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潤物細無聲」─專訪〈兒童樂園〉的無名英雄張浚華》，網上兩個版本，讀者兼看會掌握更多資料。
《兒童樂園》，一九五三年創刊，如果沒有在一九九四年結束，今年剛好踏入五十週年。由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兒童樂園》經歷了四十多個寒暑，見證了香港社會幾十年來，蛻變成一個現代化都市的過程，為多個年代的少年及兒童讀者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今天我們已不敢對主流刊物奢求的教育性，以至中國文化，《兒童樂園》在好幾十年前其實都已一一俱備。張浚華，一個與《兒童樂園》密不可分的名字，在《兒童樂園》長期擔任社長，默默耕耘三十二年。她─好比適時潤物的雨水，無聲地滋潤了無數香港孩子的心靈。
■方：方文英 ■張：張浚華
方：張社長，您最初是怎樣加入《兒童樂園》的？
張：中大畢業後，我在友聯出版社負責《中國學生週報》的編輯工作。我做了兩年，但至今仍然很懷念那一段日子。那裏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而且我把「快活谷」這一版編活了，滿足感很大。後來，因為《兒童樂園》欠缺人手，我就被調遷到那兒工作。我是在一九六三年才加入的，那時《兒童樂園》已經出版了十年。找我到《兒童樂園》的是當時的社長戚鈞傑。我初到的時候學習寫故事，像講故事般用淺明的字眼去寫。後來，戚先生去歐洲考察，接著又去美國深造。我接手他的事情，編、寫、看樣版。工作了一段日子，和畫家們熟識及了解之後，便著手進行戚先生要我做的事：第一就是加強內容以增加銷量；第二就是提前出版，不要脫期。自此以後，再沒有任何人跟我講應該做些什麼，更沒想到我這一做就是三十二年，以後一切可以自由發揮。
方：《兒童樂園》當年的銷量如何？
張：《兒童樂園》創刊便有八千本，那是相當驚人的，有些雜誌自始至終都達不到這個數目。其後，我們有時加五、七百，有時減三、四百，在長期努力和被接受後，銷量才可以穩步上升。六十年代中期，《兒童樂園》的銷量增加到三萬本；七十年代中期，銷量已經達到五、六萬本。一九七六年我們出版了《叮噹》單行本，因為讀者不斷要求在《兒童樂園》增加「叮噹」故事的頁數。《叮噹》很快便改為半月刊，銷量和《兒童樂園》並駕齊驅，兩者相得益彰。
方：那您是怎樣發掘「叮噹」這一顆明星的？
張：《兒童樂園》一直有訂閱一些外國雜誌，其中有一套由「講談社」出版的《小學生》，內容最豐富。它從幼稚園到六年級，每一個年級，每一個月都會出版一大冊書，而每一本都好像我們電話簿一樣厚。當時我在《小學生》一看到「叮噹」的故事就很喜歡。我覺得「叮噹」的故事有教育意義，富於知識性，能夠真實地反映孩子的性格和愛好，並且培養孩子良好的品格。當然最重要的是，「叮噹」的內容實在很豐富，它由兩位畫家藤本和安孫子加上十一位助手創作而成，顧問團有大學教授、兒童心理學家、科學家等等。我們明白自己沒法投入這麼大的人力物力去做相同的事情，只好採用了它的內容，稍作改動來刊載。
方：在改編「叮噹」的過程中需要做什麼功夫？
張：因為書的開度不同，所以要重畫一遍。我也為他們改了人名、地名。叮噹、大雄、靜宜這些名字是不是比衛門、太郎親切點？另外，和服要改為唐裝，風俗習慣改得本地化。還有是為了生活化，我在對話中用了些廣東話，這在《兒童樂園》是比較少見的。總之，我們儘量保留原著的精華。因為我很喜歡這個故事，所以很用心去做。《小學生》刊登的故事何其多，唯「叮噹」在本地銷行獨好，我也算盡了向兒童推廣好故事的責任，問心無愧。其實，國內、海外很多書刊也常常轉載我們的圖文。
