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自遠方來

有朋自遠方來
許定銘

今日我有朋自遠方來，張錯和柯振中驅車近小時到寒舍，三個加起來超過二百歲的老頭握着手久久不放，是認識超過五十年的老友哩！

我們圍坐枱前，只靠一壺普洱，天南地北的閑扯，從大家認識的友人到文壇趨勢，從自家的生活近況到社會大環境……

忽爾望出窗外，才知道天已黑了，想不到我們這龍門陣竟然擺了三小時有多。張錯說他女兒今日從聖地牙哥來，他要回家晚飯去了，不然，我們茶局仍未完哩！

（2014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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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萱人：苗痕翱翱小清江，猶記當時春衫薄。

向河居讀書錄之七

向河居讀書錄之七
許定銘

林適存及其少作

我原先對小說家林適存（一九一四～一九九七）所知甚微，只知道他一九五Ｏ年以過客心態來港，像寫《半下流社會》的趙滋蕃般，以創作謀生，後與李輝英、慕容羽軍辦《文藝新地》，曾在亞洲出版社出過長篇小說《鴕鳥》，不久即赴台定居。近得上海藏書家李為民賜贈林適存短篇小說集《寡婦之春》，始知他早於一九三Ｏ年代已開始寫小說，細心搜尋之後，才知道林適存是位對現代文壇貢獻頗大的前輩。

筆名南郭及白芷的林適存，是湖南湘鄉人，出身望族，是同盟會元老林今鑑的兒子。早年畢業於黃埔軍校，二十歲時即主編《中國日報》副刊，並在《流露月刊》寫稿，開始其小說創作生涯，後轉入新聞界工作，抗戰期間任重慶某劇團的負責人。一九五Ｏ年到香港後，為卜少夫主辦的《新聞天地》及易文主編的《香港時報》副刊撰寫雜文。其後於《香港時報》副刊上連載長篇小說《紅朝魔影》，轟動文壇。一九五四年林適存自港赴台定居，主編《中華日報》副刊十二年，並任文藝刊物《幼獅天地》、《幼獅文藝》、《作品》等編輯。

林適存熱愛小說創作，在居港的幾年中，曾出版長篇小說《駝鳥》（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三）、《第一戀曲》（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五）和短篇小說集《瘋女奇緣》（香港新世紀出版社，一九五三） 、《無字天書》（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赴台後，又陸續寫了《無情海》、《龍女》、《加色的故事》、《夜來風雨聲》、《神木》、《還鄉吟》、《水龍吟》、《細說人生》、《文藝的履痕》……等二十多部作品。他的長篇小說《第一戀曲》，還獲一九五五年中華文藝獎；一九五九年再以長篇小說《巧婦》獲教育部學術文藝獎。一九九Ｏ年代，林適存罹患老人癡呆症，於一九九四年由家人送回武漢定居休養，直至一九九七年離世。

以上有關林適存的生平，是參照他女兒林維的文章寫成，資料可靠，不過，有關他一九五Ｏ年以前所出的書，及參加《西風》雜誌徵文比賽得獎的事卻隻字不提，深感奇怪！

一九四Ｏ年，上海《西風》雜誌社以「我的……」為主題，辦三周年紀念徵文比賽，參加者非常踴躍，應徵稿件達六百八十五篇，得獎者原只有十名，後因為佳作甚多，在第十名以外，另加「名譽獎」三名。此中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就讀於雲南昆明西南聯大，後來以《未央歌》名震台灣文壇的吳納孫（鹿橋），以〈結婚第一年──我的妻子〉名列第八；而當時就讀香港大學的張愛玲，則以〈我的天才夢〉得「名譽獎」第三名。其實那次徵文，當時在貴州遵義從軍的林適存也有參加，用筆名南郭南山，以〈黃昏的傳奇──我的第一篇小說〉勇奪「名譽獎」第二名，排名猶在張愛玲之前。這次同台競技是一篇文章定高下，完全不能評定誰的創作能力較強，但透過這件事實，我們可以知道：林適存的創作年代甚早，而且早已得到肯定的地位。

事實上，林適存創作的年代要較這次參加徵文比賽早得多。王景山的《台港澳暨海外華文作家辭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在介紹林適存時，說他的處女作是一九三六年在上海現代書局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春在窗外》（頁三四四）。但我翻查過賈植芳的《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福建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未見此條目。即使《春在窗外》真的在一九三六年出版，也不是林適存的處女作，如今大家見到的這本《寡婦之春》，副題為《林適存小說集》，是上海中國文化書局於一九三四年八月十日初版的，這才是他真正的第一本書。此書由段平右裝幀，初版僅印二千冊的小說集，收〈寡婦之春〉、〈進城〉、〈潘巧雲〉、〈吵人命的人〉、〈經緯線〉、〈囚〉、〈男子漢〉和〈亡國恨〉八個短篇。

在《寡婦之春》中有一段推薦林適存《女探芳吉》的廣告，說：

本書為長篇創作集，以東北抗日事件為題材，描寫敵軍一女探名芳吉者的故事，凡熟悉義勇軍及滿變事件者，當知此事的底蘊，全書都十萬言，半月後可出版。（頁六十八）

但我查了多部工具書，均未見此冊，不知是否曾出？

林適存在《寡婦之春》的序裡說：在年齡和創作歷程上說，當時都沒有出書的必要，但因為見到人家都有一兩本書，一時衝動，便把刊於報刊上的舊作編一個集子。但，當初校的稿件到手時，他已有點後悔，說：

文章寫得不好固不必說，有時，簡直不像是在創作，愛美的淺薄的句子，淺近輕俏的諷刺，無聊的做作的模仿，以及貧弱而又不太現實的內容，假如印出的話，那不但沒有給我以寫作的鼓勵，也許我將如一個醜的女人，在鏡子裡照見自己的臉容而感到身世的悲哀……

但，結果書還是照樣出版了。一個對自己要求甚高的作家，在出版處女作的時候，常有不滿意的地方，出這樣的書常會覺得臉紅，有些日後成了名家的人，甚至鄙視及不認少作，我覺得這完全是不必要的，沒有當年的幼稚，如何反映日後的成熟？沒有少年時的苦苦磨練，又豈能有日後鋒利的刀筆？

讀一個名家的少作，可以了解他的創作歷程，明白他思想脈絡的進展，尤其像林適存般，投身文藝超過半世紀，著作等身，全力扶掖後進的老文化人，他的少作是極需要發掘並公之於世的。現在且讓我談談他的處女小說集：

從《寡婦之春》的八個短篇看，林適存是擅長描寫女性性心理的，書中的〈寡婦之春〉、〈潘巧雲〉和〈男子漢〉都以女子的性心理作題材，描寫細膩而掌握得恰到好處。〈寡婦之春〉寫丈夫因從軍殉國而獨守空幃的芷英，每每在春滿枝頭，雀鳥雙雙對對在樹上互唱時，思春之情特別難耐，總會自怨自艾，甚至想把貞節之名拋諸腦後，以換取偷情的刺激。〈潘巧雲〉取材《水滸傳》，這位風流的美女，周旋於楊雄、石秀這對拜把兄弟和師兄裴如海之間，她的生命中甚麼也沒有，只有無盡的享樂和性慾。〈男子漢〉的小說名卻與故事不同，全篇著墨於因甘心養活沉醉於藝術的丈夫，而自己去當舞小姐甚至賣淫的安妮。她既愛丈夫，卻又痛苦地把身軀及蠻腰賣給陌生人的苦惱充斥字裡行間，賺得同情。

這三篇描寫女性心理變化的小說應該是集中最好的幾篇，但我則比較喜歡〈進城〉。故事說大毛頭、小三子、小七和我，四個人組成的街頭賣武戲班，各人都有自己的本領，他們沿途「跑江湖」，從小鄉鎮一直表演進城去。豈料進城後發覺城變了，平日耀武揚威的軍警個個垂頭喪氣，受制於趾高氣揚的日本軍。這幾個跑江湖的義氣小子，終於在衝突中和日本鬼子動手了……誰都可以想像得到的結局雖然平凡，但跑江湖賣武者的細節，一舉手、一投足，都寫得真切動人，尤其表演過程的描述，完全超越了一個文藝青年應有的水平。

〈吵人命的人〉寫鄉鎮土豪惡霸強佔良家婦女，最後弄出人命，鄉人聯合起來追討賠償的故事；〈經緯線〉寫文藝青在文藝界力求往上爬的悲哀；〈囚〉寫幾個賣報紙的少年人在戰亂的大時代中垂死的掙扎，雖然不見突出，總算是不過不失。但，寫「王子復仇記故事」的〈亡國恨〉，卻是書中的大敗筆，完全像給孩子們看的故事而非小說。林適存說校稿時感到羞愧、臉紅，大概即因為此篇。我奇怪他為甚麼不删掉？

林適存出版《寡婦之春》時才剛滿二十歲，欠成熟是必然的。不過，在讀完全書後，我認為他其實很謙遜，除了〈亡國恨〉，集中其他的小說已是相當不錯，極具大將風度的了！

──寫於二ＯＯ九年六月

十月刊於《香港文學》

懷念詩人尚木

六十年代文社潮最洶湧的那幾年，香港青年文壇曾湧現過不少詩人，有些是堅定方向，多年來仍默默創作的，如西西、也斯、羈魂等；有些是走到半途，就叫種種原因拖住，把繆斯的種子埋在心園裡，不知何日才再萌芽復長的，如蘆荻、草川、馬覺、尚木、溫乃堅等；有些是遠赴異域，再無詩興的，如金炳興、冒君石、盧頤等；有些則是天妒英才，少年夭折的，如童常、于梵等。

而詩人尚木的不再寫詩，大概是被生活扼殺了詩意，硬把繆斯變成了稿匠。

尚木原名陳禮棠﹙一九四四～二ＯＯ五﹚，是六十年代初期從《星島日報》〈學生園地〉冒出來的。他和同學徐夜郊﹙關秉盛﹚以草木社的名義在〈學生園地〉寫詩和散文，是「園地」上辛勤且出色的園丁。他曾參與當年「現代詩」的論戰，結識了金炳興、李英豪、蘆荻等的現代派，被吸引到《好望角》與《中國學生周報》上發表作品。

尚木還曾以陳窮的筆名寫散文，以伊曲寫小說。他發表於《周報》的一個短篇〈棚架上的漆匠〉，和西西、亦舒、崑南等人的小說，被合選輯出版了《新人小說選》﹙香港友聯出版社，一九六Ｏ年代﹚，全篇以內心獨白的方式，寫髹漆匠和弟弟相依為命的故事。那時候我們都醉心意識流，經常以嶄新的技巧和手法寫小說。〈棚架上的漆匠〉把漆匠的思維和現實交織，摒棄平面的敘述，擴展了故事的空間；向讀者展示了人生的追求，生命的脆弱、無奈，哀痛生活「只不過是起床，工作，休息，這一個無意義的循環」，是篇很出色的作品。

尚木畢業於羅富國教育學院，正職是位教師，可是，由於生活擔子重，他必需在業餘努力兼職及以寫作謀生。一九七Ｏ至八Ｏ年代他工作甚勤，每天早上四時左右起床，約寫兩個半小時稿，六時半出門上班。中午放學後，到補習社兼職。一直捱到黃昏，才疲乏地踏上歸家之途。這段日子，尚木是重蹈了「漆匠」的覆轍，可幸他能從現實中抽離，找到人生的新理想、新意義。那時候，他為我編的《青年良友》月刊寫雜文和少年人科幻及推理小說；在報上寫專欄，用安宇寫科幻小說，用南宮宇寫武俠小說，頗為多產。

尚木早期的詩和現代文學作品從未出過單行本，從我珍藏的舊報刊，撿出來幾篇，只是他創作中的一小部分，僅錄如下，供大家參考：

〈現代詩之真偽及路向〉（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六日《星島》）
〈一個島〉（詩‧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星島》）
〈路燈下〉（詩‧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星島》）
〈於琴弦上〉（外一章）（詩‧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九日《星島》）
〈北極星與沈默的手槍〉上（一九六三年二月四日《星島》）
〈北極星與沈默的手槍〉下（一九六三年二月五日《星島》）
〈持傘的〉（詩‧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日《好望角》）
〈起伏的〉（詩‧一九六三年七月五日《好望角》）
伊曲〈過橋的人〉（一九六四年八月七日《星島》）

他年輕時寫的這些詩文，很多都與名家的作品同時刊出，大有名家風範。尚木不再走現代文學之路，我覺得是文學界的損失！

至於他出版了的流行小說，我見過的是安宇寫的《一飛沖天》（香港博益，一九八二）和《我若為王》（香港博益，一九八三），另外還有新生出版社兩部未標明出版日期的《完人》和《第二次生命》，這四本書都是以安宇為主角的長篇科幻小說。

據說南宮宇也出過五本單行本，但我只見到三部，它們是：《龍虎驚變》（武林，一九八一）、《夜泣雙刀》（武林，一九八二）和《雲疆之旅》（武林，一九八二）。這三本書都是短篇創作，每本包括兩三個故事，分別為《龍虎驚變》和《鴛鴦刦》，《劍飛星月絕妖魑》、《英雄、美人、長白參》和《夜泣雙刀》，《天堂地獄緣》和《雲疆之旅》等。這些短篇都是先刊於本港著名的武俠雜誌《武俠與歷史》，然後才出單行本的。書的銷售情況頗佳，迅即絕版，如今已難得一見。

流行小說多是奇俠的連續故事，如倪匡筆下的衛斯里、原振俠，馮嘉筆下的司馬洛，都是膾炙人口的奇俠。尚木的流行小說走的也是這條路，他的科幻小說以奇俠安宇作中心人物，武俠小說寫的則是浪俠翟天星的故事。安宇和翟天星都是面向穹蒼而想出來的名字，可見銀河以外的世界無時無刻不在詩人的潛意識裡徘徊。

一九六Ｏ年代的前衛詩人、作家尚木，是在甚麼情況下變成流行小說作家的呢？在《我若為王》的自序上，尚木有這樣一段獨白：

回想以前年輕時，作文藝青年狀，整日是左手「普魯斯特」，右手「喬哀斯」；人前說「意識流」創作手法，人後又論「內心獨白」……每次的寫作，都沉緬於絕望、夢幻、孤寂、空虛等空洞的詞彙上，那種為賦新詞強作愁的感覺，而今回想起來，也覺汗毛直豎！

