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之藩散文的語言
童元方
陳之藩曾說科學與詩很相近，科學界的研究科學，與詩人踏雪尋梅的覓句差不太多。研究科學即是全世界的人共同唱和一首詩，最好的出來了，大家就另找一個題目。在陳之藩的腦海裏，科學與詩，並沒有甚麼分別，均在覓句。用陳氏自己的話說：「科學原來像詩句一樣，字早已有之，而觀念是詩人的匠心所促成的。」這裏面只是對真的好奇與對美的欣賞。
陳之藩的散文，尤其是後期出版的四本：《一星如月》、《時空之海》、《散步》、《思與花開》亦當作如是觀。我們從他的文章裏知道他愛詩，卻遺憾自己不會作詩。他表達自己的工具有二，一是數學，一是散文。他所寫超過一百篇的科學論文，我絕大多數不可能理解，但時常看見他對着方程式寫成的文章讚歎：「這結果真是太美了。」我頓有所悟。不論他是寫科學論文，還是一般的散文，其實都是在作詩。人皆以為陳氏以科學家的身份寫散文是一令人驚訝的事，好像科學與人文互不相干。實則他是以兩種工具在覓句。
一
科學論文屬專業範疇，本可以不論，但陳先生有一篇論文居然是從一封私信的內容激發出來的。
現世所存米列娃給愛因斯坦最早的一封信，是一八九七年她在海德堡大學當旁聽生時寄到蘇黎世的。米列娃在信中告訴愛因斯坦奈卡谷的景色迷人，但那幾天總是裹在濃霧中。她甚麼都看不見，除了霧，還是霧。對這鋪天蓋地的霧，米列娃的形容是：「荒涼到無限；灰暗到無窮」。但從只有霧的世界聯想到「無限無窮」的觀念，是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米列娃所迸發出來的逼人聰慧。她說：
我認為人之無能了解無限無窮這一觀念，不能歸咎於人類頭顱結構之過於簡單。人是一定可以了解無限的，如果在他年輕正發展感知能力的時候，容許他冒險進入宇宙，而不是把他禁錮在地球上，甚至局限於窮鄉僻壤的四壁之中。如果一個人可以想像無窮的快樂究竟是多大快樂，他就會了解無限的空間究竟是多大空間─我想空間比快樂應該容易理解得多。
這段話激盪出陳先生二００二年在美國麻州劍橋所發表的一篇科學論文："Poetic and Scientific Representation of Infinity: A Wavelet Approach to the Impulse Function"大概可以譯成：「詩與科學在『無窮大』上的表現方式：以小波方法看脈衝函數」。
這是由米列娃信中的哲學思考與文學描述，所帶出來的一篇科學論文；而一般散文的語言更是反映了陳先生同時使用兩種工具作詩的特色。而在覓句的過程中，這兩種語言可以互相補足。
二
先從〈時空之海─布萊克的一幅畫〉說起。這篇文章本身也是一封信，陳氏從布萊克的畫說到他的詩，再從他的詩中摘出四句，並自譯如下：
一粒砂裏有一個世界，一朵花裏有一個天堂，
把無窮無盡握於手掌，永恆寧非是剎那時光。
這幾句詩是戴森（Freeman Dyson）最愛引的。他之所以愛引，陳先生以為並非因為詩美，而是因為戴森瞭解愛因斯坦的語言。〈廣義相對論〉只有一個式子，陳在這篇散文裏特別列出來：
Pμν-1/2gμν R=-8π GTμν
他接着說，若不用數學，而用詩句來說明愛因斯坦的時空觀，沒有比布萊克這幾句更神似的了。牛頓的時空觀以為時間是無盡的長流，空間是無限的延展。而愛氏的則是：「過去、現在及未來並無區別，只是幻象而已。」〈時空之海〉最後以陸游的兩句詩作結：
三十萬年如電掣
斷魂幽夢事茫茫
八百多年前的中國詩是不是暗合了愛因斯坦宇宙的秘密？
陳之藩也可以引惠勒（John Wheeler）的兩句話來說明廣義相對論，而這兩句話即使沒有詩的形式，卻有詩的內容：
空間作用於物質，告訴它如何運動；
物質作用於空間，告訴它如何彎曲。
