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6日 星期一

《文藝季》

《文藝季》是一份在香港出版的純文藝刊物,1962年5月創刊,由雲碧琳主編,合共出版了三期。《文藝季》是由專門出版文藝書刊的五月出版社負責出版。有關刊物名稱的來源,雲碧琳曾在文章裏回憶道:「記得當時約了好幾位朋友茶敍時曾說過,這段時間,由於政治刊物明顯地『開到荼蘼』,正是文藝季節。於是,靈感突來,便用上了『文藝季』三字。」《文藝季》最初計劃每月出刊,後來決定先以季刊形式出版,如果讀者反應良好,才改為月刊。《文藝季》於1962年5月出版了創刊號後,至翌年夏季才出版第二期。由於第一、二期銷量不太理想,第三期印數很少,至今流傳不多。

雲碧琳表示《文藝季》是希望做到「理論與創作並重」,因為「那一年代,政治與文藝的理論多多,總覺得辯白一下文藝本位的理論是很必要的」,在出版了三期的《文藝季》中,她認為有三篇理論性文章是值得再「宣揚」:一篇是「創刊話」,其實是一篇把政治排除在文藝以外的「宣言」,由慕容羽軍執筆;一篇是〈十年來的海外文藝〉,十三妹對此文也有好評;第三篇是江東流譯的〈荒野的呼喚序〉,在云云中譯傑克‧倫敦作品的評論中,還沒有見解如此獨到的文章。創作方面,《文藝季》刊登了李輝英、任穎輝、司馬長風、秦松、楚戈、慕容羽軍、張拓燕、辛鬱、上官予、盧文敏、梓人等多人作品,文類包括小說、散文、新詩、文學研究等。

另外,《文藝季》在封面設計和裝幀上也投入了不少心思。「文藝季」三字出自書法名家于右任先生手筆,封面和封底選用了嚴以敬、秦松的畫作,小說插圖有來自本地藝術家的彩、鋼筆或世界各地的油畫、木刻和銅刻等,許定銘認為「走進《文藝季》,不單讀文學,還能欣賞藝術。」

(香港文學通訊二0一一年三月第九十二期

任穎輝是誰?

任穎輝是誰?
黃仲鳴


有誰看過這部書?有誰還記得它的作者?照片由作者提供。

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出版的一本雜誌《學友》裏,有個名喚任穎輝的作者,寫了兩篇論說香港文學的文章,一篇是〈報紙小說窒息新文藝運動〉(刊總第九期,一九五五年五月出版),另一篇是〈論香港的新文學運動〉(總第二十期,一九五六年四月)。這兩篇文章,雖畧述了當年的香港文學狀況,但以所謂正統文學的心態來觀照,視野流於偏狹,甚至以管窺豹,可見作者才識有限。

任穎輝何許人也?

根據〈論香港的新文學運動〉一文,他說:「記得十九年夏,我到香港《天南日報》編輯副刊,取名《明燈》,純以新文學姿態出現,卻沒有引起香港文化教育界普遍的注意。」

「十九年夏」,當是一九三零年,以此而推論,到了五十年代,他應是個中年人,甚至是步入老年的作者。《學友》的作者,有於今尚健在的慕容羽軍老先生,特撥電話一查。

慕容羽軍說,任穎輝在一九四九年前,是中山大學歷史系的教授。來港後,曾任職《中南日報》主筆,寫了不少歷史雜文和評論文章,閒時還寫小說。

於是,我往圖書館四處搜集,發覺任穎輝確是小說著作等身,得十二大本,有否遺珠,還待查究。這十二本粗畧一翻,應是介於純文學與流行小說之間,或可命名為「中間小說」,也沒甚麼出色之處。正所謂「高不成低不就」也。

這十二本小說,除了《夜香港》出版於一九五四年外,其餘悉為六十年代的作品。此後,即不見有著作面世。慕容羽軍說,與他甚少聯繫,是否已仙遊,何時仙遊,也不得而知。姑勿論如何,任穎輝如此關心香港文學,如此筆耕不輟,雖沒享大名,但他在香港文壇上,就如此湮沒;一些香港作家辭典,也沒將其編入,實是憾事。

任穎輝雖是報人,從事編輯副刊,對報刊的連載小說,卻是口誅筆伐。研究香港文學的人都知道,香港不少文學作品都是先見報而後輯成書的,當中有不少傑作。與任穎輝同時代的作者,如傑克,如侶倫,如高雄,如黃谷柳,他們不少作品為學者論說,都是先由報刊連載。絕對不能說報紙小說是窒息新文藝運動。

任穎輝所持的理由是,「這些新文藝作品是長篇連載居多,為了吸引讀者,每天得製造一個高潮,或把故事有意的弄得玄秘些,聳人觀聽,而對於整篇創作的完整性,和結構的嚴謹,與人物性格的素描,反而忽畧了,甚至前後脫節、矛盾之處,在所常見。」這種現象,確是一般連載小說的弊病,但不能說這就是「窒息」新文藝的主因;不少作家在報刊連載後出書,都有修訂,而每每也成為「經典」之作,如黃谷柳在《華商報》連載的《蝦球傳》。

晚清以來,報業漸趨發達,不少作家依賴報刊而生存、而創作,是新文學的誕生園圃。當然,報刊小說良莠所在多有,端視作者的才識學而已。

任穎輝的小說,是否先連載後出書,那還待求證。而他這些作品,我一定抽個時間細看,品評一番。

文匯報二00八年一月廿六日)

2012年1月15日 星期日

陳雲和他的《香港城邦論》

陳雲和他的《香港城邦論》
蘇賡哲

香港的陳雲教授是德國哥廷根大學哲學博士,赴德前曾執教於樹仁及珠海書院。返港後擔任過港府政策顧問。我覺得他最重要的著作是近日推出的《香港城邦論》。此書洋洋數十萬言,很值得在這裏扼要介紹。

原生城邦是希臘式孤立城邦,後來出現漢撒同盟這種城邦聯盟,加強締約後成為民族國家,促成聯邦制訂立。香港是東方專制主義沙漠中歐式綠洲,是享有自治權的城邦。這是陳教授對香港城邦的基礎論述。他認為香港唯一出路是以現實政治為依歸,毋須屈從大陸利益,也不必等待中國民主化,港人重認城邦歷史,以自治意識和北京周旋,劃定中港權力疆界,以香港為本位,香港優先,香港第一。

