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千里微信2019年6月3日）
（金千里微信2019年6月5日）
悼林曼叔
Linda Pun
驚聞林曼叔先生昨天病逝！還有不少史事未及請教。去年茶聚,他展示了一張約攝於1962年的舊照,嘩！！年青英偉! 那年他剛逃出魔爪,來到香港。有緣在他最後歲月相識。他是廣東陸豐人。1941年出生，來港後從事寫作和編輯工作。曾任《展望》、《南北極》雜誌編輯，《觀察家》主編、《文學研究》總編輯。1978年曾在巴黎第七大學東亞研究中心進修。著有《聞一多研究》、《評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中國當代作家小傳》、《中國當代文學史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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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a Pun臉書2019年6月3日）
Linda Pun：今晚到鑽石山殯儀館送別林曼叔，他原名林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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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a Pun臉書2019年6月19日）
哀悼林曼叔兄
寒山碧
昨夜才從冰島經德國法蘭克福飛返港，航機飛行及等機（轉機）超過二十個小時，非常疲憊，睡到近中午才醒來。原本想發放冰島旅遊經歷，不料還未吃早餐（其實是午餐了）就接到金千里兄的電話，他說獲林曼叔兄家屬通知，林兄已於昨天（6月2日）病逝。我大吃一驚，5月4日林兄還來上環參加茶敘，我只覺得他稍為消瘦一點，問他是否在減肥？他還回答：是！沒有想到我旅行十餘天回來，他就仙逝了。最初我以為曼叔兄或許是患突發性心臟病，金千里兄說，據林家公子透露，是肝癌惡化。原來林兄罹患肝癌已兩三年，他一直瞞著病情不向外透露，我和金千里兄都被蒙在鼓裡。
我與曼叔兄相識於1969—1970的年間，時他任《展望》半月刊編輯，我則是《展望》的作者，大家在《展望》編輯部相遇。由於彼此年紀相若（我年長他兩三歲），大家都是偷渡仔，所以很談得來，時有往還。1973年我與他還合作編過一本《中國當代新詩選》，我曾把稿子文給「文藝書屋」東主王敬羲，可惜最終都無法出版。同年稍後時間，林曼叔、金千里、海楓（船山）與我四個偷渡仔合作擬編寫《中國當代文學大系》。我們經過研究認為，要編好這樣的大書，首先必須編寫《中國當代作家小傳》，於大家分頭去搜集資料。當這本書編好之後，我們決定自費出版，因為評估這本書是會賺錢的，議定每人先交二百元作排版費，由曼叔兄負責接洽排版事務。當時林、金、海君都交了錢，我因經濟狀況惡劣，妻哭兒啼，一時拿不出錢來，答應稍後才繳付。
可是此書排版到一半，海楓與巴黎第七大學的陳慶浩先生接觸，巴黎第七大學表示願意出版這本書，問大家願不願意賣版權？我們當然願意巴黎第七大學出版？一者不必自籌印刷費，二者巴黎第七大學出版更能提高此書的價值。於是，海豐交一份外文文件（可能是英文，也可能是法文，反正我不懂）要大家簽名。出於對朋友的信賴，大家都毫不猶豫地簽了名，且每人分得八百元港幣（是我當年兩個餘月收入），此事便告一段落。不料等到書印出來，我和金千里的名字被刪掉了，只署林曼叔、程海（料是陳慶浩筆名）、海豐三個名字，我自然很生氣，覺得被出賣了。
有一次在承印《七藝》的印刷廠，我與林曼叔不期而遇，兩人去飲茶，談起此書便鬧翻了。他說，是我自己同意簽名賣給人家的，錢也拿了，還有甚麼好說的。我說，我賣的只是版權，不是連名字也賣掉。他說，我們簽署的文件寫明是賣資料，並說，內容也曾改寫過。我說，這是欺騙，要是清楚說明把我名字刪掉，八千元我也不賣。自此兩人便鬧翻，不再往來。此事非曼叔兄逝世後我才寫，而早在1979年6月我已寫出來，並公開發表。
至於我與曼叔兄的和解，我在尚未出版的《回憶錄》裡這樣記述：「文友林曼叔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七六、七七年間）因《中國當代作家小傳》的事與之吵過一架之後，便告絕交，二十多年沒有交往。此事我曾為了答讀者問寫了一篇短文《關於〈中國當代作家小傳〉的始末》，刊於《東西方》1980年11月23期，並輯於《中國作家作品瑣談》中。
