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河居讀書錄之九

向河居讀書錄之九
許定銘

香港的端木蕻良故事

1940年代的端木蕻良

端木手跡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所謂「東北作家群」，他們都是日本侵略中國，九一八事變前後受刺激而湧現文壇的文藝青年，如穆木天、蕭軍、蕭紅、李輝英、端木蕻良、羅烽、白朗、駱賓基、孫陵……等。此中名氣最響的當推深受魯迅器重的蕭軍、蕭紅；最為香港人熟悉的，是後半生一直居於香港，且任教中文大學多年的李輝英；我則認為小說寫得最出色、成就最高的是端木蕻良。

這批東北作家大都來過香港，除李輝英算是香港人外，蕭紅病逝香江，葬於淺水灣灘頭，也算半個香港人。此外，與香港關係最密切的是端木蕻良。談到端木蕻良在香港的文學生涯，劉以鬯先生寫過〈端木蕻良在香港的文學活動〉（見劉以鬯的《暢談香港文學》），記述了端木一九四Ｏ至四二，及一九四八至四九兩段日子居港期間的文學活動，至為翔實，為史家提供了一手資料。本文決非學術研究，只是記述了一些端木與香港之間的小故事。

一九七Ｏ年代初期，香港知道端木蕻良（一九一二～一九九六）的人還不多，且聽我講一個有關端木的故事：

當年香港的電視台流行有獎問答比賽，那是現場直播節目，即是數十位觀眾齊齊坐，主持人取出問題卡，抽出一位現場觀眾問問題，答中了獎現金若干的遊戲節目。

香港人「電視餸飯」是一般家庭的最佳娛樂，某日我們一家正晚飯中，突然聽到主持人問了個獎金頗高，極吸引我，且刁鑽的問題，令我停了進食，專心看電視。他問：「現代作家中，有一位叫『端木蕻良』的，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

觀眾摸摸頭，百分之五十錯對的問題，他考慮了一會，期期艾艾的答：「日本人！」主持人點頭稱許，瞥一眼答案，表情迅即大變，頓了一頓，硬著頭皮說：「答對了！請過來領獎！」

我歎了口氣，相信那位有大學資歷的名主持人，回到後台一定要找撰稿者「算賬」了，因為他肯定了「端木蕻良」一定是日本作家，答案紙上怎能寫「中國人」！害他幾乎出醜！

但我卻肯定答案紙是對的，因為該電視台的資料室搜集員經常到我的書店來找材料，跟我暢談過他熱愛的東北小說家端木蕻良，極力推薦他的長篇《科爾沁旗草原》！

我最早知道端木蕻良，是讀中學的文藝少年時代，當年讀到朱喜樓的〈端木蕻良的小說〉（見《中國學生周報》第六二七期，一九六四），指《科爾沁旗草原》和《大地的海》是他的代表作；後來司馬長風在他的《中國新文學史》中，盛讚他的〈遙遠的風砂〉，認為是三十年代極出色的短篇之一；再之後劉以鬯寫了《端木蕻良論》，端木便成為與張愛玲、沈從文和錢鍾書同受歡迎的文學作家。

除了藝美版「端良」的《鴜鷺湖的憂鬱》（一九五Ｏ年代），香港的書商從來沒印過端木蕻良的作品，在一九六Ｏ至七Ｏ年代的那個大時代裏，沒有書看，端木蕻良是怎樣冒出來的呢？

原來自一九七Ｏ年代起，李輝英在香港中文大學裏開現代文學的課，帶起了香港現代文學的熱潮。一九七Ｏ年代中期，有一位學人在大學裏想開端木蕻良的研究課程，他自己當然有端木的書，但是學生無書可讀，靠複印始終不是辦法，正好當時香港流行重印絕版書，他便與一位愛書人商討，看是否能冒虧本的危險，重印端木的作品？因為當時重印的主題是政治經濟型的紅色書刊，才會受海外學人的歡迎，封了蝕本門；印文學作品是冷門，沒有市場的嘗試，只有像愛書人那樣的書呆子傻瓜才肯為文學犧牲，把自己辛苦賺來，咬開有血汗的金錢，投到一位沒人認識的小說家身上！

書呆子愛書人便千方百計地尋找端木蕻良的作品，因為當時的舊書市場上還有很多《大江》，不需重印，他便把找到的《大地的海》、《科爾沁旗草原》、《憎恨》、《新都花絮》、《江南風景》和《風陵渡》五種，重新設計封面，用橙黃色的底紙，配上從一九四Ｏ年代的《文藝春秋》中找到的端木手跡，親自上場，用小機製作了一百本，供學者上課時作為教材，剩下的便擺在書店裏出售。後來端木蕻良在香港能成為被重視的小說家，這一百套重印本的功勞不少！

一九八Ｏ年代初，端木蕻良知道香港有那麼一套「端木蕻良作品集」，非常高興，親筆寫了封信給愛書人，感謝他在港重印這批書，還說也希望見見這些在文革過後，他一本也沒有的寶貝。

