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雅：丁衍庸畫冊及其他

 《丁衍庸畫冊》

1956年鮑瑞美女士加入真鐸啟喑學校任教，1968年成為該校校長。她永不言倦地四出尋求支持者去辦學，真鐸啟喑是一間聾啞特殊學校。

我與鮑女士只食過一兩次飯，幾年前她打電話給我，告訴我她年青時曾跟丁衍庸習畫，最近清理房子，想把畫賣了給我，現在就掛了在家……

有一天，麥釗興高采烈地回到公司。跟我們說：「今天接到宗不錯的生意。但有難度！」

我和老胡疑惑地望着他，甚麼生意值得那麼高興？沒等我們問他繼續說：「丁衍庸畫冊，薄薄的大度十六開，共三十四頁。」印數不多，黑白圖片為主，裏面五張彩圖。這是我們接的第一本彩色畫册，那個年代香港四色印刷機可以數到有多少台，我們用單色機就要印四次！

甚麼丁衍庸？我接過那些畫稿，端在手裏東看西看；無論用甚麼角度，在我來說，都是真正小學雞的所謂水墨畫。小魚青蛙，雞鳥蘭竹，傻呼呼的眼睛，倒是蘭草畫的輕逸……

「鍾馗畫得咁搞笑，點捉鬼哦！」我說。

麥釗撇了我一眼，我知他想說甚麼：你識乜？

「丁衍庸早年留學日本，被譽為東方馬蒂斯。他與林風眠、關良號稱廣東三傑。」胡玉庭說。

這天以後就見阿麥三天五日拿着幾張打稿對來對去，有時搖搖頭（招牌式的懊惱），慨嘆打白紙打得不好，有時又說冲菲林藥水不夠濃度……

我與老胡兩目相窺，呆口木臉，我們同時入行做印刷，大家從一無所知到現在變成阿麥明高我們一班！

說句實話，從不覺他智商比我們高，幾個男生走在一塊窮極無聊，偶有機會，彼此間不會放過任何相互作弄的機會，而他一直被視作最佳對像。

老胡不好打麻將，晚上我與阿基和拉仔便拿刀仔（撲克）出來逗老胡玩十三張，他近視深，拿着紙牌湊近鼻尖擺牌，我們玩得細，對通莊！開牌了。

一家：King pair頭、夫魯二度、四條尾。

另一家：煙pair頭、花二度、夫魯尾。

尾家最利害：三條頭、蛇二度、同花順尾。

老胡看到，慨嘆我們太好運了。但下次又會再和我們賭，當然他不會知道他把紙牌湊近鼻尖的時候，我們在下邊齊齊換牌……

做本好書要多方面配合，遇上時間限制會作出無奈取捨。

許定銘有段日子住近我公司，每有新書出版，親自拿來送我，有一年他拿了本新書上來，告訴我那書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有專人編纂及資料蒐集，小思和他是這本書的顧問。

《書影留蹤》裡，大部分書影都是我借出來的。有幾處列印出翻印書的封面，如: p24，p52，P113，p118四頁，其中兩本是我的，兩本是林永鴻的，原來不是搞錯，是故意用翻印本，讓讀者作對比，刊出的那頁，有說明是重印本，還指出封面新設計，別罵錯人。許定銘一口氣給我解釋。

七十年代中國大陸很多書都被列為禁書，當年幾個對文史哲有認識的文青都投入翻印舊書，有人誤傳他們保留文化產業，其實借此糊口成分居多，不過無論我們今天以甚麼眼光視之，當年確實有多個好作家就是如此被發掘出來，例如：王辛笛、無名氏、李金髪等……

好書都是難讀，不比流行文化，許定銘寫書話，《書影留蹤》算是文學工具書。

又一山人有讀寫障礙，我比他好些，只是慢寫慢讀，百多頁的書往往整個星期還捧着啃。寫比讀更難，古松說他提筆一揮而就，詩成不會回頭，我每喜改來改去，死纏爛打，樂此不疲。

