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字路

我的文字路
林燕妮

第一步：赤子之心

《懶洋洋的下午》是我第一本散文結集。那時戇戇的，完全沒想過出書。一天，一位先生打電話來，說要替我出書，什麼條件都沒說，我欣然答應了，那位先生是王敬羲。我記得他也是作者，還記得他在報紙上發表過小說。我背得出來的只有一句：「她正在用沙埋一個人。」我覺得很有趣。那是一雙男女在沙灘上的場景，不是謀殺。

答應了讓他出書之後，我便什麼都不管了。其他作者紛紛告訴我：「王敬羲從來不付版稅的，沒有一個讓他出書的作者收到一角錢。」我聽了不太在乎，覺得有人把我的一篇篇從《明報》專欄剪下來的散稿釘成一本書，已經很滿意了。

忽然有一天，我發覺滿街都是自己的側臉大頭相變成書的封面，那照片是水禾田拍的，書名就叫做《懶洋洋的下午》。那時沒有海底隧道，港、九的天星小輪外邊都有報攤，行人必見。我的書還平放的。他發行的本領真大，那麼的鋪天蓋地，除了書局，還有無數報攤，他令我一書而紅。

王敬羲倒給我版稅，第一版是六千元，一九七四年的六千元有如現在的六萬元了，天星小輪過海收費在一九七Ｏ年代只是兩角錢。

跟着他着我出版了《粉紅色的枕頭》，第一和第二集，亦十分 暢銷。我打電話去淘氣：「如果你不給我版稅我叫爛仔打你。」王先生顯然很不高興：「怎麼你那麼斯文的人竟然說出這種話來？」版稅他給我的，一眾作者咄咄稱奇：「你是他第一個肯付版稅的作者。」

之後我跟他一直維持良好關係，「博益」再度出版那三本書他也沒說什麼。最後見到他竟然在廣州，穿的是無袖衣服。忽然背後有兩隻手，把我的肩膀從上到下掃了一下：「你是那麼白滑。」原來是王先生。那不算偷色，他從來沒碰過我一下，也許他見我二十年樣子不變，很驚喜吧。

其間亦有戴天等前輩才子替我出版了《小屋集》，裏面有很多我喜歡的文章，都是在《明報周刊》和岑崑南所辦的《新周刊》和《香港青年周報》刊登過的，現在已散佚絕版了，連我自己都沒有一本。版稅當然有的。

早期的文章都是一片赤子之心，也許就是這一樣令讀者喜愛吧。那時在《明報》寫怪論的三蘇叔叔對我說：「你的文章看上去溫柔，其實你天天都在罵人。」是啊，有什麼不平事我看不過眼，便有感而發了。

那時對學生時代的每一個愛人，仍留着濃濃心綿綿意。我是這麼的一個女子，愛過我的人都不枉此生，文中的思憶自動會流瀉出來的。一篇文章中的「你」，可能是三個人。幸而我的丈夫不看中文報刊的，不然我可寫不成了。

「博益」成立後，在一九八Ｏ年代雄霸市場，剛好我在《明周》寫的短篇小說已經寫了百幾個，那便挑選出來，出版了《痴》和《盟》，那兩本書亦大賣大紅。

《緣》是當時《明報》老總雷坡「智激林燕妮」弄出來的。我記得在一個星期三，坡叔苦惱地說：「那個翻譯日本小說的作者失了踪，那我空白了一整版怎麼辦？林燕妮，你寫個四千字短篇小說替我填充那一版吧。」

我問坡叔：「什麼時候要交稿？」坡叔說：「星期四。」星期四豈不是明天？「你能交稿嗎？」我連忙說：「能，明天晚上交吧。」其實周刊怎會空白一版，可以放上去的照片和文字多着，正因我夠傻和有「勇救老總」的精神，第一個短篇小說便順產了。

之後就每週都要交一個故事，幸好我滿腦子故事，那便寫了兩年。坡叔知道我的性格才兵行險着。他寫過：「編輯對作者是長線投資。」（大意）。他讓我寫了一輪專欄，摸清楚了作者的潛力才叫我寫短篇小說的。

之後，他叫我寫長篇小說，那就是《緣》。我的初期小說名字都只有一個字的，如《痴》、《盟》、《緣》。編輯要我先交小說名字，好讓美術部作版頭設計，那末我便隨口說一個字，那些寫什麼都可以的單字為書名，其實我連自己打算寫什麼都不知道。（待續）

（文理才女林燕妮二Ｏ一一年七月九日）

此情可待成追憶

給編輯丟下一個「緣」字，那便要寫我的第一個長篇小說了。《緣》也成為我的長篇小說中讀者最愛之一。應該是的，他是我此生最愛的人之一。我的小說，好像每個都是為一個人而寫的，沒有那種情懷，長、短小說都寫得不動人。

一個下午，神思悠悠，他已經不在這世界了，臨終之前，他會不會留下一點什麼給我？曾在夢境中，有一滴很大的眼淚，背景是青綠色的，那一大滴眼淚，讓一根青草給珍重地縛起來了。是他嗎？書中他叫什麼名字？恰巧書桌上有一張律師樓的名片：Fairbank and Kwok，那我便把他的名字叫做范賦。

