費施教。戰後很多香港的店舖商號和機構之牌匾和碑記多出於區建公之手，區建公以北魏體書法為不同店鋪商號及機構書寫其招牌，有說他是從實用角度考慮的美學，因為北魏體的起筆、收筆和轉折處比較誇張，遠距離閱讀時，筆畫突出，令字形容易辨認，造就了一種實用美學，吸引顧客到店內購物。區建公又編印書法示範十餘種，習字帖百餘款，為當年中小學廣泛採用，有助於香港書法藝術的普及和提升。區建公曾言：「每一個字以造形丶結構及神態最為重要，心手眼目同時運用，必須聚精會神，而字體之大小，則由其手腕酌情運筆，當可揮灑自如。」1962年，他應英治香港政府邀請，為香港郵票百週年（1862-1962）紀念的首日封和附送的小冊子題字。
除了宏揚書藝，區建公本身是一位中醫師，師承其外祖父劉宗仁，其中醫診所位於西環。區建公曾任仿林中學和長洲女校校董丶歷任香港新會潮連同鄉會理事長丶區歐歐陽同宗會會長丶香港中醫師公會副理事長。香港四邑商工總會丶香港五邑工商總會丶新會商會丶孔聖堂及鐘聲慈善社顧問。
區建公於1971年12月31日晚上11時52分在港中分科醫院逝世，享年85歲。其靈柩下葬於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薄扶林道墳場。他的兒子區斐立。孫兒區紀勇丶區紀勉和區紀劻，孫女區紀勵，名字中都以「力」為旁。（區建公墓相片由筆者拍攝；區建公生前相片取自網上。今天是區建公逝世50周年，藉此文紀念這位北魏體書法家。）
（《維城觸蹟 HeritageFootprints.hk》臉書專頁2021年12月31日）
（《維城觸蹟 HeritageFootprints.hk》臉書專頁2021年12月29日）
（《維城觸蹟 HeritageFootprints.hk》臉書專頁2021年11月27日）
（《維城觸蹟 HeritageFootprints.hk》臉書專頁2021年2月11日）
（《維城觸蹟 HeritageFootprints.hk》臉書專頁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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