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定銘：《書寫者，看見》是一部詩集

《書寫者，看見》的書影

《書寫者，看見》的屝頁和陳文發題字

《書寫者，看見》的版權頁

昔日與司馬長風談詩論文之時，他曾說過「無論以甚麼文體發表的作品，到了最佳的層次就是詩。」依這個說法，則陳文發的圖文集《書寫者，看見》（台北允晨文化，2015）就是一部詩集，而「書寫者，看見」就是優美的詩句！

陳文發是台灣著名的攝影師，獲獎無數。起先從事商業攝影，拍攝過「台灣文化藝術」及「北京胡同」等系列作品。後來受到詩意的啟發，開始拍攝「台灣作家」及「詩人群像」系列。在到作家們家裡訪問、拍攝時，注意到作家的書房各具特色，於是，透過拍攝和文字描述，把他接觸的作家完整地呈現於讀者的視線內，於林佛兒創刊的雜誌《鹽分地帶文學》發表，受文壇注視，其後把這些文章整理出版了《作家的書房》（台北允晨文化，2014），銷路甚佳。

隱地曾對陳文發說「你會拍照，如果你還會寫文章的話，那你就擁有一雙會飛的翅膀」，這應該是描述及了解陳文發最貼切的話語。

二Ｏ一一年，陳文發開始在《華副》寫專欄「書寫者，看見」，每篇以文章配合他拍攝作家形象的黑白照發表，甚受歡迎。在《作家的書房》大受歡迎的同時順勢推出了《書寫者，看見》。

在談他選擇書中的作家時，陳文發這樣說：

……台灣的作家並非只有檯面上經常曝光的那些作家，還有很多作家不見得有機會，能在顯眼的主流媒體上發表作品，他們仍持續創作著，也持續在發表作品，只是你不知道，你沒花心思去看見而已……（頁2）

陳文發的這幾句真合我心意，此所以我的書裡談的，正是與他一樣：名家以外，更多談少人知道的作家。雖然他這番話是答讀了《作家的書房》而來信的讀者，其實也是《書寫者，看見》裡的選項。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周夢蝶、杏林子、楚戈、張默、鍾曉陽……等大家，也可以讀到我們不知道的賴玉枝、沙漠、李煒、凌煙……等的臉貌。

一般談作家的文章，大多是平鋪直敘，或以說明的手法展示，但陳文發卻另闢蹊徑，以散文小說的文藝手法去抒情，還把自己也放到文中，談他們間的交往，以同景作對比，表達手法相當前衛。

比如：在寫鄭明娳的〈溺愛的方式〉時，他沒正面去寫，卻以給鄭明娳兒子Chester的信來表達，文中不單有溺愛你的母親，還有我忙碌的母親作對比，顯示出天下間的母親對她們子女的無償付出的偉大。

又如寫沙漠的〈孤獨的旅程〉時，其中有一個片段：

看著新聞照裡被火焚毀的現場，那是一部連幕劇即將尾聲的畫面，劇情走到最高潮點。導演手勢一揮「放火」。養子離開畫面。養父，下一個鏡頭，走，對對， 你這樣很好……（頁80）

文章寫的是作家沙漠給養子縱火燒死的事件，在這段的前後，不單用了時空跳接，連電影的手法都用上了，可見陳文發是刻意的求新，而且新得很好，很懾人心魄！

集中的文章，我最喜歡的，是寫周夢蝶（1921〜2014）的〈可移動的城市風景〉和楚戈（1931〜2011）的〈人生難以逆料〉。

周夢蝶長期在台北武昌街街頭擺地攤賣舊書，陳文發說他是「可移動的城市風景」，其實，他要給我們看的不是甚麼漂亮的風景，而是「負重的悲哀」：整頁般大的照片，周夢蝶似廣告板的站在那裡，手持一柄可代替手杖的雨傘，更是無意中遇雨的救命支撐，一字嘴的沉默老人，挺直身子為的是頸項掛著比生命還重要的一大袋書籍，配合周遭蕭索的冷寂使我鼻子一酸……。

文中說的是陳文發與老人的一次咖啡聚，碰巧那天是周夢蝶九十一歲的生日，陳文發以筆跟他交談……這使我想起了那次與近百歲的實用書局店主龍先生筆談，他寫道「我很寂寞，朋友都死光了……」，唉，人千萬別活得太老！

