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淇瀁（向陽）談余光中
詩人余光中今天早上病逝於高雄。知道這消息時，我正在桃園機場開車回學校的高速公路上，聽到民視新聞報導這則訊息，相當錯愕，不捨。九十高壽的他，如葉枯落地，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段路，捨病離苦，也是福壽雙全了。
我與余光中先生認識甚早，從初發表詩作到辦《陽光小集》時期，他就對我多所鼓勵；對於舍弟林彧更有賞識之恩，林彧的第一本詩集《夢要去旅行》就是他為之作序，對於林彧表現都市生活的「都市詩」頗為肯定，並以「為現代詩的長途另闢了一站」多所鼓勵；我的詩集《十行集》之由九歌出版社出版，也是他親向蔡文甫先生推薦所致。這樣的提攜拔擢之情，迄今不敢或忘。
而他對活躍於1980年代的《陽光小集》的支持也讓我難忘。《陽光小集》當時對現代詩壇衝擊甚大，由於年輕，對於前行代詩社、詩人常有不敬之語，他不以為忤，不計較毫無稿費，經常提供詩作或譯詩給《陽光小集》，用包容和期許的心對待激進的年輕一代。《陽光小集》這本詩雜誌也常見曾經與他有過激烈論戰的唐文標先生作品，他從不介意，未發一言。這些，都讓我感佩。
事實上，年輕時的余先生也曾是「激進份子」。1960年代他負責《文星》雜誌詩頁，也寫過不少主張「西化」的文章，盛讚過李敖主編的《文星》雜誌「是勇敢的，它不按牌理出牌，而且，只要看準了，往往全部show hand，決不逃避。」他還曾以〈剪掉散文的辮子〉批判當時主流的散文界是「紙業公會最大的恩人，它幫助消耗紙張的速度是驚人的。」是年輕時的銳氣、才華和激進，樹立了他的風格和聲名。
這一生中，他參與過大大小小的論戰，從年輕到晚年。年輕時他和紀弦、蘇雪林、言曦論劍新詩，後來和洛夫之間也有「天狼星論戰」；中年時他和唐文標、顏元叔論戰；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他也參與其中，發表〈狼來了〉一文，指控當時的鄉土文學是「工農兵文藝」，這個指控對他往後的文學令譽造成了相當巨大的傷害。
他在晚年對此一事件的發生，曾表示：「當時情緒失控，不但措辭粗糙，而且語氣凌厲，不像一個自由主義作家應有的修養。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過當，令人反感，也難怪授人以柄，懷疑是呼應國民黨的什麼整肅運動」。想來也是悔不當初的，只可惜已然難以挽回。
我中年之後，因自立晚報經營不善而離職，進入學院，有一段時期和文壇疏於往來，與余光中先生的接觸也日少。我們見面多在文藝界聚會場所，每次見面他總會問：「林彧好嗎？他的近況如何？」他知道我與他立場並不相同，近二十年來與我漸行漸遠，所以不問我近況，卻疼惜林彧依舊，對林彧回鄉賣茶、生活起居，總是放在心上。
晚年的余光中先生發起「搶救國文教育聯盟」，在今年八月發生的高中國文課綱爭議中，他大聲疾呼不可刪減文言文比例；很遺憾的，我卻站在主張並推動大幅調整課綱的一方，與他相左。想起年輕時他對我和林彧的提攜和關愛，也感到相當無奈。
如今他已遠行，缺憾都還給了天地。無論他生前喜不喜歡、滿不滿意這塊土地，他的文學終究還是台灣文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西子灣來去的波潮，也將永遠記得他的容顏和身影。
圖為余光中譯詩手稿，《土耳其現代詩選》之〈等著你〉（作者康尼克，Orhan Veli Kanik, 1914-50）。