漸漸，閱讀的範圍增廣了，才明白文學範疇並不是囿於某一方面，只要是好的作品，無論是武俠、文藝、偵探、推理、科幻等，都可以踏進文學的殿堂。

人在成長的歷程中，思想會不停改變，創作方向自會隨年紀改變而轉向。象徵派詩怪李金髮在我國一九二、三Ｏ年代的詩壇上擁有崇高的地位，但到了六十歲以後，他竟然說自己早期寫的詩「沒有中心思想，不講究技巧，全憑直覺，不加修改，雜亂無章」，甚至沒有保留價值。尚木放棄「現代詩」、「現代文學」，走進流行的行列裡重新出發，沒有對與不對，其評價只待讀者作出公平的論斷。其實，尚木這番話真是深得我心，而這亦是我自70年代起，不再寫現代詩的原因。

近年尚木已很少寫流行作品，潛心鑽研心理學，得碩士學位，出版過一些有關心理問題的小冊子，經常到中小學去開講座，為有問題的學生輔導。沒想到今年新春後不久，忽然噩耗傳來，詩人因患癌溘然而逝，天妬英才，不禁為早逝的詩人黯然神傷！

──寫於二ＯＯ五年六月

十月刊於《詩網絡》

向河居讀書錄之六

向河居讀書錄之六
許定銘

副刊的合訂本

整理舊書撿出來一份《大公報》的副刊合訂本《文采》。《文采》是《大公報》其中的一版，佔半張報紙版位﹙即八開位﹚，逢星期六見報。我手上的這份，是一九六九年的合訂本，由一月四日起，至十二月二十七日止，共五十一期。七八千字的版位，每期約刊六七篇文，內容以語文和文學為主。其中以石峻專談舊詩的專欄《詩歌淺析》最為長壽，幾乎登足一年。其他的主要作者有：徐蔚霞、仲堂、東方、牧齋、宋然……等幾十個，大概全是隨手拈來的化名，沒有一個是響噹噹的名字。他們的文章，若不是談舊文學和古人的，便是談語文和寫作的，如果你想看有關新文學的文章，註定失望，全年只有三兩篇是講魯迅的。大勢所趨，無可奈何。

雖然我對這份合訂本的《文采》沒有好感，不過，我很欣賞把報紙副刊出合訂本的做法。我這份《文采》每期都只印了單面，背面是沒有印東西的，很明顯主事人早有出合訂本的構想。可惜我翻遍這份《文采》的封面、封底和內外頁，都不見有版權頁或定價之類，不知當時這份東西是發售的，還是供內部參考或藏閱的？

其實，報紙上的每一個專版，必然有一班擁護者，他們很可能會剪存某類個人鍾愛的專版，但，往往會因某些原因而不能齊全，有所缺失。假若報館肯出合訂本，那該多好！近年研究香港文學已成熱門課題，很多舊日的報紙副刊，如《星座》、《淺水灣》、《大會堂》……都成為研究者極渴望得到的資料，然而，若今天要找全它們，談何容易！

過去的已無法追回，有能力的主事者們，是否可考慮效法合訂本的《文采》，為他們報刊上有份量的副刊出合訂本？

──二零零零年六月

刊於《香港文學》186期

補記：

〈副刊的合訂本〉刊出後不久，有機會和杜漸閒談。他告訴我，後期的《文采》，雖然曾由他主編過，但最光輝的時刻，則是由陳凡編的。

陳凡﹙1915～1997﹚字百庸，廣東三水人，較為常用的筆名是周為和阿甲。四十年代入《大公報》，「他是大公報當年的名記者，走南闖北，寫下了名篇巨章，三十四萬餘字的《一個記者的經歷》只是通訊的一部分。」﹙見唐振常的〈聞陳凡逝〉，載他的《輕俗集》。﹚來港後，陳凡歷任《大公報》副編輯主任、副總編輯多年。五十年代與金庸、梁羽生合稱「三劍俠」，《三劍樓隨筆》中的百劍堂主即是他。陳凡多才多藝，除了詩、散文、報告外，還與金、梁同時代寫過武俠小說，我藏的一至四冊《風虎雲龍傳》﹙一九五七‧三育圖書﹚就是百劍堂主的傑作。

六十年代的《文采》很受讀者歡迎。據說一些右派機構人仕﹙尤其是居住在調景嶺的國民黨老兵﹚為了看《文采》，往往是買了份《大公報》將全份報紙丟了，單留下《文采》來讀。報館方面有見及此，乃為《文采》特別抽印，合訂出售。想不到我這冊《文采》的合訂本，有這麼一段幕後故事。

──寫於二千年七月

任畢明及其《龍虎集》

提起任畢明﹙1904～1982﹚，大家都只記得他是名報人，是《星島晚報》副刊《閒花集》的專欄作者，主要作品有《閒花集》和《閒花二集》。而不知道任畢明其實早在三十年代已成名，著作亦不單只有上述兩本。

任畢明原名任大任，較常用的筆名有南蠻和任不名，是廣東鶴山人。一九二五年在廣西梧州創辦《民國日報》，後來加入國民革命軍，參加東征、北伐。一九二七年前後，曾在廣州和福州辦報。二八年任廣東省政府建設廳編譯室主任，同年十一月應邀來港辦《大眾日報》。其後於一九三四年間主持《大眾報》。抗日期間，曾先後任廣東省及湖南省政府參議。抗戰勝利後回粵，任廣州市市立師範學校校長。四九年後，定居香港，任《工商日報》主筆並為各報寫專欄。一九六二年創辦《中國評論》周刊，自任社長和督印人。用筆名「南蠻」為《快報》撰稿。重要著述除了《閒花集》和《閒花二集》外，還有《社會大學》、《新社會大學》、《龍虎集》、《戰時新聞學》和《評論學十講》等。

任畢明的《龍虎集》﹙一九六六‧集成圖書公司﹚大三十二開，凡二九二頁，是一本讀史評講。他認為古代的王霸英雄豪傑之所以成功，「智術」是最主要的條件。於是，他在古籍中選了三百一十則古代龍爭虎鬥的故事，此中包括〈鴻門宴〉、〈班超在鄯善之傑作〉、〈呂不韋之政治投資〉……分為變、高、妙、勝、辯、深、明、銳八編，每則先引述故事原文，再行評講。李樸生在其書前的〈再版李序〉中說：

《龍虎集》是任先生搜集了歷代有名的、第一流的政治與軍事人物，憑他們的智慧、勇敢、豪邁、辯才、不拘滯于規格，不計較一般的小節，而使出非常的一招，迅速的、新鮮的解決了一個當時嚴重的、緊急的、困擾的大問題。他並于每一事件紀錄之後，加以畫龍點睛的注釋，使讀者有充分的瞭解。……《龍虎集》所提供的材料，是活的材料，是政治藝術最佳的參考材料。

集成版的《龍虎集》並非初版本，此書能在香港再版，有一段曲折感人的經過。任畢明在書後的〈再版附誌〉中說「此書於抗戰時在湘南耒陽寫成，稿寄桂林出版，未付印而桂林失陷，友人帶往昆明，途中失落，為不知名之汽車司機撿得，輾轉寄還。抗戰勝利後，回廣州付印初版，三千本不數月售磬」。四九年任畢明匆匆來港，未帶此書。後李樸生重提此書，乃登報徵求，先後得陳紹俊、車月峰兩人提供原書，才能再版。

今日任畢明之書已全成絕響，讀者如想再看，大概要求諸圖書館了。

──寫於二千年四月八日

六月刊於《香港筆薈》第十五期

雜家任畢明

原名任大任的廣東鶴山人任畢明（1904～1982），是本港的名報人和雜文家。他曾任《工商日報》主筆，並為各報寫日日見報的專欄，而以《星島晚報》副刊的《閒花集》最長久，每天凡千字的專欄，竟寫了超過十七年，粗略統計達六千多篇，六百多萬字的文章，天文地理、上下古今的歷史人物及社會動態均收諸筆下，如非才智驚人，怎能寫出如斯雜記？《閒花集》的文章後來由香港正文出版社選出二百餘篇精品，在一九六七年編成《閒花集》和《閒花二集》出版，很受歡迎。

一九七Ｏ年代，我開始用心訪尋民國版舊書，視野擴大，才知道任畢明一九二五年已在廣西梧州創辦《民國日報》，後應邀來港辦《大眾日報》……早在三十年代已成名，著作亦不單只有上述兩本，還有《社會大學》、《新社會大學》、《龍虎集》、《戰時新聞學》和《評論學十講》……等。

如今大家見到的這本《談話術》，是一九四三年桂林實學書店出版的，封面上註明是「一九四三年六版」增訂的新本，在烽火歲月的火紅年代，生活困苦的知識分子們，竟肯付錢買這本土紙《談話術》，使書能銷到六版，實在不簡單。

一個人能辦報、寫社論、雜文，冷靜地分析歷史事件，對社會有深入的認識，任畢明是個「周身刀、把把利」的奇才雜家！

杜格靈和他的《秋之草紙》

最近在上海以高價搶購得杜格靈的《秋之草紙》（廣州：金鵲書店，1930），非常高興！

賣書的人說：「我不知道杜格靈是誰，甚至不知道是男是女，只知道他是廣東作家，而這本書必然能賣個好價，那就夠了！」

真的！杜格靈是誰？

知道的人恐怕不多吧，而我所知也極有限，本文志在拋磚引玉，望有識之士不吝指正，為這位曾在廣州及香港盡過力的文藝工作者，得以留存於香港的文學史冊上。

以現時微薄的資料，我們只知道杜格靈（？～1992）原名陳廷，又名陳小蘋，曾用過的筆名有羅波密，孟津等。1930年前後在廣州一帶生活，曾在鄰近的地方教書，熱愛文學藝術，寫過不少隨筆、雜文。當時廣州有一個文學團體叫「荔社」的，出過《荔支叢書》、《浮漚叢書》和《荔支周報》，我不知道杜格靈有沒有加入荔社，但他早期的文章和書多見於此，起碼知道他和荔社成員關係密切。

杜格靈1930年代初移居香港，任《珠江日報》經理、副編輯，活躍於香港文壇，經常在本港的報紙副刊與雜誌上發表小說和詩。他1933年在魯衡編的《小齒輪》上發表詩作〈悒鬱的琴〉；1934年，在《今日詩歌》上發表〈北風之歌〉；由詩人易椿年1935年編的《時代風景》創刊號上，也刊登過杜格靈的作品。又曾在《朝野公論》上發表小說〈火奴魯魯的藍天使〉。1935年他還在上海《文藝畫報》一卷三期發表了李金髮的訪問稿《詩問答》，顯示他是個熱愛寫詩的文藝青年。

1930年代的香港文壇是生機蓬勃的，很多報刊都附設文藝版，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南華日報的《勁草》。為了團結香港的文藝青年，南華日報的社長陳克文在1934年召開了一次「文藝茶話會」，定期「以茶會友」。會後決定把《勁草》改為文藝双周刊《新地》，並由杜格靈與侶倫合編。1936年，杜格靈與劉火子、李育中、李晨風等合組香港文藝協會。

戰後，杜格靈在香港開設慎記印刷公司，任《新生晚報》督印人。1992年在加拿大逝世。

回頭談談他的《秋之草紙》，那是本薄薄的毛邊本隨筆，32開96頁的小書。封面構圖簡單，一株在秋風中落葉且彎斜的枝幹上，一對愛侶小鳥在私語；紅色的，幼小的「秋之草紙」和「杜格靈著」兩行小字，從愛侶的尾部伸延過去，彷彿牠們兩顆熱血的心。單調卻深深吸引人。全書共收〈求永遠於剎那〉、〈時代的反動者〉、〈「天才」的饒舌〉、〈論藝術的發生及其効果〉、〈文藝的霸術〉、〈純凈的小說〉……等17篇。大多為作者於1928-29年間所作，內容多為含哲理的文藝隨筆。杜格靈談文藝喜歡用西方的文學理論與日本的及中國的，互相比較、印證，可見他常讀外國文學作品，又熱愛中國新文學，且思想前衛。

在作為書名的那篇〈秋之草紙〉裡，杜格靈談本國作家中，他喜歡周作人的作品，喜歡他那「輕淡而味永」的作風，認為足可與夏目漱石相比。文中他也談到豐子愷的畫，他說動物中本來最討厭貓，偏偏豐子愷愛畫貓，他畫中的貓往往比主題中的人物更搶眼、更吸引人。杜格靈認為豐子愷的畫「隨處流出的是柔軟的線條。正像漫走的悠悠的漲的春水。他是淡淡的沒有一毫燥暴的筆觸，鈎出懶懶倦態的或者所謂怡然自得的哲學者貓來，（有時那貓也做出批評着主人的臉嘴，）那貓便成為世界上的另一珍物了。」（頁61）周作人的清淡加上豐子愷的佛性，大概就是當年的杜格靈了。

在〈秋之草紙〉的文末，有段頗有意思的話：「本篇原題為：『看着黃花和子愷的漫畫，讀作人先生的隨筆，在村舍裡過了一個秋天』。後來稍嫌冗長，姑用今名作表題。」（頁62）

大抵〈秋之草紙〉最能代表1930年代以前，杜格靈底文藝青年思維，而杜格靈也特別愛這篇。此所以用作書名！

在〈秋之草紙〉17篇文章中，我最愛的是〈厂樵君的筆〉，本文介紹了甚少人提及的作家——厲厂樵。我藏有一本厲厂樵極罕有的小說《囚徒》（上海：中央書局，1927），可是翻查了我手邊所藏的工具書，都無法知道厲厂樵是何許人。杜格靈的這篇〈厂樵君的筆〉，雖然也沒有厲厂樵的生平資料，但他卻告訴了我們：厲厂樵1920年代末在廣州生活，出過很受人注目的《我們的王冲》和雜感集《朝生暮死》。他告訴我們，厲厂樵是個率直粗豪的漢子，他的筆勇於戮破黑暗，勇於為不平發出呼喊……

和很多年輕知識分子一樣，杜格靈也曾迷惘過、困惑過，在《秋之草紙》的序裡，他訴說自己一生都不被重視，受盡家庭及社會人士的白眼，本來很想以死作大解脫，但他深信文藝的國度是平等的天堂，只要你有才華，肯努力，一定會開出耀目的奇花異卉。於是，杜格靈給自己三年時間努力，讓自己的文藝細胞盡情發揮，終於結出了果。

《秋之草紙》是本非常罕見的小書，它原屬荔支叢書之一，而茘社主編的那兩套叢書更難得，兹就《秋之草紙》書後所見，僅列如下：

荔支叢書：

黃荼的《棕葉》（隨筆）
李散碧的《幻火集》（雜作）
杜格靈的《秋之草紙》（隨筆）
黃荼的《祭品》（小品）
杜格靈的《薩丹》（小說集）
杜格靈譯《快樂主義者瑪蕾絲》（W. Pater原著）

