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話二束

「油印」文集
許定銘

和年輕朋友談一九六Ｏ年代初期香港文社運動的歷史，談到當時青少年們出版的社刊中，有「鉛印」的和「油印」的兩種。一般是有財力的，到印刷廠付錢「鉛印」出版；財力弱的，則是自己落手落腳「油印」。

八十後記者完全不知道「油印」是甚麼，以為是「影印」。我只好找出實物給他們看，說「影印」是七、八十年代才普及的。「油印」是更早一代的人手操作印刷，當年要印幾十份的文件，像話劇的劇本，學校考試的試卷，都是「油印」的。

「油印」的工具是白紙、蠟板、蠟紙、針筆、軟膠掃和油墨。過程是：把蠟紙擺放在那塊有極幼細橫直坑紋的金屬蠟板上，然後用針筆在蠟紙上一筆一劃的寫字或繪圖。文章寫好了，把蠟紙壓在白紙上，把少量油墨傾倒到蠟紙上，用軟膠掃抹一遍，油墨便會滲透過筆劃，落到白紙上。這是人手操作一張張的印，最後把印好的單張，用釘書機裝釘成冊。

《同學文集》是我現存「油印」文集的精品，二十四開本，二十頁，內容多是散文和新詩，每篇文章都有插圖及美術標題，封面更特別用了紫色印刷。請你細心欣賞一下，此圖的一筆一劃，都是製作者親手繪在蠟紙上的，而這批寫文章的、抄蠟紙的、印刷的、設計的，都是「同學文集社」中那十來個中學生。

「油印」書
許定銘

四五十年前，「油印」是香港最普通的廉價印刷術，不單用來印刷「小兒科」的青年期刊，甚至有用來印書的，尤以印詩集較多，因為字數少，抄起來沒那麼辛苦。記憶中，王辛笛、卞之琳和梁文星的詩集，都出過「油印」本。新近的一次舊書拍賣會中，有一冊「油印」本的《綠原詩叢》（文聲文社、華萃文社合編，一九六七），是黃俊東的舊藏，索價三百大元，可惜流拍。此書乃吾友吳萱人抄寫的，我應該有，但要找出來再翻一遍時，卻是芳蹤杳然。這些「油印」本最多印三幾十冊，流通量低，卻是當時年輕人熱愛新詩的物證。

吳萱人是我輩中抄「油印」本的高手。這種印刷術不在於書法漂亮與否，重要的是一筆一劃都要是整齊的宋體，印出來才清晰可讀。萱人可能跟「師傅」學過，而且很有耐力，故此逢要抄「油印」，大家都推他出手。尋《綠原詩叢》不果，卻翻出來一冊《浩虔文社創社周年特刊》，此書為三十二開本，出版於一九六五年，凡五十頁，約二萬字。想想要在蠟板及蠟紙上工工整整的爬二萬字，令人咋舌！

今次的圖不用封面，用目錄頁，就是要讓大家看看他「筆耕」的功夫。在此居然發現了許定銘的《淺釋現代文學》，我完全忘記了自己寫過這篇東西，人的記憶真不可靠！

孤獨的星‧寂寞的路
許定銘

　

與盧文敏及萱人茶敘，萱人出示他的舊藏《野草》。《野草》是萱人主持浩虔文社時的油印本社刊，我未見過這冊十六開本一九六五年的第四期，更不知道裡面刊了盧澤漢（文敏）的〈孤獨的星‧寂寞的路〉。萱人請他在這本近五十年前出版的期刊上題字，作者欣然揮筆，喜悅之情洋溢眉梢：想不到自己的舊作在半世紀後仍有知音。

原來《野草》每期均有文摘欄，盧澤漢這篇二千字的〈孤獨的星‧寂寞的路〉，原刊一九六五年五月六日的《天天日報》，作者以「孤獨的星」及「寂寞的路」來比喻從事文藝寫作的路，勸勉文藝青年們在從事寫作前，要認清自己正要踏上的路途，是孤寂的、是艱苦的，必需鼓起莫大的勇氣硬闖……。

萱人說盧澤漢這篇文章，當年在朋友中曾起過激動，特意把它轉到《野草》上與文友互勉！

重翻一遍《野草》，三十多頁的一本社刊，總有好幾萬字，萱人花心思設計，一筆一畫在蠟紙上刻畫，那份耐力，那種默默的奉獻，我至今佩服得五體投地！

（2013/10/10）

《文社綫》
許定銘

一九六Ｏ年代中後期，香港青年文社運動由高潮回落，有一群來自各文社的文藝青年，不甘心自此湮沒無聞，在熱心的吳萱人多番奔走之下，連繫了洪朝宗、周卓豪、黎廷瑤、陳翹英、吳錫興、葉左肇、龐繼民……等人，組成了既是團體名稱，又是期刊的《文社綫》。據吳萱人的解說：《文社綫》是「文學與社會聯成一綫」之意。

《文社綫》最初以雙週刊的形式，一九六八年九月開始，附於《中報週刊》內創刊，內容以文學創作為主，學生社會運動為副，每期佔《中報週刊》一版。在此附刋兩年，到一九七Ｏ年十月《週刊》結束，共出五十四期。其後自費出版了六期半月刊，每期六頁八開的小報，至一九七一年四月的第六十期，改為十六開雜誌型，及七月的第六十一期出版後，終於停刊。

《文社綫》第六十期《保衛釣魚台專號》是最重要的一期。僅三十頁的雜誌，竟用了十四頁，囊括了一九七一年初，港台、內地及海外文人，為「保衛釣魚台」而寫的文章及報導二十三篇組成的專輯，應該是同類專輯的代表作。

專輯以外，本期還有由國際讀書會主編的《國際書訊》，粵劇藝術研究社提供的《粵劇源流概況》和焚風詩社主編的同人園地《焚風詩頁》，保持了一貫文學與社會的混合體。

從週刊到月刊
許定銘

由李金曄主持的《中報週刊》是繼《中國學生周報》和《青年樂園》後，給我印象深刻的同性質青年期刊。但它的知名度卻遠遜上述兩報，除了因它的歷史不長外，主要是缺少了報刊與讀者間的連繫，沒有歸屬感。

《中報週刊》創刊於一九六七年九月，究竟辦了多少期？因手中已無報，實在想不起來。不過，據剪存的散稿，我一九七Ｏ年九月，用筆名陶俊在《中華兒女》版，《五人隨筆》的專欄上發表了散文《走上回憶的道路》，報頭上註明是第「一五三」期，可以證明《中報週刊》起碼存在不少於三年。一份八開，每期出紙十版，有兩三版純文藝創作的青年刊物，能「捱」三年，在那些年算是相當不錯的了。

好友吳萱人、黃濟泓（黃韶生、白勺）與《中報週刊》關係密切，經常約稿，還讓我們幾位年輕文友：邢少蘿、羈魂、陶俊、君實、爾城合寫《五人隨筆》，使我們在交流以外，還可藉此磨利筆鋒。 由一九六Ｏ年代熱心「文社」運動的年輕人所組成的《文社綫》，一九六八年起，也在《中報週刊》闢了專版，直到一九七Ｏ年後期才脫離獨立出版，確實熱鬧過好一陣子。

《中報週刊》正確的停刊日期我不知道，只知道同一班文化人在《中報週刊》後，又出版了如今大家見到的《中流》月刊。

《中流月刊》
許定銘

創刊號《中流月刊》的版權頁，註明是「《中報週刊》副刊」，也是由李金曄督印的，編輯者不具名，只說是「中報週刊編輯部」。第一期出版於一九七一年二月的《中流月刊》，究竟出過多少期？事隔四十年，它留下的足跡一點也沒有，我手邊只剩下最初的兩期，只能粗略的寫寫。

《中流》這個名號原是《中報週刊》其中的一版，發展成月刊，是十六開四十頁的文化期刊，他們在簡短的《中流的基本精神》中說：人類生存的意義是與自然和人的鬥爭，他們要發揚愛與和平的精神，並把這種精神貫通到歷史文化中去……。

《中流》的內容以文化、歷史的評論和創作為主，作者群基本來自《中報週刊》原來的班底。我仔細的翻了翻，發現蕭輝楷（一九二六至一九九二）先生的文章甚多。他曾就讀於西南聯大、北京大學、台灣大學及東京大學研究所，專研哲學，也曾受業於沈從文及李廣田門下。他在此以蕭輝楷發表了《中華之道與中流之道》和《從靈犀一點到億萬化身》，又以方皡點評了李廣田的《到橘子林去》和沈從文的《蕭蕭》，以陳虹寫生活小簡《當我們面對吹毛求疵者時》和《挑剔即是罪惡》等。