陳先生曾告訴我，愛因斯坦形容他自己建立的方程式，左邊堅實如鑽石，右邊軟弱如蘆葦。由此他想到已隨風而逝的故友巴弧天。巴弧天說，「『魚戲藻』該對甚麼好呢？應該對『鼈爬沙』。因為『魚戲藻』這麼美而巧的句子只能對像『鼈爬沙』那樣又笨又拙的。」陳先生對我說，「『魚戲藻』就是廣義相對論等號左邊的鑽石，而『鼈爬沙』就是右邊的蘆葦了。」
廣義相對論從數學式子到布萊克的詩，再到惠勒的佳句；從愛因斯坦對自己方程式的形容再到巴氏戲言，陳先生逍遙而遊，從不同的方向與角度在覓句，已不是他年輕時所說最好的出來了，其他的人就罷唱，而是不斷會有新的佳句出現，他也就繼續享受覓句的過程。
三
《散步》這本散文集裏有一輯很特別，收的文章主要是有關科學的題目。除了說「黃金分割」的四篇外，一篇談資料壓縮，是為成大電機系戴顯權教授的書所作的序；一篇說費曼（ Richard Feynman） 1/243=0.004,115,226,337,448的怪數。
論「黃金分割」的那幾篇，說明由十進位來表示的 0.382與 0.618兩個數字，若以二進位來表示，會得到「對稱」的圖形。換言之，黃金分割以二進位來表示時，呈現出對稱之美，兩數之間是鏡面對稱，而一數發展開來是平移對稱。這幾篇文章發表的時候，曾引起極為熱烈的討論，而對一些質疑，陳先生又很幽默地引出列子「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的故事來自嘲。對陳先生而言，任一問題在他思考、探索的過程中，不論是古是今，是中是外，是科學，是人文他都能予取予求，自由運用。譬如講費曼那個怪數的文章卻是從何其芳的詩句開始的：
上帝既然創造了夜令人安息，
就不該再創造令人無眠的月光。
把失眠的原因從費解的數字轉為天宇的月光，給乾枯的話題立時點染出詩意。其實何其芳的原句是這樣的：
神啊，你創造黑夜是為了睡眠，
為甚麼又創造這月亮，這群星，
這飄浮在唇邊的酒一樣的空氣？
陳先生少年時欣賞其詩中意象，不知不覺記住了，但卻在無意間替人改了文字，只是這改動竟比原詩更精煉、更簡潔。
說明資料壓縮的必要，陳先生可以從今日信息的頻繁傳遞與大量堆存回溯到《史記》的寫作方式。書寫的過程是信息的傳遞，而儲存則在於「藏之名山」的竹簡。資料壓縮的方法是以精純的文字來節省竹簡的空間，而後人閱讀的工具則是古文的認識與理解，所以讀史可以視為編碼解碼的程序，而竹簡如晶片，所寫的字則是位元了。這樣貫通古今的思考方式，可以從電腦的科技發展追究到上古史的寫作，因而悟出竹簡到晶片是工具在變，而傳遞與儲存的思想其實並沒有改變太多。陳先生散文的語言縱浪大化之中，並沒有甚麼科學與人文的區別。
四
又有一次，陳之藩帶着電腦數據與圖表，特地從台南到香港來看楊振寧，為的是討論與狄拉克（Paul Dirac）的單衝函數有關的一個問題。他想到單衝函數之為工具，帶我們走向相對的量子世界，而電腦的出現，坐實了狄拉克發明的各種符號。陳先生想知道在電腦世界中，單衝函數是否還有增益的可能？
那一天是一九九九年的十二月八日。陳先生為當天與楊振寧的見面寫了一篇日記，發表時的題目就叫做〈日記一則〉。整個討論似乎應專注於單衝函數的，陳氏卻以楊先生的一句話帶過了：「單衝函數在量子力學上應用的並不多」；轉而以自己的青少年時期來反襯楊先生的，背景則是對日抗戰大時代的漫天烽火。這一篇散文帶着自傳的性質，也是第一次我看見他形容楊為「天上的彩虹，漂漂亮亮的」；而自己為「地上的溪水，曲曲折折的。」陳氏這比喻非指成就的高低，而是指彩虹環境的單純與溪水遭遇的複雜。這複雜二字是他對自己人生的感慨，蘊藏着千般未曾言說的坎坷與辛苦，但也僅止於此二字了。這篇文章是這樣結束的：
掛上電話，並未拉上窗簾，外面是萬點晶瑩；不是繁星在天，就是燈火在地。時與空已化為混沌，夢與醒漸分不開。狄拉克的圖線又襲來腦際。睡了。
