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貫成奪數學教育諾獎

公屋教授　梁貫成奪數學教育諾獎　　
亞洲首位得主　贊同背誦及精英制

記者：倪清江

■港大教授梁貫成指出東亞學生數學表現優異，實源於儒家文化，令他獲得費萊登特爾獎。方智傑攝

揭開港生數學科表現優於歐美學生之謎的香港大學教授梁貫成，獲頒數學教育界的諾貝爾獎──費萊登特爾獎（Freudenthal Award）。這位出生於屋邨的學者，教育見解別樹一幟，批評教改標榜「愉快學習」拖累學習，贊同背誦，更認同精英教育，認為將平均主義滲入教育是「好危險」。

梁貫成教授現於港大教育學院任教，是數學教育權威。國際數學教育委員會（簡稱ICMI）本周一公佈，他是今屆費萊登特爾獎得主，是歷來第六位得獎者，也是首位亞洲學者得此數學教育界最高殊榮。他的一班同事和學生，昨特別在記者會上送上鮮花祝賀，梁稱自己是土生土長學者，得獎是香港人的驕傲。

■香港大學

港大教育學院有份參與的國際數學及科學趨勢研究（TIMSS），顯示香港學生的數學及科學成績名列前茅，數學表現更一度在參與研究地區中排首位。梁指出，不止香港學生，同屬東亞的台灣和日本學生於數學科表現，也優於歐美學生。
梁在02年發佈研究，指出差異源於東亞地區深受儒家文化影響：東亞教師是對所教學科內容有透徹認識的學者，而非西方國家只是教學專家，傳授數學知識和強調獲取數學知識的過程兩者並重；東亞教師認同理解和背誦同樣重要，刻苦是學習的應有態度，與西方強調愉快學習不同。

他昨指出，無疑美國學生在奧林匹克數學比賽中表現傑出，但只屬少數，美國學生優劣差異頗大，但港生差異較小，「香港最差學生都好過佢哋中等學生」。

不認同教改倡導愉快學習

本港2000年推行的教改倡導愉快學習，梁指當年進行研究時於倫敦和北京學校觀課，對教學成效有所領會，「西方講愉快學習時好開心，倫敦聽課時細路係好開心、好多活動，但學唔到數；北京時見到好死板，但學生學到嘢」。

梁指香港是儒家文化圈成員，教改不能不顧及本地文化圈，「全盤西化係好危險」。他表示，「教改引入西方教與學理念，去到課室好多老師係照番以前方式去教，暫時老師仲頂住，冇乜受到影響。」他倡議延後式愉快學習，「一條好難嘅數學，解決咗係好愉快。」

升中學生派位組別五改三是教改之一，當局甚至曾建議中學不分派位組別隨機派位，梁教授當年便提出反對。他指這會削弱尖子培養，而目前香港尖子比率較台灣、日本少一大截，「平均主義、均貧一路滲入教育，係好危險」。作為多間直資名校校董，他認為在資源有限情況下，若有機制確保清貧尖子都可入學，他絕對贊成發展直資學校。

梁貫成檔案

現職：港大教育學院科學、數學及電腦教育學部教授
年齡及家庭：50多歲；已婚，有兩子正讀大學
學歷：先後入讀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聖保羅男女中學；其後升讀港大數學系，取得學士和碩士學歷；倫敦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工作：大學畢業後曾任教中學，其後加入港大教育學院
公職：聖公會教育部委員；聖士提反書院校監；聖保羅男女中學、拔萃男書院校董；香港數學教育學會顧問；科學館顧問

資料來源：梁貫成及港大網頁

（蘋果日報二Ｏ一三年十一月廿九日）

【話你知】
《蘋果》記者



費萊登特爾獎（Freudenthal Award）是全球數學教育界的最高榮譽，是國際數學教育委員會（ICMI）在2000年設立的獎項，嘉許數學教育長期研究項目的傑出成果。ICMI是國際性、非牟利的科學研究組織，亦是國際數學聯盟（IMU）重要的委員會，而IMU每隔4年頒發數學界最高榮譽的菲爾茨獎（Fields Medal），華人數學大師丘成桐在1983年曾獲頒此獎。

ICMI自1908年成立，目的是促進國際間數學教育的合作，另一獎項是克萊因獎（Felix Klein Medal），旨在表揚終身成就。兩獎自03年起隔年頒發，由六人委員會選出得獎者，獎項包括一枚獎章（圖）及證書，得獎者並獲邀在國際數學教育會議發表演講。

（蘋果日報二Ｏ一三年十一月廿九日）

父母不惜工本送入聖士提反
《蘋果》記者


■基層出身的梁貫成教授，小時候居於荃灣福來邨。

【出身基層】

梁貫成出身基層家庭，家中排行第八，前面有七位姐姐，因此父母不惜工本送他到赤柱私立的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讀書，他在該校啟發對數學的興趣，憑藉發揮儒家文化「下苦工」精神，成為獨當一面的教育學者。

梁教授現年50多歲，育有一對兒子，但兩子都不是讀數學。他看似傳統，但教仔很西化，「畀好多自由佢哋」。

他兒時居於荃灣公屋福來邨，一家有十兄弟姊妹，他是梁家首名男丁，在他之後尚有一妹和一弟。父母十分重視教育，當時由荃灣到港島要坐船，在他升小五時父母決定送他到聖士提反書院附小就讀和寄宿。他忘記當時學費多少，總之負擔不少，同學非富則貴，「初時唔慣，因為啲同學都比自己有錢」。

在聖士提反時，遇到好的數學老師，啟發他對數學的興趣，他參加學校的數學比賽奪得冠軍，從此踏上學數之路。他在小學會考成績優異，獲派往傳統名校聖保羅男女中學，畢業後攻入港大數學系。

嘆資訊科技威脅學習

在返回港大加入教育學院前，曾教過學生成績欠佳的中學。他昨被問及現時學生受到電子產品影響時，指出資訊科技對學習有很大威脅，不禁嘆息，「0依家細路仔面對難題，15秒諗唔到答案就會放棄，失去學習動機」。

他認為教育不應因為世界改變，就要去遷就，在一些數學教學上，他認為傳統背誦是必須的，如背誦乘數表九因歌和數學公式，「好多時細路唔知係講乜嘢，背背下就明！」他並非否定資訊科技教學，如利用電子教學闡述幾何，比傳統黑板更好。

另外，梁貫成建議高中修改數學科，他指必修部份相當深奧，應簡化，已足夠一般學生需要；另方面增加選修部份，讓計劃大學選讀數理的學生修讀。

（蘋果日報二Ｏ一三年十一月廿九日）

梁貫成：愉快活動教學 不利數學

教育界近年鼓吹活動教學、愉快學習等教學法，但有本港數學學者認為未必適用本港學生。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梁貫成是首位華人獲得有數學教育「諾貝爾」稱號的「費萊登特爾獎」，他指出多年來研究發現東方人受儒家刻苦好學文化影響，數學表現較西方人優秀，認為本港不能盲目學習西方教學法，擔心會埋沒香港學生原本的傳統文化特質，「依家學生計數十五秒諗唔到就放棄，香港應發展一套具香港特色的教學法。」

梁貫成香港土生土長的梁貫成小學已對數學情有獨鍾，自幼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多年前開始研究中西不同文化對數學學習的影響，發現東方人受儒家思想影響，對數學學習更刻苦堅持，表現較西方人優秀。他認為現時愉快學習等教學法大行其道，認為對本港學生未必是好事，「小學數學為例，乘數表或算式等都需要背誦。教學生愉快學習時要好小心，學生如透過下苦功後先成功，滿足感會更大。」

批新高中課程深

剛獲得國際數學教育委員會頒授的二○一三年「費萊登特爾獎」的梁貫成，亦批評新高中數學必修部分過分艱深，與選修科數學延伸部分的程度相近，令不少文科生感吃力，認為當局需要考慮將其簡化。

（東方日報二Ｏ一三年十一月廿九日）

附錄：

立法會CB（2）1553/03-04（01）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撮譯本，只供參考用）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梁貫成博士於2004年2月25日向立法會法案委員會主席就《2002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提交的意見書

據悉，法案委員會現正審議《2002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本人曾為前教育署所成立的校本管理諮詢委員會（現已解散）成員。本人反對上述條例草案內建議的管理架構。因未知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時，手上有關文件是否已反映本人在校本管理諮詢委員會內所持的少數派意見，現謹附上本人在2000年10月致校本管理諮詢委員會成員的函件，表達本人對此事的意見。請代為把此信分發給法案委員會委員，以便委員審議條例草案時加以考慮。

（下文概述梁貫成博士於2000年10月20日致校本管理諮詢委員會成員函件的內容）

各位校本管理諮詢委員會委員：

作為本港的資深教育工作者，在國際教育領域接觸面廣泛，對香港的教育更是深切關注，本人有感於校本管理的討論已淪為一場權力鬥爭，各有關團體所想的是控制學校的營運，而不是為學校找出最適切的運作模式，因此謹以個人身份致函各委員表達意見。大部分委員知道本人與某辦學團體關係密切，然而，本人沒有義務或既得利益為這個辦學團體（或任何其他團體）辯護。

本人建議的兩層管治架構很簡單，在部分意見書中亦已清楚闡述。擬議管治架構分為兩層，第一層架構主要由辦學團體委任的成員組成，這些成員對教育有相同理念，負責釐定主要政策（抱負和辦學使命）及監察學校的整體辦學方向。第一層架構同時負責管理學校擁有的資金和土地、委任校長和學校的其他主要職員。第二層架構的成員來自各類主要夥伴，負責就主要政策向第一層架構提供意見，推行與辦學有關的各個方面的政策，包括政府經費的運用、課程編排等。第二層架構是實際辦學方面的主要決策組織，但倘若第二層架構作出的決定有違學校的總體政策，第一層架構應有權否決這些決定。

上述建議既可讓各類主要夥伴參與校政，亦可兼顧辦學團體積極辦學這種香港獨有的、令香港教育多元化發展的特色，誠屬一舉兩得。本人全力支持由各方參與管理學校的辦學模式，然而，參與管理不一定隱含凡事都需要由所有主要夥伴參與決策。兩層管治架構可促進有關的主要夥伴在最能作出貢獻的範疇參與學校管理。至於辦學團體會否過度影響校政的問題，本人認為，倘香港繼續奉行倚重辦學團體辦學的制度，便得信任辦學團體。

教育統籌委員會（下稱「教統會」）第七號報告書建議的兩層管治架構，所秉持的正是這種精神。教育署簡介的一層管治架構建議，明顯與教統會建議的模式大不相同。教育署卻辯稱這兩種建議能互相協調，本人對教育署的強詞奪理十分震驚。

必須重申的是，本人並非建議全港學校實行兩層管治架構，只想提出一個富有彈性的辦學模式，供可以按此模式獲得更佳辦學效果的學校作選擇。本人呼籲有關方面讓一些有優良傳統的學校繼續按照它們認為有效的方式運作，而不要為了實踐某種鼓勵各方參與校本管理的模式，逼使學校按照劃一的方式辦學。

本人必須再次警告，這個本質上屬爆炸性的議題如不妥善處理，會導致香港的教育出現重大危機，不少辦學表現優異的學校的整體基石亦會被動搖。倘委員會決定按照在上次會議所提交的建議一意孤行，請委員把本人的反對意見記錄在案。

梁貫成

（來源：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bc/bc54/papers/bc54cb2-1553-1c.pdf）

讀者報恩 自資數十萬搜購 網上重刊 全套《兒童樂園》

讀者報恩　自資數十萬搜購
網上重刊　全套《兒童樂園》
記者：王家文

創辦人羅冠樵

60年前一班文化人胼手胝足創立《兒童樂園》；60年後一名情深讀者，只因當年刊登過他一幅畫作，今天自資數十萬元搜購、復修每一本《兒童樂園》，將全套1,006期上載網站，無償分享給知音人。這名神秘讀者接受本報訪問時說，希望大家追憶昔日歡樂，「把我們所懷念七、八十年代的種種美好重現眼前」。

網站名叫「重建我們的樂園」，《兒童樂園》（下稱《樂園》）前社長張浚華在網站寫下序言，「這位讀者出力、出錢，就是不出名、不牟利。為的是讓大家─舊、新、老、小讀者，都可以看到他念念不忘的《兒童樂園》」。她眼中的情深讀者就是阿胡，一個成長於七十年代、來自書香世家的忠實讀者。

阿胡只肯透過電郵接受訪問。他說約一、兩年前構思成立網站，因聽說《樂園》會出電子版，但只聞樓梯響，決定落手落腳做。除本身藏書，他也四出搜購，或問友人借來，逐頁掃描，再用電腦軟件修復損毀的頁角或圖像，「後來只好聘請專家來搞」。

由1953的創刊號至1994年的最後一期，全套1,006期《樂園》按年代整理成五部份。創刊號的封面標明「民國42年」，經典本土漫畫《小圓圓》也是由該期刊載。當翻揭至1963年262期，便可重溫出自已故創辦人羅冠樵筆下的經典漫畫《新西遊記》；還有1973年489期首次轉載的日本漫畫《叮噹》，首集故事叫〈隱形漆〉，滿載港人的集體回憶。

「我在七十年代開始看，每期郵寄來家。今天，我仍然覺得這些書很適合給小孩們看，當然還有懷念這些書的我們」。阿胡紀錄這數十年來《樂園》的出版次序，「從未有亂過或脫期，即使到最後一年，也是整整齊齊的把一整年的書出完了，瀟灑地和讀者們來個開心的再見」，令他深感佩服，「這是一群了不起的人，尤其是張浚華和羅冠樵這兩位」。