陳教授提出城邦論,客觀形勢是他覺得香港民主黨自政改一役投了共,出賣香港人,中斷香港民主進程。而激進民主派又為了自身未來選票利益,標榜反對族羣歧視,無條件支持新移民,忽視了整體香港的福祉。在這種情況下,香港須要走出一條新路。

本來,香港就是國中之「國」,小憲法規定除國防、外交,內部事務由港人自理,高度自治。香港有和大陸不同的政治經濟制度,最明顯的是和大陸之間有海關。香港人要保存自己的優先次序,和大陸保持距離,不要希望大陸民主化。如果大陸快速民主化了,可能比中共更不利於香港。

《香港城邦論》的讀者,不一定知道陳教授居留德國時,是當地中國民主運動組織負責人。他有實幹能力,使當地民運比其他很多海外民運地區幹得更出色。今天,是甚麼原因令陳教授提出完全相反的主張說:「對於香港,民主中國比共產黨專政更危險」?我的看法是,自「六四」迄今的20餘年間,陳教授對中國大陸人有一個從失望到絕望的感知過程。他說:「大陸的問題,並不只是中共領導層病了,而是全民都病了。

大陸人是一羣在規則不明的扭曲環境長大的、經歷種種天災人禍的倖存者,每個人心中都有罪疚和怨憤。要成長、要入黨、要謀職做事,都要認識潛規則,鑽研漏洞。那是一個充滿倖存者的罪疚與怨憤的病態社會。他們怨恨自己的命運,但無法改變,卻又責怪別人不施予救助;他們憎恨極權者,卻又暗地感謝極權者令他們有幸成為眾多生存競爭的倖存者」。他又說:「看透了大陸平民的心腸,就會懂得放手,放棄大陸。」此外,他說:「沒有人民的共謀,這種殘暴統治可能持續六十年嗎?」

陳雲所謂放棄大陸,意思是不要希望大陸民主化。因為他認為「中國急速建立民主政府,以那羣對香港充滿憤恨和索償心理的大陸人,是會蹂躪和虐殺香港的。」 因此,他提出「香港人要趁早完成一國兩制的自治建設,也要中共接納香港的城邦身份,在亂世互相保護」。

大家都記得,葉劉淑儀說過:希特勒也是民選上台的。陳雲教授認為急速民主化的中國,可能滑入法西斯軍國主義,由「中共法西斯」變成「中國法西斯」,香港當然危殆。陳教授的香港城邦論,基本上是精神鼓動,要香港和大陸加強阻隔,實際提供的辦法不多。他說有些新移民去到香港,卻支持共產黨極權政府;反對自由民主及不服膺現代價值,同時卻要領取香港福利及佔用公共資源,反過來對付香港人,令香港走向衰亡。所以新移民應該由香港政府甄選才可得到居留權。其他實際辦法,有待他和網上同志繼續努力

懷鄉書訊二0一一年十二月廿八日)

談香港新移民
蘇賡哲

世上每個地方或多或少總有本土排外意識,文明如美國、加拿大、歐洲、澳洲都不例外。台灣人的「台灣優先」、「台灣第一」,就是更清晰的例證。

香港本來是個由難民及其後代組成的城市。它的原居民人數稀少,1949年大量逃避共禍的人南下,帶動它發展成為開發都會。後來陸續有不願接受中共專政的人抵港,令它進一步繁榮。這些人的共同政治立場,基本上是反共拒共。

當然,他們並非鐵板一塊,有時際遇會令人改變立場。例如劉夢熊是昔年逃難者,後來和大陸做生意發了達,當上政協委員,便不再有難民的反共拒共立場。

近些年來,情況起了很大變化。這個由大陸難民起家致富的城市,也逐漸有排斥大陸新移民的聲音。新近,嶺南大學陳雲教授在所著《香港城邦論》中說:「有些新移民來了香港,卻支持共產黨極權政府反對自由民主及不服膺現代文明價值,卻領取香港福利及佔用公共資源,反過來對付香港人。」他的香港城邦理論,就是要「劃定中港權力邊界,一切以香港為本位,香港優先、香港第一」。

發生這種排斥大陸新移民現象,原因有多端。陳雲的指陳顯示出,今日大陸新移民和以前逃難抵港難民的政治立場完全相反。他覺得這是因為這些新移民六十年來蒙受中共毒害故。另一方面,香港和加拿大不一樣,香港沒有甄審大陸移民入境居留的權力,而是由中共決定誰可以移居香港。1997年主權易手後,中共要提防香港民主化,必須在香港操縱選舉,除「種票」外,最徹底的辦法是「種人」,亦即是讓他們的支持者到香港去,過一個時期得到選舉權,便是中共及其利益代理人的鐵票。

此外,還有另一種新移民,他們的心態像胡平所說:「深受專制之苦的入容易對自由民主有過分浪漫的期待,一旦直接觸實際便不免有所失望。」即使不是中共所「種」的人,移民到香港後,發覺香港並非黃金之城,財富垂手可得,反而必須比在內地更辛苦,才能勉強維持生活。艱苦一段時期,仍生活在社會底層。於是心生怨望,而致投共挾共以挽回自尊。

我覺得這種移民加拿大也有,而且不是大陸移民獨有心態。

懷鄉書訊二0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生孩子分化社會
蘇賡哲

我十多年前在香港時已發現住址被陌生人登記為選民住址,數年間不斷將選舉通知書退回,但政府有關部門完全無跟進行動。証明「種票」不自特區政府時代始,得過且過的官僚系統助長了罪惡。之前以為建制派仗寵大資源,以利誘所得選票始終有限,無非一些「維園阿伯」之流,雖然香港人口結構改變,大陸新移民的投票意願也不高。可如今「錢」、「人」合流,陳雲的「投票機器」論已有很大機會成立。-dd2

真想不到中國大陸孕婦「衝進」香港產房會演變成嚴重問題,並招致香港社會分化和對立。

大陸孕婦力爭在港產子,目的是令下一代有居港權,然後曲線令父母也有居港權。其次是香港接生條件比內地可靠。她們大多有相當財力,付得起費用,即使一些私家醫院乘機大加價也不在乎。財大氣粗,待產時有一些和香港生活文化很衝突的行為,令牀位資源被佔據,只能躺臨時帆布,甚至躺鋪在地板上牀墊待產的香港孕婦大表不滿。