（
林淇瀁臉書二Ｏ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林彧談余光中
【舊日光中】
拔河的繩索會呼痛嗎
會的，在永恆的時光中
一端是讚譽，一端是譭侮
拔河的繩索會呼痛嗎
不會，從永春到恆春
兩地都是異鄉，都是家鄉
這條繩索連繫著
師徒之情，有時緊，有時放
無須更拉近，也難以鬆綁
三十九年前，初逢青髭正盛的淡江
三十三年前再訪，客寓沙田，在香港
此後鑽進鑽出，廈門街的雨巷
四十年來，那條繩索
牽到手上的，是黑色電話線
問生，問死，問短，問長
那條繩索，像鐵軌一樣
有幾處斷了，有幾次大轉彎
這回先生下車，是在哪站
拔河的繩索，不會
呼痛，高雄燈下的白頭翁
請在那端給我祝福，繼續縱容
※注：拔河的繩索指的是這首拙作：
【拔河】
母親，我是一條繩索，
兩端的人使勁地址著我；
過來左邊！
過來右邊！
過來過來，母親，在爭奪中，
沒有人看見我暗暗垂淚，他們
拉著我，扭著我，絞著我，
為了決定一場與我無關的勝負，
我委屈地在風塵，左右徬徨。
母親啊，我是一條繩索，
一條繩索不值得費心探索，
他們索討的是勝利，並不擔心
我在他們手下無辜地
斷了。母親，我是
一條繩索，在比賽後，
兩邊的人扔下我，
各自回去咀嚼甜美或酸苦的戰果，
留下殘傷的我蜷臥成一團，
左邊也
不過去！右邊也
不過去！
～1983.03.14作
～1983.09《台灣詩季刊》
（下午忙完宅配，上網卻見一片哀輓，然後《台灣醒報》社長林意玲邀稿，要我寫篇文章追念恩師余光中先生。取消了原排定的針灸治療，我找出余先生在1984年為我的詩集《夢要去旅行》所寫的序文，睹物思人，驀然想起，1978年在淡江的「復興文藝營」，那年，他從香港飛來台灣，擔任我們新詩組的指導老師，從此師徒情緣一牽近四十年。但除了這篇序文，師徒之間卻甚少談詩論藝，偶有書信，說的也只是工作或生活瑣事；若有電話，也都是與師母范我存女士撒撒嬌而已。
兩個月前，我才寄出詩集《嬰兒翻》到高雄，在書上我還寫下「隔了29年才再出詩集，真是愧對師恩。」如今突獲邀稿追思，感愧之餘，也只能以一首詩送行了。）
※另附的是，當年返鄉賣茶，老師寫詩相勉。請見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linyu.arthur/media_set?set=a.2125323373413.2128772.1255768325&type=1
（
林彧臉書二Ｏ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老詩人的手稿與草稿】
我始終相信：「字如其人」。行事草率者寫不出工整筆畫；畏首畏尾者其字跡必然形縮力淺。大器之人如向陽，筆力雄渾；瀟灑之士如侯吉諒，書頭字尾都含帶春風。
八十三歲的詩人余光中老師的字體則是：一絲不苟。我輩編輯人、撿排員、校對最喜歡收到的稿件就是此類，而余老師尤其為各報社副刊編輯熱愛，每獲珠璣鴻文，大家都是先影印、留原稿，再以影本發廠撿排。人間副刊更直接將原稿縮版，「詩書並茂」刊出。
余體鋼筆字妙在：筆力剛直多變化，結構工整不失靈氣，風格寬緩溫潤。見字如見人，恭賞詩人手稿、書信，彷彿余老師就在座前不急不徐地開講，江南腔的國語，沒有太多的手勢，言談有物卻暗藏謔語，兩道濃眉只在得意處微微振翼。
然而今天要分享的是：詩人的草稿。一般常見余老師的整齊劃一的手稿，殊不知，在定稿之前，詩人的刪修工程不小，心機思路總在字裡行間翻轉騰越，觀賞詩人的草稿，方知；寫作之事草率不得！