負重站在街頭的周夢蝶

在〈人生難以逆料〉裡，楚戈最後對陳文發說：「……人生難以逆料，因此才叫人生，可以逆料就是仙生了，不能算人生。」這真是智者的警語，你和我都不知道下一步會遇到甚麼，我只知道我會盡快翻出陳文發的《作家的書房》，再享受一次文字與圖片的結晶！

楚戈的照片也佔一頁

——2019年7月

雜誌《紅豆》中的文青初心──陳國球談1930年代文青梁之盤

雜誌《紅豆》中的文青初心──陳國球談1930年代文青梁之盤
文：劉彤茵 編輯：彭月

《紅豆》於1930年代創刊，由梁之盤編輯，徵收各地文章。圖為第1卷6期。（受訪者提供）

《紅豆》第3卷2期內有梁之盤家業梁國英藥局的廣告。（受訪者提供）

近日偶遇友人因被以「文青」責難苦惱，旁人插話，說「文青」二字意指衣着風格，更存有做作等貶意。似乎「文青」潮流雖已過去，觀乎眾人神經依舊敏感，字義已一去不返。早前教大舉辦講座，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總監陳國球教授恰以「文青」為題，講述本港1930年代一名重要文青梁之盤，或可從字裏行間尋回文青初心。

「不知道本地文化有多豐富，其實是我們出了問題。」陳國球說。埋首研究香港文學，他主編《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時發現一個引人入勝的人物──梁之盤。梁之盤（1915-1942）不為港人廣泛認識，父親梁國英經營藥局，業務尚算可觀，另經營洗染、書報，賣煙賣酒等。梁之盤幼時生活紀錄不多，陳國球現階段得知他於1933年曾到廣州中山大學聽課，惟不肯定乃本科學生抑或只是旁聽。梁氏認識到中山大學英國文學系主任J.D. Bush（譯名：張樹寶），接觸西方文藝思潮。文獻顯示梁之盤曾多次為J.D. Bush翻譯演講或文章。J.D. Bush亦於香港生活過一段時間，參與基督教、反蓄婢、社區助弱等組織工作，關心社會。1933年12月，由梁之盤主編的文學刊物《紅豆》誕生。

以西方目光審視中華文化

所謂「成功需父幹」，藥局與文藝之於梁之盤的確密不可分。由晚清以來中國受西方軍事威脅至「東亞病夫」說法出現，「藥」在社會意識中漸漸吃重，庶民大眾經常光顧藥局。不少藥局更乘勢開闢消閒、時尚、藝文等刊物，並加入商品廣告。1918年發生跑馬地馬場大火，為香港開埠以來最慘重災難之一，短時間內燒死逾600人，梁國英藥局隨即製作特刊《馬棚遇火紀事》，現於香港大學圖書館網上資料庫可閱。陳國球表示：「特刊收錄一些回應慘劇的詩詞，另具認屍情況、醫院人數等新聞資料。即使那時梁之盤年紀很小，家庭早有這些以刊物表達人文關懷的歷史。」梁國英藥局更曾出版《人鑑》（1920年），以插畫為主配合道德教化內容，可謂本地漫畫雛形。

「1930年代很多文化刊物都只有幾期，《紅豆》卻有24期。最厲害是他的眼界，很遠很闊。」陳國球接道，同期本港有《島上》、《小齒輪》等刊物。陳國球指出新文化運動及1919年五四運動後，內地左翼思潮湧現，開始由「革命文學取代文學革命」，另一派別為新感覺、現代思潮，後者對梁之盤影響較大。《紅豆》內有大量廣州、上海、北京來稿。當時施蟄存、戴望舒一度於上海出版重要的現代文學雜誌《現代》，後來停刊，內裏許多作者亦於《紅豆》出現，交往頻繁。