引致社會分化的原因在香港有凡大陸人必支持的土共左派,又有反共拒共但宣稱同情弱者的激進新左派政治組織,還有不少慈善團體,他們都支持大陸孕婦到香港產子,指反對的人是法西斯。

反對者的代表是陳雲教授。他說:「左翼是反法西斯的,但法西斯不在香港,在中國大陸。中國大陸正在向香港輸入某些信仰法西斯的人口,難道香港人不能加以辨別和攔截嗎?假如當年納粹德國向西歐輸入信仰法西斯的人口,難道西歐國家不會反對嗎?」他嘆息這些激進反共左翼反了一輩子法西斯,居然不知道法西斯在羅湖橋之北。

陳雲認為,從大陸抵港的新移民「很多有忠於共產黨的思想,充當中共的平民間諜;很多也會成為中共的投票機器。」不過他說明這只是他的判斷,無法證實。

以前也有港人到美、加產子求得居留權一。由於地理距離太遠,不能像大陸孕婦臨產才衝急症室,因而人數不多,又無政治立場問題,才不致令這邊人士反感。

懷鄉書訊二0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陳雲的被害妄想與香港城邦論(書札)


我在想,如果這兩年間我沒有接觸過主流傳媒以外呈現的香港社會,如果我沒有對中國及香港的關係思考太多,如果我沒有讀過任何左翼著作,那麼這本書肯定會讓我讀得欲仙欲死。

我們不妨從歸納本書開始。

不談「理想」,只談「現實」

陳雲以「現實政治」自居,一切以香港作為本位,他要回答的問題是:到底香港的利益如何才能最大化?

陳雲要講「現實政治」有他的理由,我們現今要面對中共這個洪水猛獸的進迫,不能再講「理想政治」了,將一切正義的理想、將一切改變大陸的想法拋棄吧。既然改變大陸無可能,那麼我們就只談我們香港能如何自保。

三個角色的舞台

因此,陳雲為這個「現實政治」的舞台設想了三個主要角色。

第一個,是英殖政府。英國是偉大的工業革命祖先,也是偉大的自由主義根源,故此港英政府也同樣是個好東西。港英政府有多好?港英政府為香港帶來了民主、法治、教育、經濟增長、基礎建設等等等等。它帶來的「英國標準」更是香港進入國際社會的「扶手杖」,而且英國對香港的「殖民地剝削的感覺不明顯」。

第二個,是中共。中共是個徹頭徹尾的大壞蛋,他無時無刻都在想怎樣才能摧毀香港的「自治」地位。他不斷將內地「法西斯」人民輸入香港,又在經濟上不斷加強對香港的控制,取代香港「自給自足」的優勢。總之,中共是法西斯,是專制暴政的代表,它一直都在毒害香港人的本土事業,「中共的本質是病毒。」

第三個,便是香港本身。經過英殖政府的培育,香港已經是個人間樂土,她是「東方專制主義沙漠中的歐式綠洲」。為了對抗九七回歸以後中共暴政在香港的擴張,香港必須建立本土意識,必須像一個「城邦」那樣搞「自治」。這個自治就是脫離中國的政治體制,變成一個與中國互不干涉的自治城市。

三個意圖

陳雲之所以要如此設定人物,是因為他的三個意圖。

第一,陳雲要讓香港與內地割斷任何在情感上、民主發展上的關聯,只剩下一個「互助」的利害關係。陳雲要怎樣辦?他要證明的是中國大陸的未來無論如何都是絕望的。一方面,他要否定「民主統一中國」的說法,因為歷史上中共的「暴政」已經證明中共本性難移;另一方面,就算中國民主化,「比起極權的中共,更能危害香港」,因為香港將「被佔盡道德高地,無法拒絕大陸的融合和苛索」,更甚者,「那群對香港充滿憤恨和索償心理的大陸人,是會蹂躪和虐殺香港的」。

因此,香港與中國便應只剩下利害關係了。陳雲認為現今大陸對香港實行的是「配給資本主義」,以強大的經濟實力迫令香港降於中共,加強香港對中共的依賴。這是不對的,真正要建立的是一個「互助」的利害關係才對,那就是一方面讓香港成為中國的金融服務、財務管理之地,另一方面維持香港的經濟自主性。

第二,陳雲要為香港在歷史及文化上建立讓人自豪的身份,故此英殖歷史在他眼中是美好的。香港有今天的國際地位,全歸因於「英國統治香港的一百五十餘年」。「英國殖民者從滿清帝國手上割去香港,成立商埠,與中原分隔,自此確立香港的城邦格局,成為東亞散播自由氣息與文明制度的基地」。

第三,陳雲要點出香港如何走「自治」的出路。他認為香港對大陸的貢獻極大,是大陸害怕失去香港,而不是香港害怕失去大陸。書中他又列舉六點大陸對香港的顧忌,在此無謂重覆。最後陳雲提出多條原則指出香港可以如何走向「自治」,包括雙普選、貨幣自主、保障本土資源等等。

實然的問題:香港「自治」是否可能?自治會更好嗎?

實際上,陳雲的計劃是頗為吸引的。試想想,如果我們不用管中國大陸,然後香港又有「民主」、又有自主權、經濟又發達,那不是挺好的結局嗎?

因此,我們必須要處理一個問題:陳雲的計劃,即是香港的「自治」是否可能?而這個「自治」是否會帶來一個更好的結果?

第一個問題很重要,現今大陸資金救活香港股市樓市、大陸遊客為香港創造大量消費、香港商品要透過中港貿協進入大陸市場,為甚麼我們就可以說香港能夠「自治」呢?