標題旁的紅字「36」表示，這首詩共36行。「奉茶侍母」是在1984年，我致書余老師，告以「想辭職回鄉陪伴母親一事」事隔多年，老師還記得此事，顯然他也有存信習慣～
詩中「君子之交淡如水」其實是老師不忍責問：身為晚輩弟子怎可疏於請安？真是慚愧啊！（余老師每遇向陽或我的時報同事都會託話垂問近況，我卻總以忙為藉口而原諒了自己的失禮……）
（
林彧臉書二Ｏ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楊佳嫻談余光中
余光中（1928－2017）在高雄的住處距離我家頗近，母親大人說晨間運動時多次遇見他們夫婦也在散步，且上前搭訕，且閒聊，並勇敢承認她是我媽。
《天狼星》、《蓮的聯想》，應是我最早自主購買的詩集中的兩部。其意象之飛馳、聲色的羅織安排、現代古典的融用，確實在少年時代學寫作時，起了積極作用。後來我認為他的散文更好看，寫詩的講究拿來寫散文，加之以幽默、機智與博識，始終能維持在較高的水平，比張曉風耐讀多了。反而是詩，近二十年來趨於簡單，輕淺，冰姑雪姨之類，幾與鄭愁予的龍年詩「輝映」。
他對於文化、政治、語言、教育的見解，也大約是在這二十年吧，幾乎成為保守派的代表。不過他佔據的位置太高，那些譏嘲之聲，大抵像是遠雷而已。他早年為現代詩寫過鏗鏘的辯護，周旋牴觸保守派意見，以美妙的文字與剛強的口吻一一擊落，那時候大概想不到日後自己會變成保守的象徵吧。奇妙的是，無論台灣政治氣候如何變化，年輕一代如何排斥，總體來看，余光中始終享有不墜的聲名與資源。
倒是一件小事可說。余光中八十大壽時，忘了是不是出版社來問，能不能到公開場子來，和其他後輩詩人一起，讀詩慶壽。猶豫是猶豫的，思及年少時也受過沾溉，得益不少，這一點值得感謝，就去了。朗誦時，變更斷句方式多處。回座位，余光中主動站起來，走過來，非常客氣，道謝，握手；握手時低聲說，「你把我整首詩的斷句都改了啊」，接著一笑，「但我聽得出你為什麼這樣改」。
（
楊佳嫻臉書二Ｏ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沒有人伴他遠行 悼余光中先生
須文蔚
余光中出席2014年台北國際書展簽名活動
余光中《雨聲說些什麼》手稿
余光中先生驟逝，港台讀者同悲，一位文壇巨星隕落，世上難得再出現如此集現代詩、散文、評論與翻譯兼備的大文豪了。對港台年輕讀者來說，恐怕不太清楚，余光中先生1974年至1985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期間，為台港間文學思潮的交流與匯聚做出巨大的貢獻。
余光中在六Ｏ年代即對香港詩壇有所影響，不僅僅出自作品的感染力，更來自大學中講學的春風化雨，讓詩教從校園擴及到文學圈。鄭樹森就指出，1964年自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的香港僑生溫健騮，在政大時曾旁聽余光中在西語系兼課的「英詩選讀」，就深受余光中的感染。溫健騮返港後接編《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在1967年1月6日介紹李賀《北中寒》之濃縮。文中對李賀的推崇、希望新詩能夠調和現代和古典，與余光中隔海呼應。而另一位留學台灣師範大學的香港僑生羊城，也是余光中在英文系的學生，1967年5月5日在《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開始寫專欄「棖煇詩話」，也回應溫健騮，強調要掌握中國文字的特性，注意傳統格律、聲韻、響度，自古詩吸收音樂性。在在顯現出，余光中的詩學理論與實踐，通過溫健騮、羊城二位，間接在港推廣流傳。