愛書人便把他手上全部的「端木蕻良作品集」寄到北京去。從此，端木的這些書，在香港又成絕響！

沒想到我最近在孔夫子舊書網上竟見到重印的《風陵渡》上拍了，書上還有端木送給朋友的簽名，此書拍了過百塊呢！三十年前的舊事湧上心頭，轉瞬間端木也去了超過十年，令人唏噓！

──寫於二ＯＯ七年七月

十月刊於《大公報》

《時代批評》和《時代文學》

神州舊書店老闆歐陽，從舊書庫中找到一批周鯨文主編的《時代批評》，由一九三八年六月的創刊號起，到一九四Ｏ年十二月的第六十期止，五大本合訂本，標價一千八百元上網拍賣；以六十冊平均算，不過是三十塊一期，但算起來總數卻不低，我以為會無人問津，結果是以二四九Ｏ元售出，除了反映舊書愈來愈吃香，同時亦顯出識貨之人不少。

《時代批評》是本十六開，三十二頁的半月刊，以評論中國時局及世界形勢為主的政治期刊，但每期卻有少量篇幅刊散文及小說。四十年前我曾在北角一個舊書商手中，買得部分某圖書館處理後的《時代批評》，發現第六十至六十五期連載了端木蕻良的《科爾沁前史》，而第六十四期至七十八期（我見到的這期最後，連載未完）則連載了蕭紅的《馬伯樂》第二部。我連忙複印了珍藏。幾十年後的今天，複印本還在手邊，但原來的那叠《時代批評》卻不知何時處理掉了。我當時未重視《時代批評》，因其內容甚少我需要的文藝，而那些時局評論的文章中，很多因受壓而删掉，不少文章要用囗囗代替某些不能見報的詞句，開天窗之處甚多，當年少不更事，只覺「讀之無味」，也就不注意，任由歲月淘汰了它們，現在才覺得那正是暴政壓制言論自由的罪證，但也圖呼奈何！

除了當年見過的《時代批評》，今次神州上網的那批，是我第二次見到此刊。匆匆趕到神州去，目的是想看看刊物內還有沒有我遺漏了的名家創作。他這批《時代批評》是合訂本，書前有重排的合訂本目錄，迅速看完。很失望沒甚麼發現，只知道這些前期的《時代批評》中，盧夢殊寫過不少創作。盧夢殊是廣東籍的上海作家，一九三Ｏ年代在上海編電影雜誌《銀星》，並經常在《良友畫報》上寫小說，曾出過中篇小說《阿串姐》（上海真美善書店，一九二八）。他抗戰時期在香港寫小說，以筆名羅拔高出過一本《山城雨景》（香港華僑日報社，一九四四），書前有葉靈鳳的序，書後有戴望舒的跋，很受他們器重。

我影印留下端木蕻良連載的《科爾沁前史》，是在這批合訂本中最後一期才開始的，即是說我當年所存的《時代批評》，是一九四一年的，約有二三十期。端木蕻良是一九四Ｏ年抵港的，他曾協助周鯨文編《時代批評》，這時期的文藝氣氛應該會較濃些？翻查資料，知道《時代批評》在香港淪陷期間曾休刊，至一九四七年六月復刊，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的第一一三期才正式停刊。如此「大堆頭」的期刊，恐怕只有大型的一級圖書館才能齊全吧！

我對《時代批評》興趣不大，但對由周鯨文及端木蕻良主編，實際上只由端木執行的《時代文學》卻有濃厚的興趣！

《時代文學》創刊號封面

《時代文學》創刊號

《時代文學》第七期（終刊號）目錄一

《時代文學》第七期（終刊號）目錄二

《時代文學》是一九四一年創刊的純文學月刊，二十五開本，每期約一百頁。此刊究竟出過多少期，何時停刊？眾說紛紜。

由全國第一中心圖書館委員會編的《全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錄（1833～1949）》（北京圖書館，一九六一）中表明《時代文學》曾出過九期，內地只有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及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圖書館分別存一至三期及一至四期。

陸耀東、孫黨伯等人合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大辭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說《時代文學》：

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創刊於香港。同年十月出至第四期終刊。（頁四四七）

徐瑞岳及徐榮街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辭典》（徐州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對《時代文學》說得比較詳細些：

四十年代抗戰期間香港唯一的巨型文學月刊。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在香港創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停刊。共出六期，第七期已編好，因香港淪陷，未能出版。（頁一Ｏ六九）

其實這三種說法都有問題，出版日期及期數都不對。比較可靠的是劉以鬯的說法：一九七Ｏ年代，專門研究蕭紅與端木蕻良的美國學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向劉以鬯提出同樣的問題，他也無法解答，便向當時在北京的周鯨文詢問。周鯨文這樣說：