既然有一大滴眼淚，亦有律師樓，我便替男主角作了一紙遺書，其中有一部分，是交託一個叫做沈休文的年輕律師在五年後才拆閱的。五年後，沈休文把密件打開了。范賦請他把一首詩的頭兩句刊在報上，有四個人都知道下兩句是什麼的。他列了四個名字出來，要求沈休文分別把人請到律師樓去。

兩句詩刊出來了，但只有三個女子出現。第四個不但久久沒有出現，單看姓名，還不曉得那個神秘人到底是男還是女。

第一期交到編輯手中，編輯嚇了一跳：「你把男主角一開始便弄死了，那以後怎麼接下去？」我說：「不用擔心。」

時光交替對我來說完全沒問題，不曉得為什麼人們認為有問題。那只不過是將每件事搬前搬後而已，那是我很擅長的。還沒寫過便認為自己擅長？是的。當我們回憶時，也是前後不分的，想起哪時便是哪時。我自小便愛幻想，只要有那種情懷，時空轉換沒有難度，亦不會讓讀者混亂。

《緣》是因他而起的，那本書是為他而寫的，他沒有留下什麼給我，只留下一段淒涼。那段淒涼在作者筆下變成一個與他無關的故事，范賦的性格亦不像他的性格。寫作是很奇妙的一回事，把定睛凝視着的萬花筒一轉，便成為另一個形象，只有作者知道本來是什麼樣子的，那是移情作用。

男主角范賦終年只有二十八歲，當時自己年輕，二十八歲已是大半生了。要是再長了些年紀才寫，男主角終年可能是三十八歲。再長了些年紀，便根本不會寫范賦這個人了。所以，不要等，情懷到時便馬上寫，沒有什麼準備好不準備好的。如果你在初學的滑雪小坡上滑雪，老想着等你準備好時才上大雪坡，結果你便永遠停留在初學坡上。

當時要上班的，記得每逢星期五便要交四千字稿，那我便每個星期四晚上十時動筆，永不會早一天的。總是情懷衝上胸臆時才寫，也許是死線到了情懷才願意衝上來吧。

寫時男朋友在屋子裏的，執筆時我已投入了另一個世界，與四周隔絕了。然而有淚仍不能夠在他面前滴下來，有笑也不能夠在他面前笑，完全不願意讓他覺察自己內心的苦與樂。那是我的私人天地，誰也不許進來。

原稿我也不肯給人看的，第一個看到的就是《明周》的植字員。刊登了當然誰都看見了，但我仍是害羞得不喜歡讓任何人先看一遍，遑論互相討論了。

情之所至，有什麼可討論的？邏輯亦不需要考慮通不通，我永遠不會有邏輯問題。唸理科的人早已習慣邏輯是怎麼的一回事。我只會告訴你，邏輯學是一科悶死人的課程。

《緣》是一個男子跟四個女子的愛，一切來得很自然，沒有人投訴他多心。一路寫下去，愈寫愈喜歡寫。什麼時候完？要登多少期？我不知道。下一期寫什麼？我也不知道。創作不需要預先知道。

朋友問我有沒有大綱，我說沒有的，先設定個大綱然後跟着寫，有如自設樊籠，礙手礙腳。即使二、三十萬字的小說，我都沒有大綱的，我的心便是大綱。
又是一個星期四之夜，寫好四千字了，但看上去不好，那我便把稿子撕得粉碎，保證自己黏不回。翌日我告訴編輯我把稿子撕得屍骨無存了，編輯不曉得怎麼辦，我也不曉得怎麼辦。（待續）

（文理才女林燕妮二Ｏ一一年七月三十日）

作者需要中毒

星期五沒有稿便脫稿了，編輯沒好氣地說：「寫得不好也不要把稿撕掉啊，你可以在出書時才改寫的。」那是我最不喜歡做的事，我是個下筆不回頭的，結果害得《明周》那期長篇小說脫稿。

之後，一直寫得入心入肺，一期也沒脫稿，飛到天涯海角都沒脫稿。我寫他也不是寫他，唯一的真述，便是我把他最愛吃的那一碟菜寫進去了。我想他陪伴着我，跟從前一樣，寫，就是他陪着我的時候了。
我的終身職業是愛情，其他創業啊、得獎啊只是副業。沒有工作是做不到的，可是愛情、命運和雙方的際遇都會讓兩個人愛不到盡頭。我在愛他的時候也很害怕愛到了盡頭，到了盡頭他還會天上人間情一諾嗎？

在書中我派給了他四個女子，其中兩個可能有點像我，其他兩個完全不像我，但我要她們四個對他的思憶。很多書評人說：「作者的第一本小說多半是他們的自傳。」看小仲馬的《茶花女》，那簡直是他自己的投影。一個青年人，愛上了風華絕代的高級交際花。她有肺癆的，一眾富家公子只愛她的美艷風情，只有一個並不富有的青年人關心她的健康。