方：既然「叮噹」大受歡迎，您們何以不購買它的版權？
張：我們曾經去日本洽商過，因為他們要求我們買很多其他周邊的產品，例如：電影、衣物、文具、玩具等，結果就談不成了，最後也給別人買了。我們覺得這樣也不錯，只希望別人買了版權之後，能夠出版得好看就行。我一心希望能夠給小朋友廣泛閱讀有益的故事，誰出版也沒關係。日本的孩子能夠看得到「叮噹」精彩的故事，我也希望香港、台灣和中國的孩子也可以看得到。
方：當年在《兒童樂園》負責編寫和繪畫的人大約有多少人？
張：《兒童樂園》是一本畫報，需要比較多的畫家，我們一般會維持四位畫家。羅冠樵最早加入《兒童樂園》，他寫故事連環圖的功力亦無人能及，後進的畫家自然而然尊他為師。除了「小圓圓」，我還欣賞他改編的「西遊記」。他別出心裁地把唐僧畫成一個小孩子模樣，非常可愛。郭禮明也是很早便加入《兒童樂園》，他曾經把我當作大敵，寫了一個「忍」字壓在桌面，宣洩對我的不滿，可現在又視我為最好的朋友。李成法比我早一點點加入《兒童樂園》，我很感謝他與我一起並肩作戰到最後。李子倫和陳子沖都是由《兒童樂園》讀者搖身變成《兒童樂園》作者的生力軍。羅先生八三年離職後，幸虧有他倆接手。上述的幾位畫家都是《兒童樂園》的台柱。除了畫家，就是我，做搜集資料、撰寫、編輯、校對、統籌和一些瑣碎的工作。
方：那文字的工作真是十分吃力啊！
張：我從來不覺得文字工作吃力，找題材才吃力！要找有趣的題材及故事更艱難，但我當時並不覺得怎麼樣，只是拼命去想，拼命去找，看大量的書和雜誌。我全心全力投入做《兒童樂園》，連辛苦也忘記。反而退了休幾年後，有一個晚上做夢，夢見自己來來去去都找不到封面的題材，原來，壓力是有的。
方：《兒童樂園》出版了那麼多年，曾經作過什麼版面上的改變嗎？
張：有。八十年代初期，《兒童樂園》改由右至左翻，直排改為橫排。一九八三年一月，我們慶祝三十週年紀念那一期開始加大開本，字體也因版本大了而要改大，文字由書法寫的改為植字。這一期就是第721期，我們不但加大開本，更加厚頁數，以雙倍的篇幅回饋讀者。
方：在《兒童樂園》工作的日子，有哪些讓您開心或生氣的事情？
張：每個月初和月中，發行公司的同事把新書送過來，我看見新書就很開心；如果封面吸引，就更加開心；如果故事精彩，那就特別開心。最讓我開心的一次，是請讀者來我們家(出版社)玩。一九七九年二十五週年紀念時，我們在友聯出版社的花園舉行銀禧聯歡遊藝大會，招待五千讀者。廣告公司為我們在萬多二萬尺的花園張燈結綵，搭建了很多遊戲攤位；玩具公司送出大大小小成千上萬件玩具，給來玩遊戲的讀者們。當時，讀者和家長擠滿了整個花園，非常熱鬧！
至於生氣的時刻，說起來也不算什麼。由於我們需要圖畫的數量與日俱增，畫家們不停地畫，還是趕不上出版日期，所以免不了要催迫他們趕快交稿。婉轉懇求是沒有作用的，不發真火總達不到目的。遇上這些場面，大家便紅眉毛綠眼睛。畫家們可愛的地方是，他們從不敷衍塞責，作品一出來，大家都滿意，氣便消了。找羅冠樵開刀最上算，因為催他等於催所有的畫家，而且和他吵架沒有欺凌弱小的感覺！
方：是什麼原因促使《兒童樂園》要結束？
張：九十年代，香港社會有了很大的改變，吸引兒童的事物太多，他們的興趣轉移了，閱讀的時間愈來愈少。本來加書減書都是平常事，但到了九二、九三年，我們的銷量只減不加，而且是一千一千的減，我已覺得意興闌珊。和我工作的畫家只剩下兩位，找題材也愈來愈難了。友聯的前輩創辦《兒童樂園》是想給兒童一份好的精神食糧，既然《兒童樂園》已難作突破，不出版不是更好嗎？我們在一九九四年(第1006期)的「播音台」宣告停刊，圖畫中的我們拋下紙筆輕輕鬆鬆的去休息去玩，不知道看到這幅圖畫的小讀者收不收到這個訊息？各方友好都替我們傷感難過，紛紛發表文章惋惜懷念。我深深感動，羅冠樵更說感動得老淚縱橫。
