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雅

樹生七葉花滿枝
許定銘

一九八九年底《詩雙月刊》創刊後不久，一班文友為鞏固詩刊的經濟，徵得《星島日報‧星辰版》編者的同意，在該版開專欄《雜思瑣語》，由羈魂、路雅、譚福基、王偉明、胡燕青、温明和吳美筠七人輪流執筆每日見報，並把稿費注入詩社作基金。這個專欄維持了半年多，終因各人本身事忙，又要兼顧《詩雙月刊》的編務，最後無疾而終。其後他們把專欄的稿件精挑細選，出版了散文集《七葉樹》（香港詩雙月刊出版社，一九九一）。

《七葉樹》的幾位作者，都是活躍於香港的詩人，是詩刊：《詩風》、《詩雙月刊》和《詩網絡》的主幹。詩齡最老的是羈魂和路雅，由一九六Ｏ年初寫詩至今不輟，每人均有詩集好幾冊；以作育英才為目標的中學校長譚福基和温明，為人比較低調，詩和文都寫得不錯；王偉明寫詩不多，但前後幾種詩刊，都由他執行編輯；胡燕青和吳美筠則是洶湧的後浪。這群詩人的詩作你可能讀過不少，但，合著的散文集，應該僅此一冊。羈魂在序中說：集中的幾十篇文章，是他們「探源於『詩』的理想國與『生活』的現實世界之間，種種深切的感受和體驗」！

詩人本來就是觸覺特別敏銳的靈魂，他們用詩引領讀者進入另一度空間，往往又能用散文傳遞內心深處的激情。《七葉樹》雖只是長出七葉的奇樹，卻開了滿樹不同的花卉！

路雅和他的「詩小說」──《風景習作》代序
許定銘

我最怕給別人的書寫序，但路雅的序是無法推的。我們是相交四十多年的文友，他底新書的序，我不寫，誰寫？而且我也很樂意寫！

大概是一九六三年吧，透過友人認識了當時還叫「雁影」的路雅，他告訴我，他是個患過小兒麻痺症，行動不便而熱愛寫作的文藝少年，因見我時常在報刊上發表東西，想寄些稿件讓我提點意見。到熟絡了，我才知道他原名龐繼民（1947-），廣東吳川人，因自小患了「小兒麻痺症」，十歲還未能走路。到香港後住了兩年醫院，做了多次手術，才能站起來，靠兩枝枴杖，勉强用「四條腿」走路。他說：

我一開始學會走路的時候，便深深地愛上了路，在我眼中，任何一條路都是美麗的，因此我便取了路雅這個名字。（見路雅《但雲是沈默的》自序）

路雅愛走路，那是顯而易見的；走路是平常人與生俱來的本領，然而他卻花了長長的十二年，和手術刀拼搏多次，才能顫巍巍的站起來，一拐一拐的走，能不珍惜？能不喜愛？況且，他走的路的確很美，當年他住在麥當勞道東側，我時常伴着他慢慢的走去「半山樓」，走去「兵頭花園」（香港動植物公園），沿路都是風景優美，寧靜而雅潔的高尚社區。有一次，他還堅持跟我走完太平山頂一圈，那個把小時的行程，普通人都感吃力，雖然他的肩膀結實，臂力很好，但一定也很艱苦，肯定超出了殘疾人士體能的負荷。他的堅毅和倔強是值得佩服的！

由於幼年的殘疾，使路雅錯過了入學的機會，他到十二歲病情穩定後，家裡才請來了補習老師，從上大人、ABC學起，但他腦海中隱藏的藝術細胞與文學因子卻深深地刺激着他，引發他走向創作之路。

路雅熱愛寫作，1960年代出現於香港青年文壇後，曾創辦潮聲現代文學社，加入芷蘭文藝社和藍馬現代文學社。對寫作，他有這樣的宏願：

寫作給我帶來不少樂趣，我最大的希望是能够寫幾本像樣的書；我將用我的筆，把傷殘者的心聲帶進每位讀者的心裡，文字不一定要美麗，但一定要真實，我會盡我的心力去寫出他們的痛苦，當然也要寫他們的快樂，他們本來就是一個人，也同樣地有着喜怒哀樂，只不過感受比別人要深刻些罷了。（見《但雲是沈默的》頁3）

這些年來他默默地創作，詩、散文和小說均有涉獵，與友朋出過合集《七葉樹》（香港：詩雙月刊社，1991），自己也寫過散文集《但雲是沈默的》（香港：藍馬現代文學社，1971），詩集《活》（香港：瑋業，2003）和《生之禁錮》（香港：瑋業，2005）；《風景習作》則是他第一部短篇小說集。

從一開始，路雅就熱衷現代文學，無論何種文體，他都嘗試用新的手法，不同的角度去看和寫，尤其「內心獨白」，幾乎可見於他大部分的作品中，《但雲是沈默的》中的散文如是，《風景習作》中的小說亦如是。我深信他這種不斷創新，絕非出於盲目的模仿，實際出於他自少養成孤獨內向的自我世界底延續。路雅說：

我不願走別人走過的路，幾年來，我都是本着一個拓荒者的嚴肅態度，努力地去開創自己的路向，也許我走起來不及別人健步，但我不在乎……。（見《但雲是沈默的》頁4）

打開《風景習作》，吸引我們的是「形象的新」，他的段落很短，大部分都是一兩行一段，給人很「古龍味」。古龍的小說多一句一行，除了新，據說此法很快便能填滿報刊上連載的框框，字數少了，完工甚快。但路雅的短段落卻很不同，他是一個意象一段，而且不像傳統寫法的每段開始時空兩格。細心想想：原來詩人是用了寫詩的形式來寫小說，就稱之為「詩小說」好了！

用作書名的〈風景習作〉，應該是路雅最喜愛的一篇，其實也是運用新手法最多的一篇「習作」。他給我們看的，是現代城市中的幾張「風景」：

篇章甲是一宗車禍。詩人先用一大段沒標點符號的句子，以每句一空格的形式，砌出了一宗車禍發生的經過。衝過馬路的行人和風馳電掣而來的跑車相遇了，

剛巧就天造地設地在那一點撞上了　轟的一聲爆出了生命的血
轟的一聲　於是把畫面等份的分割

跟着他用一條實線把書頁橫切成上下兩等份，上半捕捉了被撞者的意外與無奈底最後思維的片斷，下半寫的則是車禍目擊者的惋惜與同情。兩段文字均沒有斷句，排得密麻麻的，推給我們的，是紊亂而不可分割的串串思維。

我覺得這篇小說的形式很有商禽（台灣著名詩人）詩的影子，卻又超越了商禽詩所能表達的意境。我們在這裡看到了電影中同時進行的分割畫面手法，或者是所謂「畫中畫」（Picture in picture）的境界。

之後，他又重複使用文首「每句一空格」代替標點的手法，抒發他對事件的看法，然後是淡淡的逸出，且看以下的一段：

下午又回復了原來的樣子　沒有髮毛的大廈　死透的城市　畫面一直自近而扯遠　最後成了一個高高的鳥瞰　重重叠叠的大廈　火柴盒子的汽車和蟻樣的行人　滙流成一條一條的川河　交流不息　城市漸遠　漸遠　飄浮得像棉花的雲層開始出現　終於把城市的面貌遮蓋　雲層漸遠　慢慢地　慢慢地溶進往事裡　（頁144）

車禍後的城市又回復原來一樣，像甚麼也沒發生過。城市在鏡頭下淡出、淡出、淡出……最後成了一團斑斕的色彩。你有沒有看電影片斷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城市風景！這就是我們的人生？

集中的十一篇小說，大多寫於1970年代初，除了實驗小說〈風景習作〉，還有寫親情的〈山城‧十月〉和〈星期日的早晨……〉，其餘則大部分與愛戀有關，無論是男棄女，或女棄男，路雅筆下的情愛，都是虛無、盲目、徬徨，變幻而無法掌握與適應的，路雅的愛情觀是灰暗的、絕望的……

由於長期的內向、孤獨，對生命失去信心，視成長為贖罪的苦痛，培養了路雅凡事深思，用另一種視覺去看人生的習慣。因此，在他的小說裡，經常用了大量的比喻，把自己的想法，透過小說中人物溜出來。請看以下的例子：

其實，死去是一件快活的事情，甚麼煩惱都隨着那空虛的軀殼埋在泥土。（頁4）
他忽然覺得好迷惘，不知道自己活在這世界裡有甚麼意義。（頁9）
他是被造物者突然掉到這個世界的，這是一件何其無奈的事啊！（頁10）
工作是枷鎖，對很多人來說，生命本身也是一種負累。（頁37）
家就像個枷鎖，結了婚就架在你頸上。（頁40）
理想在很多人來說，只是一度彩虹，美麗而短暫，甚至只能遠觀而永遠沒法得到。（頁41）
痛苦的偉大，只有活在痛苦裡的人，才知道它的意義！（頁83）
沉思像一個無底的潭，隨時可以把人淹死。（頁110）

書中充滿這樣頹廢的負面思想，路雅寫這些小說時才二十出頭，若叫老學究去評時，一定大聲疾呼「這是要不得的無病呻吟」！而事實上，我相信這確實是那位外貌樂觀，時常以歡笑去掩飾內心苦痛的青少年，躺在病榻上十多年的思想結晶。我不是說要贊成詩人的灰色人生，而是頌揚詩人在痛苦的煎熬後，顫巍巍地走向奮鬥的「雅路」！

《風景習作》即是人生觀察者的劄記，不過，那是三十年前路雅的思維結晶；我想看的，是年近花甲的詩人思緒，他為甚麼不寫了？

──2006年2月

無聲散落的膠片

無聲散落的膠片
劉紹銘

最近得鄭樹森教授贈書，伍淑賢著、許迪鏘編輯、素葉出版社出版的《山上來的人》。張楚勇序言提到了集內的文章，我特別欣賞的有〈今夕何夕〉，〈祭魚〉，還有〈父親之一〉。〈今夕何夕〉說的是一個農曆七月的晚上，「我」應約到銅鑼灣一餐館跟舊同學見面，一進門就聽到「呀她已結婚了呵他又升了級噢以前真熱鬧唉她原來移了民」。那天晚上「我」心中充滿哀愁，怕的是悠悠的生命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呀呀呵呵間流失。

離開餐廳那一刻，「我」驚覺她竟然和舊同學一起到了奈何橋畔，橋上有「魂歸離恨天」字樣。穿麻的孩子圍著它團團走，有尼姑在誦經。橋是紙造的。「我」說難得來到奈何橋，好歹要上去走一趟，看看風光可好。老同學說她醉了，擁著她跳過路邊的火盆，把她推上西行的電車。

「我」說自己的職業「奇特」。份內事是收集不同的人的聲音。譬如說一連三個月不見雨水，「我」便要揹著沉重的機器收集水務局官員的聲音。或者是一連十天淫雨不止，「我」又得揹同樣一部機器收錄水務局、或者是天文臺的官員和木屋居民的聲音。