陳雲的回答是,可能!為甚麼?「至於那些問題:香港人能夠從中共取得自治權嗎?香港離開大陸可以生存嗎?香港有足夠治港人才嗎?這些問題,通通不需要問的。有了信念,就有答案,就有實踐的道路。」

神說要有光,便有了光。

第二個問題的答案是,會的,香港一定會更好。因為在陳雲眼中,大陸是沒法子去救的,它對香港的「侵略」只會越來越放肆,誰也無法料到未來的大陸會發生甚麼事,因此今天保著香港是為未來劇變的一個準備。更何況,香港搞自治,有了議會民主,將會成為日後中國走向同樣民主道路的示範呢。

這些紙上談兵的話,說來容易,但實現會如何,恐怕你我都無法回答。譬如說,大陸資金撤走對香港的打擊會怎樣?失去來自大陸的消費又會怎樣?陳雲自然不會處理這些問題,因為他覺得「信念」大於一切嘛。

應然的問題:我們應該搞這樣的「自治」嗎?

退一步問,我們又應不應該用這種角度來看待中港關係,甚至是香港自身的歷史?

在書裡,陳雲不斷將中共與中國人民混淆,認為凡是中共統治下的人民都是邪惡的。總之,大陸人在陳雲眼中都是不諳人話、道德敗壞的禽獸,這些禽獸的惡行隨處可見:開車碾死了小女孩行人不屑一顧、騙子神棍小偷通街跑、公安協助中共壓迫人民等等等等。因此「大陸人並不是你想像中的善良同胞」,我們香港人還要靠攏如此邪惡的大陸嗎?

不,就算我同意以上事件都是不可饒恕的,但我們根本無法憑此判斷廣大的十三億人都是邪惡的,最近烏坎村農民的抗爭就是一個反例。更重要的是,在陳雲眼中並沒有公義可言,凡是大陸發生甚麼事,香港都沒有責任要負,他要迴避港商在珠三角地區剝削了多少農民工的責任,而港商到大陸設廠只是「富貴險中求」罷了;而且,香港受到大陸關照的種種好處,通通都是中共侵略香港的陰謀。

我們要怎樣看待它?

陳雲是個很厲害的煽動者,他狠狠地命中了香港人中心主義的核心。在書裡,他不斷強化大陸冇左香港唔撚得、香港歷史好撚光輝、大陸真係好撚邪惡的形象,然後搬弄一個「城邦自治」的說法來蒙混過關。說穿了,他一方面將香港人的地位推上神枱,聊以滿足我們無盡的虛榮心;另一方面將香港與大陸千絲萬縷的關係化約成只有利害的「現實政治」。

我們會讀得很舒服啊,一個口甜舌滑的人在你耳邊不斷告訴你,你有多好,你有多漂亮,你其實不必依靠他/她啊,你可以獨立自主。

這種說法之所以很動聽,是因為我們會很簡單地接受了陳雲的前提:香港不應理會大陸的一切,香港只需要管好自己。

一方面,甚麼是「香港」?「香港人」能夠以一個整體看待嗎?從這一種「香港人團結一致對抗大陸」的說法裡,我們從來不會看見香港內部的分化矛盾,到底為甚麼香港還有整整一百萬人掙盡最薄弱的工資,而肚滿腸肥的大商家、資本家就能夠逍遙快活?這難道又僅僅是萬惡的中共的責任嗎?

另一方面,如果要改變以上階級分化、貧富懸殊的問題,我們能夠不同時改變中國大陸嗎?再退一步,就算僅僅出於無以名狀的正義感,我們還是應該關心大陸人民的狀況,不是嗎?

限於篇幅,我無法逐一反駁陳雲對香港歷史的理解、對中國歷史的理解、對英殖的歌功頌德等等。最後我只想提提最近的烏坎事件。如果按陳雲的想法,我們根本用不著去管那些受官僚體系壓迫的農民,他們的死活與我們何干?可是,最後我們仍然會為農民的抗爭呼喊,為貪官的暴行咬牙切齒,這就是公義的伸張。問問自己,我們何曾因為利益而悼念八九六四?我們又何曾因為利益而關心大陸人民的狀況?

中大學生報::根二0一二年一月六日)

一個封閉論述—— 讀陳雲《香港城邦論》
曾瑞明


陳雲早前出席關於其新書的活動。

時代已詭譎得叫我們喘不過氣,到處都是欺詐、權謀、滲透。除非麻木不仁或者已犬儒至極,我們不能不躁動、不安,希望自救、自強。歷經保衞皇后碼頭、反高鐵運動,我們更希望建立自己的社羣身份,來對抗政權和市場向我們的「去公民化」。然而病急別亂投醫,祈求警世良言時,別要因為「啱聽」、「過癮」,就見神殺神,見佛殺佛,陷入迷霧而不自知,那就壞了。

陳雲先生的著作一向好讀,《中文解毒》也是刻下批判「壞鬼中文」的最佳作品。
然而拿起新作《香港城邦論》,看到那全知式的語調,還有不容挑戰的態度,愈讀就會愈感不安。比如陳雲說從中國來的都是間諜,但卻又說無法證實,他也不會接受任何挑戰——這實在是最差的書寫態度,特別是這種有學術包裝而無基本嚴謹的讀物,遺害可大可小。陳雲書寫的封閉性格,其實在過去其「我私故我在」專欄談鬼狐仙怪時已見端倪。看的過癮,但細心一想,那是作者自成的世界,外人根本無法挑戰真假。當用私密語言系統來評論公共世事,作者當然可以自我保護,但也失去了被批判的可能。

奇怪推論

讓我們先將陳雲在本書的思想大概勾勒出來。其實說起來,也相當簡單。筆者在通識教學期間也接觸過不少類似的思路,但陳雲的當然複雜一點,詭譎一點︰首先,中共是壞到不行的,我們不要對她有一絲希望,她不倒,固然繼續腐敗,她倒了,陳雲也認為之後建立的「民主政府」也會不利香港,可能會相當「法西斯」,強搶「港女」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你問有何真憑實據或者論證,作者或會叫你「走着瞧」或者擺出「不信你會後悔」之類的態度,封閉性格盡顯。

然而,陳雲筆下的英國管治,香港則好到不行,香港人因為宗主國有文明法規,是那些一片漆黑的中國人的反面。這些「大陸人」基本上是無得救的,所以香港人不要妄想自己可以改變中國,只可保持距離,你好我好。香港要自救,只有盡量獨立,但又不是獨立。因為我們是「城邦」,非國非市,一國兩制,河水不犯井水。這既是公義,又是自利,又可利國,上上之策。