方：您今天回想當年《兒童樂園》結束的時候，心裏可有難過？
張：我在《兒童樂園》工作了一輩子，找到了理想，也實現了理想。能令那麼多小孩子開心，我也應該開心、滿意了。在讀者需要《兒童樂園》時，我盡力把它做好；讀者不再需要《兒童樂園》時，即使結束了，也再沒有遺憾。我說「手空空，無一物」就是放下一切，很逍遙。時代不同了，現在還有多少人講新亞精神？我是開自己玩笑，請不必認真。新亞精神當年自有人領會，自有人實踐。小思仍然在「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她不是實踐得很好嗎？
方：在《兒童樂園》工作，您覺得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張：《兒童樂園》能夠得到廣大的讀者支持和欣賞，成為香港最長壽的兒童刊物，這已經是最豐富的收穫。還有就是能與共事的伙伴成為好朋友，推心置腹，這可算是意料之外的收穫！
關於《兒童樂園》
《兒童樂園》，由一九五二年創刊至一九九五年結束，經歷了四十三個寒暑，成為香港最長壽的兒童刊物，影響深遠。成長於五十至八十年代的孩子，心靈滋養自《兒童樂園》的不知凡幾。張浚華女士正是《兒童樂園》的社長，但她作風低調，極少接受傳媒的訪問。因此，提起《兒童樂園》，大多數人會想起主編羅冠樵先生，而忽略了她也是《兒童樂園》的靈魂人物。張浚華女士在《兒童樂園》默默耕耘了三十二年，奉獻了半生的青春，就好比適時的雨水，無聲地滋潤著數個年代兒童的心靈。她常常把中大新亞校歌的一句歌詞掛在口邊：「手空空，無一物」，認為這句寫的正正是她的人生觀。廿一世紀的今天，想當年手捧著《兒童樂園》的孩子都已長大，童年很多事物也遺忘了，但對《兒童樂園》卻未忘情。這份情，是否能填補張社長所言的「空」？我不知道。只知道《兒童樂園》留給人們的回憶總是美好的。讀過它或聽過它的人都會有同感。屈指一數，原來《兒童樂園》仍未結束的話，今年便會是它的五十周年慶典！在此，不僅想跟大家回首當年，聽聽張社長暢談《兒童樂園》工作的往事，更想藉此向當年在《兒童樂園》工作的所有員工致以最深的敬意。
■筆：筆者 ■張：張浚華
筆：張社長，您最初是怎樣加入《兒童樂園》的？
張：中大畢業後，我在友聯出版社負責《中國學生周報》的編輯工作。我做了兩年，但至今仍然很懷念那一段日子。那裏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而且我把「快活谷」的專欄辦得有聲有色，滿足感很大。後來，因為《兒童樂園》欠缺人手，我就被調遷到那兒工作。我是在一九六三年才加入的，那時《兒童樂園》已經出版了十一年。羅先生是《兒童樂園》的創辦人之一，他最初也不知道我能夠幫得到什麼，因為我又不太熟悉兒童的出版。所以我是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夠適應這份工作。當然，到了今天，大家就成為好朋友了。
筆：《兒童樂園》當年的銷量如何？
張：在我加入之前，聽聞約有六至八千左右。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即一九六六年前後，銷量便升至三萬多本，而且是持續地增長。在三十周年紀念時，即一九八二年至八三年，銷量更達到五萬多至六萬本，可算是《兒童樂園》銷量的高峰期。那時主要受歡迎的原因是刊載了「叮噹」。我記得有很多讀者要求在《兒童樂園》中增加「叮噹」的內容，但因為期刊篇幅有限，實在不能夠完全滿足讀者的需要，於是我便想到把「叮噹」輯成單行本。結果一推出就極暢銷，甚至比《兒童樂園》更暢銷。