從香港沙田旅館小屋這一定位，視野拉開了、拉遠了，至於無窮無盡，讓人忘卻自身。然而單衝函數的圖與線卻在萬點晶瑩中出現，撞擊小屋中人的腦袋，而他卻睡了，再也不想那個科學問題了。從開頭的單衝函數，畫了一個圓，到結尾的單衝函數，中間是兩人的一生。起伏跌宕之處，有如神來之筆。
五
陳之藩早期的散文，比如《旅美小簡》，語言華麗多姿，而情感澎湃，沛然莫之能禦。問題思考的層次分明，表達的手法漂亮，展露出陳氏在文學創作上的才華，機鋒處處。但後期的作品，尤其是《思與花開》中的文章，一如滿天的華采隱隱收攏在浩渺的煙波之中，清光凝定的氣派，令人想起「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有一篇文章，題目叫〈背誦與認識〉，如此不具特色的標題，很難想像會是甚麼樣的內容。但絕對想像不到的是，陳先生從杜牧的一首詩說到「相」（Phase）的物理意義，竟是一個認知上的大問題。這首詩是大家從小即琅琅上口的：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如此眾所周知的一首詩，又有人不明白季節既曰清明，又怎麼會雨紛紛呢？多年後有香港中文大學電子系的學生聽了楊振寧的演講，說楊所講的「相」他會算，但是不懂，求教於老師。陳則想出來用這首詩去解釋「相」：
本該天氣清而明的，卻雨紛紛了；也就是下一個節氣的「穀雨」超前到了。在中國的醫學或科學上，不論超前（Phase lead）或落後（Phase lag）都是時令不正，會有災變發生。該冷時不冷，該熱時不熱，生物不能適應，植物可能枯死，動物可能鬧起瘟疫來。而我們控制學上常以改換「相」為利器來糾正系統以利正常運行。……
所謂「認識」，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對一首詩作多層次的解釋，已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為詮釋物理的「相」，而聯想到用詩來解，其覓句方式的神奇，更是天外飛來。
又如〈奇蹟年的聯想〉，陳先生以一九０五愛因斯坦的奇蹟年來對比一六六六牛頓的奇蹟年。一九０五年的奇蹟是愛因斯坦開天闢地的三篇大作：布朗運動，狹義相對論與光的量子假說。而一六六六年的奇蹟則是微積分的發明與萬有引力思想的形成。從二人奇蹟般的成就，陳先生說到二人的謙遜，牛頓說自己站在巨人肩上，而愛因斯坦更是絕不居功。陳先生總括二人的貢獻，竟想起荀子〈勸學篇〉上的句子：
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
上句指牛頓，而下句指愛因斯坦。陳先生的思考方式跨越時空，自在飛翔。不論今古，不計東西，為他散文的園圃開出奇葩與異卉。
六
陳先生自己絕對不寫傳記。他以為傳主作傳，選擇事件本身已放大或縮小了事件在人生中的比重，尤其自傳是為自己作辯護的，觀點既有所偏，何來真相？但他卻非常喜歡看傳記，尤其是西方人的傳記。也許因為中國人有一「諛墓」的文化，而西人有一「懺悔錄」的傳統，許多自傳、傳記、回憶錄乃多少還原了一些文字背後的事實。所以他特別喜歡看西人的傳記。
也許因為愛讀傳記，陳之藩的散文中有一類是關乎科學家的。比如他寫科學家的成就，也寫他們的苦悶；寫他們的貢獻，也寫科學發展在文明演進上對人類的衝擊。這衝擊的結果不一定是正面的，但你也無法阻止其發展的速度與所帶來的能量。陳氏曾引京戲名武生李萬春的話說：「戲者，細也」。亦即在細節之中才見戲。陳先生看科學家的傳記，每能從細節中認識其人，而自己寫科學家的故事，也每能以小見大。比如牛頓在三一學院時代的筆記，反映出他的胸襟狹隘，但也透露出他清教徒式的自我鞭笞。