創刊號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出版，之後每月出版一期，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為止，總共七期。（見劉以鬯的《端木蕻良論》（香港世界出版社，一九七八）頁一一Ｏ）

《時代文學》是非常罕見的期刊，我至今一本也沒有，亦未見過誰有此刊出售。記不起是在誰的帶領下，我一九七Ｏ年代中有幸被帶到香港大學圖書館的「閉架室」，讀到了他們所藏的幾本《時代文學》，臨走前還複印了第一至三期及第七期的目錄頁作紀念。萬幸的是三十多年後的今天，這幾張複印紙還留在手邊，證明了周鯨文沒有「老人癡呆」，一點也沒記錯，他比那些具權威地位的辭典還要準確。

端木蕻良在《時代文學》創刊號的目錄頁上，列出了本刊的「特約撰述人」，依姓氏的筆劃為序，排列了從丁玲、于伶、王統照……到羅烽、蘆焚等六十七人，幾乎囊括了當年他能接觸到的文友，可見端木是很有意思盡心盡力辦好《時代文學》的。

端木非常重視創作，從我手邊留下的幾頁複印紙看，他在此連載了自己執筆的長篇《大時代》、駱濱基的《人與土地》；中篇則用過蕭紅的《小城三月》、谷斯範的《重逢》、曾克的《陷阱》、史五的《七里松之冬》；此外，還刊過雷加、艾蕪、劉白羽、以群的小說和劉火子的詩，還有散文、繙譯、劇本、雜寫、報告……。

端木蕻良除了寫小說，還愛繪畫。故此他在創作之餘，還為《時代文學》設計了《畫刊》的特輯，第一期刊的是魯迅一家的像照和景宋的手蹟，第二期發的則是茅盾像和他的手蹟，還發表了不少木刻及插圖。

細讀這幾頁目錄，發現第七期（十二月號）有「第八期預告」，將會見刊的是：陳白塵的《不愛表白者的表白》、柯靈的《戲場偶拾》、景冬譯的《契斯託頓雜憶》……。看來第八期也已準備好，那一年的聖誕節香港淪陷，這翌年一月號的第八期，是剛好能趕及出版？還是真的未能出版？存疑！

──2009年12月

2010年6月刊於《大公報》

奇女子成愛倫的小品

成愛倫手跡

《成愛倫小品》，一九五二年四月，由愛倫出版社初版，是奇女子成愛倫的第一本作品。此書為三十六開本，凡一四四頁，收散文小品共一百篇。書後除了她另一本書《閨房記趣》的預告外，還有很特別的廣告頁：香港軒尼詩道的「軒尼詩酒店舞廳」；九龍西貢街的「萬國舞廳」、「哥倫布三六九飯店」；彌敦道的「喜臨門舞廳」、「雪園飯店」；石塘咀的「四時新」上海菜館和廟街的「福祿壽飯店」等。據說成愛倫出此書之時，乃香港的舞海奇葩；從她所接得廣告的支持面看，可見她當時是頗受歡迎的。最難得的是她這本小書，居然邀得十篇來序，請看以下名單：大方、鱷潭客、戎馬書生、斯人、徐鎮南、蕭思樓（過來人）、珠玉、臧嚴、周天籟、過海小卒等，看來全是旅港的上海派文人呢！

初見此書，即產生成愛倫究竟是個怎樣的人？一個舞小姐可以寫些什麼文章等疑問。

大方說「她的文筆相當清麗，在清麗中更蘊藏著一種婉約的深情，於是她的文字遂無不雋永可誦」。鱷潭客則更誇張，說「余識巾幗中之操觚者甚多，蘇青、張愛玲、張宛青、潘柳黛輩，若儕所擅，皆洋洋灑灑之長篇小說，小品則皆不及愛倫」。我相信這些序中所說，多為捧場文章，但卻已引起我一讀的興趣。

以前從未聽過成愛倫，亦未見過寫她的文章；現根據十篇序言的資料，再配合書內所談，整理如下：

成愛倫（1925—），只是筆名，原名不詳，寧波人。是出生自頗為富裕家庭的大家閨秀；在家時生日，母親會為她最少筵開兩席，湊幾檯麻將賀賀。自小喜愛文學，十七歲開始寫日記。高中畢業後向報刊投稿，以寫作為樂，據說還辦過報紙。她長期生活於上海、杭州。熱愛旅遊，喜訪名山古剎，遊過五里湖、富春江、西湖、六和塔……。五零年隻身到港，改名成愛倫，除伴舞好，還執筆為文。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八日起，在《羅賓漢日報》寫每日見報的專欄，名為《心聲散記》。其後周天籟為某報編副刊，亦邀她寫一小方塊。五二年辦愛倫出版社，自資出版《成愛倫小品》；《閨房記趣》未見，不知是否曾出。