2004年秋，我競選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代表及文學組主席，一連三天都到投票場外拉票。一天，我不記得是那一天，反正是拉票那三天中的某一天，他走過來對我說，寒山碧，我是林曼叔，還認不認得？說起來依稀記得，不過大家都老了，樣貌變了，如果路上相逢我實在不敢相認。七十年代中期之後，他曾到法國讀書，後來返港做生意，曾在九龍旺角買樓，也曾到大陸開廠，不再理文學的事了，這是金千里告訴過我的。但他何時回歸文學？我卻一無所知，但我也不便問他。他卻主動告訴我，曾經發達過，後來受騙，打回原形，再應徵到《明報》當編輯，並參加了左翼的《香港作家聯會》。
他說，他支持我，還會拉三幾個朋友投我的票，我說謝謝！我有點奇怪，他既然是左翼的人何以會支持我？他解釋說，主要是因為看了我的《香港傳記文學發展史》，我雖然與他有過節，但在傳記發展史中還有兩處提到他，一處是介紹他的《聞一多研究》，另一處是介紹他在《展望》雜誌上對中國現當年作家的研究。我說，我們之間有過節是一回事，但他在中國現當代作家研究方面的成績是存在的事實，我忠於史實自然要提。他說，如果心胸狹隘的人可以當作忽略了，完全不提，我們就這樣「一笑泯恩仇」。
我當選藝發局文學組主席後，曼叔兄自然與我來往較多，此就不必多說了。近來我徵集《偷渡者的真實故事》，催他寫他的故事（曼叔兄1962年偷渡來港），他淡淡說，他很幸運，晚上從海陸豐海邊下船，翌日就到香港，不像我那樣曲折，沒甚麼好寫。原來他已罹患肝癌，有點心灰意冷。人生無常，安息吧曼叔兄，你已對香港文學作出應有的貢獻！
2019年6月3日晚
很少與曼叔兄合照。
相片一：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回顧與廿一世紀的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禮上，左二乃林曼叔。
相片二：林曼叔在會上發言。
相片三：在春節酒會上，右一乃林曼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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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碧臉書2019年6月3日）
（馬吉按：寒文提到的「海豐」，在《中國當代作家小傳》中署「海楓」。）
「硬骨頭」林曼叔
黃仲鳴
短訊驚傳林曼叔的噩耗，查詢下始知他患的是肝癌。很多朋友說很突然，問寒山碧，他說：「據云病很久了，只是隱而不言，故大家都不知。」去冬楊國雄自加回港，一眾朋友相聚北角樓頭，那時的他，仍顯精神，孰料轉眼就去了，殊堪惋惜。
林曼叔何許人也？相信很多人都不知。他逝世前的身份是香港《文學評論》總編輯。在一九六Ｏ年代，我已看了他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記憶中，當時的版本，作者還署有海楓；到二Ｏ一Ｏ年代，他將這書重排出版，卻沒了海楓這作者。其時海楓已逝很久。我不好意思問他，詢諸和他熟悉的朋友。寒山碧說：「聽說這書絕大部分是他寫的。」
一九七Ｏ年代，我在北角一出版社工作，主編《大電視》周刊。編輯部除我們外，還有徐訏的《七藝》，這是一部純文藝雜誌，負責編輯的就是林曼叔。《七藝》就只他們兩人，不似我們「人才鼎盛」，平日的編輯部，我們五、六個人喧嘩鬼叫，十分熱鬧。徐訏鮮到編輯部，出版前後來亮一下相。最多見的是林曼叔在埋頭獨幹。《七藝》出版後，我便不看好。畢竟，徐訏只是好作家，做編輯卻差了一皮。果然，好像出了兩三期，就壽終正寢了。此後，一直沒見過林曼叔。
直到一九九Ｏ年代，他和方寬烈向藝發局申請，合辦雜誌，那才和他有多些來往。一夕，我們幾個朋友和他在銅鑼灣晚膳，鄰檯是蔣女大作家和她的朋友。蔣和我較熟，聽我們眉飛色舞一輪後，她突然跑過來問我：「誰是林曼叔？」
我忙起身為他們介紹，蔣女作家臉色驟變，指着林曼叔，開口就罵，斥他亂改人家的稿件，尤其是那篇關於舒巷城的，並指着她同檯的一位女士說，她就是舒巷城太太。
場面很尷尬，我們難於置喙。蔣作家罵了一輪後，悻悻然歸座。林曼叔也訥訥的坐下。有友勸他這「毛病」應該改了，即是他這「病」一早就有了，常常改錯鬧笑話。林曼叔辯稱作者有錯，他當然要改，但當蔣作家指他將正改為錯時，他為何不辯？是是非非，我們也不深究，吃飯為先為妙。
不說不知，他這人主觀甚強，強到不合情理，他以自己的「觀念」，強加到別人的作品。至於他自己寫的，卻告訴編輯：一字不能改。他為我雜誌寫的稿，我從來便不改。免損友誼。
他以近八十歲的高齡逝去。晚年，他將舊作新著整理出版。價值最大的，是他編著的《香港魯迅研究資料匯編1927-1949》（2017），將二十二年來香港報刊有關魯迅的文字輯錄出來，厚達近五百頁，並形容這是一塊「硬骨頭」，辛辛苦苦啃下去，「上窮碧落下黃泉」，將資料匯而成冊，對研究魯迅在香港這課題，實是功德無量。