看泰勒（Edward Teller）的回憶錄，書前的獻詞，獻給來自匈牙利，後來歸化為美籍的四位朋友。他們全是大科學家：房卡門（Theodore von Karman）、西拉德（Leo Szilard）、維格納（Eugene Wigner）、馮紐曼（John von Neumann）。房卡門是錢學森的老師，航天專家。馮紐曼是歐本海默在原子能委員會遭拒後，遞補主任一職的計算機大家。愛因斯坦寫給羅斯福總統要求研製原子彈的那封著名的信，是西拉德與維格納出的主意，而由西拉德與愛因斯坦共同起草的。這本回憶錄在二００五年出版時，泰勒的四位故人都已不在人間。陳先生認為垂垂老矣的泰勒獻此書予四位逝世的朋友，「不只是以他們的科學成就為榮，而且以他們的政治立場為傲。」即以在全美瀰漫着靠左的氣氛中，他們反共，預示並呼應了日後匈牙利革命的怒潮。這一部傳記不啻是泰勒的，也是那四位科學家的，正如書的副題所示：一部廿世紀科學與政治的日記。
回憶錄呈現了泰勒的政治立場，而泰勒是楊振寧的論文指導教授，楊的尊師重道從他對吳大猷、王竹溪的態度上看得出來，但因親近費米、歐本海默而避談泰勒，在在反映了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在學術承傳上的影響。陳先生的〈三山五嶽〉從一個特別的視角為楊振寧的人生做一小注，而這小注的大背景──二戰的風雲與炮聲正是泰勒的回憶錄所見證的大時代。是在陳先生的文章裏，這些大科學家從書本中靜態的知識跳躍而出，還原成活生生的人。三、四十年代的中國留學生，除了楊振寧以外，亦多有與他們直接互動者。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世界地圖因這些留學生的去留而整個動了起來。李白、杜甫雖是千多年前的古人，我因為讀詩而與他們熟稔，彷彿朋友似的；然而這些科學家雖是近人，我卻是生平第一次對他們有感覺。
在《劍河倒影》中，陳先生介紹開溫第士實驗室，知道第四任主持實驗室的教授是分裂原子的盧瑟福（Ernest Rutherford）。但直到〈潮頭上的浪花），說到李國鼎與張文裕在三十年代去劍橋師從盧瑟福，才由李國鼎帶出盧瑟福與卡比查（Pyotr Kapitsa）之間牽涉英蘇兩國的傳奇了。
陳健邦在二０一０年台灣台南的成功大學舉辦的「陳之藩教授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口頭發表了「科學家的人間情懷：歷史、傳統、風格的思索」。他提到陳先生的散文有公案的特色，機鋒處處，反襯出作者跳躍性的思考。他以一個四十年讀者的身份，強調出版陳之藩散文集插圖本與註釋本的必要，因為陳氏散文豐富的內容加上跳躍性的思考，對現今的讀者而言，所有陳先生認為「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其實大家都不知道。他現場舉一例，即是卡比查。卡比查是誰？與盧瑟福的關係為何？都不清楚。換句話說，陳之藩認為可能使行文累贅的部份，即陳健邦以為註釋本應該補上的部份。由跳躍式的思考所形成的跳躍式的語言，是陳之藩散文的另一特點。
我們再來看錢德拉塞卡（S. Chandrasekhar），這也是陳健邦在研討會上舉出的例子。不過點到即止，沒有深究。《思與花開》裏〈難堪的挫折〉和〈求真與求美〉兩篇是從李政道對白矮星的研究，直接切入錢德拉塞卡的故事的。