小仲馬是法國人，我看的不是法文原本，而是英文譯本。說她是「茶花女」，只因他常常看到她的華麗馬車停在香榭麗舍大道的花檔，買一束茶花。

那是我剛到了美國唸書所看的第一本小說。記得一開頭，男主角便到墳場把她的屍骨起出來。他最後見到她時她已病體支離，紅顏不再，所有富爺公子都不找這個肺癆頻死的交際花了。他去找她，她不知道連傢俬都讓債主們抬走了。她臉色已青灰（ Margaret was livid）。我記得這一句。他跟她做愛，他要在她死前知道他是如何的愛她，他和她的生死要交纏在一起。

我不是因為看了小仲馬的《茶花女》而寫《緣》，只是此刻邊寫邊想，他寫了一本他深愛的女子的書，很多年後，他連看一下她的骸骨也是好的。那是小仲馬的自道。寫《緣》，又有多少不思量，自難忘啊？那位書評家的話原來是對的。

人，總是十多歲時的愛比以後的濃，比以後的都淒美，抱着這份愛，是十根手指讓施以拔甲酷刑都死命抓着的。雖然在現實中，我抱着的是一片虛無。

沒有愛情我便寫不出小說來了，這正是我現在的感覺。雖然一些舊日愛人仍在，但都已經變成好朋友了。這種關係轉移，是愉悅的，但卻沒有什麼可寫的。人失散了多年，夢魂縈繞，一旦重逢了，就沒有刺心的思念了。那些男子的存在，對我仍有很大影響的，我生病，他們焦慮不已，找不着我，便發電郵給我的秘書，直等到我給他們一幀近照才安心。

人家都有家庭了，每一個的妻子都比我好多了。有時我想：我不是做妻子的材料。所以，寫夫妻之愛，我是有困難的。寫過一個長篇，丈夫結果也是出家而去。寫得最滿意那部分，就是他出家那部分。
為了寫書評，前暨南大學教授費勇，在兩個月內看遍了我的小說，他奇怪怎麼我一字都沒反映過跟我在一起最長久的男人。他不提起我倒沒想過，沒想過就是沒想過了。那一段轟動全城的戀愛，落得個灰頭灰臉。

作者有時是不由自主的，心動什麼，什麼就會從筆尖裏溢出來。一些硬思量，已失憶的人和事，不出來就是不出來，這個我自己也無法了解，而了解，是任何作者的毒藥。中了毒人會求生，有了解藥便沒事人一個，那有什麼好寫的？（待續）

（文理才女林燕妮二Ｏ一一年八月九日）

相互擦光芒

不喜歡「我手寫我心」這句話，沒一個作者是我手寫我心的，那豈不是讀之無味，一杯清水看到底嗎？其中有個發酵過程的，有時醞釀得很快，有時醞釀得很久。有時同一個人的醞釀期會有好幾個階段的，那末寫出來便變了三個人了，有如米、麥都會發酵成不同的酒一樣。

人不是一個平面，人是一個多面體，而且是隨着自己的經歷和那些經歷對他有什麼影響而不斷在變的。唯一不會變的是他的自性，好人生出來便是好人，壞人生出來便是壞人，人性不但多面，而且是多層的。

比方我們跟港大微生物學系籌款，美國母校柏克萊同學匯過來的款項，有些不叫也捐，有些不捐，其中包括了誰？那便是我從前的男朋友！我那封電郵只是告訴他們我近來在做些什麼，完全沒呼籲捐款的，他們的捐與不捐，來自他們的自性，這個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的。我的那個只顧嚷着相片很好看，其他的文字他完全不入眼。這是三個因由，一是他見到我的照片便樂極忘形；二是他本人並不闊綽；三是他的語意學甚差。

我喜歡寫長篇小說，正因我可以把見過觸摸過感受過的人和事一一放進去。他們不是我的樣板，但是我寫作的繆司，muse。

沒有靈感這回事的，只有靈機一觸的感想，才會提筆疾書。誰都知道我的人生經歷不尋常，不過我不會我手寫我心那麼魯莽，寫得快不等於不思量。至於寫什麼，便得看當時的情緒了。

我是先寫短篇小說，《明周》才讓我寫長篇小說的。但也只是《緣》一本而已，之後他們便沒地盤給我寫長篇小說了。頭兩本短篇小說《痴》和《盟》大賣，《緣》亦在銷量好之餘眾口交譽，為什麼以後兩樣都不讓我寫我便不曉得了，亦懶得去問了。報社、出版社總有很多政治角力的，為什麼不要我？當時真的沒想過，在寫這稿時才一時想起。

那時什麼也沒想過，反正稿約不斷，有編輯問我：「有哪家報紙會拒絕你的稿的？」那倒沒有，東家不打打西家，我不是個疑心很大的人，也就不管算了。讀者問我為什麼不寫小說了？這個真不好答，我自己都不明白為什麼。

不過《明報》和《東方》都讓我一版寫散文，一版寫小說，再加上那時特大號的周報很多，我也寫了很多稿，一直走着的都是直上青雲路。我和我當時的男朋友很有互相激發的作用，他在那時期所填的詞是最好的，這個歸功於我。他有學問有天分有人緣，只是有一個大缺點，他能去掉便能成大師了。