「我」回到辦公室後，用剪刀、黃筆、膠紙，在另一部機器上替一餅餅深棕色的聲帶做接駁手術。「手術後」，你在收音機聽到水務局官員所說「我相信短期內仍未能放寬二級制水嘅政策」，原來不是本來面貌。剪輯前的話是：「我，唔我而家現在仲係相信，目前短期內仲係仍未能放寬二級制水呢個咁樣嘅政策」。

在工作上聽到這種冗詞廢話，剪接後站起來，「抖抖衣裙，一截截剪斷了的聲帶便無聲散落在我腳旁」。苦惱的是在日常交往中，包括跟老同學或男朋友的對話，卻不能剪接。「我」的工作還包括豬牛及漁農產品的報價。的確，悠悠的生命會在這些價格的起落間流逝。幸好農曆七月天這個晚上同樣會流逝，像一截截無聲散落在「我」衣裙上的膠片。

〈祭魚〉故事，細中帶粗，溫柔中帶暴力，幽微中亦見「魔幻」痕跡。雅文的父親，「民國長大的人。夏天，布長衫蓋西褲，從容上銀行的班」。小說以小孩的觀點看世事人情。在雅文眼中，她穿唐裝衫褲的母親很美。她可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媽媽背著爸爸交上男朋友。為了給女兒做生日，父親買了一條活鯉魚，先讓它吐淨肚裏的泥，還告訴雅文不要用手嚇它，要讓它開心舒服。到了女兒生日那天，父親溫柔的為魚按摩了幾分鐘，然後示意雅文把砧板平放，一面用左手把魚從水裏提出來，「右手馬上用白毛巾蓋住魚頭。魚微動一下，不過仍很順淑。他拿刀，在魚肚上一閃，漸現一道血線。魚猛然在毛巾下掙紮，但已太遲，幾秒後腸臟全失。」

「記住，到最後一刻，都要溫柔。」這是雅文七歲那天父親對她說的話。這句話，拿故事的紋理來看，其實充滿殺機。

（蘋果日報二Ｏ一四年九月五日；東方早報二Ｏ一四年九月十四日）

（書影來自樂文書店）

素葉餘韻
劉紹銘

最近讀了許迪鏘為伍淑賢小說集《山上來的人》寫的「編後」記，知道苦撐了35年的素葉出版社和《素葉文學》收爐了。《山上來的人》是這個招牌出版的最後一本書。許迪鏘承認，他們在1979年創辦素葉時，也心裏有數，知道結束是早晚的事，因此能拖延到今天，一共出了75本叢書後才認了命，不能不說是個意外。許迪鏘早前預先把這個決定告訴發行的朋友，得來的反應是：「早就應該啦。」

林海音在台灣創辦《純文學》雜誌，多少是有意跟內容「兒童不宜」的「俗文學」劃清界線的決心有關。文學要「純」，像曹禺《雷雨》這樣一個劇本高攀不上。父慈子孝兄弟友愛的倫常一概顛覆不說，狼虎年華的後母竟搭上家裏的少爺……。這類煽情的文字，西方叫melodrama，一個不易找到恰當中譯的名詞。我們電視台千年百代上映着的連續劇，要增加收視率，也只有不斷的泡製着melodramatic的橋段應市。

素葉出版社的宗旨人如其面。素是「素顏」，不施脂粉，頭髮清湯掛麵。只是文學創作，一旦成了印刷品後，就是商品，跟報導股市行情跑狗跑馬的資訊平起平坐。許迪鏘是個老實人。他在發行朋友不留餘地的告訴他及早關門後檢討自己，「不得不有一點慚愧。一位朋友說得對，我是個失敗主義者。我覺得文學沒有市場，因此從來沒有把推廣、推動放在心上，這些年來，只是get things printed, not published。」

會不會是許先生把「純文學」的作品看得太空靈高蹈，不忍當作出版社常稱為「出血大傾銷」的商品處理？其實文學本來就是商品。李白、杜甫名傳千古，就是因為他們有市場。「文學已死」的傳說，幾十年來時有所聞，以美國學界吵得最轟轟烈烈。單聽這些學者一面之詞，文學老早就一命嗚呼了。美國文學嬉皮教授Leslie A. Fiedler1964出版了一本文集，取名《Waiting For the End: the American Literary Scene From Hemingway to Baldwin》。題目先聲奪人，是不是？我相信這是出版商市場推銷學的一個「絕招」。書已上市，「預言」會否實現，反正塵埃已定，一轉眼已成歷史。

許迪鏘先生無緣識荊。素葉結業後，諒他有獨立蒼茫的感覺。我不會天真得對他祝禱說，期望將來的出版市場，有利素葉東山復起。我只想感謝素葉出版了這麼多本高水準的「純文學」作品，讓我們可以摸着書背對自己說，「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山上來的人》全書519頁，因張楚勇和許迪鏘兩位曾在前言後語中道及，搶先讀了〈今夕何夕〉、〈祭魚〉、〈畫師之死〉和〈父親之一〉，果然是上品。我跟作者和出版人無私交，因此這不是「鱔稿」，寫得心安理得。

（蘋果日報二Ｏ一四年九月廿五日）

《幸福》雜誌和它的終刊號

《幸福》雜誌和它的終刊號
城市里的候鳥

《幸福》雜誌是作家沈寂于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主辦的一本文學刊物。

幾年前，曾在滬上一民營舊書店，一下子得到十多冊《幸福》雜誌，之中還有幾冊《幸福世界》。那時在福州路一家書店的四樓，滬上的不少賣舊書的在裡面開店，有將近十幾個攤位，用玻璃櫃檯隔開，其中既有賣線裝書丶老畫冊丶舊平裝，也有賣老戲單丶連環畫丶老報刊等旳。國營書店引進民營小店，也算是一種嘗試。開業初十分的熱鬧，滬上的不少淘書者蜂擁而至，我也是其中之一。而首日便見有一堆上也紀四十年代的方型刊物，其中有《萬象》丶《大眾》丶《春秋》丶《茶話》等，品相有好有壞，均價二十五元一冊。便挑了大約十多冊，多選一些封面漂亮的，店主也熟，哈哈一笑，拉掉了一個零頭。

那時如《幸福》雜誌等民國期刊並不稀奇，遠不如線裝古籍和民國版圖書，但對於老期刊過於癡迷，反而錯過了不少的機會。後又去淘了十多冊，讓價二十元一冊，好的都挑完了。唯一冊《茶話》創刊號，要價五十，也值。怪了，上次怎麼會漏了！而這批老期刊買回來也沒當會事兒，做好書帳，便束之高閣。

一直到有次寫章西厓的封面畫，記得有好幾期的《幸福》雜誌封面為章西厓所繪，便又翻找出來，對第三卷第一期（總二十五期）所繪的封面特有印象，這幅名為「魚樂圖」的裝飾畫，構圖巧妙，有着中國古典戲曲和年畫的韻味。後查陳青生著《年輪》（四十年代後半期的上海文學），其中專門有一章節，討論的是《幸福》作家群，包括沈寂丶劉以鬯丶施濟美丶湯雪華等，有一段寫到了《幸福》雜誌，「《幸福》（曾短期易名《幸福世界》）創刊於1946年4月，係以文學為主綜合性雙月刊，1947年出版第一卷第八期後改為月刊，1949年3月出至第三卷第一期後停刊，前後歷時近三年，也是四十年代後半期上海的一份重要文學刊物。該刊初署由汪波丶汪本樸編輯，實際上始終由沈寂主編。沈寂在1949年春末離滬赴香港，是《幸福》停刊的主要原因……」。而我也未細察，就按此敘述寫進了文章，因要重點寫第三卷第一期的封面畫，就寫到了終刊號（總二十五期）。

文章發表不久，就有讀者來電指出，《幸福》雜誌應是出到總第二十六期終刊的。不會吧！我又重新看了《年輪》，沒錯啊，是第三卷第一期後停刊的！後再另一查《中文期刊大詞典》，才知果然出到第二十六期。羞愧呀！未及細查，匆忙中寫文，也算是一個教訓吧！今後寫文章得再仔細一點。

另有一點，《幸福》又稱《幸福世界》，《幸福世界》又出過幾期呢？按陳青生著《年輪》（四十年代後半期的上海文學）所敘：「據沈寂先生說：《幸福》出版最初的兩期後，被從大後方返滬的劉以鬯看到。劉以鬯早先在大後方也辦有同名期刊，有政府頒發的出版許可，並有意在抗戰結束後遷滬續出該刊，故托人告知沈寂。按當時政府的有關規定，劉以鬯的《幸福》獲准登記出版在前，如在滬續出，沈寂主編的刊物便不得使用該名。為此，沈寂便自第三期起將刊物易名為《幸福世界》。不久，劉以鬯認為沈寂的刊物辦得不錯，便打消了在滬續出《幸福》的念頭，且托人告知沈寂。沈寂遂從第六期起又恢復了《幸福》刊名。劉以鬯以後也成為《幸福》的主要作者。」但我在所得的幾本《幸福世界》，分明有第十六丶第十七期等。說明《年輪》敘述有誤，經查相關資料後，才知實際為雜誌的第一丶二期，第二十至二十六期叫《幸福》，三至十九期叫《幸福世界》。著者可能未見原刊的關係吧！

巧的是沒過多久，有次在舊書市場，竟然見到了一本第二十六期的《幸福》雜誌，封面是麥杆所繪的婦女圖，分明寫着第二十六期字樣，再一看版權頁，對呀，是1949年3月25日出版的。我的天！有這麼巧的事，但臉上還得裝冷靜，估計賣主不知是終刊號，品相還一般。但一問價還是覺得有些貴，就大膽地殺價，最後以百元成交。幸哉！心中那個高興呀！

《幸福》雜誌在民國期間名聲並不大，這本介於新文學和通俗文學之間的刊物，雖然也刊登了一些小說，但是在那時文壇的影響力有限，遠不如同時期由鄭振鐸丶李健吾主編的《文藝復興》。但在《幸福》上刊登作品的有一群引人注目的青年女作家，如施濟美丶曾慶嘉丶湯雪華丶俞紹明丶鄭家瑗等，她們在抗戰時期的上海文壇已嶄露頭角，到在《幸福》雜誌（《幸福世界》）上所刊作品，風格已日趨成熟。近年來有研究者稱其為「東吳派女作家」，指的就是她們。

一本幾十年前老期刊的終刊號，得來卻頗費周折，而如果不仔細查閱核對，還是容易出錯的。或許從《幸福》雜誌和它的終刊號中，會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

注一：此文發表後，有次滬上某書友拜訪沈寂，沈寂也見過此文，說寫的不錯，問作者是誰？

注二：有次，淘到沈寂贈嚴華的簽名本《一代影星阮玲玉》，是為書緣。

（城市里的候鳥的日記二Ｏ一四年二月一日）

俊東舊藏兩題

俊東舊藏兩題
許定銘

剪報

愛書人讀報，發現好文章或喜愛的專欄，總會把它們剪存，甚至貼成剪貼簿，以留作資料或他日重讀。這種剪貼簿大致可分兩類：一是同一作家的作品，經剪存後，就成了他的專著，方便研究；一是報上的專版，剪存後重讀，可以知道該版在某一時段內的風格，甚至可了解那段時日內文壇的走勢。