【創刊封面】
■《兒童樂園》1953年創刊，封面標明是民國42年。互聯網

■1963年第262期，開始連載創辦人羅冠樵筆下經典漫畫《新西遊記》。

■1973年第489期，首次轉載日本漫畫《叮噹》，首集故事叫〈隱形漆〉。

「佢真係儍得好交關」

「佢真係儍得好交關！」張浚華憶述，跟阿胡初見便很投契，「佢話細個有幅畫喺《樂園》登過，一直念念不忘」。網上版的《樂園》每期都是完好無缺，都是阿胡自資數十萬元復修。出錢出力，甚至不眠不休，「佢話樂在其中，感到鬆弛同開心」。

張說，前上司早年已構思《樂園》網上版，一直未能成事，感謝阿胡圓了他們這代人的夢。網站開放數日，讚譽不絕，但有人質疑版權問題，張浚華並不擔心，「如果有問題，你叫佢哋告我，唔使搵律師，我自己去答辯」。

阿胡說由於時間和金錢有限，500期以後的《樂園》雖質量較好，但也希望有熟悉電腦執圖的義工能幫手。他說成立網站只希望更多人看到《樂園》，「通過分享把懷舊的快樂放到最大，也希望會有別人做同類的事，把我們所懷念七、八十年代的種種美好重現眼前」。

（蘋果日報二Ｏ一三年十一月廿三日）

前社長醉心樂園32年
《蘋果》記者

【叮噹來港】

「我們的讀者一向令我自豪，想不到還有這樣熱誠、堅毅的一位。他們真是要多精采有多精采、要多可愛有多可愛。」《兒童樂園》前社長張浚華（圖）在網站寫下的序言，沒料到外界猜測她是網主，甚至出言抨擊。這名畢生奉獻給《樂園》的古稀老人笑對閒言冷語，她說這些年來讀者的關懷呵護，是金錢也買不到的回報。

「呢世唔會再睇《西遊記》」

今年中張浚華跟丈夫跌倒受傷，二人沒有兒女，一班熱心讀者和中大校友包括中大繙譯系創辦人孫述宇，發起成立「兒童樂園之友」，在二人住院期間為他們煲湯、做菜，照顧起居生活，甚至出錢出力翻新其住所，「我諗唔到有人咁好，仔女都冇咁好」。她現時仍要戴上腰箍保護脊椎，讀者怕她辛勞，勸說推掉訪問。
張浚華1963年加入《樂園》，10年後出任社長，《樂園》於94年底停刊。其後引入日本著名漫畫《叮噹》（現稱《多啦A夢》），漫畫主角中文名稱如叮噹、大雄、靜宜等，均出自她手筆。年屆75歲仍童心未泯，她笑說早前在將軍澳醫院留院時，兩名體貼護士的樣貌，讓她聯想到靜宜和技安的妹妹技蘭。

《樂園》畫家李成發和創辦人羅冠樵先後離世，張浚華去年替羅出版復刻版《西遊記》和《小圓圓》以作悼念，她笑說：「我呢世真係唔會再睇《西遊記》，真係睇到怕」。《樂園》高𥧌期銷量達5萬本，「見到兩、三日就賣晒，好開心，越想做好佢」。由年輕走到晚年，窮一生青春獻給下一代，直至這一刻，她仍惦記昔日的拼搏歲月，「我真係好懷念兩位拍檔，唔係大家咁齊心，係做唔到呢件事」。

（蘋果日報二Ｏ一三年十一月廿三日）

邁克受啟蒙　一生受用
《蘋果》記者

【集體回憶】

《兒童樂園》1953年創刊，直至1994年停刊，是本港最長壽的兒童刊物，更是跨越幾代人的集體回憶。專欄作家邁克（圖）直言，《樂園》是他的啟蒙刊物，「幾乎所有中國神話、外國童話、節日典故、道德教訓和生活常識，都來自它的版面」；身為獨子的他說，自幼把書中漫畫主角小胖和小圓圓視為哥哥姐姐，伴隨他成長的青葱歲月。

今年是《樂園》誕生60周年，無論是創辦人兼畫家羅冠樵的《新西遊記》，還是前社長張浚華引入的日本漫畫《叮噹》，至今仍叫人津津樂道。邁克接受本報電郵訪問時說，《樂園》除了灌輸知識和待人接物的道理外，其最大功勞是培養出小讀者的美學品味。「那些顏色，那些線條，那一首首的童謠，有種潛移默化作用，在毫無防備底下，小朋友入心入肺學會何謂真善美，一生一世受用無窮」。

全套值逾10萬元

他說早年的《樂園》已全部散佚，只能靠模糊的記憶，現時得以舊夢重溫，笑言是「大恩不言謝」，相信這位勞苦功高的有心人也不在乎客套話，「舊讀者的欣喜還是其次，更重要是造福後人，一代代傳下去」。

近年《樂園》在舊書市場有價有市，新亞圖書中心負責人蘇賡哲說，買家多是中年人，「為搵番童年感覺」。他說，「至今未聽過有人儲齊全套」，估計全套1,006本價值逾10萬元。「搵書係要講緣份，除非由頭到尾訂落，若你只得10多本，再去收集，係非常艱難」。

（蘋果日報二Ｏ一三年十一月廿三日）

老教授散書

老教授散書
馬吉

我沒有微博，但幾天前已有有心的書友給我轉來微博的訊息，說某「文史老教授」藏書散出，有一萬冊，將於甚麼時日在甚麼地方開售。我一來對學術書籍沒有興趣，二來一萬冊，想想也覺恐怖，便沒有去。後來才得悉老教授就是何廣棪。這位何教授，抱歉我孤陋寡聞，並不認識。上網搜查一下，知道他一九四Ｏ年出生，專長是中國文學、中國文獻學和中國學術史。豆瓣列出他好幾種著作，有《陳振孫之生平及其著述研究》、《碩堂文存四編》、《碩堂文存五編》等。

教授賣書的消息傳開，漸漸也多了些報導，像馬家輝就專程跑了一趟，並因淘到李敖的文星舊版而沾沾自喜。不過，馬博士說「香港幾乎全無舊書店」，這話不大準確。我雖足不出戶，買書主要靠網購，但知道香港仍有不少舊書店，像兩大店新亞和神州，還有摩羅街一帶，都是書迷──不止是香港的，也是大陸的──好去處。當然，像這樣有上萬本讓你挑，且聽說頗價廉，就真的機會難逢。另外，有位何教授的學生在臉書發了帖子，回憶舊事，相當感人。由於此文設定為不公開，不能在這裏轉貼，但不妨轉述一二。那位同學曾在樹仁上過何教授一個學期的課，何教授是他尊敬的三位老師之一。教授師承饒宗頤、羅香林，學問淵博，上課教的是史學，卻「旁及文學、小學，又聊及學界掌故，針砭時事，批評當政者，所授非止於學問，而為做人處世，是為讀古書者所應效之德操。」可惜，後來因「學校行政問題」而沒有再任教。馬博士已形容那散書的地方頗為陰森，像個墳場，這個同學則說得更為悲涼：「藏書聚書本為難事，為藏書者之心血。今日只見老師心血置於地上，任人亂翻，實在傷心，也想及他日自己所藏書籍的去向。財力有限，只挑了二十來本，請老師在一本上替我簽名題字，以作留念。」咦，原來教授還親自坐鎮呢，不為淘書，只為去瞻仰瞻仰，也是值得的。

銷售期到十二月一日止，各位書友不妨去看看呀。

（圖片來自Linda Pun臉書二Ｏ一三年十一月廿一日）

（驛居室散記二Ｏ一三年十一月廿五日）

附錄：

從書堆裏跳出來
馬家輝

只賣不送，始會珍惜。這是處理舊書的良好取態。暗望此風可長，人人有樣學樣，讓書本流通民間而重生復活。

近日即有一例。

三天前在微博看見這段訊息﹕「文史老教授藏書數十年，一萬本早期學術書籍，委託在下尋找新主人，由十一月十九日至十二月一日，每天十二點到五點，在某區某地割價求售。」

平日看見有意思的微博，立即轉發分享，但這回很自私，偏不轉，擔心引發太多愛書人前來競爭，而且還厚着臉皮發信追問有沒有預展，像許多畫展一樣，可讓「VIP買家」先睹為快先購為樂。對方回信道，沒有，公平公正，來買就是。

於是在十九日的中午十二點半，下課後，急急忙忙把車開到長沙灣某工廠大廈門前，連午飯亦沒吃，講完三小時課，忍着疲累和肚餓，把車亂泊在路邊，衝上樓，唯恐執輸，只為執書。

場地是工廠大廈七樓的迷你倉，搭乘昏暗的電梯，緩慢而侷促，我便更心急了，像趕赴一場約會，擔心好書都被搶走了，好久沒有這樣快樂的焦灼感受，香港幾乎已經全無舊書店了，沒法享受淘書之樂，到中國大陸時又忙於吃喝應酬或交座談，沒時間淘書，萬料不到在這城市的午間能遇此樂。

電梯吱吱呀呀地搖晃上升，終於到了，出門後轉右到另一道門前，推開，滿目盡是橫橫豎豎的格子貨櫃，由地面堆疊到天花板，格門外都上了鎖，燈光甚暗，是慘白的老式光管，不知何故，地上鋪滿鬆鬆的木板或膠板，走在上面總覺腳步不穩，心裏遂更不踏實，冒起了一股淒涼的陰森，彷彿走在醫院甚至墓園，一格格是停屍間或墓碑，裏面躺死人或骨灰。忽然覺得，如果把辛辛苦苦收藏多年的書塞放在這些格子裏，非常對不起它們，倒不如真的能賣就賣，賣不出的，無奈才送，好過它們在這裏被判處無期徒刑，又像木乃伊般等待後人發挖。

穿越格子走道後，又來到一道門前，推門而進，是很大的房間，地上雜亂無章地堆放着大大小小的書，一位老先生和一位女士坐在旁邊收錢，應是書的主人了。現場只有三四位選書者，我鬆了一口氣，不擔心搶書，可以慢慢看慢慢揀。而當我走前，迎面遇上的放在書堆最上面的竟然是李敖的《歷史與人像》，四十年前的台灣文星版本，我的天，彷彿它因為知道我來了而自動從數千本書裏跳出來，唯恐我瞧不見。

人書緣份，沒有最奇，只有更奇。

（明報二Ｏ一三年十一月廿三日）

何廣棪教授：我不是藏書家【文、圖／許驥 編輯／袁兆昌】

學者開倉賣書 書迷工廈尋寶

一個只有200多名粉絲的帳號，

一條微博竟被轉發了近4000次。

為什麼？因為這條微博是由一位來自香港的教授，

說要準備散盡自己的150箱過萬本藏書，

惠澤有緣讀書人，呼籲在香港的愛書人千萬不要錯過。

此舉引來兩岸三地愛書人的關注，奔走相告。

聽說北京藏書家史航，甚至託在香港的朋友前去淘書。

這些書的主人，是現任新亞研究所和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教授何廣棪。這逾萬本書，都是何廣棪畢生親自購買並閱讀過的。正是憑藉這些書，使他成為在文獻學、目錄學方面的知名學者。現在，他要讓知識流傳。

世界小，讀書人的世界更小。那天下午，來到位於長沙灣的迷你倉，恰巧香港作家、詩人廖偉棠也在這裏。雖然是工作日，但仍有不約而同前來的幾個年輕人在挑書，大家幾乎全部都是從微博獲知消息。散發着淡淡樟腦香氣的書籍，把大家吸引到這裏。從書的種類看，以人文為主，也頗龐雜，經史子集無所不包。來買書的，不少是學生以及文化工作者，看得出都是行家，各取所需。

一個越南華僑的故事

何廣棪出生於1940年，是越南華僑，祖父輩在清末光緒年間就去往越南，他在西貢（胡志明市）長大。在越南時，何廣棪就愛讀古文。他說，那時候越南華人稍微有能力的，都教授子女念古文，認為是上流社會的語言。何廣棪的父親，又於家中教他讀《古文觀止》。學習刻苦的他，還報讀夜校學古文。

20世紀中葉的越南不太平。1955年，吳廷琰在西貢發動政變，建立越南共和國。這年，持續長達20年之久的越南戰爭正式爆發。1956年，為了逃避戰火，何廣棪隻身乘船，來到香港，投靠住在北角的表姨。他的父母，也於稍後抵港，何家開始在香港落地生根。

因為來不及把存放在越南的書帶過來，剛來香港的時候，何廣棪到處找書看。他在表姨家，獲得了個100平方呎左右的自由小天地，便開始跑書店買書。他說，那時候年紀小，買的都是《古文評註》一類在他看來叫做「通俗書」的書籍。當時跑得最多的，是位於皇后大道的中華書局。如果買舊書，就去實用書局和新亞書局。他和兩家書店的老闆龍良臣先生、蘇賡哲先生，都是故交。

何廣棪說：「那時候買舊書，有時候比新書還貴，因為老闆識貨，比如龍先生，一眼就知道哪本是絕版書，進貨可能50，賣出去要100，當時的賣書人真是厲害。」還有很多書店，如波文、龍門、友聯等等，幾乎沒有何廣棪沒去過的。他在每家書店都打過書釘，但每次去總要搬幾本書回來。

所以，很快小小的房間就被買回來的書給佔領了。

何廣棪認為，做學問的人必須要自己買書。他說，最起碼自己的書可以在上面做筆記，很方便。他不太喜歡用圖書館，因為常常通宵做學問，如果依賴圖書館資源，便受制於圖書館的開放時間。他說：「學問的大小與藏書多少有關。」在何廣棪看來，一個人買書才會愛書，愛書才會讀書。數十年的教學經驗告訴他，一個不買書的學生，和一個買書的學生，畢業時的學術造詣往往天壤之別。