余光中的香港歲月
余光中在1974年於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後，改在中文系教書，更接任過中文系主任。開設有：「中國新詩」、「中國現代文學」、「比較文學」，和中文碩士班的「新文學研究」與「高級翻譯」。五四以後三十年間的新文學，余光中在大陸的少年時代就已經有所接觸，但在台灣受限於出版管制，仍能接觸的少數作家只有徐志摩、朱自清、郁達夫等人，七Ｏ年代的香港卻毫無禁忌，為了教學而重新閱讀新文學作品，他有感而發：「早期的那些名作家，尤其是詩人和散文家，真能當大師之稱的沒有幾位，同樣是備課，我從他們那裏能學到的東西，遠不如以前教過的『英詩』、『現代詩』和『英國文學史』，但是不成功的作品甚至劣作，仍然可以用做『反面教材』，在文學課上，教學生如何評斷劣作，其價值，不下於教他們如何欣賞傑作。」余光中在中文大學開設一系列新文學課程，開風氣之先，其後黃維樑、梁錫華也接力開設，再加上在八Ｏ年代開始學術圈重視香港文學，中文大學裏盧瑋鑾、黃繼持陸續開課，造就了香港文學教育的變化。
余光中在中文大學期間所指導的學生中，以西茜凰、王良和在香港文壇最受注目。西茜凰本名黃綺瑩，是黃維樑的胞妹，1975年畢業於中文大學英文系，第一本書《大學女生日記》由余光中作序，八Ｏ年代中期出版，寫沙田校園裏愛情故事，是香港知名的小說家。而王良和在八Ｏ年代中期畢業於中大中文系，現在是知名的小說家、詩人與評論家，詩風從余派走出，卓然成家。
余光中與香港作家
余光中在教學之餘，經常投身香港的文學活動。和台灣以副刊為主的文學傳播不同，七Ｏ年代的香港有70家報紙，190種雜誌期刊，香港辦報和辦商業一樣，以營利為目的，因此報紙大部分刊登娛樂性報道，投合讀者口味，副刊多為專欄方塊，也鮮少舉辦文學活動。余光中所參與的社會實踐，多為青年學子興辦的文藝活動。根據余光中的描述：「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兩校的學生會，聯合舉辦了好幾屆的『青年文學獎』，對香港大專和中學的文學創作風氣鼓勵很大，兩校的『文社』也經常舉辦演講會和文藝營之類的活動，以補正規文藝教育之不足，一九七六年夏天，『全港學界徵文比賽』和『突破雜誌社徵文比賽』，規模也頗大，另外一個大規模的文藝活動，是每年十一月舉辦的『香港校際朗誦節』，參加的中小學生在千人以上……這種種活動我不免都要參加，不是擔任主講，就是擔任評判。」要斷言，余光中藉由擔任評審而直接影響香港的文風，未免過於輕率，無論如何，評審的影響力往往透過評審會記錄傳播給作家，評審意見成為一種獎勵的承諾，會刺激參賽者盡量去符合評審的偏好，構成參賽者的預期反應，余派因此隱然成形，與文學獎、演講與座談散發的影響力，恐怕有一定的關係。
「沙田文學」緣起
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學期間，與宋淇、黃國彬、梁錫華、黃維樑、蔡思果等人相友好，余光中戲稱為「沙田幫」。實際上應當是一個沒有共同文學主張的文學社羣，隨着七Ｏ年代中期的因緣際會，這批作家匯集在香港中文大學，可說是香港高等學府文學園地空前的一段花團錦簇。這羣人最重要的人物是余光中，但他從未以領袖自居，也未想過成立文社、詩社。正式將「沙田幫」或「沙田文學」推向文學評論界，梁錫華與黃維樑的努力，功不可沒。梁錫華的〈沙田出文學──香港文學史一則〉一文，界定「沙田文學」的範疇與意涵。黃維樑的〈余羣、余派、沙田幫〉一文，則從出版品、教科書選集以及學術研討會等方面，討論余光中影響下的沙田文學風潮。顯見，沙田文學指涉的範圍從余光中在沙田時期的文人雅聚，擴及「凡是在沙田任教或從那裏畢業的學生，並有可觀的作品發表者，均可視為沙田作家」。黃維樑曾說：「沙田已不僅是沿河海開墾出來的一塊土地──香港的一個衛星城市；它是崇山峻嶺懷抱之中，迴響着韓潮蘇海的一塊文學良田。」