以往香港的報紙，得圖書館青睞，願意珍藏原本或微型膠片的不多，研究者只能靠前人的剪報以協助。不幸的是，這種剪報也甚少機會流到舊書店去，因為每當清理舊物時，剪報就會被當作廢紙處理掉。不過，近日讀書界已漸開始注意到剪報的價值，像如今大家見到的這本製作精美的剪報──《香港時報一九六Ｏ年的一個周刊〈讀書生活〉》合訂本，就是從拍賣會拍回來的！

這本剪報是藏書家黃俊東的舊物，保持了他一貫作風，製作認真以外，喜歡留下墨寶，內頁錄了綠原譯蘭多的詩句：「我不與人爭，勝負均不值。我愛大自然，藝術在其次，且以生命之火烘我手。它一熄，我起身就走。」俊東真豁達！

時報的《讀書生活》是半張報紙的版位，每周一次，以新舊作家的評介及新書評論為主，俊東以筆名克亮及新園在此寫了不少文章，後來多收進他的《書話集》中。其餘經常執筆的，有陳實、余非、靜園、余生晚、譚娉婷、顧樹型、孫煒……

三百拍得珍本

最近一次舊書拍賣會上有一本百木的小說《阿弘的童年》（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標價一百元。

今次拍賣會的舊書有一千七百種，起拍價最低三百，以後每口價一百，直搶到拍賣員三叫，無人再加價，扑錘作實。但因為書太多，兩天都無法拍完。 主事者定下規矩：開價不足三百的書，全部不作正規叫價拍賣，而採「暗標」搶書：即是要買書者在「暗標」表格上自己定個價，投到標書箱內，由主事者另日揭封，再接觸最高價的中標者。

正規的拍賣很簡單，只要你財力雄厚，又覺得那本書有價值，舉高牌不停的搶，打低一眾對手，書就是你的了。「暗標」最難玩，像這本百木《阿弘的童年》，主事者標價一百，即是對它不寄厚望。你很可能只出一百即可因沒對手而搶到書，也或許你出價太高，拋離次標太遠而做了「羊牯」；不過，如果遇到識貨的對手，他可能出五百，甚至一千（曾試過「暗標」過萬的，主事者大嘆「跌眼鏡」）。因為大家都只能在「暗標」表格上出一次價，不中，便無法再追。

出多少？真是費煞思量！

「百木」是詩人力匡（1927～1991）寫小說時所用的筆名。力匡在一九五Ｏ年代的香港，名氣響噹噹，曾編文藝雜誌《人人文學》和《海瀾》，他的詩集《燕語》和《高原的牧鈴》，年輕朋友爭相捧讀、模仿，當年甚至流行「力匡體」新詩。前輩好友小說家盧因，在《記詩人鄭力匡》中說，他和崑南都是力匡的「粉絲」，當年他的詩集《燕語》出版時，盧因買了三本，跑到出版社找力匡簽名，見門前排了條長長的人龍，可見其受歡迎，影響力之大。

力匡署名百木的小說不多，只有《聖城》（香港自由出版社）、《阿弘的童年》和《諸神的復活》（香港自由出版社，1958），都是一九五Ｏ年代出版的，距今近六十年，相當罕見，說來慚愧，我一本也沒有！

文藝書在拍賣會上一向不是寵兒，以前我搶拍「暗標」的書，一般出一兩百，大多得手；今次搶《阿弘的童年》，我最後出了三百，是標價的三倍，兵行險着是估計大部分人不會留意名氣不大的「百木」！

蒙幸運之神眷顧，我的「暗標」得手了。書到手時，更是喜出望外，封面上居然有手寫的「百木自存」。一般作者自存的書，可視為簽名本，而且書內多有作者親自修訂、改錯的痕跡，是舊書行內的珍本。打開這本珍品，發現原來是藏書家黃俊東的舊藏，鈐印以外，書名頁及版權頁密麻麻的寫了過百字的題記，提到書後另剪貼的《阿弘的童年後記》外，還引述了力匡早年的一首詩作：

半途歇息於簡陋的客店，
店伴端上一盞黯淡的油燈。
正計算着沒有走完的旅程，
窗外又起了綿綿的細雨。

力匡的好友齊桓說，這是他晚年寂寞路途的寫照。

俊東的藏書，除了他的私章和手迹外，最難得的是他常收集與作者有關的剪報貼在書後，本書後即貼有百木的《阿弘的童年後記》，可惜並未註明是剪自哪本雜誌的。

《阿弘的童年》是本五萬字的中篇，以《蓓蕾》、《回鄉》、《跟祖父過年》、《蟋蟀》、《勇敢的小狼》、《別》、《灰色的屋子》、《姑姑》和《紅鞋子》九章，講述主人翁勞士弘的童年。阿弘忘不了生活在珠江之涯的日子，和他生活圈內的，有慈祥的爺爺，有愛護他的姑姑和素素老師，有他的童年摯交竹平和送他蟋蟀的大哥哥……。阿弘的童年原本是温暖而親切的，但他卻生活在錯誤的年代裡，他必須接受離別的打擊，再次站起來，邁向他另一個階段……。

百木在後記中說，他是在一九五四年初開始寫這個小說的：每當夜人靜的時候，他就抬張可折叠的桌子到厨房去，泡一杯濃茶，苦熬整整一夜爬格子，然後把小說拿到《人人文學》去發表，到一九五四年八月，《人人文學》第三十六期停刊時，小說剛完成了《紅鞋子》，足夠結集出版了。百木對他自己這篇小說的看法是：

……為了使讀者們閱讀方便，我把每一篇寫成了一個可以獨立的短篇小說，但連起來却是一個整體，雖然每篇的寫作隔了半個月或者一個月的時間，然而對情節的安排，氣氛的感受是不會改變的，一拿起筆，一些熟悉的場面，一些熟悉的人就都出來了，那些色彩，那些聲音，是再過很久很久也不會矇矓暗晦了的。（見後記）

香港中文大學的張詠梅是力匡專家，她的《北窗下呢喃的燕語》（香港自印本，1997）是探討力匡的專著，在評論《阿弘的童年》時說：

……通篇由這些生活片段交織而成，雖有一定的敘事成份和人物描寫，但並沒有戲劇化的情節和結局……（頁47）

因此把《阿弘的童年》界定為難以區分為小說或散文的作品。後來她還發現百木在《阿弘的童年》以外，在《星島晚報》寫了：《爺爺和粽子》、《秋晨》、《在行散學禮時說的》、《搖籃曲》、《夏夜》、《爺爺的教訓》等一系列文章，文內的主人翁同樣是阿弘，還有竹平和爺爺，可視為《阿弘的童年》的補充（頁49）。這些文章全發表於一九五四年末至一九五五年《阿弘的童年》出版前，從《阿弘的童年後記》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出：文章是早就構思好的，只是《人人文學》停刊了，書也編好了，這批文章只好單獨發表。

《阿弘的童年》是一九五五年六月出版的，但貼在我書後的《阿弘的童年後記》卻是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一日完稿的，其時書已出版，自然不能收進書內，而且，此書又未曾再版，眾多《阿弘的童年》中，相信只有我這本有《後記》，加上百木和黃俊東的手迹，珍本地位穩固！幸好拍賣前我沒有去看預展，否則，見到這樣的無價珍本，真不知該怎樣下「暗標」！

──2014年7月
8月刊《大公報‧文學》

舊夢還需記

舊夢還需記
許定銘

海曼讀到〈舊事兩題〉回應了舊夢，時光猛然倒退半世紀，那是一九六四年的事，青春多美好！

那時候《中國學生周報》有兩處社址：總社在彌敦道六六六號，正好與亞皆老街（多美好的街名）交界，樓宇早已拆掉重建了，就是恆生銀行對面的位置；港島分社在鰂魚涌英皇道，北角官小對面，叫麗池的地方，那幢大厦還矗立那兒不變！

兩處社址都有通訊員的學生組織，同樣出有文藝報刊，九龍的叫《學生之家》，港島的叫《學園》。我一直是總部的通訊員，一九六三年以〈湖畔閑居〉參加《學生之家》徵文比賽得獎，非常高興（請閱〈靖笙不是黃韶生〉）。次年，聞《學園》也舉辦徵文比賽，我隔海應徵挑戰。僥倖以小說〈瘋婦〉奪冠，藍馬社友易德傳（詩人易牧）亦得獎，不知是否他鼓勵我參賽的？年輕時我很喜歡〈瘋婦〉那個故事，後來重寫，易名〈相思河〉，發表於《文壇》月刊296期（1969年11月），後收入《港內的浮標》。

當年《學園》的總編輯是正在讀中學的海曼，頒獎的也是她，獎項是甚麼已無從記憶，或許就是一份真正的友誼罷。後來我邀請她加入芷蘭文藝社和藍馬現代文學社。不久，海曼入香港大學，藍馬諸友各有事忙，文社名存實亡，社友各奔前程，想不到五十年後卻由網站再牽一線。海曼如今遠居多倫多，與現在還居香港的羈魂、路雅、定銘分處地球的兩面，晨昏日夜雖然顛倒，希望仍能憑網絡連繫，友情不變！

女作家李洛霞編撰資料翔實、擲地有聲的《六十年代青年小說作者群像（1960～1969）》時，曾訪問我，後來寫成〈許定銘：從寫小說到寫書話〉，是我喜歡的訪問稿之一。文內提到我的處女作散文〈這是夢嗎〉，那是讀中三時周記的功課，如果沒有林老師的刺激，我的寫作生涯大概不會那麼早起步。

趁今日回憶舊夢，把〈這是夢嗎〉也翻出來獻醜，是為一些不敢踏出第一步的少年人作後盾，請大膽嘗試！

（2014/9/11）

舊事兩題

舊事兩題
許定銘

半山樓的龍門陣

六七十年代間，我們一班文友經常在「半山樓」敘會。半山樓是路雅家族管理或擁有的，位於麥當奴道半山的一幢幾層高古舊樓宇。那裏有一層搭了棚架，種滿盆栽和攀懸植物的天台，我們很多時在那兒開會，擺「龍門陣」。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蔡炎培剛自台灣畢業回來，口沫橫飛地談他當巴士守閘員的事。可惜那次沒拍照，見不到詩人臉紅耳赤猶口若懸河的醉態。

我們迎着天風，站在半山樓天台的邊緣，背負整個九龍半島的舊照，是拍於一九七一年的。那一年，路雅和野農都出版了他們的處女作。路雅的是散文集《但雲是沉默的》﹙藍馬現代文學社，一九七一），野農的是詩集《婚宴》（藍馬音樂書屋，一九七一）。

站在最右邊的就是路雅，因行動不便，從未進過學校接受正常教育，他的一切全是從家庭教師和自學得來的。六十年代初學習寫作，叫雁影時辦過潮聲現代文學社，加入過芷蘭文藝社，後來成了「藍馬」。當《藍馬季》停刊，藍馬們漸漸退隱後，最不甘心的是他，憑個人的力量，開了間「藍馬音樂書屋」，後來更聯合了一群肢體有缺陷的友人，辦「藍馬印刷廠」，組織「香港傷殘協會」……，停筆已久的路雅，如今是「路雅集團」的主席，前幾年在《詩雙月刊》發表了不少詩作，又與友人合寫了《七葉樹》和好幾本詩集，又回來了！

