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曼叔兄逝世已兩年多，四川大學出版的《華文文學評論》（年刊）主編張放教授輾轉獲知我曾在網絡上發表悼林曼叔的短文，向我約稿，希望我擴展寫得詳細一點。2021年5月我完成了兩萬餘字的文稿投遞，卻一直擔心過不了審批關。近年來我接受媒體頻繁訪問，發表一些為香港和北京政府所不喜的言論，「寒山碧」三個字是否仍容許在大陸的刊物上出現，我是頗感懷疑的。因為近日查「百度百科」寒山碧欄資料大幅削減，只剩下幾條，不像以前有幾十條。
《華文文學評論》2021年（第八輯）終於在年尾印出來，我的長文亦在其中，基本上還能保留原意。由於該刊不在境外發行，故在面書上貼出，與有興趣者分享。我貼出的是未經修改刪節過的原文。
2019年6月3日我從冰島經德國法蘭克福返港，航機飛行及等候（轉機）耗時超過二十個小時，非常疲憊，睡到近中午才醒來。我原本想在網上發放旅遊冰島的經歷，不料還未吃早餐（其實是午餐了）就接到金千里兄的電話，他說獲林曼叔兄家屬通知，林曼叔已於昨天（6月2日）病逝。我大吃一驚，5月4日林兄還來上環參加文友每月一次的茶敘，那天我只覺得他略為消瘦一點，問他是否在減肥？他還回答：是！沒有想到我旅行十多天回來，他竟仙逝了。事情來得那麼突然，我以為他或許是患突發性心臟病，金千里兄卻說，據林家公子（他的么兒）透露，是肝癌惡化。原來林兄罹患肝癌已兩三年，他一直瞞著病情不向外透露，我和金千里兄都被蒙在鼓裡。當時我寫了一篇短文發於面書上。川大《華文文學評論》主編張放教授邀稿，說希望寫一些懷人感物的文章，於是便充實內容撰成此文。
出身於右派家庭，偷渡來港
我與曼叔兄相識於1969—1970的年間，那時我剛偷渡到港不久，沒有固定職業，是一名自由投稿人，依靠稿費維生，《展望》也是我投稿的對象之一。時林曼叔在《展望》半月刊當文字編輯，他主要工作是撰稿供《展望》刊登。《展望》陸陸續續刊登過我多篇文章，我也曾多次去九龍尖沙咀星光行《展望》辦公室領取稿費，有一次便在辦公室與他相遇，才發覺林曼叔竟是那麼年青。《展望》上的文章以時事評論為多，這類文章時效短，過時則作廢，我一般都不太注意。我比較注意的是林曼叔的文章，我是中文系出身的，寫政論和時事評論只是謀生，我的興趣所在仍然是文學，所以對大陸作家在「文革」中的遭遇特別關注。《展望》每期都發表一兩篇署名林曼叔研究大陸文藝鬥爭和作家的文章，頻率很密，我幾乎每篇都細讀。我覺得他的文章資料翔實，文筆老練，以為林曼叔必定是一位老作家。認識後見他那麼年青，又當了編輯，收入穩定，甚為羡慕。由於彼此年齡相若，又都是從大陸偷渡來港的，同樣愛好文學，有很多共同話題，於是便開始交往。而所謂交往，也不外是一起飲茶或飲杯咖啡閒聊一番而已。
「林曼叔，原名林彬，1941年生，廣東陸豐人。早年在陸豐、廣州上學，六十年代初來港。1969年進入《展望》雜誌任文字編輯，負責撰稿。70年之後《展望》經常刊出他評介中國作家作品的文章，引起讀者注意。」（1）上述文字是我在《香港傳記文學發展史》上對林曼叔的介紹，內容抄自他《聞一多研究》上的作者簡介。
林曼叔生於1941辛巳年是不會錯的，千禧年後他曾找我算過命，我記得他確是生於1941年（歲次辛巳）農曆九月，己土日元。可惜我沒有保留他的命紙，無法在此深入評斷，只記得他的八字日元很強，難怪他主觀那麼強，不容易接受他人意見。 至於他是否曾在廣州上過學，我是頗為懷疑的，因為與相識半個世紀，從未聽他談過廣州的讀書生活。我也估計他在大陸期間沒有讀過大學，後來看了他提供給古遠清編的年譜（《世界華文文學年鑑2017》）（2），才知道1959年他在陸豐縣第一中學高中畢業後無法繼續升學。
林曼叔出生於一個小知識份子家庭，父親林兆平也讀至高中畢業，早年在鄉間能讀完高中已經很了不起。他父親一直在海豐縣當小學老師、校長，1957年被評為右派，遭勒令回原籍務農。1959年秋季，林曼叔高中畢業時，正值「教育為無產階級服務」高唱入雲，階級歧視非常嚴重的時期。林曼叔背著「右派家庭成份」，成績再好也難於考上大學。這樣他被迫在家鄉務農，也曾當過一段時間小學代課老師。我相信林曼叔很聰穎，他父親也一定有不少藏書供他閱讀，他可以通過閱讀學習到很多知識。我與他初識時就覺得他對文學的認識具有深度，不像一般愛好文藝的青年。
1962年5月廣東發生大逃港潮，林曼叔的父親從海豐乘船偷渡到香港。他父親扺港幾個月之後，林曼叔也順利偷渡扺港。我曾叫林曼叔把偷渡經歷寫出來，他說，他不像我經歷那應多磨難，他父親接洽好的「蛇頭」帶他摸黑到海邊登上帆船，第二天，天濛濛亮就扺達香港，順利跟父親會合。有甚麼好寫的？
無論偷渡的過程或扺達香港之後，林曼叔都比我幸運得多。六十年代香港工業興起，經濟上升，需要大量勞動力，很容易找工作，他父親很快找到工作，而一人工作養活兩個人絕無問題，所以他有機會夜間讀英文補習學校。1963年他零零星星地向報刊投稿，並獲得刊登。1967年林曼叔考進國民黨人辦的香港珠海書院（大專）文史系（《林曼叔年譜》稱「歷史系」，應該是錯的，珠海書院當年只有「文史系」，沒有「歷史系」），讀了兩年多，1969年間他向《展望》投稿，老闆司馬璐（本名馬義）召見他，問他有沒有興趣來《展望》當編輯？他表示願意，不久就輟學到《展望》上班。他覺得珠海文史系畢業，了不起也只能找到一份編輯工作，現在既然能當編輯，何樂而不為。
初識時相互欣賞