大學時代，何廣棪主要致力於研究宋代文學。畢業後，曾經做過中學老師。然後又考入錢穆先生創辦的新亞研究所，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大量的閱讀，使何廣棪的研究方向，逐漸從文學轉向文獻學、目錄學。在研究所，何廣棪遇到了對他影響至深的國學大師饒公饒宗頤。何廣棪說，他受饒公薰陶很重，饒公在治學上給他的影響是深遠的。他與饒公的因緣，在畢業後數十年從未間斷。

饒宗頤的勸誡

1993年何廣棪赴台，在台灣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任教。次年，饒公到台灣講學，二人見面。何廣棪跟饒公說，自己正在做關於宋代目錄學家陳振孫的研究，向台灣國家科學委員會（下稱「國科委」）申請了資助，準備寫一部「辨證」。饒公聽了，勸誡他不要做「辨證」，而應做「考證」。「辨證」與「考證」之別，前者專注找出錯謬之處，加以註解；而後者則事無鉅細，每句話皆考證，這樣對何廣棪的學問有幫助，對讀者也不無裨益。

何廣棪聽取了老師的意見，開始做考證工作。但是，按照與國科委的約定，項目必須在一年內完成。何廣棪說：「那一整年，我不眠不休，連跟人飲茶的時間也沒有。」終於，他如期把50萬字的《陳振孫之經學及其〈直齋書錄解題〉經錄考證》（下稱《考證》）完成。憑藉《考證》，何廣棪獲得教授資格。在接下來的5年時間，何廣棪又陸續完成了關於陳振孫的4本大部頭，合共逾500萬字，奠定了他在學術上的重要地位。目前，何廣棪正在進行緊張的編校工作，明年即將在台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出合編本。

陳寅恪的啟示

因為愛書，何廣棪還和書有許多因緣際會。例如，他幫助「清華四大國學導師」之一的陳寅恪之兄陳隆恪，在香港出版過詩集。

何廣棪曾鑽研陳寅恪。1970年代，美國歷史教授汪榮祖從上海帶來一部手稿影印本，作者正是陳寅恪的哥哥陳隆恪。原來，是陳隆恪的女兒，在內地文革的肅殺環境中，希望出版父親的詩作。

汪榮祖冒險將手稿帶來香港，交給何廣棪。何廣棪二話不說，在自己的出版社里仁書局，為陳家印製了《同照閣詩鈔》一書。這部書，當時一共只印了300本，早已絕版。那天，被一位細心的讀者，從書堆中翻出兩本，買走，如獲至寶。何廣棪臉上，亦洋溢愉快的笑容。

從1993年到2009年，何廣棪一直在台灣任教，做過兩屆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所長。離開前，他把在香港的藏書裝箱，封存起來。轉眼16年便過去，這次是因為住了40多年的房子要裝修，心想與其這些書放着不用，莫如將書散出。其中包括不少絕版書、作家簽名本等等，一本不留。

不過，雖然擁有這麼多藏書，但何廣棪覺得自己不是藏書家，而是「用書家」。他說，在香港買書，受居住條件限制頗多，書用完後一般就裝箱處理。

這幾天，何廣棪親自坐鎮，把每本書親手交給它們的新主人。都說文物有靈，相信這些書，在等待有緣人的到來。

【Profile．何廣棪】

1940年出生，籍貫廣東鶴山，出生於越南，1956年來港，畢業於新亞研究所，為知名目錄學家。曾在台灣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任教16年，2009年退休後回香港，現任新亞研究所和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教授。代表作有《陳振孫之經學及其〈直齋書錄解題〉經錄考證》、《碩堂文存》等。何廣棪藏書頗豐，今年11月宣布散盡自己的過萬本藏書，惠澤學人，此事引起兩岸三地讀書人的廣泛關注，成為一宗文化事件。

【世紀．教授開倉賣書】

日期：即日起至12月1日
時間：每天12:00至17:00
地址：九龍長沙灣福榮街348號昌發大廈D座7字樓加利迷你倉

（原刊明報世紀版二Ｏ一三年十一月廿七日，轉貼自評台二Ｏ一三年十一月廿八日。）

《兒童樂園》全套上網

《兒童樂園》全套上網
馬吉

最近得悉《兒童樂園》1006期全套上網，真是天大天大好消息！！！（我不喜用驚嘆號，今回不得不用，且要連用三個）。網站有張浚華的序言：

有一位深情讀者，聽說“兒童樂園“會上網，於是痴痴等待。
奈何千呼萬喚不出來。
他嘗試以個人力量去承擔這項艱鉅偉大的工程。
經過長時間公餘不斷耐心默默地苦幹，終於有了结果。成績就在網上。
這位讀者出力、出錢，就是不出名、不牟利。為的是讓大家──舊、新、老、小讀者，都可以看到他念念不忘的“兒童樂園“。
我們的讀者一向令我自豪，想不到還有這樣熱誠、堅毅的一位。他們真是要多精彩有多精彩、要多可愛有多可愛。

張 浚 華
2013-11-8

竟是憑一人之力建成，實在拜服啊！！！（再用三個驚嘆號）

隨便瀏覽，當然先看第一期，真的全部掃描貼了上來，確實厲害，不妨順手牽羊，轉貼幾幀過來：

序言說到的「聽說《兒童樂園》會上網」，原來有段古，恰好今天看見陸離臉書帖子，有所交代：

＃急訊 to Dear 連廣佳 :
──（ 可惜急得來仍然一寫就長氣。）
------------------------------------------------------
（1） 幸好林悅恒老師不懂自己看電腦。

（2） 而我反應遲鈍，乾着急，現在才醒起，急訊與你，請盡快通知林章煥，暫時千萬不要隨便讓林老師看電腦。

（3） 其實我今早比後來更蠢，第一反應即時致電林老師，只直覺他必須知道這件事，猶幸上天佑我，那時加洲是下午吧，林家無人接電話，否則林老師可能即刻暈倒。他辛苦了七年，從朦朧 scan，到今天電腦天翻地覆……就只差一點點。（去年，今年，我老早勸他，只差幾本，就依「原定計劃」，先讓小思老師在中大「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將「兒童樂園」上網算了吧！！──「中國學生周報」不是至今始終欠缺 「67暴動」那半年嗎？？起碼全球需要之時都可以看到 21 年半的「中國學生周報」。那麼「兒童樂園」暫時只欠幾本，又有甚麽關係呢？？）

（4） 林老師的固執，一定要等「齊全」，才讓小思老師上網，我是完全不明白的。──其實這兩年我一直勸他不用等「齊全」，先上網，再補回，説不定到時有讀者即時給中大補回欠缺的幾本，也説不定。──我擔心的是甚麽？？我擔心的是林老師快 80 歲，「人」必須準備好隨時會……

（5） 我好遲鈍，半點没想過會「鬧雙胞」。──既然林老師和小思老師「千呼萬喚出不來」，那為何又毫無「合作」的可能性呢 ？？

（6） 當然小思老師 + 中文大學的「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待林老師十二月中旬回港之後，仍然可以將「欠幾本」或「已齊全」的「兒童樂園」，加上不同的周邊資訊，譬如合併「兒童樂園」創辦人＋早中期總编輯「羅翁」羅冠樵的其他作品、和其他資訊，亦有望可行。──反正， 作家， 明星， 導演……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粉絲專頁，今天常見。

（7） 註册名稱方面，剛面世的「兒童樂園」網站，children 無 's。小思老師和林老師只需加回「s」，──（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省却。）──應無撞名問題。

（8） 我今天清晨才看到這個「兒童樂園」網站。驚嚇。萬幸林老師不在家。稍後致電小思。家人説小思晚睡，未起。而我，累極， 需睡。──傍晚，再致電小思，家人説她下午去了開會，直落晚飯，繼續開會。──故今天其實我並未曾與小思通過一句話。（小思没有FB。她抗拒 FB。──一如邁克、杜杜、張漢明、惟得、陳耀成……好多……）

（9） 「兒童樂園」全套已經上網，「客觀」來説，肯定是喜訊！！──全球「兒童樂園」粉絲好開心！！──只是背後的故事， 有點令人神傷。──（ 喋喋。謝讀。）

中大將許多期刊全套上網，如《中國學生周報》、《詩風》等，實功德無量。不過，老實說，貼圖的質素實在不算高，並非彩色掃描不打緊，但畫面相當朦朧，真係睇眼都花。今回這個私辦的《兒童樂園》，效果大好，即使中大真的也上網，效果未必能及。所以我覺得，林老師、小思老師、陸離前輩等等，不必遺憾了，趕快跟這位網主合作是正路。

李輝英

李輝英《再生集》
許定銘

在香港渡過下半生的著名東北作家李輝英（1911～1991），解放前出過十五本書，只有《再生集》（上海新鐘書局，一九三六）和《山谷野店》（重慶獨立出版社，一九四一）兩種是散文集。

《再生集》是李輝英的第一本散文集，三十二開本，三一四頁，共收散文五十三篇，依性質分為四輯，其實大部分都是描述他東北故鄉風物的美文。書名《再生》，原來帶有「重生」之意，在他的自序裡詳述了這段故事：

一九三五年間，李輝英整理好他的散文，編了一冊名《歲月集》，交生活書店出版。書很快已編好，並通過了審查，計劃編進《創作文庫》出版。豈料書店所出的《新生周刊》上刊登了艾寒松的〈閑話皇帝〉，因諷剌日本天皇，惹出了「新生事件」，周刊因而被禁。而李輝英的《歲月集》中，有很多記述東北實況的散文，書店怕出事，只好束之高閣，雪藏不出了。

一九三六年，新鐘書局出版第一輯《新鐘創作叢刊》十六冊，《歲月集》得以「重生」。李輝英把原書重新整理增刪，去掉敏感性的文章，更名《再生集》出版。

除了這冊《再生集》，李輝英在序中還透露了他原本有一本小說集被編入《良友文庫》中的，但因同樣原因，最終也不能出版。不知後來是否也能「再生」？

（大公報二ＯＯ八年二月一日）

作家的生活和剪影
許定銘

一九六Ｏ年代，李輝英（1911～1991）在香港中文大學開班授中國現代文學史，其後把講義整理成《中國現代文學史》（香港東亞書局，一九七Ｏ）出版，是首位重視中國現代文學史和現代作家的香港學人。其實李輝英很早已從事這個課題，早在一九五Ｏ年代已用筆名林莽出過《中國新文學廿年》（香港世界出版社，一九五七），用季林寫過《中國作家剪影》（香港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和《作家的生活》（香港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

《中國新文學廿年》即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初稿，沒甚麼特別，反而作家的生活和剪影兩書比較少見，值得一談。這兩本書的體制和內容極接近，可視為上下冊，全書約十七萬字，介紹了鄭振鐸、田漢、謝冰心、穆木天、老舍、曹禺、臧克家、葉紹鈞、沈從文、廬隱、艾蕪、蕭軍、沙汀、陳白塵和蕭紅等十五位現代作家，談他們的文學作品、寫作生涯和經歷。李輝英本身是從一九三Ｏ年代走過來的作家，他和前面所述的作家大多交往過，寫起來較有感情，資料亦較輾轉引用者可靠得多。

李輝英筆下介紹的這十五位作家，當然不能完全代表整個現代階段，卻也算是當時的重要人物；如果今天要了解他們，只要上上互聯網，或隨意找本與現代文學有關的書翻翻，都可以輕易找到，但在一九五Ｏ及六Ｏ年代的香港，卻是份珍貴的史料。

李輝英的《三言兩語》
許定銘

李輝英在香港中文大學授中國現代文學史後，喜愛新文學的人愈來愈多。為了輔助教學，他一九七Ｏ年代初在《星島晚報》開了個每周見報的千字專欄，寫有關現代文學的專題，內容涉及文壇掌故、讀書札記、書話、文人軼事、書信往來、書店歷史……，甚至當年坊間重印的新文學絕版舊書均有談及。由於李輝英本身就是那個時代的作家，很多人物他交往過，很多事件也親歷過，寫得很有吸引力，大受歡迎，我每篇均有剪存。後來他收錄這些文章一百篇，結集《三言兩語》（香港文學研究社，一九七五）出版，是香港較早期的中國現代文學書話專集。

一九七Ｏ年代初，李輝英已超過六十歲，《三言兩語》中的隨筆，可以說是斷章的回憶錄。他在中國現代文壇活動幾十年，談到的人、書不少，隨手翻翻即見有：馮至、汪敬熙、蕭紅、郁達夫、王統照、許傑、張資平……數不勝數。我認為《三言兩語》中最值得提的，是一些和香港本地有關的書人書事，比如當年有人把善秉仁的《當代中國小說戲劇一千五百種提要》中，蘇雪林用英文寫的序言譯成中文，題為〈烽火歲月裡的小說作品〉在報上刊登，李輝英即為該文寫了評論及補遺三篇。又有人在報上提到「蕭紅的墓還在淺水灣畔」的謬誤，便勾起李輝英寫他與蕭紅交往的舊事及遷葬的史實，都是很有價值的。

李輝英的《霧都》
許定銘

原籍吉林永吉的李輝英（1911～1991），自1950年起大半生居於香港，而他的作品亦大部份寫於本港，是本地著名的作家。李輝英原名李連萃，又名李冬禮，用過的筆名有林莽、季林、東籬、李唐、魯琳……等數十個，而以李輝英最為人熟知。