由於她身份特殊，見多識廣，寫作內容十分豐富，一百篇短文中，有談戀愛的、寫生活瑣事的、旅遊的、寫人的、談民俗的……包含甚廣。她為人低調而有主見，文內經常為男女之不平等而憤憤不平。她不像一般舞小姐喜跟人客應酬，舞廳打烊就匆匆返家，吃兩碗海蜇清粥，即埋頭寫稿。不盲目迷信宗教，不惺惺作態假裝喜愛寵物，甚至直言不愛貓狗，因牠們髒與野……各方面都是很與眾不同的。

集中我覺得最有趣的是〈門角姑娘〉和〈粉人與吹麥芽糖〉。

門角姑娘是浙江一帶民間的神，她原是個童養媳，因含死去而陰魂不散，後得清官翻案還她清白，並得皇上封號，派她為人解決疑難。一般請門角姑娘來問的，多是問豐收、災荒、婚姻、安全、生男或女等問題。請門角姑娘，有點像此地流行的「碟仙」。成愛倫寫得生動細緻而有趣：

晚間，點一對小小紅燭，三枝香，桌上鋪了米粒，用一個竹製的小畚箕，上面插一朵花，圍一方紅布，算是一頂花轎。由二個婦人的中指，分開抬到大門角落，唸唸有詞的說：「請門角姑娘來我家問問話吧，想必惠然肯來的。」唸了二三遍，然後趕緊抬到桌面米粒中央。要臨空寸許，稍候片刻，門角姑娘來時，畚箕會動法動法點動的。（頁七十七至七十八）

門角姑娘來了，週圍的人就向她發問題，她就會用畚箕點一記頭或點二記頭來表示對或不對。答夠了問題，門角姑娘會使畚箕在米粒上打旋，抬轎的那兩個婦人也無法阻擋，她打了四五旋就離開了。

讀〈門角姑娘〉只覺這種民間玩意很有趣，且能給無知的農民慰藉和安全感，卻不像碟仙的帶點刺激和恐怖。

〈粉人與吹麥芽糖〉寫兩種逐漸式微的民間藝術。粉人即是用上了色的麵粉搓的古代人物公仔，一般是朱八戒、孫悟空、白蛇精等；吹麥芽糖則是用麥芽糖吹出如老鼠偷油、石榴、洋喇叭等物件。成愛倫認為搓粉人者不思改良，不會推陳出新，而且這些公仔色調太濃，又容易因乾水而龜裂，注定是沒落的。吹麥芽糖就不同，它們往往吹得很神似，「一隻老鼠偷油時，鬼鬼祟祟的神態，全部表現出來」，它不單可欣賞，還可以吃。

然而，世事往往多是出人意表的，時至今日，粉人的製作，我們間中還可以在一些大型的民間藝術集會中見到；但，吹麥芽糖呢？早就見不到了。我依稀記得童年時見過這種玩物，問同輩的人，很多連聽都未聽過哩！

在一篇題為〈橋〉的短文中，她慨嘆「香港沒有橋，與沒有馬車同是遺憾，如果有橋，憑欄釣海鮮，橋上的人必然很熱鬧。而且增加香港的身價。」（頁一零二）。五十年後的今天，香港有橋了，雖然不是連接港島和九龍，而且也不能垂釣。然而，誰可預料若干年後，港九兩地真可能出現可供人散步、垂釣的橋呢！若照年歲推算，成愛倫如今尚未夠八十，她應該見到香港的橋吧？

誰都會有自己的伊甸，成愛倫在〈我願當爐〉中說：

我想開一家小酒店，如在香港的話，最好開在淺水灣，荃灣，或沙田。裝修上不必考究，柴扉茅屋，簡單雅潔，酒要好，各式皆備，菜肴我自己動手，鮮魚鮮蝦，養在門前池潭裏，雞鴨關在園子裏，隨客點選，臨時活殺。青菜豆腐，也須新鮮。一切取值，只求價廉，我理想中如果依照如此做法，酒客是不會少的。酒店內，除了賣酒賣菜，還兼營咖啡紅茶，各色細點，酒保皆用女子，我以身作則，胸前圍一飯兜。親自招待，如此計劃，不知何日能實現？（頁三十八）

成愛倫之所以貨腰，一是為了生活，一是為了她的這個理想，不知曾否實現？

成愛倫寫小品，往往是從生活中信手拈來，深入而有感情。除了發人深省外，還能引起讀者的共鳴，當時一定很受歡迎；否則，那十位上海幫文人，當不會輕易肯為她寫序。成愛倫實在是有當職業作家條件的，後來何以不寫了？