林曼叔在《展望》工作約四年，主要的任務是寫稿，而此可謂正合斯懷。《展望》雖然只是薄薄的一本，但外來稿件不足，很多稿件都要靠雜誌社內部的人撰寫。當年香港很多政論刊物都如此， 《展望》的情況並非特殊。林曼叔從投稿者變成編輯可謂事有湊巧，因為《展望》原來的編輯黃啟明、洪冬青（兩位都是大陸仔）相繼辭職，司馬璐急著等人用，見林曼叔文筆不錯便聘用他。香港的私人企業講究實際，不太講究文憑。林曼叔進入《展望》，「林曼叔」這個名字也逐漸為人所知，說他最初是被《展望》捧出來的也不為過。《展望》每期都發表他兩三篇長文，漸漸引起關注大陸文藝情況者的注意。據林曼叔自己說，《展望》給他很大的發揮空間，司馬璐不愛管瑣事，基本上沒有怎麼理他。《展望》藏書和資料頗為豐富，任他自由閱讀。要寫甚應文章，怎樣寫，題目是甚麼？多數也是由林曼叔自己定。只要準時交出文章，雜誌能準時出版就行了，其他事司馬璐都不大過問。 我與林曼叔初識之時，有互相欣賞的成份，我那時用寒山碧和待旦兩個筆名，在不少報刊上發表文章。由於我賴寫稿維生，寫作特別勤奮，1970年至1973年間我的名字漸為圈內人所知。那段時間有不少從大陸出來的年青人熱衷寫作，積極投稿，但文章寫得好的人並不太多，而像我那樣讀完大學還偷渡出來的則少之又少。1972年我一位移民到夏威夷的舊友江盛槐，寄200元美金給我，資助我印刷詩集，1973年2月自費印行了《蝣蝣集》和《星螢集》。我曾送給他乞教，並說希望他看後寫點評論。他不負所託，寫了一篇《評寒山碧的〈蜉蝣集〉》，用「溫又權」筆名投寄到《文壇》雜誌，《文壇》發表於1973年11月1日出版的345期（3）。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有人品題，我心存感激。
1972年尼克遜訪問北京之後華盛頓的反共方向開始轉舵，綠背文化退潮。接受美援的香港反共文化活動開始收縮，所有賴美援維持的報章雜誌和研究機構都受到影響。1973年下半年，李金曄的《中報周刊》宣告關門大吉，最具規模的「友聯研究所和「友聯出版社」也遣散員工，正式撤消。司馬璐的《展望》半月刊和「自聯出版社」也於年底結束營業。
司馬璐1949年逃到香港後一直拿美元搞反共文化事業，《展望》結束後移民美國。司馬璐一些舊伙計如黃啟明、盧蒼對他頗有微詞 ，說司馬璐對伙計吝嗇刻薄。盧蒼還撰文咬定司馬璐是美國特務，對他有不少批評。但林曼叔卻對司馬璐心懷感恩，認為如果沒有司馬璐的包容，沒有《展望》的資料，就不可能使他成為中國作家作品的研究專家，和讓他後來成為文學評論家。
離開《展望》雜誌後林曼叔並沒有急於找工作，因為他沒有經濟壓力。那時，他父親在九龍官塘巴土總站附近開一間小書店。書店面積雖然不大，但由於人流旺，生意不俗。其時他兩父子皆單身，維持生活絕無問題。那幾年間林曼叔很少寫政治題材的文章，他專注中國作家作品的研究，積累大量文稿，所以1973年9月他便印行了第一本著作《聞一多研究》（新源出版社）。新源出版社是林曼叔父子辦的，林曼叔自己有書店，發行也方便，可以與各出版社和各書店的行街（推銷員）交換書籍。七個月後1974年4月，他又出版了《評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同年7月再出版《亂彈集》（雜文），可見他雖然失業了，但經濟上沒有壓力。
從合作編寫《中國當代小傳》到絕交
《林曼叔年譜》上說：「1974年應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之邀編輯《中國當代文學大系》，工程巨大，未能完成。開始《中國當代作家小傳》和《中國當代文學1949—1965大陸部份》的編輯工作」（注4）。這是不實之言，擬編寫《中國當代文學大系》完全是我們幾個大陸來的傻子自發的，由我和林曼叔發起。
研究大陸作家作品我與林曼叔是同時起步的（1970年），他用林曼叔筆名之時我也用「待旦」這個筆名在《萬人雜誌》（周刊）上介紹在「文革」中或「反右」時被揪鬥的作家。1971年《萬人雜誌》執行編輯張贛萍病逝後，我把這類稿件轉投《南北極》雜誌，所以我與《南北極》的淵源比林曼叔早得多。我和林曼叔首先是合作編《中國當代新詩選》，後來才想到編輯《中國當代文學大系》（可參看2003年1月出版的拙著《香港傳記文學發展史》399至400頁）。到底由誰先提議？已無復記憶，反正是一拍即合，因為我倆手上都握有一些資料。由於我們認識到這項工作是艱巨的大工程，我提議拉多些人加入。我首先介紹金千里（那時他叫「鍾展」）跟林曼叔相識，鍾展是我扺港後認識最早的文友，1968年冬就在《中國評論》周刊辦公室相逢，兩人住處也接近。不久鍾展進入「友聯研究所」工作，他的興趣轉為從事中共軍事研究。1973年「友聯研究所」風雨飄搖，將近結束，他的時間也比較多，故有興趣跟我們一起找資料。後來我再介紹海楓（黃載生，到美國後用新筆名「文船山」）跟林、金認識，海楓也是陸豐人，與林曼叔是小同鄉，所以一見如故。大家認識後四個人分工搜集資料，時海楓在「大學中心」任一位訪港教授的助手，正在申請移民美國。
我們四人合作的研究計劃後來宣告破裂了，其前因後果1979年6月，我曾在《東西方》月刊答讀者問時已有所披露。我這樣說：「談到《中國當代作家小傳》的版本問題，實在是一次不大愉快的回憶，我知道這件事遲早都會有人問。其經過是這樣的：林曼叔、金千里、海楓原本都是我的朋友，在我介紹林曼叔與海楓認識之前，已經常交換中國作家的資料（1973年）。我們曾嘗試合編一本《中國當代新詩選》（原稿現時仍在林曼叔處），並由我出面跟文藝書屋東主王敬羲先生接洽，希望交給文藝書屋出版，可惜雙方沒有談出結果，此事也就擱下了。不久，海楓君跟我談起，他認識在巴黎大學工作的陳慶浩君（筆者估計可能是程海）可以弄到經費，出版《中國當代文學大系》，於是我們四個有共同興趣的朋友林曼叔、金千里、海楓和我便常常鑽圖書館和舊書店搜集資料。由於介紹作家生平及其主要作品，是編輯『文學大系』所必須做的工作，大家便商量先編《中國當代作家小傳》，然後再分頭編詩歌、小說、散文、論文等各集。可是，後來經費沒有著落，大家都為稻粱謀，編『文學大系』的計劃便告擱置。那時，《中國當代作家小傳》已編好，大家都認為這本書是會賺錢的，於是決定自費出版。每人先交二百元作為排版費，由林曼叔君負責接洽排版事宜。當時，林、金、海君都已交了錢，但我的環境較為惡劣，一時拿不出錢，只答應稍後再繳付。