在爭議聲中保持冷靜
1974年余光中赴港後，即遭《盤古》雜誌發起的〈余光中是愛國詩人嗎？〉的批判，以及來自各方的攻擊，余光中說過：「來後不久，我的右言不悅左耳，一陣排炮自左轟來，作者站在暗處，多用筆名，顯得人多勢眾的樣子，老實說，那樣的炮聲並不震耳，我笑一笑，且當歡迎的禮炮聽吧。」可見在左翼的攻擊下，余光中的處境很艱難。台灣不少人疑惑，何以在鄉土文學論戰時，余先生會寫出〈狼來了〉，有次楊牧提及，余先生應當沒有惡意，只是一種擔憂吧！回到文學史的現場，應當可以證實，余先生的心境確實是擔憂台灣左翼的興起。
余光中先生說過：「潮流起落，理論消長，派別分合，時而現代姿態，時而古典花招，時而普羅口號，都只是西征途中東歸道上的虛影幻象，徒令弱者迷路，卻阻不了勇者的馬蹄。」余先生是文學研究的勇者，詩人在文學上真正的影響力，遠遠還未能真正呈現，還要時間才能印證。
近年來，隨着香港文學的蓬勃發展與在地化，1980年以降「余派」與反對者的爭論，早已停息，「影響的焦慮」或許在台港都化為一股伏流。這就是經典文學迷人之處，可以抗拒風潮、時代、區域甚至語言，余先生以一生的努力豐富了台港文學，相信兩地的讀者心中都永遠會銘刻余光中的名字。
2017.12.14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台港文學傳播的大文豪：懷念余光中先生。手稿圖片及info照片由中華文化總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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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余光中，福建永春人，一九二八年生於南京，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碩士，歷任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校教授，以及國立中山大學講座教授。曾數度講學美洲。一九八五年起定居高雄西子灣。半世紀文學生涯悠遠、遼闊、深入，著作凡五十餘種，其中將近一半為詩集，風格多樣，主題繁複。文學活動廣大而恆久，詩藝爐火純青，為當代文學名家。余光中才學出眾，文采斐然，始終是文壇焦點，藉由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學涵養，與英美文學的專業訓練，開創出中國現代詩、文、評論及翻譯之新風貌，筆耕不輟，著作等身。著有詩集《舟子的悲歌》、《藍色的羽毛》、《鐘乳石》、《萬聖節》、《敲打樂》、《在冷戰的年代》、《白玉苦瓜》、《天狼星》等多種。二Ｏ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於高雄病逝，享壽八十九。
作者簡介：國立東華大學教授‧系主任（台灣花蓮）
（《明報》二Ｏ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到高雄探望余光中先生