──寫於2001年6月

八月刊於《作家》第十一期

花開並蒂齊結籽──《書鄉夢影》開場白

花開並蒂齊結籽
──《書鄉夢影》開場白
許定銘

二ＯＯ二年我寫過一篇〈姜德明的圖像書話〉（見拙著《醉書室談書論人》），內容主要談他兩本以「書衣」為主的書話集：《書衣百影》（北京三聯書店，1999）和《書衣百影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這兩本書雖然不是同時出版，但我們可視為一本書來讀。它們都是二十四開本，百來頁的小書，其版面設計非常精緻，頁面先來一個網底，然後把要介紹的封面安排在對頁的中間部份，而說明文字則安排在書的左右兩邊，構圖美觀。令人更覺可愛的地方，是整本書都用彩色精印，把原書封面「原汁原味」地保留下來，使未見過原書的讀者興味更濃。

我喜歡《書衣百影》，不單是因為它保留了原狀，且色彩吸引的封面，主要的還是它豐富的內容。透過這本書，我們不單看到書衣的演變，還看到早期一些書籍的特別式樣。讀姜氏這些圖像書話，除了視覺上的滿足外，還豐富了我們的新文學知識。

當時我就有這樣的想法：自新文學運動的幾十年來，香港也出版過不少有份量的文學作品，也有很多精采的封面，是不是應該也有人起來搜集介紹一下，同樣以「書衣」為主，編本近似的書話，為香港文學提供些罕見的史料？。

那時候我藏書不少，心裏很想試試仿效姜德明的做法寫本書。豈料一翻開書，即發現我必須花長時間閱讀原書，上網去搜尋作者史料和與該書有關的故事。而這些時間是當年還有正職，每天要上班十小時我無法花費的，只好擱了下來。

直到二ＯＯ七年秋季退休後，編一本與香港文學有關的圖像書話又湧上心頭。着手整理後，得《大公報》編輯馬文通及孫嘉萍之助，在《大公園》副刊上，掛上《醉書亭》的招牌，寫「一圖一文」的書話。這個專欄自二ＯＯ八年初開始，每月十篇上下，幾年來已發表數百篇。起先以為只寫與香港有關的，後來愈寫愈起勁，除了本土外，民國版的內地書，台版的和南洋各地的也寫了不少。香港版的書已在「香港文化資料庫」中陸續發表，至於民國版的，則以《書鄉夢影》為題，在此與大家見面。

捧讀一本書，我覺得最先要看的是「封面」和「版權頁」。很多「封面」裝幀者，像錢君匋、豐子愷、曹辛之，除了是著名的設計師，也是很有修養的畫家、文學家，他們設計的「書衣」，不單配合書的內容，色彩和格調獨特、吸引，本身就是件藝術品。更精采的，像史輪的《白衣血浪》（上海泰東圖書局，1933），由「叚平右先生作封面，豐子愷先生作扉畫，倪貽德先生作畫像，龐薰琴，周多先生作插畫」，簡直是一件名家合作的精品。又如蒲風的初版本《六月流火》（東京自印本，1935），「漂亮的封面由洪葉設計，日本名詩人秋田雨雀題字，書內還有新波的蒲風剪影、木刻和黃鼎的漫畫」，這種組合，可一不可再，世間罕有！

一本好書，或者受歡迎的暢銷書，往往一版再版，而每種版本的內容，都可因作者的增删修訂有所不同；「版權頁」是一本書的出生證明文件，研究者可憑此了解書籍出版時作者的心態、水平，是一份很重要的材料。像胡風編的十四人詩集《我是初來的》（上海希望社，1947），版權頁上印有「一九四一年七月渝初版」的字樣，其實這是錯誤的，因我手邊有此書出版於「一九四三年十月」的重慶讀書出版社初版，內容與滬版的完全相同。可見以不同的版本互相印證，連作者、編者不在意的錯誤，也能校對出來。

「舊書」比一般的新書珍貴，是書在它不同時期的主人手中流徙間，有些人喜歡在書中題簽、留字，更有些會在書內附貼有關的剪報，使該書的資料更豐富。有時機緣巧合，甚至能買到作者親筆簽送友人的珍本，像〈看一段題辭〉中，就有侶倫送鷗外鷗的墨寶，若有人研究這兩位同齡的小說家及詩人的交往時，這就是一份珍罕的文獻！

又如我在〈靜遠的《做人藝術》〉（馬來亞出版社有限公司，1953） 上寫道：

扉頁上有兩種題辭：右邊是作者靜遠題於一九五三年的「贈業光兄當作茶餘飯後的消遣」；左邊的是「一九五三年彭成慧老師在沙田楓林小館所贈」。鈐印和藏書票，都是香港老詩人方業光（寬烈）的。從這兩組題辭知道：原來名不見經傳的「靜遠」，就是在香港以經營「楓林小館」聞名的文學家彭成慧。

如果不是書內留有這樣的記載，我們不會知道彭成慧用過筆名「靜遠」，也不會知道彭成慧和方寬烈師生關係如此密切！

無論《書衣百影》也好，《醉書亭》也好，面世的時候都是一文配一圖，用了「封面」就得放棄「版權頁」，用了書內的題字，就無法刊「封面」，實在是「魚與熊掌」的遺憾。今次得馬吉之助，讓我在網上發表，能一文配多圖，真是如魚得水，了卻我的心願，更可大飽讀者眼福！