「《中國當代作家小傳》排版到一半，巴黎第七大學前後寄兩次錢來，每次一千多元港幣（由海楓君保管）。後來，海楓君對我們說，巴黎大學願意出版這本書，我們不必自掏腰包了，問大家願否賣版權給巴黎大學？一者不必自掏腰包，二者由巴黎大學出版可以增加讀者的信心，增加銷路。三者希望這本書能增加巴黎大學的興趣，使我們有機會從事中國當代文學（1949年後）的研究工作。於是，海楓君拿出一份外文文件（可能是英文，也可能是法文，我不懂英、法文，也沒有細看）要大家簽名。出於對朋友的信賴，大家都毫不猶豫地簽了名，並且每人分得港幣八百元，此事便告一段落。等到書印好發行，我才發現我和金千里的名字被刪掉了，不知是誰的主意。據金千里說，在編後提到我倆的名字，是林曼叔堅持才寫上去的，倘若果真這樣，那倒要向他表示感謝，否則我連申辯的機會都沒有了。
「《中國當代作家小傳》出版後，我頗為生氣，認識我的朋友只要問到這本書，我都忍不住把來龍去脈說給他們聽。那時，海楓已去美國，林曼叔和我的關係也因此而弄壞。有一次，在一家印刷廠碰頭，兩人去喝茶，一談起這件事便鬧得不歡而散。他說，是我自己同意簽名賣給人家，錢也拿了，還有甚麼好說的？我說，我賣的只是版權，而不是連自己的名字也賣掉。他告訴我，我們簽署的那份文件寫明是賣資料。並說，其內容曾經改寫過。我說，這是欺騙，要是說明出版時將刪去我的名字，八千元我也不賣，別說八百元。這樣一鬧我和林曼叔便形同絕交。說實在的，《中國當代作家小傳》最困難的就是搜集資料，有了較完善的資料，誰不會寫？莫非我和金千里的文字表達能力，差到必須讓人重新改寫嗎？有些朋友怪我『睇唔化』（看不透）。我說，這不是『化唔化』的問題，而是被欺騙和被侮辱的問題。我是不甘願的。有一位以前搞過翻版書現在搞印刷的朋友，知道我與《中國當代作家小傳》的始末之後，向我表示，翻印這本書是有錢賺的，叫我翻印這本書。我不願意，後來這位朋友自己翻印了，他還把書名改為《中國當代作家簡介》，編者也改為林曼叔、寒山碧、金千里。同一本書鬧出不同的版本的始末就是這樣。整件事我是問心無愧的，我確實付出過不少時間和腦汁，我也確實沒有翻印這本書。我跟林曼叔雖然鬧到不歡而散，但平心而論，《中國當代作家小傳》能夠面世，林曼叔居功最豐，付出的勞力也最多。全書一百多位作家小傳，林曼叔寫了近一百位，我寫了三十多位，金千里寫了二十多位，海楓寫了三位，陳慶浩一個也沒有寫。這是我們自費排版時的情況，自簽字賣稿後我就不再過問了。最後我想補充一點，就搜集1949年後中國作家的資料，林曼叔、金千里和我所做的工作，相信不會相差太遠。林曼叔之所以寫得比我們多那麼多，主要是他比較熱心，也比較有時間。三十年代的作家小傳全由他寫，而這部份資料卻是比較容易找的。以上所說的話，我願負責到底。」（5）
那位翻印者的名字現在可以披露了，翻印《中國當代作家小傳》的朋友叫麥釗，香港文化圈很多人都認識他，他承印過不少文香港文史書籍，可惜不幸於幾年前病逝了。
（寒山碧臉書2022年月14日）
絕交三十年間的點滴訊息
我與林曼叔在印刷廠偶遇吵架之後就再也沒有來往，但彼此一些零星的訊息還是知道的，因為我們有一些共同的朋友，例如金千里等。金千里對名字被人從作品上被剔走一事反應沒有我那麼大，或許他比我大度，或許他的興趣已轉往軍事研究，反正他仍然分別與我和林曼叔往來。我奇怪的是這份由林曼叔自已審定的年譜怎麼會出錯？《林曼叔年譜》中記載「1975年，任《七藝》（徐訏主編）編輯。《七藝》只出版四期，徐訏應邀赴法講學，雜誌就停刊了。1976年，與友人創辦《觀察家》雜誌，任主編。1976年5月，《中國當代作家小傳》由巴黎等七大學東亞出版中心出版。」（6）
《七藝》後台老闆是黃冷，黃冷不僅經營文華印刷廠還出版一份非常暢銷的《馬經》和《金電視》周刊，其印刷廠在北角與《明報》同一棟工業大廈。《七藝》編輯部設在文華印刷廠裡。我記得非常清楚，我與林曼叔就是在文華印刷廠偶過的，那時我不知道他是《七藝》的編輯。至於我自己到底為何事去印刷廠？現在已經記不起來，有可能是去找黃仲鳴，時黃仲鳴在《金電視》任職。根據資料，《七藝》是1976年11月創刊的，因此，1975年林曼叔年不可能任《七藝》編輯。
林曼叔創辦《新觀察》的舊事，我記憶已模糊，印象中《展望》停刊後不久，林曼叔就跟原在《展望》任翻譯的范姓同事合辦一份雜誌，名字好像叫《觀察》或《新觀察》，只辦三、四期便結束，未知何故他在年譜中沒有提及？林曼叔是與范姓同事拆伙之後再與許行合作辦《觀察家》，這是肯定的，時間是1975至1976年間，大約只辦一年左右。林曼叔是在辦《新觀察》時認識翁靈文（翁是許行的朋友），再由翁靈文介紹他認識徐訏。
《林曼叔年譜》載：「1978年5月，考取法國文化部研究獎學金（Stage d'etudes），赴法深造。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出版《中國當代文學史稿（1949—1965大陸部份）》（7）這部書也是署三個人名字，但我相信大部份文字都由林曼叔執筆，其他兩人恐怕也只是出資或協助而已，所以後來林曼叔談到此書時只當作自己的著作，根本不提及他人。
與林曼叔絕交後，我的境況也逐漸改善，擺脫了貧困。1975、76年間，香港時興分析大陸形勢和介紹大陸領袖的專題特刊。最初是別人出題目，我負責搜集資料、撰寫文字、配置圖片，劃好版樣交回老闆，領取編輯費。這類專題特刊成本低，幾乎每一本都賺錢，只是賺多與賺少的問題。代別人編了兩本，我覺得與其代人作嫁衣裳，不如自己出版。於是我退掉尚未供滿的人壽保險，拿這點兒小錢投資，自己出版特刊。當年，中國的局勢動盪，1976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逝世，我出版周、朱、毛和「四人幫」這類專題特刊非常暢銷。不僅改善了生活，而且積聚了些許資本，這幾年我出版數十本特刊，使我有能力出版《漂泊的一代》（小說、散文）和《妻哭兒啼集》（雜文）兩本小書，也有能力於1979年1月創辦綜合性定期刊物——《東西方》月刊。