梁之盤擅長以西方目光審視中華文化。例如他曾以西方現代主義分析清代神韻派詩人，為本港至中國早期比較文學開創路向。陳國球點出《紅豆》曾以整個專題介紹史詩，為華語文獻中全面探討史詩的先鋒。梁之盤在該期撰寫〈「金色的田疇」──世界史詩談〉，闡述史詩之美，並引述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論詩人荷馬，足以見其閱覽程度。他寫及史詩賦予人民的力量，「史詩作家也曾盡過懷有愛護赤子之心的老婦人的義務哩──他以柔和的撫愛慰安每個人的心坎，他以熱烈的感情鼓起各個人的勇氣，他更把散沙樣的民族中各分子的靈魂打成一片」。陳國球說，梁之盤反映香港面向世界的個性：「你說香港人很狹小嗎？不是。梁之盤連繫到不同地方的人，筆下亦盡是他探索世界的氣魄，他接觸很多外國書籍、書刊。」

察覺不同階層生命力

除評論式、介紹式文章，梁之盤寫下不少散文及詩句。陳國球估計梁之盤有多個筆名。當中，創刊號序為一首名為〈紅豆〉的詩，由「風痕」所作，加上對比寫作風格用字，陳國球推斷風痕其實為梁之盤。風痕曾以發佈詩作《蛋（蜑）歌》，以傳統神話鮫人入詩，相傳鮫人流出來的眼淚是珍珠。陳國球分析此作表達梁氏對水上人家的欣賞，察覺不同階層之生命力，非常「貼地」。〈工作間拾零〉則講述工廠女工狀況，每個分題走入不同樓層或房間，向讀者呈現整個生產鏈。文中形容「工作間不過是地獄，說得好一點，工人就是機械，不然就是煤炭，啊，只有餓死才得自由」，敏感地描述現代化、工業化與人的關係。寫至「香國」分題，梁之盤如此形容一個製作化妝品的工作間─「彷彿一朵玫瑰塞着左鼻孔，一簇茉莉塞着右鼻孔，只有香，這是香國」，文章突然明亮起來。然而梁氏刻意提及香氣其實來自人為生產的化妝霜，「只有香」強調了空洞感覺，或暗暗指涉香港。於現時話語，這些均為對「本土」好的、壞的記憶。

「他在那個時代的香港寫吉卜賽精神，跟現在都可接通。」陳國球說。《紅豆》其中一期專題為「吉卜賽」，梁氏曾翻譯J.D. Bush所寫的vagrant mood為「流浪情調」，明言不能以「拈花惹草」式的獵奇態度看吉卜賽。陳國球指出梁氏帶出的流浪精神，正如香港文學四處闖蕩的活力。就像中國古代詩歌所謂「少年遊」，其實是追尋一個感受世界的空間，他解釋：「梁之盤作為一個香港長大的年輕人，不止是局限在此塊很小的土壤，他可否接觸古今中外。現在我們常常感到生活很壓抑，可否透過文學、藝術等，去超越一個眼前局限，想像更大的世界，那下一次我們就有更多可能了。」梁之盤於1942年於澳門英年早逝，未能繼續開拓本地文學，亦被文壇日漸淡忘。陳國球無奈說，梁之盤一生也是文青。

還了「文青」一個公道

最後不得不問，怎樣才是「文青」？陳國球笑說，「不是扮出來」，也不一定有什麼文化成就：「內心有些感受、有些困惑時，就捉緊手邊的媒介，即是語言文字去表達自己。文青是一種初心，『最初觸動的心』，每個人都可以有。」此處感謝陳國球還了「文青」一個公道，或者文青是任何一個從文字接收及釋放能量的人。可以是在地鐵發帖文的你，可以是重讀一本舊繪本的你，可以是揮筆寫悼文的你。教授原定於6月12日舉行涉及梁之盤的講座，惟因應社會「有更重要的事」及學生要求而取消。講座本來是他的「暫別」活動，他也大概沒有想到訪問中說過的「初心」二字，後來不斷出現於新聞報道。陳國球坦言下學年應該不再於教大任教，「想先思考一下自己想做什麼」，但仍會參與下一輪「香港文學大系」工作。浪蕩是值得期待的，暫別後用另一條路歸來吧。