浮漚叢書：

李散碧的《逆流》（中篇小說）
杜格靈的《蛇與蛙》（小品）
李散碧的《蕉之妖》（戲劇）
黃荼《紅酒》（戲劇）
李散碧譯《天真的歌》（W. Blake原作）

書目下有廣州金鵲書店的啓示：以上各書或在編印中，或竟已在各埠發賣。這批書除了《秋之草紙》外，其餘全未見過。不知杜格靈其他的那幾本竟究有沒有出版？

讀完《秋之草紙》，我最感奇怪的是：1930年代以後，杜格靈居於香港，熱心文化活動，自由度更大，何以創作卻比前少了？也未見有單行本出版？

近得侶倫散文集《紅茶》（香港：島上社，1935），書後有一頁《島上社叢書》目錄，列出六本書：

謝晨光的《貞彌》（短篇小說集）
杜格靈的《秋之草紙》（隨筆短論集）
侶倫的《紅茶》（散文集）
哀淪女士的《婉梨死後》（短篇小說集）
侶倫的《秋的夢》（中篇小說集）
李林風《都會符號》（短篇小說集）

並說明前三種已出版，後三種將出版。這個《島上社叢書》目錄，反映出杜格靈與島上社關係密切，而且他又與侶倫合編過文藝双周刊《新地》，但，何以侶倫的文章中甚少提到他？《島上社叢書》中的《秋之草紙》未見過，是重新排印再版？還是將廣州金鵲書店版收入目錄內以壯聲勢，就不得而知了。

──2007年1月

悼念藍真先生

 

來源：蘋果日報二Ｏ一四年十二月七日

 

來源：Linda Pun臉書二Ｏ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三毫子小說

三毫子小說
關平

讀了前幾期《百家》雜誌的《三毫子小說》專輯，勾起了不少回憶，因為「三毫子小說」也是我的重要成長經驗。

粵語「三毫子」即是標準漢語的「三角錢」。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有出版商出版了不少廉價通俗小說，三十二開本，內文以新聞紙黑白印刷，配以彩色封面，每本六十四頁，售價三角錢。不少後來頗有名氣的本港作家都曾經投身成為寫作隊伍一員，如南來作家今天已成為文壇殿堂偶像的劉以鬯、以《三蘇怪論》著名的高雄、在上海時與張愛玲齊名的女作家潘柳黛、海派作家方龍驤；原在香港寫作編報刊的黃思聘、歐陽天、楊天成等；稍後是不少作品被改編成粵語電影的鄭慧。到六十年代，有曾經在香港通俗文壇名滿一時，現今已大量減產的浪漫小說作家依達、和至今仍受女讀者追捧，寫作不綴的言情小說作家亦舒，這時通俗小說已加價至四角，成為「四毫子小說」了。

《百家》雜誌的專輯刊出了新加坡大學容世誠教授在研討會的演講，指出兩個「三毫子小說」的特點，過去都少見有人提及：一是「三毫子小說」與冷戰時代美元文化的關係，一是當時包括新加坡、馬來亞、越南、泰國、印尼等南洋華人市場其實是香港通俗出版讀物的重要市場，支持了這些印刷品的出版銷售。

根據我的認識，香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通俗出版讀物的蓬勃，源於來自上海，解放前已出版著名偵探詭異雜誌《藍皮書》的羅斌先生。他來香港後繼續出版《藍皮書》，並將連載小說結集。我記得童年聽過電台節目改編自《藍皮書》連載小說，上海作家小平原著的偵探故事《女飛賊黃鶯》。羅斌後來擴展他的出版王國，成立環球出版社和新系報業，出版日報、雜誌和通俗小說，所謂「一雞三味」：付出稿費後先把小說放在報章副刊連載，然後再在雜誌刊出，最後出版「三毫子小說」結集。我了解這個關係，是因為八十年代在出版社工作，特別拜訪羅斌先生，希望收購環球出版社的小說版權，豈料他表示新系報業集團與作者的關係是現賣現買，作者交稿報社付稿費，貨銀兩迄，互不拖欠，沒有版權讓授合約，故無從轉授。我們惟有分別逐一約見個別作家商討，後來成功撬了不少環球出版社旗下作家過檔，如寫科幻小說的倪匡（魏力、原振俠）、靈異小說的周恆（張宇）、驚慄小說的潘粵生（余過）。也有挖角失敗的例子，如當時愛情小說天后岑凱倫，她始終如一效忠環球，和對天地不離不棄幾十年，至今不渝的亦舒。

容世誠教授在研討會的演講指出，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不少文化人離開中國大陸流落香港，執筆寫作是當時謀生的技術，著名文化人，國民黨大佬梁寒操的夫人黎劍虹也曾來港開辦霓虹出版社（按：該是虹霓出版社），出版「小說報」，也是「三毫子小說」的重要出版者。他們拿美國新聞處的資助，出版了不少反共通俗小說，爭取到不少文化人效力。後來隨著韓戰結束，美國改變對華策略，霓虹出版社（虹霓出版社）也結束了。

容世誠教授談話中提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通俗文化產品行銷新加坡、馬來亞、越南、泰國、印尼等南洋市場。其實不單止雜誌期刊和通俗小說如是，香港生產的國語和粵語影片同樣依賴南洋市場，尤其是影片，開拍前拿到「戲軌」（故事大綱）和「卡士」（演員名單）便去「賣埠」，收取訂金作為製作拍攝的前期資金。可能因為當地華人的文化程度不高，生產不出通俗文化產品，所以很依賴香港。連當地不少華文報刊的副刊文章都只是靠剪貼香港報刊的副刊稿子，而且不付稿費。

其實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的「三毫子小說」主要是愛情小說，以女性讀者為對象，尤其受到中學女生歡迎，我們男生對這些情情愛愛的故事普遍不感興趣，很少閱讀。就算找課外讀物，都寧選比較粗獷男性化，學校嚴禁的武俠小說，所以說不上接觸太多。不過，當時也是上中學的姊姊倒是個愛情小說迷，時常與其他女同學分享依達和亦舒的作品，我耳濡目染，勉強算有點認識。有個中學同學還模仿依達，索性提筆仿作，投稿去環球出版社，間中得到採納，出版成書。另一中學同學杜杜也遊戲仿作了一個短篇，改個筆名叫瓊依，筆名根本就是愛情小說兩大名家，台灣的瓊瑤和香港的依達合稱。

（書與人二Ｏ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向河居讀書錄之五

向河居讀書錄之五
許定銘

記高伯雨先生

最近與友人作伴去了一趟深圳，目的是買書。雖然已經十分克己，不是很好的書，不會隨便買，到頭來還是塞滿一手提袋，吃力地抬回來。想到還要寄回加拿大，頭痛不已。雖是如此，仍覺十分興奮，因為得到高伯雨先生的《聽雨樓隨筆》厚厚的一巨冊。

高伯雨﹙1906～1992﹚原名高貞白，廣東澄海人，曾留學英國，其後一直居港，以賣文為生。四十年代曾編過《中國晚報》副刊；六十年代創辦《大華》雜誌。其作品多以文壇掌故為主。除了《聽雨樓隨筆》以外，還有《聽雨樓隨筆初集》和《聽雨樓叢談》等。

林道群稱：「高伯雨一生為文自成一家，他的『隨筆』偏偏不如英國的Essay，承繼的是中國傳統，融文史於一，人情練達，信筆寫人記事，俱是文學，文筆之中史識俯拾皆是。」

這幾句話，對高氏文章的評價十分中肯。高伯雨除了喜寫掌故、人物外，也喜歡寫「補白」文章，這是深受鄭逸梅的影響。有一個時期，他模仿鄭的風格，寫了不少筆記小品，謙稱為仿「鄭公體」。文章刊出後，還剪報寄給鄭逸梅看。此事，鄭在他的〈鄭公體〉一文中，記之甚詳。

七十年代中期，我在灣仔開書店，高伯雨是常客之一。每週新書到貨日的下午，往往聽到店門外、走廊中有類似拖鞋擦地之聲，則必然是高伯雨到了。當時他喜歡穿唐裝衫，趿一對唐裝鞋，每每將鞋尾部分踏平，就像穿拖鞋似的「擦擦」聲而來。每進書店，必沉醉在新到書中左翻右看，流連個把小時，選幾本而去。可惜當時我只看新文學，與他的舊文學、人物傳記不大配合，傾談不多。

到八十年代，我的書店搬到北角，大抵因路途遙遠，高先生便甚少出現了。有一次我到灣仔青文書店看書，見高先生在新書檯前沉醉在書堆裏，不忍心打擾他，打算轉個圈，待他看完了，然後話舊。當年高伯雨已經八十出頭，仍可以日日賣文，一個人獨闖三樓書店看書，實在難得。

看了一會，我蹲到特價書架前看底層的書。忽見高先生在我旁邊也蹲下來，我以為他想要什麼書，正想叫他別蹲得那麼辛苦，要代他取時，卻原來他只是為了要小聲問我生意好不好，不是要找什麼書。當時不覺得什麼，事後想起來卻令我心裏不安，要一個八十出頭的老前輩「蹲下來」跟我談話、問好，心裏怎過意得去！

雖然事隔多年，這件小事一直令我耿耿於懷！

──寫於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一月八日

刊於《香港商報》的《文學周刊》

小記李勵文

逛舊書店，得李勵文《啼鳥曲》，此書由文壇出版社出版，版權頁既無出版日期，也沒有印量，對研究者做成不便，無奈這是一九五Ｏ、六Ｏ年代港版書的通病，惟盼日後得以改善。雖然書不列出版日期，我也記得是一九六Ｏ年代中期出版的。那時候我經常為《文壇》寫稿，李勵文也常有東西在那兒發表。我一直以為李勵文是和我同時代的香港作家，到今天才知道他原來是文壇前輩，而且還不是生活於本港的。《啼鳥曲》三十二開本，二八六頁，收〈別離書簡〉、〈峇眼行〉、〈日里河畔〉、〈籬下草〉、〈啼鳥曲〉、〈怎樣做才對人生有意義〉和〈落英篇〉等七篇，此中除了〈別離書簡〉外，其餘全是小說。書後還有篇後記，對李勵文寫作的歷史，有詳細的記載。

原來李勵文是印尼土生土長的華僑，一九三二年回祖國升學，在廣州市讀書時開始寫作的，處女作〈我眷念着南島〉是篇兩千字的散文，就刊在「當時廣州唯一文藝副刊《黃花》」上。後來他轉學上海，受當地濃厚的文化氣息影響，更熱心寫作，以散文寫得較好，被文壇前輩期許為「上海的都德」。

抗戰展開後，李勵文投身軍中，和敵人輾轉火併於江南、嶺東和粵北間，寫下了大批「像火一樣地在燃燒着」，熱情奔騰的散文。勝利後他又回到廣州生活，寫了不少具連貫性的小說和散文，到一九四九年才重返印尼耶加達。一直未見有人提及李勵文，如果還在，該九十出頭了。

李勵文在談及他的作品時，說抗戰前夕曾彙集早年的散文計劃出版，連紙型都造好了，剛好戰事發生，只好告吹。如今他最早結集的散文《湖畔草》，也是盧森整理，一九五三年由「文壇」出版的。如果不是《啼鳥曲》的這篇後記，我真想不到，與侶倫、望雲同時代，一九三Ｏ年代已在本港文學雜誌《紅豆》發表作品，一九五Ｏ、六Ｏ年代有大量散文小說刊於《文壇》，且在本港出了兩本單行本的李勵文，原來不是香港本土作家。

近讀范泉的回憶錄《文海硝烟》（哈爾濱黑龍江人民，一九九八），裏面有篇〈我編《作品》半月刊〉，談的是一九三七年間，他在上海組織「作品社」，與同人出版《作品》半月刊及《遼原文學叢書》的舊事。一開始他即說：

一九三七年三月，我和我中學時的同學李勵文、劉爾俸等商議，準備組織一個文學社團，出版期刊和叢書。（頁二五五）

原來李勵文在上海讀中學時與范泉同學，他們組織的那個文學社團，就是「作品社」，成員還有馬良、邵子南、李雷、丘東平、葉紫、蕭琳等。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五日創刊的《作品》半月刊，共出過三期，還邀得郭沫若、李輝英、林娜（司馬文森）、白薇、孫陵、田漢……等人供稿支持。李勵文在這裏發表過〈雨〉和〈南國春秋〉兩篇散文。

至於「作品社」的叢書，他們起先計畫組織一個「燎原出版社」，以「燎原文學匯刊」的名稱推出叢書，但恐怕「燎原」二字在申請登記時難以通過，故改成「遼原」。范泉說：

「燎原文學匯刊」第一輯，包含作品社四個基本成員的四本「處女作」：一、邵子南的短篇小說集《青生》，二、李雷的詩集《陽光曲》，三、李勵文的散文集《尼德蘭人》，四、范泉的短篇童話集《江水》。（頁二六六）

最可惜的是這套叢書雖已打成紙型，印出了樣書，卻在「八一三」的戰火中灰飛煙沒，永遠無法重現了。

這本《尼德蘭人》，就是李勵文在《啼鳥曲》後記中提及的，那本被毀於炮火中的散文集，共收〈歌聲〉、〈爪哇草〉、〈從古卑到芝不棟〉、〈尼德蘭人〉……等十五篇散文，寫的都是南洋華僑的生活片斷。李勵文是應該不會忘記的，但，何以他自己不記下呢？

──寫於二ＯＯ七年二月

四月刊於《大公報》

關於方龍驤

從報上的訃聞，知道方龍驤過世了，然而，幾個月來，都沒有讀到悼念的文章，即使上網去尋找，不單見不到有關消息，連龍驤的資料也少得可憐。

龍驤和盧森堡都是方棠華的筆名，他曾任《新生晚報》及《天天日報》副刊編輯，同時也是本港著名的奇情小說作家，所撰驚險推理小說比倪匡的衛斯理出道更早，很受歡迎，是上世紀一九五Ｏ至七Ｏ年代的流行作家。但，極少人知道，他也是熱愛文學的，也曾寫過非偵探類的小說。

《綰不住的心》（香港企鵝，1953）是本三十二開的小書，只有一一四頁，內收〈綰不住的心〉、〈湖上悲歌〉和〈茉莉的回憶〉三個短篇，是龍驤偵探小說以外的唯一文藝作品。他在後記中表示很喜歡這些小說，還說：