《林曼叔年譜》載，「1982年出任《南北極》雜誌（主編王敬羲）編輯（8），他回港和在《南北極》任職我完全不知情，我相信他待在《南北極》的時間不長。《南北極》創刊於1970年，1971年我就向《南北極》投稿，直至八十年代中期《南北極》停刊時，我與其主編王敬羲先生都保持往來。我對王敬羲的性格有一定的瞭解，跟王敬羲做朋友比較容易，他說話直接，但對朋友還算尊重，但若做他伙計，我相信不好受，如果是我恐怕兩個月也忍受不了。王敬羲對伙計管控甚嚴，伙計在公司裡打私人電話也不行，那時還沒有手機，伙計只好憋着。我曾與王敬羲飲過很多次茶和多次飯局，他很多時候都攜同女秘書或編輯同來。他對自己的手下說話很不客氣，常常說些損傷別人自尊心的重話，也不管旁邊有沒有客人和第三者，我聽了也覺得尷尬難過，何況被他指責的伙計。
年譜空白的十七年，幹啥了？
《林曼叔年譜》由1982年一下子跳到1999年，中間十七年呈現空白，他到底去哪了？幹些甚麼事了？林曼叔自己不想說，只好由我替他補白。儘管這段時間我與他沒有來往，但零星的消息卻是有的。簡單說，他在這段時間曾經「發達」（金千里語）過，也經歷了破敗，打回原形；他曾經離過婚，又曾經再次結婚，並生育么兒。他的人生起跌不可謂不大，變化也不可謂不激烈。 林曼叔自法國回港後，金千里與我晤面時偶而會談起林曼叔的情況，總的來說就是林曼叔已棄文從商，不再寫文章了。大約是八十年代中後期，金千里跟我說，林曼叔發達了，在九龍旺角買了寫字樓，又到大陸投資開工廠。我對他棄文從商而能夠成功感到敬佩，我出身於商人家庭，知道從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我自知自己缺乏從商的能力，所以八十年代商潮澎湃的時候仍然堅守本份，不隨潮流到大陸商海擊浪。那時，我的《鄧小平評傳》單行本雖然非常暢，一年間印刷六、七次，但所賺的錢僅足以還清《東西方》的債務和供孩子讀大學，沒有餘資置業。八十年中後期，金千里有一段時間去了台灣發展，林曼叔則在大陸辦廠，音訊也告中斷。 後來，我與林曼叔相逢並恢復交往之後，才從他的口中獲悉他的點滴遭遇。他確實開過廠，賺過錢，買過寫字樓，但後來全部化為烏有，樓賣了，工廠沒有了，打回原形，像一場黃粱夢。我曾問過他詳細經歷，他只說，工廠和錢都被人騙光了，而騙他的人卻是他留在鄉間生活的胞弟。他胞弟怎樣騙他，林曼叔不願多說，只是他與胞弟跡近斷絕往來，很多年都不願回鄉。可是他的老父八十年代後卻長期住在鄉下，死了也葬在鄉下。
九十年代末林曼叔隻身回港找工作，「桐油酲」只好再裝回桐油，1999年應徵到明報出版社當編輯（總編輯潘耀明）。明報出版社和《亞洲周刊》編輯部在同一層樓辦公，他在那裡結識了在《亞洲周刊》任職的梅子，並成為好友。明報出版社總編輯潘耀明是香港最大的左翼作家組織「香港作家聯誼會」的執行會長（會長是曾敏之、劉以鬯），梅子是理事，林曼叔加入該會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儘管他的思想沒有改變，文學觀、價值觀都沒有改變，他的入會是因應形勢，這也是情有可原的。林曼叔在明報出版社待的時間不會太久，因為三年後他就屆退休之齡，他的《年譜》記載他在明報出版社的活動也只記到2000年。
相逢一笑泯恩仇
2004年秋，在我卸任海南省政協委員一年多之後，出於義憤決定出來競選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界的代表及文學組委員會主席。因為我不願意讓一位不知文學為何物的「香港燈謎會」會長代表香港文學界，我也有很多話想進入建制去說。我的意見在外面媒體上說過多次，「藝展局」裡的袞袞諸公都聽不入耳，所以我覺得需要進入建制。我在香港生活幾十年，一向都是獨行俠，獨來獨往，沒有參加任何大規模的作家團體，因此競選只能依賴自己的努力。「藝發局」的文藝界別代表選舉分開三天投票，每天我都到九龍文化中心投票站外面去拉票。有一天，一位投票者走過來對我說：「寒山碧，我是林曼叔，還認不認得？」說起來依稀記得，不過大家都老了，樣貌變了，如果路上相逢實在不敢相認。他接着說，他參加了「香港作家聯會」，他支持我，他還會拉三幾個朋友投我的票。我說謝謝！我有點奇怪，他既然是左翼組織的人何以會支持我？他們的副會長羅琅還是我的競爭對手啊！ 他解釋說，他看了我的《香港傳記文學發展史》，我雖然與他有過節，但在這本重要著作中還有兩處提到他。一處是介紹他的《聞一多研究》，另一處是介紹他在《展望》雜誌上對中國現當代作家的研究。我說，我們之間有過節是一回事，他對中國現當代作家研究成績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我忠於史實，自然要提到他。他說，如果心胸狹隘的人可以當作忽略了，完全不提。我們就這樣「一笑泯恩仇」。
2004年10月31日晚上10時30分投票結束，隨即開始點票，輪到文學組點票時已是翌日凌晨一時多。「香港作聯」理事、香港散文詩學會會長夏馬（鄧紀生）獲得63票，一位陌生的女生張異為獲得69票，「香港作聯」副會長羅琅獲得141票，香港燈謎會會長白福臻（白良駒）獲得158票，我（寒山碧）獲得198票勝出。事後曼叔兄說：「許多人都說，如果你不出來，白福臻就會連任！」文學界仍會被「燈謎會」代表。這也凸顯香港藝術界別代表選舉，有選民登記沒有選民甄別制度的荒謬。當選後我抱著廣結善緣的宗旨與業界接觸，我的競爭對手夏馬、羅琅後來都成為我的朋友。張異選這女孩選前突然出現，選後突然消失，不知去向；白褔臻選後則消聲匿跡，那時他已八十餘歲了。
2005年元旦，我獲得香港特首曾蔭權正式任命成為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文學組委員會主席，可是上半年一切依上屆留下來的法則運作，文學界變化不大。2005年下半年「雜誌計劃」推出，文學組有一個由前屆胡志偉（鄭義）留下的不成文的規定，即資助辦雜誌不能超過四年，不能把資助雜誌的資源變成某些人的專利。那時由「藝發局」資助的雜誌都快屆滿四年：或將近四年，想申請辦雜誌的人很多。香港沒有完善退休制度，林曼叔離開明報出版社，名曰退休，實乃被解僱，因為沒有退休金。那時他和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兒子尚在讀中學，他妻子則在一間家庭醫生診所任護士（非注冊護士），薪酬不會豐厚。我叫他組織班底申請辦雜誌，因為「藝發局」規定雜誌主編每期可支取兩萬元編輯費，副主編和校對也有薪酬。