記得兒時識字不多，愛看書開始是從小小的連環圖，還記得看過的三國演義，西遊記，七俠五義等，後來覺得連環圖太簡單，便開始看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射雕英雄傳，七劍下天山，白髮魔女等。還有瓊瑤和倪匡……

迷書是從那時開始？認識許定銘以後，很多文學書都是他介紹我看，文友間互相借書的習慣很普通，有一段時間我們沒有往來，見面說起讀舊書，他笑笑說：不見了你一段日子，因何拮据至拿了我的書賣去舊書攤？

我可沒有賣過書啊！在心裏叫出來。

我借過一本李廣田的金罎子給你，有印象嗎？

有呀！我回他說。

現在那書呢？他知道我不是個賣書的窮無癩，但書往哪裡去了確實記不起，我不是愛書人，甚麼孤本，或者印刷精美典籍，於我都沒擁有的意欲。好書我會找來看，看完了誰喜歡隨便拿去，我的概念是好書應廣傳，還不還沒關係。

「我借給你五本書，只記得兩本：李廣田的短篇小說集《金罎子》和端木蕻良的長篇《科爾沁旗草原》（開明版），此兩書極罕見，我以後都没見過第二本。」

「那批書可能是借上借，想不到李廣田就此被我斷送前途！」

「我對李廣田的《金罎子》印像深刻，因為封面倒了一大塊墨水，」許定銘頓了會兒用個喜悅的眼神對我說：「沒想到再被我遇上，用四佰五十元又把它買回來！」

「嘿，那我欠你四佰五十五好了……」失了他的書沒有內疚感，因為知道他不會駡我。細心算算，何止四佰五十元？

一本七十年代的舊書，大概八十元，二千年已漲價至四佰多元，三十年重逢才叫人咋舌！

幾年前與老胡談畫說到丁公，他告訴我仍保存麥釗當年印的畫集，我說拿給我做本復刻版，在國內的孔子舊書網賣千八元人民幣。過幾天相約在藍灣半島喝茶，那裏近他公司；老胡把畫冊帶了來。

「很奇怪，我在書架找到兩本……」老胡喃喃自語：「兩本封面不同，交一本給你可以啦！不明白為甚麼還有另一本內容完全一樣的，阿麥攪甚麽鬼？封面雙胞胎。」

胡玉庭手上畫冊的封面，設計是以素色的藍加題字。

我那本是丁公慣畫的戲劇人物 

與老胡喝茶，每次都不知吃了甚麼點心，東拉西扯又說起當年在登龍街，我們週末幾個去了樂聲戲院看電影，還記得片名叫「最後戰役」，滿懷希望會看到一場激烈的二次世界大戰戰爭片，結果這套黑白片（不是彩色已經叫人失望），由頭到尾開不夠兩炮！

回來告訴麥釗，那齣電影很精彩，戰爭場面激烈，一定要約女朋友去看！

最近黎漢傑說在臉書，見有人買了本上官竹子著的《夢之圓舞曲》舊書，裏面夾了篇我的書評，我叫他問網主可否割愛，代買回來，早期寫的都是粗陋之作，免人見笑，但至今仍未見回覆……

許定銘失去那有「大塊污點」的李廣田，輾轉重新拾回，很為他高興，我的手稿卻無望收回，只好緣隨天意，無需强求，如果生命完美無瑕，才不知人活着為的是甚麼？

若十年後，物主執拾東西，在抽屜底又找到我的劣作，會不會不復記得上官竹子的《夢之圓舞曲》借了給誰？

人生就如砌Puzzle，拼拼湊湊，找得一塊得一塊。

每本舊書背後都承載着它的故事，往往就是那一點讓我們碰上了，李廣田的小說集，在我讀書的小圈子裏，經我借出後，不知遊走過多少人才淪落回舊書攤被許定銘重拾？

莫一點交給麥釗為老師印的畫册，如果不是胡玉庭愛畫存起樣本，可能不會有人知道此畫冊有兩封面，這又令我想起中大的《書影留蹤》，總有一些像許定銘愛抽絲剝繭的人，為很多過去的舊書找答案。但《丁衍庸畫冊》，同一時間有兩個封面。這個謎只有麥釗才知，沒有人可以解開，因為他已經離世！

