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3日 星期五
2011年度作家西西 : 創作驚喜不絕 說夢童心未泯
以創作形式多變見著的香港作家西西，出任香港書展2011年度作家。西西創作多以香港城市變遷為基礎，筆調充滿先鋒實驗，糅合小說、電影、歷史和童話形式，風格變化多端。
《縫熊志》是她的近作，原只為右手物理治療以手製毛熊，她卻創造出歷史人物、水滸英雄，並以此寫出一本奇書，充分體現西西風趣樂觀、童心未泯的創作風采。
（香港貿發局 on YouTube 2011年7月20日）
2011年9月22日 星期四
誕生於火，遊藝於水──古蒼梧
誕生於火，遊藝於水──古蒼梧
撰文：廖偉棠
攝影：冼偉強
最初知道古蒼梧先生，只道他是個詩人──那是十多年前，我在大陸買到他的一本詩集，成為他隱秘的讀者，那時我讀過的香港詩歌只有他和也斯先生。後來到了香港才陸續讀到古先生的散文、評論甚至崑曲劇本……方知道那是一個如斯多藝懷身的神秘人。直到如今認識了他，他說他已經很少寫詩了，但我卻在交談和觀察中認定了我最初的定義：他到底是個詩人。
魔幻的記憶
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不是那麼簡單，古蒼梧自己也經歷了數十年的追問和求索，才到達今天的澄明。即使不問他，看他的作品也知道他曾有過激盪的歲月，比如在他最著名的一首詩《銅蓮說》的結尾，他這樣寫文樓雕塑的一朵銅蓮人──其實是寫他們那一代人：「在我們的時代裏／你也一樣／不誕生於水／誕生於火」，那「不妖」、「不染」、「傳送着／古遠的芳香」的風骨行狀更像是他的自況，也許是他從青年便對自己的期許。這誕生於火的激情，最遠的呼應是他的散文名篇《備忘錄》，是一段懺情書、也是香港的悲情歲月，恍兮惚兮，糾纏不清。
但打開鐵門引我進來的古蒼梧卻是一個溫柔的長輩，又帶點頑皮人──就像他在系列散文《祖父的大宅》裏寫的遊戲者外祖父一樣。《祖父的大宅》是我極喜愛的回憶文字，淅淅瀝瀝的絮語就像古蒼梧翻譯過的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我還沒有問到，他就說起了童年往事，往事於他，像眠於身側，他也驚訝自己的記憶力之好。
最遙遠的記憶，往往混同於想像，而帶有魔幻色彩。比如這麼一個細節：炭火，古蒼梧1949年從粵西高州走難到香港，他只有四歲，印象最深的是他乘坐的汽車，竟然是用木炭做燃料的。燒炭的爐子就在司機旁邊，小古也坐在司機旁邊，被爐火轉移了對「走難」一事的注意力人──現在想來，簡直和《讓子彈飛》讓馬拉的列車一樣神奇。
古蒼梧出身於地主官僚家庭，走難來港，生活變化懸殊，從神話一樣的祖父的大宅、外祖母的花園到在香港李鄭屋村的菜地上一間僭建屋擠下數房人，用古的話說就是「從上層社會到貧苦大眾生活，來往的又都是曾經的達官貴人」，亦是另一種魔幻。唯一能夠保障延續的，竟然是精神生活──如聽戲。
戲曲的因子
《書想戲夢》
現在大家都知道，古蒼梧是崑曲專家，甚至是崑曲改編和創作者，但他最早卻是粵曲戲迷。「可能我在媽媽的肚子裏已經喜歡聽粵曲」，他媽媽是那時代的新女性，年紀小小就跟姑姐到廣州讀書；爸爸則在上海大夏大學讀書，訂親後爸爸在週末從上海坐船去廣州見媽媽，後來就在廣州結婚並生活了好些年。當時在廣州粵劇是最時髦的藝術，像馬師曾、薛覺先都有學習西方現代化戲劇概念融入粵劇裏。爸媽兩人的共同愛好就是粵曲，但是取向不同，「爸爸捧譚蘭卿，常在大新公司的天台聽她唱戲，媽媽現在提起譚蘭卿還會吃醋。媽媽卻喜歡聽清唱（平喉），那時有所謂四大天王小明星、張惠芳、張月兒及徐柳仙，他們會在茶樓裏唱而不是粉墨登場，百代公司還為他們灌唱片，後來媽媽回家鄉的時候就帶着徐柳仙的唱片」人──徐柳仙就成為了古蒼梧最初的偶像，據說小時候好哭的他，一聽徐柳仙的唱片就不哭了，他甚至自小就會唱，也許因為那就是他的胎教音樂。「再折長亭柳、熱血忠魂、一代藝人、夢覺紅樓……」說起徐柳仙的名曲他如數家珍，戰後徐柳仙在陸羽茶室唱曲、八十年代最後一次在荃灣大會堂公開演出古蒼梧都去捧場。
在香港上學後，他反而接觸到了更多各地的地方戲，口味益廣。來源是當時內地出產的大量戲曲電影，「當時我們住的李鄭屋村旁邊有兩間戲院，一間仙樂戲院一間新舞台，不演粵劇的時候他們就會放電影。越劇和黃梅調這兩種雖然不是廣東的戲曲，但因為上口容易而被當時的香港人接受。」還小的古蒼梧隨着各個姑媽、姐姐混進電影院聽免費戲，讀書之後不能看免費戲，就自己存錢買票看──「為了省錢每天走路上學，一星期能省下七毛錢車費，去看一場五點半的工餘場。」當時也看了大量京劇電影比如程硯秋的《荒山淚》，但他記憶最深刻的戲曲電影是《梁山伯與祝英台》，因為是彩色的，而且他還看了不止兩三次。
精誠所至，對戲曲的嗜好給他帶來的收穫是對文字的敏感，從古蒼梧那些文筆精緻的詩歌和小品文都可以見得。古蒼梧從小就有語言天賦，恰巧又能遇到天南地北的人，小時候家旁邊教會是河南人傳道，說的是河南口音，聽着聽着就聽懂了。大學的歷史老師李定一講的是四川國語，另一個老師講的是揚州國語，錢穆先生講的是無錫話……因此古蒼梧得以在各種語音之中浸淫。
沒停止過的詩歌創作
一瓶素花旁是古蒼杏老母親的近照
古蒼梧收藏的老瓷碗
喜歡文字，創作就理所當然。古蒼梧的第一首詩是中學的遊戲之作，內容他早就忘了，但該詩的發表卻成為一件逸事：他投稿給《中國學生週報》，當時的編輯是奇人蔡炎培，蔡詩人大筆一揮修改不少然後才發表，後者如今尚津津樂道：「改古蒼梧的詩他表示感激，改李天命的詩受到反駁」。雖然只寫了這一首，一直到大學畢業後才繼續寫詩，但對詩的愛好從此奠下。他最難忘的啓蒙老師是高中代課老師韋陀（本名黃國仁，南來文人），後者創辦的《華僑文藝》在當時香港是一奇葩，有港台首屈一指的作者，韋陀把這本雜誌以及當時詩人覃子豪所著《詩的解剖》和《論現代詩》借給學生古蒼梧，讓他大開眼界。
正式與新詩發生嚴肅的關係，還要到讀研究院時隨黃繼持老師編《現代中國詩選1917-1949》，使他縱觀這個新詩歷史，也喜歡上了卞之琳和辛笛。其後，「戴天在創建書院辦詩作坊，看見我參與編輯的《現代中國詩選1917-1949》覺得我對現代詩有獨特認識，於是邀請我去詩作坊給學生講詩」，一愛詩的學員充滿熱情，常嚷嚷着要看老師的詩，古蒼梧因此重燃寫作的慾望，開始認真創作現代詩，戴天也成為了他最投契的文學同道。
火的時代亦從那時開始，除了讀書時受老師姚克影響關注那些與時代脈搏貼緊的戲劇，古蒼梧開始給《中國學生週報》寫大量的劇評，「現在回想起來，評論倒是我一輩子沒有停止過的創作。」詩歌也不甘後塵，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是古蒼梧詩創作的高潮，後來漸漸淡泊，他的解釋是「創作應該發自內心，詩歌應該要有一個大的觸動才去寫」，那麼是否隨着年齡漸長觸動變少了？其實不然，只是詩人下筆變得更加慎重。「詩歌篇幅珍貴，地位也高，儒家政治哲學重視詩教，期許太高反而不敢輕易動筆。」
不要勉強為詩
古蒼梧的書桌，桌上的書都是他近期關心的國際問題。
寫作詩歌這一行為的意義，是否也隨年齡轉變？「觸動我的東西是不變的，但詩人必須知道自己的性情不要勉強為詩。」他回憶起自己左傾時期所作的詩，那些詩寫工人寫低下階層，在當時是非常驚世駭俗的，「那時我會為運動、為意識形態去寫一些長詩，但現在回想，我當時並沒有足夠的能力和生命動力去寫好這些詩，這種反省也讓我如今執筆猶豫。我的性格並不是這樣的，這種詩還是毛澤東寫比較好（笑）」。但即使那些左傾的詩歌也都奠基於真情實感，他回憶起七十年代的兩次北上壯遊，白山黑水馬不停蹄的跋涉，去到撫順、鞍山的鐵礦深為震撼，就在歸程的火車上就寫了關於鞍鋼工人的詩。
如今古蒼梧還有寫詩，但可能會花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去寫一首詩，「有一首詩《汝窯枕》，寫了十多年，至今還在修改中，靈感來自很久之前一次參觀南越王墓博物館，這個汝窯枕出現在我眼前就像一朵雲向我飄來，從此縈繞腦海一直想把它寫好。」
頹廢與革命
古蒼梧在七十年代保釣運動時期寫的詩稿
回顧創作歷程，古蒼梧掂出兩個詞：「頹廢與革命」，兩者並不矛盾，「文化上的頹廢運動和政治上的革命運動，都是要推倒腐敗的、垂死的事物，建立鮮活的、新生的東西；但革命運動往往止於破壞，頹廢運動卻多有建設。」獨立於其間的詩人，要做到的是不為藝術潮流而寫作，「寫作應該是作家對生命體驗的深度和廣度的表現。」
後來古蒼梧說他會用寫律詩的要求、或者小說的方式來寫他的專欄，應屬有意識的鍛煉一種文體。在一般讀者的認知中他並非前，但看他對散文、戲劇的思考和嘗試都很有實驗成分在其中，前文提及的《祖父的大宅》和《備忘錄》都有此抱負和成就。詩歌、散文、戲曲、評論、編書……他涉獵之廣令人觀止，雖然古蒼梧自謙為淺嘗輒止，我卻覺得，那是古代君子那種「遊於藝」的灑脫態度所致，遊藝如水，不為什麼長留，但又會即興注滿一處。
秘密寫作
走難來港的古氏一家合照
