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事雜碎之三
許定銘
「寫字人」的故事
你一定寫過文章,是四平八穩的坐到寫字枱前,靈感即源源而來,下筆如有神?還是等夜深人靜,冲一壺咖啡濃茶,咬着裊裊冒煙的香煙,苦等「煙士披里純」?
因為環境的不同,寫作人往往培養了不同的寫作習慣,尤其以寫稿謀生的「寫字人」,更是苦樂自家知,不足為外人道。據說流行作家三蘇自創「車衣寫稿法」,即是右手執筆狂寫之際,左手按着稿紙慢慢推前,此舉可使右手不必每寫一個字,即提起向下移動就位,快了很多。此所以他能日寫數萬言,收入豐厚,得住北角半山豪宅。
我還聽過有前輩高人,能一面搓麻將,一面寫稿;他把紙筆放在麻將枱邊的櫈上,每打完一鋪,人家洗牌,他立即拿起紙筆狂寫;洗完牌,他便收筆打牌。到第二次洗牌時,他又拿起紙筆,繼續剛才未寫完的文章。如此停停寫寫,寫寫停停,八圈下來,幾個專欄的差事也自完工。世上能人不少,我雖未見此前輩的操作過程,但人家產量之豐,確實驚人,不敢不信也!
我見過快速寫稿的,當推司馬長風(一九二O~一九八O)。一九七O、八O年代,我在編《新天地》和《青年良友》月刊,有他一個專欄,每次去追稿,他總叫我坐坐,自己則伏案猛書。一千五百字的稿件,約二十分鐘寫好。字似龍飛鳳舞,說實在的,我只看懂八九成,可幸字房裏有位專排司馬稿件的工友,總能排好他的稿。
吾友尚木(一九四四~二OO五)本身是位專業教師,因家庭負擔不輕,每日課餘均需筆耕數千字,而他所能擠出的時間是剋扣睡眠而來,每天早上四點起床,爬格子二小時,到六點即準備回校上課。天天如是,捱足四十年,結果是六十歲退休不足一年,即蒙主寵召,捱死!
創作超過一百冊的香港作家東瑞是站着寫稿的。一九七O至八O年代,他也為我編的雜誌寫稿。在某篇寫實的散文中,他說兩個孩子都愛「麥當奴」,而當時香港快餐店的生意甚好,經常客滿,東瑞帶孩子去食「麥當奴」,自己就帶着紙筆,站在高枱前寫稿,把自己當作「寫字奴」。
林蔭年輕時生活擔子重,每天下班回家已疲累不堪,他的小說都是「躺」在床上寫的。林蔭說他每每躺在床上,用一塊固定好稿紙的木板墊好,面向天花板創作,直至累死睡去,木板稿件則複蓋胸前,由太太收拾修飾翌日見報。
我寫字最多的是一九八O年代,有一個時期要日產萬言。孩子去游泳、繪畫、學柔道……,我就帶着紙筆,在附設的小食部餐枱上埋首拼搏,往往到孩子下課了,走到身旁推我才醒覺;獨個兒看顧書店時,也常低頭疾書,而為偷書客有機可乘,損失不菲!
「寫字人」各有各的故事,不過,都是苦的居多!
──寫於二OO八年一月
二月刊於《大公報》
那不過是個代號
我沒考究過文人自何時起寫作愛用筆名,但很相信每個人筆名的背後都有個有趣的故事。
我愛讀鷗外鷗(一九一一~一九九五)的詩,某次在聽他的講座後,曾問他的筆名是否受日本作家森鷗外的影響。他這樣回答我:「絕對不是!有一次我到海邊散步,見到很多海鷗在離岸不遠處飛翔。我嚮往牠們自由自在的生活,我羨慕牠們可以任意翺翔,尤其在群鷗以外的那隻,牠沒有同伴,獨來獨往,就像我在詩創作上,獨自踏上無名路時一樣。於是我戀上了那隻群鷗以外的鷗,就把筆名寫成『鷗外鷗』。」
我也愛讀錢歌川(一九O三~一九九O)的雜文,翻開作家傳記時,常會讀到「錢歌川,筆名味橄」之句。其實他原名錢慕祖,錢歌川也是他的筆名,不過,因這個筆名用得太多,把原名蓋過了。我是從他的《苦瓜散人自傳》(香港香江出版社,一九八六)中得知的。原來一九二O年代他留學日本時,同學們都愛仿效孫中山(中山,是日本姓氏)改個日本名,錢氏的日本名即為「歌川美介」。後來初次投稿往《一般》,因覺得自己寫得不夠好,怕友人見笑,便隨手寫下中日混合的「錢歌川」,豈料此名竟用了一生一世,反倒是原名竟無人知曉。
至於我自己的筆名又怎樣呢?