李政道一九五０年的博士論文在天文學方面，寫的是白矮星，所以他先到白矮星理論的創建人錢德拉塞卡工作的天文台與其共事過幾個月。錢德拉塞卡一九八三年獲得諾貝爾獎。得獎原因據陳先生說是他半世紀前對恆星的研究，主要內容是對白矮星的結構和變化的精確預言。是一九三五年年初在英國皇家天文學會的大會上發表的。就在他宣讀論文之後，當時最炙手可熱的天文學大師愛丁頓反駁了他的觀點，且立時把他的論文當眾撕成兩半。這篇論文實是黑洞的萌芽，經此震天撼地的一撕，不只黑洞的研究停頓多年，而錢氏遭此公然侮蔑，在英國再也無法立足，只有橫跨大西洋落腳美國。然而他不但忍受了屈辱，而且理解愛丁頓的火氣是來自他自己根深柢固的成見，而未予以反擊。
這兩篇散文均寫得清楚，卻不易明白，因為所牽涉的背景知識太複雜。陳健邦所謂的跳躍式的語言，至少有部份理由可能是讀者追不上陳先生在知識上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註釋本的出版似乎有其必要。
七
在《散步》一書關乎科學家的文章中，有一組陳氏環繞着楊振寧與李政道而寫。楊、李二人不能不說是中國近代科學史上出類拔萃的人物。而他們早年的相知與日後的絕裂也幾乎成了公眾的話題。可能當時中港台為慶祝楊氏八十大壽，一口氣出了許多楊振寧的傳記，內容類似，只是篇幅不同，繁簡有異而已。既為統一口徑，又何必勞師動眾，浪費讀者的時間？而楊李之間的瓜葛，不論誰是誰非，均屬片面之詞。陳之藩對此千人一面的寫作現象，甚感無味。
陳之藩既博覽群書，從各種傳記材料中於不疑處有疑，一些原屬朦朧的影子遂逐漸清晰地浮現出來。於是陳氏自己提起筆來。在比興之外，以賦體描摹這些人生片斷。而在細節的表達之上總有一綜合性的看法，陳先生特別喜歡用詩來概括。
〈橫看成嶺〉宏觀楊氏出生的一九二二年「世界大事」的橫切面，也就是楊氏成長的語境。陳先生在敍述與科學家有關的歷史事實時條分縷析，清楚明白；但最後仍舊以東坡的兩首名詩做結以表明自己的立場。
一為〈題西林寺壁〉：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以此總結他所描述的橫切面；一為〈廬山煙雨〉：
廬山煙雨浙江潮，不至平生恨不消；
既至到來無一事，廬山煙雨浙江潮。
以此綜論中國人在科學史上的進展太慢，相對論的立說與規範場的立論還沒有人用人文的語言作較佳的詮釋。我們發現欲表達綜合的概念，陳氏屢屢用詩。與數學相比，詩的語言似乎不夠精確，然而以其比喻的性質反而更加貼近作者想要表達的真義。
再看〈側看成峯〉，陳先生對此一詞語所下的定義是：「觀察一事在時間中的發展，或者一人從昔至今的行藏。」全文起於莎士比亞戲劇《如願》（ As you Like it）開頭的一場獨白，也就是從搖籃到墳墓的人生七幕。這是莎翁的戲裏非常有名的一段台詞，但以七個階段中第五段的「法官」時期來解釋自己的立場則是陳先生的天才所在：
然後是法官，腆着便便的大腹，
凜然的眼，整飾的鬚，滿口犀利的大言與堂皇的談吐。
這一段所顯示的不是陳先生的藉口，而是他的謙虛。無人有資格評論他人，因為信息不足，批評即成妄斷。陳先生的本意是：楊李事件，只是他「一時一地一人的側看」，是比較誠實而客觀的探索，但不敢自認所見即真相。最後他用《三國演義》的兩個回目來總結楊李事件，第一回是「宴桃園豪傑結義」，臨近結尾的一百一十八回是「入西川二氏爭功」，以從結義到爭功來反襯從合作到分手的不幸，同時照應了天下事合久必分的道理。
這篇文章作於二００三年七月，秋天陳氏因收到李政道的打字書《宇稱不守恆發現之爭論解謎》，又從李方的角度看此爭論。陳先生認為李視一九五五年他與楊的〈宇稱不守恆〉論文為楊和密爾斯一九五四年〈同位旋守恆和同位旋規範不變性〉論文的「改正」（correction），而李自己的解釋卻是「延伸」（extension），究竟是改正，還是延伸呢？這兩人的解釋差距太大了。原來的科學問題，經過五十多年的爭論，已成歷史問題。這一個楊振寧常費口舌而李政道也有三百頁的自我辯護，陳先生一如往日以一言而蔽之，即王夫之所愛引的《正蒙．太和》中的名句：「兩不立，則一不可見」。此中有惋惜，也有遺憾。這類文章既不是單獨的科學，也不是單獨的人文。反而在司諾（C.P. Snow）所說的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之外，指出了第三條路，也就是歷史。