黃維樑
六月十七日作者（右二）攜家人到高雄余府探訪余光中伉儷（左一和二）。（圖片由作者提供）
印有余光中先生詩的布袋。（圖片由作者提供）
澄清湖《太陽點名》詩碑正面。（圖片由作者提供）
五十二年前開始閱讀余光中先生的作品；初見余先生，是四十八年前的事。在香港和台灣高雄的大學先後與余教授同事，一共接近九年；當然，我是晚輩同事。
去年七月，得知余先生跌倒受傷，住院多天。我與余先生和余太太一向有通電話，知道大概。是年秋冬之間，讀到余先生親撰的文章《陰陽一線隔》，頗吃一驚，因為所述情形比電話中說的嚴重。他寫道：七月十四日太太急病住院，「次日我在孤絕的心情下出門去買水果，在寓所『左岸』的坡道上跌了一跤，血流在地，醒來時已身在（醫院的）牀上，說話含糊不清。再次日才能回答我是某人」。已有三年沒有見面，詩翁如此「蒙難」，我應該前往高雄探望兩位老人家。
詩翁現在更需要保護
我是長期老讀者，內子和犬子讀齡較淺，也都是詩翁的知音或粉絲。內子背誦過長長的《尋李白》一詩，酷愛其名句：「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餘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幾乎可以和長沙的知音李元洛作背誦比賽；她還在學報發表過文章，講詩翁的一九九Ｏ「梵谷年」；二Ｏ一Ｏ年八月深圳音樂廳的大型詩樂晚會「夢典」，余先生是主角，內子則為晚會的策劃和導演。犬子和余爺爺「交流」過多次，深圳、香港、澳門都有他們留下的大小兩雙腳印；他對《鄉愁四韻》和《唐詩神遊》等詩，理解雖然不透澈，背誦卻非常流暢。去高雄探望二老，當然要「三人行」。
因為護照、簽證、學校假期等問題要解決，終於在六月十七日，三人從香港飛到了高雄。下午即到余府，見到的詩翁，手持拐杖，行動緩慢，身體弱了。
二Ｏ一一年余先生八十二歲，在意大利佛羅倫斯攀登百花聖母大教堂和覺陀鐘樓，直至絕頂，和達芬奇一樣看盡文藝復興的佛城全景。兩年後在內地西安，仰視着小雁塔，躍躍欲登，導遊說：「很抱歉，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不准攀爬。」老者如童稚般不聽話，放步登高，塔外的風景不斷匍匐下去，終抵塔頂。杜甫當年登大雁塔時四十歲，詩聖九泉之下有知，對豪氣干雲的「小余」，一定大加稱讚。不過是登塔五年之後，今年六月所見，詩翁行走要靠手杖，有時還要人攙扶。
余先生近年重聽，兩周前做了白內障手術，視力未恢復；加上另眼有疾，寫詩並不朦朧的長者，眼睛卻有點朦朧。這次在余家客廳，他說話不多，音量不大；對不少話題，余太太倒是滔滔而談，或補充先生內容，或娓娓憶述細節，語言清暢。她去年病後，康復良好，現在精神爽健，雖然也屆耄耋之齡，看來卻年輕。
和二老「閒話家常」時，余先生在我耳邊說：「維樑啊，我現在去不了學校，又開不了車，難道我的校園生活就此結束？」大學向來是余光中傳詩道、授文業的大講壇，高速馳車是他「咦呵西部」（在美國）、馳騁寶島的大樂事，他還想望過在神州的絲綢之路「飆車」，追蹤古英雄的足跡，如今只能輕輕地嘆息。他喜歡旅行，行畢多有寫遊記；其中外遊記山水與人文共融，情趣與辭采兼勝，陳幸蕙稱他「極可能是現代文學中『遊記之王』」。詩翁如今的旅遊，多半只能神遊了。
妻子范我存女士愛丈夫護丈夫，才不讓他做這事做那事。張曉風有文章寫余太太，名為《護井的人》；詩文傑作如泉噴湧的老作家，余先生現在更需要保護。
「左岸」雅舍談詩誦詩