我開始寫作的那一年讀初中三。那時候我們每星期要交一篇週記,那年春雨綿綿,惹人愁思,某次寫週記時突然懷念起還未滿月,即被我們留在家鄉的三弟,大概感情氾濫,寫得也不錯吧,簿派回來時,老師在上面題了幾個字:如果不是抄的,就寫得很好了!一氣之下,便把那次的週記抄下,投到報刊去。臨到署名時,倒猶豫了。用甚麼名好呢?用原來的學名,給同學見到,傳到老師那兒,恐怕不好吧!反正大家寫稿都用筆名,也來改個筆名吧!當時國文課本上正讀着陶淵明的文章,我羨慕他《歸園田居》的生活,那麼就姓「陶」吧。當時香港有位很有名的流行作家叫「俊人」,英俊的男人,當然是十五歲少年的美夢。於是,署名「陶俊」的《這是夢嗎》三天後就在《星島日報》的學生版上見報了。以後這個筆名也用了很多年,一般是寫散文時用的。開始寫小說時我署名「苗痕」,記得當時還在讀高中,生物課本上有個名詞就叫苗痕,那是植物的新苗長成後,留下來一點小小的痕跡。當時我是這樣想的:既然已可寫一萬字過外的小說了,應該不再是「新苗」了吧!
很多作家用的筆名不多,如鷗外鷗和錢歌川便是;但有些作家卻因不同的原因而需要用多個筆名的,如魯迅、巴人、唐弢,就因政治審查,筆名多達數十個,故意不讓人知道文章是他寫的。那麼,香港過去那幾十年平穩發展,風浪不大,作家也要用多個筆名嗎?
最近去聽劉以鬯先生演講,即說他六、七十年代在《快報》工作時,為左派報紙寫稿,即不能署劉以鬯,而署太平山人。也有些原本從事嚴肅文學工作的文化人,為了謀生,正職以外還兼寫不少「娛樂別人」的稿件,往往隨手署名,對於日產萬言的專業「寫稿佬」來說,筆名過百完全不是奇事。
過去香港還有一種「包版」的習慣,即是報刊把某些版位的編輯費及稿費讓某人「包起」,他可以自訂稿費,約人寫稿;甚或自己化多個筆名,寫多過專欄,把編輯費和稿費「盡歸我袋」。只要你能依時交稿,沒有讀者投訴,便能正常運作下去。
七、八十年代,我也有這樣的「包稿」月刊,於是,筆名一大籮:午言、金名、湯馬仕、舟子、楊子雲、不憂生、海男……也記不了那麼多,當然,那只是稿匠的謀生外號而已,不值一提。
自從愛上了寫書話,以「醉書」自娛,也就不再用筆名,而示人以真面目了。温哥華的盧因在彼邦提到我時,稱我為「醉書翁」,想不到匆匆幾十年,我竟也成「翁」了。
近日有人邀我跟年輕人談藏書,有新認識的人問到我的職業,令我愕然!我想了一會,答他:我的職業是「八書」。幾十年來我都是從事「八書」的工作,即同時做八樣與書有關的職業,此即:買、賣、藏、讀、寫、編、教、出版!
如果你問我還會用新筆名嗎?將來的事誰知道,「醉書室」、「八書樓主」或者「醉八書」都會是最熱門的。其實,筆名也好,外號也好,都只是個代號而已,你知道那是我就是了。
——寫於二OO六年五月
八月刊於《大公報》
還錯了書
我在灣仔某商業大厦十八樓C座有間四五百呎的藏書室,間隔成書店式樣,取名「醉書室」。十年前開始的時候,原意是假期躲到那兒寫寫稿、讀讀書,甚至等退休後重張旗鼓,豎起「創作書社」的老招牌,讓舊雨新知來看書,擺「龍門陣」。
豈料人一疏懶,甚麼都沒幹,多年來「醉書室」就成了我的棄書處,讀完、用過,估計暫時不會再用的書,都丟到那裏。然而,到突然想要找些甚麼資料,在家裏左翻右挖都找不到時,就得要趕到「醉書室」去,諸多不便!
今年突然發性,不能再拖了,決意把「醉書室」處理掉:先細意把藏書檢閱一次,把估計還會用的搬回家去,其餘的則叫人一次過清理,四條大漢花了三小時才能搬走那萬多二萬冊書。
整理藏書時,撿到丁淼的《我所識的卅年代作家》(香港文化互助出版社,1983),多年未見此書了,打開一看,扉頁居然有「立明老兄正之,丁淼敬贈,八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字樣,哎喲!糟糕了,這本書何以會在此?