其他的作者還有李金曄、章群、路雅、龍戰……等，當時遠在愛奧華修讀寫作的古蒼梧也在此發表了詩創作《眾神園中》。

臉書回應：

Wanda Ng：字體好靚，彷如印刷！另浩虔周年特刊封面見英文DUCK BOND，何解？

馬吉：Wanda看得細心，這個要問問當事人。

除了DUCK BOND，還可看到Super甚麼的字樣，可能是所用的紙張原來就有的，只是些類似廣告的字眼？

Wanda Ng：可能是，我也見到其他隱約字體。只是好奇一問。

Wanda Ng：https://en.m.wikipedia.org/wiki/Bond_paper

BOND。可能是指厚身的優質紙張，DUCK是牌子。這樣大型的水印，watermark，真有趣。

馬吉：好，有求真精神。

鴿仔牌優質厚紙，超級耐用，五十年不變，哈哈。

吳萱人：感慨得很！

先更正一個用詞：「蠟板」有誤。「寫蠟版」指用針筆謄刻出來的可以上機或手刷的蠟紙版；刻字描圖劃線的是細紋「鋼鈑／板」。文社油印刊物，私以為最出色的是春蕊文社舒年（洪朝宗）主理的《春蕊》月刊，套色甚至三色，叫人咋舌，豈止「五體投地」。還有旭藝旗下各刊及端風文社《端風》，近日纔知道阿藍早年加入過該社。

我今生其一小願，是在生前可以辦一次「油印遺珍」展。

馬吉：謝謝，以上留言會補充到網站去。祝願望早日達成。

吳萱人：文內《中報周／週刊》社長李金曄先生，亦是《中國學生周報》前社長；「中報」有簡略化的身影，末悉上文作者許兄同意否？是則，兩報之同與不同，是頂好的一個研究題目，尤其是有關連的編輯、作者群。

又揖謝敬佩的慶珍大姊垂注。

我另有一悲願：誰來合編《黃濟泓集》！這位《中國學生周報》的末代總編輯，空寫下休刊詞（黃星文：《寫給我們》），孑然一人搞「富壤書屋」，與鄭宜迅、蕭若元合辦《縱橫》月刊，且與黃繼持新編《雷音》（佛教青年協會刊物），高標一身赴美，餘身寂靜老人院……這位創辦芷蘭文藝社的先鋒志士，今竟「四仔」中首去！嗚嗚我的「牛仔」啊……

許定銘：謝謝萱人為我口中的「蠟板」正名為「鋼板」；這種「鋼板」表面有坑紋，把蠟紙鋪上去，用針筆寫上去，蠟紙上現出被刮蠟的字，到油墨塗上去時，用膠掃壓掃過，墨就會透過沒有蠟之處，把字印到白紙上……。

自1966年起，我在學校教書四十年，最初的十多年都會用到油印。一到出測驗卷或試卷時，同事們多會大叫「塊蠟板喺邊度」？大家叫慣了，這塊「鋼板」自然就成了「蠟板」！

其後「鋼板」改進了，不再用「鋼」製造，用的是一塊硬身薄膠片製成，一樣有坑紋，一樣可把蠟紙鋪上去寫，和那塊沉重的「鋼板」比，輕鬆得多了！

《向日葵》的餘波

《向日葵》的餘波
許定銘

一九七Ｏ年九月，我在《中報週刊》發表了〈一面里程碑──《向日葵》〉，後收進拙著《書人書事》（香港作家協會，1998）中。該文盛讚：

《向日葵》是香港青年文運第一次高潮裏水準頗高的一本集體文集，無論在質和量方面，都是以往的文集所不能及的，它可以說是為這時期豎立了一面里程碑，引導以後的文藝青年們「走陽光的路」。

後來書不見了。至二ＯＯ七年，我有幸從舊書拍賣網站上搶購得另一冊《向日葵》，帶到「鑪峰雅集」上讓林蔭（1936～2011）看。他撫書良久，感慨萬分，最後在扉頁留字以記。之後我又寫了篇〈綻放的《向日葵》〉，二ＯＯ八年發表於《大公報‧大公園》。不久，竟收到編輯轉來讀者來函，來信說他是《向日葵》十四位作者之一的「新潮」，很想跟我見見面。我大喜過望，把他約到「鑪峰雅集」去，並與林蔭見面。

那天「新潮」到雅集來，與四十多年未見的老友林蔭見面，兄弟倆握手言歡，激動異常。我乘機出示珍本《向日葵》乞賜墨寶，新潮隨即寫下「喪失此書四十八年，今許定銘兄得重見，真的是有神靈扶持也」！至此，我的《向日葵》已得十四位中的兩位手迹留念，珍貴之至！

愛讀我文章的讀者都知道：新潮原名龔森泉，另有筆名江思岸、江思蓓等，是一九八Ｏ年代的流行小說作家，在環球出版社出了二十多種小說，同時在報刊化多個筆名寫專欄，是創作了過千萬字的多產作家。

這些年來，我與新潮經常參加文友的聚會，認識了也是《向日葵》作者之一的詩人滄海，他更在《向日葵》中，他的《我的心在故鄉》那輯前，留字「給敬愛的苗痕兄。巫國芬2013/8」（苗痕是我早年的筆名，巫國芬是滄海的原名），實在難得！

──2014年6月28日

西西的畫
許定銘

西西自一九五Ｏ年代起，在本港寫詩，寫散文、小說，其實她還喜歡繪畫，有時會在她的書內加上一些速寫。附圖的這幅速寫是西西繪於一九五九年的，恐怕她的「粉絲」們多未見過。

十四位活躍於一九五Ｏ年代的文藝青年，半世紀前出過一本集體文集《向日葵》（香港向日葵出版社，1960），此書的體制像十四本小書合釘一起，在個人作品的組合前要改個書名，並附玉照一幀。此中有位叫「新潮」的，在他那組《金色的足印》前不用照片，卻別開生面用了這張速寫像，他告訴我，這是他年輕時的文友西西畫的。

「新潮」原名龔森泉，一九五Ｏ年代的少年時期已熱愛寫作，頻向報刊投稿，與盧因、金炳興、崑南、西西、王無邪……等人交往，踏足社會後遠離文學，從事財經金融的翻譯工作。然而，文學的種子仍深埋在他的心田裡，有空時總會寫點東西自娛。一九八Ｏ年代，他有機會為「環球出版社」寫書，用筆名「江思蓓」寫了大量流行小說：《雲想衣裳花想容》、《夜未央》、《錯愛》、《琴緣》、《嚴冬》、《霧裡情》、《蝴蝶》、《留在心間》……等二十多種，長短篇都有，是那年代極受歡迎的流行小說名家。

龔森泉是香港因寫文學作品無法謀生而變身的好例子。

藍馬人

藍馬人
許定銘

關於藍馬人，最初是《戮象》七子：易牧、卡門、蘆葦、白勺、許定銘、羈魂和龍人，後來加入路雅、康潔薇、海曼，他們都是藍馬人。《藍馬季》二期起得藍山居、吳昊、震鳴三人出資交稿支持才能出版，雖然他們自己未必向外承認，但我們也當他們是藍馬人了。

吳萱人讀了我這段短文（見〈李英豪的棒喝〉留言），回應說有回振邦（吳昊）兄邀請他到港台他的「懷舊」文化節目專講文社，他開腔便自報家門：他是藍馬社人。我未聽過該節目，吳昊既然當眾自認「藍馬人」，可見他亦很重視這少年時代的文社。

今年是「藍馬」結社五十週年，當年十幾二十的少年，如今個個皓首風霜。此中最不幸當是卡門，三十餘歲即被癌魔揀選，英年早逝；然後是蘆葦，九九年同染此惡疾，未滿花甲。白勺追求真愛，遠赴大洋彼岸，落地生根，最後在老人院蒙主寵召，好像亦未取「老人咭」；吳昊名滿香江，雖騎鶴西去，卻青名永垂……。

龍人、康潔薇和海曼，都是窈窕淑女，巧合的是後來同樣移居多倫多。龍人安於其少奶奶生活，相夫教子；筆名洛燁的康潔薇據說時有執筆，在加港兩地發表；失去連繫最久的海曼，數年前我曾在美洲版《世界日報》讀過她的散文，不知近況如何？藍山居（古蒼梧）埋首著述，震鳴則不知近況，念！走得最不方便的路雅，創作路卻走得最平穩且長久，二千年後趁自家開印刷廠之便，設立瑋業出版社，不僅為朋友出版文學創作，他的小說、散文和詩集，也出了好幾種呢！詩人易牧大隱隱於市，你決不會想到，那身型龐大的老者，五十年前曾在本港的詩壇奔馳過。至於羈魂和許定銘，算是兩匹頑固的老驥，至今仍伏案疾筆！