1932年，還在中國公學唸書的李輝英，在丁玲主編的文藝期刊《北斗》第二卷第一期上發表短篇小說〈最後一課〉，寫的是日軍侵佔吉林省城後，兩個女學生的悲慘遭遇。故事中強調亡國奴們除了堅決反抗敵人，別無其他途徑可以苟且偷安，因而一舉成名。自後，他的作品散見《文學月報》、《太白》、《中流》、《芒種》……等各大報刊，成為文壇上被受各方重視的新人，與穆木天、蕭軍、蕭紅、羅峰、白朗、端木蕻良、駱濱基等，被稱為「東北作家」。其處女作是以長春附近的萬寶山為背景，寫朝鮮人强租水田，與東北農民引起衝突的長篇小說《萬寶山》（上海：湖風書局，1933）。1930年代，在寫作之餘，李輝英還編過《生生》、《漫畫漫話》和《創作》等雜誌。他一生寫過三十多部創作，包括長、短篇小說、戲劇和散文，論述則以《中國小說史》和《中國現代文學史》最著名。

李輝英除了著述，在香港的40年文學生涯中，還編過「香港中國筆會」附載於報紙上的《文學天地》、《筆薈》，《熱風》和《文藝新地》等雜誌；自1966年起，在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任教中國新文學史，1973年升任中國文學系主任，直到1975年退休。在他所寫的十多部長篇創作中，最重要的是「抗戰三部曲」：《霧都》（上海：懷正，1948）、《人間》（香港：海濱書屋，1952）和《前方》（香港：東亞書局，1972）。

為甚麼要寫「抗戰三部曲」呢？

李輝英在《前方》的後記中這樣說：

我覺得，做為一個歷經憂患的文藝工作者──假如像我這樣的人也可以算個文藝工作者的話，那他寫上幾部抗戰小說，正是他該承擔的神聖責任，也是他應盡的歷史義務。因為這樣一來，它至少可以給同代的人，下一代的人通過作品的閱讀，就此認識到當年的敵人如何發動了不義的侵略戰爭，又如何地給我們帶來了千千萬萬的災難，儘管作品中所反映的實際，還未達到千千萬萬災難中的一點一滴。特別是當著日本軍國主義又在重新抬頭的時候，抗戰小說的出現，更其具有千秋龜鑑的作用。就個人說，倘不是因為過去積存了那麼多的家仇國恨，身受了那麼多的痛苦和磨難，又怎能促成我必欲寫作抗戰小說的決心？只有多寫幾部同類的作品，這彷彿才算心安理得的有了個完滿的交代。請我的親愛的讀者千萬別以為我在饒舌才好。在這場戰爭中，我們是受害者，我們應該有所控訴！①

這三部小說雖然都以抗戰為題材，但背景卻有所不同，《霧都》寫的是重慶，《人間》寫的是西安，都是戰時後方的故事；而《前方》寫的卻是中州平原上，鄭州和洛陽一帶的前方戰區。三部小說間沒有縱的連帶關係，卻有橫的脈絡，彷彿抗戰時期某段時日的橫切面，使讀者能充分了解該段歷史的真實面目。李輝英在戰時曾加入「作家戰地訪問團」，親到前線採訪；後來還到河南一個部隊裡任職，對戰場及行伍生活有深切的認識，寫抗戰小說也就駕輕就熟，場景是真實的，故事則來自作者的耳聞目睹，自然特別吸引。

抗戰期間李輝英有段很長的時間住在重慶，對這個多霧、多雨，而又酷熱的陪都非常熟悉。霧都重慶是當時抗日的司令部，各地的人群均湧入這座山城，人來人往，川流不息。國民一方面義憤填膺高呼抗日，一方面卻懼怕戰敗，惶惶不可終日，經常處於沒有明日的狀態。有人全情投入抗爭，嚴肅地工作；也有人醉生夢死，過著貪污腐化的生活。李輝英在此有機會見到不少奇形怪象，也聽到不少傳聞，便萌發了寫《霧都》的構想。

《霧都》是一部暴露抗戰期間陪都黑暗面的小說，書中人物眾多，如曾掌握兵權的將軍，一生鞠躬盡瘁的革命委員，為生活而當交際花的女性、作家、大學生、商行經理……看似虛構的人物，事實上，對當日重慶有了解的讀者，對這些人物，都呼之欲出，情節也有如親歷。李輝英也覺得，《霧都》雖然「不能代表整個的抗戰，只可以說是抗戰陣營中某一空間彷彿有過的情況。情況縱然使人搖頭，不受人歡迎，但也還給人以某種希望的預期和光明的憧憬。」②

《霧都》是1945年在重慶動筆的，寫了幾章，李輝英便回到勝利後的長春，前十章還曾於1946年當地的日報上連載。當時有一位日本人有岡芳一，很喜歡《霧都》這部小說，還與李輝英簽了日文版的合同，打算小說連載完畢後，把它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凡三十萬字的《霧都》寫完後，李輝英把書稿寄給上海開明書店的葉聖陶。但因時局不定，開明書店恐短期內無法出版，葉聖陶便把它轉介給懷正文化社。
懷正文化社老闆劉以鬯對《霧都》的出版，有這樣的記述：

一九四八年，李輝英從長春將《霧都》手抄稿寄給我。

這是一部反映抗戰陪都黑暗角落的長篇小說，質樸明暢，思慮精密，有突出的思想性。

我很喜歡這部小說，立即付梓。為了引起讀者的注意，衹出精裝本，不出普及本。

問題是：此書出版時，戰火燒至長江，通貨惡性膨脹，出版社陷於癱瘓狀態。過了一個月左右，我離滬來港。③

劉先生這番話正好印證了我的看法：收藏現代文學創作，最難得的是抗戰勝利至1949年間的作品，這個時期的書，往往因內戰及通貨膨脹而無法再版，流通量極少；但一旦能收到的，大多是珍貴的初版本。

《霧都》很可能是懷正文化社最後的一種書，初版印3000冊，實際銷售情況大概連劉先生也不清楚，但市面流傳甚少卻是事實。我和舊書打交道近40年，不單從未見過，和國內愛書人談書時，亦未見有提及的。甚至讀了不少與文學史相關的書籍，在介紹李輝英40年代的長篇小說時，談到的也只有《松花江上》，而少有談《霧都》的。這決非《松花江上》寫得比《霧都》好，事實是《霧都》出生適逢亂世，難得一見而已。比如曹聚仁在1950年代讀了李輝英的《人間》，認為那是以抗戰為素材的最好小說，卻未提及「三部曲」的第一部《霧都》，可能就是未曾見到。

最近在某書籍拍賣會上首次見到懷正版的《霧都》，難得書出版了近60年，品相仍然相當好，遂全情投入，狂叫價47次，高價搶書而歸。

懷正版的《霧都》為18x13cm的32開精裝本，原皮為深褐色，經歷超過半世紀的風霜，原來的深褐色已减褪為淡啡色，但封面的壓花紋及「霧都」二字，猶隱隱可見，摸下去，凹凸觸感仍存。最難得的是書脊的燙金仍非常清晰：上面是斗大的「霧都」，跟著是較小的「李輝英著」，下面則是一方「懷正文化社」印章，古雅而大方，極之誘人！

《霧都》為1948年10月初版，內文548頁，共26章，凡三十萬字，最後一行註明完成於：1947年，12，12，長春。書前另有四頁寫於同年3月18日的〈日譯本序文〉，簡述了他早期的文學活動，抒發了他這本抗日小說在戰後進入日本文壇的感慨，並强調「在這本作品裡，既沒有誇張，也沒有自謙；既沒有善意的粉飾，也沒有惡意的虛構，很簡單，只是在保有『真實』的條件下寫出這麼一點罷了。」④

可惜這冊日譯本的《霧都》，當年好像沒有出版！

因為《霧都》的全稿完成後，李輝英把一份手稿航寄給有岡芳一，但當時國共內戰正烈，海陸空交通斷絕，郵件是否寄達，無人知曉。後來李輝英與有岡芳一也失去聯絡，日譯本的出版，當然無望了！

1957年李輝英曾有星馬之行，並得當地的出版商答應重版《霧都》，但因為字數太多，出版成本過高，被建議改寫，縮至二十萬字，以减低成本，削低定價，以利發行。可惜到1958年冬改寫完成後，書稿積壓經年，未見付排，大抵是出版商的如意算盤打不響了。直到1960年，《霧都》才有機會改由本港的中南出版社出版。

再版的《霧都》（香港：中南，1960）僅印1500冊，46年後的今天也甚少見，可幸寒齋「醉書室」中，早藏乙冊。此書為20x15cm的大32開本，全書也是26章，凡294頁，書後還有篇〈「再版」後記〉，詳細記述兩種版本《霧都》的寫作經過。

其實，除了絕版多年的中南版《霧都》，如今在公共圖書館中，還能借到早已斷市的香江版《霧都》（香港：香江，1985），此書是據中南版重排出版的，當然也只是二十萬字的版本。20x13cm的大32開，288頁，書後一樣有〈「再版」後記〉，還加了一篇跟《霧都》版本無甚關係，向《中國現代文學史》出版商發牢騷的〈重印《霧都》第四版後記〉。李輝英稱1948年的懷正版為初版，1960年的中南版為再版，1985年的香江版為第四版，則中間還應有一種「第三版」；我未聽過哪個出版社也印過《霧都》，那麼，中南版很可能多印了一種我未見過的吧！

一部長篇小說，在不利的商業條件下被迫删節，由30萬字改成20萬字，砍掉了三分之一，內容當然濃縮了很多，但，原貌還剩下多少？有無脫離作者當初的寫作原意？都是值得我們關注的。把這兩本書的50萬字細讀一遍，再作比較研究，應該是件很有意義的事！

──2007年2月

註釋：

①也見於李輝英的《三言兩語》（香港：文學研究社，1975）。
②見中南版，《霧都》「再版」後記，頁298。
③見劉以鬯的〈記李輝英〉，刊於《香江文壇》總第23期（2003年，11月）。
④見《霧都》日譯本序文（懷正版《霧都》頁3）。

黃志華：他從來都是極怕悶極貪玩

在《南方都市報》寫的紀念林振強文字

　　十年，一個應該高調紀念的年數。雖然林振強生前為人低調，但相信他不介意此時此刻有很多同輩或後輩的朋友用不同的方式紀念他。

　　近年，筆者在一本與朱耀偉合寫的小書中，很簡要的介紹林振強的詞風：「他總能把慣見的題材陌生化。用的是奇思妙想，巧比妙喻，以及幾乎每首詞都不會缺少的擬人化（或是人格化，移情於物之類）。這些表現方法其實是很符合商業要求的：作品總會閃現一兩抹智慧的火花，很有吸引力……只是他一旦深情起來，也很能使人動容的，像《笛子姑娘》、《每一個晚上》、《空凳》……」

　　現在再細想，其實平易近人也是他的粵語歌詞的一大特色。比如說當代詞人林夕、周耀輝所寫的一類像朦朧新詩般迷離撲索的歌詞，絕不會在林振強筆下的歌詞中找得到。事實上，林振強的粵語歌詞絕對是只用耳朵聽就聽得懂的，很少要聽眾拿着歌詞看才知寫甚麼，當然也不會有看了歌詞還要苦苦思索才明白一二的情況。這是因為林振強不想為難欣賞者吧！為此，他的愛情歌詞常用「說謊」、「隱藏」的動作來顯示矛盾張力，而明是愛時說不愛，明是傷心偏裝作開心這一類情景，其筆下的歌詞都出現過不少，這些俱是富於戲劇性的表現手法，亦可說是唱出來的處境愛情小故事，而這些寫法往往都很能打動欣賞者的。

　　回想當年，1980年前後，三大詞人黃霑、鄭國江、盧國沾（以出道先後排序）的作品各有特色。林振強是新手，但很快他就寫出自己的強烈風格和特點，完全不與三大詞人風格類同，這份功力極其厲害。他是開創了一個「振強派」，而其傳人及將這一派發揚光大的，有黃偉文。

　　懷念故人，也想起自己的舊文，曾用過不同的比喻來形容林振強。比如認為他是粵語詞壇的天狼星，又曾把他筆下的眾多詞作形成的風景線，比為號稱天下第一奇觀的石林。甚至也曾大膽的說：「李白的想像力有時也未必是林振強的敵手」。

　　林振強的詞基本上是追求「新奇」，這應是跟他的性情作風有關吧。他從來都是極怕悶極貪玩。記得有一次與他談及《每一個晚上》的創作情形（可惜跟他談歌詞的次數太少了，有點兒後悔），他曾表示寫得很辛苦，拿起筆來如有千斤重，因為，平時寫一些情歌或語帶雙關的歌詞，他都可以藉豐富的聯想和過人的想像力，迅速脫稿，但像《每一個晚上》這種寫朋友惜別的嚴肅題材，他就不得不字斟句酌。據說，他寫這首《每一個晚上》，花了整整一個星期。

　　在這樣的紀念日子，不想長篇大論，實在談十萬八萬字都不可能談得完的。這兒試展示兩首比較冷門的林振強詞作《月亮是個汽球》和《影子與我》，是筆者很喜歡很欣賞的，以此表示敬意！

晨露靜靜臥在那野草裡憩睡，雀鳥卻懷疑地問我是誰，
大石像帶笑老翁專心打坐，人還是要去趕，人從沒有細望。
其實月亮就像個發光的汽球，細細雨聽似結他輕輕奏，
落葉像頑童在風中追逐，人還是要去趕，人從沒有細望。
齊停下腳步，別再趕，共我來靜聽花草傾訴！
讓你我的憤怒，盡散野草裡，無記號。
靜靜坐吧，留在大地上觀望那落霞，花與假，漸退下。
其實落日就像個固執的汽球，放了氣仍然在樹兩面浮，
月亮像少女怕羞不敢出現，人還是要去趕，人從沒有細望。