筆：那您是怎樣發掘「叮噹」這一顆明星的？
張：我們在外國的朋友時常替我們買書和雜誌，其中有一本由講談社出版的《小學生》，內容最豐富。它從幼稚園到六年級，每一個年級，每一個月都會出版一大冊書。而每一本都好像我們電話簿一樣厚。當時我在《小學生》一看到「叮噹」的故事就很喜歡。我覺得「叮噹」的故事既有教育意義，又富知識性，而且能夠真實地反映小孩子的性格和愛好，同時故事的內容能夠培養孩子良好的品格。當然最重要的是，「叮噹」的內容實在很豐富。據我所知，「叮噹」的故事是由很多心理和教育的專家去設計和構思的。我們明白自己沒法投入這麼大的人力物力去做相同的事情，只好採用了它的內容，稍作改動來刊載。
筆：在改編「叮噹」的過程中需要做什麼功夫？
張：當然要注意符合香港的環境。例如：本來角色是穿日本和服的，便把他改畫成穿著本地兒童的服裝。此外，還得把內容變得有趣味一些。可知道，叮噹、大雄、靜宜、技安、牙擦仔等的名字，都是我費煞思量想出來的？如果依照日文的意思直譯過來，名字是十分古怪的。我因為喜歡這個故事，所以就很用心去做，使它充滿樂趣。過程中，自己也在享受，感到樂在其中。回想起來，還是那麼快樂！
筆：既然「叮噹」大受歡迎，您們何以不購買它的版權？
張：我們曾經去日本洽商過。後來因為他們要求我們買很多其他周邊的產品，例如：電影、毛巾、玩具等，結果就談不成了。最後也就給別人買了。但我們並沒有可惜，只希望別人買了版權之後，能夠出版得好看就行了。因為我一心希望能夠給小朋友廣泛閱讀有益的故事。我想：日本的孩子能夠看「叮噹」的故事，我也希望香港、台灣和中國的孩子也可以看到。
筆：在《兒童樂園》負責編寫和繪畫的人大約有多少人？
張：插圖的工作，主要有羅冠樵先生和他的兩名大弟子──李成發和郭禮明。其中李先生一直替《兒童樂園》繪畫至結束。羅先生在一九八二年退休。他退休後，有一些新加入的成員，其中潘偉、陳子通、李子倫、李志豪、潘麗珊五位都很能幹。當時，我讓李子倫繪封面，陳子通繪「播音台」。繪畫的人才很難得，會畫連環畫的就更難求了。連環畫因為要依照造型來畫，有時候，要能夠畫得像原來的造型真是不容易。至於文字編輯筆面，就只由我一個人搜集資料、構思和撰寫。
筆：那文字的工作真是十分吃力啊！
張：對！我要看大量的書、報章、雜誌。那時我全心全意投入做《兒童樂園》，好像被鬼迷一樣！有時候，在夢中也會害怕想不到封面的題材，壓力挺大的！其實做兒童雜誌並不像一般人所想，輕輕鬆鬆，逍遙自在。
筆：說起「播音台」，這些千奇百怪的新聞是您自己創作的嗎？
張：當然不是！我是從很多報章中選取這些能引起兒童興趣的新聞，剪下來重新編寫而成的。我看的都不過是香港的報章，只要你留意，就能發現這些有趣的新聞。
筆：《兒童樂園》出版了那麼多年，曾經作過什麼版面上的改變嗎？
張：也有的，例如：八十年代，《兒童樂園》由直排改成橫排，主要是為了讓版面看起來美觀一些。因為有些英文字母、阿拉伯數字橫排起來比較好看。另外，本來《兒童樂園》的文字是用書法寫成的，後來我們也改為植字了。因為當年消費者委員會選舉最佳刊物時，認為我們不用植字而要扣分。我們本是連續多年的冠軍刊物，結果那一年就輸了。所以有些情況使《兒童樂園》不能不作出改變。又好像以前《兒童樂園》的字體很小，後來也改大了。因為我們留意到隨著時代的轉變，小朋友讀書的壓力漸大，平日他們已經要讀很多書，如果還要他們看那麼細小的文字，就會很辛苦。
筆：在《兒童樂園》工作的日子，有哪些讓您開心或氣憤的事情？