──2014年6月27日

保釣女將鍾玲玲

保釣女將鍾玲玲
陳乜

攝影：李志超

鍾玲玲最初沒有答應「號外」的訪問，後來又轉為應允了。

她說：「起先覺得沒有什麼好訪問，但回心一想，也是沒有什麼理由好拒絕的。」

我不認識鍾玲玲。

我只是熟識她。

我們做了兩年多的同事，五月後她便正式退休了。退休之前，她又出過一本小說。港台又抽了其中一個較自傳式的故事，「我的燦爛」拍成《小說家族》，講她的保釣事跡，她邊看邊哭。

那段歷史故事，最輝煌的要算是七一年四月十號她參加保衛釣魚台示威行動，被抓上警察廳，照片大張刊登在翌日各大報章上那段日子。

不過鍾玲玲說：「其實不算是什麼，很多當時真正搞運動的人看了我的訪問，準會笑死了。這麼芝蔴綠豆小事，也長年累月掛在口邊的。」

也真是，每趟鍾玲玲接受訪問，話題總離不開「保釣」事件，舊事重提了這十數年。今晚，我和她在越南菜館一邊喝著了了啤酒，也還是一邊把這些舊話一說再說。

「當時的人是認為我不入流的。」

這些人包括當年的大學生，「七零」份子、左右兩派和工會組織。

「一，我不是什麼知識份子，也不是「七零」的人，也不屬於左派或右派。當時我被他們罵得很兇。右派罵我左傾，罵我是革命黨，左派罵我太前衛，當時剛好是文革之後，他們都說我生活不夠純樸。原來我也可以叫做工人階級一份子，但當時我是那種抽煙喝酒風花雪月的人，他們便罵我生活糜爛，不好好做人。」

1971年香港的保釣行動，戴眼鏡那個是不是岑建勳？

「我被他們罵得十分難受，因為罵人那一方，當然是衝著別人最大的弱點來罵的了。因此罵得雖然兇，但又十分有理，因此就更令人難過。我原來也是希望自己做得最好的。」

鍾玲玲加入的那個學會叫做「創建實驗學院」，當時全學會就只有她一個人跑去參加示威，從中環娛樂戲院大門口側，高舉示威橫匾，走在最前頭的就是她。

因之要翻當年的示威檔案，必定見到鍾玲玲年輕時穿了短裙子的文藝青年模樣。

所以有很多人認為她搏出鋒頭。

「我被捕後，並不如『小說家族』裏面那段情節般，由我母親擔保出來。其實是當時一齊示威的人，沒有被抓住的，分頭籌錢，合力把我們十個被關進差館的給保了出來。」

鍾玲玲起先跟這一夥人還有聯絡，後來不但消息全沒有了，就是在街上碰上了當日搞運動的一份子，也不會打招呼。

她說：「這是因為他們摸清了我的底。」

他們不跟她打交道，說穿了，除了是認為她不入流之外，還帶著重重的歧視，把她看不起。

「他們覺得這件事可以由別人說，但我不是這件事的代表，要說，他們當中有更適當的人選。」

「保釣」在四月十號發動，之後七月七日又有另一次更大規模的示威行動，那次行動中還是警察首次動手打示威份子，場面混亂。這次行動沒有鍾玲玲的份，她答應過父母，不再搞示威。

71年7月7號在維園的保釣示威

「當時我是覺得我有必要，應該去示威，我便參加了，什麼後果也沒有想到。但我的父母可慌了。」

當年上了年紀的人大部份懼怕牽涉入政治敏感漩渦中，鍾玲玲說：「有很多人告訴我，我已經被列入黑名單中，要打政府工也沒有希望。後來我丈夫申請過幾份政府工，連驗身的過程也合格了，最後竟是石沉大海，搖電話去問，他們都說，不能僱用他，但又不能說出原因，非常耐人尋味。」

她又說：「其實每趟訪問，別人都問起這些事，我自己倒沒有所謂，反正過去的日子就像一個夢。只是有部份人看過這些訪問，一定會以為我在藉機會出鋒頭。」

回想這些從前片段，她說：「那段日子又混亂，又痛苦，不過現在想起來，又覺得很好。大抵是因為它已經過去，我這個人原來是極其平凡的，有了這一點過去，平時想想，又挺有一種感覺。」

鍾玲玲的父親從前是搞電影院生意的，在「保釣」之前，鍾玲玲曾經在邵氏當過整整一年場記。當年她跟過「十四女英豪」，正是當年邵氏最超級的大製作。

「那些女明星常常自動更改化粧的，勸都無用，結果是全不連戲。有次我仍在跟「十」片，當日是平安夜，我的心早飛了出外玩了，盼著快點收工吧，誰知收了工，才發覺剛才那組戲全場都忘記了開大燈，結果整段戲要補拍。」

她說自己當年矇查查而害羞，實在不宜當場記。她還跟過邱剛健拍風月片。可是邱的運氣真不夠，兩套片都是開拍了兩三個景後，便無疾而終。

「當年好尷尬」導演要焦姣的丈夫拍一個背後全裸的鏡頭，他果然穿了肉色的貼身衣，但還是一邊拍，一邊用粗口罵，罵邱剛健好叫他拍這種戲。」

當年鍾玲玲一直也有寫詩，不斷投稿。

「說到詩，也真是好笑，我加入學會的研習坊時，本來是想入現代文學班的，但現代文學要看英文書的，我看不來，便胡里胡塗選了詩作班。研習坊每天都要交功課的，我完全無根基，只好模仿當時流行的台灣詩，被老師當眾唸出來後，各同學發表意見時，全部是罵我的，我還記得，當年彈得我最兇猛的，是劉天賜。」

鍾玲玲放棄了模仿後，自己寫，寫出來的詩得到一片叫好聲，之後，她竟然再也不能寫詩了。「別人一說好，我便寫不出來。」

她的詩曾經刊在明報月刊上，大受好評。當時有朋友介紹鍾玲玲予明報老闆查良鏞，她由此正式加入明報工作。

當年示威時鍾玲玲已是明報一份子，另一份今夜報把鍾玲玲罵得窮兇極惡，連帶把查良鏞也拉出來罵了一頓。

「後來查生先給我一封信，叫我別擔心，他保證不會因為參加示威辭掉我。」

鍾玲玲不認為自己是作家，她說自己只是個寫稿人。

「做個作家，我自知不夠份量，做流行作家嗎？我又不是太受歡迎。我其實沒有料，這是性格問題。處理短的文字還可以應付，弄大的文章我就會處理得一團糟。不過話分兩頭，我固然希望寫好的文字，但有時寫寫寫，每天寫，拿四十元稿費而寫出這樣的文字，也算無話可說了。」

有時候，我覺得鍾玲玲真是過份對自己缺乏自信，實在有點過份地謙。

「我真的對自己沒多大信心，我知道自己做得不好，做不來，我乾脆說我做不來，可是別人就以為我過份謙卑。」

她說自己沒有信心是因為自卑，而自卑又是從少便被環境迫出來的。

「那次去到港台試片間看『小說家族』，在樓下等的時候，我已經渾身不自在，上到試片間，見眾人俱在時，更加覺得自己好似一隻怪物。

看試片時，鍾玲玲見到羅美薇（她的自傳角色）出場，便忍不住哭了起來。

「好像看到了自己。」

她說好瘀。不過旁人都認為她夠真。有些並不知道鍾玲玲其人其事的。待知道了那個晚上在試片間由開場哭到劇終的人就是鍾玲玲時，都沒有把她當做怪物看，相反都喜歡她，覺得她自然流露毫不作態。

「不過我可不是劇裏面羅美薇大聲疾呼自己愛國愛家那種人，在骨子裏我會這樣說，但要我說出口，還是大聲聲的，我肯定不會，打死我也不會幹。所以看到那一段時，又尷尬，又好笑，也哭不出來了。」

攝影：黃楚喬（Holly Lee）香港文化博物館藏品

鍾玲玲對待朋友是挺熱情的，從前她可以在工廠的另一個部門發現正在看報的辛其氏，他鄉遇故知的激動地跑過去，喜孜孜說；「你也喜歡『中國學生周報』的？」辛其氏被這個熱情的陌生女孩嚇呆了，鍾玲玲只得訕訕地跑開。後來辛其氏放工時在工廠門口把熱情款款的鍾玲玲截住，後來鍾玲玲知道辛其氏喜歡電影和寫作，她便領著她加入學會，二人成了好朋友，一直到今時今日。