（寒山碧臉書2022年月15日）
林曼叔與梅子從如膠似蜜到反目成仇
若干日子後林曼叔介紹梅子（張志和）跟我認識，梅子那時也離開《亞洲周刊》，擔任「香港作聯」的會刊《香港作家》雙月刊主編。此刊只有32至46頁不等，薄薄的一本，主編基本上是義工。我與左翼文藝團體鮮有往來，對他們不太瞭解。林曼叔說，讓梅子當總編輯，他當副總編輯（副總總編輯毋須具名），因為梅子跟劉以鬯很熟，希望邀劉以鬯出任董事長增加獲得支持的機會。我表示贊成，因為申請辦雜誌的陣容越強大知名度越高，獲得評審員支持的機會也越高。於是他和梅子便去組織稿件和組成有限公司的架構。 申請「雜誌計劃」快要截止時，方寬烈向我表示想申辦文學研究雜誌，我對他想申請辦雜誌頗有保留。一者，他年紀太大，已八十幾歲；二者，他沒有辦雜誌經驗，也沒有當過雜誌編輯；三者，他沒有寫過嚴肅的文學評論，只寫過一些文學掌故。也就是說他當文學研究或文學評論雜誌總編輯是不夠格的。我向他建議，是否找林曼叔來談談看能否合作？讓林曼叔當總編輯，他當董事長。那時林曼叔還不足六十五歲，而且林曼叔一向搞文學研究和文學評論，出版過幾本文學評論類書籍。聽了我的建議後方寬烈便找林曼叔談，兩人合作申請創辦《文學研究》。「雜誌計劃」評審會議由我主持，成員有文學組委員張秉權等共七人。在我的記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年近九旬的劉以鬯先生陪同梅子一起出席評審會議，接受評審委員的詢問。在這次雜誌評審中，梅子申請的《城市文藝》月刊，和林曼叔、方寬烈申請的《文學研究》季刊都獲批准資助。
2005年冬，海南省作家協會主席孔見（邢孔建）獲悉我當選，寄來邀請函邀請我組織一個香港作家代表團回海南訪問。我們不敢稱「代表團」，在香港如果沒有取得授權，誰都不敢稱「代表」。我只是組織了一個有十四名成員的「香港作家訪問團」，希望通過訪問互相交流。可是在組團時我也希望成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曾邀請香港多個文學社團領袖，有人答應，有人婉拒，結果我組織一個主要由文藝雜誌主編和文學社團領袖組成的十四人的訪問團。其中包括林曼叔（《文學研究》季刊主編）、梅子（《城市文藝》月刊主編）、夏馬（《香港散文詩》季刊主編、「香港作聯」理事）、王偉明（《詩網絡》雙月刊主編）、王業隆（《華夏春秋》季刊主編）、秀實（不定期之《圓桌詩刊》主編）、羅琅（「香港作聯」副會長）等。「訪問團」於2016年1月12日飛海南，但梅子有畏高症不敢乘飛機，林曼叔卻自願陪梅子提前兩天從深圳乘坐火車到海南跟我們會合。
由於我卸任海南省政協委員不久，那時各縣市的領導都認識我，「訪問團」在海南受到很熱情的招待，度過愉快的一周。回程時我們從三亞直飛香港，林曼叔仍陪梅子乘火車返港，由此可見他倆當時交情密切到甚麼程度。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林曼叔和梅子的感情經不起時間的考驗，他們回港不足一個月就產生裂痕。
2006年2月《城市文藝》出版了，《城市文藝》與香港城市大學無關，也與「城市文學節」無關，前文已述，不贅。2006年林曼叔很風光，既是《文學研究》的總編輯，又兼任《城市文藝》的編輯，可惜他主觀太強，處理人際關係手腕欠圓融，很快就和合作的朋友發生矛盾，與梅子也產生矛盾。《城市文藝》第二期，首頁是我在海南大學交流會上演講時的大頭照片，第二頁起是我演講內容《作家的品格與使命》的全文。這本來沒有甚麼好奇怪，但有一次，林曼叔在只有我和他的私人茶敘時說：「梅子看到發排你這篇文章時，口裡咄咄作聲，顯出很不願意又很無奈的表情！」
我問他是為甚麼？
他繼續說：「也許他怪我不事先向他這位『總編輯』請示，也許他不想太突出你，又不敢得罪你！」
我聽後笑笑說，你應該向他「請示」。
曼叔說：「請甚麼示？這個『總編輯』是我讓給他做的。難道你這篇文章不夠份量，不能做頭條？」他還氣憤地補上一句：「我當編輯的時候他還在鄉下吃蕃薯。」（上述的對話我記得很清晰，基本上是原話，特此申明）
這倒是事實，1970年林曼叔已在《展望》半月刊當編輯，而梅子還在福建鄉下，1973年林曼叔出版了《聞一多研究》，1974年出版《評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時梅子大概還未開始寫作。林曼叔1976年與許行等創辯《觀察家》任總編輯，數月後《觀察家》停刊，經翁靈文介紹1976年11月到《七藝》任編輯（主編徐訏），1978年出版《中國當代文學史稿》，其時，梅子在香港文壇還是初哥。正因為無論資歷和文學成就上林曼叔都比梅子高，所以梅子當「香港作家聯誼會」機關刊物《作家》總編輯時，很敬重林曼叔，用他很多稿，因而成為好友。
可是到了2006年，彼此身份轉變了，梅子成為「總編輯」，林曼叔是「副總編」，是梅子的「下屬」。但林曼叔心理又不願作調整，自己喜歡怎樣編就怎樣編，根本不願搞「請示」那一套，他發排我的演說稿時根本沒有問過梅子，等到校對稿出來梅子才知道，於是心有不爽。
矛盾發生後林曼叔又沒有去修補，仍然「自把自為」不把梅子當作上司。我曾勸林曼叔主動放低姿態跟梅子和解，但他根本看不起梅子，更看不慣梅子在有地位有名氣的人面前那付阿諛讒媚的樣子，常常向我述說梅子這類故事。我勸他說，發稿時還是多問一問梅子，梅子畢竟是負總責的總編輯。但林曼叔聽不進去，仍然不屑於「請示」。而梅子又很在乎他的「總編輯」地位，心裡非常不高興，但礙於我在「文學組」主席位子上，不敢完全撕破臉皮，只在別的事情上挑剔。梅子不敢在我面前說林曼叔「唔識嘢」，卻多次抱怨林曼叔喜歡擅自作主，喜歡亂改人家的稿，又很懶惰很粗心，校對常常出錯，害得他要經常「補鑊」等等。
朋友之間一旦產生裂痕就不易弭補，何況林曼叔和梅子誰都不願意放低姿態主動去做修補工作，關係自然只會越來越惡劣，惡劣到見面不說話，視對方透明。《城市文藝》版權頁上印著：「董事長劉以鬯、副董事長陳松齡等…」，但實際上是梅子和林起（林曼叔）的二人組。他倆竟然能在這種氛圍下「合作」一年，最後才反目成仇，徹底分裂。