後記：此文送交馬吉前，曾給現定居美國的許定銘過目，因為有很多關於我與他的舊事。

他看到上官竹子的《夢之圓舞曲》時，向我表示，他決定往美定居後遂把房子賣掉，要處理一屋子的書曾與某大學聯絡，把畢生致愛送給他們，可惜回覆說現在只收英文書，中文書不要了。

這是甚麼大學？一氣之下把書托友人全數賣掉！他記得有上官竹子的《夢之圓舞曲》，收書人又把書賣走才落到那網主手中……

前幾天吳美筠帶一年青人上我司校對雜誌。與她說起當年投稿，我的撈雜子得以刊登都是因為識拉關係。

如此說來《夢之圓舞曲》書評一定是有人向許定銘拉稿，他收到我的稿後就隨手夾在書裏……

善哉，善哉。

他算不算報了一箭之仇！

《書局出讓》

 這裏可以打書釘，過去常常有一群食字的人在蹓躂，經過漂染的下午，鎂光閃閃，有羊涉水而至。

嚴格來說，這裏已没有甚麽歴史遺蹟，只餘一堆焚書過後剩下的灰燼和飛在天空的溪錢。

儒家的亡魂！竟被解讀成獨栽的門訓。幾條狗，摇頭擺尾，忠心耿耿，一併贈予新物主。

曾經鑼鼓響徹的年代已經過去，思想飄移，種書的人已遠走他方。書局絕版存書豐富，有固定熟客。誠邀有意從事行業者還價即售。

簡介路雅

那人沒有讀過函授課程。

悲哭秋後進退失據，留下一截裂斷的河。慨嘆斷水斷糧後有人思覺失調。

2019年5月

不能不看的一條片，書的旅程！

潘惠蓮：香港的「三毫子小說」何時誕生？

近年香港一片懷舊熱，曾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吸引大量讀者的「三毫子小說」，經常成為討論話題，還有學者利用它來進行有關政治、社會或文學方面的研究分析。然而，香港第一種「三毫子小說」何時出現？誰是第一位作者？寫了甚麼小說？過往曾有不少誤傳。筆者綜合各方訊息，並得到多位藏書家的協助，找出答案。

那就是1955年2月初面世、由虹霓出版社（The Rainbow Press）推出的《小說報》。第一期刊登了著名小說家俊人的作品〈金碧露〉。俊人原名陳子雋，即六七暴動期間，傳誦一時的反共健筆──萬人傑。

由於「三毫子小說」一詞會引發不同理解，筆者先為此文的「三毫子小說」下個定義，指的是一種流行於1950和1960年代的廉價通俗讀物，每期刊載一篇四至六萬字的中篇小說（曾有特大號刊出八萬字）。封面有跟內容相關的彩色繪圖，一般內頁還有插圖。最初每冊售價三毫，後來同類刊物增多，部份售價低見二毫促銷，由1961年初起，先後漲價至四毫或五毫。長闊度有略長8開（約41.5cm x 26cm）、8開（約37.5cm x 26cm）、16開（約26cm x 18.7cm）、32開（約18.7cm x 13cm）等主要四種，雖然其大小或售價有變，此文都通稱它們為「三毫子小說」。

對比1955年的物價，出紙四大張的《華僑日報》每份零售二毫。一本長篇小說，售價由一元至四元不等，視乎字數多寡及作者名氣而定。而一些有追看性的奇情偵探類通俗小說或武俠小說單行本，售價由五毫至九毫不等。因此，花上三毫子看一中篇小說，算是廉價消費。《小說報》面世時，便以招牌字句「一本名作家的小說，一份報紙的價錢」作宣傳。

最初兩年出版的「三毫子小說」，大多沒有印上出版日期，而且在目前舊書市場流通甚少。筆者如何查找它的誕生經過？經由以下三條途徑──

一、

大約十年前，美國國家檔案館公開了一批檔案，當中有涉及1950年代中、後期，美國新聞總署資助香港公司出版刊物的情況。檔案文件包括香港的美國新聞處（簡稱美新處）發給總署的報告、書信及小說作品申請資助表等等。