──2015年2月

（更多《書鄉夢影》的文章請參看《許定銘文集》）

侶倫著述史料編年

侶倫著述史料編年＊
許定銘

1911
侶倫祖籍廣東惠陽橫崗，九月三十日出生於香港九龍，原名李觀林又名李霖，後來則以筆名李林風作證件姓名。

1926
以《睡獅集》為題，將平日所寫的新詩多首，發表於香港《大光報》副刊。

1928
八月，在有香港「文壇第一燕」之稱的《伴侶》雜誌上發表了〈殿薇〉、〈○的日記〉等短篇小說。開始用「侶倫」（「李霖」諧音）為筆名。

1929
年中在上海葉靈鳳主編的《現代小說》二卷一期發表了〈以麗沙白〉，接著又在二卷四期發表了〈煙〉。
與謝晨光等組織「島上社」，小說〈爐邊〉發表於該社出版的文藝期刊《鐵馬》第一卷第一期。
五月，在《字紙簏》第二卷一號發表〈小手的創作〉。
上海《北新》半月刊舉辨「新進作家特號」徵文，侶倫以短篇小說〈伏爾加船夫〉入選。徵文不分名次，十一月刊於第三卷第二十、二十一號。由於刊出時編排在第二篇，受文壇重視。

1930
四月，「島上社」創辦了《島上》雜誌。散文〈夜聲〉發表於該刊第一卷二期。
四月在《北新》半月刊第四卷第七號刊出短篇〈一條褲帶〉。
發表散文〈向水屋〉後，把居所定名為「向水屋」。

1931
進入香港《南華日報》任職，初時主編附屬於報紙的畫報周刊，後擔任報紙的文藝副刊編輯。

1932
秋，畫家司徒喬到香港開畫展，為司徒喬編畫展特刊。

1933
十月，散文〈紅茶〉發表於《小齒輪》第一卷第一期。
十二月《紅豆》創刊，在該刊發表詩作。

1935
一月，與易椿年主編《時代風景》，在該刊第一卷第一期發表散文〈像之憶〉。
主持由《南華日報》副刊作者組成的「文藝茶話會」，並與副刊作者杜格靈合編「茶話會」出版的《新地》周刊。
在上海《中華月報》發表短篇小說〈超吻甘〉（Chewing Gum）。
七月，散文集《紅茶》作為「島上社叢書」之一出版，共收散文十六篇，上輯《殘絃小曲之什》，下輯《紅茶篇》。

1936
八、九月間，以筆名貝茜撰寫〈香港新文壇的演進與展望〉，刊於《工商日報》副刊文藝版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八期。

1937
三月，在《南風》（出世號）隨筆散文欄發表〈書趣味〉；在《悼易特輯》發表〈無盡的哀思──悼詩人易椿年〉。
五月，徐悲鴻來港，為居所題「向水屋」橫額。
七月辭去《南華日報》職務。
十月三十一日，「香港文化界座談會」成立，侶倫加入為會員。
為香港《朝野公論》寫「特約小說」〈黑麗拉〉、〈永久之歌〉、〈迷霧〉等篇。

1938
七月十三日，參加「中華藝術協進會」、「中國詩壇」合辦的「香港詩歌工作者座談會」。
八月，於《國民日報》發表了〈八月草〉，九月發表了〈颶〉。

1941
秋，小說集《黑麗拉》由上海中國圖書公司初版，收短篇小說〈黑麗拉〉、〈迷霧〉、〈絨線衫〉、〈鬼火〉、〈西班牙小姐〉、〈永久之歌〉和〈母親說的故事〉等。

1942
五月，逃出日本佔領的香港，到內地自由區。在廣東東江上游偏僻的紫金縣黃砂鄉一小學任教導主任。

1945
五月，短篇小說《鬼火》單行本，由上海出版社出版及發行，編為「文學小叢書」第一種，署名李之華。
八月，日本投降。冬，回到香港。

1946
任香港《華僑日報》《文藝周刊》主編。

1947
十二月，小說集《無盡的愛》由香港虹運出版社初版，收中篇小說〈無盡的愛〉、短篇小說〈漂亮的男客〉、〈穿黑旗袍的太太〉、〈福田大佐的幸運〉、〈銀霧〉等。

1948
六月，小說集《黑麗拉》易名為《永久之歌》出版，删去了〈迷霧〉和〈鬼火〉兩篇。
在華嘉主編的《華商報》副刊《熱風》上開始撰寫長篇小說《窮巷》，後因報社人事更動，連載中斷。

1949
學生文叢社出版的文集《輝輝的新年》是雜誌式的叢書，這期以侶倫的小說命名，〈輝輝的新年〉即是後來收進《伉儷》中的〈輝輝〉。

1950
在香港《星島日報》副刊先後連載長篇小說《戀曲二重奏》和中篇小說《三顆心的男子》。
散文集《無名草》由虹運出版社初版，收〈題記〉和散文二十一篇，分《無名草》，《火與淚》和《生死線》三輯。