《月亮是個汽球》　曲：Bob Baarratt　唱：葉麗儀

這詞正是大量運用擬人法及新奇比喻的手法，把大自然一草一木都寫得十分生動，而且這些擬人和比喻都是發前人所未發的。當中像「落日就像個固執的汽球，放了氣仍然在樹兩面浮」這樣的生動又新奇的比喻，歷久常新，每一次見到都仍然拍案叫絕！真是令你又愛又恨，愛是因為太精彩奇絕卻又極淺白，恨是恨他怎麼可以想到這樣形容的！

誰靠近我卻不出聲，同踏千山千徑，
誰愛與我沉默靜靜看星星，此好知己乃是我影，每晚我也和它傾傾。
當我開心它跟我起舞，不肯片刻安靜，
當我失意痛苦它聽我傾訴內情，
當我共你踏星光裡小徑，它仿有新生命，
不需我指揮也自尋路徑，笑着移近你影。
誰愛聽我對星高歌，又似好欣賞我，
誰愛與我捱夜共坐寫新歌，此好傢伙乃是我影，永遠愛我而不嚕唆。

《影子與我》　曲、唱：蔡國權

這首短篇詞作，思路有點兒似李白的詩句：「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但林振強有更豐富的發揮及發展，把影子寫得像個有情有義的良朋。正是這首詞作，讓筆者敢說，李白的想像力有時也未必是林振強的敵手。

　　按：本文原發表於2013年11月16日的《南方都市報》「粵詞閱好」專欄。見報標題是「他從來都是極怕悶極貪玩」。

（Wong Chi Wah5臉書2013年11月17日）

徐訏

The Knight of Sorrowful Countenance
劉紹銘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我因朋友之介，得跟徐訏先生見過一面。我們相約在一家咖啡館見面。坐下後不久，徐先生就問我，夏志清先生為甚麼沒有在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討論他的作品。我聽了一愕。當時怎麼回答他已不記得了，但相信場面一定很窘，很窘。

《小說史》原為英文著作，一九六一年耶魯大學出版。後來中文版的繙譯工作，是我和幾位朋友合力完成的。徐先生問我為甚麼他榜上無名，想是隨便問問而已，因為他應該知道譯者對作者的選材，無權過問。夏先生也從來沒有向我提過，這位在四十年代中憑《風蕭蕭》一書譽滿大江南北的「流行小說」作者為甚麼「名落孫山」。

小思有一篇文章說徐訏曾在一九六三年到新亞書院開過現代小說的課。她去旁聽了，看到他毫無表情的樣子，低沉的聲音，嚇怕了學生。她自己聽了幾堂課也沒再去了。徐老師沒有見怪，反而常常找她去喝咖啡。他喜歡的咖啡館是灣仔高華酒店。小思追憶說「第一次見他進來，竟戴上白手套。」更奇怪的是他坐下來，跟小思面對面也沒太多話講，「偶然會嘆氣說香港沒可交的朋友，說文壇乾枯。」

看來跟徐先生在咖啡館見面的經驗，我比小思幸運，因為他找我「聊天」，主要是想知道為甚麼夏先生「有眼無珠」，所以大家坐下來談時，總有個話題可以聊聊。相對來講，枯坐老師面前，看着他的coffee spoon攪拌黑色的液體，聽他抱怨香港無可交的朋友，文壇不長進，等等，等等，又不能開小差溜脫，看來真是一個生命難以承受的悶場。

徐訏那天跟我在咖啡館見面，初進來時手上有沒有戴着白手套，不記得了，大概我的注意力給他瘦削而稍見苦澀的面孔吸引了。在此以前，我從沒跟徐先生見過面，也沒看過他的近身照，為甚麼跟他握手後竟有「似曾相識」的感覺？跟他道別後，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有電光石火的認知：對了，徐先生跟我在美國一家書店偶然看到的《唐吉訶德》小說封面人像繪圖多麼相似！書面上的Don Quixote，橫戈躍馬，一臉憂傷。鄉間父老暱稱他為The Knight of Sorrowful Countenance（「憂容武士」）。

除了countenance顯得神傷有點相似外，徐先生跟大戰風車黨三百回合的西班牙「騎士」Quixote拉不上風馬牛的關係。一個人神色憂傷，照理說不會有心情鼓吹「一點正經都沒有」的幽默書寫的。想不到徐先生在港創辦的一本刊物竟然是《幽默》。《幽默》是半月刊，一九五二年面世。小思因知此雜誌不易見到，從代發刊詞的「本刊十則」抄錄了五條給我們參考。

一：本刊不專刊幽默文章，亦不信幽默醒世與幽默救國。
二：本刊不求名達於權威，但求無過於庶民。
四：本刊不事神或主義，但不反對別人拜神拜鬼或拜物。
八：本刊在近代醫學上的兩派意見中，相信睡眠重於運動。
十：本刊不信鬼，但怕鬼，見鬼則停刊。

一篇打着「幽默」招牌的雜誌的發刊詞，除了「言志」外，也應趁便就幽默的語言風格作些示範吧？但試看以上五條，除「睡眠重於運動」一說稍見出人意表外，此外可說了無新意。文字確也索然無味。

看來徐先生自己對幽默這回事也不太熱中。論者慣把徐訏看作典型的「洋場才子」，作品浪漫得可以。我自己在「不識愁滋味」的年紀愛看徐訏。那時候還沒有人跑出來當語言police，修辭語法，悉隨君意，你愛怎麼寫就怎麼寫吧。徐訏小說當年吸引了不少prefer coffee to tea的「粉絲」，因為他作品混含了不少「洋味兒」。更教粉絲意亂情迷的是他精心經營的「歐化」場景和句子。但見boutique coffee shop內一少婦托腮枯坐窗前，愁對滿園秋色，手上銀匙不斷攪動杯中液體，似有重重心事。突然有不速客上前跟她搭訕：「小姐，我可以坐下來幫你驅走寂寞麼？」

把「寂寞」擬人化，成為可以驅逐的對象，這說法很cute，但不是我們尋常百姓家用的語言，people just don't talk like that。徐先生「搞」幽默，搞不好，想來因為氣質不對。小思初讀《幽默》的「十則」時，年紀輕輕，不明「十則」中「見鬼則停刊」何所指。徐先生若稍懂humor，說不定會給晚輩說幾句風趣話。但你猜徐先生怎麼回話？「只見他木無表情說：『你年輕，沒見過鬼。看我寫的〈人類的尾巴──魔鬼的神話〉吧。』」小思找來看，還是不懂，又不敢再問他。後來，上了些年紀，終於明白徐訏所說的鬼是甚麼了。

徐訏在民國時期跟林語堂時有往還，看來在氣質上沒有受到「幽默大師」甚麼影響。林語堂辦《論語》，名字正兒八經，內容荒謬絕倫。為甚麼男人有喉核而女人沒有呢？據林大師說，阿當初嚐禁果時，心中害怕，所以吃得半吞半吐，部份因此塞在喉中，這就是Adam's Apple的由來。夏蛙吃得比較自在，蘋果全落腹中，「變為子宮。聽說婦人分娩之苦，月經之髒，皆因吃此蘋果上帝故意責罰所致。」

此即假幽默之名行胡說八道之實的一個例證。林大師獨領風騷的文字，有幸出現於民智未開的時代。這些拿男女有別的生理狀況來開玩笑的「笑話」，若在今天出現，不給婦運分子鬥垮鬥臭才怪。其實，尋人家開心也不是沒有風險的，看你對着做鬼臉的人是甚麼來頭。林先生千不該萬不該的是對着拿槍桿子的老祖宗來開玩笑。《論語》列出來的戒條中有一條這麼說：「不評論我們看不起的人，但我們所愛護的人要盡量批評」。

這不得了。除幽默外，還附帶推銷「打者愛也」婆婆媽媽哲學：打在孩兒的屁股，疼在娘的心裏。林語堂的如意算盤不外是：捱罵的當權派若看了這則「戒條」，應該不會反面，因為，人家瞧得起你才罵你。發表在《論語》的文章，有一篇叫〈蔣介石亦《論語》派中人〉。蔣公看了，不知有何感覺。會不會覺得既能與《論語》中人稱兄道弟，身價自然從此升「呢」（level）？我們所知的是，掌握生殺大權的非《論語》中人覺得林語堂這廝並沒有甚麼好玩。就這樣，民國十五年（1926），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緝四十八名文化教育界人士。我們倡導現代《論語》的林夫子榜上有名。

在禮樂未毀的時代，中國人幼承庭訓，謹言慎行慣了，再斗膽，在公共場合也不會口沒遮攔，說出像「演講應該像女子裙子，越短越好」的話。"Humor"本來不是國貨。也不知是不是湊巧，百年來文章寫得常教人忍俊不禁的知名作家都慣於崇洋媚外，多多少少喝過些洋水。我一直迷上重慶雅舍時代的梁實秋。他文字少見廢話。且聽他在〈廢話〉一文道來：「常有客過訪，我未開門，他第一句話便是：『你沒有出門？』我當然沒有出門，如果出門，現在如何能為你啟門？」

台灣詩人管管，真酷，在〈癖〉一文坦坦蕩蕩的告訴我們：「狗都有癖，人怎可無癖？有人有殺人癖，我無。我有文癖。」甚麼是「癖」？大概是「偏愛」吧，因此他「癖老子的無用。癖莊子的逍遙」。看來管管跟我們有同好呢，因為他說：「我癖梁實秋的雅舍。我癖林語堂的雜文。我癖沈從文張愛玲。我癖汪曾祺的小說。我癖吳魯芹張曉風的散文」。

吳魯芹（1918-1983）是我在台灣大學念書時的老師，授英美散文和西方文學批評的課，生性曠達，沒有自高身價的習慣。一個人，要是太瞧得起自己，是不會自謔的。吳先生不少好文章，都是「以身作則」，拿自己來開玩笑。老師在〈六一述願〉一文說過，自己在花甲後的歲月，應該叫「餘年」，因為他那一代的人，飽經戰亂，能倖存下來，應視為「份外的紅利」。

一個人勞碌一生，屬於自己的時間實在不多。我們進學堂讀自己討厭讀的書，本想拉倒，但怕父母傷心。出來打工，每遇挫折，就想「引退」，但想到家中老少會因此夜食無着，只好啞忍。幸好這些都已安然過去了。「餘生」應該是自己的了。

魯芹先生因此寫下這一名句：「我已經過了六十了，不能再這樣規矩下去了。」

吳先生文筆瀟灑，因為人開豁。在一次聚會中，有記者跟他談到生死問題，他說的真的一鳴驚人，自己死後，「但求速朽」。乍聽起來，這句話一點也不好玩，但你要知道，吳先生大半生是在台灣過的。那年頭，在「慶生」場面大家善頌善禱常聽到的話是：「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吳教授說話殺的是自己的風景，除他自己外再沒傷到別人，可說無傷大雅。或可看作「另類幽默」。

說來說去，我總覺得，愛穿白手套的徐訏，儘管寫言情小說自得風流，但因身上缺少the art of irrelevance的基因，實在不合從事顧左右而言他的幽默勾當。

（蘋果日報二Ｏ一三年十一月十日）

世界本來就是殘酷的
劉波

劉紹銘先生寫文章《The Knight of Sorrowful Countenance（憂容武士）》追憶徐訏先生。上世紀七十年代他們初次見面，徐先生忽然問，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為什麼沒有討論他的作品。劉先生是書的中文譯者之一，被這樣追問，感到很窘，「徐先生問我為什麼他榜上無名，想是隨便問問而已，因為他應該知道譯者對作者的選材，無權過問。」

徐訏向譯者發問，未必是隨便問問，實有難言之隱。這要追溯到十年前，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六日，林語堂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做了題為〈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的演講。演講稿為英文，香港美國新聞處主編的《今日世界》雜誌請史東翻譯刊出，譯文對原作進行了刪節甚至修改。徐訏毫不客氣地指出：「在這篇演講中，語堂先生有兩處提到我，一處談到詩的，他說：One exception is Hsu Yu, who now lives in Hong Kong. His lines, instinct with rhythm, come naturally.而譯文變成了：『徐訏的詩尚可讀，他的詩句鏗鏘成章，節奏自然。』一處是談到短篇小說的：Of the writers of short stories, the works of Lu Hsun, Shen Ts'ung-wen, Feng Wen-ping(less well-known) and Hsu Yu are the best.而譯文則變成了：『短篇小說家中，魯迅、沈從文、馮文炳（廢名）則是最好的』（刪去了徐訏）。我自然不會管譯者史東先生對我怎麼一種看法，但篡改語堂先生對我的意見則實在是低能的手段。」林語堂對徐訏詩歌的評價原意如此：「最糟的是，這些詩人不用多變化的節奏，卻要用押韻。只要兩句話的末字勉強成韻，他們便以之為詩了。現居香港的徐訏是一個例外，他的詩充滿了節奏，達到自然。」譯文改成『徐訏的詩尚可讀』，意義大變。至於把徐訏的名字從中國最好的短篇小說家名單中抹去，則實屬惡意了。何以至此無從考證，但徐訏對翻譯家的「信」，終究是打了折扣，於是就有了前述劉紹銘先生的尷尬。

夏志清不提徐訏，不見得就是對他文學成就的否定。徐訏鵲起文壇，始於一九四三年三月重慶《掃蕩報》連載他的長篇小說《風蕭蕭》，而《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三編「抗戰期間及勝利以後（一九三七~一九五七）」指出，抗戰時期國民黨內地的文壇情況極難評價，因為許多戰時出版物和書刊並沒有保存下來，台灣、香港和美國都沒有。由於缺乏足夠的資料，在夏志清的視野裏，那些寄居大後方的作家群一片模糊，遠沒有留在上海淪陷區的作家鮮活，所以他說戰時最有才氣的新作家不產生在重慶或延安，而產生在上海，尤指張愛玲、錢鍾書、師陀三人，也就不奇怪了。問題是，徐訏瞧不上張愛玲，他說她的「小說所表現的人物範圍極小，取材又限於狹窄的視野，主題又是大同小異，筆觸上信口堆砌，拉雜拉扯處有時偶見才華，但低級幼稚耍文筆處太多。」對徐訏而言，夏志清寫中國現代小說史抬舉張愛玲，卻隻字不提當年知名度更高的他，難免心態失衡。