看不出，她原來這麼熱情。

「我是熱情得來蠻低調的，你放心。」

她還會巴巴地捧了大堆有關詩的書籍給新加入會的朋友看，又主動，又誠懇，叫人措手不及。

我實在不能想像她那較年輕熱情而低調的歲月，我覺得如今的鍾玲玲是一塊褪了色的布，精緻的花紋與圖案已漸漸淡出，淡出再淡出，使人無法想起，它也是曾經擁有過鮮明與燦爛的。

「鍾玲玲有一雙不快樂的眼睛。」這是我常常用來形容她的。

「我沒有想起不快樂的事，在你以為我不快樂的同時，我並不感到不快樂。只是，不快樂是累積的，這與我的家庭環境，從少的生長過程有關。」

鍾玲玲說自己是一個憑直覺去做事的人，因為她敏感，卻又不太思慮周全，年輕時她的朋友都說她過份衝動，很替她的衝衝亂碰作風擔憂。年輕時她還拍過裸體照片呢。

「其實我是個很簡單的人，我丈夫*說得對，我的文章比較低調，我的人其實是極簡單的。我還是個終日渾渾噩噩，有點傻更更的人。」

鍾玲玲敢愛但不敢恨，或者應該說，她不會恨。

攝影：李志超

「我愛意個人總是記著他的長處優點，一世都愛著他。」

不過她並不認為有人曾經像她深愛別人一樣地深深愛過她。

「我不了解男人，是不是，一剎那的愛就是他們的方式？年輕時有個男生說我太認真了，男生都不愛太過認真的女孩子的。其實我只是認真地去愛，我並不要求別人對我的愛負責任。」

末了她說：「我一切都無所謂，隨便你怎樣寫，反正都是過眼雲煙，始終都會過去的。」

我問她喜歡現時的生活嗎？

「不能說喜歡，人總是有他不滿足的地方，不過我又不知道怎樣才可以令生活更加好。」

鍾玲玲還差幾年便四十歲了，她說：「女人卅歲最好，四十也會好的，倒是像如今這個年齡就比較尷尬。相士說過，我卅九歲之後，一切就會好轉起來。」

我們走出越南菜館時，她額頭兩腮都喝得駝彫彫的，她還是那一句：「別給自己壓力，我知道寫我是挺難的，這麼瑣碎，我不介意，反正說話是最空虛的 ……」

*鍾玲玲的丈夫是前拔萃男書院校長張灼祥，現已離婚。

（原刊《號外》一九八七年六月號，轉貼自鄧小宇《站借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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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葵》、《荒原喬木》

綻放的《向日葵》
許定銘

失而復得的東西往往是最珍貴的！

一九九五年我旅居加拿大，托運了一百二十箱書，豈料抵達彼邦時，只得一一八箱，失去的兩箱究竟是甚麼書，不得而知，但我肯定不見了《向日葵》！

《向日葵》（香港向日葵出版社，一九六Ｏ）四十年前得自紐約戲院時代的三益書店，是本青年文集，我曾譽之為「香港青年文運第一次高潮中的里程碑」。那年代，香港文藝青年愛出合集，如《靜靜的流水》、《沙漠的綠洲》……，而以《向日葵》的水平最高。

《向日葵》的作者是：潘兆賢、盧柏棠、滄海、林蔭、陳其滔、玉笛子、鐵輝、吳天寶、新潮、羅匯靈、蘆荻、古樸、諸兆培、子匡等十四人。他們都是活躍於那年代的文藝青年，如今應該全是「古來稀」以上的長者了。三百多頁的書內，每人各有獨立小輯，等於十四本小書合釘一起。

《向日葵》出版至今四十八年，未聽聞誰曾擁有過，即使參與其事的林蔭，印象也很模糊，他依稀記得該書是由盧柏棠主催出版並編輯的，每人出資六十元，印數不多，事後各分得十冊，現在是一本也沒有了。十四個文藝青年，以林蔭最「長氣」，如今是著作等身，出版小說數十種。

《荒原喬木》
許定銘

我把最近從網上拍得的《向日葵》帶給林蔭（1936～2011）看，他撫摸良久，不肯放手，最後在書內寫下：「驟見此書，彷如隔世，驚喜莫名，感觸良多。今此書落戶書神定銘老弟手中珍藏，深慶得人，可喜可賀，草此留念。林蔭二ＯＯ七年十一月四日。」

我同時給他看了另一本青年合集《荒原喬木》（香港同文文學社，一九六三），林蔭在該書中有短篇小說〈影子之戀〉，他居然說完全忘記了。但我是不會忘記的：許定銘的散文第一次在書內出現的，就是刊於此的〈沉思走筆〉。

《荒原喬木》是本僅七十四頁的小冊子，書分小說、散文和新詩三部，收陳馳騁、林蔭、于翎、野望、李廬頤、許定銘、童常、草川、馬覺、羊城……等十九篇作品。這些作者當年都是年輕人，部分還是中學生呢！

香港一九五Ｏ及六Ｏ年代出過十多本這類青年文集，轉瞬間四、五十年過去了，能留下來的書似鳳毛麟角，是不是該有些機構或有心人，把這些書收集起來，讓有興趣於香港文學的人讀讀，讓那些並不了解香港的人，知道香港其實不是「文化沙漠」？

我最有興趣的是：那些熱衷文藝的青年，還有多少繼續埋首創作？都到哪去了？

慕容羽軍的《論詩》和《海濱姑娘》

慕容羽軍《論詩》
許定銘

一九五Ｏ年代是香港詩壇的「戰國時代」，力匡、徐速、李素等的浪漫派，何達、舒巷城的寫實派和崑南、馬朗等的現代派，經常因詩的格律、語言及發展方向等問題發生論戰。在此動盪的年代中，一向以寫小說為主的慕容羽軍（李維克、李影，1927～2014）卻出版了當代本港第一本談論新詩的《論詩》（香港學生社，1955）。

這本三十二開，僅五十三頁的小書，雖然只有《詩的認識》、《詩的表現》、《詩的精神》和《詩的美感》四章，卻能以三萬字全面地介紹了新詩的本質、形態、韻律、意境、感性、理性、東西方美……等十幾個問題，可供初學者叩詩國的大門。書前有作者自己寫的〈獻詩〉代序，以「我挾着抖顫的心滿帶希望／踏上沒有甘泉的荒漠向遠處追踪」，寫出作者對探究新詩領域的熱誠卻又忐忑不安的心境。

最難得的是此書還邀得趙滋蕃和徐速寫序。趙滋蕃是以《半下流社會》成名的小說家，雖然沒出過詩集，卻有他的詩觀。在談到詩的格律時，他覺得詩人應有內在的約束，詩的語言貴乎自然而簡約。徐速則認為應該「吸收舊詩詞精神而創造新形式」。

其實，《論詩》封面的題字和設計，比書的內容更吸引我，因為出自嚴以敬（阿虫）手筆，值得珍藏。

慕容羽軍的《海濱姑娘》
許定銘

原名李維克的慕容羽軍（1927～2014）是香港著名的老報人及作家，他曾當過《天底下》、《東海畫報》、《文藝新地》、《中南日報》、《星報》……等報刊的編輯，他的作品雖以小說為主，但題材及類型卻是多樣化的：文藝、偵探，甚至鬼故事也有。幾十年來一直生活於文化圈內，他不單作品多，筆名也多，最常見的還有李影、巫非士、秦紅纓。而事實上，他一九四Ｏ年代在廣州報業工作時，已以筆名穗珊寫作，出過小說《海角豪情》（廣州現實出版社，一九四八）和《瑤寨三人行》（廣州現實出版社，一九四九）。

慕容羽軍的書很多，最暢銷的是《藍A字間諜網》（香港五月出版社，一九六三），和《巫女》，前者多版累印至二萬餘冊，後者也賣出了八千多冊，而他較受重視的，則是《海濱姑海》（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六Ｏ）。

《海濱姑海》內收〈海濱姑海〉、〈虎吻〉、〈殘夜〉、〈後巷〉、〈父歸〉、〈村店〉、〈後門進來的女子〉、〈白玉雕像〉……等十五個短篇，題材多樣化，這裡有抗戰走難的實錄，有江湖賣藝者的悲歌，有多角戀愛的悲劇，有社會低下層生活的苦況……，慕容羽軍的視野是廣闊的，觸覺是敏銳的，故事也很吸引，難怪他的書當年很受歡迎，銷量甚佳！