讓我最想不到的，倒是古蒼梧自己提到他現在的「秘密寫作」。他的最新關注是國際金融海嘯與環境保護等宏大問題，他寫的一系列《重讀經典的想法》沒有公開發表，只在朋友間流傳，寫及他閱讀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出版了一本《世界又熱、又平、又擠：世界為何需要一次綠色革命》（Hot,Flat,and Crowded：Why The World Needs a GreenRevolution──And How Can Renew Our Global Future）、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以及溫格‧戴爾（Gwynne Dyer）的《氣候戰爭》（Climate War）等著作所引起的對世界未來的深思，古蒼梧笑說這其實是中國傳統文人憂患意識的傳承。
我卻想起他的火紅時代，七十年代他作為愛荷華寫作計劃參與作家居留美國的時候，曾非常投入參加保釣運動，現在反思似乎不符合古蒼梧的氣質，但卻是他深處抱負所然，「這是一種DNA，無法自制的，雖然我現在年近古稀，理應不再有這樣的激情，但面對這世界仍想探求其真相，仍想就此發言。」古先生笑道。
探訪後一天，古蒼梧先生發來他幾首仍然在修改中的詩篇，有一首《山月》，其中有道：
「霓虹的喧囂漸隱
茫茫的山月照臨
誰探得：這沉寂的幽深？
誰看到：那天光與雲影的翻騰？」
我想這又是一番新的景象，可以視為經歷了火與水洗禮的人生的古蒼梧先生對自己最新的期許，寂靜與幽深，變幻與不變。
七十年代初，古蒼梧（前排右三）與友人第一次踏足北京。
Profile
古蒼梧，本名古兆申，廣東高州人，香港著名作家、文化工作者。早年學術活動著重於中國古典文學批評和中國新詩的研究；七十至八十年代，對中國電影特別是戲曲電影產生極大興趣，先後撰寫論文多篇。近年熱心於崑曲推廣及研究，並習曲唱、曲笛。曾與友人創辦《盤古》、《文學與美術》及《八方文藝叢刊》等刊物，曾任《大公報‧中華文化周刊》主編、《漢聲雜誌》主編、《明報月刊》總編輯。著有詩集《銅蓮》、隨筆散文《備忘錄》、《祖父的大宅》、評論集《一木一石》、《書想戲夢》、研究專著《今生此時今世此地──張愛玲蘇青胡蘭成的上海》等，與余丹合作翻譯注解《崑曲演唱理論叢書》。
（明報周刊2211期，二０一二年三月廿六日）
撰文：廖偉棠
攝影：冼偉強
最初知道古蒼梧先生，只道他是個詩人──那是十多年前，我在大陸買到他的一本詩集，成為他隱秘的讀者，那時我讀過的香港詩歌只有他和也斯先生。後來到了香港才陸續讀到古先生的散文、評論甚至崑曲劇本……方知道那是一個如斯多藝懷身的神秘人。直到如今認識了他，他說他已經很少寫詩了，但我卻在交談和觀察中認定了我最初的定義：他到底是個詩人。
魔幻的記憶
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不是那麼簡單，古蒼梧自己也經歷了數十年的追問和求索，才到達今天的澄明。即使不問他，看他的作品也知道他曾有過激盪的歲月，比如在他最著名的一首詩《銅蓮說》的結尾，他這樣寫文樓雕塑的一朵銅蓮人──其實是寫他們那一代人：「在我們的時代裏／你也一樣／不誕生於水／誕生於火」，那「不妖」、「不染」、「傳送着／古遠的芳香」的風骨行狀更像是他的自況，也許是他從青年便對自己的期許。這誕生於火的激情，最遠的呼應是他的散文名篇《備忘錄》，是一段懺情書、也是香港的悲情歲月，恍兮惚兮，糾纏不清。
但打開鐵門引我進來的古蒼梧卻是一個溫柔的長輩，又帶點頑皮人──就像他在系列散文《祖父的大宅》裏寫的遊戲者外祖父一樣。《祖父的大宅》是我極喜愛的回憶文字，淅淅瀝瀝的絮語就像古蒼梧翻譯過的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我還沒有問到，他就說起了童年往事，往事於他，像眠於身側，他也驚訝自己的記憶力之好。
最遙遠的記憶，往往混同於想像，而帶有魔幻色彩。比如這麼一個細節：炭火，古蒼梧1949年從粵西高州走難到香港，他只有四歲，印象最深的是他乘坐的汽車，竟然是用木炭做燃料的。燒炭的爐子就在司機旁邊，小古也坐在司機旁邊，被爐火轉移了對「走難」一事的注意力人──現在想來，簡直和《讓子彈飛》讓馬拉的列車一樣神奇。
古蒼梧出身於地主官僚家庭，走難來港，生活變化懸殊，從神話一樣的祖父的大宅、外祖母的花園到在香港李鄭屋村的菜地上一間僭建屋擠下數房人，用古的話說就是「從上層社會到貧苦大眾生活，來往的又都是曾經的達官貴人」，亦是另一種魔幻。唯一能夠保障延續的，竟然是精神生活──如聽戲。
戲曲的因子
《書想戲夢》
現在大家都知道，古蒼梧是崑曲專家，甚至是崑曲改編和創作者，但他最早卻是粵曲戲迷。「可能我在媽媽的肚子裏已經喜歡聽粵曲」，他媽媽是那時代的新女性，年紀小小就跟姑姐到廣州讀書；爸爸則在上海大夏大學讀書，訂親後爸爸在週末從上海坐船去廣州見媽媽，後來就在廣州結婚並生活了好些年。當時在廣州粵劇是最時髦的藝術，像馬師曾、薛覺先都有學習西方現代化戲劇概念融入粵劇裏。爸媽兩人的共同愛好就是粵曲，但是取向不同，「爸爸捧譚蘭卿，常在大新公司的天台聽她唱戲，媽媽現在提起譚蘭卿還會吃醋。媽媽卻喜歡聽清唱（平喉），那時有所謂四大天王小明星、張惠芳、張月兒及徐柳仙，他們會在茶樓裏唱而不是粉墨登場，百代公司還為他們灌唱片，後來媽媽回家鄉的時候就帶着徐柳仙的唱片」人──徐柳仙就成為了古蒼梧最初的偶像，據說小時候好哭的他，一聽徐柳仙的唱片就不哭了，他甚至自小就會唱，也許因為那就是他的胎教音樂。「再折長亭柳、熱血忠魂、一代藝人、夢覺紅樓……」說起徐柳仙的名曲他如數家珍，戰後徐柳仙在陸羽茶室唱曲、八十年代最後一次在荃灣大會堂公開演出古蒼梧都去捧場。
在香港上學後，他反而接觸到了更多各地的地方戲，口味益廣。來源是當時內地出產的大量戲曲電影，「當時我們住的李鄭屋村旁邊有兩間戲院，一間仙樂戲院一間新舞台，不演粵劇的時候他們就會放電影。越劇和黃梅調這兩種雖然不是廣東的戲曲，但因為上口容易而被當時的香港人接受。」還小的古蒼梧隨着各個姑媽、姐姐混進電影院聽免費戲，讀書之後不能看免費戲，就自己存錢買票看──「為了省錢每天走路上學，一星期能省下七毛錢車費，去看一場五點半的工餘場。」當時也看了大量京劇電影比如程硯秋的《荒山淚》，但他記憶最深刻的戲曲電影是《梁山伯與祝英台》，因為是彩色的，而且他還看了不止兩三次。
精誠所至，對戲曲的嗜好給他帶來的收穫是對文字的敏感，從古蒼梧那些文筆精緻的詩歌和小品文都可以見得。古蒼梧從小就有語言天賦，恰巧又能遇到天南地北的人，小時候家旁邊教會是河南人傳道，說的是河南口音，聽着聽着就聽懂了。大學的歷史老師李定一講的是四川國語，另一個老師講的是揚州國語，錢穆先生講的是無錫話……因此古蒼梧得以在各種語音之中浸淫。
沒停止過的詩歌創作
一瓶素花旁是古蒼杏老母親的近照
古蒼梧收藏的老瓷碗
喜歡文字，創作就理所當然。古蒼梧的第一首詩是中學的遊戲之作，內容他早就忘了，但該詩的發表卻成為一件逸事：他投稿給《中國學生週報》，當時的編輯是奇人蔡炎培，蔡詩人大筆一揮修改不少然後才發表，後者如今尚津津樂道：「改古蒼梧的詩他表示感激，改李天命的詩受到反駁」。雖然只寫了這一首，一直到大學畢業後才繼續寫詩，但對詩的愛好從此奠下。他最難忘的啓蒙老師是高中代課老師韋陀（本名黃國仁，南來文人），後者創辦的《華僑文藝》在當時香港是一奇葩，有港台首屈一指的作者，韋陀把這本雜誌以及當時詩人覃子豪所著《詩的解剖》和《論現代詩》借給學生古蒼梧，讓他大開眼界。
正式與新詩發生嚴肅的關係，還要到讀研究院時隨黃繼持老師編《現代中國詩選1917-1949》，使他縱觀這個新詩歷史，也喜歡上了卞之琳和辛笛。其後，「戴天在創建書院辦詩作坊，看見我參與編輯的《現代中國詩選1917-1949》覺得我對現代詩有獨特認識，於是邀請我去詩作坊給學生講詩」，一愛詩的學員充滿熱情，常嚷嚷着要看老師的詩，古蒼梧因此重燃寫作的慾望，開始認真創作現代詩，戴天也成為了他最投契的文學同道。
火的時代亦從那時開始，除了讀書時受老師姚克影響關注那些與時代脈搏貼緊的戲劇，古蒼梧開始給《中國學生週報》寫大量的劇評，「現在回想起來，評論倒是我一輩子沒有停止過的創作。」詩歌也不甘後塵，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是古蒼梧詩創作的高潮，後來漸漸淡泊，他的解釋是「創作應該發自內心，詩歌應該要有一個大的觸動才去寫」，那麼是否隨着年齡漸長觸動變少了？其實不然，只是詩人下筆變得更加慎重。「詩歌篇幅珍貴，地位也高，儒家政治哲學重視詩教，期許太高反而不敢輕易動筆。」
不要勉強為詩
古蒼梧的書桌，桌上的書都是他近期關心的國際問題。
寫作詩歌這一行為的意義，是否也隨年齡轉變？「觸動我的東西是不變的，但詩人必須知道自己的性情不要勉強為詩。」他回憶起自己左傾時期所作的詩，那些詩寫工人寫低下階層，在當時是非常驚世駭俗的，「那時我會為運動、為意識形態去寫一些長詩，但現在回想，我當時並沒有足夠的能力和生命動力去寫好這些詩，這種反省也讓我如今執筆猶豫。我的性格並不是這樣的，這種詩還是毛澤東寫比較好（笑）」。但即使那些左傾的詩歌也都奠基於真情實感，他回憶起七十年代的兩次北上壯遊，白山黑水馬不停蹄的跋涉，去到撫順、鞍山的鐵礦深為震撼，就在歸程的火車上就寫了關於鞍鋼工人的詩。
如今古蒼梧還有寫詩，但可能會花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去寫一首詩，「有一首詩《汝窯枕》，寫了十多年，至今還在修改中，靈感來自很久之前一次參觀南越王墓博物館，這個汝窯枕出現在我眼前就像一朵雲向我飄來，從此縈繞腦海一直想把它寫好。」