縱觀徐訏的命運，大紅大紫後黯然褪色，半生熱鬧半生寂寞，有政治的原因，也與他孤傲的個性有關。董橋先生說得絕：「徐先生的寂寞是他給他的人生刻意安排的一個情節，一個布局，結果弄假成真，很有感染力，像他的小說。」文壇忘記了徐訏，不是徐訏的悲哀，是文壇的悲哀，但，「沒辦法了──同樣寫作，金庸當了財主，蕭銅和徐訏，就窮死了。」香港作家陶傑感嘆，「世界本來就是殘酷的。」

（蘋果日報二Ｏ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魯迅與徐訏的往還
劉波

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林語堂主編的《人間世》在上海創刊。這本提倡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筆調的小品文半月刊甫一面世，即遭左翼作家群的言攻語伐。一天，林語堂請魯迅吃飯，觥籌交錯中魯迅逗趣：「你知道哪幾篇是我寫的？」林語堂笑答：「總是那些不幼稚的幾篇。」魯迅說：「不見得吧，我正在學幼稚的寫法呢。」這個生動的細節，被同席「敬陪末座」的徐訏記錄了下來。

那時的徐訏，還不是寫出《鬼戀》《風蕭蕭》紅得發紫的大作家，只是個初學寫作、剛剛在《人間世》謀到生計的小編輯。大約兩年前，魯迅到北京大學三院演講，兩人碰過面，並沒有談話。徐訏到上海後，也沒與魯迅有甚麼來往。性格內向帶點傲氣的徐訏這樣評說自己：「我對於要人名人很少有巴結的能耐，所以從未有目的的求接近誰的門牆。」他知道魯迅一向譏諷林語堂幽默大師，想必不苟言笑，而宴會上魯迅給他的印象卻恰恰兩個字，幽默。徐訏有點驚訝：「他們談話很有風趣，實在沒有甚麼『敵』『我』分明。」

作為文學刊物的編輯，徐訏最初與魯迅交往，約稿是主要目的。《人間世》創刊初期用稿量大，魯迅這樣的名人，又是主編的朋友，豈能放過。儘管魯迅寫文章罵過林語堂，但徐訏並不在乎。他說：「我個人始終有一種自由主義的成見，作為一個編輯，希望不同意見的文章同在人間世上出現，所以不久後，我寫了一封信給魯迅，請他為人間世寫點稿子，我好像說，如果他不贊成人間世閑適的態度，就更應當在人間世寫點匕首長矛的文章。他回信拒絕我的所請，其中有一句我還記得，是：『……靜觀大師們打太極拳而已。』」

徐訏記憶存留的這封信，當指一九三四年四月七日魯迅致陶亢德信。魯迅有時給陶亢德回信，末尾會添一句「徐訏先生均此不另」，說明有些信是寫給編輯社而非陶亢德私人。約稿一事魯迅這樣答覆：「語堂先生及先生盛意，囑勿藏拙，甚感甚感。惟搏戰十年，筋力傷憊，因此頗有所悟，決計自今年起，倘非素有關係之刊物，皆不加入，籍得餘暇，可袖手倚壁，看大師輩打太極拳，或夭矯如撮空，或團轉如摸地，靜觀自得，雖小品文之危機臨於目睫，亦不思動矣。」

稿子約不到，訪談總可以吧。《人間世》設有「作家訪問記」專欄，徐訏與陶亢德再度聯名致函魯迅，請他接受採訪，以書房為背景拍一張照片，並與許廣平、周海嬰合影。魯迅五月二十五日得信即覆：「作家之名頗美，昔不自量，曾以為不妨濫竽其列，近來稍稍醒悟，已羞言之。況腦裏並無思想，寓中亦無書齋；『夫人及公子』，更與文壇無涉，雅命三種，皆不敢承。倘先生他日另作『偽作家小傳』時，當羅列圖書，擺起架子，掃門歡迎也。」都是客氣話，一言以蔽之，對不起，我不幹。

早在《論語》時期，林語堂的閑適幽默就與魯迅戰鬥的姿態背道而馳，《人間世》的創刊不啻鞭打快馬，加速了二人的決裂。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間，魯迅寫了〈小品文的生機〉〈一思而行〉〈隱士〉等多篇文章批評《人間世》的庸俗，還在致友人信中說：「至於《人間世》之類，則本是麻醉品，其流行亦意中事，與中國人之好吸雅片相同也。」魯迅的苛責，林語堂當然是不接受的，即便是在魯迅去世後的悼念文章中他也悻悻地說：「《人間世》出，左派不諒吾之文學見解，吾亦不肯犧牲吾之見解以阿附初聞鴉叫自為得道之左派，魯迅不樂，我亦無可如何。魯迅誠老而愈辣，而吾則向慕儒家之明性達理，魯迅黨見愈深，我愈不知黨見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

徐訏是林語堂的助手，語堂於他有知遇恩，可他並未囿於門戶之見，對魯迅的態度，始終是既不盲目排斥，也不狂熱崇拜，這與他信奉自由主義是分不開的。「魯迅不是我的偶像，我也不贊同他的思想；但他是我所敬佩的作家。」徐訏說，「我不敢高攀魯迅先生，既不會說『我的朋友』，也挨不上做他的學生，更不是他的親密戰友。我只是一個相信魯迅先生是有文學天才與有文學修養的人。我敬佩他的天才也因而不相信他是聖人；天才的性格都有偏僻之缺點，魯迅自亦難免份。」魯迅批評《人間世》，他如是反駁：「魯迅所謂《人間世》與《論語》無聊，也是指所謂『不革命』『不拼死』，或是所謂『與革命的步伐不一致』。這種只從一個目的看問題的態度，正是『急切』的功利主義的態度。其實以中國之大，豈有容不了一個人間世與論語這種刊物的道理？而事實上，當時論語與人間世所以得人歡迎，倒正是那時候寫大文章的人太多，那些不是革命就是救國的文章，慢慢的就淪於八股文的腔調，論語人間世的風格恰好劃破了這八股文的煙霧。」陳源與魯迅的論戰，徐訏則站在了魯迅一邊。在短論〈《阿Q正傳》與《玉君》〉中，他拿楊振聲的中篇小說《玉君》開刀，直指陳源的〈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有濫竽充數之嫌：「《現代評論》，可以說是英美派的一個集團，他們的互相標榜，無所不用其極。……當時，魯迅的《阿Q正傳》早已是全國聞名的傑作，陳源一面故意偽作客觀，說『我不能因為不尊敬魯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說他小說好……』表示公正，一面把平庸的《玉君》同《阿Q正傳》放在一起，以收捧《玉君》之效果。」一九六六年，蘇雪林在台北《傳記文學》月刊上發表〈魯迅傳論〉，罵魯迅的人格渺小，性情兇惡，行為卑劣，對貧困的青年作家的經濟援助則是小恩小惠，籠絡人心。徐訏聽聞很是不忿，站出來說：「蘇雪林寫魯迅的文章，刻薄陰損，似有太過。特別是關於魯迅在金錢上小氣一節，我覺得是與事實完全相反的。」

魯迅對徐訏，始終體現着長輩對後生的垂愛，做對了就鼓勵，不順眼就批評，即便是在一九三四年寫給曹聚仁的信中這樣說徐訏──「至於陶徐，那是林門的顏曾，不及夫子遠甚遠甚，但也更無法可想了。」也斷然看不出懷揣何種惡意。魯迅不在《人間世》發稿，並不意味着與編輯斷絕了關係，相反，青年作者有文稿託他尋發表之地，若覺得這份刊物相宜，也會轉寄過去。徐詩荃的十九節短論《泥沙雜拾》，就是經魯迅舉薦，登在《人間世》第三、四、五、六、十八、十九期上。徐訏本人的創作，魯迅持鼓勵與肯定的態度。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日《人間世》第四期發表了徐訏的議論小品文〈「……」「□□□□」論〉，批判了「無聲的言語」這一人性弱點和文化病態。魯迅讀後立即寫了一篇〈「……」「□□□□」論補〉予以應和，指出「……」是洋貨，好像皇帝的新衣，其實是一無所有；「□□□□」是國貨，先前只見於古人的著作，無法可補，現在卻見於今人的著作，欲補不能。借題發揮，對文壇的假大空鞭撻了一番。文章點了徐訏的名，對徐的提攜是不言而喻的。

查魯迅日記，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至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兩年間，徐訏致魯迅信十六封，魯迅回信十封（兩封兼覆陶亢德），算得往來頻繁。徐訏與魯迅的通信內容，除了編輯與作者的溝通，就是晚輩向師長的請教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徐訏問到紹興的目連戲，魯迅答覆說：「這種戲文，好像只有紹興有，是用目連巡行為線索，來描寫世故人情，用語極奇警，翻成普通話，就減色。似乎沒有底本，除了夏天到戲台下自己去速記之外，沒有別的方法。我想：只要連看幾台，也就記下了，倒並不難的。現在聽說其中的《小尼姑下山》《張蠻打爹》兩段，已被紹興的正人君子禁止，將來一定和童話及民謠攜手滅亡的。我想在夏天回去抄錄，已有多年，但因蒙恩通緝在案，未敢妄動，別的也沒有適當的人可託；倘若另有好事之徒，那就好了。」這是目前唯一可見的魯迅致徐訏信，因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日發表於陶亢德、徐訏創辦的《人間世》小品文半月刊第二期，得以保存。至此，徐訏總算是實現了約一篇魯迅「稿件」發表的夙願，只可惜魯迅早已過世，看不到，也由不得了。

一九三六年秋天，徐訏登上了留學法國的輪船，十月，魯迅逝世。次年，許廣平在《中流》雜誌發佈〈許廣平為徵集魯迅先生書信壠事〉，說「魯迅先生給認識的和不認識的各方面人士所寫的回信，數量甚大，用去了先生的一部份生命……故廣平以為有整理成冊，公於大眾的必要。」此刻徐訏人在法國，可能並不知曉。一九四九年，當他得悉魯迅紀念委員會徵集魯迅書札時，很想把魯迅寫給他的信交去，但這些信件連同許多珍貴字畫都存放在寧波小沙泥街的舊居裏，無法去找。不久他又匆匆趕赴香港謀生，此後三十年未踏回故鄉一步，魯迅信函也就不知所終了。對此，徐訏不無遺憾：「我在亂離時代奔東走西，都沒有保存；最近有人從魯迅先生日記中發現與我通信有十來封，希望我可以抄給他，我也無法應命。」

魯迅與徐訏的往還，廣為人知的一段歷史是魯迅親手抄錄並贈送給徐訏兩幅詩稿。一九六八年徐訏寫了文章〈魯迅先生的墨寶與良言〉追憶：「魯迅的信都是用白宣紙毛筆寫的，寫得非常工整，我看了非常慚愧。因為我總是洋紙洋筆在寫信。我覺得他的字很可愛，所以就寫了一封信，說我想請他寫一幅字，他回信居然答應了，但幽默地說，他不寫格言之類；於是我就買了宣紙送到內山書店，我好像還寫了一封信，那時我正預備結婚，我就說，我希望成家時有他的墨寶以光寒齋的話，他於不久後就給我信，叫我到內山書店去取。」那是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二日，魯迅「為今村鐵研、增田涉、馮劍丞作字各一幅，徐訏二幅，皆錄《錦錢餘笑》。」寫給徐訏的是一幅立軸與一幅橫條，立軸書「昔者所讀書，皆已束高閣。只有自是經，今已俱忘卻。時乎歌一拍，不知是誰作。慎勿錯聽之，也且用不着。所南翁錦錢餘笑之一，錄應伯訏先生雅屬，魯迅。」橫條寫「金家香弄千輪鳴，揚雄秋室無俗聲。李長吉句，錄應伯訏先生屬，亥年三月，魯迅。」從格式到選文，皆可感知魯迅對徐訏的重視。

一九五Ｏ年，徐訏告別妻女，隻身遠赴香港闖蕩，裝裱好的魯迅手跡不便隨行，留在了上海。一九五四年他與葛福燦離婚，這兩幅字就一直存放在葛家。一九七Ｏ年，為了使魯迅手跡免遭文革浩劫，葛福燦將它們捐獻給國家。《上海魯迅紀念館大事記》記載：「一九七Ｏ年一月十二日，葛福燦（徐訏夫人，上海市淮海路小學退休教師）將魯迅墨跡兩幅（錄鄭思肖《錦錢餘笑》和李賀《綠章封事》）捐贈本館。一九八二年本館回贈《魯迅全集》等，以示感謝。」這兩幅手跡，最早收入一九六一年魯迅紀念館編輯、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魯迅詩稿》，因徐訏「反動文人」的身份敏感，編者隱去了他的名字。此書後來被香港中國印書館翻印，徐訏偶在坊間看見，異常悲憤。他說：「本來的上款，則都被删了。我不知道這是我的家人破落後賣出去，還是響應徵求魯迅墨寶而獻出的，或因家遭搜劫，因而沒收了。幸虧魯迅先生死了，不然的話，贈這兩幅字給我，該也有被清算與要求『交代』之可能吧？……這兩幅字，一直在我手裏，現在如果應交給魯迅的紀念館，自也應該，但删切給我的『上款』，則太顯得中共的小器了。」一九七六年上海魯迅紀念館重新整理出版《魯迅詩稿》時，恢復了上款，此後的一九八三年版、一九九一年版、一九九八年版等多個版本皆維持手跡原貌不變。徐訏時有惦念，曾寫信給上海魯迅紀念館，請求複製一份給他留作紀念，由他負擔複製的費用，但沒有回音，直至一九八Ｏ年女兒葛原去香港探親之前，上海魯迅紀念館的史伯英和周國偉才送來了兩件手跡的複製品，請她代為轉交。