（《明報․世紀版》2019年6月22日）

許定銘：輕裝上路，辛鬱最後的詩集

《輕裝詩集》書影

《輕裝詩集》紙質柔軟，以捲筒狀藏於盒子內，使人聯想到辛鬱被投身盒內的最後狀態，使讀者戚戚然的具深層意義。

《輕裝詩集》版權頁

託台灣愛書家陳文發幫忙找到辛鬱的《我們這一伙人》，書到手時居然還有一冊辛鬱的《輕裝詩集》（新北市斑馬線文庫，2018），真是喜出望外！

《輕裝詩集》是辛鬱的最後傑作，去世前自己編好，在逝世三周年時，由好友封德屏及楊宗翰整理出版的。

封德屏在《輕裝詩集》的〈編後記〉中說，他時刻都記掛著辛鬱在逝世前交給他的一個黑色的提袋：

袋子不重，裡面是詩人辛鬱從二Ｏ一四年一月一日，到二Ｏ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逝世前一天，每天的日記，一年又四個月二十八天，共用了五本筆記本；以及辛鬱二Ｏ一四年一月一日到六月十八日，將近半年，一天一首的「輕裝詩」，計一六八首；還有一本傳記，則是辛鬱二Ｏ一四年六月發病後開始寫的〈關於我──聊作小傳〉，兩萬字左右。（頁215）

我不厭其煩的抄錄了這段文字，是因為它記述了辛鬱三件重要的遺物：一篇二萬字的小傳，一六八首未發表未結集的「輕裝詩」和一年又四個月二十八天，共用了五本筆記本寫的日記。

「輕裝詩」如今已出版了，但小傳和日記則仍在封德屏手上，等候處理。

《輕裝詩集》厚二百餘頁，「橫式直排」本，是最適宜出版詩集的處理手法，可見編者是箇中老手。內文除了一六八首「輕裝詩」，書後還有封德屏的〈編後記〉、楊宗翰的〈生活在詩方〉和書前有魯蛟〈生活是詩的礦源〉等以外，楊宗翰還從辛鬱過去的詩作中精選了十首附於書後，讓年輕或未讀過辛鬱其他詩作的朋友，可讀到他舊日的代表作〈豹〉、〈順興茶館所見〉、〈通化街之什〉、〈貝魯特變奏〉、〈自己的寫照〉……等。此中詩評家均認為〈豹〉是辛鬱畢生的代表作，故編者以單獨一只獵豹作為《輕裝詩集》的封面。

魯蛟則認為辛鬱「才氣夠詩智高，觀察敏銳、感悟聰靈，很容易孕詩」（頁7），還說他非常多產，除了發表以外，還常常寫蠟板油印派給朋友們欣賞。

所謂「輕裝詩」，指的是它的「短小精悍」，全書的百多首，大部分在十句左右，此中有〈輕裝詩本貌〉（頁093）僅數句：

它從心底浮出
漂在人生水面
有時因為太重
立即鉛沉水底
有時分量太輕
如同灰塵飛天

即說明了它輕的是「體重」，重的是「內涵」，從表象顯示內象，用短小的句子，表達詩人的心意，捕捉瞬間的精靈。辛鬱重情重義，全書所表達的除了是日常生活上的事物，心靈上對親友的情義，瞬間閃過的思緒，均以詩句抒發，我尤其喜愛他的〈友情常青──再憶楚戈〉（頁078）：

雖然弦斷
音仍在
懷念裡的長空
鳥跡蹤然無存
卻仍有一條無形的鳥道
穿達

楚戈也是十多歲離家當軍，同期隨國軍退守台灣，愛寫詩、愛寫畫……，其生活歷程，幾乎和辛鬱完全一樣，兩人相知相交超過一甲子，如此好友的離去，能不激動，能不思念！

《輕裝詩集》紙質柔軟，以捲筒狀藏於盒子內，使人聯想到辛鬱被投身盒內的最後狀態，使讀者戚戚然的具深層意義。然而，當我把書卷取出，卻得要用重物壓它三天才能捧讀，設計者似乎忘記了「書是要來讀的」，如此裝潢，頗有點吃力而不討好，嘩眾而不能取寵！

──2019年7月

許定銘：辛鬱那一伙人

辛鬱

馬輝洪知道我喜歡楚戈，給我傳來辛鬱的〈傳送「快樂」訊息的「不老頑童」──略述楚戈〉，讀後上網查查此文的出處，竟意外地發現辛鬱已於二Ｏ一五年離世，唉，詩人走得何其匆匆！

記不起是為了甚麼，幾年前曾與辛鬱通過信，他給我的回信滿滿的寫了一頁箋，秀麗清晰的小楷很有氣勢，可惜這幾年香港、洛杉磯的奔波，信件不知放在哪，不然當可增加本文的風采。