李英豪的棒喝

新生晚報（1964年12月30日）

李英豪的棒喝
許定銘

馬年新春，五十年舊文友詩人易牧來郵，贈我打油詩乙首，詩云：

藍馬匆匆五十載
仗劍攀梯情不再
尤幸吾兄筆鋒在
默默耕耘用心栽

此詩易明，唯第二句「仗劍攀梯情不再」比較隱晦，想極不明，去信問，易牧再來郵：「仗劍攀梯」是暗指當年李英豪訓示我們不要太早拔劍及妄想爬文學的梯子。

呀，原來是這件事！

要說「李英豪對我們當頭棒喝」事件，得從「藍馬現代文學社」的結社說起：一九六Ｏ年代初期，少年文人喜結社互相鼓勵寫作，此中有愛寫詩的激流社社友易牧，和他的社友卡門、蘆葦三人發起，邀芷蘭文社的白勺、許定銘，文秀文社的羈魂，及海棠文社的龍人，一共七人合組「藍馬現代文學社」。「藍馬」成立後，於一九六四年十月，出版了七人文集《戮象》（請閱〈誰還有這本書〉）。

在《戮象》的後記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我們是一群剛離開中學的毛頭（其實有些還在中學裏），竟妄想爬文學的階梯，或許我們確實依然幼稚、無知；但時間的培養會使我們成熟、練達。《戮象》在我們是一個開始，我們希冀着成功，爭取着成功。（頁114）

《戮象》出版後銷情不佳，也甚少送人，印象中只送過如今仍在《大公報‧新園地》裡閒逛玩古董的前輩李英豪。他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在《新生晚報》的《四方談》（李英豪、陸離、戴天、羅卡輪寫？）專欄上，曾〈向年青文友晉一言〉，說收到《戮象》後，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依他從教育學院學到的教人高招：在教人或罵人之前，先給你一枚糖：

在這個烏煙瘴氣，狗經馬經充塞的社會中，居然還有一群「初生之犢」，不在利益上鑽，而且自己掏腰包，拿款出版乾乾淨淨的文藝習作，雖然不大成熟，但也算難得的了。

然後說《戮象》內的詩盲目迷信「新」，在「形式上的模仿，一方面固然失去自我，另一方面流於空浮堆塞，無病呻吟。與其急於結集，何不切切實實的再打穩自己的基礎」。更直接指出，這些詩的寫法是模仿自商禽、張默、洛夫、紀弦、碧果……等人，還說他可以更明確地指出：誰學誰，那首學那首云云。其後更苦口婆心，以他自己也曾虛浮過，動輒露鋒芒，結果碰得焦頭爛額，來訓示我們，並說：

我老早已聲明不是意在罵罵，或壓遏新苗。此冷水有不得不澆者也！因為足令「為親者痛」！……我摯誠的奉勸《戮象》的朋友們，不要太急於拔劍好不好？

五十年後的今天回憶舊事，我只會輕輕一笑：沒甚麼，李英豪是好人，肯罵我們，肯教訓我們，應該是關心或看得起我們吧！

但，給人指責、訓示，到底是件不愉快的事。當年讀該文後，我有何反應？怎樣也記不起來了，問易牧，他回郵說：

兄問及當年李文對我們的影響，若以激流三子來說，當然是晴天霹靂，媽聲四起。尤其是對蘆葦來說更甚，所以藍馬季第三期他已沒來稿了。反而後期萱人兄卻為我們做了不少功夫，如專訪羈魂與你等。

一九九六至九七年間，吳萱人編《香港六七十年代文社運動整理及研究》（香港臨時市政局公共圖書館，1999）時，曾分別訪問羈魂及我，都被問及「李英豪對我們當頭棒喝」事件的影響。其時已事隔三十年，羈魂回憶時覺得李英豪的語氣頗重，他雖然不大服氣，也無話可說（頁409）。而我則「可能由於那次的打擊做成陰影，使我轉回到比較傳統的創作方面」（頁458）。

同受前輩的訓示，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反應：激流三子不久封筆，易牧棄文從商，卡門、蘆葦先後為癌魔所攫，早登極樂；龍人遠嫁多倫多，相夫教子，過其少奶奶生活；白勺（黃濟泓）大學畢業後入友聯出版社任編輯，曾當《中國學生周報》老總，在文壇上本應有所為，然而，八十年代為追求真愛，放棄本港基業，遠赴大洋彼岸，據云二千年後不久亦騎鶴西去。藍馬七子如今就只剩下羈魂和我，雖年近古稀，還在此「文化沙漠」蹓躂，奔馳的歲月早成歷史了！

──2014年6月25日

　

誰還有這本書
許定銘

《戮象》（香港藍馬現代文學社，一九六四）是我編的第一本書，四十開袋裝，一一四頁，當年只印一千本，除了賣出的百多本外，文友們各取少許，其餘的留在我深水埗老家所租用的一間士多房裡，一場豪雨後報銷。我逛舊書攤四十多年從未見過，「醉書室」的書架上，碩果僅存一冊，誰還有這本書？

一九五Ｏ、六Ｏ年代的香港青年文壇流行組織文社，鼓勵寫作及出版，當時有七個少年合組「藍馬現代文學社」，由我負責編了這本小小的合集，由龍人的《鬱之花》、白勺的《昏燈集》、卡門的《伊甸園西》、覊魂的《胡言集》、易牧的《不寐題》、許定銘的《灰色的前額》和蘆葦的《突破的構成》組成。

歲月滄桑，如今蘆葦及卡門早逝，龍人及白勺遠居異域失去聯繫，易牧浮沉人海，仍在執筆的，就只有覊魂和許定銘了！

《戮象》出版後甚少送人，印象中只送過如今仍在《新園地》裡閒逛玩古董的前輩李英豪，他在一九六四年末稍《新生晚報》的《四方談》上，曾《向年青文友晉一言》，說：

在這個烏煙瘴氣，狗經馬經充塞的社會中，居然還有一群「初生之犢」，不在利益上鑽，而且自己掏腰包，拿款出版乾乾乾淨淨的文藝習作，雖然不大成熟，但也算難得的了。

不知他還記得否？

翱翱第一本書

翱翱第一本書
應鳳凰

　

翱翱／《第三季》（散文集）／自由太平洋文化公司／1965年8月初版

詩人張錯（翱翱）第一本書不是詩集而是散文集。《第三季》收入散文三十二篇；書前「自序」說了書名的由來：

「今年在臺，已是三季之末，四季之初，但第三季底來臨，將屬我最激動底季節。今夏，我將回家，以整整三季結成的那一枚果實獻給我的母親…。」

（自序本身提供不少資訊，照抄如下）：

「無可否認，我底創作的幼苗得自天樵兄的灌溉力很大，他是香港華僑日報青年生活版的編輯，我的第一篇稿便在他那兒發表。來台後，幼苗底長成得自張菱舲小姐的助力最大，她一直給我的關心與幫助，我只有噙著淚默默的感激她，祝福她，這本『第三季』之能出版，她出力至多，奔跑至多。

張白帆與段宏俊兩位先生與我素昧平生，而他們竟毅然肯幫助一個籍籍無名的異鄉人出書，謹此致以最深最深的謝意。」

另一筆名「張錯」的張振翱，廣東人，1943年生於澳門；1962年從香港到台灣留學，進政治大學西洋語文學系。大學時期與友人合組詩社，辦《星座》詩刊（1964年4月～1969年6月）。以後赴美取得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在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等地任教，目前退休長住洛杉磯。

（Feng Huang Phoenix Ying臉書二Ｏ一四年六月廿二日）

尋找翱翱／張錯

事先張揚的「人緣」
許定銘

因為今年會參加「香港文學節」，特別留意今屆的講者，竟然發現了久違的張錯。他將會於七月六日，在中央圖書館講〈禮藏於器──飲食文化的演變與《紅樓夢》四十一回〉。我忽發奇想：今次會不會和他碰面呢？

原名張振翱的張錯，早年用筆名翱翱寫詩，是我年輕時的文友。一九六八年，翱翱與靖笙（黃德偉）從台北回港，翺翺贈我他的第一本詩集《過渡》（台北星座詩社，1966），靖笙也贈我他的《火鳳凰的預言》（台北星座詩社，1967），我們有一次詩意的歡聚。

翱翱與靖笙都是從香港往台北升學的僑生，他們組織了「星座詩社」，出版詩刊《星座》。當時他們很想搞好《星座》，在星馬和本港都找到了代理，把我也拉進了編委會，可惜我只在十一期發表了一篇〈伊之眸色〉，未有盡什麼力，真慚愧！後來各奔前程，四十多年來再未遇上，恐怕大家都不會認得對方了！