詩翁行動緩慢，「護井的人」不讓他到西子灣中山大學山頂的文學院辦公室。室中一壁海景窗戶之外，其餘三壁和一地板堆高的書刊，以及不斷湧進的新印刷品，文字的墨浪甚於西子灣的海浪，任何人都難以招架，遑論書海暢泳。然而，久違了妻子之外的另一個終身伴侶，思念之情何時或已？
二ＯＯ四年夏天，我和陳婕參觀中山大學光華講座教授余先生的闊大辦公室，十分驚訝，對她說：「從前在香港中文大學，余教授的學校辦公室和宿舍書房，各類書報刊各就其位，井然有序，書齋不鬧書災。」余先生為人寫序，結集成書，書名正是《井然有序》。時隔十三年，我想現在辦公室的災情一定更為嚴峻。其實不去辦公室，家裏的書報刊還是整理不完的。
自從遷出中大校園的宿舍之後，余家一直安居於高雄市中心之北，在一心路二聖路三多路四維路五福路六合路七賢路八德路九如路十全路再北上，在光興路的左岸大廈。大廈在愛河之西，以左右分西東，即是左岸。中國長江以東的南京蘇杭一帶，謂之江東，或稱江左，人文薈萃；巴黎有塞納河，其左岸是文化蓬勃之區。文壇重鎮安家於「左岸」，不亦宜乎！
余家在左岸高樓安居多年，寬敞而不豪華的大宅，因為「卷帙繁浩」過甚，乃另購新居，在原宅的下一層。新居擺設簡雅，明亮素淨，成為會客之廳。我從前在台灣教書的那些年，數度探訪，且曾留宿。如今所見的「雅舍」，擺設與書刊比前增多了。馬英九先生曾二度來此探望余先生伉儷。他敬佩詩翁，曾購買余著《分水嶺上》數百本，囑咐各級官員閱讀，藉此提高中文寫作的能力。
在「左岸」的雅舍，我自然想到《雅舍小品》的作者——他私淑的恩師梁實秋先生。梁先生在一九八Ｏ年代不管師生關係是否構成「利益衝突」，大加稱讚：「余光中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成就之高，一時無兩。」在雅舍，我們談詩，也誦詩。
犬子若衡受命背誦《讓春天從高雄出發》，念到中間的「讓春天從高雄登陸」，正繼續朗讀「讓木棉花的火把」，戴上助聽器傾聽着的詩翁，敏銳發覺，溫和地指出：「接下去應是『這轟動南部的消息』。」
晤談時，余家的「老三」佩珊博士一心二用，邊聽邊對着電腦做她的創意產業文案。近年這位東海大學的教授，常駐中國東海的左岸上海，發揮其專業所長。去年二老住院醫療，幾位千金先後從外地回來探視照顧，余先生對此「情動於中」而欲形於詩，告訴我說：「正在構思一首詩，寫幾個女兒回來探病、探親；將來有一天回來卻是要……」跟着補充說：「不過，我會寫得『subtle』（含蓄）一點。」余太太不想接續這話題，指着茶几上的荔枝，叫大家繼續品嘗。
我這個資深讀者怕甜，壓下食欲，卻記起詩句：「七八粒凍紅托在白瓷盤裏／東坡的三百顆無此冰涼／梵谷和塞尚無此眼福／齊璜的畫意怎忍下手？」余光中有詩寫荔枝：在冰箱冷凍後才饕而餮之。
在雅舍談詩，我還帶有使命：索取最新出版的集子，扉頁有親筆題贈，由我帶回去送給李元洛兄。詩翁體雖弱而心健，近月仍用功不輟，大幅度增譯增注舊版的《英美現代詩選》；一問，才知道此書新版尚未面世——卻也快了。
中山大學余光中詩篇
六月十九日我們來到中山大學校園。圖書館裏有「余光中特藏室」，該室六年前揭幕時我出席了儀式（典禮中我的發言後來寫成《筆燦五采，室藏五財》一文，收在拙著《壯麗：余光中論》裏），參觀過藏品。這日瀏覽珍貴手稿等物，內子眼尖，一張香港中文大學給余先生的聘書，被她發現：一九七四年起詩人任中文系教授，月薪高達港幣七千一百八十元（此外還有住房津貼等）。年前犬子在澳門大學聽余爺爺演講「旅遊與文化」，屏幕上亮相了有詩人Robert Burns的英鎊鈔票，和有畫家Delacroix的法郎鈔票；凝視信件，他「見錢開眼」的眼開得更大，對香港的大學教授薪酬，極感興趣，表示希望長大後要當教授。