頹廢與革命
古蒼梧在七十年代保釣運動時期寫的詩稿
回顧創作歷程，古蒼梧掂出兩個詞：「頹廢與革命」，兩者並不矛盾，「文化上的頹廢運動和政治上的革命運動，都是要推倒腐敗的、垂死的事物，建立鮮活的、新生的東西；但革命運動往往止於破壞，頹廢運動卻多有建設。」獨立於其間的詩人，要做到的是不為藝術潮流而寫作，「寫作應該是作家對生命體驗的深度和廣度的表現。」
後來古蒼梧說他會用寫律詩的要求、或者小說的方式來寫他的專欄，應屬有意識的鍛煉一種文體。在一般讀者的認知中他並非前，但看他對散文、戲劇的思考和嘗試都很有實驗成分在其中，前文提及的《祖父的大宅》和《備忘錄》都有此抱負和成就。詩歌、散文、戲曲、評論、編書……他涉獵之廣令人觀止，雖然古蒼梧自謙為淺嘗輒止，我卻覺得，那是古代君子那種「遊於藝」的灑脫態度所致，遊藝如水，不為什麼長留，但又會即興注滿一處。
秘密寫作
走難來港的古氏一家合照
讓我最想不到的，倒是古蒼梧自己提到他現在的「秘密寫作」。他的最新關注是國際金融海嘯與環境保護等宏大問題，他寫的一系列《重讀經典的想法》沒有公開發表，只在朋友間流傳，寫及他閱讀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出版了一本《世界又熱、又平、又擠：世界為何需要一次綠色革命》（Hot,Flat,and Crowded：Why The World Needs a GreenRevolution──And How Can Renew Our Global Future）、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以及溫格‧戴爾（Gwynne Dyer）的《氣候戰爭》（Climate War）等著作所引起的對世界未來的深思，古蒼梧笑說這其實是中國傳統文人憂患意識的傳承。
我卻想起他的火紅時代，七十年代他作為愛荷華寫作計劃參與作家居留美國的時候，曾非常投入參加保釣運動，現在反思似乎不符合古蒼梧的氣質，但卻是他深處抱負所然，「這是一種DNA，無法自制的，雖然我現在年近古稀，理應不再有這樣的激情，但面對這世界仍想探求其真相，仍想就此發言。」古先生笑道。
探訪後一天，古蒼梧先生發來他幾首仍然在修改中的詩篇，有一首《山月》，其中有道：
「霓虹的喧囂漸隱
茫茫的山月照臨
誰探得：這沉寂的幽深？
誰看到：那天光與雲影的翻騰？」
我想這又是一番新的景象，可以視為經歷了火與水洗禮的人生的古蒼梧先生對自己最新的期許，寂靜與幽深，變幻與不變。
七十年代初，古蒼梧（前排右三）與友人第一次踏足北京。
Profile
古蒼梧，本名古兆申，廣東高州人，香港著名作家、文化工作者。早年學術活動著重於中國古典文學批評和中國新詩的研究；七十至八十年代，對中國電影特別是戲曲電影產生極大興趣，先後撰寫論文多篇。近年熱心於崑曲推廣及研究，並習曲唱、曲笛。曾與友人創辦《盤古》、《文學與美術》及《八方文藝叢刊》等刊物，曾任《大公報‧中華文化周刊》主編、《漢聲雜誌》主編、《明報月刊》總編輯。著有詩集《銅蓮》、隨筆散文《備忘錄》、《祖父的大宅》、評論集《一木一石》、《書想戲夢》、研究專著《今生此時今世此地──張愛玲蘇青胡蘭成的上海》等，與余丹合作翻譯注解《崑曲演唱理論叢書》。
（明報周刊2211期，二０一二年三月廿六日）
也斯：在黑夜裏吹口哨
也斯：在黑夜裏吹口哨
撰文：廖偉棠
攝影：譚志榮（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說話有時停頓
我與你彼此踏上不同的石塊
落下不同的沙礫地
天氣如此炎熱
我們在水邊停下
看苔蘚在水中開合
——也斯《浮藻》
1996年，我在大陸，讀到一本奇怪的書《浮藻》，它的封面難看，印着一朵金紫荊，明顯是準備作為香港回歸「獻禮」而出版的，但內容卻比我當時看到的任何一本華語文學都要前衞，這是我讀的第一本香港當代詩人的作品，它的結構、語調和對身份反思的敏感都震撼了我。沒想到日後我能認識它的作者也斯先生，並且與他一起面對這個後九七的香港、後九七的文學。
當然這個香港更屬於他、和他那一代為香港悸動和燃燒過的青年們，如果不是他們當年的種種大膽對陳舊價值的衝擊、種種對新美學建設的實驗，如果不是他們對香港人文化身份的自信，可以說沒有今天的香港──浮藻漸漸聚結、開合，原來也可以生化出繁盛的生態來。
少年心氣之勇
也斯創作多元化，出版著作包括詩集《雷聲與蟬鳴》、《游離的詩》，散文集《書與城市》、《城市筆記》等。
今日閱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文學作品，依舊驚艷於它們的大膽超越。就看彼時方才二十左右的也斯一人便可知，散文《灰鴿早晨的話》、詩集《雷聲與蟬鳴》、小說《養龍人師門》等等，均可媲美當時華語文學的最強，同時與世界前文學銜接，少年心氣之勇之銳，莫過於此。
常常想像，四十年代之後那個百廢待興的香港，是怎樣展露在這一未來的少年眼中的呢？也斯嚴格來說不是許多香港作家強調的「土生土長」香港人，1948年，他出生幾個月後隨父母遷居香港黃竹坑，但父親早逝，在他的記憶中，只有父親去世時額頭貼的黃紙，這頗有日後他喜歡的《百年孤寂》開頭的魔幻色彩。
他最記得的是一間鐵屋子的書──那是也斯的舅舅和阿姨們從大陸帶來的寶藏，其中竟然有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和朱湘翻譯的外國詩《番石榴集》，書本裏的魔幻與鄉村生活的素樸反差頗大。而對「文化」，他三歲時最早的記憶是西片《大樹嶺恩仇記》裏一棵大樹向他壓下來──就像鏡頭的快速剪接，下一個記得的意象已經是成班人一起去喝咖啡，再下一個鏡頭就是看《蘭閨玉女》（小婦人）中那牙醫招牌的牙在動，「那時小孩子覺得那些image很犀利，就記得牢牢的」，意象，而不是說教，日後也成為了他的新詩最新穎的部分。
人生的轉折點
相對於一般的詩人，也斯的經歷算比較豐富的，他人生有幾個轉折點。「六十年代經歷過那些不安和惶惑……七十年代通過寫作、工作、辦雜誌結識到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可能因為香港小、這樣的人也少，所以無論喜歡音樂戲劇還是文學的人都能聚到一起互相溝通，令自己不再孤僻，去尋找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再身不由己。七十年代給我帶來很多新的可能性，那是一個轉折點。」隨後八十年代赴美遊學，在學術和見識上大大拓展了他的眼界，「另外就是1989後，想要去看東歐的巨變，去非英美文化中尋找一些答案，也給自己帶來很多衝擊。」
但我始終惦記着也斯的六十年代，我記得他的處女作之一《樹之槍枝》，發表於1964年的《中國學生週報》，其時他才16歲，結尾決絕如此：「為了一對狂野的眼睛／春天遂答應留下來／這是佩槍的白楊／這是佩槍的基督／聲響在冷風與熱風之間／而鼴鼠的憤怒卻不知放在那裏……遠方一株古怪名字的樹／也急急的爆出芽來了／就這樣子的憤怒下去吧／不管施栖佛斯的大石頭／不管存在與不存在／就這樣子的憤怒下去」。
不一樣的六十年代
看回他第一本結集的散文《灰鴿早晨的話》，1966年開始寫的實驗散文或劇評，寫秋與牙痛，寫伊安尼斯高，寫《斷夢與斷想》，到1970年，他寫了大量前的評論。其中一篇寫卜‧狄倫的《歌與餡餅》，透露了也斯異於同代人單純激進的那種成熟：「用到卜‧狄倫身上，微笑就是妥協的意思了。但真是這樣嗎？事實上，微笑是不容易的，當整個世界向你顰眉蹙額，你需要勇氣和寬容才可以微笑。」
這種寬容使他看到的六十年代與別人不一樣，「67年的時候我在一些社區中心接觸很多不同的人，感覺六七暴動令這個城市停頓了，很多地方你不能前往。而我有的朋友左一點、有的右一點，眾說紛紜，我則開始嘗試去理解這一切。現在大家有點美化六十年代，但六十年代其實是一個壓抑的年代，很多事情是你想做但做不到的。你是身不由己、被動甚至癱瘓的感覺，而七十年代好一點，感覺有的東西可以動彈一下了。」
「你現在要我來寫回六十年代，我還不一定能寫出來，因為裏面的東西太複雜了，有一次我和一個波蘭朋友說起，1968年我們在做什麼？當時的確很壓抑想衝開去，但同時又不是很認同關社認祖派的、《盤古》後期的立場，因為我從小就對『阿爺』的權力威勢很反感，通過和不同團體的接觸，慢慢更不能接受『我就是正義、大家要跟隨我』的態度。」
他相對理性的態度是由一些感性態度形成的，自小就不認同權威，不作聲但心裏默默反叛、反思權力的面具，「後來作文、投稿時遭遇編輯要改你的文字的時候，就覺得他並不是真的明白、而只是要行使一種權力而已。」「無論政治、文化，我很欣賞理想主義者，但當理想主義者成為教主的時候，我就自覺離他遠遠的了。比如說陳映真，本來我們很支持的，在香港常發表他的東西，但當他來演講的時候，發現他為了突出他的『真理』而刻意掩蓋了許多東西，這些都成為了我私人成長過程的困惑。」
行走異國
一九八一年與葉維廉（左三）及馬朗伉儷（右一、二）攝於美國聖地牙哥。
一九八七年與顧城夫婦（左三、二）及文化中心經理楊裕平合影。