「官仔骨骨」的詩人野農站在中間，他好像是六十年代末才開始寫詩的，他的創作大多發表於《青年良友》，兩三年間收穫豐厚，已能結集了。七二年赴加拿大滿地可升學，音訊全無多年，最近又聯繫上了，知道他已退休，住在卡加里。

認識吳萱人四十多年，很少見他結領呔，如此斯文靚仔的造型，不知他有沒有藏存？近年醉心文社史料，編完《香港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和《香港六七十年代文社運動整理及研究》後，又着手《香港文社史集﹙一九六一～一九八Ｏ﹚初編》的他，不知有無想過收集這些文友敘會的舊照呢？

康潔薇穿了一襲樽領的冷裙，想必是初冬時節。「亞米加」髮型配粗黑邊眼鏡，正是七十年代流行的樣式。這位「從風雨來的仙女」失去聯絡多年，不知近況可好？

那天我少有地穿上三件頭西裝，對平日慣於一身運動服的我，相當不自然，只好拘謹地疊着手向鏡頭微笑。

藍馬們在南丫島

藍馬現代文學社成立於一九六四年十月。由是年十月十九日，在《星島日報》「青年園地」發表創社辭〈藍馬‧藍馬〉，跟着出版七人文集《戮象》起，至六六年二月，出《藍馬季》第三期止；活躍期實際上只有年半左右。期間我們去了一次旅行。

一九六五年初夏，藍馬們造訪南丫島。甫上岸，眾人湧到碼頭邊的長椅上，留下青春倩影。

笑得最甜的小妮子海曼，那年才十六歲，她當時是《中國學生周報》港島部通訊員刊物《學園》的總編輯，寫文章跟人一樣，感情豐富且帶理性。雙手擺放身前，忘了帶甚麼？伊當日有一頂闊邊的遮陽帽，如果兩手輕攬着，會不會更上鏡？從風雨來的仙子康潔薇，交叉雙手，胸有成竹，充滿信心及笑意地凝望前方。喂，是誰替我們拍照的？哪位俊男吸引着我們的仙女？真的，不知是誰在給我們拍照，全日拍的照都沒有此人出現。想必是用腳架調校自動按鈕拍的。再過去是首次見面的康妹妹，落落大方地站在姊姊身旁；姊妹倆是同一個模子印出來的。半邊身躲在康妹妹身後，羞人答答的墨鏡姑娘，拍照當然要靠着男朋友啦！

坐在後排，頭戴白草帽，身穿花恤衫短褲，作南洋來客狀的是當時的藍雨、藍山居，今日的古蒼梧。側側身，笑容可掬，當然，還有雜亂短髭蓄於唇上的，是白勺、黃韶生；這個曾當過《中國學生周報》末代總編輯，編過《大學生活》和《中報周刊》的富壤書房主人，在八十年代人間蒸發，遠赴異域。希望這匹藍馬，在美洲的大地上，一樣可以自由馳騁。可惜最近傳來噩訊，據說他患了老人痴呆，早乘鶴西去了。躲在陰影裏的是詩人易牧，他是艾青的崇拜者，六三年即介紹我讀艾青的《詩論》。這位現代詩狂熱者停筆最早，是不是正躲在陰影裏，用詩人的視覺去冷觀人生？不過，也躲得太久了。何時才再次走到陽光下？戴着墨鏡的詩人蘆葦站得最高，可惜生命歷程最短。友人說：詩人不寫詩多年，如今連生活也不能過，叫病魔攫去了！我站得最後，笑得最狂。那一次旅行正是我參加中學會考前夕，是不是故意用狂笑去掩蓋內心的緊張？

那次旅行沒有路雅是合理的，因他那兩枝枴杖走不了山路；可是羈魂呢？那「羈馬背上的藍魂」到哪去了？

──修正於四十五年後的二Ｏ一Ｏ年初夏

臉書回應：

Woo Kwok Yin（羈魂）：當年也不知為何沒有參與藍馬那次絕無僅有的郊遊。那位女士也不知是誰。如今，白勺、蘆葦作古；易牧、定銘、萱人、古仔在不同場合也偶有碰面；海曼遠在美洲，久無音問；康潔薇、潔瑜妹妹也近況不明。野農遠在加拿大反而偶在電郵通信，我的孔子粵劇他也曾助我在彼邦宣傳。唯一常見，更一直合作的，是路雅。《香港當代詩人選集》，便是他努力的成果，我們且拭目以待吧！

許定銘：某女士是蘆葦當時的女朋友，只見過那次，姓甚麼，忘了！

吳萱人：

又都舊時影

書話愈寫愈情隆／濃的定銘兄，把早年偶想念起的少年文事二則，送到網上虛擬的「資料館」寄存，首照之外，藏起另幅在下那年的「油頭粉面」，難怪說罕見區區打領帶的「斯文樣」──其實，那些年……總有三两條，備用。

定銘兄私藏豐厚，一出手便圈子內熱鬧心動：詩人校長，竟還記得康潔薇、潔瑜姊妹倆，而許兄則不忘「風雨來的仙子」。

去年出席中大五十校慶的香港文學特藏活動，巧逢風雨、藍馬要人，一於拖柯振中作證──把梁永棠與許兄的两手握貼，說從此和洽再無芥蒂了！梁永棠笑着，倒是許兄猛問「乜事乜事」。沒事沒事，就是「風雨仙子」騎上「藍馬」騁馳現代文學去了；《風雨藝林》上有行文怨怪，一怨五十年，如今銷案也罷。

……………………

風雨來的仙子，誰不中意？

詩人校長禮拜六肯定中意。不然的話，不會於初聞在下將婚消息，即急問：康潔薇呀？幸好不是。否則樹敵豈少！唉，都說禮拜六要小心。

康家姊妹衆多，最小的最討人愛──她會圍着大哥哥大姐姐們聊天的桌子，穿花蝴蝶，變換三四件衣裳，那怕大哥哥不看！康潔薇在風雨之前，組過青柏文社，留下一篇小史；有可能，就是「姊妹文社」。康騎「藍馬」時期，頗放懷於現代文學風格實驗，《野草。血》一作，竟是少男主角探視生命的迷惘。伊與在下最不計較的一回，是任由我在《中報周／週刊‧五人筆記》為伊另起了「邢少蘿」的筆名；最老友鬼鬼的一次，則是在大會堂音樂廳內，耳語我將嫁宋先生。嫁前，牛頭角茶敘，吐了心底話：真真怕了窮。我明白，坪石邨家的確擠了些。

世道天道，皆好還。有回，路雅說伊離婚後移民加國曾返港視察物業，似「富婆」矣。我聞之即安心，總是喜歡又聽到少一個人「憋翳」。

定銘兄睹舊照思人，細寫時髦套装奧米加髮型挽了手提包的女文友，便是命數早定；那時節，並不儘然擺擺龍門陣，是在謀「文化事業」，密密談開書店──他在我出示會議紀錄那發黄紙片之後，呀了一大聲：真的忘記了！忘記便是好，行到水窮處，都卸予茫茫煙水裡。

實情卻是，創作書社有小段前傳。

安穩了的康，最後／近消息，是約十三年前，盧因寄來小片加國《明報》專欄剪報，報知伊由多倫多寓温哥華，與女同活。

……………………

我們都曾在青春倩影中活過，未可忘的，大概是那曾怔忡的心罷。

……………………

（2014‧7‧21）

Woo Kwok Yin：說起來，生平寫的第一個專欄就是《五人筆記》（後易名《五人隨筆》），由老吳向當年《中報》的李金燁先生爭取來的，時維1969年。每周一篇，五人輪流執筆，平均一月不足一篇。五人為老吳，老許，路雅，康潔薇和我。除了我沿用羈魂外，其餘四人均用新的筆名。（伊藥？陶俊？雁影？邢少蘿？）可惜，只維持了一年多便停了，算起來，每人約各只寫了十篇左右。

吳萱人：嘻，「壞鬼小生多別號」。啟用「爾城」，非「伊藥」。──報告校長！（順向校長夫人請安。）另：似「君實」而非「雁影」。專欄並無改名，有一二次不見了版頭小電版件，黃天翎大意，塞上「隨筆」的兩鉛粒字而已。

海曼（二Ｏ一四年九月十日）（見文章下面的留言）：

就是這個偶然，竟然在這網站上看到自己少女時代的照片。悲喜交集，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下來。闊別多年的文社朋友，本來已音訊杳然，現在一下子彷彿又遇上，感覺很不真實。猜猜我是誰？就是那笑盈盈的小妮子海曼！！！

謝謝定銘兄把我的記憶找回來。羈魂兄，我四十年前定居多倫多後就只是聯絡上一段短時間。你現在身在何方？還有路雅兄，是否在溫哥華？得知你們數位仍在文壇馳騁，真替你們驕傲哩。可是照片中的兩位朋友已無緣再見，令人抱憾。

這些年來，只是斷斷續續在這邊的報章上寫一些散文，抒發情懷而已矣。但在十多年前靈感不再，已經封筆。

吳萱人：初識海曼大名於周報通訊部出版之《學園》；據定銘兄云，是編輯也。惜從未得見芳顏一面，蓋小輩也。伊回應的是《舊事二題》之另照。

海曼：那時少不更事，糊裡糊塗不知是怎樣的當了編輯。但是當時周報通訊部的確給了年青人很大的影響，日後在社會各界貢獻良多。如果我的記憶還未完全退化的話，李焯芬、何步正應該是我在周報那時認識的。羅卡先生亦為學園的後輩提供了很多的指導，日後如果找得着周報通訊員的合照，也許可供大家一起集體回憶一番。

羈魂：海曼當年還是中學生，好像與吳煦斌及吳英卉同校，亦同為中國學生周報港島區通訊員（？），只是她加入芷蘭與藍馬，而雙吳則入了文秀。

海曼：我不復記得是否與吳煦斌同校，但一定是同為中國學生周報港島區通訊員。後來就失去聯絡了。周報通訊員的日子，的確是我的流金歲月，當時同屆的通訊員， 至今仍有數位保持聯絡。友誼難能可貴。而芷蘭與藍馬的少女時代，雖然短暫，卻是刻骨鏤心的，至少它讓我奠定對中國文學的至誠追求。回眸一看，已走過半世紀。

許定銘：從寫小說到寫書話

許定銘：從寫小說到寫書話
李洛霞

走上文壇，緣於爭一口氣

許定銘短篇小說〈港內的浮標〉裡，作者借敘事主角苗痕發牢騷說：「很多老編連現代小說為何，根本不懂，更談不上欣賞了」，讀到這一句，筆者忍不住笑起來，想起許定銘曾經談過這篇小說，先是送往某月刊，卻被退稿，理由是這個小說不像小說。許定銘把稿轉送《文壇》，《文壇》旋即以「標題小說」名義刊出（見《文壇》月刊第277期，1968年4月1日），主編盧森還在第280期編後語裡稱之為「第一流的好作品」。可見「各花入各眼」這句說濫的套語不論古今中外都還適用，文藝刊物儘管聲稱園地開放，海納百川，但是編輯的審美觀念不同，文章的命運就有雲泥之別。幸好許定銘不服氣，再試，找到了欣賞他的編輯。