一九八Ｏ年九月二十日，徐訏在香港律敦治肺病療養院的病榻上，見到了這兩幅朝思暮想的墨寶。此時他已是肺癌晚期，距離生命的終結，僅僅剩下十五天。葛原回憶錄《殘月孤星──我和我的父親徐訏》把當時的場景複寫下來：「我拿出當年魯迅先生書贈我父親的兩軸墨跡複製品，在A哥的相幫下向父親一一展開，並把它們的經歷，前因後果給父親做了介紹。父親坐在病床上，昂起頭仔細看着，嘴唇輕輕蠕動，似乎要說甚麼卻沒有發出聲來，意味深長地點着頭。」

一晃四十多年。那一刻，語言已經多餘。

（蘋果日報二Ｏ一三年十月廿七日）

霞飛路上的徐訏
沈西城

要描繪徐訏先生，不難，六字曰「清癯憂悒寡言」，是典型五四時代十里洋場的文人，氣質別具，行狀獨特。第一趟跟徐訏見面，是為訪問。七十年代中，我在《大任》週刊任編輯，每期封面人物，想到徐訏。主編孫寶毅老先生對我說「徐先生這個人不易對付，你去訪問他，千萬小心！」聽了，心中疙瘩，忙備課，翻出徐訏的小說、散文，挑出幾卷看了數夜，自忖有點兒了解，也就不那麼怕。是秋天的黃昏吧，歸帆已盡，倦鳥回巢，從萬宜大廈往東走，到了大會堂的院子，殘葉苦黃，落花匝地，蕭寂一片。我走進「嘉頓」咖啡室，徐訏坐在角落木椅上，一手握着咖啡杯，一手拿着書在看。棕色薄絨外套，淺黃長褲，配暗綠格子襯衣，領口圍着一方鵝黃領巾，典雅中溢出淡淡的文士氣。坐下後，遞上名片告以來意。徐訏先教我叫東西，輕輕叮嚀：「咖啡吧！這兒的有點上海靜安寺路『小小咖啡館』味道──」「霞飛路『弟弟斯』的咖啡也不壞！」我搭口。徐訏似乎驚訝我對「弟弟斯」咖啡館的認識，我慌忙用滬語道因由：「我看過定公格《春申舊聞》，裏面提起過。」咖啡未送上前，他已閤上書，右手把玩匙羹，隔一會，擺進杯裏拌，他說這樣咖啡才出味道。

熱騰騰的咖啡端來時，我也仿他那樣拌了幾下。徐訏呷口咖啡：「孫先生告訴我，儂想訪問我，好格！沈先生，儂看過我啥書？」我急急報上花了幾夜天啃回來的書，《江湖行》、《荒謬的英法海峽》、《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傳薪集》……「有啥體會？」徐訏一字一字問。我愕住了，真想不到他會那樣問。通常訪問「人物」，都是對方多說，我記下，回到雜誌社，寫了一過，交回孫先生修改謄正；受訪人物很少要求對他作品給予意見，我只好將想到的說了一下。徐訏說「沈先生，聽儂講，對我格作品弗大了解，哪能訪問，對弗？」語氣萬分認真，絕不是說笑，我一下子窘住。血往上衝，雙頰緋紅，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還是徐訏給我打的國語圓場：「這樣吧，你先回去，我叫我學生圓圓來寫吧！」我彷彿接到特赦令，一溜煙的跑！到了咖啡廳外面，這才記起沒結賬，回頭結？哪敢！過了一個星期，徐訏致電雜誌社約我再到「嘉頓」一晤。同樣是黃昏，同樣殘葉苦黃，落花匝地，而歸帆未盡，倦鳥離巢。我先為上趟沒結賬道歉，可能模樣兒怪，徐訏笑了，那是我唯一一趟見到他的笑。他面前同樣放了一杯咖啡，不同的是，我的枱前早已有一杯候着。他說圓圓的訪問已寫好，寄了給老孫。事已了，找我出來幹嘛？我狐疑。徐訏從棕色的公事包取出一本書，放在我枱前，赫然是《時間的去處》──「這是我在香港寫的一本詩集，你沒看過我的詩吧？」我恍然了，只提小說、雜文，不夠意思，補上詩集就齊全。那天，談了一個小時，我問他為什麼老喜歡住在九龍城？徐訏回答得妙：「格面幾條馬路，嘉林邊道、聯合道、衙前塱道，蠻像上海法租界格霞飛路！」徐訏，一個永遠活在舊上海法租界的作家，他，從沒將香港當作家！

（蘋果日報二Ｏ一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附錄：

最高尚的 A
陶傑

歐盟危機，由於歐羅這個腫瘤擴散，一時無法收拾。

問題先出在希臘，這一點誰都知道。但希臘的生產總值只佔歐盟的百分之二點五，希臘爛了，於歐洲影響有限。

但關鍵在「信心」二字，一個大家庭，最小的那個弟弟得了瘧疾，一家人的感覺都不好。何況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都一一感染。

事情至今，咎由自取。希臘與德國、荷蘭、瑞典這等工業強國相比，沒有出口。希臘靠以賺錢的只有兩樣：航運與旅遊。全球航運業衰退，以前出過船王奧納西斯，油價上升，兩大水喉，一條已經不順。旅遊業則蒙受歐羅高幣值之累：問問香港的師奶，她如果手上有一疊歐羅，寧願去法國掃 LV，去倫敦哈勞斯百貨公司，還是去愛琴海岸學蘇格拉底一樣漫步沉思？

歐羅的貨幣一體化，不必持有劍橋的經濟系榮譽學位，由常識角度，都看得通。這還不止，希臘近十年染上了華爾街的美式泡沫症，以為加入了大家庭，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花不完的資助。華爾街銀行拼命向希臘借錢，把歐羅泡沫化。

唯今之計：不是把希臘逐出歐盟，令其復用舊幣，任由大貶值，手術陣痛之後，重學低位求生；就是德、法、荷和北歐，退出歐元區，讓歐羅自行貶值。

兩者都會發生大震盪，但沒辦法：「有咁耐風流」，希臘與葡萄牙等，沾染上美國佬滾動信用卡那種未來式消費，自己為自己埋炸彈。

然後就是緊縮開支、削減福利、向富人加徵利得稅，這樣，就有得救。但問題來了，這等猛藥，不可能過得到選民那關。西方的民主，養成了惰性，伸大手板白拿慣了，像《仙履奇緣》，時針指過了午夜，打回原形，無法接受。

這就是「緊縮」（Austerity）政策。這個字用一個大楷，成為英國現代史上專有名詞。經歷過兩次大戰，英國死難的士兵甚眾，耗費國庫，戰後要復元，唯有勵行雞蛋和肉類的食物配給。英國戰後要用糧票，貴族也不例外，全民勒緊肚皮，一直到一九五四年。

由儉入奢易，香港五十年代一樣滿山木屋，貧民遍地，那時香港人對「祖家」所知有限，不知道在那個時代，祖家一樣窮困。倫敦東部全是十九世紀留下來的貧民窟，那時政府拍的紀錄片，倫敦工人的民居，像香港唐樓一樣幽狹而簡陋，英國財相要渡海向美國借錢，受盡艾森豪政府的白眼和屈辱。借來的錢，要好好計劃運用，展開全民醫療，猶太經濟學家凱恩斯，那時是英國經濟政策的制定人。

英國沒有「剝削」過香港，宗主國自顧不暇。五十年代，對於全世界，都是一段百感交集的歲月回憶：南來的民國文人，以錢穆為代表，蝸居九龍城、鑽石山，電影人在獅子石道等開工，難民人浮於事，殖民地只有南逃的江浙田家、唐家、王家幾戶紡織工廠，葛量洪把他們牢牢抓住，劃出土地建工廠，為殖民地解決失業危機。

那時人人都窮，包括老闆，都要精打細算。想感染那時的氣氛，看看舒巷城的新詩、黃谷柳的《蝦球傳》，一股橫街窄巷的窮味，逼人而來，真的，這些文學作品，字裏行間都有一股時代的氣息，還有燈火與人煙。

殖民地政府三不管，那時有一大好處，就是自由。有一技傍身的，無論會煮字療飢，還是街頭打功夫，還是從韶關學得一點看相之術，街頭挖空心思，在生死線上掙扎，其中有多少人熬不下去而寃死？沒辦法了——同樣寫作，金庸當了財主，蕭銅和徐訏，就窮死了。同樣是導演，李翰祥當了小富翁，包括胡金銓，還有許多就潦倒了，世界本來就是殘酷的。

歐盟危機，要解決，也不難，時光倒流到講常識的舊時即可：生來沒有錢，不可指望政府有得派；找到一份工作，薪金微薄，咬着牙捱下去，不隨便炒老闆魷魚。尤其中國人，這是一個可以共患難但不可以同富貴的民族，沾上華爾街般的泡沫種金經濟，香港早就深染毒癖，要戒？像歐洲一樣，難了。

偏偏今日富二代更未經過何謂窮困的日子，從小受侍候，然後炫耀財富。富二代上不知天高地厚，中不諳世故人情，下不尊重也看不起比自己窮的人。許多富二代，傲慢無禮、缺乏溝通的做人藝術，比起他們父輩「人必稱兄弟」的殷勤和信義，富二代去西方讀書，中國江湖智慧全無，西方的 Fair Play精神又不遵守，年紀小小，即坐擁豪宅遊艇，由於沒有處世經驗，很早就給擦鞋仔包圍。香港什麼時候會暴動？在特區曾蔭權這殖民地一代退下歷史舞台，富二代接掌商界之後，一定會暴動——連英國和希臘、北非各國、紐約華爾街都發生過佔領了，香港這個自稱的「國際都市」，有何資格「獨善其身」？憑什麼例外？

一旦暴動，中方必出軍隊鎮壓。「七一」與「十一」前夕，駐港中國軍隊都「演習」過，其中一次是實彈。此一異動，香港人根本沒有留意，可見政治觸覺之遲鈍。

我這一代，幸好上受民國餘緒的感染，中有戰後英國文化薰陶，我最討厭名牌，我沒有開過價值二十萬以上的新汽車，吃可以簡單，穿着必樸實。在英國讀書，上一代有許多好朋友，他們告訴我英國人怎樣窮，而不是怎樣富。雖然沒出過家，但英國讀書的一段日子，我深切認識了 Austerity這個字——在英文詞彙裏，我認為這個字最高尚，最有內涵，也最代表了英語民族的立命精神。我投胎的時機和地域都那麼好，精子游弋所及，向深圳那方向再北移十公里，或者晚出生二十年，沒有一個億萬富豪老爸，身為中國人，就此永不超生，所以我認為我前生做了許多功德，我信因果。

（新浪博客Outside the Box二Ｏ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念念華嚴經

念念華嚴經
楊凡

我的九十歲朋友黃永玉先生在五十五歲時候，寫了一篇文章，記述他表叔沈從文先生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題目叫做〈太陽下的風景〉。與白先勇的〈樹猶如此〉一樣，是數十年來我讀過最受感動的散文。

我的睡房一直掛着一幅永玉畫給我的《故人西辭黃鶴樓》，七九年的作品還有從文先生的題跋。所以當我聽到巴金故居要替永玉辦個文學作品朗誦會，也不知道是哪一條神經的驅使，更不怕天高地厚，膽敢主動報名與焦晃曹可凡王安憶等名家，一齊參加這個盛會，還特別要求誦讀〈太陽下的風景〉。

記憶中有生以來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朗誦，是在七十年代德國歌德協會為徐訏先生主辦的一次新詩朗誦會，依稀記得地址是在干諾道中的國際亦或是聯邦大廈。那是個喇叭褲和關刀領流行的年代，摩登的海景大廈後是德輔道中，電車路旁依然保留着一連串戰前的六七層高騎樓建築，對面的統一碼頭是中環的巴士總站，再過一段的港澳碼頭則有應有盡有的平民夜總會，維多利亞式的舊郵政總局依舊企立在中環，大會堂的高低座，就是整個香港文化藝術的集中地，天星碼頭仍然是貫通港九最普遍又舒適的交通工具，灣仔則又是另外一個蘇絲黃世界的味道，越戰荼毒得接近尾聲，水兵和酒吧女郎也醉生夢死地過着沒有明天的今天。說了那麼多懷舊的話，是因為那晚朗誦完畢，徐先生邀請我到電車路上的羅富記吃餛飩麵，他說這是香港最好的餛飩麵。四十年後有天經過德輔道中，居然還看到它，這在變幻無窮的香港，也可算是一個奇蹟。