張：以前香港沒有太多活動，《兒童樂園》有時會到荔園、樂聲戲院等地筆籌辦周年活動，招呼讀者訂戶。我記得有一次周年活動，我們安排了很多訂戶到一個大約有萬多二萬尺的花園聚會。在那兒，我們設了很多攤位讓小讀者玩，熱鬧極了！回想起來，那感覺還真是很開心！至於氣憤的時刻，自然是不能避免的。因為我時常擔心脫期，難免會向羅先生、郭先生催稿，在催稿的過程中，大家都會很容易動真氣，弄得面紅耳熱！郭先生更在書桌上寫了大大的「忍」字，意思是要「忍耐」我。不過，到畫稿交來了，他們還是畫得那麼認真，不會因為匆促而敷衍了事。以羅先生為例，他不但「小圓圓」畫得好，「西遊記」也是很出色的。他用新的繪畫方式表達「西遊記」的故事，把唐僧畫成了一個小孩子的模樣，多麼可愛！
筆：是什麼原因促使《兒童樂園》要結束？
張：《兒童樂園》的讀者減少了，由高峰期一直下跌。此其一。我們當初辦《兒童樂園》是本著理想，想做一本好的刊物作為小朋友的精神食糧。但下一代缺乏接班人，此其二。我常常說「手空空，無一物」就是這個意思，因為要求賺大錢的人是不會做兒童出版。想當初辦《兒童樂園》是一群有熱誠的知識分子，但到了後來，教育程度高的人都因為薪金不高而不願投身這個行業。第三個原因，是《兒童樂園》出版了太久，在某些方面的確與時代脫節了。記得有一次，我們做了一個母親節的封面，圖畫畫的是一位媽媽抱著她的兒女。那時，有人跟我說：「這封面怎麼都不像媽媽和子女，倒像是祖母跟孫女多一點！」我才忽然醒覺：「對啊！為什麼畫中的人物那麼老的呢？現代的媽媽大多看起來很年輕。」從這一點，我開始察覺《兒童樂園》是有點兒脫節。此外，時裝、傢具也都跟著潮流在轉變。好像「小圓圓」頭上的大蝴蝶結，八十年代的小朋友已經都不結大蝴蝶，更何況是九十年代的孩子呢？漫畫如果跟不上時代的步伐，自然給人落後的感覺了。
筆：您今天回想當年《兒童樂園》結束的時候，心裏可有難過？
張：我當了很多年《兒童樂園》的社長，其實能夠讓它結束，我的心情反而是輕鬆的。別人問我難道不會有依依不捨嗎？我真的沒有。《兒童樂園》到了九十年代，事實上已經很難找到好的題材；而我覺得在讀者需要《兒童樂園》時，我盡力把它做好，到讀者不再需要《兒童樂園》時，即使我把它放下來，也再沒遺憾了。小思喜歡用新亞校歌中的一句：「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自勉；而我獨愛「手空空，無一物」。這就是我的人生觀。我喜歡逍遙，不愛執著，對物質亦無甚要求。《兒童樂園》的結束，我何嘗不是抱著相同的態度來面對呢？拿得起，放得下，結束也算是一種解脫。
筆：在《兒童樂園》工作，您覺得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張：《兒童樂園》能夠得到廣大的讀者支持和欣賞，成為香港最長壽的兒童刊物，這已經是最豐富的收穫。還有就是能與共事的伙伴成為好朋友，推心置腹，這可算是我意料之外的收穫吧！
附：新亞校歌
山巖巖，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十萬里上下四筆，俯仰錦繡，五千載今來古往，一片光明。十萬萬神明子孫。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亂離中，流浪裡，餓我體膚勞我精。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兩篇訪問轉貼自《別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