這裏三個短篇，都曾在雜誌上發表過。當時因應編者所需，所以故事結構，稍有不同。而在付排單行本之前，曾照自己原意予以改寫訂正。故事所述為三種不同女性的戀愛插曲，可謂絕無半點「偵探」氣息。（見頁一一四）

從這段短短的說明，可看出當年龍驤對遷就編輯意願而修改小說內容，是心有不甘的。故此，到出單行本時，便改回自己的原意。那是「文藝」與「通俗」之爭，可知年輕的龍驤是極有意於「文藝」的。然而此書出後，他的文藝作品自此停產，可見當年嚴肅的香港文學是無法立足的，這是作家必需靠寫流行小說才能過活的另一例證。

我自小愛讀武俠奇情驚險小說，泰山、大俠游龍、洪熙官、方世玉、中國殺人王之餘，也讀了不少龍驤寫的外號「貓頭鷹」的系列小說，當我見到龍驤的《綰不住的心》，知道我熱愛的驚險小說作家也熱衷文藝，非常高興，立即寫了篇有關的短文，刊於二ＯＯ四年九月，第二十七期的香港《作家》月刊。

一個月後的某天，從未見過面的龍驤前輩給我電話，說想見見我，並叫我把《綰不住的心》帶給他看看，因為他自己也沒有這本書了。我告訴他，書是從別人那兒借來讀的，但我留下了影印本，會再複印一本給他留念。

過兩天我們在「城市花園」見面，他請我吃了一頓非常豐富的晚飯，魚、蟹之外，邊有魚翅，兩個人不飲酒也費近千。龍驤先生年近八旬，身材略胖，但精神很好。他非常興奮的告訴我，他已很久沒寫小說了，近十幾年住在台灣，常寫有關古董的文章，還在經營古董生意。

我則告訴他，自小學起已熱愛他的驚險小說，尤其是那種很早期的，十六開本的三亳子小說，「貓頭鷹」的系列，是我課餘愛不釋手的讀物。

那頓晚飯吃了近三小時，臨別時，龍驤告訴我，他正打算把一批古董出售，賣出後會用三百萬出本文學雜誌，並說一定要聘我出任編輯。

然而此後再沒有收到他的消息，幾個月前意外地在報上讀到他的訃聞，一顆閃亮的星星殞落了！

──寫於2008年6月

7月刊於《大公報》

「丙公」：張向天

「丙公」即張向天。《毛主席詩詞箋註》、《魯迅日記書信詩稿札記》、《魯迅舊詩箋註》、《魯迅作品學習札記》……等專着，署名張向天；《東北風物漫憶》、《衙前集》、《嶺外集》等雜文，則署「丙公」。

丙公是東北人，畢業於掛「米」字旗的教會學校，一九三三年入關，居於北平。七七事變後，輾轉流亡南下香港，卜居九龍城，執教鞭謀生，以「張春風」筆名寫作。太平洋戰事爆發，丙公携家眷一家四口，旅居粵西化州、高州、信宜、中垌等地。戰後一九四六年回港，仍住九龍城寨側。丙公是熱愛舊詩詞的書生，無論是和平時期及戰時逃難，均以教書謀生，研究詩詞寫稿自尋樂趣。

一般中國文人談「嶺」，多指「秦嶺」。秦嶺橫亙於我國中部千多公里，是中國氣候和物產的分水嶺，秦嶺以北是北方氣候，生長於當地的人稱北方人；秦嶺以南是南方氣候，生長於當地的人是南方人。因此，以我們南方人的看法：秦嶺以北就叫嶺北或嶺外，秦嶺以南就叫嶺南或嶺內。

丙公的《嶺外集》寫於香港，是香港上海書局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很自然使人聯想到他寫的是北方的事物。然而，書內寫的卻是作者抗戰時期，自香港逃難粵西及在本地的生活情況，令人詫異。後來讀了本書的〈前記〉，才明白過來。原來他在香港住了大半生，雖然是老香港了，但，內心卻無時無刻不思念着家鄉，自覺是「北雁南飛」，甚至雕了一枚閑章「雁過樓」以自慰。用丙公的觀點看，他是飛過秦嶺南來的北雁，秦嶺以南之地，在他來說，自然就由我們南方人眼中的「嶺內」而變成「嶺外」了！

丙公的《嶺外集》收雜文近七十篇，主要寫他一九四二至四五那幾年在粵西教書的生活：無論記旅途跋涉、生活苦況、風俗、特產……，不單描述清晰，還愛引經據典考證，引用古人詩歌並用心注釋，足見他學識淵博，下筆細緻謹慎。

他在〈談吃生蒜〉一文中，說他初到南方時，經常聽到鄰居的兒童在他背後唱押韻的童歌：「撈鬆，撈鬆，不吃葱！」他研究過後，知道這是句反語，意思是嘲笑北方人喜歡吃葱之意。文章跟着大談北方人不但愛吃葱，還喜歡吃生蒜。全文對被稱為「撈鬆」，毫不介意，相當豁達。其實，「撈鬆」並非貶詞，也無惡意，實乃普通話之諧音「老兄」而已，北方人不知就裏發火，是自討苦吃。相對來說，比有些印度人一聽到人家叫他「阿差」，白種人被叫「鬼佬」，即大發雷霆，大方得多了！

丙公在粵西及香港生活超過半世紀，比他在老家東北的日子長得多，對南方某些慣用的字、詞大感興趣，曾下過工夫細心考究。比如粵西的鄉民，計算路程習慣用「塘」或者「鋪」作為單位，由中垌去化州是九「塘」或九「鋪」路。你可能會問：一「塘」有多少里？「塘」和「鋪」是不是同樣的距離？即使向當地人請教，也問不出確實的結果。經丙公考究後，搬出了《日知錄》、《塘兵行》和《粵西增兵記》等古書，才知道「塘」和「鋪」的距離都是十里，是舊時的軍事制度，用以計算駐兵多少的單位。

又如深水埗的「埗」字，他引任昉的《述異記》、柳宗元的《河東集》、韓愈的《柳州羅池廟碑》……等考究後，知道「埗」即是「步」，在舊日是埠頭、碼頭，可供停船泊舟，上落客貨之地也。

這種考究驟看似像鑽牛角尖的尋根問底，但，閑來無事，翻翻古書，一樂也！此外集中有〈九龍山下人家〉、〈九龍城懷古〉及〈九龍城懷古詩鈔〉數篇，資料翔實有趣，老香港必讀之。丙公另外的兩種：《東北風物漫憶》和《衙前集》，也是一九七Ｏ年代出版的，昔日我開書店時常見，如今已甚少遇到，不知圖書館是否還有？

我對丙公所知甚少，從書中所述一生經歷，及他一對子女比我年長十歲八歲，推算先生約出生於一九一Ｏ年前後，羅琅曾寫〈悼念一位前輩〉（見天地版《羅隼短調》）記他與丙公的交往，可惜沒註明日期，不知他是那年代走的。

──2013年6月

9月刊於《香港文學》

埋首書堆六十年

埋首書堆六十年
許定銘

小引：2014年7月，受香港公共圖書館邀請，參與第十屆香港文學節，主題「個人閱讀史：記憶的回訪與再現」講座，我寫了約五千字的講稿〈埋首書堆六十年〉在講座上派發並供日後出版單行本。講座後，《明報月刊》編者索稿，但只提供三千字版位，我把該稿修訂削減重寫，與原稿颇有出入，因此〈埋首書堆六十年〉便有了兩種不同的版本。近日心境平和、清閑，將兩稿揉合修訂，便成了如今大家讀到的七千字版〈埋首書堆六十年〉。

我在香港生活六十多年，在本地受教育、成長、工作直到退休。一九六二年開始寫作，與少年文友組織文社，寫報紙專欄，編青年文藝刊物；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教過小學、中學和大專，做過圖書館主任；還編寫課本、教師手冊、假期作業等與學校有關的書籍近二百種；在旺角、灣仔和北角開書店前後二十年；出版文學書籍，買小型印刷機，親自落手落腳印刷、裝釘、發行……，幾十年來與書結緣，集：買、賣、藏、編、讀、寫、教、出版八種書事於一身，是個捧書能醉的愛書人，此所以我的幾本書話，像《醉書閑話》（香港三聯，1990）、《醉書室談書論人》（香港創作企業，2002）、《醉書隨筆》（濟南山東畫報，2006）和《醉書札記》（台北秀威資訊，2011）均以「醉書」冠名，說明「醉書室主人」是個以書而非酒自醉的人。

我和書的關係那麼密切，可以說是由父親一手促成的。有幾件事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小時候我們租住在旺角一處有前後樓梯的，戰後新樓的一個中間房裏，一家五口擠在不滿百呎，密不通風的房子裏，不單活動的空間小，同樓的孩子又多，連讀書也無法集中精神。我是因為家貧，遲了入學，雖然才讀小三，好像已有八、九歲光景，父親對我管教甚嚴，每日放學回來，做完了家課，必把我關到後樓梯去，溫習當日所教的書，到識背了，才放我進屋來。

那種後樓梯，是廁所和垃圾的集中地，一個幾歲大的孩子，日日得在那兒捱「臭」，哪能定性？於是，一知道父親外出，或因有事幹，無暇理會我之時，便在四層高的後樓梯奔上跑落嬉戲。然而，一個人玩甚麼都乏趣味，終於發展到留意人家丟棄的垃圾，看看有甚麼可玩的情況下，發現了一籐篋的書。坐下一看，便害我「上癮」幾十年的，並不是甚麼世界名著，也不是三國水滸的舊小說，而是周白蘋的《中國殺人王》和蹄風的大俠游龍底故事。這是我和書的第一次結緣。

有一個時期，我是和父親一同上學放學的。在同一間學校裏，他教中學，我讀小學。小學放學的時間要較中學早個把兩個小時，父親劃定範圍，那段時間限定我在圖書館裏度過。圖書館內不得嬉戲，又沒友伴，我是在無可選擇的情形下向書堆發展，陶醉在閱讀的天地裏，然後知道，除了「殺人王」，除了「人猿泰山」之外，還有很多世界各地的兒童文學作品、希臘神話故事和當時很受青年學生喜愛的《青年文友》。這段日子培養了我愛閱讀的習慣，《青年文友》的徵文比賽也刺激了我學習寫作的念頭，一有空就會隨意寫些抒發感情的小段落。

升上中學那年，我的英文糟透了，父親除了自己迫我讀外，每個晚上還要我到附近一個街坊那兒補習英文。學習正規的課本，大家都有無形壓力的抗拒，便有同學帶回來了武俠小說，趁老師不在意的時候，不讀英文，讀武俠小說。武俠小說很吸引人，一旦上了癮，很難放得下。老師也因順手拿來讀幾頁而上了癮，無法戒掉。到得後來，我們的零用錢租光了，竟是老師拿錢出來租書大家齊齊讀。於是一個英文補習班，就變了刨武俠小說班。

每晚兩小時，一星期五晚的苦讀。最初是金庸，跟着是梁羽生，然後是高峯。六十年代初，本港的武俠小說名家，似乎就只得這三位最多讀者。那時候我們全體同學大概都是十二、三歲，某次卻突然來了個十七八歲的大哥哥，他不加入我們的武俠行列，下苦功讀英文。後來他鼓勵我在讀武俠外，還要讀些文藝小說，便借給我沈從文的《邊城》和《月下小景》。這以後我的讀武俠生涯就暫停下來，而轉到文藝作品去。

初中那三年，因為熱衷於課外書和寫作，英文始終沒有改善，父親命令我晚間去夜英專讀英文。那時候的夜英專很多，但大部份辦得不好，教師質素低，學生大部份是日間有工作的成年人，根本無時間讀書，讀夜校目的不過是打發日子和交朋友，水準比我還差了一皮，愈讀愈悶，終於開小差，逃到附近一間屋邨的社區中心圖書館去，讀我愛讀的文學書。徐速、黃思騁、齊桓、徐訏、秋貞理……等人的書，都是在那兒讀到的。

社區中心圖書館在六十年代初期是剛起步，很少人知道，更少人利用，晚晚七點至九點，差不多成了我私人的書房一樣，我在那裏閱讀、寫作。自那時起，我知道書和我結了不解緣，永遠不能分開了。

說到我會學習寫稿，最終成為一個畢生搖筆桿的寫作人，得要感謝中三那年，教我國文的林老師。那年代的中學生，每星期都要交篇周記。記得那一年春雨綿綿，梅雨下得人心煩意亂，多愁善感的少年總愛無病呻吟，我在周記裏寫了篇懷念留在家鄉，失散多年的三弟的短文。周記派回來了，林老師寫了這樣的一句話：如果不是抄的，就寫得很不錯了！

少年人怎吞得下這口氣！

於是立即買來了原稿紙，把文章謄好，寄到《星島日報》的學生園地去。真幸運，〈這是夢嗎〉第三天就刊出來了。首次投稿，迅即成功，對少年人的鼓舞和推動，是無法想像的。就這樣，我和閱讀與寫作，結了不解之緣！

開始了投稿，我才有餘錢買書。起先是放在書枱上，或是堆在床角裏，後來愈積愈多，迫得親自動手胡亂釘了個書架，擺在我睡的碌架床靠牆的那面。把半張床讓給書後，得以晚晚靠床挑燈夜讀，常常在夜裏讀到沒有熄燈就睡去，又經常在半夜裏嚇醒，以為書連着架塌下來了。

離開了老家以後，這個小小的書架一直跟着我，從元朗跑到銅鑼灣，又從銅鑼灣跑到九龍城、旺角、香港島……，愈跑愈大，書架變成了四面由牆腳頂到天花的書房，又由書房發展為四五百呎的小書店……。

讀書和寫作表面上是兩件事，事實上這兩件事是合而為一的因果。譬如商家的「買賣」，要「賣」貨，得先要「買」進貨才能賣；愛上了書，買回來讀了，自然產生了要介紹給同好，或是學習創作的念頭，很自然的便提起筆來……。

我一九六二年涉足文壇，先是叩現代詩與現代文學的大門。那時候，我們一群文學觀點相同的小伙子，讀的是《創世紀》、《現代文學》、《好望角》、《文藝》……，參加的是現代文學文社，寫的是風格獨特，形式創新的現代詩和散文，買的、藏的，自然都是這類書。當年的現代風以台灣為主流，想買前衛文學的書，就只有旺角的友聯書店。後來《文藝》月刊在丁平的策劃下，也訂過不少這類創作，放在出版社內賣給現代文學發燒友。