陳先生自己不寫傳記，也不願別人寫他。這固然有些極端，但看賈桂琳、蔣夫人、童冠賢的例子，他們顯示自己至死維護沉默的自由，倒是值得人尊敬。除了抄襲與剽竊的不計，由傳主授權的傳記也不知有多少。我有時覺得傳記作者在採訪傳主之後，往往不識剪裁、不作分析，而把傳主之言直接寫進傳裏。如此，傳記就成了長篇墓誌，而傳記作者也就成了傳主的傳聲筒了。〈雕不出來〉用雕刻一事作比喻，正是曲線表達了此意。
這篇散文的語言最精彩之處，在於用四座雕像來表示四位頂天立地的大人物：舊金山的孫中山、費城的印刷小工富蘭克林；美國麻州塞倫的霍桑，以及華爾騰湖畔的梭羅。不論大小，都雕出了或謙抑、或神氣的內在精神。熊秉明也想為楊振寧雕一座像，把二人自小在清華園一起長大的感情全雕進去，但熊直到去世，也未能把楊的像雕出來。陳先生說：「豈止雕刻如此，科學也如此，最珍貴的也許均不可求」。所以陳之藩繼之又說，「有些像雕不出來，也許不是壞事；有些傳寫不出來，也許也不是壞事」。不意四年之後，有一位南京的雕刻師為楊雕了一座像，放置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園中，面對着人來人往的百萬大道。楊說〈雕不出來〉可以有後記了，意思是像終於雕出來了。是嗎？就算雕得出來，當然絕對不會是熊秉明的作品。
八
〈疇人的寂寞〉寫陳省身，不談他的數學，而談他的詩。最早在中學時發表過兩首白話詩，時間是五四運動後七年，可以見到五四在中國文學傳承上的衝擊與影響是多麼大。陳之藩引其中一首〈紙鳶〉，我這裏先抄一段：
紙鳶啊紙鳶！
我羡你高舉空中；
可是你為甚麼東吹西蕩的不自在？
莫非是上受微風的吹動，
下受麻線的牽扯，
所以不能干青雲而直上，
向平陽而落下。……
陳先生以為少年陳省身有作詩的興趣，也有詩的內容，但文字上表達不出感情，所以不是很好的詩，自然更談不上藝術了。陳先生說得客氣，〈紙鳶〉作於一九二六年，雖說剛剛脫離舊時代，但語言實已蒼白貧乏若此。
讀這首詩，自然想起曹雪芹為寶釵所作的一闋詞，李紈評為第一的：
臨江仙 詠柳絮
白玉堂前風解舞，東風捲得均勻；
蜂圍蝶陣亂紛紛，幾曾隨逝水，豈必委芳塵；
萬縷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
韶華休笑本無根，
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
陳省身追求獨立與自主，直想逃離束縛，寶釵則不免於世故與俗氣。但就語言而言，一闋舊詞有白話的明白曉暢，一首新詩卻失去了舊體的精鍊優雅。
不知是否有所覺悟，還是受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風靡全世界華人的毛澤東詩詞影響，陳省身後來改作舊詩。陳之藩引了半首：
牛刀小試呈初篇，垂老方知學問難；
四十一年讀舊作，荷花時節傳新知。
頷聯兩句顯然套的是毛詩，但陳先生不屑提起，只說是近人：
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讀華章。
看來陳省身的舊詩也因為不曾受過訓練，而不能掌握其語言。現代的數學家，即古代的疇人。疇人的語言自然是數學了。陳先生卻說平常人不大懂數學這種語言，所以疇人求音，還是要寄情於文字。陳省身的情況是借助於詩，又因不曾學會詩的語言，難以表達，所以寂寞。
九