這些年來我寫過幾篇與翱翱有關的短文，把它們集中一起，希望大家對早年的翱翱有多一點認識。這批短文中，特別要提的是以「陶俊」發表的〈無岸之《過渡》〉。這篇短文一九七Ｏ年刊於形式與《中國學生周報》非常類似的《中報週刊》，當年我們（康潔薇、羈魂、吳萱人、路雅和許定銘）在那兒有個《五人隨筆》的專欄，每星期輪寫一篇千字文，五星期才交一篇稿，一點壓力也沒有，不知何故，用的都不是最常用的筆名，我只記得自己用了「陶俊」，那是我首次投稿即成功的「乳名」，是陶淵明＋俊人的合體。其他人用了甚麼名，寫了多久？我記不起了，大概要由主催者萱人去解說了。

〈無岸之《過渡》〉剪存時，居然沒記下發表日期，假設是「一九七Ｏ」，應該錯不了的！《中報週刊》發行不好，歷史不長，此稿亦未收進我的書內，讀過的人不多，恐怕連翱翱本人也未讀過，今次抄在這裡，會不會他上網時誤打誤撞見到，又或者有他認識的友人，把它轉給張錯看，世上之事誰可料？書緣與人緣之事是隨時都可發生的。

我在拙文〈書緣與人緣〉中有如下的一段話：

自二ＯＯ七年退休後，每年的聖誕節及農曆新年，我都會赴洛杉磯與兒孫們聚天倫，柯振中就是我在洛城最好的文友。事實上還有一位多年未見的文友：如今叫張錯，昔日叫翱翱的詩人張振翱，退休後也住在洛杉磯，他早年簽名贈我的詩集《過渡》（台北星座詩社，一九六六）和《死亡的觸角》，如今還安然插在書架上，人則未聯絡上，且看何時緣份一到，便可暢然話舊！

說不定我們的「人緣」就會連在這篇網文上，或者也可能連在兩星期後的文學節講演上！

——2014年6月22日

無岸之《過渡》
陶俊

「現代人是沒有根的，如一株水草。」翱翱這樣說。所以他解釋：我是那株抖擻於風中的水草。而現代人生活的苦痛，生活的多姿多采就是我們取之不盡的詩材，陷於此種動盪不安的環境中，就等於浮舟於無岸可渡的苦海，則我們的處境為何，翺翺的解說是〈過渡〉：

把狂熱的酒精釀成一滴淚
一滴辛酸。一滴離愁
幾點從楊柳枝抖落短亭的雨
…………
誰會沉沉的醉。嚶嚶的哭。我會。　　　（頁12）

醉的是甚麼？醉的是那飲不盡的流浪與空虛？無期的過渡？或是無岸之苦海？

翱翱對詩的感受是「一種反映，一種追求，一種表達」。而他所反映的、追求的、表達的，都可以代表現代人的苦惱，因為他也是一株水草，也是一枚沒有根的浮萍，我們在其處女詩集《過渡》中便可窺見一二。

《過渡》全書分為五輯：

第一輯所表現的是一種飄泊無根的感覺，一種現代人之動盪感。觸着的「只是夜曇醉於黑暗般的一瞬」。追求的只是「花無蜜底華美的迷茫」，便陷於無岸的苦海與無期之過渡中。

把死亡懸在足踝上
把一種生命叛力凝結於一隻腳尖。
於掌聲叢中藐然一笑
又一次驕傲地向死亡宣佈死亡。　　　　（頁31）

現代人一直生長在困惑的紀元裡，既恐懼死亡又偏要與死神開玩笑。在其第二輯中，翱翱就寫着這些：「誰能知道死亡降臨前一秒鐘的感覺是什麼感覺。」而死後是否亦能像俄耳般淡三千弱水而能找尋夢舟。一個謎。一個不能解的結。

在第三、四、五輯裡，所言及的都是他的愛情。且看：

想妳，仙人掌想春
暖暖的小火爐
冷冷的冬天　　　　　　　　　　　　　（頁51）

冷冷的冬天和暖暖的小火爐都是愛，夢裡的愛。

天已及暮，綠紗窗想已滿是閃爍的藍眸
少年數星不在昨日
乃在濕濕的木柵黃昏
想妳　七月渡輪推不動的愁　　　　　　（頁88）

因為我亦慣於別離，慣於痴想，所以我特別喜歡他情裏的那些痴，那點記掛，那點橫跨台灣海峽的藕絲。

翱翱的詩，從愛情這個角度看出，充滿着如伊甸般優美的意象，在文字上流露出豐富的感情。站在現代人的角度看出：「翱翱可稱為憤怒的青年，他的詩風是自負的，利己的，魯笨而煽動，疾馳而灼熱……」（《七十年代詩選》如是說。）而且，更能充份地顯示了現代人那種徬徨無主的感覺。

──1970年刊於《中報週刊》

《星座》季刊
許定銘

我藏的那批台版舊詩刊中，較少人知道的是《星座》詩刊。從林煥彰編的《近三十年新詩書目》（台北書評書目出版社，1976）中知道：《星座》創刊於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而停刊於一九六九年六月，共出十三期。最早的兩期是十六開兩張紙的報型，到一九六五年改為三十二開的書型，最初只有十頁八頁，到一九六六年三月，革新為《星座季刊》，每期約六七十頁，才成為一份受重視的詩刊。

《星座季刊》由「星座詩社」出版，此詩社的主要成員多為僑生，如香港的翱翱（張錯）、黃德偉，馬來西亞的王潤華、淡瑩，婆羅洲的洪流文，星加坡的林方……。他們把自己比擬為一群星子，雖然閃爍着纖弱的光芒，但他們決意在現代詩的星河中，滙合所有的孤星，為前衛的詩域盡展星光。在僅有的幾期《星座季刊》中，他們很重視創作、翻譯和理論，曾出過《英美詩人論現代詩》、《中國詩人論現代詩》和《美國現代詩三大鼻祖》等特輯。選譯過梵樂希、波特來爾的詩作。創作方面除了本社詩人的作品外，還有余光中、羅門、蓉子、七等生、葉笛……等人的詩作，陣容鼎盛。

如今大家見到這色彩鮮艷、構圖前衛的裝幀，即為藝術家秦松的作品，可見此刊除了內容充實，封面設計也很認真。

《星座詩叢》
許定銘

星座詩社諸君除了辦《星座季刊》外，還出版《星座詩叢》，據手邊資料整理，有：翱翱的《過渡》、《死亡的觸角》、葉曼沙的《朝聖之舟》、洪流文的《八月的火焰眼》、淡瑩的《千萬遍陽關》、《單人道》、林綠的《十二月的絕響》、《手中的夜》、黃德偉的《火鳳凰的預言》、王潤華的《患病的太陽》、姚家俊的《陽光之外》、蘇凌的《明澈集》和陳慧樺的《多角城》等。

這些詩集都出版於一九六六至六九年間，全部二十五開本（15x18.5cm），部份還附有他們用英文寫的詩篇。據說詩人們當年都在大學裡讀書，畢業之前每人都出版一本詩集以作考驗。

翱翱和黃德偉都是從香港出去的，他們後來都成為比較文學博士。翱翱原名張振翱（1943～），還有筆名張錯，在南加州大學任教至退休，現居洛杉磯。他的處女作是散文集《第三季》（台北自由太平洋出版社，1964），《過渡》（台北星座詩社，1966）是他第一本詩集。

黃德偉（1946～）一九六Ｏ年代初在香港寫詩時，用筆名靖笙，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得比較文學博士後，回港任教於香港大學，現任教於台灣宜蘭佛光大學，《火鳳凰的預言》（台北星座詩社，1967）是他的第一本書。

吾師傑克

吾師傑克
何源清

一，黃天石與中國書院

我之所以能進入新聞界，有兩個人起了決定性作用，那就是鄭郁郎和黃天石。論助我之大，及追隨之久，當以鄭郁郎為最，但起關鍵性作用的，卻是黃天石。沒有黃天石，我不可能接觸到如鄭郁郎及許多馳名香港的報人和文化界人士，也就是說，未必有機會進入新聞界。

我第一次正式見到黃天石是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二日晚上七時。那是中國書院舉行考入學試的日子。我考的是新聞系。黃天石以院長身份致詞，說明開辦新聞系的原因及宗旨，並有獎學金。當時的試題分三類：國文、英文及翻譯，兩小時內完成。我按時完成了。十月十五日，閱報得知已被錄取，並獲得「獎學金」。所謂「獎學金」，我於十月十六日前往註冊，才知只是堂費，只須交二十四元便可入學了。