那缺點便是老套，老是時光倒流二十年似的，用字亦不登大雅之堂。我說你這個港大中文系畢業生，有什麼字你不會寫的？偏偏用最「娘」和最俗氣的字？也算他頓悟，從《問我》開始，他便脫胎換骨了。故此他每在深更人靜填好歌詞後給我看看合格否。我不懂得填詞，但他知道我是個潮人，而且在西方受教育，眼光會開敞些。其實我只有大方向，很少有什麼小意見，只是他信任我而已。

我的散文和小說也是在兩塊火石互擦之下，變得手到拿來放光芒的。他卻沒心機寫小說，有一回我得去外國辦事，請他代我一期小說。回來一看，難看死了。他苦着臉說：「很辛苦啊，五行字便寫不下去了，你們這些小說怎麼有那麼多東西寫出來？」他習慣填詞，歌詞短，小說那麼長，寫得他叫苦連天。

這段互相激勵的日子，就是我們相識以來最美麗的日子。之後，費教授記之後了，反正都記憶模糊了。黃教授奇怪我所有文章小說都沒提及他，我並不奇怪，他在我腦海中一夜之間清洗了，這一篇算是提得最多的了。（待續）

（文理才女林燕妮二Ｏ一一年八月十三日）

我寫書時書寫我

一個男人愛四個女人，一個女人愛兩個男人，在出自我手的小說中，讀者完全不反對。這讓大家知道，只要你寫得真，讀者一定接受的。寫作，哪兒有絕對的道德標準？只要來得自然到非發生不可，讀者及書評人都會覺得是情理之內，意料之外的。

情之所至，心為誰開？我並沒特意編排過《為我而生》的女主角主動地讓第二男主角上她的床，可以說得是他們兩個都想這樣子的。不用我操心，他們自己已經做了。張敏儀戲謔道：「《為我而生》每一頁都是床。」我說：「是你專門挑那些頁看而已。」

那本厚厚的小說是我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學生逃亡，「六四」屠城之後開始寫的，那時我很激動，小說也以學運為遙遠的大時代背景，以我無限的悲慟而寫的。文人沒有巨大的心靈激蕩，就不會寫得出令人看了掩卷神傷，眼淚滴在火焰中的書。

翻看一九八八年我住在巴黎時的小小日誌，要是沒有了「六四」，我應跟男朋友分手了。在巴黎那個月我身體不好，情緒也不好，整個人軟弱無力，很想男朋友過來帶我回家。有時算錯了時差，他會怒吼一聲：「你知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你吵醒我幹什麼？」本來盼望得到憐惜，卻換來兩句臭罵，是時候分手了。

陰差陽錯，是學運把我們再縛在一起的。一夜，林青霞、秦漢、我和男朋友在查良鏞家裏吃晚飯。查先生問秦漢：「你什麼時候才向青霞求婚？」大概未到一秒之後，秦漢答道：「等中國有了民主的時候。」中國有了民主的時候？我們眼睛都楞大了。青霞沒說什麼。回想，青霞毫無惱意，他們那一雙的感情狀況我們根本不清楚。

離開了查府，我的男朋友開車，他倆坐在後面，經過新華社，看見好些人坐在草坪上抗議，我們四個好像有默契似的，馬上停車走到草坪上一齊坐下。現在我才醒起，他們那時合也好、分也好，無論如何都心有靈犀的了，還用猜對方的意願嗎？我和男朋友不也是一樣，感情處於死又不死，活又不活的狀態嗎？外人何曾得知？

《為我而生》不用我在這兒推銷了，世事和感情的變幻，常常令我寫了一本小說和散文出來。書寫完了，也就是兩人再沒有什麼共同興趣的事了。在他喝我一次「 Get off!」（滾開！）和另一次在倪震和陳惠敏（助手）面前把我趕出他的辦公室「Get out of my office!」之後，我發誓不再上他的辦公室了。

他一直住在我的地方，青霞在書展出第一本書《窗裏窗外》，還是不知就裏，寫道：「他的地方很大。」我唯有苦笑。青霞今年還替他辯護：「出外吃飯都是他結賬的。」我說：「難道要女的結賬嗎？」男人門面功夫，自然會那麼的做。我沒告訴她「他的地方很大」，其實是我老早自己買下的。我不是惱你啊青霞，內情誰曉得呢？愛情是討了你的心肝脾肺腎還加利息的。

我在一九九一年出版了長篇小說《雪似故人人似雪》，那故事充滿暴力和愛恨情仇，正因我寫的時候充滿了憤懣和委屈，一下子全爆發了出來，是讀者十分喜愛的書。換了是今天，我根本不會寫，也寫不來。

「雪似故人人似雪，雖可愛，惹人嫌」，是蘇東坡詞中的一句。朋友們每每說得一塌胡塗：似是雪人來？故人似雪來？雪是故人來？人似雪人人似雪？笑得我啊，肚子也疼了。

我跟青霞說：「寫作就像演戲一樣，只不過文章是用腦子演戲，一個人分飾書裏面所有的角色。」真的，每到小說寫完時，就好像跟書中所有人道別似的，依依不捨，明天又得扮演另外一些角色了。（待續）