台灣最少已有兩位學者，利用這批檔案撰寫了論文發表。其中王梅香博士2016年3月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發表的論文〈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馬華文學場域──以譯書計畫《小說報》為例〉，闡述了好些有關《小說報》最初五年的出版情況，顯示《小說報》是在 1955年6月前面世。並非如一些謠言所指：「後來隨著韓戰結束，美國改變對華策略，虹霓出版社也結束了。」[1]

該論文指出：香港的美新處在1954年曾全面調查香港的書業情況，報告認為香港以至海外華人對於購買嚴肅書籍，並不感興趣，借助廉價的通俗小說，能更有效在香港推廣反共訊息，因而催生了《小說報》。

為保證質量，《小說報》付出較高稿酬，邀請當時著名的作家執筆，包括南宮搏、俊人、歐陽天、鄭慧、易君左、齊桓、劉以鬯等。《小說報》出版首年受歡迎的程度，超乎預期，特別在東南亞國家。那年每月出一至兩期，每期發行量由最初的六萬，上升至近十萬本。即使不久後出現競爭對手，至1960年，《小說報》仍維持每期七萬份仍算高的銷量。但此論文並沒有查出《小說報》較準確的誕生日期。

第三期《小說報》刊載歐陽天的作品（蕭永龍提供）

二、

筆者於是從香港的舊報搜尋，發現1955年2月2日和3日，《華僑日報》和《工商日報》先後刊登了介紹《小說報》創刊的簡訊，得知《小說報》的第一期約在1955年2月1日出版。此簡訊提到：「由黎劍虹女士主持的《小說報》，用一種嶄新的姿態出現，每期刊載第一流作家作品一篇」，「附有精美插畫，並用柯式七彩印刷」、「只花三角錢，可讀到精彩小說一本，堪稱最廉價的讀物。現第一號業已出版，由名小說家俊人執筆，撰寫〈金碧露〉，是書寫一現實人物的動人故事，具真實感，有人情味……」。

文中「嶄新」二字，可見此種讀物是新產品。這「新」不單在於價廉，相對當時大部份讀物的簡單設計，《小說報》彩色奪目的繪畫封面，無疑也是吸引讀者的新招數。可惜其創刊號還沒有「出土」，無緣一見，不知〈金碧露〉的具體內容。筆者至今見到最早的《小說報》是第三期，由歐陽天所寫的《彩筆奇緣》，為略長八開本。

《小說報》創辦人黎劍虹，是廣東新會人，畢業於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學，長期從事社會服務和基層福利工作，主持過育幼所、女子職業學校，及各界抗敵後援會等。1930年與民國廣東籍政要梁寒操結婚，育有一子二女。她與家人於1949年來港後，轉投出版業發展，獲美國政府資助，於1954年籌辦虹霓出版社。她在其著作《梁寒操與我》及〈柏楊和我〉一文中，均曾憶述經營虹霓出版社的情況，表示除了《小說報》，該社還出版其他中英文書籍。

1955年2月3日香港《工商日報》

三、

由於《小說報》的反應好，翌年，即1956年便出現競爭對手，有更便宜的「二毫子小說」，以及後期成為「三毫子小說」業界主力的環球圖書雜誌社（簡稱環球）加入戰團。環球至1990年代才結業，經營期較長，留給現世較深刻的印象，而在舊書市場亦有較多環球的「三毫子小說」出售，因而過往有人誤以為：「三毫子小說」是由環球的老闆羅斌發明。其實環球的「三毫子小說」遲過《小說報》超過一年半才面世。

證據在於環球旗下的雜誌《西點》，於1956年8月15日第140期開始，連續六期在封底刊出整版廣告，宣傳即將推出《環球小說叢》，每冊同樣賣三毫。根據此系列廣告推斷，第一期的《環球小說叢》在1956年9月27日至10月7日期間出版，內容是女作家鄭慧所寫的小說〈歷劫奇花〉。出版模式與《小說報》相近，但較八開的《小說報》小，縮至16開，每月出三期，較《小說報》出得多。另據資深編輯劉乃濟的博客文章〈二十世紀中期香港周刊的特色〉描述：由於（《小說報》）銷路頗佳，環球出版社的老闆羅斌見獵心喜，也出版了另一種「三毫子小說」。