也斯去美國留學，正好是八九前幾年，也是內地思想最激盪的一個時期，他在美國接觸到許多國內來的留學生，常常組織讀書會交流對國內文學文化的看法，「離開香港，也給我一個超然一些的角度看問題。」多了的不只是家國的反思，更是多了對人的認識。他的中篇《洛杉磯的除夕》就寫及這麼一段生活和一個國內來的女子，「她沒人收留，就借住在我和太太的公寓裏，她有很多內心的掙扎，內心問題又連接上了國家的問題，我看到這一切，就想把摩登的、沒深度的後現代洛杉磯與一個面對很多真實人生問題的人對照而寫。」日後也斯還打聽過她的情況，據說她有參與六四，但再無下文了。
行走異國的經驗對一個作家很重要，卻是他和妻子吳煦斌（另一位非常優秀的作家）艱苦爭取得來。他們1973年結婚，就已經有出國留學的計劃，但之間還經歷過失業、養育小孩等等，78年才成行。「但當時孩子已經準備上小學，我們只能做出艱難的決定，讓小孩和老母親一起留在香港──孩子後來還責怪我們這樣丟下他不管呢──第一年後我們回來香港，他已經不認得我們了。」
吳煦斌學生態學、海洋學，結果回來香港找不到工作，當時的香港還沒有環保這個概念，幸好也斯找到教職，一家才得以立足。接踵而來的就是一系列歷史大事，「1989年5月，我還在上海出席一個會議，那時已經很多學生在街上，所以覺得很親切，因此六四發生時受到很大打擊，也寫了很多東西。我有一篇小說《失憶的女人》就是寫那個時期的，可是至今都沒有改好，只是一個初稿，因為尚無法理清，這就像我的一個未了的心願，我想理解這些事情或明或隱對我們自己的影響，通過日常的人來看清背後的東西。」從八九到九七，大家都感到這一種焦慮，「當時在藝術中心做了一系列講座，當時有很多人擔心香港會失去一些什麼，但那是什麼呢，就是我想探討的。不是以一種大香港的心態來做，而是想藉此反思香港你想珍惜的是什麼？」
好玩就去做
九七，也斯的生活與香港同步發生變化，就在回歸前夕他離開港大，暑假過後就到嶺南大學任教，「所以我拍了一個錄像作品，就叫《搬家》，拍攝這種『歸隱』的過程──因為當時文化界有很多奇怪的爭執，其實對香港並無幫助，只像自己打自己一樣，令我心生厭倦。」
其實從也斯早期結集的書就能看出，七十年代的文化界更寬容和開放，七十年代的雜誌似乎更能容忍實驗性、詩性的寫作，嚴肅作家也可以靠在專欄寫自己感興趣的東西為生，而不須遷就讀者、市場，當時為什麼有這樣寬容的文化環境呢？
「我做過一本《六十年代剪貼冊》記錄了這一些雜誌。六十年代它既是一個壓抑的年代，但也醞釀了很多不同的東西，這些東西到了七十年代就以同仁雜誌的面貌出現，比如說《中國學生週報》，在羅卡和陸離的努力下就做了很多推動文化的事情。同時，雖然辰衝書店能買到不少Beat一代和外國的前作品，但很多東西仍然要很艱難才接觸得到，所以我們都特別珍惜。比如看了《去年在馬倫巴》的電影很震撼，我就去訂羅伯格里耶的小說看，繼而還嘗試把它翻譯出來。」
所以從六十年代開始，他們已經明白到以民間努力製造文化環境更重要。當時樸素的「文學活動」似乎比現在的種種文化節目和會議更有思想激盪和詩意。「公平地講，62年大會堂成立，倒是發揮了不少作用，比如他們搞過企鵝出版社的書展，那起碼令我第一次接觸到那麼多西方現代文學書籍。還有不少畫展、表演藝術，所以我們很早就看到簡寧漢的舞蹈，以至於後來林懷民來的時候我們都不覺得怎麼樣。當時民間的交往更好一些，後來卻是為了爭資源，大家各自為政卻少了串聯的能力。當時大家一起搞讀書會、小劇場，都沒有想到什麼跨界，只是覺得好玩就去做的。」
也斯編的《六十年代剪貼冊》，記錄了香港六十年代各具特色的雜誌。
如大嶼山，也斯和西西都寫過，也斯的是散文《爛頭東北》，西西則是《我城》中的一段，原來他們一起去過大嶼山。「當時我們叫行友，常常一起探索香港各處地方，其實也是為了重新書寫香港，對抗那種認為文學只可以寫阿爾卑斯山的陳見。」
文學其實可以這樣
這樣的一個香港，是也斯一直惦念的，「六十年代我在社區中心工作，一邊閱讀一本法國的新小說一邊看外面的香港，兩個現實反差遙遠，但正是這種反差令我想改變身處的現實，又因現實來調整閱讀中過高的文學理想，這兩者的來回，就像過海關偷渡一樣。」甚至他九十年代初對東歐文學的關心，也像此前對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關注和譯介，都是有聯想、針對香港其時處境的因素。
魔幻現實主義，是一種文學風格，更是一種面對我們現實的方法。「我最初是看科塔薩爾（Julio Cortázar），那是很巧合的，因為我首先產生興趣的是電影《Blow Up》，覺得非常新穎。我那時已經寫了一些東西，很想找到一種書寫自己、自己生活的世界的新方法，但從閱讀中找不到，當時左翼文學的批判現實主義、台灣的瓊瑤和琦君，甚至余光中，都不是我想要的東西。」也斯覺得《Blow Up》有這種方法，就托人在外國買它的原著，沒想到是一個阿根廷作家科塔薩爾寫的。
「在他那裏我看到了這種新方法，更通過他接觸到波赫士、馬克斯等，發現他們可以從個人愛情書寫到家族家國，不像華文文學當時的割裂。我翻譯了很多他們的作品，就像在黑夜裏吹口哨，翻譯與介紹就像文學宣言：你看，文學其實是可以這樣的！」
也許就是這種在黑夜裏吹口哨的信念，支撐這些實驗者從六十年代走到今天，把憤怒與壓抑鍛煉成未來成熟之種子。就像也斯1970年寫的《持著我的房子走路》中所說：「我記得自己曾在暴雨的荒山中奔跑。而現在，我卻比較喜歡持一把傘。」這把傘所撐起和遮護的非常珍貴，被暴雨揭示出來、被持傘人所撿拾。文章最後引的是Jack Kerouac名言：「加洛克下山時不是說過：『即使我們永遠憂傷，我們也永遠年輕』。這個也斯譯本與台灣譯本不一樣，台灣翻譯很煽情：「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屬於六十年代單純的自我感動，而也斯的譯本屬於七十年代的堅信和執着。
Profile
也斯，本名梁秉鈞，詩人、作家及文學研究學者，現任香港嶺南大學比較文學講座教授。也斯七十年代已開始在港、台翻譯文學、編輯書刊、發表創作，自成風格，出版的詩、散文、小說有二十多本，包括散文集《神話午餐》、《山水人物》、《書與城市》，詩集《雷聲與蟬鳴》、《游離的詩》、《博物館》、《衣想》，小說集《島與大陸》、《剪紙》、《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攝影集《也斯的香港》等。
（明報周刊2224期，二０一一年六月廿五日）
撰文：廖偉棠
攝影：譚志榮（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說話有時停頓
我與你彼此踏上不同的石塊
落下不同的沙礫地
天氣如此炎熱
我們在水邊停下
看苔蘚在水中開合
——也斯《浮藻》
1996年，我在大陸，讀到一本奇怪的書《浮藻》，它的封面難看，印着一朵金紫荊，明顯是準備作為香港回歸「獻禮」而出版的，但內容卻比我當時看到的任何一本華語文學都要前衞，這是我讀的第一本香港當代詩人的作品，它的結構、語調和對身份反思的敏感都震撼了我。沒想到日後我能認識它的作者也斯先生，並且與他一起面對這個後九七的香港、後九七的文學。
當然這個香港更屬於他、和他那一代為香港悸動和燃燒過的青年們，如果不是他們當年的種種大膽對陳舊價值的衝擊、種種對新美學建設的實驗，如果不是他們對香港人文化身份的自信，可以說沒有今天的香港──浮藻漸漸聚結、開合，原來也可以生化出繁盛的生態來。
少年心氣之勇
也斯創作多元化，出版著作包括詩集《雷聲與蟬鳴》、《游離的詩》，散文集《書與城市》、《城市筆記》等。
今日閱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文學作品，依舊驚艷於它們的大膽超越。就看彼時方才二十左右的也斯一人便可知，散文《灰鴿早晨的話》、詩集《雷聲與蟬鳴》、小說《養龍人師門》等等，均可媲美當時華語文學的最強，同時與世界前文學銜接，少年心氣之勇之銳，莫過於此。
常常想像，四十年代之後那個百廢待興的香港，是怎樣展露在這一未來的少年眼中的呢？也斯嚴格來說不是許多香港作家強調的「土生土長」香港人，1948年，他出生幾個月後隨父母遷居香港黃竹坑，但父親早逝，在他的記憶中，只有父親去世時額頭貼的黃紙，這頗有日後他喜歡的《百年孤寂》開頭的魔幻色彩。
他最記得的是一間鐵屋子的書──那是也斯的舅舅和阿姨們從大陸帶來的寶藏，其中竟然有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和朱湘翻譯的外國詩《番石榴集》，書本裏的魔幻與鄉村生活的素樸反差頗大。而對「文化」，他三歲時最早的記憶是西片《大樹嶺恩仇記》裏一棵大樹向他壓下來──就像鏡頭的快速剪接，下一個記得的意象已經是成班人一起去喝咖啡，再下一個鏡頭就是看《蘭閨玉女》（小婦人）中那牙醫招牌的牙在動，「那時小孩子覺得那些image很犀利，就記得牢牢的」，意象，而不是說教，日後也成為了他的新詩最新穎的部分。
人生的轉折點
相對於一般的詩人，也斯的經歷算比較豐富的，他人生有幾個轉折點。「六十年代經歷過那些不安和惶惑……七十年代通過寫作、工作、辦雜誌結識到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可能因為香港小、這樣的人也少，所以無論喜歡音樂戲劇還是文學的人都能聚到一起互相溝通，令自己不再孤僻，去尋找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再身不由己。七十年代給我帶來很多新的可能性，那是一個轉折點。」隨後八十年代赴美遊學，在學術和見識上大大拓展了他的眼界，「另外就是1989後，想要去看東歐的巨變，去非英美文化中尋找一些答案，也給自己帶來很多衝擊。」