（文理才女林燕妮二Ｏ一一年八月二十日）

淮遠：七十年代寫微博的人

淮遠：七十年代寫微博的人
撰文：廖偉棠 攝影：徐子豪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聽說我要訪問淮遠，文學青年和文學少年們都吃驚：「他竟然接受採訪？」我也很吃驚：「為什麼不接受呢？淮遠也是人。」在不少追求獨特文學品味的人心目中，淮遠是一個私有的神──至少也是一個私有的仙人。他和他的著作名稱：《跳虱》、《鸚鵡韆鞦》、《懶鬼出門》、《賭城買糖》……都成了文學地下社會的切口或通關暗號，說出來就證明了你對香港文學最精華的一部分的熟稔。我當然認同淮遠是香港文學最精華的一部分，而且至今沒有人能取代他特殊的存在。但同時我又覺得淮遠並不是那麼怪，在那個通過冷峻的自述狀塑造的惡童、竊書賊、滿口驢頭婆子之類的罵人話的壞脾氣怪叔叔之外，還有另一個淮遠。

比風更冷，比熱更熱

他的詩《風》裏寫道：「風說這樣下去沒有意思／人們比骨頭還要冷。／／我說來吧／我很熱。／／風從我身上穿過／打了一個寒噤。」──這也是淮遠，你分不清他的冷熱，比風更冷，比熱更熱。類似的弔詭充斥他的詩和散文中，但愈來愈淡、愈來愈不動聲色，叫讀者不知所措，有時你會把他的熱也當作了冷，把他的冷變得更冷。但當淮遠笑瞇瞇地坐在你前面的時候，你不禁浮想聯翩，甚至會穿越他外表的樸素去想像他應該還沒寫出來的青年風流；而當你重讀他那些不厭其煩描寫旅途瑣事的碎碎念……你又不禁想像這個叫淮遠的叛逆前輩，也有滿目山河空念遠的時刻。

那麼說他還是怪，但是一種自然怪，自然而然成為了怪的載體的一個不那麼怪的人。他不掩飾他的怪癖和「不道德」行狀，好像這是理所當然的，也許他是一個極致的文體家，用這些刁鑽的內容來反襯極其儉省的筆墨，以使極簡主義也能令人費盡心思……於是他「不覺意」之間成為了最前的散文實驗者。

一個典型鄉下仔

讀淮遠的散文，常常看到他的親戚出沒，因為他有一個大家庭。「我六兄弟姐妹，兒子之中我是最大的。家族本身就多人，又開農場，租了十萬呎，聘了很多工人，早上要敲鐘叫人吃早飯。童年記憶都是關於農場，從小就要幫忙養雞養豬，主要是捉雞，捉着讓爸爸打針。住在屏山，成長環境與很多同代香港人不同，我是一個典型的鄉下仔。」但他寫到農村生活的時候卻沒有什麼田園浪漫的懷念，「比起很多人來說我很幸運，空間很大，能接觸到自然，能在農場裏放風箏。之所以沒有懷緬是因為覺得太理所當然。我覺得寫自然很難寫，小時候印象很深的是一本今日世界出版社翻譯出版的美國小說《原野長嘯》，讓我覺得難度很高。」

而親戚也不是可以亂寫的，比如說淮遠的姨媽和姨夫是內地駐澳門的高級幹部，官方的耳目很厲害，七十年代中淮遠在《星島日報》有一個專欄寫到他們，很快就傳到他們耳邊，「他們通過我母親叫我停筆，我很不忿，但想及無謂連累他們於是就沒寫了。」1969年淮遠跟母親回老家清遠，接觸他的表弟表姐都是紅兵，他就被他們罵臭知識分子。那就是淮遠的十七歲。

他的父母並不覺得他是個怪人，「他們知道我寫作但未必會看，我另一樣事情分散了他們的注意力，我的升中試被分到很遠的鳳溪中學，我只好自己去找學校，培正只收十個，我去試一試結果考到第十。忽然出市區讀書，生活變動甚大，頭兩年只好寄宿。」

城市的寄宿生活


青少年時期的淮遠，他在中學三年級時就開始寫詩。

「我看見一跳虱攀附着風／風說我不想帶着塵埃旅行。／／風說得對／事實上跳虱和塵埃一樣／但它們說：／／我們想你吹掉／我們身上的塵埃。」──淮遠他寫於六、七十年代的短詩非常精彩。他中三左右開始寫詩，投稿給《蕉風》、《當代文藝》便獲發表，因此才繼續寫下去。寄宿帶來的城市生活的衝擊是開始寫詩很大的因素，雖然他開始寫的都是「落花滿野、黃葉遍庭」之類文白混雜的句子，筆名竟然叫「旭逸」。