要數專售文藝書的樓上書店，尖沙咀漢口道的文藝書屋是老大哥。一九六Ｏ年代初，王敬羲從台灣回來，把書店開到「六樓」，那真是破天荒。不過，他利用書店的地點，既辦「正文出版社」，又編《南北極》、《純文學》期刊，更得台灣「文星」大力支持，運來大量文學新書之外，還允許他在本港重印暢銷的品種；即使普通讀者嫌六樓高，那些交稿或取稿費的作者們，往來的學者們，總要追上時勢多看、多買點書，生意也就有了保障。何況當年專賣台版文學書的書店甚少，除了旺角「友聯」的門市部，「文藝書屋」像得獨市之利，要看台版書的愛書人自然不怕高爬上去，也就興旺了一段不短的時日，開了總有一二十年，究竟「文藝書屋」是何時結束的，一時想不起來。

那時候我喜歡瘂弦、鄭愁予、周夢蝶、管管……的詩，也讀了不少司馬中原、朱西寧、陳映真、白先勇、王文興……的小說，也認真的寫了不少。

當年我不喜歡讀中國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是覺得他們太傳統、太老套，但，何以後來我卻專門收藏三十年代作品呢？好友古蒼梧第一個改變了我。他對我說：你愛現代文學，三十年代作家施蟄存的小說一定要看！於是我到坊間找了本《善女人行品》，一翻之下不能釋手。後來又讀了端木蕻良、穆時英、鷗外鷗，才知道現代文學不是六十年代的台灣專利品，三十年代的中國早已有能手了。這是引起我搜集三十年代舊書的原動力。

原本我只搞創作，一九七一年到華僑書院修文學時，重遇《華僑文藝》的編輯丁平老師，他鼓勵我：一個完整的文學家，除了創作，還要懂文學研究與批評。在他的指導下，我以〈論蕭紅及其作品〉為畢業論文。寫這篇文章的當年，我只有機會讀到香港坊間重印的蕭紅作品，這些港版重印書，與原版頗有出入：長篇往往删掉序文及後記以節省篇幅，短篇則多數隨意重組，甚至胡亂改名重版，令研究者困難重重，誤走不少寃枉路。

事後我深深領略到，要做作家研究，一定要讀原版書，要讀原版書，不是跑圖書館，而是逛舊書店，往書堆裏鑽，因為那些珍貴的絕版書，是圖書館也沒有的！

香港一九六Ｏ及七Ｏ年代售賣非課本的舊書店着實不少，一般人只懂逛旺角奶路臣街，當年還有域多利戲院和德仁書院，附近的舊書店有復興、精神和遠東，其實也沒甚麼可買的，倒是德仁書院門口有檔地攤，間中可用三兩塊買到心頭好，可惜它不常開檔，常要碰彩。後來才知道九龍城聯合道那間記不起名的舊書店，然後是洗衣街的新亞，西洋菜街的實用，廟街大李和小李的半邊鋪和街邊檔，再過去是中環的神州，荷里活道的康記，天樂里的德記，軒尼詩道的三益和陶齋……啊，還有全九龍搬來搬去的何老大的「書山」……那年代的舊書店一口氣數不完。

此中最有趣的是何老大的「書山」。何老大是個胖老頭，當年已有六十開外，有人說他解放前當過國民大會代表，故此也有人叫他「國大代」的。何老大到香港後無事可幹，賣起舊書來。他的做法是買「舊倉」，原來當時新界有很多封了幾十年的舊貨倉，那是過去大書店的貨倉，藏了不少斷市多年的舊貨。也不知何老大用的是甚麼辦法，把舊倉的貨買到手，幾十本一扎，幾十本一扎的用繩扎好運走。然後到市區旺地，租個空置的舊鋪，不必裝修，一扎扎的舊書胡亂丟到鋪內堆書山。他的店，一眼望過去，是座十呎八呎高的小山崗。何老大搬張櫈坐在門口，他通常只把店最外的一二十平方呎之地的書扎解開，供你選擇。未解開的，一定要整扎買，不理是甚麼，從不散賣。人客到來買書，何老大永遠是半睡不醒，帶醉的搖晃着，瞥一瞥你的書，胡亂開個價，絕不討價還價。你最好買，不買，他會低聲嘀咕，不知是否在咒罵你，然後把你選的書一手扔回書山，不再睬你。可幸他的書便宜極了，一般只賣「五毫」，最貴也只是一兩塊。印象最深刻的，是五毫可買到一本柔石的《希望》﹙上海商務，1933﹚，我買了十來本送朋友。跟他混熟了，何老大准我爬他的書山，那可樂透了，爬上去把書一扎扎的提起來看。因為不准拆繩，書又不是依書脊對齊的，看的時候得把那扎書翻來轉去，其實也很辛苦。就這樣也得過不少好書，不過，「買豬肉搭豬骨」的情況很嚴重，某次一扎四五十本的書裏，就只藏了一本我要的誼社編的《第一年》﹙上海未名書屋，1938﹚，其餘的都是普通貨式，四五十本書的買入價，就是為了要買一本，也算是收穫不錯，那得要看你買到了甚麼。

買舊書的行家最常去的，是荷里活道的康記和灣仔的三益。

康記是間百來呎的小店，賣的主要是嚒囉街式古董，他的書便宜且轉流得很快，因有不少行家是日日到，一般是大批用橙盒買的。雖然人人搶着入貨，但康記依然經常有貨到，因他鋪地處的中上環發展迅速，拆舊樓一向是舊書的主要來源哩！

三益是本港的老牌舊書店，戰前已開業，據說葉靈鳳三十至五十年代都是他們的常客。店主老蕭為人隨和，見人總堆滿笑臉，我由六十年代初背着書包去他店裏打書釘，一逛三十多年。九十年代中，老蕭移居紐約，他的侄兒在多倫多也掛起三益的招牌賣舊書，距我家七十公里，我還是每月驅車前往逛兩三趟。

逛三益三十餘年，我大部分藏書來自此店，起先是三幾本的買，後來老蕭知道我要的是甚麼，總替我留起，價錢自然貴得多了。六七十年代我住在九龍，康記和三益都在港島，一周只能過海一兩次，很多時都會「走寶」。到七十年代末，我在灣仔開書店，三益就在馬路的另一邊，距離不足一百米，我每日去兩次，大有「斬獲」，曾試過一次買入六十多本三十年代絕版文學書，興奮得幾晚睡不着。

到普通的舊書店買書，他們不會計書的價值，只按書的厚薄要價，碰到好書，往往廉價即可買到。但到賣慣古董的康記和三益，他們會鑑貌辨色，因人定價。他心裏會想：你是識貨之人，選的一定是好東西，錯不了！有時想買些普通的書，往往會讓他們漫天叫價，弄得啼笑皆非。師傅教落，對付這些店主，你要胡亂選一批貨，最好包含各種不同的書，讓他摸不着你的心頭好，而且書多了，銀碼漲到一定的數目（他心裏想你買的數目），他便會讓步，不再「斬你」。那一定的銀碼，原本只可買三幾本心頭好的，便變成買了幾十本書。至於多出來的書，你得自己想辦法，一是轉賣出去，一是像我一樣，也開間舊書店玩玩。

上世紀的一九七Ｏ至九Ｏ年代，我斷斷續續的開了二十年每日只營業五小時（下午2時至7時）的「半日」書店。你會奇怪的問：書店怎麼只開半日？開半日的書店能維持嗎？

我坦白的告訴你，這樣的書店肯定不能賺錢，只要不賠大本，已是萬幸了。不賺錢的生意，只有傻子才會幹。對啦，我就是那位傻子，而且一傻二十多年！

自升上中學培養了閱讀與寫作的興趣後，我開始愛書、買書、藏書。台灣的現代派新書，一九三Ｏ年代的民國絕版舊書都是我的閱讀範圍，隨着時間的流逝，藏書愈來愈多，書架也由小小的幾格變成一排排「頂天立地」的「書架牆」。這些書中，部分是溺愛至終生收藏的，但更多的是因興趣轉變而受冷落的，或是不知如何買入的，堆得一屋滿滿的，卻又捨不得丟棄。最後終於變成了半個書商，把愛書的友人，或友人的友人招呼到家中買書，實行「以書養書」。然而，愛書這「壞習慣」一直改不了，最終是開了間書店，才能把部分書掃出家門。

「創作書社」是「創作類書」加「出版社」的結合，一九七Ｏ年代初期出現於旺角通菜街上，亞皆老街與快富街中間，馬健記圖書公司對面的大厦閣樓，那是樓下鋪的自由閣仔，二百餘呎實用，門口有一兩呎高的巨石屎門檻，門檻兩邊要各放兩級樓梯，出入十分不便，這樣的小「豆腐店」，當年也要六佰元月租，賣的是本地純文學創作外，還直接批訂台版冷門出版社的文學書。不久「創作書社」搬到灣仔軒尼詩道去，那時候是一九七Ｏ年代中後期，內地改革開放，大批文史哲書湧港，被「餓」了十多年的香港讀書人見書就搶，每逢星期二、四新書到的日子，港大、中大的學子，大多捧着盈呎厚的新書滿載而歸，印象最深刻的，是錢鍾書的新書《舊文四篇》抵港，我要了四百本，不用一星期即賣光；我為司馬長風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輯要》，初版二千冊，半個月已要再版，那真是書業的黃金時代……。

由於書店地點適中，全部書七折或八折，不單書賣得多，還因為很近香港歷史最悠久的舊書店「三益」，我每日可以去進貨，「創作書社」自然賣起舊書來。這就吸引了更多搜尋絕版書刊的專家，學者高伯雨、王亭之、林真、盧瑋鑾，港大的趙令揚、單周堯、黎活仁，中大的黃繼持、王晉光，孔安道圖書館的楊國雄，作家舒巷城、杜漸、海辛、林蔭、許禮平、劉健威……都是到我處買書認識的常客。可惜好景不常，一九八Ｏ年初業主忽然說要賣樓，不跟我續約，多年的奮鬥最後以一萬二千元，叫「收買佬」領五條大漢花了一個上午，用兩輛密斗貨車搬走了。

灣仔「創作書社」關門的幾年後，我心有不甘，在北角「七海商場」覓得兩個打通的鋪位，一九八Ｏ年代中再展旗鼓，賣的同樣是文史哲和舊書，但，一九七Ｏ年代的搶書熱潮已冷卻了，生意也就變成僅可維持，終於到一九九二年我的生活起了大變化，「創作書社」又一次關門大吉。

愛書是壞習慣，開書店則是「破費」的娛樂。賣書的收入只夠雜項支出，絕對不足以交租及請伙計，每個月賠出去的，只好當娛樂費了。我的本職是位半日制的教師，下午不用上課，每天放學後，便匆匆買了飯盒，趕回去看我的「半日書店」。

我開書店來解决家中書海泛濫，但愛書人們另有他法：一九八Ｏ年代開始，本港很多工業北移，工廠大厦空置量激增，一些比我更愛書的朋友看準這個形勢，投資買下千餘呎的單位，設計成私人圖書館，配上音響設備，工餘陶醉在私人的天地裏，一來作投資待樓價升，二來又可滿足個人的愛書慾，何樂不為？

其時北角鬧市有一個大跌價的商場，地庫一百呎的單位才二三萬塊，有愛書人買了單位，裝修成書房，日日放工待在那兒，啃書數小時才回家，比起新界的工廠大厦地方小得多，卻交通方便，隨時可去哩！

一九九Ｏ年代中期，我把近百箱藏書打包移居加拿大，把千多呎的地庫設計成私人圖書館，作個人養老消遣的準備。但，在加拿大和美國流浪五年後，思鄉情切，我又回到香港來了。幾十箱回流的老書，把幾百呎的房子塞爆了，成了負累。我以為自己以後也不會再買書了，豈料二十一世紀到來，整個世界有了新的開始，舊書業也拓開了網絡世界，一下子把中國各大城市拉近了，大家透過電腦聯繫溝通，舊書業忽地復甦，蓬蓬勃勃的發展起來，我的書鄉夢又可重温，又能夠見到、買到罕見的珍本，買書的「毒癮」忽地復活了！

二千年最初的那幾年，除了網上拍書以外，我的足迹遍及廣州、上海、杭州、蘇州、北京、青島等各大城市的舊書店。然而，收穫還是少得可憐，即使像上海的文廟，北京的琉璃廠、潘家園、報國寺等，過去是愛書人聖地的市集，也難以像以往般沙裏淘金，「撿漏」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然則怎樣才能搜得珍本呢？

我的做法是從網絡上聯繫了各大城市著名的舊書業者，讓他們知道我的收藏範圍及水平，他們每收到罕見的好書，便會透過電腦讓我看書樣，然後討價還價，只要售價不是太過份，便可立即交易。若果書太多，或要價太高，而自己又太想要的，就得親自走一趟，再行決定。

雖然我仍保着過去的宗旨：看完、用完的書一定要轉讓出去，然而，十年八年過去了，我的書仍然愈積愈多，除了住家書海泛濫以外，我還在灣仔某商業大厦找了層四百餘呎單位，裝修間隔成書店形式，再來一次私人圖書館，閑時過來讀書寫稿，那間「十八樓C座」的「醉書室」，將來會變成怎樣？我不知道！

公元二千年後，香港連小學也開始有圖書館了。我申請從教師轉當圖書館主任，開發並管理校內圖書館，作了兩項大膽的嘗試：一是大量購入簡體字兒童文學作品，鼓勵學生「繁簡並用」，以備將來社會的演變；一是推動「從閱讀到寫作」，培養學生可隨時執筆寫文。

此中特別要提的是後者。我向校方爭取得資源，出版一本校內的《學生園地》雙月刊供學生投稿，雖然只是薄薄的小冊子，但每期也能選刊約二十篇稿，給他們爭取了一些練筆的機會。起初很少學生投稿，他們大多覺得生活沉悶，沒有甚麼可寫的。後來有些同學漸漸明白了堂上的命題作文只是學習的一種，不是自我抒發內心感受的好方法，終於懂得留意身邊的事物，從日常生活去找題材，稿件便愈來愈多。最令我喜出望外的，是課堂上還在學寫句、段的一二年級學生，竟也提起筆來寫作投稿了。經過幾年的努力，我的這本原意專為三至六年級同學編印的《學生園地》，要被迫多印不少，好讓愛讀書的一二年級學生索閱。這證明了要推動寫作，只要供給環境和條件，連一二年級學生也能做到！