寫作的行為

某些結論有道理,比如香港不要過分依賴中國,過分擔憂邊緣化,失去了自己應有的自主性,應發揮主動角色。但前提建基於「香港超好,中國超壞」的浮沙上,就似乎太危險了。比方說為何僅僅在香港出生的人會全是文明的呢?很多人僅僅是偶然生在香港,那些「不文明」的香港人是否該被驅逐出境?香港人在外在內的胡作非為大家都有眼睛看到。陳的解釋很差,幾乎就是香港人生在香港就是不同的。為何陳雲又說歡迎大陸的富人、叻人來香港,這是因為義嗎?如果中國人在共產黨統治下全是面目無光,那我們為何又要想他們的「利」呢?社會學家Malesevic在他的著作《身份作為意識形態》一書已提出我們別以為可以分開談「身份」和「利益」,已美化自己私心,陳雲在本書則全無這種小心。我又想起魯迅在《狂人日記》的矛盾,中國人如果壞到不行,只有狂人才清醒,那麼魯迅的寫作行為是為了什麼?某些過火的態度在認真寫作不應該出現,特別是不少有心有力的青年人視陳雲為學習對象。

還有英國治下竟是陳雲描述般那麼一塵不染,恩風處處,還施予我們「民主」和「法治」——那是一種印象還是獨斷?在港英政府管治期間的社會運動者在哪裏?港英拖延香港民主化純粹因為擔心中共滲透,沒有其他原因?隱而不宣,這是史德的問題。香港人建立自主性可以不擺脫殖民的陰影嗎?「中共萬惡、港英文明」的二分思維是我們建立身份的堅實起點嗎?這則關乎史實了。

什麼是城邦?

陳引希臘概念「城邦」,並指出阿里士多德認為「城邦是為好生活而存在的」。但如果我們因為想追求美好生活就把香港視為城邦則未免太過天真。亞氏的城邦(polis)一般被譯作英語(city-state),幾近不只等於城市或只等於國家,但也不是沒有國家和城市的元素,那麼說香港既不是城市也非國家是什麼意思?她真的可以翻譯成「城邦」而沒有讓其他意義欠缺或溢出嗎?比如亞氏在《政治學》一書論及的城邦便是有獨特歷史意義的,如人口只得幾千,可以進行直接民主,有奴隸制女性地位較低,相當精英制。說香港是一個城邦,難道正正是立足於這種優等vs劣等的前設嗎?

談城邦的另一個重要角度就是公民會籍(citizenship)了。誰人有公民會籍本身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那既是政治也是倫理和法理問題。但陳雲傾向簡化問題,把擁抱一個地方的價值與否作為接納新移民的必要條件,甚至給人是「唯一」條件的印象,那是一個看似有理而無實際意義的論斷。政治哲學家沃爾澤提及的「澳洲的白人」政策便引述一個澳洲的移民局長的問題︰「我們尋求一具同一性的國家。有沒有人可以合理地否決它?不是每個國家都有決定國家構成的基本權利去嗎?」根據這邏輯,任何人如果干預或破壞了種族國家的同一性,就不應容許他成為該國家的成員。如果這樣的話,旅行期間誕下的嬰孩也不可得到該國國籍,而婚姻和同化都會受到監控。但是這代表要限制其他人的自由,而限制其他人的自由,正正是要有法理和道德根據的,同一性並不是唯一的價值。如果僅僅談擁抱價值與否作為有沒有公民身份,那就顯出陳雲高舉法治卻不理法治的一個矛盾之處。另外,怎樣判斷一個人是否忠於所謂「香港價值」?竟然是「宣誓」這麼幼稚的建議!這大概不是怎麼「現實政治」了。或許,陳雲不會認為這是問題,因為來自中國的必然是極權派來的,必然與香港價值矛盾,因此新移民與違反香港價值已成等號。

啓智變成反智

筆者同意限制移民是應該的和需要的,但也不是這種拙劣的理由吧!妖魔化別人來建立我們的身份認同,這是不論左翼或右翼都不應接受的手段。陳雲的書裏也幾乎沒有新移民的聲音,他們只是一羣面目模糊的幽靈,但他卻說他可以隨時徵引被納粹黨迫害的猶太人的故事。這就是說故事者的專權,什麼故事要講只看他的,並有必然的不可挑戰。

筆者和學生探訪「劏房」,了解世情,當中的社會工作者告訴我們新移民往往都是很想適應香港,努力自強,否則也不願來冒險,更沒有打算來弄糟香港。

我們有沒有先聽他們說話?香港有幾多人的祖先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香港的公民身份和氛圍改變了幾多人的精神和行為?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故事,這比起一個人的獨斷,更有意義。這對於建構香港公民身份的工作,也更加實在。

篇幅所限,只是企圖指出陳雲「理論」的封閉性格,提醒普羅讀者而已。諸君勿把事情弄複雜了。香港需要觀點,但也需要更縝密論證過程。如果是這個時代將一個以批判為己任的作家變成獨斷,啓智的變成反智的,那也未免太令人神傷了。


《香港城邦論》是陳雲的新作。

(信報二0一二年一月十四日)

陳雲回應曾瑞明(一)
陳雲

青年中大哲學系畢業生曾瑞明在《信報》用了大半版,評陳雲《香港城邦論》,題為「一個封閉論述——讀陳雲《香港城邦論》」。以下是他提出的質疑和我的解答:

1. 他說香港人也有壞的,不能盡說香港人比大陸人文明,故此說我說的是論斷,是無法證實的「封閉論述」。我答:普遍性的社會判斷,基於長久的觀察及例證。大陸有極多的假貨、毒貨,路途見死不救,案例罄竹難書。香港人也有壞的,但行事有法律及道德底線,社會也有正義感,當然我這是無法證實的論斷,即使我用好多社會科學的論著來支持,也這是推斷,無法證實。因為只要有一個香港人是壞蛋,這種推斷就失效。然而,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用的論證方法,與自然科學的歸納法、證偽法和實驗狀態之假設不同。這些方法學的問題,讀哲學的人應該清楚吧?

2. 曾君質問我說大陸近年的新移民會充當中國間諜,要我提出證據。我在書中已經說過,這些新移民是被動地呼應中共的指揮,區議會種票和回港投票已經證明。當然,這些左翼會追問,投票是暗票,你陳雲怎麼知道種票的人、坐旅遊巴士回港投票的人,一定投給土共呢?