林曼叔與方寬烈鬧矛盾，《文學研究》鬧雙胞胎
林曼叔跟梅子彼此間產生心病不久，又和方寬烈，羅琅等發生衝突。《文學研究》季刊方寬烈當董事長，林曼叔當總編輯。「藝發局」資助的雜誌以總編輯為主導，總編輯支取薪酬負責具體的編務，董事長屬於掛名性質，不能領取薪津，只能簽簽支票，每年開一兩次「股東會議」而已。因而凡是「藝發局」資助的雜誌，「董事長」都不理具體事務。可是方寬烈情況卻不同，申請辦《文學研究》是由他起念的，他也很把「董事長」當作一回事，不僅請羅琅來當副董事長，還請了羅忼烈教授為《文學研究》題書名，並積極參與編務，四處約稿。本來多一個人幫忙約稿也不是壞事，可惜的是林曼叔不是一個容易合作的人，主觀太強不易妥協。方寬烈約來的稿林曼叔往往拒絕刊出，讓方寬烈臉子不知往那兒掛。有的方寬烈約來的稿刊出了，但林曼叔卻在未徵求作者意見的情況下作太多修改，令作者大為不快。於是不滿林曼叔的耳語就從北角新光茶樓的「鑪鋒雅集」上率先吹起。
「鑪鋒雅集」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友茶局，1959年就開始，是羅琅等左派報人文人發起的，每個星期日中午相聚飲茶。我與左派文人素不來往，一向被香港左派視為「反共文人」，我第一次見到羅琅時是2004年秋競選香港藝術界別代表拉票現場。我當選後方寬烈拉我去北角新光茶樓參加「鑪鋒雅集」茶敘，我覺得自己既然當選為文學界代表，自然應該多與自己的選民接觸，不分左右，不管意識形態，便欣然參加。然而香港人星期日是家庭日，我有時要陪妻兒飲茶，有時要跟前妻的子女聚會，所以參加的次數不密，但有空就盡量爭取去，希望多聽取意見。
《文學研究》2006年春之卷出版不久，鑪鋒雅集上的朋友羅琅、海辛等就在席上罵起林曼叔來，說他亂改別人的稿，把海辛的籍貫都改錯了。我知道林曼叔確有喜歡改稿件的習慣，別人行文方式與他不同他也要改。我曾勸過他，做編輯最好少改別人的稿，因為作家行文習慣人人不同。例如陳映真的文字乍看會覺得不通順，想改，可是再看下去就會發覺他這樣書寫自有他的道理，這是個人的寫作風格問題。關於改錯海辛的籍貫問題我也問過林曼叔，他說他沒有改，原稿就是這樣，可是卻沒法提供原稿予以澄清。這是林曼叔與方寬烈、羅琅、海辛之間第一道裂痕，續而他們又因為那篇稿能用，那篇稿不能用吵起來。羅琅曾向我反映，他的稿林曼叔也不肯用，不知怎樣的稿子才合格？我無權干涉別人的編務，只是勸林曼叔要以和為貴，不要太執著。林卻說羅琅等人的文稿水平低，我沒有看過他們的文稿，無從判斷。
《文學研究》的第二年（2007年），鑪鋒雅集上羅琅等幾位朋友見到我又大罵林曼叔狂妄，未徵詢過任何人的意見突然把羅忼烈教授的刊名題字撤下，換上他自己的寫的書法。羅忼烈教授是香港大學著名的榮休教授，也是香港著名的書法家，很受學界敬重。他是在方寬烈乞求下才揮筆寫下「文學研究」幾個字，林曼叔在未知會方寬烈和其他相關朋友，擅自撤下題字，不僅是對羅忼烈教授的不敬，也的確令方寬烈難堪，叫方寬烈怎樣向羅忼烈教授交代呢？撤換刊名題字本來已犯下大忌，更糟糕是換上的他自己寫的字，別人自然會質可問你林曼叔的書法難道優勝過羅忼烈教授嗎？你林曼叔難道比羅教授更有名望嗎？
我曾問過林曼叔為何要這樣做？他答，羅忼烈寫的刊名「文學」的「學」字寫成簡體字。我覺得此顯然藉故推搪，不願承認自己做錯了。林曼叔的書法在友儕中是最好的，我也時常請他寫書名或題字，但平心而論我也覺得林曼叔換下羅教授的題字是非常不妥和沒有必要的。2007年9月出版的《文學研究》秋之卷，林曼叔悄悄撤下自己的題字，換回羅忼烈教授的封面題字 ，我覺得這件事一定令他不止受到一方面的批評，讓他感受到壓力，他才會悄悄把《文學研究》封面題字換回來。
「雜誌出版」屬於一年計劃，每年冬季雜誌出版承辦人都得重新遞表申請下一個年度的經費，文學組又得再次開會審批。獲得資助者會繼續辦下去，未獲得資助者往往就停刊。我雖然覺得這個辦法不好，但這卻是多年留下的傳統規矩，一時無法改變，只好繼續遵從。「藝發局」規定申請承辦雜誌者，必須由總編輯和董事長一起簽名申請。2007年冬雜誌申請截止日期前數天，林曼叔突然來我寫字樓附近的茶樓找我，說方寬烈迄今未跟他商量申請續辦《文學研究》的事。還說，方寬烈和羅琅要把他踼開，邀書評家許定銘任總編輯，並且已遞交申請表。他希望我查一查，如屬實，他打算自己也遞表申請承辦《文學研究》。
我說，還未到審批階段，我不方便向文學組經理查詢，如果方寬烈真的這樣做，你可以填好申請表在截止日期前夕遞交。結果真如所料，審批時發現《文學研究》的申請發生雙胞胎，原董事長方寬烈夥同許定銘申請一份，原總總輯林曼叔夥同鍾子揚（金千里）又申請一份。當兩份申請表呈上評審委員會時，大多數評審委員的意見是兩份申請都不批准，不鼓勵鬧分裂的任何一方。結果2008年《文學研究》被迫停刊，可見鬧分裂是兩敗俱傷的事。
（寒山碧臉書2022年月17日）
我的〈香港文學研究叢書總序〉成了笑話
《文學研究》停刊，林曼叔的收入減了一大截？其時他的么兒在中文大學讀書，為了讓他有多一點收入，我建議他申請編輯和出版「香港作家作品評論集」叢書。香港素來缺乏文學批評，有的只是小圈子的相互吹捧，因而研究香港文學困難重重。大陸一些研究者急就章，撿現成，研究來研究去都是左翼文壇這一塊，右翼文壇鮮有觸及。這固然是因為他們生活環境所局制，另一方面也因為香港右翼作家的作品和評論太少太分散之故，這在我搜集中國當代作家小傳資料時深有體會。各種評論文字散佈於報紙和雜誌之中，而許多報紙和雜誌已經停刊，不熟悉香港情況的大陸學者根本不曉得從何處找起？即使他們有此心願，搜羅蒐集資料也非常困難。
由於2006年「文思出版」出版社出版了《寒山碧作品評論集》，我覺得如果只有一本書，不足以引起社會的注意，如果能出版一系列香港作家的作品評論集，香港文學的研究者翻查起來就方便多了。我與林曼叔、黃仲鳴茶敘時討論過這個問題，後來加入璧華一起討論，並列出名單，由林曼叔出面申請。這是一個好的計劃，申請很快獲得批准，但「藝術局」素來怕別人浪費公帑，於是申請分為兩截審批，先審批編輯費，書編好後得另申請印刷經費。