但我始終惦記着也斯的六十年代，我記得他的處女作之一《樹之槍枝》，發表於1964年的《中國學生週報》，其時他才16歲，結尾決絕如此：「為了一對狂野的眼睛／春天遂答應留下來／這是佩槍的白楊／這是佩槍的基督／聲響在冷風與熱風之間／而鼴鼠的憤怒卻不知放在那裏……遠方一株古怪名字的樹／也急急的爆出芽來了／就這樣子的憤怒下去吧／不管施栖佛斯的大石頭／不管存在與不存在／就這樣子的憤怒下去」。
不一樣的六十年代
看回他第一本結集的散文《灰鴿早晨的話》，1966年開始寫的實驗散文或劇評，寫秋與牙痛，寫伊安尼斯高，寫《斷夢與斷想》，到1970年，他寫了大量前的評論。其中一篇寫卜‧狄倫的《歌與餡餅》，透露了也斯異於同代人單純激進的那種成熟：「用到卜‧狄倫身上，微笑就是妥協的意思了。但真是這樣嗎？事實上，微笑是不容易的，當整個世界向你顰眉蹙額，你需要勇氣和寬容才可以微笑。」
這種寬容使他看到的六十年代與別人不一樣，「67年的時候我在一些社區中心接觸很多不同的人，感覺六七暴動令這個城市停頓了，很多地方你不能前往。而我有的朋友左一點、有的右一點，眾說紛紜，我則開始嘗試去理解這一切。現在大家有點美化六十年代，但六十年代其實是一個壓抑的年代，很多事情是你想做但做不到的。你是身不由己、被動甚至癱瘓的感覺，而七十年代好一點，感覺有的東西可以動彈一下了。」
「你現在要我來寫回六十年代，我還不一定能寫出來，因為裏面的東西太複雜了，有一次我和一個波蘭朋友說起，1968年我們在做什麼？當時的確很壓抑想衝開去，但同時又不是很認同關社認祖派的、《盤古》後期的立場，因為我從小就對『阿爺』的權力威勢很反感，通過和不同團體的接觸，慢慢更不能接受『我就是正義、大家要跟隨我』的態度。」
他相對理性的態度是由一些感性態度形成的，自小就不認同權威，不作聲但心裏默默反叛、反思權力的面具，「後來作文、投稿時遭遇編輯要改你的文字的時候，就覺得他並不是真的明白、而只是要行使一種權力而已。」「無論政治、文化，我很欣賞理想主義者，但當理想主義者成為教主的時候，我就自覺離他遠遠的了。比如說陳映真，本來我們很支持的，在香港常發表他的東西，但當他來演講的時候，發現他為了突出他的『真理』而刻意掩蓋了許多東西，這些都成為了我私人成長過程的困惑。」
行走異國
一九八一年與葉維廉（左三）及馬朗伉儷（右一、二）攝於美國聖地牙哥。
一九八七年與顧城夫婦（左三、二）及文化中心經理楊裕平合影。
也斯去美國留學，正好是八九前幾年，也是內地思想最激盪的一個時期，他在美國接觸到許多國內來的留學生，常常組織讀書會交流對國內文學文化的看法，「離開香港，也給我一個超然一些的角度看問題。」多了的不只是家國的反思，更是多了對人的認識。他的中篇《洛杉磯的除夕》就寫及這麼一段生活和一個國內來的女子，「她沒人收留，就借住在我和太太的公寓裏，她有很多內心的掙扎，內心問題又連接上了國家的問題，我看到這一切，就想把摩登的、沒深度的後現代洛杉磯與一個面對很多真實人生問題的人對照而寫。」日後也斯還打聽過她的情況，據說她有參與六四，但再無下文了。
行走異國的經驗對一個作家很重要，卻是他和妻子吳煦斌（另一位非常優秀的作家）艱苦爭取得來。他們1973年結婚，就已經有出國留學的計劃，但之間還經歷過失業、養育小孩等等，78年才成行。「但當時孩子已經準備上小學，我們只能做出艱難的決定，讓小孩和老母親一起留在香港──孩子後來還責怪我們這樣丟下他不管呢──第一年後我們回來香港，他已經不認得我們了。」
吳煦斌學生態學、海洋學，結果回來香港找不到工作，當時的香港還沒有環保這個概念，幸好也斯找到教職，一家才得以立足。接踵而來的就是一系列歷史大事，「1989年5月，我還在上海出席一個會議，那時已經很多學生在街上，所以覺得很親切，因此六四發生時受到很大打擊，也寫了很多東西。我有一篇小說《失憶的女人》就是寫那個時期的，可是至今都沒有改好，只是一個初稿，因為尚無法理清，這就像我的一個未了的心願，我想理解這些事情或明或隱對我們自己的影響，通過日常的人來看清背後的東西。」從八九到九七，大家都感到這一種焦慮，「當時在藝術中心做了一系列講座，當時有很多人擔心香港會失去一些什麼，但那是什麼呢，就是我想探討的。不是以一種大香港的心態來做，而是想藉此反思香港你想珍惜的是什麼？」
好玩就去做
九七，也斯的生活與香港同步發生變化，就在回歸前夕他離開港大，暑假過後就到嶺南大學任教，「所以我拍了一個錄像作品，就叫《搬家》，拍攝這種『歸隱』的過程──因為當時文化界有很多奇怪的爭執，其實對香港並無幫助，只像自己打自己一樣，令我心生厭倦。」
其實從也斯早期結集的書就能看出，七十年代的文化界更寬容和開放，七十年代的雜誌似乎更能容忍實驗性、詩性的寫作，嚴肅作家也可以靠在專欄寫自己感興趣的東西為生，而不須遷就讀者、市場，當時為什麼有這樣寬容的文化環境呢？
「我做過一本《六十年代剪貼冊》記錄了這一些雜誌。六十年代它既是一個壓抑的年代，但也醞釀了很多不同的東西，這些東西到了七十年代就以同仁雜誌的面貌出現，比如說《中國學生週報》，在羅卡和陸離的努力下就做了很多推動文化的事情。同時，雖然辰衝書店能買到不少Beat一代和外國的前作品，但很多東西仍然要很艱難才接觸得到，所以我們都特別珍惜。比如看了《去年在馬倫巴》的電影很震撼，我就去訂羅伯格里耶的小說看，繼而還嘗試把它翻譯出來。」
所以從六十年代開始，他們已經明白到以民間努力製造文化環境更重要。當時樸素的「文學活動」似乎比現在的種種文化節目和會議更有思想激盪和詩意。「公平地講，62年大會堂成立，倒是發揮了不少作用，比如他們搞過企鵝出版社的書展，那起碼令我第一次接觸到那麼多西方現代文學書籍。還有不少畫展、表演藝術，所以我們很早就看到簡寧漢的舞蹈，以至於後來林懷民來的時候我們都不覺得怎麼樣。當時民間的交往更好一些，後來卻是為了爭資源，大家各自為政卻少了串聯的能力。當時大家一起搞讀書會、小劇場，都沒有想到什麼跨界，只是覺得好玩就去做的。」
也斯編的《六十年代剪貼冊》，記錄了香港六十年代各具特色的雜誌。
如大嶼山，也斯和西西都寫過，也斯的是散文《爛頭東北》，西西則是《我城》中的一段，原來他們一起去過大嶼山。「當時我們叫行友，常常一起探索香港各處地方，其實也是為了重新書寫香港，對抗那種認為文學只可以寫阿爾卑斯山的陳見。」
文學其實可以這樣
這樣的一個香港，是也斯一直惦念的，「六十年代我在社區中心工作，一邊閱讀一本法國的新小說一邊看外面的香港，兩個現實反差遙遠，但正是這種反差令我想改變身處的現實，又因現實來調整閱讀中過高的文學理想，這兩者的來回，就像過海關偷渡一樣。」甚至他九十年代初對東歐文學的關心，也像此前對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關注和譯介，都是有聯想、針對香港其時處境的因素。
魔幻現實主義，是一種文學風格，更是一種面對我們現實的方法。「我最初是看科塔薩爾（Julio Cortázar），那是很巧合的，因為我首先產生興趣的是電影《Blow Up》，覺得非常新穎。我那時已經寫了一些東西，很想找到一種書寫自己、自己生活的世界的新方法，但從閱讀中找不到，當時左翼文學的批判現實主義、台灣的瓊瑤和琦君，甚至余光中，都不是我想要的東西。」也斯覺得《Blow Up》有這種方法，就托人在外國買它的原著，沒想到是一個阿根廷作家科塔薩爾寫的。
「在他那裏我看到了這種新方法，更通過他接觸到波赫士、馬克斯等，發現他們可以從個人愛情書寫到家族家國，不像華文文學當時的割裂。我翻譯了很多他們的作品，就像在黑夜裏吹口哨，翻譯與介紹就像文學宣言：你看，文學其實是可以這樣的！」
也許就是這種在黑夜裏吹口哨的信念，支撐這些實驗者從六十年代走到今天，把憤怒與壓抑鍛煉成未來成熟之種子。就像也斯1970年寫的《持著我的房子走路》中所說：「我記得自己曾在暴雨的荒山中奔跑。而現在，我卻比較喜歡持一把傘。」這把傘所撐起和遮護的非常珍貴，被暴雨揭示出來、被持傘人所撿拾。文章最後引的是Jack Kerouac名言：「加洛克下山時不是說過：『即使我們永遠憂傷，我們也永遠年輕』。這個也斯譯本與台灣譯本不一樣，台灣翻譯很煽情：「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屬於六十年代單純的自我感動，而也斯的譯本屬於七十年代的堅信和執着。
Profile
也斯，本名梁秉鈞，詩人、作家及文學研究學者，現任香港嶺南大學比較文學講座教授。也斯七十年代已開始在港、台翻譯文學、編輯書刊、發表創作，自成風格，出版的詩、散文、小說有二十多本，包括散文集《神話午餐》、《山水人物》、《書與城市》，詩集《雷聲與蟬鳴》、《游離的詩》、《博物館》、《衣想》，小說集《島與大陸》、《剪紙》、《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攝影集《也斯的香港》等。
（明報周刊2224期，二０一一年六月廿五日）
2011年9月20日 星期二
笑得出 也斯
笑得出 也斯
撰文：陳勝藍
攝影：郭永強