3. 曾說,那些不文明的香港人是否要驅逐出境。我答:書中從未有此論述,反而書中表明,香港容許多元價值,香港人可以反對香港,批判香港。

4. 曾君質問我,為何會不歡迎大陸孕婦,卻歡迎大陸富人、聰明人來香港投資,這是合乎正義嗎?我答:曾瑞明根本無法理解什麼是Realpolitik和政治現實主義。

5. 曾君問,要大陸人宣誓效忠基本法和認同香港價值,是要建構同一性的身份認同嗎?我答:根本不是。大陸移民經過香港批准入籍之後,宣誓只是告訴他們香港的價值,他們入籍之後,可以持反對意見,甚至動議修改憲法。這是《香港城邦論》明明講了的。這是正常的民主共和精神。你們左翼要當我是右翼法西斯,要貼標籤,請你們確實徵引我的書中段落,不要胡說。

6. 曾君說,我無機會給新移民發言。他教通識班的時候,帶學生參觀劏房,社工告訴他,新移民好想融入香港,也不想搞壞香港。我答:正是要融合新移民,故此必須限制移民及陸婦產子,使得香港有足夠資源照顧新移民,避免他們邊緣化和貧困化,這是負責任的移民政策。我在《香港城邦論》也寫了的。

7. 奉勸這些左翼青年,在批判《香港城邦論》之前,好好再讀一次。當然,好多人就是讀不明白,無法接受政治現實主義,無法理解我提出香港要排斥中共干預但歡迎中國借助香港,香港要排斥陸婦卻要歡迎大陸富人來港花錢和投資的現實態度,特別是讀哲學系和文化研究出身的左翼分子。

總結而言,為何香港會有這麼戇居的左翼青年呢?我的看法,是由於往昔英國執政香港,用政治現實主義操持香港政局,調停了東西方的政治冷戰和中港之間的經濟合作,令香港得益,但這種英國式的利益政治和歷史智慧,沒有傳授予香港社會及學界。故此,香港有極其愚昧的商家,也有極其愚昧的左翼,但好少正常執政能力、議政能力的香港人。這是方便英國殖民地的愚民政治,我在《香港城邦論》也批判了的,《香港城邦論》是要批判性的承繼英國的殖民政治和文化的,並非高舉英殖的,我用了整整五頁(頁169-174)來論述,曾瑞明就是讀不到。

最後,《信報》用的書的封面(見上面的轉載),上有香港市徽,這是誤導的,刻意誣衊陳雲高舉英國殖民主義,配合曾瑞明的攻擊。此書封面,並無此香港市徽!香港也有造假的,也有不文明的,這便是個證據。曾君要好好利用《信報》這個證據,下次再寫書評吧。

陳雲臉書二0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陳雲回應曾瑞明(二)
陳雲

為什麼陳雲的《香港城邦論》會遭某些左翼分子和社運人士謾罵?

好多搞社運的人,習慣了以前英國殖民的仁慈威權統治,只要抬起道德主義刺激一下英治政府,政府就會好快矯正,並由得社運者領取功勞,也會感激社運分子指出政府看不到的行政缺失。

九七之後,港共政府是中共奴隸,無所作為,這套泛道德譴責已經失效。社運人在驚愕之中,不知如何是好。《香港城邦論》推出,採取政治現實主義,主張香港依照充實一國兩制,自治而不必反共,香港政治中立而盡取中西方利益。這套政術,其實只是英治時期的改良而已。問題是,英治政府從不明言這套政術,也不授予香港政客或學界,只是默默執行。現在陳雲將這套政術在《香港城邦論》呈現出來,當然被人謾罵,說是鼓吹反智啊、詭詐啊、挑釁族群歧視啊、拒絕窮人來港產子卻討好大陸富人啊、放棄中國民主化的責任啊。諸位,你以為我好喜歡擔任這種鼓吹政治現實主義的角色,被人謾罵的嗎?你以為我不喜歡坐在左翼人士的位置上,安享無所作為又有道德光環嗎?我陳雲是犯賤嗎?

都不是,是由於香港危在旦夕啊!你們走去擔心台灣赤化?你以為馬英九連任總統,他會成為共匪傀儡嗎?人家有輿論看住,有反對黨看住,有美國看住的啊。我們香港,有什麼反對力量在抗衡,有什麼監護力量看住?大家醒定一些好不好?

老實說,知道我寫書經過的面書網友,都知道我並不願意寫這本書,在宜居灣區規劃事件(2011年初),我甚至寧願置身世外,不理政事,若非網友苦勸,我根本不會回應。共產黨已經害得我幾乎家破人亡,你以為我還能撐持很久嗎?我知道這個貼文,會惹來更多的左翼和五毛黨攻擊,但我不在乎。香港城邦自治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情,是大家的事情。書寫完了,喜歡不喜歡,支持不支持,實踐不實踐,世事成、住、壞、空,不生不滅,無垢無淨,以我這個修行佛法的人來看,你以為我很在意嗎?

陳雲臉書二0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2012年1月11日 星期三

我和白光有份緣

我和白光有份緣
呂恩


我兒子兒媳去新、馬、泰旅遊回來,對我說,他們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郊區參觀了一個奇怪的墳墓,叫「琴墓」。是一個中國出生的歌星兼明星的墓,她的名字叫白光,問我知不知道這個人?我說:知道她。

白光是在抗戰時期上海(上世紀的四十年代)很有名的電影明星兼歌星。她生在北平,白光是她的藝名。原名史永芬。早期在北京演過話劇《日出》中的小東西,和張瑞芳、石揮同台演出。1937年她去日本拜師學美聲唱法,和李香蘭同拜一個老師。回國後,在上海進入電影界拍電影、唱歌。她每部電影中都有插曲,很快紅了起來。尤其是她的歌聲,帶磁性的女中音,家喻戶曉,每人都愛哼上幾句。她唱的是流行歌曲,所謂的靡靡之音。