「作家作品評論集」最早編好的是我編著的《徐訏作品評論集》，因我是現任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不能領取任何費用。說得明白點就是別人可以領取資料費和編輯費，我則不能支取分文。我自然不在乎再多做一點義務工作，（我擔任「藝發局」委員和「文學組」主席也是義務的）。此事的始末我在《徐訏作品評論集》的〈後記〉裡有所交代。我說：「編輯出版《香港文學研究叢書》計劃，起念於《寒山碧作品評論集》的出版。在香港許多前輩作家成就比我高，貢獻比我大，評論他們著作的文章迄今仍分散在陳年的報紙雜誌中，沒有輯錄成冊，甚難尋覓，令香港文學研究者在研究這些前輩作家時遇到很大的困難。於是朋友們便產生為重要的前輩作家編輯『作品評論集』的念頭。由於我與徐訏先生有過交往，便決定由我來編輯《徐訏作品評論集》，其他幾位朋友也各自編輯一位前輩重要作家的『作品評論集』，璧華編曹聚仁、林曼叔編司馬長風、周蜜蜜編黃慶雲，黃仲鳴編侶倫、張雙慶編李輝英。然而由於這只是朋友間的共同想法，做起來並不容易，搜集資料固然困難，又缺乏資源。而即使順利編輯成冊了，出版也沒有把握，一切都有待得到『香港藝術發展局』評審員的青睞，方能成功。」
《徐訏作品評論集》的編輯過程相對順利，我只花七八個月就編成。我交給林曼叔於2007年度申請出版資助，原本以為2008年初可以出版面世，料不到卻遇到阻礙，延宕到至2009年2月才能出版。《徐訏作品評論集》雖然比我預期中遲了將近兩年才付印，但「有心不怕遲」，研究香港文學是長期性的工作，不須「只爭朝夕」。
《徐訏作品評論集》是「作家作品評論集」叢書的第一本，此書令人詫異的地方是卷首印著的不是〈序〉，而是《香港需要文學批評──〈香港文學研究叢書〉總序》。由於是「總序」，所以我的著眼點放在全局，我關注的是香港文學批評的整體情況，從宏觀審視香港文學批評的變化。然而《香港文學研究叢書》〈總序〉只孤零零存在於《徐訏作品評論集》中，後來林曼叔主持出版的一系列作家作品評論集都不再見這篇〈總序〉。是我好大喜功要寫〈總序〉嗎？不是。這個計劃是我提出的，當時我又擔任「藝發局」文學組主席，是林曼叔建議由我來寫一篇總序，其他參與此事的朋友沒有人反對，所以出版 《徐訏作品評論集》時我便寫了。後來，是情況起了變化，第二本作家《作品評論集》出版時，我已我卸任「文學組」主席，成了昔日黃花，所以林曼叔沒有收入我的〈總序〉。我想，此乃入之常情，佯裝沒有注意到，一句話也不說，如常交往。
是「硬頸」，不是「硬骨頭」
2007年底我任期屆滿，我原本想退下來寫書，不想競選連任。但由於理念相同的朋友沒有人願意出來競選，而由與「中聯辦」關係密切的「香港文化總會」推出來的候選人，言行流露出極左的意識形態，我不得已最後一刻才去報名競選連任。幸而這次選舉我以651票成功當選，比競爭對手多出二百多票。我當選後立即公開宣佈不再競選第三次連任，希望想參加競選的朋友早作準備。2008年元旦，我就任新一屆「藝發局」委員、文學組主席。林曼叔於2008年冬申請辦《文學評論》雙月刊，並獲得批准，《文學評論》於2009年2月創刊，出版了十年，直到林曼叔逝世。
2019年黃仲鳴兄在香港《文匯報》上以〈「硬骨頭」林曼叔〉為題發表了一篇悼念文章，文章說：「短訊驚傳林曼叔的噩耗，查詢下始知他患的是肝癌。很多朋友說很突然，問寒山碧，他說：『據云病很久了，只是隱而不言，故大家都不知。』去冬楊國雄自加回港，一眾朋友相聚北角樓頭，那時的他，仍顯精神，孰料轉眼就去了，殊堪惋惜。 ……一九六Ｏ年代（寒按：時間錯誤，應該是七十年代末），我已看了他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記憶中，當時的版本，作者還署有海楓；到二Ｏ一Ｏ年代，他將這書重排出版，卻沒了海楓這作者。其時海楓已逝很久。我不好意思問他，詢諸和他熟悉的朋友。寒山碧說：『聽說這書絕大部分是他寫的。』一九七Ｏ年代，我在北角一出版社工作，主編《大電視》周刊。編輯部除我們外，還有徐訏的《七藝》，這是一部純文藝雜誌，負責編輯的就是林曼叔。《七藝》就只他們兩人，……徐訏鮮到編輯部，出版前後來亮一下相。最多見的是林曼叔在埋頭獨幹。《七藝》……好像出了兩三期，就壽終正寢了。此後，一直沒見過林曼叔。直到一九九Ｏ年代，他和方寬烈向藝發局申請，合辦雜誌，那才和他有多些來往。一夕，我們幾個朋友和他在銅鑼灣晚膳，鄰檯是蔣女大作家（寒按：指蔣芸）和她的朋友。蔣和我較熟，聽我們眉飛色舞一輪後，她突然跑過來問我：『誰是林曼叔？』
「我忙起身為他們介紹，蔣女作家臉色驟變，指着林曼叔開口就罵，斥他亂改人家的稿件，尤其是那篇關於舒巷城的，並指着她同檯的一位女士說，她就是舒巷城太太。 場面很尷尬，我們難於置喙。蔣作家罵了一輪後，悻悻然歸座。林曼叔也訥訥的坐下。有友勸他這毛病應該改了……不說不知，他這人主觀甚強，強到不合情理，他以自己的觀念，強加到別人的作品。至於他自己寫的，卻告訴編輯：一字不能改。他為我雜誌寫的稿，我從來便不改。免損友誼。 」（9）
從黃仲鳴之文可證，主觀強，亂改人稿是朋友間的共識。黃仲鳴同一篇文還說：「他（林曼叔）以近八十歲的高齡逝去。晚年，他將舊作新著整理出版。價值最大的，是他編著的《香港魯迅研究資料匯編1927-1949》（2017），將二十二年來香港報刊有關魯迅的文字輯錄出來，厚達近五百頁，並形容這是一塊『硬骨頭』，辛辛苦苦啃下去，『上窮碧落下黃泉』，將資料匯而成冊，對研究魯迅在香港這課題，實是功德無量。 至於他主編的《香港文學大系．評論卷二》，卻不敢恭維了。 他，本身就是一塊『硬骨頭』」（10）
安排身後事
黃仲鳴這段話，我有兩點解說：