開始時他寫長詩，「首先是喜歡文字遊戲，有這樣的平台來玩，能融會很多人的風格，另外開始在《中國學生週報》投稿，吳平編詩之頁，稿費的原因令我把詩寫得很長，但也試過寫一百行的詩被他刪成二十五行。」淮遠真正與眾不同的是他的短詩，「寫短詩這一行為受邱剛健影響，他的詩是用說話的語言，翻譯東歐的詩也很直白。他有一首詩講越戰在《明報月刊》發表，於左派陣營引起很大迴響。」淮遠甚至還能背出這首詩，「邱剛健先生早上起來刷牙……他旋開水龍頭，水都是紅的，在越南一個美國大兵被人破掉頭……我覺得詩也應該很直接，直接寫腦中所想，不須鋪排，於是開始寫短詩，登在《羅盤》。」

與《70年代》的緣


七十年代初，淮遠（左六）參加在日本文化館前的保釣示威。

淮遠寫詩，跟他參加創建實驗學院的詩作坊有莫大的關係，這個故事已經在許多關於創建的回憶中提及。但更神奇的是他在1970年、會考前加入日後鼎鼎大名的《70年代》做編輯。「那時我跟創建那班老友黃子程等，整日喜歡在巴西咖啡店打牙骹，有一天吳仲賢過來就說：誰是淮遠？我說是我，他就說你同我們編文學版吧，我們有份雜誌《70年代》。我不會深究那份雜誌到底是怎樣的，大家後生仔，不用遵守任何東西，總之是任你怎樣做，都可以自由發揮，也不會有人在背後指指點點──那時我中五，穿着中文運動的T裇，外面罩一件白襯衫，在學校上黑板寫字，同學在後面看見就指指點點。」

太年輕就參加已經熟透了的革命，未免有攀六十年代車尾的感覺。「其實六十年代音樂比其他東西更惠及我，文學藝術、社會思潮對我衝擊反而不大。喜歡Bob Dylan的歌，會受他歌詞的影響。」另外的營養，當然是得益自偷書──淮遠偷書已經名留文學史。「我偷書時不分年代流派，只要喜歡就拿來，所以看了很多攝影書和畫冊，也認識了不少攝影師朋友。而且《70年代》畢竟是一本地下雜誌，他和外國很多雜誌有交換交流，所以我也可以看到很多外國的前雜誌。」

中學時代的憤世嫉俗，淮遠說那其實是一種無以名之的憤怒。很多六十年代的過來人都有面對理想主義破滅的困惱，淮遠因年輕和超脫而除外，「我很幸運沒有學運老鬼們的矛盾。六七暴動的時候我還在讀中學，只不過是多了一項娛樂：放學後去看人拆炸彈，不怕死。吳仲賢和莫昭如他們也許知道正在發生什麼事，我是不知道的。我和他們成為好朋友，比如說岑建勳，都是因為做人方面比較合得來，而不是一種政治觀念的認同，我們的共同之處就是對建制的所有東西都很憎恨。《70年代》是一個窩，很多不同的人出入。」


淮遠曾於一九七Ｏ年、會考前加入《70年代》做編輯。

像小說的散文

後來他在樹仁讀大專，開始寫淮遠風的散文──其實他的求學經歷就是一篇淮遠式的散文：「我中六體育不合格──因為我不喜歡換衣服儘管我體育很好──所以不能畢業，去浸會問他能不能免試收我，他說不行我就走了；接着去珠海書院，因為我長髮披肩，他問我是男是女，我說你收不收我不要管我是男是女，於是不歡而散。最後去樹仁，它在一間別墅裏，我覺得很棒，我拿着會考成績去問：你覺得我不用考試就能收的話我就來讀，結果它收了我。長頭髮沒有遇到麻煩，因為收我的不是校長鍾期榮，直到我入學了，有一天在校園內碰見他，他問我：誰收你進來的？」

淮遠的散文像小說，尤其像後現代的美國小說，但他又不寫小說。「之前我喜歡敍事詩，但覺得敍事詩的篇幅、方式不是很足夠，我喜歡寫長詩，看小說多了覺得可否寫相類似的，就開始寫《他人之血》那些長篇的散文。我不擅長寫虛構，覺得自己生活中好多事喜歡記錄，覺得有意思的，所以沒寫小說寫長散文。其實《鸚鵡韆鞦》這本書裏面有一篇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

「我寫這些文章，好多時靈感都來自小說，馬奎斯小說我沒看過，《百年孤寂》我只看過一行。我喜歡的是索爾．貝婁，尤其是那本《雨王亨德斯》我看過好幾次，我對那些描寫離經叛道人物的小說特別喜歡。《雨王亨德斯》那本書是講離經叛道的憤怒中年，社會陰暗面。」

非一般遊記

《鸚鵡韆鞦》被大家視為淮遠最重要的作品，今年還剛剛出了復刻版。它的獨特之處倒是知人不多──不只是它的憤世或激進，「《鸚鵡韆鞦》同其他幾本散文分得好開，它其實是一個青年的少年童年生活回憶錄，之後這個青年就開始喜歡旅行。」所以就有了《懶鬼出門》、《賭城買糖》這些非一般遊記。