1951
三月，小說集《伉儷》由萬國書社初版，收短篇小說〈超吻甘〉、〈鬼火〉、〈迷霧〉、〈遮陽鏡〉、〈輝輝〉、〈私奔〉和六個掌篇小說〈伉儷〉。
九月，《彩夢》由香港太平洋圖書公司初版，收短篇小說〈彩夢〉、〈綾子〉、〈斜陽〉、〈河〉、〈飄忽的雲〉、〈駭遇〉和〈康叔這個人〉。

1952
一月，長篇小說《窮巷》（又名《都市曲》）分上下冊，由香港文苑書店初版，《窮巷》本銷，《都市曲》批銷南洋各地。該書由業餘美術家侶倫弟李向陽插圖。
三月，散文集《侶倫隨筆》，由香港太平洋圖書公司初版，收隨筆三十二篇。
十一月，小說集《殘渣》由香港星榮出版社初版，收中篇小說〈殘渣〉、短篇小說〈婚禮進行曲〉、〈呼籲〉、〈林先生的女書記〉、〈怯弱的人〉、〈參商夢〉和〈為了家聲的緣故〉。

1953
三月，《侶倫小說散文集》由香港星榮出版社初版。該書是《無盡的愛》、《永久之歌》和《無名草》三書的合集。
同月，中篇小說《都會風塵》由香港世界書局初版。
五月，散文集《落花》由香港星榮出版社初版，上輯《落花》，下輯《讀書撮拾》，共收散文十八篇。
六月，中篇小說《佳期》，由香港星榮出版祉初版。
十月，用五十八封信組成的長篇小說《紫色的感情》由星榮出版社出版。
同月，中篇小說《暗算》、小說集《舊恨》先後出版。後者收短篇小說〈奔〉、〈死〉、〈瘋子〉、〈情書〉、〈愛的哲學〉、〈伊莎的煩惱〉、〈櫻花女〉和〈舊恨〉，兩書均由香港星榮出版社初版。

1954
一月，小說集《寒士之秋〉由香港星榮出版社初版，收短篇小說：〈寒士之秋〉、〈生涯〉、〈閉幕〉、〈岸〉、〈失去心的人〉、〈剩餘的生命〉、〈外室〉、〈小方的故事〉和〈密會〉。

1955
六月，與「幾個曾經在新聞界站崗過的朋友，對新聞事業具共同興趣。在機緣湊合的情形下聚攏一起，決心繼續為新聞工作致力，試行組織一個新聞機構」──香港采風通訊社。

1956
八月，長篇小說《戀曲二重奏》由香港藝美圖書公司初版。
十月，小說集《錯誤的傳奇》由香港文偉書店初版，收短篇小說：〈二十歲〉、〈錯誤的傳奇〉、〈茫茫的待望〉、〈索隱〉、〈算賬〉、〈無題的戲劇〉、〈艾麗的哀情〉、〈面具舞〉和〈債主的女兒〉。

1957
四月，中篇小說《不再來的春天》（即《三顆心的男子》）由偉青書店初版。
六月，夏果主編《文藝世紀》創刊，侶倫發表了散文〈花前走馬錄〉，是侶倫初遊北京寫下的一篇遊記。其後他在此發表了大批小說：〈阿美的奇遇〉、〈名譽〉、〈買了一張彩票的人〉、〈幽魂〉、〈默契〉……。
八月三日於九龍紅磡政府厝房永別亭內參加「香港文藝界遷送蕭紅骨灰返穗送別儀式」。同日於香港《大公報》發表詩〈《哀敬》──送蕭紅女士遷葬〉。
同年，長篇小說《欲曙天》在香港《大公報》開始連載。

1958
一月，長篇小說《窮巷》新訂本（上下卷合為一冊）由香港文淵書店出版。

1960
小說集《愛名譽的人》（署名李林風），由上海書局初版，收短篇小說〈窮親戚〉、〈晚女兒〉、〈愛名譽的人〉、〈幽魂〉、〈默契〉、〈換班〉、〈皮夾子的傳奇〉和〈寶貝〉。
同年，香港電台、澳門綠聲電台分別將《窮巷》改編成故事劇廣播。

1961
三月，香港上海書局出版了阮朗、李林風、夏炎冰、夏果、洪膺、葉靈鳳六人合集《新雨集》。收李林風小說〈婚禮進行曲〉、〈生活的戲劇〉和〈私奔〉三篇。
七月，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出版《五十人集》，收侶倫散文〈藝術家的路〉。
九月，香港新綠出版社出版了葉靈鳳、張千帆、柳岸、侶倫、吳其敏、向天六人的合集《新綠集》，收侶倫的〈母親的手跡〉、〈自畫像〉等十篇。