經上述多方搜證，找到了《小說報》的誕生期，並澄清了一些錯誤說法，但它何時改版為32開？何時加價至四毫？何時停刊？至今仍未能確定。

大小不同的四本「三毫子小說」（蕭永龍提供）

1956年至1960年，可說是「三毫子小說」的第一個發展高峰期，「三毫子小說」這名稱，極可能是在五十年代後期興起。香港資深藏書家許定銘表示，記得《小說報》初出版時，即使售價平，但由於每期都由名家執筆，受讀者歡迎，印象中罕有人以「三毫子小說」來稱呼，而是以其內容類型稱呼，如言情小說、文藝小說、奇情小說等。但多年後，想在此市場分一杯羹的出版社增多，「三毫子小說」大量推出，以致作品質素良莠不齊，引來讀者輕蔑。「三毫子小說」一詞，其實略帶貶意。

此外，1962年3月1日，筆名司明的作家馮鳳三在《新生晚報》其專欄上聲稱：他是第一個用「三毫子小說」這名稱，他多年前在其專欄中提出的。另一位筆名胥黎的專欄作者，於1991年6月21日在《文匯報》其專欄上提到：在五十年代杪，他初用「三毫子小說」一名。

筆者未能查證誰最先採用此詞，但按他們的說法，並參照許定銘的回憶，「三毫子小說」一詞在五十年代後期，約1958至1959年間出現的機會很大。

環球出版的「三毫子小說」於1961年初，加價至每冊四毫，書類名稱由《環球小說叢》改為《環球文庫》。據馬來西亞藏書家蕭永龍的收藏顯示，第一期《環球文庫》是楊天成寫的《妙想天開》，書頁上印著1961年2月出版，與環球在廣告上宣佈的出版期1月19日有所延遲。書冊長闊度進一步縮小至32開，更方便攜帶。不少同業跟隨仿效，並招募更多年青新血投稿，令「三毫子小說」進入另一個新高潮。後來成名的年青一代作家，如依達、亦舒、西西、蔡炎培等，皆在六十年代步入文壇，都曾參與「三毫子小說」的寫作。

直至六十年代後期，無線電視這種免費娛樂興起，加上港人生活水平提升，追求更精緻設計的讀物，「三毫子小說」走向衰落。據目前資料所知，這十多年間出現的「三毫子小說」名目，除了《小說報》、《環球小說叢》和《環球文庫》，還有其他出版社推出的《好小說》、《ABC小說叢》、《海濱小說叢》、《時代小說叢》、《奇情小說叢》、《金牌文庫》、《星期小說文庫》、《家庭生活文庫》、《文風小說叢》、《春風小說叢》、《新小說叢》、《鴛鴦小說叢》及變種的《金像獎小說叢》等十多種。稱《金像獎小說叢》為變種，因它是以「一本小說叢價錢，三篇名作家小說」這特色作招徠，即是一本「三毫子小說」，內有三篇中、短篇小說。

至今有關「三毫子小說」的研究，仍在起步階段。一方面是由於這類通俗讀物過往沒有受到學界較大的重視，另方面也因部份「三毫子小說」，尤其較早期的，流傳量極少，要全面收集和整理分析，殊非易事。欣聞香港教育大學的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正進行相關的工作。這不但能使公眾對「三毫子小說」有較深入的認識，也讓這種曾經在香港流行一時的讀物，再次展現活力，幫助我們從更多角度，了解那些年的香港，以致鄰近地區的生活面貌。

注釋

[1] 參考香港文化資料庫轉載文章，網址：https://hongkongcultures.blogspot.com/2014/12/blog-post_15.html。但筆者向容世誠教授查詢，他表示不記得自己曾有此說。