若非天生這副不認輸的脾性，許定銘未必走上文學這條路，這又是另一個有趣的故事：當年許定銘還是個初中學生，那一年的春天陰雨綿綿，連月不開，雨下得教人心煩，許定銘觸景生情，寫了一篇懷人文章，把它當作周記交給老師。這篇短文想必是感情豐沛，十分動人，以至國文老師在批閱周記時寫了這樣一句話：「如果不是抄的，就寫得很不錯了！」

這還了得，這口氣如何嚥得下！據許定銘回憶：「於是立即買來了原稿紙，把文章謄好，寄到《星島日報》的學生園地去。真幸運，第三天就刊出來了。」（許定銘《爬格子年代雜碎》後記，頁243）出了氣的得意之情難而名狀，更寶貴的是第一次投稿就成功，對少年人的鼓勵力量非同小可，許定銘就這樣與閱讀和書寫結下不解緣。

在電話不普及，一般家庭也沒有電視機的時代，青少年的興趣如果是閱讀和書寫，不難找到志趣相投的同道中人，許定銘在校內校外認識了許多文友，並且組織文社，1964年與龍人、白勺、卡門、羈魂、易牧、蘆葦出版合集《戮象》，又與文友創立芷蘭文藝社和藍馬現代文學社，編同人刊物《芷蘭》和《藍馬季》等。

悲情與詩情

許定銘早期的作品，無論是小說或散文詩，都隱隱透出一種無法宣洩的苦悶，例如《戮象》裡的〈塑像〉和〈遲暮〉，以及刊於《文壇》的〈港內的浮標〉，內裡無法排遺的孤寂與壓抑，都不單單只是青少年的為賦新詞強說愁，而是實實在在展示了難以承受的生活壓力，1964年的〈遲暮〉和1968年的〈港內的浮標〉都有相似的傾向——想離開「父親的家」，因為那個「家」只是一個令人窒息的密室，他想走，想飛，想開創自己的天地。就連比較詼諧的〈一萬二千字〉（收入短篇小說集《港內的浮標》），也是個屋漏偏逢夜雨，笑中有淚的故事，如果說一個作者早期的作品總會有太多自己的故事，我們不難想像許定銘早年的生活肩負了太多沉重。

事實的確如此，香港工業經濟剛剛起步的六十年代，大部分香港人的日子都過得拮据，所以許定銘中學剛畢業，父親的第一道口諭就是：讀完中學，快去找工作！

《爬格子年代雜碎》的作者簡介裡，許定銘寫道：

六十年代至今，任小學教師三十多年，現任圖書館主任。八十年代在政府夜官中教書，在官立文商、香港中文夜學院教現代小說、當代小說及現代戲劇多年。
七十至九十年代，開書店二十年；編《新天地》和《青年良友》月刊前後八年。
八十年代在《快報》「快趣」版寫每天見報的專欄凡六年餘。
八十至九十年代，編撰與學校有關書籍近二百冊。

作者雖然分段敘述生平，但是綜合統計，許定銘在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移居北美前的三十年裡，他同時身兼數職，日裡教小學，放學後趕兩間夜校，同時兼職編輯工作；雖然開了書店，人在店裡坐鎮，卻埋頭埋腦的在原稿紙上爬格子（所以要蝕本，書都讓人偷走了），期間為了要取得一張認可的大學畢業證書（教職薪水可以藉此調升），還要抽空上課讀書……許定銘說：「我同時做七份工。」就算當時的體力和時間應付得來，可以想見精神也必然繃緊得到了極限，此所以文字裡的孤憤其來有自，可惜的是，就連這種能轉化為詩興的悲情也因為生活迫人而消磨殆盡，七十年代以後，許定銘已不寫詩了。

書海沉醉，不亦樂乎

沉重的經濟壓力到了九十年代以後，隨着兒女長大而逐漸減輕，許定銘在加拿大安頓下來後，第一件做的事是給自己一個長假期，在那半年的優遊日子裡，他駕車在北美洲兜了個圈，半流浪式地實現了自由飛翔的夢。然後是把自己的興趣發揚光大——看書、尋書、買書、寫書，在書海裡醉個不亦樂乎。

今天的許定銘，被稱為藏書家，愛書人，書評家，出版了多本書話，他浮遊書海，熱中於蒐羅、比對、介紹珍本的無限趣味中，他的書大部分貫以「醉書」名義，可見其狂。

許定銘謙稱自己不是藏書家（相對於海內外的真正藏書家），他固然愛書，否則也不會開書店，但是對搜尋珍本、原版書的興趣卻並非為了珍藏或待價而沽，最初的動機原來只為了求真。在自小而長累積的閱讀經驗裡，許定銘發現同一作者的同一本著作在初版、再版或以後的重印過程裡，都出現不同的面貎，例如蕭紅《生死場》（上海容光書局，1935）的初版有魯迅的序，可是後來看到的香港版，這個序沒有了；又有的書，再版、新版可能是個增訂本或減字本，類似的情況碰多了，觸發許定銘要找出原版書、善本書作對比的好奇心和決心（許定銘的犟脾性可以想見！），這個搜書行動在九十年代以後，因為人閒心也閒，忙乎得很積極。

最難得的是，許定銘十分慷慨，他尋得的好書，覓得的好材料，無論多麼珍貴，都毫不吝嗇地公開，並詳細介紹和評析，讓別人分享他喜悅的同時，也分享他發現的心得。而自1990年代在《開卷》寫第一篇書話開始，這二十年來，他在書海沉溺所得，是一屋子醉人的書香，計有《醉書閑話》（1990）、《書人書事》（1998）、《醉書室談書論人》（2002）、《醉書隨筆》（2006）、《愛書人手記》（2008）、《醉書札記》（2011）、《舊書刊摭拾》（2011）等。事實上，筆者編寫的《香港1960年代青年小說作者群像》，許多人和書的資料就來自許定銘的書話，編罷該書，除了要多謝他的「指南書」，更由於他書話內容的吸引，竟也勾起筆者對版本研究的興趣來，這意外所得和意外之樂，說到底還是要多謝許定銘先生。

——2012.11.19
原載李洛霞、關夢南編《六十年代青年小說作者群像》

「友聯」的前因後果

「友聯」的前因後果
關平

由中文大學退休的盧瑋鑾教授（小思），和仍在浸會大學任教的熊志琴博士合作，投放超過十年時間，遍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壇及文化界前輩，收集口述歷史紀錄成書的《香港文化眾聲道》出版，確實為對該段歷史感到興趣的讀者開了眼界，讓讀者了解有關的歷史，時代背景和當事人的內心想法。正如書前介紹，這套書的目的是真實地呈現數十年來香港的文化、政治與歷史的互動，如能成功，頗值得作者的一番苦心。

本系列的第一冊是直接訪問一家香港五、六十年代重要的文化和出版機構——「友聯」機構的參與者如何振亞、奚會暲、古梅、孫述宇、王健武、林悅恆、胡菊人及戴天等當事人，聽他們親自口述當時的歷史事實，其中不少內情都是首次向外披露，所以特別難能可貴。

不過，聯絡「友聯」機構的當事人並不容易，尤其是第一代核心人物，老的老去，部分已經逝世，剩下的或遷移異國難以尋找，或拒絕接受訪問，就算願意接受訪問者，也可能因個人記憶不清，或因放不下心理包袱而語焉不詳，未有盡量透露所知。部分訪問對像，如孫述宇、胡菊人只是第二、三代「友聯」中人，並非組織核心，或如戴天，只算「友聯」之友，並非圈中人員，不一定有機會接觸「友聯」的核心人物掌握一手資料，第二、三代中只有林悅恒因後來出任「友聯」要職，聽老一代懷舊覆述，才會知道較多早期的情況。能夠勉強算是第一代「友聯」核心人物的，只得何振亞和奚會暲。

「友聯」機構的組織有其獨特之處，可能因為四、五十年代剛從內地來港，政治氣氛特別強，「友聯」仿如從事秘密活動政治團體，充滿神秘色彩，要深入了解其運作，需要如剝洋葱般逐層剝去才容易了解真相，因外面一層不可能知道內一層的運作。本書幾位受訪者都承認，友聯機構的核心是「友聯社」，成員並不公開，只是由幾個核心分子組成，卻是整個機構的決策中心，其他人員只能猜測誰是「友聯社」核心，但無從證實。向外公開的機構，有從事中國大陸資訊

（圖：60年代「友聯」和《中國學生周報》、《兒童樂園》編輯和工作人員）

搜集和研究的友聯研究所，和從事出版業務，曾經出版對五、六十年代香港青少年影響甚深的《中國學生周報》、《兒童樂園》和《大學生活》的友聯出版社，但這些對外單位都不過是「友聯社」屬下的業務分枝。

本書搜集資料的時間很長，目標受訪者大多數離港，訪問確有困難。不過，本書開始搜集資料時，第一代「友聯」核心人物如陳濯生(陳思明)、許冠三、邱然、姚拓等仍然在生，本書找不到他們接受訪問，是一大憾事。他們幾個對當時的歷史背景和友聯成立經過都有第一身接觸，甚至是主導角色，如果能夠接受訪問主動交代，當會有助揭開這頁歷史的隠秘。

這裡舉幾個例子以作說明：第一代「友聯」核心人物不少都先後參與四、五十年代香港的「第三勢力」政治活動，如陳濯生、胡越（胡欣平、司馬長風）、許冠三等是「第三勢力」重要刊物《獨立評論》的編輯；徐東濱，燕雲（邱然、燕歸來、Maria Yen），余英時等是「第三勢力」刊物《自由陣線》的編輯；陳濯生是青年黨少壯派重要人物丁廷（庭）標的女婿；何振亞接受訪問時提到「友聯」所以跟提供美援的亞洲基金會接上頭，是因為何義均的關係，何義均是中央大學的教授，陳濯生和何振亞的老師，跟國民黨有密切關係，有關「第三勢力」早期活動的回憶，都指他是「美國駐廣州使館代辦克拉克的顧問」，第三勢力最早期組織「自由民主大同盟」公布人員名單中，他位列政治組長。「友聯」始創時期的核心人物應該對這些人物關係和活動知之甚詳。上面提及的第一代「友聯」核心人物，對當時美國在香港的政治活動和目的絕對不會陌生，相信起碼沒有（像）接受訪問的何振亞、奚會暲般，連亞洲基金會與中央情報局的關係也弄不清楚。