在1945年「抗戰」勝利,我從重慶回到上海時,白光已經離開上海,息影了,所以我不認識她。

1947年的下半年,我被北平的「中電三場」邀去北平工作。到了冬季,我在演一部電影,每天早上去燕京大學拍外景,早六點以前要進化妝室上妝。每次我到化妝室,總看到一個女子在裏面卸妝。一兩天後,我們由點頭認識而開始說話(那化妝室裏只有我倆),才知道她就是白光。她也在「中電三場」拍戲,拍電影《十三號凶宅》。她拍夜場,早上回家休息。

我們每天在那裏見面約一小時。她卸妝後回去,我上妝後出去工作。她很健談。說話爽直,我們雖是初交,但像老朋友一樣,甚麼都談。她說:她在上海那會兒,如何拍戲,如何唱歌(那時是敵偽時期的上海),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因她和日本人有染,倒霉了,只好淡出影壇,回到了老家北京。上海的資產被沒收了,她成了個「窮光蛋」。

來到北京,她擠進了她父母的一所在西單附近的小四合院內居住。一家老小,還有一個正在上北京大學的妹妹。他們一向靠白光的接濟生活,如今沒有了生話來源。怎麼辦?「人不能讓尿敝死」,白光說,「想辦法弄錢」。這段期間她到天津最熱鬧地段,「小白樓」的夜總會去唱歌,和美國兵鬼混,混了一年多總算一家人活了過來。後來懲治漢奸她又淡出了。「中電三場」找她來拍戲,她高興得跳起來,甚麼條件都不講就來了。

從她的穿着打扮上看,穿的都是不合時尚的服裝,大冷天出門,雖然廠裏有車接送,連件大衣都沒有,總是裹着一張美國軍用毛毯,看上去她的生活確實拮据。我因過去聽到對她的各種說法,印象太深,有偏見,把她的「坦率」當成「無恥」。我們只是泛泛之交。

快到年底,我在「三場」的戲結束了,我要回上海過年了。廠裏為我開晚會歡送,請來一些賓客。如謝添、魏鶴齡、林靜、宗維賡、徐昌霖,還有京劇演員趙榮生等,也有白光。大家起哄要白光唱歌,點名要她唱在上海時唱的那首《你不要走》。她開始不唱,人們拍手歡迎,她還是不唱,最後她生氣了,走到台前說:那些歌,我是為了賺錢唱的流行歌曲,靡靡之音,我怎麼可以在這裏給我的朋友送行唱?我不能唱這些歌。眾人一聽都啞巴了,不知如何是好,接着她又說:我現在為我的朋友唱一支歌,說完就拉開嗓子用美聲唱法唱了起來,唱的是一首英文經典名曲一百零一首中的一支叫《 Santa Lucia》,譯成中文是《桑塔.露琪亞》的歌。 Santa Lucia是一個女子的名字,內容大意是:在黑夜即將來臨,群星燦爛,碧波蕩漾中,歌者喊着她的名字,盼望她來到他的小船上。

一曲唱罷,四座震驚,我也被她的歌聲打動。對她不僅是音樂連對她的為人,都刮目相看。臨別時她對我說,我等我的這部片子站住了腳,我也要到上海來的,並要了我上海的地址。

我回到上海很快就去了香港。聽說白光真到上海來了,在那裏拍了很多電影也唱了很多歌,白光在上海又紅起來了。過了不到一年她也來到香港,到處找人捎信要跟我見面。因她太張揚,每到一處總有那麼多人圍着,我不喜歡那樣,我沒有去會她。

我想回解放後的祖國了,有一天早晨,我到九龍彌敦道買點東西,在路上邂逅白光。她一把拉着我手,緊緊不放地說:我到處託人找你,你為甚麼不理我?我說:「你太忙,太愛熱鬧,我不想湊熱鬧。」她說:「今天早上我沒有事,我就住在附近,上我那裏坐坐,我們好久不見了。」我說:「你沒有事,我有事。」她追問我:「甚麼事?」我說:「我要回去了。這裏不是久留之地。」她靜了下來,低頭說:「你可以回去,我不回去,他們那裏也不要我,我也過不慣那邊的清苦生活。」我問她以後有甚麼打算?她說:「沒有打算,我也不是不想成家,也有人要我,可是我吃不了苦,我需要錢養活我。有些有錢的人,他們願意要我,我嫌他們年齡大,我不喜歡,我喜歡的年輕人又沒有錢,所以……沒有辦法,就這麼混下去吧!」我無言答對,最後我們告別時,我只說了一聲「你好自為之」,我們默默的分手了。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

1950年初,我回到了上海,又去東北,以後在北京定居。「運動」一個接着一個,都從文藝界開始,我自身難保,我與在海外的親朋好友都不敢聯繫。有時只在心裏暗暗思念,以後連想都不敢想了。

「文革」結束,改革開放了。我的一位朋友到香港去工作,他是天津人。那年他回來探親,順便來看我,給我帶來兩張白光八十年代初的照片。還說:他和白光在香港認識了,白光知道他認識我,所以託他帶回來送給我兩張照片。三十多年過去了,真沒有想到,白光還會記得我。我問他,白光現在如何?他說她不演戲,也不唱歌了。但是她很忙,在港、台、日本、南洋之間穿梭奔走。我又問白光的個人生活你知道嗎?他說不清楚,好像還是一個人。我被以往的運動搞得昏頭轉向,心有餘悸,仍然沒有敢和她聯繫。

又是幾十年過去,我從兒子口中才知道白光的最後消息。

白光在1969年到吉隆坡演出,遇到了比她小26歲的知己,顏良龍。白光說:緣份來了,千軍萬馬也擋不住,兩人在吉隆坡相廝三十年,直到白光離世,時年七十九歲。一年後,顏良龍為白光在吉隆坡郊區的富貴山莊墓地建了一座墳墓,還建了一座用黑白大理石相間的「鋼琴」,打開電鈕就可以聽到白光的歌聲。所以叫「琴墓」。

白光琴墓

蘋果日報二O一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2012年1月2日 星期一

一編苦道去來今 為高伯雨先生眾書重刊而寫

一編苦道去來今 為高伯雨先生眾書重刊而寫
小思

題目借用饒宗頤先生〈題伯雨兄聽雨樓雜筆〉(見附錄)一首中一句,這寫於五十年代中的詩作,首首都見文人知交的肺腑之言,同時也道盡高先生居港五十二載,從事歷史掌故寫作、歷史翻譯、編輯、出版等文化工作的艱辛苦況。