二零零七年一月七日上午十一時，我於七姐妹道麥當奴約見舊日中國學院同學林漢平敘舊。林說，中國書院成立時原址在西營盤高街的救恩書院，約一年後遷到灣仔的知行中學。他是於救恩書院時考入學院的，當時他讀的英國文學系。中國書院遷往知行中學後加設新聞系，公開招生。他認為讀新聞系較好，於是再參加考試，轉入新聞系，並取得獎學金。他記得當年《星島日報》曾捐出兩個獎學金給新聞系，他是其中一個，另一個是誰已不記得。我記得新聞系學生共有十八人左右，而且都是有職業的（按：中國書院是夜間上課）。畢業後，新聞系除了我和林漢年投身新聞界，其餘都與新聞界無緣。

不過，當時中國書院新聞系教授陣容之盛一時無兩，不只空前，此後也難找到這樣多的現職新聞人才任教了。根據我於六二年的日記，有唐碧川（《星島晚報》總編輯）講《中國報業史》，鄭郁郎（《星島日報》總編輯）講《新聞寫作》，李少華（《工商日報》編輯）講《比較新聞》，陳錫餘（原大光報社長）講《社會學》，賈訥夫（《星島日報》總主筆）講《公共關係》，涂公遂（著名文學理論家，河南大學教授，著有《文學概論》）講《文學概論》，彭乃楨講《國文》，黃國勞講《理則學》，我還選修《ENGLISH NOVEL》（一位愛爾蘭教授講授，名字已記不起了），尚有宋郁文（《成報》編輯主任）、黎晉偉（《工商日報》主筆）、何建章（《華僑日報》總編輯）等人在書院授課，可見當時最著名的香港報人，差不多都被請來在中國書院任教。能請來這麼多的報界名人，當然是黃天石的面子。

我手頭有一份當年的中國書院學生證，正面為深赤色，發出日期為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日，上面蓋有註冊主任陳少華、教務長黃國勞章。黃老師在當時是教育界名人，曾任署理助理教育司，是當時華人職位最高的教育官。不過，入主中國書院時已經退休了。

中國書院管理階層除黃師任院長外，尚有董事局，董事長為余廖正而，副董事長為謝雨川。尚有多名董事，已記不起是哪幾位了。余廖正而是已故富商余經緯的母親，謝雨川則是當時立法局議員，是社會名人。根據上述資料，中國書院有完善的組織，主其事的不論是行政人員或教職員都是一流人物，而我上課時也覺得教授全心全力授課。一個這樣的機構，為何成立兩年左右即告結束，頗令人困惑。當時中國書院似乎並未公佈停辦原因，我是後來從黃天石的交談中得悉其原因的。黃師透露，他之所以能夠開辦中國書院，完全是因為余廖正而出資相助。黃家在般含道清風台一號，與同在般含道的余東璇別墅十分接近，經常來往。余太太喜愛文學繪畫，事黃為師。黃表示有意辦大專書院，培育人材，苦無資金。余表示願出資相助，於是中國書院成立。不過兩年後，余表示環境改變，無法出資，於是書院停辦。在五、六十年代，香港生活艱苦，謀生不易，許多來自大陸的學者，無事可做，於是有人辦書院，容納這些學者，可是這些書院一般都缺乏資金，設備不足，更重要的是學生的資格一般不為政府認可，難有出路，因而所收學生不多，學費也不敢多收。生存不易，自是意料中事。

二，黃天石對香港文壇的貢獻

據《華僑日報》出版的《年鑑》第三十一冊（1978年）所載黃天石小傳，他曾擔任過廣州《民權報》、《大同報》、香港《大光報》總編輯，《循環日報》、《華字日報》主筆、《珠江日報》董事，南洋大霹靂埠《中華晨報》社長、香港新聞學社社長，香港新聞記者聯合會常務理事等，可見黃師與香港報壇關係之深。

我與黃天石的師生關係，並未因書院停辦而中斷，反之，來往更多了。其時，我雖然未畢業，但已受鄭郁郎老師之邀，為《星島日報》寫《星期特輯》，經常聯同新聞系同學，如林漢平、陳志強、朱守正等商討採訪事宜，除與鄭郁郎聯絡外，亦經常造訪黃師。

黃師雖然停辦中國書院，但他在文化界仍然十分活躍。那時，他是國際筆會香港分會會長，同時也主編《文學世界》。《文學世界》是一本純文學刊物，新舊文學都登，但介紹舊文學為數較多，並刊載文化界的酬唱集。黃師除主編刊物外，也寫文章。我記得他寫過一篇《論詞何以尊宋？》，曾對我說：「寫這類文章要翻閱很多參考書，比之寫小說要花時間得多。」黃師有嚴謹治學態度，卻是很少人知道的。

根據劉以鬯編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略》（一九九六年初版）所載，黃師由一九五五年起，國際筆會香港分會成立之時，即出任會長，前後達十年之久。筆會是國際性組織，具影響力。黃師任內，對內對外都做了不少功夫，有時更親自出馬，代表香港出席國際筆會會議。根據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著《香港文學年表》（天地圖書公司，2000年）所載：第一次於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五日赴西德出席國際筆會，並發表題為《科語時代的想像文藝》，同行有雷嘯吟（岑）、邢紀章。第二次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聯同冒季美、黃季初、徐亮之赴泰國出席筆會亞洲作家第二次會議。黃師對香港文壇作出一定貢獻的。香港中央圖書館的「香港文學室」，牆上掛著四位香港文學家的畫像，其中一幅為黃師。可見香港文學界對黃師在香港文學的地位的認同。

三，傑克的文學創作

黃師廣為香港人熟悉的並不是他對香港文壇的活動，而是他的小說創作。他以「傑克」為筆名寫小說，在戰後五零年代無人不知，而銷路之廣，也無過其右者。由於傑克的小說風行一時，以至有人竟冒名「傑克」。黃師曾在香港各大日晚報刊載一段聲明：題為「傑克聲明：揭發冒名偽作，近在報攤發現」。為何冒名「傑克」，因其作品暢銷也。除了筆名被冒用，尚有「偽版」。我手頭有黃師的《名女人別傳》（基榮出版社），底頁有「嚴究偽版」聲明，可見當時盜版之嚴重。

對黃師的文學成就，劉以鬯在《香港文學作家傳略》有這樣的介紹：一九二一年與黃冷觀合編《雙聲》，在創刊號刊出《碎蕊》，為香港最早白話小說，是香港新文學拓荒者之一。香港一如上海，早期的小說，都以文言寫成，所謂鴛鴦蝴蝶派，到黃師那一批人，才逐漸改用白話書寫。在那個時代，電影也開始興起，於是有人將小說改編為電影。據說，戰前黃師的小說《癡兒女》曾被改編為電影，是香港第一部小說被改編為電影。黃師小說曾被譯成外文，《香港電視》昔日同事區惠本告訴我，他曾看過傑克小說的日譯本。

我任職《香港時報》時，仍經常和黃師有往來。一九六七年我入主《香港電視》，特聘黃師撰寫長篇小說在《香港電視》連載。黃師寫了《明日的少女》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香港電視》第一期開始刊載，至六八年三月十三日第十八期刊完。每期五千字，共約為九萬字。當時我曾邀請董培新為他的小說插圖，以吸引讀者。董為著名的插畫家之一。我相信這是黃最後一篇小說了。因為之後再看不到黃師在其他的報刊發表小說。

黃師為香港文壇留下不少作品。可惜現在已很難找到。我根據他的《名女人別傳》背頁印有其戰後作品清單，計有：《合歡草》（全集）、《奇緣》、《選擇》、《花瓶》（以上由大公書局出版）、《表姐》、《野薔薇》（全集）、《鏡中人》、《改造太太》、《心上人》、《無意之間》、《長姐姐》、《紅衣女》、《名女人別傳》（以上基榮出版社出版）。這份書單至一九五二年八月為止。另《香港文學作家傳略》還列出以下作品：《大亨小傳》（一九五三年）、《癡纏》（一九五四年）、《桃花雲》（一九五五年） （以上基榮出版社印行）、《獻心》（香港受匡出版部）、《春影湖》、《疑雲》、《一曲秋心》（以上香港世界出版社）；據《香港文學年表》，傑克尚有《隔溪香霧》（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曉渡春雲》（一九五八年八月）、《小樓夢兩》（山樓夢雨）（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本小說。除了創作之外，還從事翻譯，曾與友人合譯出版《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對傑克創作，劉登翰在《香港文學史》有這樣的評價：「黃天石從純文學創作出發，戰後返港才迫於生計，改以『傑克』筆名順應出版商要求寫起迎合小市民趣味的言情小說，在五十年代的香港文壇風行一時，以至當時通俗文學領域有『南黃北張』之稱。傑克的第一本流行小說《紅巾淚》（紅巾誤）（註）曾被改編成電影，是香港小說第一部被搬上銀幕。」