我這個望七的老人，今日跟大家談談過去幾十年的個人書事，目的在讓大家知道：一直被稱為「文化沙漠」的香港，其實不是沒有文化的，是可以孕育出愛書人的，希望我的故事能引起大家愛書的熱誠，也開始多讀書，隨時拿起筆來抒發心中所想！

──2014年11月修訂

向河居讀書錄之四

向河居讀書錄之四
許定銘

讀洪永起的《雜書──閱讀現象的構成》

洪永起編的《雜書──閱讀現象的構成》（香港文化工房，2009）是本純書評的結集，這類書在坊間比較少見，理應受到重視。全書收近六十篇書評，以性質而言，前邊的《論人論現象》幾篇，是與書人書事有關的訪問稿，其餘的大部份則以書籍的出版地分為《外地一堆書》、《台灣一堆書》、《大陸一堆書》和《香港一堆書》等四輯。

本書編者洪永起是《文匯報》的編輯，該報的《讀書人》副刊有定期的書評欄目，特約海內外的書評家向讀者推介新出的單行本，頗受文化人歡迎。洪永起有見及此，便在專欄刊行近兩年後，精選該欄的書評數十篇彙成本冊，執筆者多為年輕學人，包括：張俊峰、鄧小樺、彭礪青、唐睿、鄭政恆、鄧正健、洪磬……等。

先別說書的內容，單外型及編輯技巧，《雜書》已深深吸引了我：比三十二開略闊的14.5x18.5cm本，擺在書架上顯見凸出；每頁版面一分為二，此為雜誌的優點，閱讀起來甚覺養眼，久讀亦不覺疲累。最難得的是編者絕不吝嗇版面，疏密編排合理以外，每編文章均配以原書影及畫家陳灝堂的針筆水彩插圖，加强對讀者的吸引。翻開版權頁，原來編輯、插畫、畫版、校對均有專人負責，分工甚細。後讀洪永起刊於《文匯報》的〈文匯書評結集《雜書》上架〉，才知道他們在製作時曾經過多次商討，改了又改，可見製作非常認真。

在四輯書評中，《台灣一堆書》只佔四篇，《大陸一堆書》亦僅有七篇，編者的選編以外地書及本地書為主。

所謂《外地一堆書》，是指外文書和繙譯書，此中有藝術、歷史、哲學、文化現象、小說……等多種類型，談到村上隆的《藝術創業論》、丹尼爾‧門德爾松和米高‧基里頓的推理、勒‧克萊齊奥的《沙漠》……。我比較有興趣的是健吾介紹，下川裕治的《從日本下車的年輕人》，此書寫的是現時非常流行的「外蔽青年」──把青春陶醉在流浪歲月的年輕旅人，他們浪蕩於曼谷那樣悠閑的城市中，隨處喝酒、午睡、玩樂、享受人生……，頗有點一九六Ｏ年代嬉皮士的作風，也像鏡頭下用斜眼瞄人的「犀利哥」！

其實我更愛《香港一堆書》，到底是「鄉土味」濃，像馬家輝的《死在這裡也不錯》、西西《我的喬治亞》、許廸鏘的《形勢比人强》和廖偉棠的《黑雨將至》，都勾起我閱讀的意慾；尤其呂大樂的《號外三十》，更引起我褪色歲月的回憶：我們那一代人誰不知道在「一山書店」內擺賣的《號外》，開度闊大，插圖前衛的《號外》，是一九七Ｏ年代文化人喜愛的雜誌，只是誰也沒料到那一份熱誠竟然延展到三十多年後的今天！

一篇好的書評，除了有條理地給讀者介紹好書外，還附有引起讀者購買閱讀的目的，就這點而論，《雜書》內的大部份文章多能達到。有人談到《雜書》時，說內容雜而風格不統一是它的缺失，我則持另一種看法，我們不妨把《雜書》看成一個集合世界各地食品的「美食廣場」，食客徜徉其間，各取所愛，不是更好嗎？

──2010年3月

詩人的左手
──讀潘步釗的《美哉少年》

如果沒記錯，潘步釗是以詩人的身份躋身香港文壇的。不知從何時開始，詩人除了用右手寫詩外，還用左手寫散文，這令我想起一九六Ｏ年代的余光中。余光中早在一九五Ｏ年代已出過詩集《舟子的悲歌》、《藍色的羽毛》……等四本詩集，某日忽發奇想，把詩句的形象細意長流，流出了感情豐富的《左手的繆斯》，然後是《望鄉的牧神》、《焚鶴人》……，我深深地感到，詩人以詩意雕琢出來的這些散文，似乎較他的詩更勝一籌。

我不是說潘步釗可與余光中比，而是感覺到他正循着這條路慢慢摸索，除了詩，他耕耘了《今夜巴黎看不見日落》、《方寸之間》和《邯鄲記》之後，現在又推出了《美哉少年》，比他的詩集確實要多出不少。

《美哉少年》收散文二十四篇，是二ＯＯ二年《邯鄲記》後八年間的選集。八年絕不是短日子，人生中的八年可以有很大變化，尤其像潘步釗這樣有上進心的青年，八年可以幹的事很多，他在自序中說：

這本集子的文章仍和過去一樣，反映了我對生活，特別是都市生活的感覺和反思，時事、政治、遊歷、女兒、朋友、學生和教學，城市的尋常百姓，喃喃自語，有些刻骨銘心，有些若即若離。每一篇文章於我都有獨特意義，正因為時光飄逝，停留在其中的情感觸動和思緒，更加值得我此刻回望。

潘步釗是香港土生土長的「六十後」，他能享受到九年免費教育，是家中較小的孩子，在父母兄長的愛護下成長，不用「勒實肚皮」苦讀，相對於我們捱過肚餓，想寫字也沒有紙筆的「四十後」來說，真是幸福的一代。不過，他走過的也不是平坦大道，寒窗刻苦而得來的多個學位，從小學教師到中學校長，是憑着堅毅的鬥志得來的。一個肯刻苦而觀察力敏銳的精靈，眼看着這幾十年香港社會的轉變，他融入其中，看非典肺炎，看巴士阿叔，看董建華，看教育改革……，看我們社會的世道人情，然後在「昏黃燈影下落寞下筆」，這就是潘步釗要給我們看的《美哉少年》，也是所有從香港成長起來的一代所該看的。

我比較喜歡的，是他集內的抒情文字，比如〈雙城印象〉，本來是上海和杭州的遊記，但他在旅遊中融入了記憶和往昔的印象，思想飛快地聯繫上已成歷史的人物。從現在的上海，勾起了四十年代張愛玲的〈沉香屑〉；在今天的江南小鎮，連上了三十年代風雨欲來時的卞之琳；在西湖邊看櫻花，想到了蘇東坡、白居易、白素貞……。詩人的思想是奔放的，流竄於古今的浪漫，濃縮在他跳躍的文字中。

其實，我也很喜歡〈我在樓梯的轉角處看見她〉和〈我的好朋友賴俊榮〉。

〈我在樓梯的轉角處看見她〉寫自閉、弱聽的她，智障、暴躁、愛說粗話的德榮，和他這位特殊教育老師之間的故事，用實例給我們的特殊教育把脈、剖析，感性而親切的事例，勝過研討會的空話多多，很能喚起讀者的同情和關愛。

賴俊榮其實不是他的朋友，在〈我的好朋友賴俊榮〉中，潘步釗剪出了生命中的片段，記下他在泳池中偶遇一個人在習泳的小孩子賴俊榮，兩條不同的生命，在發展中的某一個點相遇了，衍生出人世中之巧合，把兩個年齡差距不少的陌生人拉在一起……。這本來是不錯的小說題材，寫散文會不會有點浪費？

潘步釗的散文多從個人本身出發，寫身邊熟悉而又親切的瑣事，描繪給我們一幕幕人生，掌握文字運用能力頗强，且大多以個人思想意識為主，具獨特的風格，是詩意的散文。

不知他在用左手寫散文之時，會不會停了寫詩的右手？

──2010年7月

回到舊日的水鄉
──讀霍北全的《北記簿》

水鄉大澳是我最愛的漁村，心境平靜的日子，我總愛乘地下鐵到東涌，然後鑽到巴士裡，搖擺搖擺的上山下鄉，回到風景停留在幾十年前的郊道上，享受往昔平和簡單的鄉居回憶。近小時後，車子忽地駛進漁香撲鼻的水鄉去。

我不愛吃水產乾貨，可是，大澳那略帶鹹味的空氣，卻深深地吸引着我到水鄉去，看簡陋的鐵皮屋店鋪擺賣的土產，看兩岸的高腳棚屋，看東京士多門前的「雪姑七友」，和老闆年年更換的「九龍皇帝水平」油畫，看半世紀前的大街小巷……有時更會乘小艇出去看將軍石、看海豚……。

這種種閑適的漫遊，更惹起我對往昔的懷念：那只有少數遊人和店鋪的小漁村，那串連兩岸的擺渡，由真正的小艇到扯着繩纜的浮船，讓人以為到了沈從文的《邊城》……這一切一切都埋在太平橋的背後了！唏噓之餘，只能到「大澳文化工作室」，看不再有生命的實物展品和硬照緬懷一番，或者讀讀霍北全的《北記簿》（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2009）。

霍北全是我常去的會所中餐廳的部長，前些時他帶了本拙著《愛書人手記》請我簽名。我曾經接觸過以書為牀，辭工半年來讀書的茶餐廳夥計；見到線裝書就兩眼發光，要買層樓來藏書的酒樓經理，一位愛書的酒樓部長沒甚麼稀奇，直到日前他送我一冊十多萬字的《北記簿》，那得要另眼相看了！

霍北全一九六三年在澳門出生，一九七一年與父母兄姊等一家人移居大澳，在那兒接受小學及中學教育，直到踏入社會工作才離開大澳，但老家還在那兒，年中還是要常常回到水鄉去。大澳可以說是孕育他成長的家鄉，他惦記着家鄉的一切，忘不了童年的往事；當他的兩個女兒纏着他，要父親講童年生活故事時，逐漸褪色的往事一幕幕浮現腦海裡，霍北全就決定為女兒們寫一本往昔的故事，讓她們知道三十年前水鄉的風物。

霍北全的《北記簿》收散文八十篇，大致可分三類：寫水鄉風貌的有〈生釣棚〉、〈十八間〉、〈石仔埗〉、〈油麻地小輪〉、〈將軍石〉、〈美人山〉……，這些水鄉的傳說和演變，由當地人來演繹，除了傳神，更在字裡行間流露出不捨及濃得化不開的感情，使讀者為之唏噓！

另一類是童年生活的回憶：蠟玻璃線、打波子、汽水蓋、雪條棒船仔、金絲貓……，是霍北全小時候的玩藝，也是我小時候的玩藝。我比霍北全長十幾歲，我的童年在一九五零年代的鑽石山和旺角，霍北全的童年在一九七零年代的大澳，時空相距甚遠，想不到兒時的玩意竟如此接近，是這些玩意一直流行了幾十年，還是大澳比市區走得慢了二十年？

還有一類是因特殊的環境及身份而訓練出來，具知識性的散文。霍北全世代都是「水上人家」，自小在課餘都會跟隨家人出海捕魚，因此他精於踢蝦、捉蟹、釣釘公、補魚網、照田雞、養了哥……這些文章都是經驗之談，趣味性濃，對於未曾嘗試過的讀者來說，極具吸引力，此中最精彩的是〈鰲魚〉和〈劏牛〉。

鰲魚是漁民最想，但最難捕獲的魚。這種魚一般有三四呎長，最有價值是牠的魚肚，曬乾後即是「乒乓球拍」般大的花膠，售價高昂，但，鰲魚每年只有一個月出現，一條船能捕獲三幾條，已是上佳的成績了。霍北全告訴我們，要捉鰲魚絕不容易：他們先要把船駛到鰲魚出沒的水面，把「摩打」停了，漁人要屏息靜氣伏在艙底聽鰲魚的叫聲。知道魚來了，大家悄悄地走到船面，看準機會下網，然後用手鈎一下子向魚尾揮去……。如此驚心動魄的過程，如非個中好手，誰能告訴你？

我們吃的牛肉，大家都知道是由「食環署」集體屠宰才運到市場出售的。但霍北全卻告訴我們他親睹「劏牛」的經過：一個躲在市場內食雪糕的晚上，偷看到老牛販夫婦拖來一頭老牛，把牽着牠的繩縛在市場中央的石柱上，當老牛擺着尾，亳不在意之時，老牛販手起鎚落，狠狠的在老牛的後腦上一敲，龐然大物隨即雙腳一跪，倒地不起……看似不人道，但想到牛是我們日常的主要肉食時，你會怎樣想？

除了文章，《北記簿》中還有大量一九七零年代大澳的照片和叫《漁語錄》的打油詩，起先我還以為是他搜集的漁民心聲，卻原來全是霍北全創作的，這些打油詩在有趣以外，還傾訴了他們心底的話：

窮家生活並無他，兩餐溫飽笑哈哈；
菜餚不求豐或盛，一碟魚蝦一碟瓜。

漁火點點擦浪濤，水波輕舞白雲高；
清風吹過風帆動，怕見巨浪滔又滔。

出海打魚為甚麼，濕身濕世真坎坷；
漁民希望海中寄，一網千斤載滿籮。

天光起帆暮歸航，早晚日夜兩皆忙；
日曬雨淋早已慣，最怕滄海白頭浪。

這些琅琅上口的詩句，有寫景的、抒情的、述意的共十多首，全部都是漁民生活的寫照。

霍北全的這本《北記簿》，表面上寫的是他個人成長的經歷，而事實上他是側寫了大澳水鄉的轉變，寫漁民子弟的生活史。當中環街頭擦鞋匠都值得大家關注的今天，大澳水鄉的演變是不是更值得記一筆？

如果大家認真去看《北記簿》的書影，正確地說，它是《北記簿2》，因為他還想寫一本記述童年在澳門生活的《北記簿1》和記述大澳中學生活的《北記簿3》，希望很快就能讀到！

──寫於2009年7月

8月刊於《文學評論》

回憶的方式

據說老年人很喜歡回憶，如果你到公園裡散步，總會見到一些老人茫然地呆坐在長椅上，沉醉在他自己的世界裡，如老僧入定般，緬懷逝去的日子。如果是老夫婦漫步走過，你可能聽到他們嘩啦嘩啦，喋喋不休地談着往昔的苦楚和歡樂……，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回憶方式。