四、五十年代美國在香港積極組織「第三勢力」，是多渠道多層次的政治活動，利用不同的美國機構和基金，接觸、組織和資助各個團體去推動「第三勢力」政治活動，這都已是一早披露的歷史資料。美國在香港的活動包括扶植「第三勢力」政治團體，打算與共產黨和國民黨爭奪統治中國的政權；組織人員去日本、菲律賓、沖繩島和塞班島接受軍事和情報訓練，派員潛入或空投大陸從事軍事破壞和特務活動；組織、資助和直接出版圖書刊物，宣揚親美反共反蔣反華宣傳又是另一項目。「友聯」的出現，其實是整體「第三勢力」政治活動，配合美國主導的反共反蔣反華宣傳的工作其中一環節。可能因作者盧瑋鑾和熊志琴的著眼點在香港文學和文化活動，對「第三勢力」政治活動的整體運作有所忽略。香港文學界有些老人家不時指摘某些作家在五十年代的作品是「綠背文學」或「美元文學」，語帶不屑，指這些文學作品是拿美國資助，純粹為了聽命反共指揮棒寫成，沒有多少文學價值，這些指摘並非毫無根據。

前幾年何振亞在生時，我也曾經跟他談過幾次，勸他接受口述歷史訪問，好為四、五十年代「友聯」的活動留下第一手紀錄，他幾經考慮才下決定。我相信他猶疑的原因，正是因為「友聯」機構接受美援資助的問題，他不想交代，也難釋眾疑。在本書中，何振亞和奚會暲都努力為「友聯」機構接受美援資助辯護，反覆解釋「友聯」拿的美援資助只是勉強足夠維持文化活動，而且資助不帶條件，也不曉得亞洲基金會的錢來自中央情報局。言辭之間，明顯可見老一代「友聯」中人始終放不下中國知識份子包袱，對來自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資助一直耿耿於懷。

友聯的架構有如秘密組織，要瞭解實情，需要清楚當時的政治背景，和了解受訪者在這個組織內的位置，才會洞悉有關人物事件的來龍去脈。就這點來說，我認為本書的受訪者中，早期「友聯」核心人物太少，未夠深入，容易被對當時的「第三勢力」政治活動歷史沒有認識者錯誤了解，忽視當時的幕後政治角力的重要性。更甚者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借題發揮，借古寓今，竟然説拿美元資助沒有甚麼不妥，甚至說成拿美元有助發展本港的學術文化，完全漠視美國的情報機關為何突然大發善心，出錢去提倡發展學術文化的背後動機和策略。這些論調完全是倒果為因，為美國干預別國內政的行為塗脂抹粉，把他們情報工作無原則地美化。

（《書與人》二Ｏ一四年八月廿八日）

臉書回應：

莊若：有沒找過白垚（http://zh.wikipedia.org/wiki/白垚）呢？姚拓先生幾年前過世了。

白垚（1934年－），原名劉國堅，另有筆名劉戈、林間、苗苗等。1934年生於廣東東莞，1949年抵港，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1957年赴馬來亞參與友聯機構的文化事業，執編《學生周報》與《蕉風月刊》多年。1950年代末鼓吹新詩再革命，為馬華文學第一波現代主義文學運動推手，1960年代末革新《蕉風月刊》，發揚在地化的現代主義馬華文學。1981年移居美國。著有五百餘頁大書《縷雲起於綠草》（吉隆坡：大夢書房，2007），收輯其五十餘年的散文、詩和劇本創作。被稱為馬華第一首現代詩的作者。

馬吉：這書裏没有訪問白垚，他《縷雲起於綠草》一書有頗多友聯的回憶：http://www.got1mag.com/blogs/got1mag.php/2008/01/09/c_fanmacsa_cif_ccme_semma_fcpne_1

侶倫札記三題

侶倫札記三題
許定銘


侶倫在《海光文藝》

由一九六六年一月至一九六七年一月，共出十三期的《海光文藝》是羅孚組稿，黃蒙田執行編輯的。侶倫是黃蒙田的好友，自然全力支持。他在《海光文藝》的創刊號上發表了約七千字的短篇小說〈醜事〉，第二期的則是由四個巧合故事組成〈狹窄的都市〉；其後更署名林下風，在第八、九、十期連載了萬多字的〈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內收〈混沌時期〉、〈新文藝副刊〉、〈新文壇第一燕〉、〈島上社及其出版刊物〉……等十二個小題，詳述了一九二Ｏ及三Ｏ年代香港新文學發展時的瑣事。此文後來再續寫了不少，收進他的《向水屋筆語》（香港三聯，1985）第一輯《文壇憶語》中，是香港新文學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

〈醜事〉寫在洋行打工的「她」，在男朋友飽食遠颺後發現懷了三個月孽種，想到鄰埠去墮胎。到了一處舉目無親的陌生城市，懷着忐忑的心情閑逛時，遇到久未見面的舊同學「芷芬」，芷芬的幸福更剌痛了她的心。到她下定決心墮胎，卻又給無良的醫師濫收費用而超出預算。最後寫了遺書給芷芬，請她把身邊的錢帶回去給家人，自己則投海自殺。

因懷了男朋友的孩子而要去墮胎，甚至自殺，在到處都有奉子成婚或未婚媽媽的今天實在是奇聞；但，在半世紀前一九六Ｏ年代的香港，那的的確確是件「醜事」，此所以才會在侶倫的筆下出現。用社會新聞中的小故事，賦與藝術生命娓娓道來，頗具吸引力。侶倫用細膩的筆法，寫女性未婚懷孕的徨恐，不想讓人知道，但母性卻又想把孩子養下來的矛盾，不停在內心交戰。找墜胎醫生的閃閃縮縮，像偷了東西的小女孩，心理描述相當恰當。侶倫頗喜歡這篇〈醜事〉，十八年後的一九八四年，為北京友誼出版公司編短篇小說選集《阿美的奇遇》時，還把它選收進去哩！

短篇〈狹窄的都市〉有個副題──〈致高貴女人們〉，是由四個巧合故事組成的：

〈在巴士上〉寫他在擁迫，找不到座位的巴士上遇到認識但不熟絡的婦人，她把站在他身旁的女子誤會了是他的太太，不停地向他「夫婦倆」交談，其實只有她在說話，他和那女子都無法插口，尷尬異常！

〈在餐廳裏〉：他和她無意中在同一卡座搭枱，正是無巧不成書，他們要的都是凍咖啡、火腿燒牛肉和不加糖不加奶的紅茶。她以為他有意跟她叫同樣的食物；他卻覺得雖然巧合，卻無意更改……

〈兩張窗幃的戲劇〉寫他住家窗前，隔着天井的另一扇窗內的房間裡，新搬來了「她」。見她在書枱上擺了文藝書，以為大家既有同好，應該可以發展成朋友。可是她不想他見到她梳頭及活動，一發現他，便立即把窗幃放下來。而他也不甘示弱，兩張窗幃便不停拉拉開開，互相反以白眼。

〈聖誕節夜的電話〉說「差利」在平安夜收到她搖來一通找「差利」的電話。一聽到他是「差利」後，便口不停地傾訴她的心聲，他知道她搭錯線了，卻無法插嘴告訴她。

侶倫以這四個千餘字的極短篇組成〈狹窄的都市〉，目的在控訴這個城市太擠逼了：小小的香港，擠了四百多萬人（1960年代），搭巴士、上餐廳、開窗、聽電話……這種巧合的故事隨時都發生在我們的生活裡，本來是極平常的故事，但，侶倫信手拈來，用風趣幽默的語調，似向對方傾訴的筆法，老生常談的小故事，居然能吸引讀者，喜悅地讀畢，這是高手泡製的清涼喜劇小品，〈狹窄的都市〉是侶倫一九六Ｏ年代難得的精品！

後來讀侶倫的小說選集《無盡的愛》（北京友誼出版公司，1985），見也收了〈狹窄的都市〉，副題卻變了〈幾封給陌生人的信〉，引起我的好奇心，細心翻閱，發現竟與《海光文藝》中的〈狹窄的都市〉頗不相同：

先說小說名稱，〈在巴士上〉易名〈尷尬的時刻〉，〈在餐廳裏〉易名〈矛盾的權利〉，〈兩張窗幃的戲劇〉變成〈沉默的戲劇〉，〈聖誕節夜的電話〉成了〈電話的傳奇〉外，還多了篇〈銀幕前的控訴〉，故事說他去戲院看電影時，鄰座的一對不單遲了半小時入場，坐下不久又起來去洗手間，兩次騷擾專心看電影的他。

侶倫寫作認真，經常修改不滿意作品的習慣我是早已知道的，但，今次〈狹窄的都市〉不是修改，簡直是重寫（像寫到香港的人口時，說有五百多萬人。1980年代），故事情節略有删削以外，連叙述的語氣也不大相同，與《海光文藝》中的〈狹窄的都市〉比，頗覺遜色。我不禁懷疑：侶倫在編友誼版《無盡的愛》時，是否沒有〈狹窄的都市〉原稿在手，卻又不想漏收傑作而重寫？何以是五則而不是原來的四則呢？你不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侶倫一本未見的書

侶倫《殘渣》（香港星榮出版社，1952）書後的廣告頁中，有一頁長篇小說《遙夜》的宣傳廣告，說這本《窮巷》的姊妹篇正在著作中：

……這本《遙夜》是作者的第二部長篇小說，亦即《窮巷》之姊妹篇。題材仍以小市民生活為中心，描寫他們苦難中的掙扎，以及對生存的信念。內容比《窮巷》更為複雜深刻。

可是，我從未見過此書，連侶倫的好友，專門收集他底創作單行本的温燦昌，在他的〈侶倫創作年表〉中，亦未見提及此書，差不多可以肯定：《遙夜》是未曾出版的！

作家在寫作中，或出版時更改書名是常見的事。

以侶倫為例：他的小說集《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1941），在一九四八年三版時，即易名《永久之歌》；長篇小說《窮巷》（香港文苑書店，1952）初版時，即因地緣政治關係，分別以《窮巷》及《都市曲》兩種書名發行，其後更改成上下兩冊的《月兒彎彎照人間》（香港文淵書店，1962）再印了一版。在中篇小說《暗算》（香港文偉書店，1954）的書後廣告中，也有一頁「侶倫先生精心創作」的書目，羅列了侶倫的創作十四種，排頭的是註明印刷中的《二十歲》，此書我也未見過，但後來卻在〈侶倫創作年表〉中，一九五六年的條目內，見短篇小說集《錯誤的傳奇》（香港文偉書店，1956）的目錄中，有一短篇叫《二十歲》。侶倫的小說集，一般多以集內某篇作書名，由此可推算，本書在一九五四年的宣傳廣告中，本來想叫《二十歲》的，但到一九五六年出書時，不知何故卻用了另一篇《錯誤的傳奇》作書名。

以此推算，便產生了《遙夜》寫好以後會不會也改名出版的懷疑？

如果要說侶倫出版的第二部長篇小說，那應該是《戀曲二重奏》（香港藝美圖書公司，1956），可惜的是《戀曲二重奏》亦未見，不知是否此即《遙夜》在完成後易名的創作？

在〈侶倫創作年表〉中，温燦昌還提到：侶倫一九五七年在香港《大公報》連載長篇小說《欲曙天》；一九七四年也連載了另一長篇小說《特殊家屋》，都是未曾出版的，或者此中會有一本就是《遙夜》？