早年讀高先生隨筆,佩服他資料翔實,文筆卻輕盈可讀,不因講史而沉悶。到了八十年代初,我因研究香港文學發展史,中間遇上日治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骨節,資料缺乏,忌諱又多,苦難入手。終於萬分冒昧向高先生求教。冒昧是因沒有人介紹,我寫信到報館求見,沒想到老人家一口答允,這樣就成全了我以他為師的機緣。

十多年來,我因教學工作忙,故我們並不常見,但一見面即長談大半天。他指示我該如何切入淪陷時期的資料蒐尋,我最感動的是他並不如一些人般顧忌,許多人對與己有關的事件,多避而不談,他說清楚那時候他和其他文化人的處境──為生計逼不得已在日據報刊售文、偶也參加了日人組織的文藝社團。這些問題,對我來說,全然陌生,高先生卻主動向我提及,並指引了重要線索,讓我掌握材料,對當時文化界動態,作公允觀察。

跟隨高先生多年,說來十分慚愧,我只顧及自己想研究的範疇,年限止於五十年代初,因為我並不以他為研究對象,就竟完全沒有問及他五、六十年代以來的文化工作情況。在寶山旁卻輕易放棄尋寶,這種錯失已無可挽回。說起錯失良機,我不止錯失了對高先生自己事跡的訪談,眾多老前輩,如陳君葆、侶倫、徐訏、司馬長風、三蘇諸先生,我都沒做好應做的研究工作。八十年代初,我開始研究香港文學,是孤身上路,沒有任何支援,不像今天可申請得大筆資助,請幾個研究助理,組成團隊,自己坐定指揮便成事。我利用公餘時間、私人力量去逐步追查,進程完全不理想。我還有極「不佳」的心理狀態,就是:不敢問人私事、不敢索稿索書索字、不敢錄音,因那時候,甚麼人物訪問、口述歷史,還沒有興起,老一輩人見到錄音機就顯得不自在。我頂多也只請求拍一兩張照片而已,回家憑記憶把面談要點寫下來,一切缺乏專業程序。說了這麼多個人處境,其實只希望承認:我沒有研究高先生的著作、行事。

儘管我未把高先生當研究對象,但我認為我是了解高先生晚年心境的。他每談到辦《大華》、辦大華出版社、在不同報刊中寫稿,便耿耿於懷地說,幾十年不遺餘力從事文史記錄工作,是很想為後代留下寶貴文史記憶,可卻往往吃力不討好。為他人出了許多書,晚年自己想出一本愜意的選集,也屢遭波折,特別連原稿也給出版人掉失的那一次,每一說起,便露淒然面容。這也難怪,他在各報刊上寫專欄、寫《聽雨樓隨筆》那麼多年,既受讀者歡迎與尊重,可是自 1964年後,就沒出版過文集了,他不止一次說很想出一本自選集。直到 1989年末,他再提起想出版《聽雨樓隨筆》,問我有沒有辦法。我稍向一兩家出版社表示,又得不到回應。他顯得有點急,直截告訴我,想自費出版,問有甚麼門路。我對此事感到很難過,一位在香港從事文史掌故寫作的大家,出版過好書的出版社負責人,到晚年要出版自己的文集,竟那麼艱難!我便着意安排,請林道群設法代辦了。事成不久,我接到高先生兒子電話,說知道父親要自費出書,問要多少費用,因子女都想支付,並要我代守秘密,先別讓父親知道,好等書出來時令父親開心一下。 1991年書出版後,果然,這事令高先生很高興,還擺了幾桌酒席慶祝。

1992年高先生逝世後,我一直以他還有無數文章沒有結集為念。特別在《信報》寫了那麼多年的專欄,如流雲消散,不留踪影,實在可惜。進入九十年代,一向不受香港人重視的文史掌故,在內地台灣兩地的文史知識界漸漸熱起來,他們珍視《大成》、《大人》、《大華》文史刊物,也尊重高先生眾多舊作,可是那都成罕見珍本了。因此,也有出版社樂意重印他的書了。

我向牛津大學出版社林道群提及兩岸文化人那麼重視的高先生,但在香港恐怕知者不多。他筆下也寫過香港社會文史掌故的,特別講他家族在南北行發展的故事、幾十年與無數留港文化人的交往,這都是難得而應保留的香港歷史。由於他慣寫日記、又留剪報,故資料可靠。再加上其他翻譯本或人物傳記,足見他在文史研究的苦功,不容就此湮滅。林道群是為高先生安排出 1991年版《聽雨樓隨筆》的人,也是高先生的讀者,很爽快就答應了為高先生出版共十卷的文集。其中有依原書重排的,最重要還是從未結集,依剪報新排的文章。這些未結集的文字,都是高先生親自剪下來貼在小本子中,留給他女兒的。

這十卷文集面世,是對高伯雨先生一生工作的致敬。在香港今天的出版生態與經濟狀況,更是難能可貴的,我實在感動。可我還是要指出一些有待後來者補充的地方,例如:

第一,由於高先生從事寫稿時間極長,所寫文章內容有時未免取材重複,雷同了的文稿,在此次出版卷中,可能未有篩選出來。

第二,在初版本或報刊上的文字,或有錯漏、誤排、或因當時校對粗疏種種原因,高先生未加修訂,此次出版恐仍有遺漏。

第三,文章有些地方提及的人和事,對今天讀者來說,可能很陌生,為方便深層了解,最理想是在適當地方要加註釋,可惜此次未能做到。

第四,本系列三卷至七卷均為未結集的文章,可是散佚在各報刊,並以不同筆名發表的文章所欠尚多。

我如此說並無挑剔出版社的意思,而是想說明一件事:在沒有人好好整理高伯雨先生所作的一切事功之前,一口氣能出版十卷本文集,已經十分難得,編輯工作也夠繁重。我只希望出版後,能引起香港學者或有志趣於文史掌故的青年一輩注意,投入更多精力蒐集研究,以竟全功。

高先生大半生在香港,默默從事編寫譯的文化事業,生前也無名利希冀。際此他逝世二十周年,牛津大學出版社能出版他的文集,正好補償香港對他冷遇的錯失,告慰他在天之靈。

二0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蘋果日報二0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書影來自林道羣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