霍北全不過四十多歲，未到回憶的年齡，可他卻在回憶了，因為他有兩個十多二十歲，充滿好奇心的女兒。每次見到父親，除了巴巴的報告自己日常的學校生活外，還央求爸爸也把童年的生活說給她們聽。於是，霍北全選擇了用文字寫出了往昔生活的片斷……，讓女兒知道六十後的父親是怎樣成長的。

霍北泉一九六Ｏ年代初在澳門出生，七歲時遷居大嶼山大澳，讀小學及中學，然後踏足社會工作。他的回憶錄最初面世的，是二ＯＯ九年出版的《北記簿2》，記錄着一九七Ｏ年代初，在大澳這個小漁村中六年小學生活的片斷。難得的是他沒有食言，後來又追記出版了《北記簿1》（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2010），是他遷居大澳前，在澳門生活的回憶。再後，記述他中學生活的《北記簿3》：《我的水鄉大澳》（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2013）也面世了。

由2009至2013，四年的努力，他終於完成了幾十萬字的回憶錄。霍北全是普通人，過着平淡生活的一般香港市民，這套書記錄着他一九六Ｏ及七Ｏ年代成長的經過，他的生活歷程也是香港部分市民的生活史，當中能看到的，可能也是你和我的昔往。此書最大的特色是霍北全是水上人家，他所記的題材別開生面，是漁民的生活記錄，水上人的風俗，生活上的見聞相當有趣……是回憶類書籍中少見的。

──2014年11月

向河居讀書錄之三

向河居讀書錄之三
許定銘

聶紺弩的〈絕叫〉

姜德明在他的《插圖拾翠》（北京三聯，2000）中，介紹了三幅張光宇為聶紺弩的散文〈絕叫〉所插的畫。在說明中，他盛讚張光宇的插圖以浪漫、象徵風格表達出耐人尋味，又富詩意的境界；並說他的作品中充滿熱情和想像，以虛擬和象徵手法，鮮明地留有民間文化的烙印。

但他卻沒有特別介紹〈絕叫〉這篇散文，只簡單地說它「寫於國民黨發動內戰，反對人民民主的高壓時期，語多含蓄、曲折。」

其實〈絕叫〉是一組散文，寫於一九四一年二月的桂林。文章由〈失去的海洋〉、〈虹橋〉、〈向太陽〉、〈火的喬遷〉、〈虛幻的城〉、〈妒嫉的狗〉、〈粽子的災難〉、〈沒有愛情的人〉和〈結末〉等九章組成，是聶紺弩的散文集《巨像》的第一篇。聶紺弩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出了《巨像》、《血書》和《二鴉雜文》三本散文，《巨像》是第一本，由上海學習出版社初版，屬紅星文藝叢書之一。這個叢書共出三種，由蕭金主編，除了這本外，還有馬超的《水泊梁山英雄譜》和蔣牧良的《余外婆》。

聶紺弩在《巨像》的序裏說，有一個時期他的文章經常受到審查，幾乎一個字也不能發表，人被悶塞得發瘋。後來他想到用象徵手法，帶點寓言性質去寫，作品才能發表。〈絕叫〉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寫成的。在這組散文裏，他虛擬了一個吉卜賽姑娘作傾訴的對象，表面上是他寫給那位姑娘看的戀慕心聲，實際上卻是描述一個進步的年青人，對共產主義世界的嚮往。尤其是在〈虹橋〉那篇裏，他訴說他的愛人是一座樂園，如果要到達這座樂園的話，一定要經過死谷、火焰山和有毒的弱水……雖然路途非常危險，但他願意獻出生命的熱情，排除萬難，希望有虹橋引導他到達樂園，投進愛人的懷抱裏。這是一個懷著熾熱的心的年輕共產黨員，在白色恐怖之下以隱晦的形式寫出來的。文中一共有四幅插畫，文末註明都是張光宇畫的。姜德明選了配合〈失去的海洋〉、〈虹橋〉和〈火的喬遷〉那三幅，他沒有選的一幅是配合〈妒嫉的狗〉而繪的。文內寫作者晚上經趙家花園前，無緣無故被狗吠的經過，其實這裏的「狗」，不單是指富人的「門口狗」，而是嘲諷某些機構的「走狗」。

《巨像》這本書裏共有十一篇文章，單單《絕叫》這篇有插圖，而且在文末註明插圖者，這種做法並不多見。姜德明在他的《插圖拾翠》裏說這些插畫繪於一九四六年，然而聶紺弩在這篇文章末尾註明寫於一九四一年，書則出於一九四九年，我估計不會是四九年出書的時候所繪的，那應該是四十年代中期，或許就是一九四六年發表在什麼雜誌時所插的畫。

在《巨像》中，除了〈絕叫〉，還有〈永遠地、永遠地……〉、〈上山〉和〈山徑〉，都是為了避免審查制度而用寓言和象徵手法所寫的文章。

──寫於2002年3月

劉紹銘的少作《空門》

讀劉以鬯先生主編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略》中劉紹銘﹙1934—﹚的〈自傳〉，才知道原來劉博士五十年代在香港時已開始創作。一直以來，我對從香港成長的作家都很注意，讀五十年代青年作者的合集，如《靜靜的流水》、《向日葵》……及當時出版的單行本時，都沒有見過劉紹銘的作品，便以為他是到台大升學後才開始寫作的；卻原來劉紹銘自十六歲﹙即1950﹚起，已開展其寫作生涯。不過，他一向喜歡獨來獨往，除了在台時加入過「現代文學」外，便沒有再參加過其他團體，故當時的合集都見不到他的作品。劉紹銘如今已是着作等身的作家學者，少不免會有人研究他，如果探索到他五十年代在港時的少作，恐怕要花一番氣力去翻《新生晚報》和《香港時報》了。

我最初見到劉紹銘的書，是友聯於一九七零年出的《吃馬鈴薯的日子》。不過，從這篇〈自傳〉所附的〈着作簡目〉中得知，原來在此之前的六九年，他已在文藝書屋出過一本《與良心的對白》。這個〈簡目〉是按年編排的，即是說劉紹銘自五零年開始寫作，到六九年才出第一本書《與良心的對白》。不過，這只是個〈簡目〉，〈全目〉當然不止這些。他成名以後出的書，還未出的書，將來一定會有更齊全的目錄。然而，六九年以前出的，他忘了的，或者不想記下來的，又有多少呢？我肯定《與良心的對白》不是他的處女作，因為我手上有一本他出版於一九五七年的《空門》。

劉紹銘是於一九五六年往台大升學的，一年後的五七年九月，由大學圖書供應社出版了他的《空門》。《空門》是本三十二開，共一一八頁的文集，分小說、書信和雜寫三部分，大部分都是他在香港時所寫的作品。小說雖只有〈空門〉和〈長城謠〉兩篇，卻佔去了三分二的篇幅。劉紹銘在〈前記〉中說：

在個人情感的好惡上說──一個母親對着幾個不肖子，其中也會有一個比較上喜愛的──我偏愛〈空門〉。因為書中的男女主角曾經令我落過淚，並不是多情自作，而是存在他們間的神與人，理想與現實，天國與塵世的矛盾衝突實在是太劇烈了。這是一個迄今尚少為人注意的問題，不過實在上它已存在了不知幾個世紀，天主教上馬丁路德所引起的宗教革命，部份與此問題有關連的，作者個人智力有限，更不敢冒瀆神聖，留待讀者自己去推敲解答好了。

〈空門〉是一個賺人熱淚的戀愛悲劇。故事說我和自幼在澳門天主教孤兒院長大的嘉薇墮入愛河。到了談婚論嫁的階段，某日嘉薇卻突然告訴我她要回到澳門的修院去當修女，因為神曾在她大病時讓她痊瘉，她在神前許過諾，要此生奉獻給教會。我倆雖然都深深地愛着對方，終因了她的誓言而分手，大家陷入痛苦中。後來，我想到假借我殉情自殺，騙嘉薇回來辦喪事，而企圖強行留下她的辦法。豈料弄巧反拙，嘉薇聽到這個消息後，竟然瘋了。在精神病院裏整日迷迷糊糊，又不肯吃東西，終於病逝了。

這個寫於五五年的小說長達五萬字，無論在選材或寫作技巧上，都見成熟，比諸當時一般的青年作者，高出頗多；當年，劉紹銘才二十一歲，可見他確有寫作天份。

劉紹銘是喜歡以書信的形式來討論問題的。《空門》的第二部分即是由〈風塵小札〉和〈天涯小札〉等幾組書信組成。在〈風塵小札〉中，他利用幾封給大哥的信，和他討論翻譯、寫作、電影藝術……，都是文藝青年經常思考的問題。〈天涯小札〉居然是寫給嘉薇﹙〈空門〉的主人翁﹚的信，寫的是相思之苦，思考的正是：獻身給神的信徒是否一定要獨身？不禁令人想入非非：在劉紹銘的早年生活中，是否真有嘉薇其人？〈空門〉中有多少自敘傳的成分？

第三部分雜寫又題〈浮世繪〉，全是短短的雜文，是從《新生晚報》上錄出的。劉紹銘以為「大概年少氣盛，兼又牢騷太多，時有口不擇言」，不過，我總覺得，報紙文章，不得不如此。

這本「炒三味」的《空門》，我很相信是劉紹銘的處女作，只是想不通何以他自己編的〈着作簡目〉不錄！

──寫於2000年4月

6月刊於《香港文學》

三城藝行
──讀梁慧珍的《憂‧由‧遊》

當普通的觀光旅遊無法滿足年輕的、求知慾强烈而熾熱的青春生命，專題的旅程，像購物、美食、生態、訪古、考古……等便應運而生，而混合式的自由行，更是年輕人心儀嚮往的節目。試想想：當你拋棄了日常生活及人事的壓力，背上輕盈的行囊，哼着個人心愛的小調，走進你夢想已久的土地，看美麗的景緻，尋找個人熱愛的嗜好……，那種自由、那種歡樂，夫復何求？

梁慧珍是個舞台劇的「發燒友」，同時也熱愛旅遊，二ＯＯ八至Ｏ九年間，她為自己「度身定造」了一次「觀劇＋漫遊」的台灣、北京及新加坡三地的混合自由行。回來以後，把這趟愜意的歷程，化成優美的圖文記錄，取名《憂‧由‧遊》供諸同好，一為自己的足跡留下停駐及甜美的回顧，二為後來者提供了拓墾者的路線圖。

《憂‧由‧遊》是本糅合了旅遊、文學與戲劇於一爐的作品。全書以地域分成三輯，每輯由《相片故事》、《演出評論》和《觀察與思考》組成。《相片故事》先奉上名勝景點的照片，然後用圖解、散文、小說插入其中，這些文字有簡單的說明，有歷史的叙述，有情意的抒發，也有旅遊中突發的奇想，可見作者在隨意漫遊這段日子裡，是情意泛濫的。

梁慧珍每到一處決非隨意逗留幾天，看看名勝古迹就滿意。她這次旅程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觀劇」：到台灣去，她奔波於高雄、新竹、台北和淡水之間，看了「差事劇團」和「雲門舞集」等的好幾部劇；到北京，她去看了上演逾百場的《戀愛的犀牛》和天津人民藝術劇院的《仲夏夜之夢》；到新加坡八天，逗留的時間最短，但觀劇最多，竟達八齣。這種奔波勞累，對不好此道的人來說，套句俗語是「揾苦來辛」，但梁慧珍卻甘之如飴，最後還為每齣劇寫下評論，述說了個人的觀感。每地行程完結，更深思熟慮記下《觀察與思考》總結，作為下次旅程的參考。探險家李樂詩也熱愛旅遊，每次到外地探險回來也愛出書作總結，不知梁慧珍會不會也立下宏願：看盡天下的舞台劇？

這種以圖文及多種主題混合體的新作品，近年開始流行於年輕讀者之間，應該有一定的銷路。能掌握得好，還很可能成為具文學價值的專書。你是否有興趣也來一趟「逛書店＋漫遊」、「嚐紅酒＋漫遊」、「觀石＋漫遊」……，或者來次自訂的歡樂行？

梁慧珍文筆流暢而感性，在年輕寫作人中相當不錯，將來應有作為，可惜間中為了迎合年輕讀者的「無厘頭」愛好，有時故作輕鬆幽默，慎防「走火入魔」，起碼在本書的命名上就過份「新潮」了。

──2010年2月

讀劉燕萍的《女性‧命運》

劉燕萍的《女性‧命運》是本戲曲和電影的專着，全書十篇論文中，除了作為緒論的〈從粵劇到粵劇電影〉和附錄的〈文學改編戲曲電影片目〉外，其餘八篇均為研究由戲曲改編成電影的論文，此中包括了：《帝女花》、《柳毅傳書》、《唐伯虎點秋香》、《紅娘》、《蘇小妹》、《九天玄女》和《紫釵記》等七種名劇，內中主角均以女性為主，作者透過這些劇種，主要探討女性在古戲曲及用它們改編成電影的素材中，「女性」的種種不同際遇，並展示出由不同性格而演化出不同的「命運」。

全書的重點在分成上下兩篇的〈性格與命運——論《帝女花》的改編〉。劉燕萍在研究中指出：《帝女花》最重要的戲本是清黃爕清所撰的，和現時流行由唐滌生改編的兩種。雖然取材同為長平公主和周世顯的愛情悲劇，但由於改編者的方向和學養不同，內容的偏差頗大。黃着《帝女花》的重點在亂世，對情愛着墨不多，劇中的公主，雖然具烈女般的傲骨，最後也鬱鬱而終；但唐着《帝女花》卻以亂世為背景，以亂世中的情愛為重點，劇中的公主，性情剛烈，處處採取主動，最終雖也難逃一死，卻是自主行為，且得駙馬相隨殉情，明顯對讀者更具吸引力，成就更高。透過對這兩個劇種的探討，顯示出兩種不同的性格，即得出兩種不同的結局，暗喻了作者「性格可以改變命運」的理念！

「女性」在古代的社會裡，常被視為「人」中的低下層，是被勞役的對象，是卑微的代名詞。劉燕萍最看不過眼，她着意從古戲曲改編成的電影中，搜尋一些以女性作主角的電影，剖析這些女性在故事中的地位，並指出她們在戲中角色表現的「叛逆性」和「喜劇性」的典型。如在〈《唐伯虎點秋香》中的不協調元素〉裡，她指出秋香以婢女的賤民階級身份，卻能多次戲弄具解元地位的才子，是利用了本身「漂亮」的條件，在被追求的過程中，操控了事件演化的進程。這種不協調及不可能發生的事件，在戲劇中演化成可笑的情節，吸引了觀眾埋藏內心的反叛意識，因而提高收視率，達到編劇者的目的。