李純恩將圖中新詩踩得一文不值。也斯言談雅馴，強調不會為了遷就記者扮「四川菜」，但他回應李先生辣味。
詩人也斯的肺癌去到第三期，本有充分理由呼天搶地，偏偏訪問在笑聲中進行，吹脹。
行年六十二，任職嶺南大學比較文學講座教授，打滾文壇幾十年，不料去年一月癌魔現身後不久，被後輩李純恩撰文寸爆，也斯有本事一笑置之，難怪他能從容面對絕症。
話說劉健威在天后開設飯店「留家廚房」，將友人也斯的新詩印在玻璃上，列明作者梁秉鈞，即是也斯真名。
李先生在《蘋果日報》專欄開拖：「在天后有一家餐廳門前的玻璃門上，印了一個『香港詩人』寫的讚美文章，那一段文字，花了我五分鐘的生命，看了又看，每個字都認得，但放在一起就不知道他究竟在說什麼。還是個在大學教書的『學者』，這般水平，不過百十來個字就露了底。」
文中這名「香港詩人」也斯，對上述謾罵當作耳畔東風，訪問這天說：「我得啖笑，你可以期望李純恩什麼？」他甚至引為樂事，邊說邊笑：「但他蠢，五分鐘都睇唔明，即係佢有問題，哈哈！」
罵戰不給力，留力養病。天將降大任於「詩人」……
新作《人間滋味》。多年來寫食，卻不做食家，「一些餐廳見你是食家，弄得特別好吃，我不喜歡這樣。」
見面當天，也斯提到記者訪問過他的嶺大同事陳雲，他劈頭直說：「聽講你問得佢好尖銳，好似話好毒辣添！」毒辣咁嚴重？「你問佢有無叫雞。如果佢真係（有），又答得出，佢又高興，無問題。」
我認口味重，無辣不歡，也斯便說：「你要辣嘢，但我不是好辣的人。」最近他出書《人間滋味》，講飲講食，這刻便以菜式比喻：「等於你想食四川菜，結果食齋，這對你來說可能有點不公平。」
言下之意他不怕我，謝天謝地，「我不怕你，但你應該怕我，我跟你見慣的人不同，無辣嘢可寫。我知你好叻套人講嘢，（言重了！）但我無特別嘢俾你套，套出來的真相，可能比表面上看到的還要簡單。」第一，記者無意套他說話；第二，表面上從李純恩一事，可窺見他有老薑的辣。
李先生那篇文章題為《香港詩人》，寫道：「他們無法寫好一篇文章，因為連基本的字句連結都做不來，思緒總是斷片，要寫點東西，腦子裏東一句西一句聯不起來，有了上句無下句，結果就把這些句子一句一句分開來，美其名曰『新詩』……許多『新詩』就這麼誕生了，許多『新詩人』就這麼負起了『盛名』。」
李純恩擺明瞧他不順眼，又寫：「在香港，這類『詩人』特別多，因為語文根基太差，思維能力也有問題，所以講話和寫文章都有障礙，說話說不全一遍，寫文寫不了一篇。」
劉健威兒子劉晉即場翻閱他的新書。
也斯：「我有一定數量讀者，但不是最暢銷的品牌，我安於這個位。」
好大的仇口！事隔年多也斯才回應：「我不想撩交嗌，所以一直不回應。可能他不是惡意針對我，可能他跟劉健威食家之間有些矛盾，想踩場，無嘢好踩，就踩我首詩。」
此刻他笑不攏嘴，也真難為他笑得出，「我就無辜，黑狗偷食，白狗當災，哈哈！他不好意思入來（飯店）踩場，在門口睇吓，連門面（首詩）都睇唔順眼。」
當時好友葉輝等幾名「香港詩人」出頭，大罵李先生是「文字撈家」。
也斯告訴記者：「後來他（李純恩）通過陶傑跟葉輝打招呼，說他沒有題材而已。我寫過八年專欄，未嘗脫稿，所以我明白，但無嘢寫就讀吓書，睇吓戲，唔好搵人嚟搞！」
患病
八十年代到洛杉磯唸書，拜訪中國著名詩人卞之琳。也斯妻子吳煦斌也是作家，一對子女目前在外國生活。
也斯可能比當災的白狗更無辜，他不抽煙卻患上肺癌。過往十多年未曾驗身，０九年底一驗，立即跟癌細胞打個照面。
他在訪問中說了句：「何必偏偏揀着我！」但別誤會，他可沒功夫悲哭，「喊苦喊忽都無用，我無喊過，也不挺胸做英雄，我只希望泰然處之，找個方法面對它。」
當初醫生懷疑他患腸癌，「初初醫生用胃鏡探腸，驗不到，打算用刺穿方法，我不接受，未見官先打八十。」及後PET scan證實肺癌作怪，「第三期，差不多接近第四期。」
就是素昧平生的讀者也介紹醫生給他，他看過台灣一名另類療法「神醫」，着他只喝果汁，服食營養素，其他食物碰也別碰，「我問何解，他說：『你不要問！』那我不能接受，我要理解，即使輸了也是自己選擇。」
眾裏尋醫，最後找上曾為霑叔、華叔醫治肺癌的莫樹錦，記者訪問過莫醫生，這天大讚他言談過癮，也斯承認：「醫生我也想找個有趣的，傾到偈。」
也斯一生遊走中國、西方文學之間，看病亦然，他也找了一名中醫主診醫生，「我做人好貫徹，毫不複雜，由唸書到治病都用比較文學的方法。我好尊重莫樹錦，他是這方面專家，但我又想知中醫可會幫到手。」
之前做過化療，現在服藥，下月再照PET scan，才決定往後的路怎麼走。可有信心痊癒？「我只能說一半一半，我態度樂觀，但不敢說處境樂觀。」
年半前他公開自己患病，記者找他訪問被拒，「大家見我病才訪問我，咁咪好衰？我常說詩人沒有人訪問，除非他自殺，或者殺了人，哈哈！」
絕症當前還說笑，真拿他沒法，「我不想dramatize這件事，好傷感，惹人同情可憐。病就是病，我不介意講，但我不想當作綽頭賣點，sensational。」
六四後寫過不少文章批評政局，未遭打壓，他自嘲：「我一路出不到名，所以沒有人理，你不要打破我這個保護膜！」九一年作品《失憶的女人》講六四，一直修改未出版。
臉上的表情不是憂傷也不是歡喜，
只是坐在那裡，好像真的在沉思什麼。
（散文《通宵咖啡店的老人》）
教書
四九年生，即所謂共和國同齡人，「沒有值得驕傲的地方。」外祖父是國民黨書記長，中共建國，父母抱着五個月大的梁秉鈞從新會來港。
雙親都是知識分子，「父母不懂帶錢來港，只會帶書。」也斯四歲那年爸爸積勞成疾去世，「他找不到工作，想做陶淵明走去耕田，又適應不到，覺得人浮於事，抑鬱。」
他在過往訪問說過「也斯」二字沒意思，惟這天說：「我爸爸個名都有『斯』字。」嗯，「也」有「斯」字。
相反媽媽開朗，跟她的妹妹一邊貼火柴盒穿珠仔，一邊 jam《赤壁賦》、《李陵答蘇武書》、《長恨歌》，你唸一句我唸一句，「就像現時唱卡拉ＯＫ，我細細個覺得幾好聽。」對文學產生興趣，始於當時。
浸會英文系畢業，在報館工作八個年頭，正是寫專欄從不脫稿那八年，之後到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修讀比較文學碩士、博士，寫過不少論文研究三、四十年代中國文學，例如卞之琳、戴望舒的新詩，「文革關係，這些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無名。」
先後在浸會、港大、嶺大教比較文學，這半年來養病，每週只上課一天。
記者有不少行家，甚至傳媒前輩是他門生。時至今日，他比學生年長四十多歲，我比較關心代溝問題，他說：「你可以高壓否定他們，這不好；倒轉頭矮化自己，美化他們，有些老師跟同學講潮語，其實最被人看不起！我覺得應該承認代溝問題，開放溝通渠道。」
香港地，記者還說學者易為，文人難做，「我倒轉跟你講，現在二０一一年，做作家幸福，做學者辛苦。八十年代我在港大教書，二年班不用考試，四月底學期完，今日港大也沒這回事。」
近年探討香港五十年代文學、文化、電影。九十年代他為方育平導演寫過兩個電影劇本，可惜老闆之前的片子蝕本，關水喉，拍不成。
沒有什麼比一杯熱騰騰的東西更好了，在這樣的天氣裡，當你從寒風中進來。
（散文《一杯熱騰騰的東西》）
寫作
反而作家易做，「現在年輕作者要出第一本書好容易，藝術發展局一定支持，你寫的東西好不好都可以出版，這對作者是否好事？放在書店，一個星期銷量不行便下架，可能永遠不見天日，你好似係一個作家，但又好似不能前進。」
有次到中學分享，學生問如何做個大作家，他答：「不如你先做一個好讀者。」
作品《半途》曾獲中文文學雙年獎新詩組獎，《布拉格的明信片》奪同一獎項小說組獎。自言過往鄙視文學獎，但見作家日益難做，終於認同，「但要將評審公開，令作者學到嘢，比起三尖八角的獎座或幾千元獎金更有意思。」
其他著作包括小說《剪紙》、《後殖民食物與愛情》，散文集《昆明的除夕》。善寫人情，「我寫政論未必好過李怡、黎智英及林山木，我是寫小說的人，對人的觀察可能較好。」
筆下謝絕矯情，連累著作銷量，「有些電影你知道灑狗血，但你鍾意看，沒問題，但我用我自己的方法寫，我自己找條路。我的路不好走，人家覺得平平無奇。」
即使被李純恩執了一劑，他仍然認為香港文人不相輕，「香港咁細，點輕？大陸就話可以一人一個省，各據一方，在港唔通你霸住銅鑼灣？」
香港新詩式微，反而歌詞精彩絕倫，就像唐詩發展成宋詞，近來也斯欣賞黃偉文的《苦瓜》，「夠具體，不是難明的詞，我覺得他在新詩裏面偷師學到嘢。」更重要是，也斯曾以苦瓜入詩。
認為新詩未過時，「林夕也是讀新詩出身，他也寫新詩，寫歌詞修養便好一點。現在的詞走向生活化，例如《囍帖街》，寫得好的詞我覺得也是詩，Bob Dylan的歌詞其實也是詩。」嗯，也是詩，也斯。
０九年法蘭克福書展，巧遇龍應台。（《蘋果日報》報片）
訪問過後返回銅鑼灣住所休息。過往每晚只睡四小時，患病後才加鐘，「以前通宵改卷，橡筋繃得太緊，斷了。」
（壹周刊二０一一年五月廿六日第一一０七期）
人面
也斯
青澀的表皮緊抓住自我
又總招引不相干的邂逅
不願被誤當橄欖或山稔
老想說清楚自己的味道
擁抱過仔碰傷留下黑斑
在盤中飽經文火的蒸熬
不再計較皮膚緩緩舒開
露出了核表滄桑的人面
柔和了又仍是夏日酸澀
感染千重菜餚還被感染
隱沒了還翻新眾人胃口
飽饜外再尋清新的開始
鴛鴦
也斯
五種不同的茶葉沖出了
香濃的奶茶，用布袋
或傳說中的絲襪溫柔包容混雜
沖水倒進另一個茶壺，經歷時間的長短
影響了茶味的濃淡，這分寸
還能掌握得好嗎？若果把奶茶