侶倫與他的「粉絲」

侶倫「香港采風通訊社」的同事温燦昌是他的「頭號粉絲」。他十分喜歡侶倫的創作，盡量搜尋他的作品，並請他題字。侶倫也很樂意這樣做，不單常在書內簽名，有時還寫些短文以作留念。這些短文都是隨想隨寫，有感而發；發自內心的隨意，往往最真，最能代表個人的真情性。而侶倫的短文，是他與温燦昌交往的私人密件，外人不易讀到。難得的是：在侶倫往生後，温燦昌為他編了份〈侶倫創作年表〉，並把那些題字記錄在年表中。這些短文不單見證了侶倫與温燦昌的友情，透過這些文字，我們還可見到侶倫對自己作品的評價與偏愛，了解他的為人。如今大家不妨先讀讀他的這些短文：

◆作者在友人所藏《殘渣》一書的題字上說：「XX兄有個奇怪的念頭，要搜集所有我已出版的書，這是其中一本。他要求我在書上寫幾句話，我感到為難。這裏面的作品都是『吃飯文章』，除了戰時在內地寫成的《殘渣》較有意思之外，沒有甚麼值得吹牛的了。」（一九八三年四月，香港）

◆作者說：「『著書都為稻粱謀』。這裡面較有意思的作品，恐怕只有《迷霧》、《輝輝》和《私奔》三篇。」（一九八三年四月，為友人所藏《伉儷》一書題字）。

◆作者在為友人所藏《都會風塵》題字說：「八Ｏ年代初期，香港某電視台播出一個描述中國大陸來港青年的故事片集，它的主角名字叫阿燦，於是一般入就拿『阿燦』作為人物典型的代表性名字，XX兄說，我筆下的阿燦比電視片主角早出了三十年，云云。」（一九八三年五月）

◆作者又說：「每一個作者都有他不忍重讀的舊作，對於我來說，這本小書便是這一類。不過如果還有值得一提的話，這卷無聊的作品都是我踏入文學大門的階梯。」（一九八四年一月，為友人所藏《落花》題字。）

◆「在這一束消失了香味的枯草裡，保留著作者一部分生命歷程的記錄和一個寂寞的靈魂的心聲。它還算是有生命的。」（一九八四年八月，為友人所藏《無名草》一書題字）。

◆侶倫重感情、重友誼，他在退休前（一九八四年九月）給一同事所藏《無盡的愛》一書題字：此時此際，最適宜的題句是亞莉安娜（按：書中主角）的兩句話：人生有聚散，而友誼卻是永久的！

侶倫這些短文寫於一九八三至八四年間，當時他已七十多歲，一個具五十多年稿齡的老作家，重讀自己年輕時的作品，自然有所不滿。他稱自己的作品是「吃飯文章」，是「著書都為稻粱謀」之作，我們可視之為謙遜，其實，也很可能是老作家在追悔年輕時為謀生而粗製濫造的無可奈何。他當然知道自己寫的那些是精品，那些是為勢所逼之下的急就章！因此，文中談到《伉儷》中的〈迷霧〉、〈輝輝〉和〈私奔〉，及寫於抗戰時的中篇〈殘渣〉，就絕對不能錯過了。

《伉儷》（香港萬國書社，1951）的三個短篇中，侶倫最喜歡的是〈私奔〉，後來還把它收進《新雨集》（香港上海書局，1961）和《阿美的奇遇》（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1984）中。侶倫的短篇總有一百幾十篇，〈私奔〉在三本書中出現，可見作者的偏愛。這個寫貧賤夫妻因付不起欠租，半夜裡携了行李，背了孩子「走租」私逃的小故事，應該是一九四Ｏ年代末，香港低下階層常發生的事，在侶倫筆下心理描述細膩、深刻，東瑞認為此篇「有波瀾、有矛盾、有激化……呈現有血有肉的飽滿狀態」（見東瑞〈侶倫中短篇小說的特色〉）。

〈迷霧〉是侶倫早期的作品，和〈鬼火〉一樣，同收入他第一本小說集《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1941）中。到一九四八年，《黑麗拉》在香港虹運出版社三版時，易名《永久之歌》，「為着減輕印刷成本」（見〈三版附記〉），〈迷霧〉和〈鬼火〉都被删去，後來卻同時出現在《伉儷》一書中。這篇寫舞小姐正枝，本着「賣藝不賣身」的態度去貨腰，對毛手毛腳，要出錢買她一夜的老鬼賞以一記耳光後被逐出舞廳。但為了情人的醫藥費和幾個月的欠租，最後還是硬着頭皮到酒店赴約……。雖然也寫得不錯，但與〈私奔〉比起來卻是略遜一籌，侶倫喜歡它，應該另有我們不知道的原因！

其實在侶倫所提的三個短篇中，我最喜歡的是〈輝輝〉。輝輝是個還未懂事的小孩子，他和媽媽住在香港某幢樓宇樓梯底的角落裡。半夜裡，又冷又餓的輝輝被「乓乓」聲驚醒了，他想起在鄉下的大榕樹下土地公前，就是在這種「乓乓」聲中，他和媽媽都被那些穿草青衣服的大兵推倒了，他們拉走了爸爸，搶走了一切，搶走了輝輝幸福的家園……。輝輝大驚，推醒媽媽，說「乓乓」來了。媽媽叫他不用怕，說這是香港新年的爆仗聲……

四千多字的〈輝輝〉，在孩子半醒半睡的夜半中，以時空跳接的方法，把過去、現在與現在、過去揉合了，透過不同的空間，展現出兩種時地的「乓乓」，把戰爭與和平成了强烈的對比，這是侶倫早期短篇的極品！

一九八三年，侶倫在温燦昌的《殘渣》上題字時，是小說寫成和出書後的三四十年，他還認為這篇四萬字的中篇是「較有意思」，仍值得「吹牛」的，可見此篇在他心中的地位。

〈殘渣〉（香港星榮出版社，1952）有個副題叫〈一個戰時的家景〉，寫以收租過活的林伯章一家，在香港淪陷前一段時日的故事。他家中有大老婆、三姨太、岳母、兩個女兒、兒子、未過門的媳婦、姨甥女……近十人，大多是避難而聚居到他那兒的成年食客，林家便成了個戰時的小社區。因為戰事日緊，收租不容易，人人各懷鬼胎，爾詐我虞，談話帶嘲諷、小動作，無日無之。侶倫在香港淪陷前及失陷後，都住過一段不短日子，生活經驗豐富，寫得相當出色，比之他賴以成名，及有大量讀者的《黑麗拉》、《永久之歌》和《無盡的愛》更有藝術性，更具社會意義！

寫到這裡，我突然發覺：不知由何時起，我也變成了侶倫的「粉絲」。温燦昌在一九八Ｏ年代迷上侶倫，是頭號粉絲；我則是三十年後才入會，大概是第N號粉絲了！

──2014年7月
8月刊《城市文藝》

侶倫衝出香港之作

侶倫衝出香港之作
許定銘

在上海發表的作品

侶倫（一九一一至一九八八）是香港第一代新文學作家。據温燦昌的《侶倫創作年表》顯示，他很年輕即從事寫作。一九二六年把平日所寫的新詩，以《睡獅集》為題，投到《大光報》副刊發表時，他才十五歲。後來他與文友組織「島上社」，在同人雜誌《鐵馬》上發表短篇小說《爐邊》，在《島上》發表散文《夜聲》，在《字紙簏》上寫《小手的創作》，在《伴侶》上發表《殿薇》和《Ｏ的日記》……等作品，都是他二十歲前的事，可見侶倫是位很有天份，且思想成熟的年輕作家！

年輕的侶倫不甘心單單在香港發展，只成為「香港作家」，很早他就嘗試衝出香港，把作品投到當時全國文藝中心的上海去，要成為全國知名的「中國作家」；只是年代久遠，他當年在上海發表的作品不多且不容易找到，侶倫的這些少作，才會為一般讀者疏忽，甚至遺忘。

一九二八年一月，葉靈鳳在上海主編文學期刊《現代小說》。侶倫覺得這份雜誌很有份量，便創作了短篇小說《以麗沙白》投到上海去。有幸他遇到了伯樂，葉靈鳳在《現代小說》第二卷一期發表了他的《以麗沙白》，這是他首次在上海有地位的文學雜誌上發表作品，十七歲的侶倫非常高興。不久，他又寫了《煙》寄去，在二卷四期也發表了，自此他與葉靈鳳通信，成了好友。一九二九年，葉靈鳳携愛妻訪港，侶倫與他相處逾月，十分融洽。侶倫認為葉靈鳳是他學習寫作的年代，在精神上給予他最大鼓舞力量的人。（見《故人之思》）

一九二九年三月，上海《北新》半月刊在第三卷五期刊出了《「新進作家特號」徵稿啟事》，向全國徵集文藝作品。曾投稿《現代小說》的侶倫，便寄去了近二萬字的短篇《伏爾加船夫》。是年十一月的三卷第二十及二十一號上，他的《伏爾加船夫》被選出發表了。雖然是次徵文不分名次，但侶倫的這篇小說卻順序排在第二位刊出而被受注視，成為享譽文壇的「中國作家」了。

在《伏爾加船夫》入選後，侶倫還為《北新》寄去了另一短篇《一條褲帶》，發表於一九三Ｏ年四月《北新》的第四卷第七期上。不知何故，此後侶倫甚少再為上海的期刊寫稿，直到一九三五年才再在上海的《中華月報》上發表短篇小說《超吻甘》（Chewing Gum），此篇後來收入短篇小說集《伉儷》（香港萬國書社，1951）中，是他在上海發表的幾篇小說中，唯一收進書中的作品。

關於《以麗沙白》

《以麗沙白》寫於一九二八年七月，是侶倫十七歲時創作的短篇。一九二九年中，署名李霖發表於上海葉靈鳳主編的《現代小說》二卷一期上，此後從未收入侶倫的短篇小說集中。直到二ＯＯ三年，《香江文壇》編侶倫逝世十五周年專輯時，才由他的好友温燦昌重刊，這是小說面世七十五年後的事。至於另一篇《煙》，據說是刊於《現代小說》二卷四期上的，可惜該刊未能找到，也沒有在以後的報刊上重現，未見！

五千多字的《以麗沙白》，是「我」給英文名「以麗沙白」的謝絲天底長信，以綿綿情話，細細述說一段藕斷絲連的情事：我和絲天原是一對愛侶，可是，當我隨軍隊從外地回來後，卻發現絲天另有愛人，我大受刺激，病了一段時日後，便給她一封不甘示弱的長信，詳述昔日的情事，似乎想以此說服她回頭；後來又覺得她不會重投我的懷抱了，便又說如今表面上是絲天拋棄了他，而事實上他另有後備愛人綠茵，跟着描述他與綠茵的愛慾，還說自己早已想離開，只是不忍傷害絲天……

以書信的形式寫小說，在一九二Ｏ年代算是新鮮的，比一般的平鋪直敘要强得多，像侶倫這樣性格內向的作家，向設定的收信者傾訴心事，正是他的强項，此所以《以麗沙白》的綿綿情話，是帶有濃郁的情意而真情流露的！