第一，對於個人私隱，林曼叔確實收藏甚密。自2006年起我們有一個每月一次的文友茶局，每月第一個星期六中午文化圈的朋友自由相聚飲茶聊天。AA制，各自出一份錢，誰都可以來，也可以帶朋友來，而不來也毋須請假。地點在我寫字樓附近的酒樓，因我與酒樓的人相熟，方便訂座。在眾多文友中，林曼叔幾乎是每次必來的。後來他和黃仲鳴提議把聚會地點改去北角一家酒樓，因樹仁大學在北角半山，黃仲鳴住在學校，他習慣晚睡，難早起，在北角聚會比較方便。而林曼叔住在九龍牛頭角，來北角也比到上環近了一半路程。我們把茶敘地點搬到北角幾個月後，林曼叔突然缺席好多次，致電問他，他只說身體有點不舒服。由於林、黃兩人很久不來參加茶敘，而大多數文友覺得還是來上環更加方便，於是茶敘地點又搬回上環。這樣約摸過了一年，林曼叔又突然在上環茶局出現，我曾問他原因，他只說近來精神好一點。其實從外貌看來，我不覺得他跟以前有甚麼兩樣，而實際上他的再次出現是為了安排身後事。
1、他想為《文學評論》找到繼承者。他要我找吳萱人談談，問吳萱人願不願意擔任《文學評論》副總編輯，但沒透露原因。我跟吳萱人談了，吳萱人有思想顧慮，猶豫不決。後來，林曼叔直接約他了，可惜吳萱人最後卻婉拒了林曼叔的邀請。我是極力支持吳萱人跟林曼叔合作的，吳萱人畢竟比我們年輕十歲八歲。可惜吳萱人覺得林曼叔不易相處，不願趟渾水。我想，如果林曼叔坦誠相告病情，也許吳萱人會有不同的決定。
其時金千里也患了癌症，他堅辭《文學評論》董事長職務。金千里對自己的病況坦然面對，親自打電話給相熟的朋友報告病情。2018年冬，林曼叔如要繼辦《文學評論》得找新的董事長重新申請，找這樣的人不容易，既要找有一定名望，又得完全不管事，只掛虛名。後來林曼叔找到了黃維樑教授，黃教授是我們茶局的文友，大家都很熟，黃維樑長期居住在深圳，出一趟香港不易，不太可能過問《文學評論》的具體事務。黃維樑答應了，林曼叔便向「藝發局」申請續辦《文學評論》，而他患癌症的事也沒有向黃維樑透露半句。可惜2018年度《文學評論》的申請不獲批准，所以2019年後停刊。
2、處理自己的藏書，那段時間林曼叔頻頻把藏書分贈給參加茶局的文友。香港人居住環境淺窄，書太多沒地方放，所以我對他分贈藏書的事也不以為意。
3、承如黃仲鳴說的，頻頻整理舊作出版，包括《林曼叔文集》五卷在內（11）。他還很努力輯編《香港魯迅研究資料匯編1927-1949》。那時我根本沒有聯想到他身體出了問題，覺得一個文化人年紀大了誰都這樣做，我自己也這樣做。直至他突然逝世了我才明白他的用心。
編《香港文學大系》又與陳國球鬧不愉快
第二，黃仲鳴兄只簡單說一句「至於他主編的《香港文學大系．評論卷二》，卻不敢恭維了。 他，本身就是一塊『硬骨頭』」（12）編輯《香港文學大系》其實裡面卻有另一個故事。
何志平任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時曾發下豪言壯語，要撥款三百多萬元讓香港人來編寫《香港文學史》。可是俟後撥款不見蹤影，不了了之，可是此事我一直記掛在心頭。我覺得編寫《香港文學史》工程大艱巨，所需經費也巨，不容易爭取得到撥款。與其爭取不到，不如爭取少量撥款先編《香港文學大系》。在我任期最後一年的2010年上半年，「文學組」經過多番努力和多次波折，終於爭取到六十萬元港幣撥款。此區區之數我知道是不足夠的，但重要的是先啟動工作，先做一部分工作，交出成績，不足的經費以後可以再繼續爭取。其時由於我的任期只剩下八九個月，不可能在任期內完成，當前我能夠做的只是尋找適當的申請人。我跟黃仲鳴商量，黃仲鳴建議找香港科技大學陳國球教授。他倆通過電話知道陳教授有興趣後，我和黃仲鳴連忙趕往科技大學跟陳國球吃晚飯，詳談其事，並確定由陳國球教授出面申請。陳國球則透露下學期，即一兩個月後，他將到「香港教育學院」（現「香港教育大學」）就任「中文學院」院長，他希望能爭取到教育大學當局的支持。此事就此敲定，我黃仲鳴與陳國球則在另一兩次飯局中推薦林曼叔編《文學文學大系》的〈評論卷〉。我參與這個計劃也只到此為止。
2011年新任「文學組」主席蔡益懷審批了陳國球教授的申請，並撥款到賬，陳國球教授就啟動編輯工作。幾年後（約2015年）我聽見聽黃仲鳴說，林曼叔編的〈評論卷〉陳國球不太滿意。因為林曼叔把日軍佔領香港三年零八個月期間所有文學評論資料剔出〈評論卷〉之外。陳國球、黃仲鳴曾勸他補充進去，我也曾勸他說，凡真實存在的就應該收錄，漢奸文學史料也是史料。但他卻擇「善」固執，拒絕接受我們的意見，堅持《香港文學大系》不能收錄漢奸文學。陳國球沒有辦法只好自己另編一冊含日据時期文學評論史料的〈評論卷一〉，把林曼叔編的稱《評論卷二》。黃仲鳴稱林曼叔這種固執堅持稱為「硬骨頭」，我覺得用辭不當，這不是「硬骨頭」而是「硬頸」（廣東話，偏執，聽不進不同意見。）
本文寫到下半部時，我一度猶豫起來，一者怕文章太長佔太多篇幅，二者擔心被人罵趁別人不在了，不能反駁了，去揭別人的短處。於是我發上半部文稿給《華文文學評論》主編張放教授看，想就此打住。張放教授看後說：「我以為人無完人，文人的弱點有時候也是可愛處。您先放手寫吧，我認為無妨的。」我思考一會決定如實寫下去。知我者，自知我胸懷坦蕩，不知我者，就不去尋求他們理解了。
注釋：
（1）寒山碧著《香港傳記文學發展史》397頁，香港傳記作家協會與東西文化事業公司合作出版於2003年1月。
（2）《林曼叔年譜》，古遠清主編《世界華文文學年鑑》，及《林曼叔評論集》〈附錄〉，2018年1月初版。
（3）溫又權《評寒山碧的〈蜉蝣集〉》，《文壇》345期1973年11月1日出版。
（4）同注2
（5）《關於〈中國當代作家小傳〉編著者的糾紛答讀者問》，《東西方》第六期，1979年6月16日出版。又可參看寒山碧《香港傳記文學發展史》400頁至402頁。香港傳記作家協會、東西方化事業公司聯合出版於2003年1月。
（6）（7）（8）同注2
（9）（10）黃仲鳴《「硬骨頭」林曼叔》，香港《文匯報》2019年6月11日
（11）同注2，《林曼叔作品評論集》333頁
（12）同注9
2021年4月30
（寒山碧臉書2022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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