香港的朗文出版社，曾在某年的中學教科書裏請陳先生寫一篇短文介紹黃金分割，並在同期的語文教科書裏選用了《旅美小簡》中的兩篇散文。靈活運用兩種文字，是一種特殊的才能，而陳先生優為之。不久朗文又請陳寫一篇短文，以說明何謂說理文字。
這樣的文章本已難寫，要求篇幅短小而至於精悍，字數經濟而意到筆隨，就更難了。尤其想說的理，不是普通做人的道理，更不是平時生活中會遇到的事理。但陳之藩卻從觀察日常現象起筆，態度是科學的，文字卻是詩。這與我們一般的認知也有所不同：好像詩這樣濃縮精審的文字只宜用來談情，說理還是用大白話罷。
可是一如我歷來所強調的，陳之藩可以掌握數學與文字兩種語言，特別是詩。科學與人文在他的思考中，並不是分開的兩回事，而是一件事。就算是說理文字，陳先生的詩意也會在樸素的鋪陳中，開出清麗的小花來。
就這一篇〈說理文字〉而言，對象是中學生。陳先生顧及讀者，開筆說到科學的觀察，引的是老嫗都識的白居易的詩與素喜用詩說理的理學家朱熹的詩。由此逐漸引入一個說理的大問題，所舉之例更是有使天雨粟、鬼夜哭那樣大力量的相對論。所謂說理，是針對普通人的。愛因斯坦的聰明在他出盡法寶，為不同的人解說相對論，不論程度深淺，內行外行，總無法說得到家，最後得由哲學家羅素來說，才傳達出相對論的真義。
陳之藩不以中學生年少而敷衍，反用普通人的語言來解釋羅素對相對論的看法。即：「如要瞭解相對論，就是要拋卻這些『摸不着的東西就認為不實在』的觀念。」
其中有後生可畏的期許，顯出先行者的風範。陳以羅素的看法是解釋特殊相對論的，故再以火車的平行軌道為例，來說明廣義相對論：
我們知道火車的鐵軌是平行的，永不相交，那是從「摸」的觀念所引伸的；但如用「看」的觀念來說，兩條鐵軌在遠方是相交的。也就由此引出非歐幾何與歐氏幾何的不同來了。往日的成見，我們從歐氏幾何所學的，於是因而消除了。
羅素的說明，陳之藩認為最重要的是破除自我的成見。我讀了真是震撼不已。破除成見是多難的事。比起來，學問上是否有所增益反而不是最重要的。這樣我們理解愛丁頓的火爆，雖然不無遺憾，同時更佩服錢德拉塞卡的謙遜與堅持。
陳之藩後期的散文，其純淨澄明一如朱熹的詩句，不假外求，不須尋覓；而兩種工具交錯使用，其水乳交融，已臻化境，又如水天一色涵泳在鑑開的半畝方塘。
（蘋果日報二０一二年
四月八日、
十五日）
被友儕戲稱為「劉慢」的劉芃如，是一九四○年代四川大學外文系的翹楚，周煦良的得意門生。一九四六年獲獎學金入讀倫敦大學研究英國文學，專攻莎士比亞。一九四九年回國途經香港，受邀加入《大公報》任國際版編輯，後轉任英文月刊《東方地平線》主編。一九六二年，劉芃如受邀前赴埃及參加國慶活動，不幸飛機失事，英年早逝！劉芃如天才橫溢，能以中英文寫作，以筆名「葉上詩」寫影評，用「洪膺」寫抒情散文，而寫得最多的，則是與歐美文學、藝術有關的隨筆。劉芃如寫的文章不少，但結集的單行本，我只見過他與阮朗、李林風、夏炎冰、夏果和葉靈鳳六人合著的《新雨集》（香港上海書局，一九六一）和如今大家見到的《書、畫、人物》（香港集文出版社，一九五五）。
被友儕戲稱為「劉慢」的劉芃如，是一九四○年代四川大學外文系的翹楚，周煦良的得意門生。一九四六年獲獎學金入讀倫敦大學研究英國文學，專攻莎士比亞。一九四九年回國途經香港，受邀加入《大公報》任國際版編輯，後轉任英文月刊《東方地平線》主編。一九六二年，劉芃如受邀前赴埃及參加國慶活動，不幸飛機失事，英年早逝！劉芃如天才橫溢，能以中英文寫作，以筆名「葉上詩」寫影評，用「洪膺」寫抒情散文，而寫得最多的，則是與歐美文學、藝術有關的隨筆。劉芃如寫的文章不少，但結集的單行本，我只見過他與阮朗、李林風、夏炎冰、夏果和葉靈鳳六人合著的《新雨集》（香港上海書局，一九六一）和如今大家見到的《書、畫、人物》（香港集文出版社，一九五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