但我卻發現這篇《以麗沙白》和侶倫其他的言情小說頗有不同：情濃處過度露骨了！比如他說：

我有時看看自己的手時，我想起這是曾擁抱過你，並且曾捏過你的雙乳和摸過你的軟滑的肉體，也曾探過你認為秘密的所在的。……處女的至寶，是足以自恃而且莊嚴的，然而你的值得嬌矜的私有的一部分我已探討過了……沙漠我已走盡，金字塔我鑒賞它偉大的藝術，雖然尼羅河底我不曾探過是蘊藏了什麼，但我已經滿足的了。

最後他還說：

不寫了，綠茵來了，她躺在床上等着我呢……

這樣的文字，這樣的意境，在今天的青年男女來說，是「小兒科」，但在一九二Ｏ年代侶倫的筆下出現，使我感到相當詫異，是甚麼驅使他這樣寫呢？

一九二六年，章衣萍的《情書一束》以雷霆萬鈞之勢成為中國現代文壇最著名的暢銷書，就是以書信形式表達，而略帶情色的小說，且看故事結束時的「我仔細的……從她的乳峰望到小腹下的黑毛，……我在她的小腹下親了一個吻……」幾句，當然要比侶倫的更活現，更現實，更色情。我不禁產生這樣的疑問：《以麗沙白》會不會受到《情書一束》的影響呢？

温燦昌在重刊《以麗沙白》後有一段《說明》，說他曾問過侶倫發表在《現代小說》上兩篇小說的篇名：

老先生沒有回答。我估計有兩個原因：作家在成名之後，悔其少作；二、篇名忘了。以後他在給我寫了《侶倫文藝生活概述》也沒有提到它們。

我看「篇名忘了」的機會不大，少年人的得意之作怎會忘記？我覺得「悔其少作」則是不必要的，侶倫寫《以麗沙白》時，的的確確是少年人，學習寫作之初，模仿是必經之途，作家成名後絕對不必刻意隱瞞少作；相反，把成名作家的全部作品鋪陳出來，讓研究者逐篇探索他步向成功之途，倒是必要的！

《伏爾加船夫》及其他

侶倫的《伏爾加船夫》和《一條褲帶》都寫於一九二九年，刊於上海《北新》半月刊後，從未收進他任何一本小說集中。直到二ＯＯ一年八至十月，香港《作家》雙月刊組合了一次《侶倫小輯》，才由上海陳子善發掘出來重刊，並寫了《北新半月刊與侶倫的佚作小說》配合。

《伏爾加船夫》寫大都市中的男女「攻防術」，正是侶倫最擅長的題材：婚後的「他」對太太久了，便希望透過婚外情尋找刺激。碰巧有位他和太太都認識的女孩子綺芬對他假以辭色，他便乘機約她看電影《伏爾加船夫曲》，並發動攻勢……。豈料事機不密，讓太太知道了。她先不動聲色，故意出外製造機會給綺芬到家裡來，卻又在緊張關頭突然現身破壞，事後還帶他去看《伏爾加船夫曲》，讓他見到喜歡玩弄愛情的綺芬捲曲在另一名男子的懷中……

故事非常簡單，卻寫了近二萬字，大量筆墨都用在「他」的心理活動內：怎樣瞞騙妻子？如何令綺芬不留意，從她身上尋求觸覺的享受？一步成功了，怎樣進行第二步？A計劃失敗了，如何順利過渡到B計劃去……。他複雜的心理活動，在侶倫的筆下流動得自然暢順，是他早年小說中不可多得的傑作。陳子善說：

這篇《伏爾加船夫》不但在《北新》「新進作家特號」中顯得突出，滿紅、嶺梅、李同愈諸家的作品都相形見絀……（見《北新半月刊與侶倫的佚作小說》）

《一條褲帶》寫侯王誕農村男女偷情的故事：康伯在村裡開雜貨店，生活穩定有成績，漸漸成了冒起的鄉紳，時常把希望寄託在兒子阿安身上，盼他能為家裡帶來「福祿壽」。而從城市放假回來的阿安，則趁神功戲期間，鄉下年輕男女互相調笑交往的機會，與一向愛慕的芹姐偷情。豈料東窗事發，芹姐被鄉民捉住，阿安則在逃跑時跌到橋下……，屍體被發現時，頸上掛着從芹姐身上除出來的一條褲帶。

侶倫時常說他的小說寫的都是身邊熟悉的事，題材多是都市男女的愛情故事，或發生在城市中各階層的典型事故為主。像《一條褲帶》這樣，寫農村中默默向上爬，把一生寄託給下一代的小人物康伯的很少。相信他在寫《一條褲帶》前，着實經過努力的資料搜尋：康伯抽水煙筒，打爛神枱杯想到將有不幸事件的迷信，生活好了便祈求「福祿壽」齊來，平日欠缺社交的年輕男女借神功戲的日子來交朋友，芹姐到康伯店裡買的那條褲帶，最後卻纏在阿安的頸上……，寫得真確且具戲劇性，它顯示了侶倫在慣用題材以外的擴張野心。

侶倫的好友黃蒙田在《悼念侶倫》時說：當他們同住在九龍城時，侶倫很喜歡泡咖啡店，他在那裡看書、寫稿、觀察茶客活動，尋找寫作題材，有時一天不止去一次。要找侶倫不必到他家裡去，到他常去的咖啡店即可。

侶倫的小說和咖啡店關係密切，他底名作《黑麗拉》中的女主人翁黑麗拉，就是「孔雀咖啡店」的女侍。至於寫於一九三五年，在上海《中華月報》發表的《超吻甘》（Chewing Gum），故事則是在「黑馬咖啡店」發生的。

「黑馬咖啡店」是執筆者陸先生和他的好友高子明、毛爾青的「蒲點」，在他們認識了歌舞女郎華都眉後，仍以此處作為故事發展的舞台。經常嚼香口膠的漂亮異族女郎華都眉，周旋於高子明、毛爾青和老陸三個男人之間，技巧圓滑，銀手法高明，她的愛情觀是「金錢」主宰一切，誰有錢，誰就有愛，這是非常現實的愛情交易，是一九三Ｏ年代香港社會某階層的寫照。

侶倫這幾篇寫於七八十年前，有意衝出香港發展的小說，在上海發表時相當年輕，雖然仍在創作的摸索階段，但已取得相當不錯的成績。可是後來卻安心留在本地當「香港作家」，是受了挫折，磨滑了錐角？還是受了生活磨練，定下心來接受現實？是個頗值得研究的課題！

──2014年7月
8月3日刊《大公報‧文學》

臉書回應：

Matt Lee：最近USB手指失靈，重新收拾存檔，找到侶倫的小說，順道參考「大成老」和「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因為許生這篇文章，我留意到一些細節可以補充：

一、〈超吻甘〉似乎最早發表於《圖畫周刊》「小說二」一欄，比袁良駿所見的早一點，由1933年第12卷第24期連載至1934年第4卷第8期，暫時只見到十七回，可惜期刊網沒有收全。這篇在《中華月報》、《朝野公論》刊過以後，就收到《伉儷》去了；

二、在大成老上也找到一篇1933年的〈遊戲與義務〉，發表於《東方文藝》第1卷5至6期；

三、承一，如果侶倫在1935年《中華月報》刊出的〈超吻甘〉也不是新著，也就是說他在1934年至1936《朝野公論》中間，創作減少，這段時間他參與的編務反而大增，包括《南華日報‧勁草》、《時代風景》、《時代筆語》、《南風》，還出版了《紅茶》。

貼一下〈遊戲與義務〉，之前聽到許生在做侶倫，如果他有興趣，我可傳一個給他。

《京報圖畫周刊》上的〈超吻甘〉，刊於1934年4月8日~~~

由《邊城》引起的回憶

由《邊城》引起的回憶
許定銘

這陣子很多人在談沈從文的《邊城》。毫無疑問，《邊城》是部了不起的小說，對筆者來說，則更有特別的意義：它不僅是我第一本讀的三十年代作品，而且還附帶着一段朦朦朧朧的友情。

那是近三十年前的舊事了。那時候我還在讀小六或中一左右？我三年級才學ABC，英文糟透了，父親除了自己迫我讀外，每個晚上還要我到附近一個街坊那兒補習英文。

補習老師是位老先生，大概身體並不好，工作到晚上已很勞累了，沒有甚麼精神教。上課的地方，是他的睡房，床前放了張長枱，十個八個學生各據一角各自溫習，很多時候他都是倚在床緣看顧我們的功課。漸漸有些較懶的同學帶回來了武俠小說，趁老師不在意的時候，不讀英文，讀小說。

後來給老師發現了我們讀武俠小說，起先是指責兩三句，但大家沒理會，照樣把英文掉到一邊，埋頭苦刨武俠。

要知道武俠小說很引人，一旦上了癮，很難放得下手。老師也因順手拿來讀幾頁而上了癮，無法戒掉。到得後來，我們的零用錢租光了，竟是老師拿錢出來租書大家齊齊看。於是一個英文補習班，就變了刨武俠小說班。

每晚兩小時，一星期五晚的苦讀。初是金庸，跟着是梁羽生，然後是高峯。五十年代後期，本港的武俠小說名家，似乎就只得這三個。以後我們又看了白羽和蹄風。

這個補習班上的武俠小說熱潮究竟是何時冷卻下來已無從記憶，我只記得一到那位大哥哥出現，我的讀武俠生涯就暫停下來，興趣就轉到文藝去。

那時我們全體同學大概都是十二、三歲，某次突然來了個十七八歲的大哥哥，他不加入我們的武俠行列，死下苦功讀英文。

有次他私下對我說：「武俠小說可以看，不過，文藝小說更好！」那時候我很好奇，便央他借書看。他當時住在花園街近亞皆老街二樓的一個小房間裏，一個人獨住，整房都是書，令我詫異極了。我從沒有想過：一個人可以自己住一間房，而且有那麼多書！

他借給我《邊城》和《月下小景》，都是沈從文的，這以後我們常有來往，跟他借了不少書看。

後來不知是他搬了，還是我不再補習了，我們的友情忽地中斷了，這許多年來，一看到《邊城》，我都想起這位姓黃的，寫稿的大哥哥。

補記：這篇收在拙著《書人書事》內的〈由《邊城》引起的回憶〉，記不起是甚麼時候寫的。如今再細讀一回，努力回憶，只記得刨武俠小說補習班這件事，應該發生於1959~60年，當年我剛升中一，閱讀興趣甚廣，容易中書毒。多年來，我一直很感謝那位借《邊城》給我讀的大哥哥，如果不是他引起我讀文藝的興趣，我未必會走上爬格子、寫書話這條路？

不知何故，在我心深處，時常都覺得這位大哥哥可能是「香山亞黃」，同樣姓黃，同樣愛畫漫畫，連年齡也相若。如果有人認識「香山亞黃」，請把這篇文傳給他看，問問他1960年前後，曾否到花園街及煙廠街交界閣樓陳老師那兒補習英文？無論如何，大哥哥，我衷心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