多年前的某次,與李立明通信時談到這本書,他說不久即回港,還要把書帶回來借給我看。我很快就把書看完,並以掛號郵件寄回三藩市給他,此事記得清清楚楚,可如今,書卻實實在在的擺在眼前,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我苦苦思索了整天,覺得只有一個可能:我也有一冊丁淼的《我所識的卅年代作家》。估計立明兄把書借給我時,我把它留在「醉書室」裏。我在家讀完的,匆匆忙忙用掛號還給人家的那本,自然是我原來就有的那本。如果手上的這本《我所識的卅年代作家》,沒有丁淼親筆題簽,那只是錯誤地交換了書,沒甚麼問題;可如今人家那本是具上下款題簽的珍本,這次我是「狸貓換太子」了,如何是好?立明兄已失去聯絡多年,想寄回給他也不成了!
丁淼原名丁嘉樹(1907~1990),又有筆名丁丁,是一九二O年代開始創作的老牌作家。他一九二二年自江蘇省立第一師範畢業,旋即進上海大學升學,畢業後曾任中學教員、大學教授、報館主筆及編輯,業餘從事文學創作。一九五O年代到香港後,一直從事文化工作,在本地曾出版《評中共文藝代表作》、《中共工農兵文藝》……等多種專著。
《我所識的卅年代作家》收文十五篇,回憶他與于右任、周作人、劉大白、李石岑、趙景深……等一九三O年代作家交往的經過,尤其《左右不明的曹聚仁》和《左右雙棲的葉靈鳳》兩篇均有獨特的見解,頗堪玩味。
本書原有下集亦準備出版的,後來好像未成事。
──2014年12月
侶倫的佚書《鬼火》
那日在舊書拍賣網站上見有李之華的《鬼火》上拍,是1945年上海出版社版,64開33頁的「文學小叢書」之一。這套小叢書製作頗為認真:版權頁註明作者李之華、編輯者沈雯、校對者杜非,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十日初版,正文之前還有杜非的《寫於「文學小叢書」之前》,述說叢書之緣起:杜非一直喜歡把心愛的文章裝釘成小書,因此編輯出版文學小叢書供同好收藏,內容包括小說、劇本、翻譯、遊記、考據……。第一種是李之華的《鬼火》,第二種是譚正璧的《文學與性描寫》……。
未聽過作家李之華,沈雯和杜非也不知道。心道:1945是日軍投降之年,不少文藝青年在戰火中成長,想來應該是當年的文藝青年吧,不知道一點不奇。豈料打開有關內文圖片一看,小說的第一行即見:
──女人是鬼火,你追過去,她跑;你跑,她倒追過來。
哎喲,這是侶倫的《鬼火》哩!再讀了幾行,小說中的主要人物也是金先生,內容也是以喜劇筆法寫男女間的「攻防術」……。至此,肯定這本李之華的《鬼火》,就是侶倫的《鬼火》!
侶倫的《鬼火》是他早期創作中比較出色的短篇之一,不知最初發表於哪種期刊,初次結集於《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1941)內,後來《黑麗拉》改版,改名為《永久之歌》(香港虹運出版社,1948)時,因字數過多,把《鬼火》删掉;不久,又把它收進短篇小說集《伉儷》(香港萬國書社,1951)》中。然而,《黑麗拉》和《伉儷》均已絕版多時,因此,《鬼火》不容易得見。
真真想不到這篇《鬼火》曾在1945年獨立出過單行本,而且是在上海而不在香港。侶倫專家温燦昌的《侶倫創作年表》中未提過,侶倫自己寫的文章中也未提過,甚至所有談侶倫的文章中,我也未見有人談過這本上海版的《鬼火》!
侶倫1942年五月逃出淪陷後的香港,隱居於廣東東江上游偏僻的紫金縣黃砂鄉一小學任教師,至1945年冬才回到香港,期間與外地幾乎斷絕音訊,應該無法與上海的出版社連繫出版書籍;相反,居住於上海的有心人,只要手上有《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1941),就可以把其中的《鬼火》抽出,排成單行本出版。奇怪的是:《黑麗拉》出版時署名侶倫,何以出版《鬼火》(上海出版社,1945)時,卻變成了「李之華」?侶倫又名李觀林、李霖、李林風,卻從未聽過有署名「李之華」的,而且《鬼火》1945年五月出版時,侶倫還在紫金縣黃砂鄉的鄉下地方教書,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曾出過這本書!
把《鬼火》上拍的北京書商告訴我,此書是他在香港舊書店買的。這本小册子在上海出版,有緣人在香港購得,在北京舊書網站上拍賣,最後落到時在北美洛杉磯的愛書人手上,兜兜轉轉,七十年後應該有歸宿了!
──2015年1月
2月14日刊《大公報•大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