最後還要提一提黃師的生卒年。據《香港文學史》，傑克生於1898卒於1983年，所記與華僑日報年鑑有別，年鑑所記為生於1900年。按：華僑年鑑編者為吳灞陵，是我的老師，也是黃師的老友，年鑑所列黃師的資料應是黃師親寫的，較為準確。

註：傑克第一次被改編為電影的小說，一是《癡兒女》，一是《紅巾淚》（紅巾誤），待考。

（《文學評論》第十八期，二Ｏ一二年二月十五日。轉貼自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資料庫，貼出時文字畧有校正。）

臉書回應：

Matt Lee：何源清憶述：「我任職《香港時報》時，仍經常和黃師有往來。一九六七年我入主 《香港電視》，特聘黃師撰寫長篇小說在《香港電視》連載。黃師寫了 《明日的少女》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香港電視》第一期開始刊載，至六八年三月十三日第十八期刊完。每期五千字，共約為九萬字。當時我曾邀請董培新為他的小說插圖，以吸引讀者。董為著名的插畫家之一。我相信這是黃最後一篇小說了。因為之後再看不到黃師在其他的報刊發表小說。」

何源清前輩沒有記錯《明日的少女》，但其實後面仍有一部連載；有一回在老師家裡見到《香港電視》141期，上面載有傑克的小說《影后》，不過老師的收藏不齊全，未能窺得全貌。何源清先生既藏有全套，應該可以找回那一篇小說呢。

Linda Pun：根據黃天石的墓碑顯示，他出生日期為1899年11月16日。



還有黃天石參與創立的那個筆會，正確名稱為──「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於1955年成立，請參考：http://premium.mingpao.com/pda/ppc/colDocDetail.cfm?PublishDate=20120609&File=vx001c.txt&token=b218bc260b89c0

香港筆會正名運動
廖書蘭

「國際筆會」 PEN International）總會設在倫敦，於1921年創立，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屬下的作家團體。

「中國筆會」簡史

「中國筆會」於1925年成立，是「國際筆會」其中一個分會。徐志摩曾以這筆會的名義，邀請印度詩人泰戈爾來中國訪問，從而促成在北京與溥儀的大合照。至於香港，也有「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下稱「筆會」）於1955年成立，至今已逾半個世紀，由學者、作家創立，歷屆會長有：黃天石、羅香林、徐東濱、江素、裴有明、喻舲居等。香港或許有數不清的作家團體，但唯有「筆會」是國際筆會在香港的合法分會，除每年須向倫敦總會繳交會費外，亦須派會員參加在世界各個國家地區召開的年會。

基於我對文學的愛好及對國際筆會的榮譽感，自當選會長以來，滋長出使命與責任。我積極開展會務，渴望可以擦亮筆會的金字招牌，同時亦為本港的文學盡獻綿力。但是，萬料不到，這卻是我的噩夢的開始。

去年8月28日，我當選為會長，9月向倫敦總會交會費。交了會費，仔細看收據，竟然看到收據的抬頭人不是我，收據的會名亦不是本會，於是，我翻查2008年到中南美洲開會，我親自繳會費的收據，竟然和我現在的這張收據如出一轍。

誰曾冒認筆會會長？

換言之，本會的名稱、會長的名字，甚至本會的通訊地址皆非屬於本會。這表示，在本港，有另外一個筆會，以本會的名義與倫敦總會聯絡。我再翻查資料，2007年2月，本會與倫敦總會作為合辦單位，所辦的文學研討會，清楚看到非本會的英文名稱，這一驚使我倒抽一口冷氣，我仔細的逐字逐行看，企圖能找到與本會有關的蛛絲馬跡息，幸好會長的名字，確是本會前任會長的名字。

事情還沒壞到極點，於是我致電秘書長詢問，他聽了也感震驚。接下來的日子，我與他共同為筆會正名而奔波：相約文學前輩吃飯，或親自登門拜訪賢達，求知筆會原委；但各說各話，各持己見，有人甚至表示他的屬會才為正統國際筆會云云。

其間，我發現本會早在2007年3月已被香港社團註冊處註銷了。換句話說，本會在香港是一個不存在的團體，而在倫敦總會的情是已經被他會偷樑轉柱，給移走了。

惘然無助之際，同時也滋生了要本會起死回生的願望：我要爭取重返倫敦總會的決心！在爭取過程中，向香港社團註冊登記處遞過三次申請書並查大簿，竟然看不到本會名稱，看到的反而是兩個疑似「筆會」的名稱！

我曾請教過幾位朋友，其中一位是林建強先生，他建議先到倫敦總會領確認書，經確認後，再返港爭取復會。於是我帶了一箱資料，登上了倫敦總會的辦公室。他們看過資料後，告訴我，相信「筆會」的歷史性和合法性，但他們還需要一些佐證。那次無功而返。一兩個月後，總會理事楊煉先生和本會資深老作家許之遠先生，寄出數封詞真意切的信，向總會陳述本會合法地位。而我繼續在陳年資料堆中尋找證據，甚至也動用了全家成員，不斷以電郵電話和倫敦總會溝通。終於，我等來總會的答覆是，總會正詢問香港另一筆會：「香港有位女士自稱是國際筆會一分子，這怎麼回事？」原來總會需要那筆會的解釋。雖然，我覺得既委屈又無奈，但在無計可施情下，只好耐性子等待。又過了一段時日，我開始擔心，若那筆會採取不回應，是否我就漫無止境的耗下去？

可我沒有放棄，不斷補遞給總會要求追加的輔助證明文件，終於在本年2月14日晚上，我收到總會的確認書，數日後也收到香港社團註冊處批准復會的證明書。

能為「筆會」復名，有種歸家的感覺。

作者簡介：生長於台北，定居香港。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會長。著有《放飛月亮》等。

（明報二Ｏ一二年六月九日）

Linda Pun：另外，他文中提到的雷嘯吟，應是筆名「馬五先生」的雷嘯岑（1896-1982），可能是筆誤了。

我還校出了個錯字，應是余東璇，不是束璇。

文中說央圖香港文學室掛了4位香港文學家的照片，在哪？一點印象都沒有。

那個筆會的名稱要搞清楚，共產黨企圖利用這些文學組織發展統戰活動，奪權不成就另成爐灶，搞個差不多名字的筆會搞活動，奉勸筆會中人，寧願解散取消，亦不要被人利用個會來搞三搞四。

馬吉：已補充了資料，謝謝。

Matt Lee：「文學室」所指應是「香港文學資料室」，裡頭會定期辦圖片展，估計曾有一段時間展覽過他所指的幾張照片。

文中提到傑克作品《小樓夢兩》，應為《山樓夢雨》。

馬吉：OK，謝過兩位。

Linda Pun：又有新發現，根據多個電影網站資料顯示，傑克的《紅巾誤》，不是紅巾淚，文章內的名字弄錯，在1940年拍成電影，女主角係白燕，《癡兒女》則是在1943年拍成電影，分上下集，也是白燕做女主角。http://baike.baidu.com/view/10206196.htm

紅巾誤

電影劇情

該片改編自小說《紅巾誤》，講述了兩個女子的故事。少女阿甜為人活潑天真，熱烈追求愛情。米鋪夥計陳展廷暗戀她，但阿甜卻毫不知情。後來，阿甜與愈（余？）士元相戀，豈料愈（余？）士元是一個輕薄少年，占了阿甜的便宜後，便將她拋棄。面對生活的壓迫，阿甜唯有當導遊維生。另一名少女新甜姐兒家鄉被戰火所毀，於是攜同年老的祖母逃到香港，在導遊社找得一份工作。由於她生性孤僻，因此得不到前來買笑的人客的歡心。面對經濟重擔，她最終淪落為神女，並因此被捕入獄，她的愛人陳展廷因經濟困難，無力拯救她。厭倦了生活的苦迫，新甜姐兒終選擇以自殺作了斷。

（百度百科資料）

Linda Pun：大陸有間青苹果数据中心出版電子書中國香港文學史，把《紅巾誤》錯弄成紅巾淚，係咪傑克第一部小說改編成電影？還是香港小說第一部被搬上銀幕？有待各位查證。

Matt Lee：沒有紅巾淚的，這是一直以來的口述歷史有誤，當然錯的不止這幾處了。

據我所知香港第一部小說搬上銀幕，應該不會是紅巾誤，在此之前至少還有侯曜《太平洋上的風雲》吧。

Linda Pun：你指什麼當然錯？

Matt Lee：我指，叔叔伯伯的記憶，年代久遠，通常會有一二字誤差，例如上面找著數處，然後又不止這幾處。當然那些敘述都很珍貴就是。

Linda Pun：大陸那些出版社左抄右抄不查證就出書才乞人憎，出得書就應認真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