這些遊記得來全不費工夫，「八十年代初我的工作賺好多錢，我樹仁畢業後就去商台，做了五年，人家找我去港台，港台的待遇當時全港傳媒最高。」有了閒錢只有旅行打發，「好多人不去的我都去過，比如伊斯坦布爾。我喜歡一個人旅行，不用人阻住。旅行寫日記更加頻繁，瘋狂到口袋裏都是小紙片，事無大小都記下來，夜晚在酒店整理。回來再整理，發表。」這簡直是李賀「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的典故了。

淮遠的遊記就記他覺得值得記的，而不是像香港那些所謂名筆的遊記那樣記着吃了什麼好東西、哪裏風景漂亮，「這些我覺得不需要我寫，我也不擅長寫，我寫東西好少做兩樣事情：抒情和描寫。我慣了敍事。敍事一路都不會悶、都吸引我，而且怎樣將事聯繫到一起，人家可能覺得很雞毛蒜皮，但我不寫我不記得嘛。」現在日記在淮遠的旅遊裏沒那麼緊要了──因為他六年前結了婚，有人同遊。

有時我覺得淮遠的散文簡直像私小說，或者讓．熱內的《竊賊日記》這樣的自白小說。「我記得那時發表了《他人之血》之後，朋友說差人可以憑這篇文來拉你。但我寫東西不講對錯，發生了就寫出來。比如偷書，你爭論一百年都沒結果，現在這麼多年我都從來沒有回頭審視那時對不對。」

令人津津樂道的怪

說回大家津津樂道的淮遠的怪，他也聳聳肩，「我覺得他們只看到我的一方面，那一方面是最容易講出來，最易引人注意的，如怪。年輕讀者他們應只看過《鸚鵡韆鞦》這本書，沒怎麼留意另外的書；關夢南會覺得我某個時期是好看點、真的、激的，但其實那是我少年生活回憶，我只不過如實寫出我少年發生的事。其實後來那些也是我的生活，許迪鏘認識我比較多，就不會只覺得淮遠好怪。」

「寫得怪只不過是其中比較片面的一點。很多人覺得我現在不再怪，不再有價值，我覺得他們看到片面的東西，其實我表達方式一直都沒變。」是的，現在淮遠寫微博，關注他的「粉絲」不多，他卻更自得其樂一條條地寫着，風格比以前好像更含蓄更儉省了，微博簡直就像為一個更濃縮的淮遠而設，「其實我的理想是就寫二、三百字──微博稍微短了點，我初時想着寫二百篇微博就算數，在六十歲時出本書。」

如果還是要說他怪，那就怪他在七十年代就開始寫微博吧。

Profile

淮遠

原名關懷遠，1976年畢業於香港樹仁學院新聞系，曾於《70年代》任編輯。著作包括《鸚鵡韆鞦》、詩集《跳虱》、《懶鬼出門》、《賭城買糖》和《水鎗扒手》等。



（明報周刊二Ｏ一一年七月三十日第二二二九期）

文壇掌故專家方寬烈

文壇掌故專家方寬烈
沈西城

自從包天笑和高伯雨兩位老先生先後謝世後，香港文壇上埋首撰寫文史掌故的，怕獨剩方寬烈一人了。

我跟方寬烈相識很早，大約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從日本回來不久，晤面的地點是灣仔波文書局，其時，我跟黃俊東、莫一點和區惠本一同編輯《波文月刊》，常常擠在侷促的書局裏，商議月刊的內容。許多時，都有一個中年男人，挽着布袋，走進來獵書，身形不高，一臉秀氣，說起書籍版本，不論宋元明清，都是如數家珍，琅琅上口。他提的許多書，不說我不曾寓目，連聽也沒聽過，年少的我，因而對他很感佩服。

這位中年書籍版本專家，就是方寬烈。方寬烈籍貫廣東潮安，他的父親方養秋老先生，是個老革命，早年加入同盟會，鼎力資助孫中山先生革命。方家在潮安是名門望族，一門四房，方寬烈屬第四房，先祖分產，得到了一家染廠。南來香港，方父發展布業，創立了豐昌順布疋公司。

豐昌順在五、六十年代，以經營校服著譽於時，當年全港不少中小學的校服，都由豐昌順縫製。我唸的端正中學，白衣藍褲的校服，通歸豐昌順一手包辦。方寬烈家境富裕，子承父業，理所當然，可他偏偏不愛阿堵物而嗜文學，尤其是對做詩一道，更是到了癡迷程度，朋友都管他叫「方詩人」而不名。