又如〈「蘇小妹」戲曲電影──從難題求婚到妒婦故事〉中的蘇小妹，用自己的學養與智慧去刁難新婚的夫婿；〈採選、搶婚與火殉──論《九天玄女》〉中，述說男女主角的情愛，在肉體上雖被侵犯，最終投進火中殉情，但他們卻能以不屈的堅毅意志，在精神上取得勝利；〈在蔣防《霍小玉傳》與粵劇《紫釵記》〉中，述說唐滌生改篇《紫釵記》裡的李益，以「權勢盡看輕，只知愛情重」的痴情去愛霍小玉，因而轉變了悲劇的命運，也是「性格改變命運」的好例子。

劉燕萍是香港大學的博士，現任教於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的科目以古典小說及戲曲、神話為主，她《女性‧命運》中這些戲曲與電影的文章，本來都是深奥、苦澀的學術論文，可幸她寫得條理分明，每篇均是先有〈緒論〉，然後是具標題的引論、比較及論証，最後還有明確的〈結論〉，即使對戲曲一竅不通的讀者，也很能接受，讀後對粵劇電影的知識增益不少！

──2010年6月

向河居讀書錄之二

向河居讀書錄之二
許定銘

藝美版的《吐魯番情歌》
──聞捷的處女詩集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有一批經常出版現當代文學作品的出版社，如：上海書局、上海印書館、中流、藝美、建文、新月、新藝、文學……，不過，它們出的都以小說散文為主，甚少出版詩集的。如今大家見到的聞捷的《吐魯番情歌》，是極罕見的一種。

《吐魯番情歌》由藝美圖書公司於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初版，三十二開本，僅三十八頁，內收〈吐魯番情歌〉、〈博斯騰湖濱〉、〈婚禮〉和〈哈薩克牧人送「千里駒」〉四首極具地方色彩的詩歌。

聞捷﹙1923～1971﹚原名趙文節，江蘇丹徒人，他四十年代開始寫作，曾當過《群眾日報》的記者和編輯，到過新疆，任新華社西北總社採訪主任。建國後，於一九五二年被委任為新華社新疆分社社長。長期在邊疆生活，他感受到當地民族的熱情，創作了不少熱情奔放而富民歌格調的詩歌，「抒寫了多姿多采的兄弟民族生活景色和少男少女們清澈、美麗的心靈」。聞捷這些題材新穎，主題鮮明，又可以誦唱的詩歌，一下子吸引了大批讀者，使他在新中國的詩壇上，佔了重要的一席。

他這批詩作出現得最早的，是集中的〈吐魯番情歌〉和〈博斯騰湖濱〉，這兩組詩大約都寫於一九五二至五四年間，前者由〈蘋果樹下〉、〈夜鶯飛去了〉、〈葡萄成熟了〉、〈舞會結束以後〉和〈種瓜姑娘〉等五首組成，發表於一九五五年三月號的《人民文學》，後者則由〈嚮導〉、〈獵人〉、〈晚歸〉和〈志願〉組成，發表於同年五月號的《人民文學》。〈婚禮〉則發表於一九五五年第二十二期的《新觀察》，敘事詩〈哈薩克牧人送「千里駒」〉註明寫於一九五四年八月至五五年七月之間，發表於同年八月號的《人民文學》上。這幾首詩後來均被收入聞捷的詩集《天山牧歌》﹙北京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九月﹚內。

內地的研究者均認為《天山牧歌》是聞捷的第一本詩集，連權威的《聞捷專集》﹙福建人民，一九八二﹚中的〈聞捷小傳〉﹙頁三﹚及〈聞捷著作繫年目錄〉﹙頁三三七﹚，亦犯了同樣的錯誤。其實藝美版的《吐魯番情歌》比《天山牧歌》早出版幾個月，這才是聞捷的處女詩集，可見「藝美」當年的那位編者有見識，具慧眼。不知聞捷本人是否知道有《吐魯番情歌》這本書呢？

五十年代香港文壇受力匡影響，新詩頗受歡迎，這本《吐魯番情歌》早就絕版，多年來我僅見此冊。至於聞捷賴以成名的《天山牧歌》，香港一九七Ｏ年代有重印本，圖書館內大概還可見到。

──寫於2003年12月

2004年6月刊於《詩網絡》

李金髮的《飄零閒筆》

被稱為「詩怪」的李金髮﹙1900～1976﹚是廣東梅縣人，中國象徵詩派的鼻祖，早年留學法國學習雕塑，並開始寫詩。一九二五年回國後，歷任各大學及美專教授。一九四Ｏ年代中任職外交部使館，一九五Ｏ年代移居美國。李金髮詩作頗豐，重要的作品有《微雨》﹙北新書局，1925﹚、《為幸福而歌》﹙上海商務，1926﹚、《食客與凶年》﹙北新書局，1927﹚等。

《飄零閒筆》﹙台北僑聯出版社，1964﹚三十二開本一八五頁，是本散文、小說合集。

散文共十五篇，幾全部為異國情調文章，如〈東方情調在美國〉、〈美國鄉居雜碎〉、〈如此紐約〉……等，只有〈文藝生活的回憶〉和〈投筆從戎〉兩文不同，前者寫他的創作歷程，後者寫他抗戰時期的軍旅生涯，是研究者必備的一手資料。小說則收〈花果飄零〉、〈珠江餘恨〉、〈北歐美人〉和〈萬戶蕭疏鬼唱歌〉四篇。

書前有序文，李金髮以短短兩段文字概略了他一生的寫作歷程，有感於此書流傳不廣，資料重要，抄如下：

我在二十餘歲即喜歡舞文弄墨，詩集三冊，多寫於二十五歲之前柏林巴黎的寓所，沒有中心思想，不講究技巧，全憑直覺，不加修改，雜亂無章。尚有雜著七八本，皆出版於三十歲之前，後自覺無甚價值，幸今已散失，沒有保存，及今思之，反覺乾淨。

抗戰時期在重慶出版的《異國情調》，為三十歲以後的「雜碎」，後來在國內東奔西走，不再寫文章幾十多年。一九五一年後寄居美國，時間較多，心志亦稍安靜，偶然執筆，寫些應酬文章。一九六二年，忽然高興多寫小說，得十餘篇，不計工拙，明知不是爐火純青的作品，會使文豪指摘的，今拿來出版只作為四十年來寫作生涯的總結束罷。尚有《靈的囹圄》一冊，大部份為小說，將在吉隆坡出版。留下《仰天堂隨筆》稿一冊，將不再付印，亦是廣陵散了。﹙見《飄零閒筆》序﹚

這是李金髮六十四歲時寫的文章，他對二十多歲時寫的象徵派詩一口否定了，研究者不知作何想法？

──寫於2004年3月

6月刊於《詩網絡》

死神唇邊的笑
──讀陳厚誠的《李金髮傳》

今日突然有興趣讀李金髮（1900～1976），翻出來《死神唇邊的笑──李金髮傳》（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和《李金髮回憶錄》（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原來兩本書都是陳厚誠的，據摺頁的介紹，陳厚誠是一九三八年出生的武漢人，出書當年任四川大學漢語言文學研究所副所長、中文系教授，似乎全力專注於李金髮的研究，並沒有出版其他著述，事隔近二十年後的今天，當然另有新天地了吧。

《李金髮回憶錄》是編的李氏原著，全書十七萬字，主體是李金髮寫於一九六四年的長篇自傳《浮生總記》，此稿超過十萬字，一九六四至六六年發表於馬來西亞，由黃崖主編的文學期刊《蕉風》第一四三至一六二期上（《李金髮回憶錄》頁145說刊於144～162期是不正確的），連載十八期（此中第146及160期缺刊）始能刊完，後來沒出過單行本。李金髮是我國現代文壇極重要的象徵派詩人，也是舉世知名的雕刻家，留法時與林風眠同學，回國後曾主持雕塑孫中山、蔣介石、伍廷芳等人的銅像，是我國現代雕刻藝術界第一人，又曾任多國外交使節，晚年定居美國東岸，一九七六年因心臟病逝世。如此重要人物的回憶錄，卻無法出版，除了反映當年出版事業的不濟，也反映了詩人之不受一般讀者重視。

除了《浮生總記》，書中有〈美國鄉居雜碎〉一篇選自李金髮的《飄零閑筆》，記述他一九五Ｏ年代抵美國謀生的際遇。奇怪的是，《飄零閑筆》中還有〈文藝生活的回憶〉和〈投筆從戎〉兩文，前者寫他的創作歷程，後者寫他抗戰時期的軍旅生涯，是研究者必備的一手資料，何以不見收入？《飄零閑筆》是台北僑聯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出版的李金髮文集，收小說及回憶性質文章多篇，是我所見李氏後半生唯一的單行本。

《浮生總記》見於文學期刊，《飄零閑筆》印量少，雖然難得一見，可幸我都藏有這兩份資料，有心人也可以從圖書館等途徑讀到，陳厚誠編的《李金髮回憶錄》更完善、更可貴的是中段有〈中年自述〉、〈東方之Naples──香港〉、〈留學的故事〉、〈我名字的來源〉……等十一篇幾萬字，乃選自《文藝》、《東方文藝》、《天地人》、《西風》、《美育》……等一九三Ｏ年代期刊，這些在外國圖書館也難發掘的珍寶，也唯有內地學人能搜集得到，陳厚誠居功至偉！

《死神唇邊的笑──李金髮傳》據說之前有一九九四年台北業强出版社的初版，可惜未見。如今所見的上海文藝版，以《憂鬱的少年（1900～1919》、《塞納河畔的青春歲月（1919～1925》、《別了，浪漫的青春時代（1925～1937》、《從八年抗戰到外交生涯（1937～1951》和《海外飄零（1951～1976》五章凡十六萬字，紀錄了這位浪迹天涯，以四海為家的前輩詩人、雕刻家的一生。作者依據零散的史料和著述，又訪問了李金髮的友人及其兒子李明心和李猛省，以確定史料的真實性，才完成的這部巨著，可見寫作非常認真。書後還有資料極詳盡的〈李金髮年譜簡編〉，一九五一年條內有「在此期間寫了不少《仰天堂隨筆》在香港的《文壇》雜誌發表」。李金髮一九四一年與盧森在曲江創辦《文壇》月刊，其後由盧森唱獨腳戲，由曲江到廣州，再由廣州到香港，編了幾十年，兩人關係密切，李金髮把《仰天堂隨筆》交盧森發表，是很自然的事，可惜香港似乎沒有人收藏早年的《文壇》，遺憾未見此時期的《仰天堂隨筆》。

其實，除了《文壇》的《仰天堂隨筆》，李金髮一九六Ｏ年代還為香港文學期刊《文藝》也寫過不少《仰天堂隨筆》。《文藝》原稱《華僑文藝》，一九六二年六月創刊的十六開純文藝月刊，由丁平和韋陀（黃國仁）主編，主銷南洋各地及本港，後因刊物名稱中有「華僑」兩字，受某地排華事件影響才簡稱《文藝》。此刊出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即因財政問題停刊，前後共出二十六期。

李金髮一九六二至六四年間，在《華僑文藝》及《文藝》先後發表了好幾篇文章，其中叫《仰天堂隨筆》的有兩篇，其他的是：〈紐約語絲〉、〈美國女人的煩惱〉、〈美國退休總統的生活〉、〈玄武湖之秋〉、〈黑非洲的尼日爾河〉和〈吾鄉〉，內容大致以他在美國所見所聞為主。《仰天堂隨筆》是他系列散文的總題，這裡所刊的文章，其實都應該歸納在《仰天堂隨筆》之內，應視為散文集《仰天堂隨筆》的初稿，可惜未見出版。

陳厚誠未提及李金髮曾為《文藝》撰稿的事，可能是他未見過，因此刊出版時間不長，甚少人注意，不單內地圖書館可能未藏，很多研究香港文學的本地學者，連聽也未聽過《華僑文藝》及《文藝》，遠在四川的陳厚誠不知，絕不為奇。

讀《李金髮傳》，我覺得最遺憾的，是缺少了〈著作目錄〉和〈出版書目〉。由李金髮一九二Ｏ年開始寫詩起算，他一生稿齡五十多年，發表作品難以統計，要編一份完整的〈著作目錄〉是吹毛求疵；不過，他的單行本不多，一份〈出版書目〉則是難度不高的，何以不見着手？

李金髮在《飄零閑筆》的序中，有幾句很重要的話：

一九六二年，忽然高興多寫小說，得十餘篇，不計工拙，明知不是爐火純青的作品，會使文豪指摘的，今拿來出版（銘案：即《飄零閑筆》）只作為四十年來寫作生涯的總結束罷。尚有《靈的囹圄》一冊，大部份為小說，將在吉隆坡出版。留下《仰天堂隨筆》稿一冊，將不再付印，亦是廣陵散了。

李金髮這段話，說明他還有一本小說集《靈的囹圄》會在吉隆坡出版，此書究竟有沒有出版？陳厚誠的年譜簡編未見提，但書內卻和我一樣，說未見過此書，同樣懷疑此書未曾出版。如果有份完整的《出版書目》，一翻即知，你說多好！從上面那段話，還知道他的《仰天堂隨筆》不打算出版，為甚麼不出版？為甚麼要把它作為「廣陵散」？這是個未解的謎！

陳厚誠在《死神唇邊的笑──李金髮傳》的小引中說：

李金髮也是一位帶有悲劇色彩的人物。作為曾經名噪一時的「詩怪」，他的詩在二十至四十年代如果說是一種歷史毀譽中的存在，那麼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則可以說是一種被人遺忘的存在。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裡，整整一代人幾乎完全不知道這位曾經開創了現代中國一個新詩派的詩人。

事實上，那年代不單在中國大陸沒有人知道李金髮，即使在香港、台灣及海外，知道及研究李金髮的人少之又少。一九八Ｏ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後，不少湮沒在歷史洪流及隱居於深山老林的文學前輩，被發掘、邀請到現世代的文壇上，研究李金髮的資料還是甚少而鬆散，陳厚誠歷盡艱辛，完成了《死神唇邊的笑——李金髮傳》和《李金髮回憶錄》，一本展示出現代學人在研讀了李金髮的學術歷程後，為這位被遺忘了的詩人，評述介紹了他的奮鬥；另一本則是收錄了詩人的「自我描述、自我解釋、自我畫像」，雙管齊下正好填補了這一段空白，讓後來者得以順利深入探討，陳厚誠此舉是值得記一功的！

──2013年6月

10月刊《大公報‧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