 （《微批》2020年10月18日）（另見Linda Pun臉書2020年10月20日）

張茅：唐人嚴浩父子情

讀者看標題或許不解，在此先作一點解釋：唐人是嚴浩的父親，名嚴慶澍，著名作家，唐人是他著作《金陵春夢》所用筆名，此書後來成為八集系列，在內地擁有無數讀者。「唐人」之名紅遍大江南北，本名嚴慶澍反而鮮為人知。在香港出了一批小說作家阮朗、顏開，陶奔、江杏雨等，讀者沒想過這些作家同是一人，即嚴浩的父親嚴慶澍。

嚴慶澍兒子嚴浩，一九七三年入讀倫敦電影學院，看來他是立志進電影這一行，我曾笑語嚴慶澍，這都是「有樣學樣」的。我這位故人，出版小說約三十五部，《火燒島》《香港大亨》《贖罪》《我是一棵搖錢樹》《窄路》《她還活着》等電影劇本，拍成電影的有《華燈初上》《姐妹曲》《血染黃金》等十餘部，集作家與電影編劇於一身，而嚴浩的「電影癮」大抵受父親影響，一九七五年回香港追夢。

一部《似水流年》，電影界冒出一個叫嚴浩的名字。《似水流年》首映於一九八四年，當年中英兩國簽署聯合聲明，港人開始關注香港前途，片中的故國山河與鄉土情懷引動觀眾百感交集。嚴浩選用了顧美華、斯琴高娃及謝偉雄作主演，這對於當時的香港觀眾是陌生的，惟觀眾很受落。該電影勇奪那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佳美術指導」等多個獎項，並入選港人必看的百部影片之一。梅艷芳以緩慢滄桑的低音，情深表達對歲月的傷感，唱出的《似水流年》，至今仍流行。

嚴浩一九七六年入無綫，首次執導電視劇《北斗星》，再加盟嘉禾電影公司，執導《夜車》、《公子嬌》等，至《似水流年》，差不多十年，我從他身上看到其父親的影子。嚴慶澍在《新晚報》工作，每日尚要寫過萬字，包括刊在不同報章的小說及專欄，每小時可寫兩三千字，速度驚人，更需要一股韌力支撐；嚴浩則在電影方面已趕過父親。

嚴浩今以「食療主義」涉足醫療與健體，由電影拓展至養生領域，使我等叔輩感到意外。有一次與嚴浩喝茶，他突然神色凝重地說：「父親不是老死的，是操勞過度，他去世的時候才過一個甲子，比我現在的年齡還小。」我同感回應：「是啊，他透支太多。」兩人一時無語。嚴慶澍筆下多產，家中也是多產，他膝下兒女八個；嚴浩說過，他不一定每天能見到父親，父親出門時他還在床上，父親回家他已經睡着。嚴老寫作以補家計，七十年代寫一千字十元稿費，正常的人工作佔人生一半，放工回家匆匆休息。嚴浩說父親只是凡人，形容父親喝濃茶、吸香煙鞭策大腦細胞運作，到了午夜，剩下一半精力差不多耗盡，才坐巴士及地鐵回家。曾在嚴老身邊工作的我，都知道他三十年如一日，每年只有報社放假三天，他才有三天假期，編輯部一眾都看在眼內，報社兩位總編，我說過羅孚是有牌的老總，嚴慶澍是由「民間」封予的老總，雖說無牌，但每一位員工均以「嚴老總」稱之，沒有一人例外。

同事約嚴慶澍的飯局，必在傍晚七時以後，大家知道他每日寫完最後一篇稿的時間，一般是七點前後，上環一家潮州飯店二樓，常是首選。可以計算，他回家已是九時過後，已是嚴浩睡覺的時間。「老總，多休息啊！」這句話常在我等口中，也明白是白說。

「每次閱讀先父著作，哪怕三言兩語，總是無法忘記先父辛苦，以致字字觸目神傷。」這幾句刻骨銘心的話，寫在嚴浩去年為父親出版阮朗文集《海水的腥味》的序言中，讀來低徊不已。嚴浩抹不去父親早逝的苦澀，自那時起，除了拍片，其他時間用來鑽研醫術，探索養生，多少日子默默潛修，以致我徹悟，嚴浩的內心世界，父親永遠活着。

（《大公報》2020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