也不記得徐訏先生怎麼樣找到我去朗誦他的作品。只記得他是一個高瘦的詩人，抽起煙來很有點法國人那種優閒的味道。那時我不懂得看中年男人，現在回想起來他應該有許多仰慕者。他請我在大會堂低座的餐廳吃了個西餐，拿了一本很厚的新詩集，那是他的《徐訏全集》中的一冊。聽說他在上海時期和張愛玲一樣受歡迎，甚至紅過張愛玲，那時我連張愛玲都不懂。我完全不記得吃飯時候聊了些甚麼，很可能談過改編自《盲戀》的電影，因為那是李麗華主演而我也看過的。但是我恍惚記得朗誦了三首詩，還記得其中一首有句「手牽手我們向前走」（原文記錯的話請原諒）。
朗誦的那晚上，大約只有二十多個聽眾。徐先生自己講了幾句話，然後讀了幾首詩作，接着就輪到我。徐先生個子很高，聲音也較為低沉，說話不疾不徐，決不捲舌，甚是好聽，很是文人。那個年代聽說文學並不值得幾個錢，年輕人都要去迷電影，我自然也不知徐先生在文壇上有些甚麼重要地位，只知道他最著名的是《風蕭蕭》，我也買過，因為太厚，沒有看完。
那晚吃完羅富記，我和他從中環慢步到天星碼頭，秋風確是有些蕭瑟，他忽然對我說了一句：假如這個世界不需要話語，那是多麼美麗的世界。我奇怪一個有那麼多文字上成就的人，怎會說出這句話。這也是我唯一記得和徐先生短暫接觸的話。

其實從小就對中國文字的音律特別喜愛。在英倫遊學期間，可以用中文對話的朋友絕無僅有，為了讓自己不會忘記中文，在唐人街書店買了本林語堂的《京華煙雲》，每天晚上拿出來念讀一段，總覺得這樣就不會和中國文字脫節。雖然表面上看來十足崇洋的我，潛意識上或許還是依依不捨中國文化。由於每個字都得在心中背念出來，這可能令我染上閱讀障礙症，別人一目十行，我則十目一行。記得蕭芳芳曾經向我推薦一個速讀課程，但是完全不成功。這基本節奏上的緩慢，肯定對我的電影有很大的影響。

於是有天我在文化中心看到了一個舞台劇《華嚴經》。緩慢的程度比我有過之而無不及，唯一美中不足，就是那冗長的念白者口音不夠中原。導演胡恩威事後問我有何感想，我說那念白尚待改進，他說找不到適當的人。也不知道哪來的勇氣，居然向他毛遂自薦。於是上了錄音室，替他一口氣錄了將近三十分鐘的《心如工畫師》。

那是二ＯＯ八年，我到台灣準備籌拍《淚王子》的暑假，從香港帶着副導和兩個美術指導就大膽地到台灣去開荒。臨下南部高雄之前，居然在台北城市舞台看到了《華嚴經》的演出。聽到自己的念白經過特別厚壯的音響效果處理，再配上于逸堯的打擊音樂，感動的氣氛還是會自我陶醉。

也是那年，拍完《淚王子》，寫了一些旁白，自己錄音以備剪接用，事後找了金世傑先生。杜篤之先生則堅持要用我的聲音，說是夫子自道更加親切，我口頭不允，心中竊喜，最後風頭自己出。那年得獎無數的杜哥，居然沒有因《淚王子》提名金馬獎最佳音效，肯定和我不爭氣的聲音有關。

提起金馬獎，就想到《海上花》的那年，我與影后汪萍小姐一起上台頒獎。雖然事前也對過講詞，但是頒獎的當晚走到舞台的虎度門前，一牽汪萍的手，卻是冰雪一樣。我對孫望平說，別告訴我你跟我一樣緊張，她回答說我比你還緊張，我說糟了，姐姐妳要救我！但是過了虎度門，她就像一朵盛開的牡丹花，帶領着我完成頒獎的任務。美人就是美人，無論站在台上是怎樣心驚肉跳，讓台下的你看到的永遠都是一朵美麗的花。

這又讓我想起大中華的活動名勝林美人，在退出銀幕多年後，對鏡頭的敏感度，絲毫不減當年，彷彿整個螢光幕都屬於她，歡迎你也可以隨意對號入座。
話說某日與董老師伉儷茶敍時，林美人忽然轉頭對我說，「楊凡，你懂不懂Skype？我答應了我的朋友文化部長女士下個月去台東朗誦童話給小朋友聽。」我說回饋社會，這是很好的事，你準備用Skype朗讀？「不是的，明天有個記者招待會，部長提議用Skype和媒體見面，於是昨天找小秘書裝了Skype。今晚和你試用一下，看看效果如何。」這部長女士曾經在香港講學數載，其間與美人結為莫逆，美人也曾撰寫〈白娘娘夜探許仙〉一文，轟動一時。如今許仙官拜寶島文化首長，以前雖想別人以文化說服她，如今更冀望以文化說服世人，因此披星戴月卧薪嘗膽，絞盡腦汁要人留意文化。美人雖然退出銀色世界廿載，明星風采毫不遜色當年，更以超過七個數字的出場費傲居中國女明星之榜首，但是對真正好友或需要的，全無計較有求必應。

茶敍過後再加十六圈，午夜後的美人終於和我Skype連上線。望見她那燈光不足的畫面，就知美人對電腦白癡過我。我問美人甚麼時候懂得這電腦科技？她說昨天。接着打開麻雀燈，用不同的角度替自己打燈，有時又用一張小白紙作反光板，希望可以打個大平光。完全像個小學生。我告訴林美人，你一向是攝影師的寵兒，真正的攝影師不是按下iPhone那麼簡單，電腦這門學問雖然方便，但是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不是一座麻雀燈可以解決的。明天既然是個別開生面的Skype記者招待會，你應該要求部長女士派個攝影隊將一切安排好，別忘了你是個明星耶。
美人回答，部長是個文人，怎會理這些瑣碎事，我就隨便一點吧。我心想一個記招怎可如此隨便，何況吸鏡率特高的林美人。我說為了你的粉絲，絕不能隨便，今晚好好休息，明天下午到府上替你打個美人光，一定要美麗過美麗！

次日到了林美人飛鵝山的家。多年不曾造訪，警衞狼犬菲傭們齊來歡迎。小秘書將我帶到偌大的客廳，再用手機通知美人。晚起的她從那戲劇化的樓梯上徐步下凡，脂粉不施，清麗動人，貴氣逼人。客氣地說道，雖然麻煩不到你為我拍全家福，可把你弄來替我打Skype光。我說不用客氣！工作吧。美人問應該穿些甚麼？就是紅色毛衣藍色牛仔褲吧！我道，快上樓換衣服，休息一下補個妝，離四點還剩下個半鐘頭了。

美人上樓後，找了小秘書做個替身，選定一個受光的位置，既要前景漂亮又要求背景自然，再找三四個家僕將家具重新搬移，千萬要做到自然簡單而不着痕迹。不是佈景的佈景完工後，再找美人丈夫的電腦專家，將Skype調到清晰度的最高標準。忽然想起張小燕曾經這樣形容林青霞：化了三個鐘頭的妝，要好像沒化過才行。我們不是就在做這件事嗎？

我讓小秘書打個電話到台灣，查看記者招待會的狀況。電腦畫面一通，哇塞！數十座電視機已站立在那裏伺候，台上有個超級大螢光幕，台下坐滿了記者耐心等候。小秘書有條不紊地與現場溝通，何時部長出場，何時鏡頭調到林美人，現場只限多少問題，問題必須圍繞台東鄉下的孩童，等等又等等。美人時常埋怨小秘書不夠能幹，經過此役，我知小秘書只是真人不露相。

時辰到了，林美人果然一身紅色毛衣牛仔褲，驚艷地從樓梯上走下來。電腦前，和部長女士大人上線後，第一句就是一陣笑聲接着說道：「真開心在Skype看到你！」那笑聲是如此真摯那麼快樂。即使林美人聽過有那麼許多關於部長做人處世的微言，她還是誠摯的無條件的對待部長女士，從笑聲中就聽得出看得見。
忽然想起，我的朋友邁克先生不敢直呼林美人姓氏，暱稱奴念念no name name。又憶及，《華嚴經》錄音室中也曾念誦：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如有絲毫雷同，真是阿彌陀佛了。

（蘋果日報二Ｏ一三年十一月三日）

海角遺詩
陶傑

看楊凡說徐訏，七十年代的香港雅事。兩位都是民國的才人，相遇在殖民地的海角，四十年過去，今日感悟，別有淒楚。

徐訏的詩精細，卻淺白得有歌詞味。因其人崖岸自高，在抗戰之後，剛好全國成名，沒想到遇上紅羊之劫，徐訏南來香港，一直忿忿不平。

徐訏是舊時很典型的文藝青年，峋瘦清癯，無論在海角紅塵何等喧鬧之處，在夜色侵垂之際，當海港的夜色暗盡，徐訏總是將自己孤獨成一盞昏黃的街燈，投下長長的影子，而街燈尚有幾隻飛蛾相伴，徐訏卻一隻也沒有，擁有的只有天際的數點星光。

徐訏的詩，有幾首令人過目難忘：「當燦爛的青春逝後，多少壯志豪情消磨。如今我旅情在天涯淪落，長夢浮沉於青霧綠波。

「萬川四海，層層原野間，都有人把路徑走錯。唯我在廣濶的天庭中迷路，對斑斕的星雲徒喚奈何。」

如此詩句，太過寂寞了。徐老先生──徐訏也像極了以前上海人對固執而戇直的男人背後所講的「格個老先生」──應該慶幸，他那個時代，許多詩人作家，「都把路徑走錯」──在上海左傾，投奔延安，崇拜蘇聯史達林──徐訏通通沒有。他從沒「進步」過，留學巴黎，讀心理學，他的詩像帶有民國特色的波特萊爾，三十八年他南來香港，雖然進不了英國人的港大教書，也能在美國教會辦的浸會書院教文學，月薪六千元。徐老先生很幸運：同一代的上海文人如周瘦鵑、張恨水、無名氏，沒有跑出來；田漢、陽翰笙、傅雷，也沒逃出來，所以徐訏被共產黨攻擊為「色情、頹廢」，作品「荼毒青年」，但殖民地的香港，對他甚好。

我沒見過徐訏。一九七五年英女皇訪問香港，在皇后碼頭，港督會同行政局──不錯，是殖民地的行政局──歡迎，殖民地港府找了個女生唸了一首由徐訏寫的英女皇誦詩。我那時在電視前看直播，覺得甚為有趣，英國人甚通中國人文精神。

徐訏詩頌英女皇，那時左報沒有發作，大駡「漢奸」，因為文革暴動的麻疹患過了，左派的費彝民，又棄毛裝改穿了西裝，不叫「打倒港英」了，正在統戰包玉剛，所以徐訏沒遭到大批判，那時火力所對，是另一位民國現代詩人余光中，難怪徐訏益發鬱悶了。

（蘋果日報二Ｏ一三年十一月四日）

桑簡流

一生與水結緣的「桑簡流」
許定銘

我是從一九五Ｏ年代的香港雜誌《人人文學》和《熱風》上知道桑簡流的。

桑簡流（1921～2007）原名水建彤，四川潼川人，自少跟外祖父大藏書家傅增湘﹙1872～1950）生活，耳濡目染，對書籍興趣很大，專研《水經注》與黃河史，一生與水結緣。

水建彤一九四Ｏ年代就讀上海聖約翰大學，即與宋淇、劉以鬯、徐訏、黃嘉德等文人交往。畢業後任國民政府駐新疆外交專員，主管阿富汗和印度外交事務。一九五Ｏ年代在香港生活，寫過小說《香妃》（香港珍珠出版社，一九五四）和遊記《西遊散墨》（香港珍珠出版社，一九五八）。後離港到英國生活，並加入BBC電台中文部工作直至退休。

一九五七年，桑簡流赴倫敦參加國際筆會大會，順道遊訪歐洲各國，回來後寫成這本三十二開二七八頁，內收三十篇遊記的《西遊散墨》。陳子善說「它不是一部浮光掠影的普通遊記，而是一位學貫中西的學者的學術考察札記」。而桑簡流自己則認為「遊記而兼談考據藏書，頗受外祖傅增湘（沅叔）先生」影響。《西遊散墨》收〈文壇山水人物〉、〈歷史人物的幽靈〉、〈大英博物館〉、〈茶餘酒後拾零〉……等文章，這些把旅遊、書話、藝術、歷史、文化共冶一爐的雜文，不僅一九五Ｏ年代，即使今天也不多見，是本可讀性甚高的著述。

我藏的這本《西遊散墨》，書內有桑簡流毛筆題字送給「小洛兄、天美姊」並鈐印，至今未知此二人是誰。

被遺忘的《伊犂河西》
許定銘

出版已半世紀的《西遊散墨》今天當然不易再見，可幸近年陳子善重新編了另一本《西遊散墨》（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二ＯＯ三），讀者想看還是可以買到的。此書把一九五Ｏ年代港版的《西遊散墨》全收進去外，還加了一輯《集外》，收的是桑簡流一九八Ｏ年代以後，發表在香港《明報月刊》上的〈阿富汗隨筆〉、〈希臘散墨〉、〈閑話英國生活〉等十多篇文章。

桑簡流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在新疆任職時，曾在厚厚的積雪下發現了八千多件清代外交密件，他把此事件的始末寫成〈新疆密檔發現記〉，後來又寫了〈新疆外交回憶錄〉、〈大月氐是誰〉、〈新疆山水人物〉等，發表在一九五四至五五年的《熱風》上，那是近代史上第一手資料，何以未見收錄呢？奇怪！

劉以鬯編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略》（香港市政局公共圖書館，一九九六）中有桑簡流的《自傳》，在談到他解放前的著述時，只提及詩劇《伊帕爾罕》（南京新民報，一九四七），我手上有一本署名水建彤，三十二開，僅五十三頁的小書《伊犂河西》，內收〈天山飛渡〉、〈蘋果之父城〉、〈阿拉木圖再會〉……等文十五篇，此中桑簡流特別喜歡〈蘋果之父城〉，一九五五年還把它在《熱風》上重刊一次。

《伊犂河西》沒有版權頁，書末有「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三日寫竟於廸化」字樣，水建彤沒提，是忘了此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