混進另一杯咖啡？那濃烈的飲料
可是壓倒性的，抹煞了對方？
還是保留另外一種味道；街道的大牌檔
從日常的爐灶上累積情理與世故
混和了日常的八卦與通達，勤奮又帶點
散漫的……那些說不清楚的味道
香港詩人
李純恩
邁克在他的專欄裏形容許多「負盛名的詩人」：「一寫散文就露底」，真是一針見血。
在天后有一家餐廳門前的玻璃門上，印了一個「香港詩人」寫的讚美文章，那一段文字，花了我五分鐘的生命，看了又看，每個字都認得，但放在一起就不知道他究竟在說什麼。還是個在大學教書的「學者」，這般水平，不過百十來個字就露了底。
這些「詩人」之所以成為「詩人」，關鍵就在這裏。他們無法寫好一篇文章，因為連基本的字句連結都做不來，思緒總是斷片，要寫點東西，腦子裏東一句西一句聯不起來，有了上句無下句，結果就把這些句子一句一句分開來，美其名曰「新詩」。
許多「新詩」就這麼誕生了，許多「新詩人」就這麼負起了「盛名」。
在香港，這類「詩人」特別多，因為語文根基太差，思維能力也有問題，所以講話和寫文章都有障礙，說話說不全一遍，寫文寫不了一篇。有時，一些「詩人」會寄他們的「作品」給我，看他們的作品，我會生出憐憫之心：這麼多思緒紊亂的文藝愛好者，卻連一封通順的信都寫不出來，可見香港教育是多麼失敗，連封信都教不會人寫，弄得這些人只好去做「詩人」。
在香港，假「詩人」完全可以是無心之得，比如我們的特首先生，只要哪一天他手上沒有智囊們寫好的文稿，由他自由發揮，他的任何一次講話，無論是表示欣喜還是憤慨，都是一篇上佳的「新詩」。這大概是連他老人家自己都始料不及的，他以為自己是「政治家」，但一開口，不由得他不做「詩人」了。
香港的很多「詩人」，都是這麼誕生的。
（蘋果日報二０一０年一月三十日）
文字的囚徒
劉健威
李純恩罵也斯，罵得很狠很毒，事緣他看到兩首也斯的詩，「那一段文字，花了我五分鐘的生命，看了又看，每個字都認得，但放在一起就不知道他究竟在說什麼。還是個在大學教書的『學者』，這般水平，不過數十來個字就露了底」、「在香港，這類『詩人』特別多，因為語文根基太差，思維能力也有問題，所以講話和寫文章都有障礙……。」
的確夠惡，恃的是有地盤，你讀不懂，怎麼不是自己而是人家的問題？是不是你沒學過化學物理，就把這方面的學者都罵成是騙子？
他罵的是也斯的兩首詩《人面》和《鴛鴦》，兩首都是詠物詩，詠的是食物—人面，就是粵人常用作做菜的?棯，也斯借這首詩，寫一個人的成長過程：「擁抱過也碰傷留下黑斑／在盤中飽經文火的蒸熬／不再計較皮膚緩緩舒開／露出了核上滄桑的人臉」；《鴛鴦》則是借港式飲品抒發對開放文化的期待和讚美，恰恰就是李純恩那種狹隘、粗暴文化態度的相反：「五種不同的茶葉沖出了／五種香濃的奶茶，用布袋／或傳說中的絲襪溫柔包容混雜／沖水倒進另一個茶壺，經過時間的長短／影響了茶的濃淡，這分寸／還能掌握得好嗎？若果把奶茶／混進另一杯咖啡？那濃烈的飲料／可是壓倒性的，抹煞了對方？……」
詩，有啥難懂？李純恩不懂，是一輩子躲在一個狹窄的文字牢籠中，沒有耐性和包容去接受、理解另一個更闊大的文字世界，他以為自己能掌握和讀得懂的，就是中國文字的至高標準，驕傲得去罵別人文字根基差，去「憐憫」寫現代詩的人。
他沒反省的是自己沒受過現代主義文化的洗禮，欠缺的正是那麼一根弦，連淺白的現代語言也讀不懂。這兩首詩，由一位外國學者一字一句地翻譯出來了，一個中國人卻讀不懂，說倒底，那是文化，而不是文字的問題。
（信報二０一０年二月四日）
妄想新詩人
李純恩
有個叫「也斯」的新詩人，接受「壹週刊」記者訪問時，提到我有一次在文章裏得罪了他，他的許多朋友圍剿我，我怕了，於是去找陶傑，去跟他的朋友葉輝打招呼，說寫那篇文字，實因沒有題材而已，見諒則個。
看「壹週刊」那段報道，起初以為在看文藝創作，繼而才明白，世上真有精神自瀆，妄想入腦的事情。
我不認識也斯這廝，只知是個文字不甚通順的新詩人，得罪了便得罪了，有甚好懼好怕，要託朋友去說情的？此事子虛烏有，葉輝先生陶傑老弟尚在人世，這廝竟也敢作這死無對證的「創作」，就不怕記者去找當事人問問真相？可見如非平時慣於說謊，便是妄想入腦。
世上如此多虛妄之人虛妄之事，寫專欄何愁沒有題材下筆？看「壹週刊」報道，才知道這廝的朋友們駡我是「文字撈家」，真是高興之極。「撈家」者，偏門也，那駡我的人，便是自認名門正派了。這就令人想到武俠小說中那些虛情偽意的名門正派，打不過人就稱人歪門邪道，拳腳不行，只好去搶口舌的便宜，以為就能駡死人了。卻不料，將我抬到了張無忌的地位，幸甚幸甚，文字撈家這廂有禮啦！
（蘋果日報二０一一年五月廿七日）
撰文：陳勝藍
攝影：郭永強
李純恩將圖中新詩踩得一文不值。也斯言談雅馴，強調不會為了遷就記者扮「四川菜」，但他回應李先生辣味。
詩人也斯的肺癌去到第三期，本有充分理由呼天搶地，偏偏訪問在笑聲中進行，吹脹。
行年六十二，任職嶺南大學比較文學講座教授，打滾文壇幾十年，不料去年一月癌魔現身後不久，被後輩李純恩撰文寸爆，也斯有本事一笑置之，難怪他能從容面對絕症。
話說劉健威在天后開設飯店「留家廚房」，將友人也斯的新詩印在玻璃上，列明作者梁秉鈞，即是也斯真名。
李先生在《蘋果日報》專欄開拖：「在天后有一家餐廳門前的玻璃門上，印了一個『香港詩人』寫的讚美文章，那一段文字，花了我五分鐘的生命，看了又看，每個字都認得，但放在一起就不知道他究竟在說什麼。還是個在大學教書的『學者』，這般水平，不過百十來個字就露了底。」
文中這名「香港詩人」也斯，對上述謾罵當作耳畔東風，訪問這天說：「我得啖笑，你可以期望李純恩什麼？」他甚至引為樂事，邊說邊笑：「但他蠢，五分鐘都睇唔明，即係佢有問題，哈哈！」
罵戰不給力，留力養病。天將降大任於「詩人」……
新作《人間滋味》。多年來寫食，卻不做食家，「一些餐廳見你是食家，弄得特別好吃，我不喜歡這樣。」
見面當天，也斯提到記者訪問過他的嶺大同事陳雲，他劈頭直說：「聽講你問得佢好尖銳，好似話好毒辣添！」毒辣咁嚴重？「你問佢有無叫雞。如果佢真係（有），又答得出，佢又高興，無問題。」
我認口味重，無辣不歡，也斯便說：「你要辣嘢，但我不是好辣的人。」最近他出書《人間滋味》，講飲講食，這刻便以菜式比喻：「等於你想食四川菜，結果食齋，這對你來說可能有點不公平。」
言下之意他不怕我，謝天謝地，「我不怕你，但你應該怕我，我跟你見慣的人不同，無辣嘢可寫。我知你好叻套人講嘢，（言重了！）但我無特別嘢俾你套，套出來的真相，可能比表面上看到的還要簡單。」第一，記者無意套他說話；第二，表面上從李純恩一事，可窺見他有老薑的辣。
李先生那篇文章題為《香港詩人》，寫道：「他們無法寫好一篇文章，因為連基本的字句連結都做不來，思緒總是斷片，要寫點東西，腦子裏東一句西一句聯不起來，有了上句無下句，結果就把這些句子一句一句分開來，美其名曰『新詩』……許多『新詩』就這麼誕生了，許多『新詩人』就這麼負起了『盛名』。」
李純恩擺明瞧他不順眼，又寫：「在香港，這類『詩人』特別多，因為語文根基太差，思維能力也有問題，所以講話和寫文章都有障礙，說話說不全一遍，寫文寫不了一篇。」
劉健威兒子劉晉即場翻閱他的新書。
也斯：「我有一定數量讀者，但不是最暢銷的品牌，我安於這個位。」
好大的仇口！事隔年多也斯才回應：「我不想撩交嗌，所以一直不回應。可能他不是惡意針對我，可能他跟劉健威食家之間有些矛盾，想踩場，無嘢好踩，就踩我首詩。」
此刻他笑不攏嘴，也真難為他笑得出，「我就無辜，黑狗偷食，白狗當災，哈哈！他不好意思入來（飯店）踩場，在門口睇吓，連門面（首詩）都睇唔順眼。」
當時好友葉輝等幾名「香港詩人」出頭，大罵李先生是「文字撈家」。
也斯告訴記者：「後來他（李純恩）通過陶傑跟葉輝打招呼，說他沒有題材而已。我寫過八年專欄，未嘗脫稿，所以我明白，但無嘢寫就讀吓書，睇吓戲，唔好搵人嚟搞！」
患病
八十年代到洛杉磯唸書，拜訪中國著名詩人卞之琳。也斯妻子吳煦斌也是作家，一對子女目前在外國生活。
也斯可能比當災的白狗更無辜，他不抽煙卻患上肺癌。過往十多年未曾驗身，０九年底一驗，立即跟癌細胞打個照面。
他在訪問中說了句：「何必偏偏揀着我！」但別誤會，他可沒功夫悲哭，「喊苦喊忽都無用，我無喊過，也不挺胸做英雄，我只希望泰然處之，找個方法面對它。」
當初醫生懷疑他患腸癌，「初初醫生用胃鏡探腸，驗不到，打算用刺穿方法，我不接受，未見官先打八十。」及後PET scan證實肺癌作怪，「第三期，差不多接近第四期。」
就是素昧平生的讀者也介紹醫生給他，他看過台灣一名另類療法「神醫」，着他只喝果汁，服食營養素，其他食物碰也別碰，「我問何解，他說：『你不要問！』那我不能接受，我要理解，即使輸了也是自己選擇。」
眾裏尋醫，最後找上曾為霑叔、華叔醫治肺癌的莫樹錦，記者訪問過莫醫生，這天大讚他言談過癮，也斯承認：「醫生我也想找個有趣的，傾到偈。」
也斯一生遊走中國、西方文學之間，看病亦然，他也找了一名中醫主診醫生，「我做人好貫徹，毫不複雜，由唸書到治病都用比較文學的方法。我好尊重莫樹錦，他是這方面專家，但我又想知中醫可會幫到手。」
之前做過化療，現在服藥，下月再照PET scan，才決定往後的路怎麼走。可有信心痊癒？「我只能說一半一半，我態度樂觀，但不敢說處境樂觀。」
年半前他公開自己患病，記者找他訪問被拒，「大家見我病才訪問我，咁咪好衰？我常說詩人沒有人訪問，除非他自殺，或者殺了人，哈哈！」
絕症當前還說笑，真拿他沒法，「我不想dramatize這件事，好傷感，惹人同情可憐。病就是病，我不介意講，但我不想當作綽頭賣點，sensational。」