至於他主編的《香港文學大系．評論卷二》，卻不敢恭維了。
他，本身就是一塊「硬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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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2019年6月11日）
（馬吉按：查2014年9月新版《中國當代文學史稿》，版權頁中作者仍有海楓。）
（馬吉又按：《七藝》共出版了四期，見許定銘
〈徐訏的《七藝》〉。）
四十年來磨一劍──林曼叔《文學歲月》讀後感
黃仲鳴
在我書架上，林曼叔的《中國當代作家小傳》、《中國當代文學史稿（大陸部分1949-1965）》，一直靜靜的悄立着。三十多年了，再沒有見到他有什麼新著面世。當《文學歲月》送到我手上時，禁不住一陣喜悅。這位在文學圈內浮沉這麼多年的老將，終於再拿出他的成績來。
這是一部文學評論集，內中所收文章，有遠自一九七Ｏ年的，也有今年八月新鮮出爐的。四十年的心血，可以看出林曼叔的思想和心路歷程，最重要的還是，他對文學的癡戀，迄今不變。
全書分四輯。第一輯「文學觀察」，共收八篇文章。早期作品最吸引我的，不是《李白的籍貫與生地考》的考據文字，也非《太平天國與現代中國》這類思想性文章，而是《與蕭芳芳談角色的創造》。林曼叔以編輯為業，寫這篇文章卻是以記者的身分。當年，蕭芳芳在電視劇集和電影裏扮演從外國留學回來的四眼妹林亞珍，極為成功，幾至家喻戶曉。林曼叔抓住機會，和蕭芳芳暢談林亞珍這個藝術形象如何創造的問題，並從生活的真實到藝術的真實來作探討。蕭芳芳侃侃而談，極具識見。整篇訪問稿，有文學的深度，決非娛樂稿。
輯內的《關於編寫香港文學史的幾個問題》，是作者近年在一片重寫香港文學史的呼聲中，所作的深思。他對某些大陸學人所寫的香港文學史，有此灼見：這些學者的論述，所存在的問題並非只是材料的不足所造成的，更重要的是他們未能徹底拋棄一直所抱持的過時的文學觀和歷史觀，囿於政治上的偏見而影響到他們對香港文壇的觀察和論述。
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言。他又批判說：「大陸的文學史家面對香港的文學歷史發展複雜性，特別是五六十年代直到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文壇，左右對壘，各有陣營，就自然而然地對香港作家作政治上的劃分，加上標籤，也就難免有人說把香港文學史寫成一部香港左翼文學史了。」
林曼叔認為，重寫香港文學史一定要撇除個人的偏愛和政治上的偏見，從內容上、形式上、語言上來「全面地充分地佔有材料，才能為香港文學的編寫打下扎實的基礎。」這的確是高見而非泛論空談，也是從事這一志業者的座右銘。
第二輯「閱讀魯迅」，最為可觀的是魯迅作品的「當下性」那篇文章。所謂「當下性」，即是將魯迅以前所寫的、批判社會現實的投槍雜文，來映照現時社會，那黑暗面「居然還依然存在着，而且更為嚴重。」最後，林曼叔慨嘆：「要是魯迅還活著，該是何等悲哀啊！作為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又是感到多麼慚愧啊！」
林曼叔近年讀魯甚勤，心得甚多，如《關於魯迅研究的幾點淺見》、《評曹聚仁的〈魯迅評傳〉》等，都值得我們品味。
第三輯「作家背影」。所寫的作家如徐訏、徐東濱、司馬長風等，都是林曼叔曾與之交往的，亦師亦友，寫來感情充沛。
一九七九年四月，巴金率領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法國時，林曼叔適在巴黎遊學研究，於是又充當了一回記者，草成《巴金訪法散記》。文中引巴金的話說：「我不知道中國的民主在哪裏？中國從來就沒有民主，昨天沒有民主，今天沒有民主，明天恐怕還是沒有民主。」這番話如驚雷暴響！文章刊出後，巴金連忙去信林曼叔，指沒有說過這番話。在今年六月寫的本書《後記》中，林曼叔說：「可能我和我的朋友都沒聽清楚，在此更正並致歉。」「致歉」有何用？巴金已死了。但林曼叔接着說：「不過，這倒是一句真話。」歷經文革災難的巴金，鼓吹「說
真話」的巴金，在他的心裏，這是不是「真話」？
第四輯「作品評論」。林曼叔評了司馬璐的《鬥爭十八年》、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李輝英的《松花江上》、劉再復的《紅樓夢悟》、倪匡的《活埋》、寒山碧的《蜉蝣集》。從這組文章中，可窺見他的文學識見和批評眼光。
總一句，這部四十年來才磨成一劍的集子，值得我們細讀。
（《文學評論》2010年10月第十期，轉載自
《香港文學資料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