辛鬱記楚戈的那篇文章，原來出自他的《我們這一伙人》（台北文訊雜誌社，二Ｏ一二）。匆匆往誠品及商務走一趟，買不到。後來請馬吉代購，他託台灣的愛書人陳文發幫忙，據說市面上已難買到，結果是拜訪辛鬱夫人，才能從她手上找到最後三本之一，想不到才出版幾年的書會找得那麼困難！

書影

封底

版權頁

誰是辛鬱的那伙人？

其實就是他經常聚會，走在一起的文友們。大部分都是詩人，知名度高的有洛夫、商禽、張默、瘂弦……等，我不知道的有尼洛、趙玉明、魯蛟、麥穗、劉菲、辛牧和張堃；最難得的是一批我喜歡的作家張拓蕪（沈甸）、沙牧、管管、大荒、楚戈、瘂弦、秦松等均收於其筆下，在我來說，此書非讀不可。

封德屏在書前的序〈交情老更親〉中說，書中這三十篇文章是二ＯＯ八年開始動筆的，每篇約三千字，是辛鬱在《文訊》專欄的約稿，其後才結集出書。書出時，辛鬱寫了篇後記〈我這個人〉，全書合共寫了台灣從五十年代起步，活躍於當地文壇幾十年的作家三十一人。封德屏說：

……想想這些二十來歲就混在一起的朋友，在近一甲子的歲月後，還能共聚一堂，他們共有的情誼及共度的苦難，創作道路上彼此扶持、競爭，甚至擁有許多不足以對外人道的小祕密……（頁4、5）

這正是辛鬱《我們這一伙人》的寫作目的。

打開書，編輯手法甚得我心：每個作家的首頁，先是他的半身照，然後是橫排的生平簡介；內文每人約佔七頁，文章以外，還附兩至三幅圖片，多為作家與友人的合照，另外必備的是作家著作的書影合輯。這些圖片大多佔半頁，有時編幅不足，會縮成四分一頁，可幸圖片清晰，印刷水平又高，頗具實用價值。更難得的是每張圖片下都有詳細的說明，閱圖讀文，其樂無窮！尤其寫羊令野的〈那個「叫花的男人」〉、寫管管的〈掌聲終於響起〉、寫碧果的〈遙遙詩路的跋涉者〉和寫秦松的〈現代詩畫雙棲的前行者〉，都是少人提及而更顯珍貴的史料。

每個作家的首頁

辛鬱（宓世森1933〜2015）是浙江慈谿人，十六歲離家，在北平加入國軍。一九五Ｏ年赴台，當了二十多年軍人，受沙牧影響踏上詩壇，一九五Ｏ年代開始現代詩創作，曾受業於覃子豪，加入藍星、現代詩及創世紀等詩社，數十年來當過編輯並以爬格子生活，主要以筆名辛鬱寫詩，以古渡創作小說；還有「雜文甚至廣播劇本、電視劇本過了大半輩子。」（見「辛鬱四書」的〈寫在前頭〉）曾獲新文藝長詩金像獎、中山文藝獎新詩獎及中國文藝協會榮譽文藝獎章等獎項，是台灣著名的詩人。

相對於瘂弦、洛夫、羅門、張拓蕪、楚戈等，辛鬱在香港的知名度不高。而事實上，辛鬱很早就在香港發表作品：一九六Ｏ年代初，丁平在香港編《華僑文藝》（後改名《文藝》），他的台灣老友覃子豪全力組稿支持。其時辛鬱是覃子豪來往最密的弟子，寫稿甚勤。後來覃子豪病逝，辛鬱即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了《文藝》台灣的組稿者及代理人。

近年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馬輝洪，以《華僑文藝》作香港及台灣文化交流的考察中心，曾訪問過辛鬱，發表了〈覃子豪、丁平與華僑文藝〉一文（可見於馬輝洪即將出版的《遺忘與記憶——丁平及其時代訪談錄》），是了解辛鬱在香港足跡最重要的史料。

一九六Ｏ年代初，我曾在《華僑文藝》的編輯部買過辛鬱的處女詩集《軍曹手記》（台北藍星詩社，1960），可惜事隔近六十年，書已在輾轉搬家中失去，恐怕如今已成為極罕的珍本了！

──201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