六四後寫過不少文章批評政局，未遭打壓，他自嘲：「我一路出不到名，所以沒有人理，你不要打破我這個保護膜！」九一年作品《失憶的女人》講六四，一直修改未出版。
臉上的表情不是憂傷也不是歡喜，
只是坐在那裡，好像真的在沉思什麼。
（散文《通宵咖啡店的老人》）
教書
四九年生，即所謂共和國同齡人，「沒有值得驕傲的地方。」外祖父是國民黨書記長，中共建國，父母抱着五個月大的梁秉鈞從新會來港。
雙親都是知識分子，「父母不懂帶錢來港，只會帶書。」也斯四歲那年爸爸積勞成疾去世，「他找不到工作，想做陶淵明走去耕田，又適應不到，覺得人浮於事，抑鬱。」
他在過往訪問說過「也斯」二字沒意思，惟這天說：「我爸爸個名都有『斯』字。」嗯，「也」有「斯」字。
相反媽媽開朗，跟她的妹妹一邊貼火柴盒穿珠仔，一邊 jam《赤壁賦》、《李陵答蘇武書》、《長恨歌》，你唸一句我唸一句，「就像現時唱卡拉ＯＫ，我細細個覺得幾好聽。」對文學產生興趣，始於當時。
浸會英文系畢業，在報館工作八個年頭，正是寫專欄從不脫稿那八年，之後到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修讀比較文學碩士、博士，寫過不少論文研究三、四十年代中國文學，例如卞之琳、戴望舒的新詩，「文革關係，這些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無名。」
先後在浸會、港大、嶺大教比較文學，這半年來養病，每週只上課一天。
記者有不少行家，甚至傳媒前輩是他門生。時至今日，他比學生年長四十多歲，我比較關心代溝問題，他說：「你可以高壓否定他們，這不好；倒轉頭矮化自己，美化他們，有些老師跟同學講潮語，其實最被人看不起！我覺得應該承認代溝問題，開放溝通渠道。」
香港地，記者還說學者易為，文人難做，「我倒轉跟你講，現在二０一一年，做作家幸福，做學者辛苦。八十年代我在港大教書，二年班不用考試，四月底學期完，今日港大也沒這回事。」
近年探討香港五十年代文學、文化、電影。九十年代他為方育平導演寫過兩個電影劇本，可惜老闆之前的片子蝕本，關水喉，拍不成。
沒有什麼比一杯熱騰騰的東西更好了，在這樣的天氣裡，當你從寒風中進來。
（散文《一杯熱騰騰的東西》）
寫作
反而作家易做，「現在年輕作者要出第一本書好容易，藝術發展局一定支持，你寫的東西好不好都可以出版，這對作者是否好事？放在書店，一個星期銷量不行便下架，可能永遠不見天日，你好似係一個作家，但又好似不能前進。」
有次到中學分享，學生問如何做個大作家，他答：「不如你先做一個好讀者。」
作品《半途》曾獲中文文學雙年獎新詩組獎，《布拉格的明信片》奪同一獎項小說組獎。自言過往鄙視文學獎，但見作家日益難做，終於認同，「但要將評審公開，令作者學到嘢，比起三尖八角的獎座或幾千元獎金更有意思。」
其他著作包括小說《剪紙》、《後殖民食物與愛情》，散文集《昆明的除夕》。善寫人情，「我寫政論未必好過李怡、黎智英及林山木，我是寫小說的人，對人的觀察可能較好。」
筆下謝絕矯情，連累著作銷量，「有些電影你知道灑狗血，但你鍾意看，沒問題，但我用我自己的方法寫，我自己找條路。我的路不好走，人家覺得平平無奇。」
即使被李純恩執了一劑，他仍然認為香港文人不相輕，「香港咁細，點輕？大陸就話可以一人一個省，各據一方，在港唔通你霸住銅鑼灣？」
香港新詩式微，反而歌詞精彩絕倫，就像唐詩發展成宋詞，近來也斯欣賞黃偉文的《苦瓜》，「夠具體，不是難明的詞，我覺得他在新詩裏面偷師學到嘢。」更重要是，也斯曾以苦瓜入詩。
認為新詩未過時，「林夕也是讀新詩出身，他也寫新詩，寫歌詞修養便好一點。現在的詞走向生活化，例如《囍帖街》，寫得好的詞我覺得也是詩，Bob Dylan的歌詞其實也是詩。」嗯，也是詩，也斯。
０九年法蘭克福書展，巧遇龍應台。（《蘋果日報》報片）
訪問過後返回銅鑼灣住所休息。過往每晚只睡四小時，患病後才加鐘，「以前通宵改卷，橡筋繃得太緊，斷了。」
（壹周刊二０一一年五月廿六日第一一０七期）
人面
也斯
青澀的表皮緊抓住自我
又總招引不相干的邂逅
不願被誤當橄欖或山稔
老想說清楚自己的味道
擁抱過仔碰傷留下黑斑
在盤中飽經文火的蒸熬
不再計較皮膚緩緩舒開
露出了核表滄桑的人面
柔和了又仍是夏日酸澀
感染千重菜餚還被感染
隱沒了還翻新眾人胃口
飽饜外再尋清新的開始
鴛鴦
也斯
五種不同的茶葉沖出了
香濃的奶茶，用布袋
或傳說中的絲襪溫柔包容混雜
沖水倒進另一個茶壺，經歷時間的長短
影響了茶味的濃淡，這分寸
還能掌握得好嗎？若果把奶茶
混進另一杯咖啡？那濃烈的飲料
可是壓倒性的，抹煞了對方？
還是保留另外一種味道；街道的大牌檔
從日常的爐灶上累積情理與世故
混和了日常的八卦與通達，勤奮又帶點
散漫的……那些說不清楚的味道
香港詩人
李純恩
邁克在他的專欄裏形容許多「負盛名的詩人」：「一寫散文就露底」，真是一針見血。
在天后有一家餐廳門前的玻璃門上，印了一個「香港詩人」寫的讚美文章，那一段文字，花了我五分鐘的生命，看了又看，每個字都認得，但放在一起就不知道他究竟在說什麼。還是個在大學教書的「學者」，這般水平，不過百十來個字就露了底。
這些「詩人」之所以成為「詩人」，關鍵就在這裏。他們無法寫好一篇文章，因為連基本的字句連結都做不來，思緒總是斷片，要寫點東西，腦子裏東一句西一句聯不起來，有了上句無下句，結果就把這些句子一句一句分開來，美其名曰「新詩」。
許多「新詩」就這麼誕生了，許多「新詩人」就這麼負起了「盛名」。
在香港，這類「詩人」特別多，因為語文根基太差，思維能力也有問題，所以講話和寫文章都有障礙，說話說不全一遍，寫文寫不了一篇。有時，一些「詩人」會寄他們的「作品」給我，看他們的作品，我會生出憐憫之心：這麼多思緒紊亂的文藝愛好者，卻連一封通順的信都寫不出來，可見香港教育是多麼失敗，連封信都教不會人寫，弄得這些人只好去做「詩人」。
在香港，假「詩人」完全可以是無心之得，比如我們的特首先生，只要哪一天他手上沒有智囊們寫好的文稿，由他自由發揮，他的任何一次講話，無論是表示欣喜還是憤慨，都是一篇上佳的「新詩」。這大概是連他老人家自己都始料不及的，他以為自己是「政治家」，但一開口，不由得他不做「詩人」了。
香港的很多「詩人」，都是這麼誕生的。
（蘋果日報二０一０年一月三十日）
文字的囚徒
劉健威
李純恩罵也斯，罵得很狠很毒，事緣他看到兩首也斯的詩，「那一段文字，花了我五分鐘的生命，看了又看，每個字都認得，但放在一起就不知道他究竟在說什麼。還是個在大學教書的『學者』，這般水平，不過數十來個字就露了底」、「在香港，這類『詩人』特別多，因為語文根基太差，思維能力也有問題，所以講話和寫文章都有障礙……。」
的確夠惡，恃的是有地盤，你讀不懂，怎麼不是自己而是人家的問題？是不是你沒學過化學物理，就把這方面的學者都罵成是騙子？
他罵的是也斯的兩首詩《人面》和《鴛鴦》，兩首都是詠物詩，詠的是食物—人面，就是粵人常用作做菜的?棯，也斯借這首詩，寫一個人的成長過程：「擁抱過也碰傷留下黑斑／在盤中飽經文火的蒸熬／不再計較皮膚緩緩舒開／露出了核上滄桑的人臉」；《鴛鴦》則是借港式飲品抒發對開放文化的期待和讚美，恰恰就是李純恩那種狹隘、粗暴文化態度的相反：「五種不同的茶葉沖出了／五種香濃的奶茶，用布袋／或傳說中的絲襪溫柔包容混雜／沖水倒進另一個茶壺，經過時間的長短／影響了茶的濃淡，這分寸／還能掌握得好嗎？若果把奶茶／混進另一杯咖啡？那濃烈的飲料／可是壓倒性的，抹煞了對方？……」
詩，有啥難懂？李純恩不懂，是一輩子躲在一個狹窄的文字牢籠中，沒有耐性和包容去接受、理解另一個更闊大的文字世界，他以為自己能掌握和讀得懂的，就是中國文字的至高標準，驕傲得去罵別人文字根基差，去「憐憫」寫現代詩的人。
他沒反省的是自己沒受過現代主義文化的洗禮，欠缺的正是那麼一根弦，連淺白的現代語言也讀不懂。這兩首詩，由一位外國學者一字一句地翻譯出來了，一個中國人卻讀不懂，說倒底，那是文化，而不是文字的問題。
（信報二０一０年二月四日）
妄想新詩人
李純恩
有個叫「也斯」的新詩人，接受「壹週刊」記者訪問時，提到我有一次在文章裏得罪了他，他的許多朋友圍剿我，我怕了，於是去找陶傑，去跟他的朋友葉輝打招呼，說寫那篇文字，實因沒有題材而已，見諒則個。
看「壹週刊」那段報道，起初以為在看文藝創作，繼而才明白，世上真有精神自瀆，妄想入腦的事情。
我不認識也斯這廝，只知是個文字不甚通順的新詩人，得罪了便得罪了，有甚好懼好怕，要託朋友去說情的？此事子虛烏有，葉輝先生陶傑老弟尚在人世，這廝竟也敢作這死無對證的「創作」，就不怕記者去找當事人問問真相？可見如非平時慣於說謊，便是妄想入腦。
世上如此多虛妄之人虛妄之事，寫專欄何愁沒有題材下筆？看「壹週刊」報道，才知道這廝的朋友們駡我是「文字撈家」，真是高興之極。「撈家」者，偏門也，那駡我的人，便是自認名門正派了。這就令人想到武俠小說中那些虛情偽意的名門正派，打不過人就稱人歪門邪道，拳腳不行，只好去搶口舌的便宜，以為就能駡死人了。卻不料，將我抬到了張無忌的地位，幸甚幸甚，文字撈家這廂有禮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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