他的詩，正如他自己所說風格近似王國維和黃季剛，而內容則不乏纏綿悱惻的深情。王亭之曾評他的詩云「《漣漪詩詞》中許多情事，蓋亦有如曼殊和尚也」。他自己也承認素性溫軟，偏喜杜牧、李商隱和溫庭筠。相交以還，前前後後，方寬烈贈了我不少他的著作，計有《漣漪詩詞》、《澳門當代詩詞紀事》、《香港文壇舊事》等詩詞文集。其中我最喜讀的，便是《香港文壇舊事》。此書厚達五百多頁，內裏有好幾篇文章，值得細讀。其中一篇〈葉靈鳳是特務〉，寫到名作家葉靈鳳在香港淪陷時期所扮演的角色，旁徵博引，條分縷析，得出結論是「葉靈鳳為文有偏幫日寇、美化日本軍國主義之嫌。」雖然有證據顯示葉靈鳳其時已身兼文化特務，專門收集日本軍方行動的資料，提供重慶當局以報家國，方寬烈仍然秉筆直書，認為葉靈鳳的人格存有問題。他還特別提出了葉靈鳳虐待前妻郭林鳳的惡行，言明資料來自名作家謝冰瑩和女星王瑩，加強了內容的可信性。

謝冰瑩跟郭林鳳只是神交式的好友，雙方魚雁相通，郭林鳳偶向謝冰瑩稍稍訴苦。王瑩則不同，在上海是葉靈鳳夫婦的樓下鄰居，因此對葉氏夫婦情變的真相，知之甚詳。方寬烈在〈葉靈鳳的雙重性格〉一文中，這樣說──「 1935年王瑩在上海賃屋居住，葉靈鳳和郭林鳳恰住在他樓下，因此葉虐待郭的情況，王瑩看得一清二楚……忍不住把所見告訴謝冰瑩。」後來葉、郭終於仳離，郭傷心不已，病逝廣州。

72年夏天，我曾在中環萬宜大廈的紅寶石餐廳見過葉靈鳳，當年我跟也斯、小克、覃權等志同道合的年輕友人合辦《四季》月刊，因有一篇文章提及六十年代上海新感覺派先鋒穆時英，為了查明真相，豐富內容，特意拜託劉以鬯先生約晤葉靈鳳。葉靈鳳那時已有目疾，出入不便，很少接受訪問，可為了老友穆時英，他還是由他的女兒中嫻攙扶着來見我們。席間，葉靈鳳暢論了當年日本新感覺派在上海發展的情況，當提到穆時英和劉吶鷗這兩位老朋友，葉靈鳳的聲音開始哽咽，眼睛也紅了起來。方寬烈說葉靈鳳是一個雙重性格的人物，喜惡分佔各半，這正是對葉靈鳳最最真實的描述。

方寬烈又是有數的郁達夫研究專家，在〈郁、王情變的分析〉一文中，這樣說：「映霞性好動，喜熱鬧，獨守空閨，正像李清照所說『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雖然表面上無可奈何，但自也心有所憾，忿忿難平。」於是遇上年少翩翩、季子多金的許紹棣，就自然地「風雨」一番了！不為死者諱，我手寫我心，看似易，實則難，方寬烈寫文人掌故，永遠堅持着「真」與「誠」這兩個字，因而文章不獨資料翔實可供後學參考，還帶着逼人的正義和濃濃的感情，最易教人共鳴。

日前往探病中的方寬烈，數月不見，容顏憔悴不堪，說話氣促斷續，他說自己時日無多，本已無甚牽掛，惟獨尚有三本文稿未能出版，深以為憾，在這文學不獲人喜的時代，怕已沒機會再出版了。臨別，慨而對我說：「西城！原稿就交付你，有機會，就想法傳承下去吧！」

聽了，黯然神傷，香港那麼大，那麼繁榮，富豪一飯，動輒數萬，難道真的容不下一個方詩人和三部文稿嗎？

馬吉按：《香港文壇舊事》當為《香港文壇往事》，香港文學研究社二０一０年三月初版）

（蘋果日報二０一一年十一月廿七日）

張柳涯即張君默

張柳涯即張君默
許定銘

在最近一次新亞舊書拍賣會上有一項拍品：何行的《無軌花車》加張柳涯的《尋你到天涯》，兩本書合起來的起拍價才一百元。大家都知道何行是一九六Ｏ至七Ｏ年代香港的流行小說名家，擅寫奇情社會小說，但，張柳涯是誰？拍賣會上即時已有人提出這問題，但無人作答。這項拍品最終叫人以二百五十元拍得，拍者是為了何行的書，還是他早已知道張柳涯即張君默？

張君默是在《粗咖啡》（香港明窗出版社，一九七九）面世後才廣為人知的，一般「張君默作品書目」均以他的小說集《芳華》（香港春風出版社，一九六七）作為他第一部作品，事實上他一九五Ｏ年代十多歲時已涉足文壇，而且出過多本書。像署名張柳涯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尋你到天涯》（香港春風出版社，一九六七），還有同期的《無望之戀曲》和大家見到的署名甘莎的《青春的插曲》（香港春風出版社，一九六五再版），及一九六Ｏ年代的「四毫子小說」：《傷心淚》、《悲劇型的女人》、《溫馨如昨》、《蛇蝎之戀》、《來吧，愛人》……等多種，只是一般作家在成名後，多隱瞞少作，尤其是「三毫子」、「四毫子」小說，他們只視為「搵食」貨色，不存、不提、不認。而事實上，這些小說中不乏精品，可惜大家以「即棄」商品視之，此所以連藏書家手中，這種流行小說也甚少，增加研究的難度。

（大公網二Ｏ一一年三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