在知音和粉絲必遊的特藏室，王玲瑗女士向我們介紹附屬「余光中數位文學館」的新內容，並解說正在拍攝的「余光中香港時期」紀錄片，還要求我在香港配合拍攝等事。
趁着在校園，內子進入書店，購買了印有余先生詩篇的多種禮品，包括雨傘、布袋、茶杯、杯墊和鉛筆。余教授曾勸說年輕人「少買名牌，多讀名著」，而今名著通過名牌詩人而可讀，內子大感滿足。
詩翁的詩篇廣傳校園。炎陽下我們揮汗遊觀，看到行政大樓門前的四根圓柱上，貼着余先生親筆書寫的詩四首：《西灣早潮》、《西灣黃昏》、《西子灣在等你》；當然，還有非常著名的《讓春天從高雄出發》——有一年我乘搭計程車，赴高雄文學館講《余光中與高雄》，談話中得悉司機也知道此詩。張曉風形容余光中的硬筆書法，謂其「勁挺」、「方正」，「像他的臉，也像他的為人」。詩翁的字，自成一家；在詩文之外，我們多了一種「余風」。
校園裏的國際會議廳命名為「光中廳」。另一建築校友會館，名為西子樓，裏面有余教授的詩《西子樓》，燒製成陶板的；是日熱昏了頭，竟然沒有到館參觀。
十七日下午抵達左岸大廈的管理處，在登記訪客資料時，我順便說要拜訪的是中山大學的「鎮校之寶」，管理員更正我說：「余教授是高雄之寶，是國寶啊！」我想，對於馬英九先生兩次來訪，管理員一定印象極為深刻，引以為榮。
詩碑詩園、機場題詩
鎮校之寶的詩韻，飄逸出中山大學校園。二Ｏ一二年元旦澄清湖水邊豎立了詩碑《太陽點名》，年前王慶華兄帶我來此參觀過。這次與妻兒來高雄，出發前犬子受命背誦它的片段：「春天請太陽親自／按照唯美的光譜／主持點名的儀式／看二月剛生了／哪些逗人的孩子／『南洋櫻花來了嗎？』……」。六月二十日上午由徐錦成教授駕車導遊，到澄清湖看詩。
水清湖大，曲橋幽徑，幾經尋覓，才在「蜜蜂世界」附近找到棕褐色的長方形詩碑。犬子最高興，雙手張開如鵬鳥展翅，歡迎大家來讀來賞這高雄的太陽和花樹之頌。詩碑立在鮮美的芳草地上，幾株小樹茂葉青蔥；詩碑兩側的白鶴芋，豐潤的花瓣和葉子白綠相映。詩碑面對湖水粼粼，彷彿太陽面對百花美草。不過，陽光和水分也有負面的作用；五年經歷，有點滄桑的詩碑，似要面貌更新了。
澄清湖之外，高雄幾個地方也有余先生的詩。中山大學的附屬中學，校園裏有「余光中詩園」，共有詩翁自己選定的二十首。詩園在二ＯＯ八年十月建成開放，翌年我來此參觀，還寫了一篇導賞的文章。後來佛光大學研究生陳小燕就此詩園種種，撰成碩士論文。
高雄市內的歷史博物館，有一面牆的瓷磚燒製了楚戈書法的名詩《讓春天從高雄出發》。我多年前觀覽過，書法豪邁，但詩牆被樓梯阻擋，位置不佳。這次時間不充裕，澄清湖之後，錦成就驅車直奔機場，我們卻又再見余先生的作品：二十三號候機廳的貼壁長框，銀光閃閃，是詩翁撰作手書應景的《台灣之門》。此詩得來不易，在機場幾經詢問才知道所在地。長框裏兼展示余先生自譯的英文本。原詩首句是「高而且雄」，末有「充盈與豪興」、客機正在「攀升」的象徵性詩意。「高而且雄」，這首詩應該放大，擺放在機場的大廳大堂才對。
十七日至二十日四天三夜的高雄行，和余先生和太太一共聚首三次；詩是余家事，「閒話家常」之外，共進晚餐兩頓。十八日晚，余家第二位千金幼珊教授也在；陳芳明教授是日從台北來高雄演講，晚上來看詩翁伉儷，一起進餐。從高雄到台北到香港，文藝話語豐富，談興頗濃，幾有高雄西子灣校園和香港沙田校園昔日高士雅集的風采。
作者簡介：（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作者為香港學者、作家。）
（《明報》二Ｏ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