1962
一月，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出版《五十又集》，收林下風（侶倫）散文〈書籍．生活．情趣〉一篇。
香港文淵書店出版侶倫的長篇小說《月兒彎彎照人間》上下冊（即《窮巷》）。

1966
一月及二月，在《海光文藝》以侶倫發表短篇〈醜事〉和〈狹窄的都市〉；八、九和十月，以「林下風」發表連載三期的〈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

1967
香港電台播講侶倫短篇小說，每晚一篇。

1973
香港麗的電視台將《窮巷》改編成為電視劇。

1974
秋，長篇小說《特殊家屋》在香港《大公報》開始連載。

1978
被吸收為中國作家協會廣東省分會會員。十月，開始在香港《大公報》發表《向水屋筆語》。
十一月，《開卷》創刊。侶倫先後在《開卷》發表〈宮崎寅藏筆下的孫中山〉、〈琵亞詞侶詩畫集〉、〈三十年代的《文藝畫報》〉、〈文藝與文藝茶話圖〉……等書話多篇。

1980
六月，靈文於《開卷》撰文〈勤懇的愛書人侶倫〉。

1981
十月，廣東花城出版社出版《香港作家散文選》，收侶倫〈谷柳在香港的日子〉、〈關於蕭紅骨灰遷葬〉、〈司徒喬瑣憶〉、〈聚散與友誼〉。

1984
三月，新城文化服務有限公司重版《無盡的愛》，收〈關於《無盡的愛》〉、〈無盡的愛〉及短篇小說〈兩代人〉、〈生活的戲劇〉、〈私奔〉、〈狹窄的都市〉等各篇，並由李向陽插圖。
同月，北京友誼出版公司出版《阿美的奇遇》，內收〈阿美的奇遇〉、〈愛名譽的人〉、〈窮親戚〉、〈私奔〉、〈晚女兒〉、〈醜事〉、〈幽魂〉、〈彩票〉、〈換班〉、〈茫茫的待望〉和〈婚禮進行曲〉。
七月，《讀者良友》創刊辦《侶倫特輯》刊有：記者的〈作家侶倫暢談小說創作〉、燦昌的〈侶倫創作年表〉、梅子的〈粗讀《向水屋筆語》〉、雁楓的〈談談侶倫的早期散文〉、張詩劍的〈關於侶倫的長篇小說《窮巷》〉。
九月，退休，任香港釆風通訊社顧問。

1985
七月，三聯書店香港分店的「回憶與隨想文叢」出版侶倫散文集《向水屋筆語》，內收文五輯六十一篇。
九月，北京友誼出版公司出版短篇小說集《無盡的愛》。內收〈無盡的愛〉、〈福田大佐的幸遇〉、〈沒有留下名字的人〉、〈兩代人〉、〈生活的戲劇〉和〈狹窄的都市〉。

1986
一月為《香港文學》第十三期，一周年紀念特大號寫散文〈我的話〉。

1987
先後被聘為香港《八方》文藝叢刊顧問、三聯書店香港分店《香港文叢》顧問。
十二月，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出版經作者再修訂的長篇小說《窮巷》，是為最完善的版本。

1988
一月，小說〈把戲〉發表於《香港文學》〈第三十七期〉，是生前發表的最後一篇作品。
同月成為香港作家聯誼會會員。
三月二十六日，「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舉行「侶倫作品座談會」由黃繼持主持，小思、梅子主講；小思講題是〈侶倫二、三十年代小說初探〉，梅子講的是〈《窮巷》出版的經過〉。侶倫應邀出席這次活動。後因二十五日深夜冠心病猝發，進入醫院，未能參加。
同日，救治無效，於二十一時三十七分病逝於九龍伊利莎白醫院。享壽七十七。
侶倫病逝後，生前友好及關係單位的代表組成治喪委員會，協助遺屬料理後事。
四月六日中午十二時各界數百人於九龍紅磡世界殯儀館舉行公祭，隨即大殮出殯，奉柩沙田富山火葬場火化。
六月，《八方》文藝叢刊第九輯編《侶倫先生紀念特輯》，收盧瑋鑾的〈侶倫早期小說初探〉、温燦昌的〈侶倫創作年表簡編〉，重刊侶倫的小說〈黑麗拉〉和詩〈哀敬〉。

2001
香港作家協會的《作家》雙月刊於八月及十月編了個《侶倫小輯》。八月的第十一期收陳子善的〈《北新》半月刊與侶倫的佚作小說〉，並重刊他的〈伏爾加船夫〉；十月的第十二期收甘豐穗的〈回憶侶倫〉，並重刊他的〈一條褲帶〉。

2003
四月，《香江文壇》組《侶倫逝世十五周年專輯》，收溫燦昌的〈侶倫創作年表簡編〉、張詩劍的〈論侶倫的代表作《窮巷》〉和〈「向水屋」主人侶倫〉、思鑒的〈淡泊而豐碩──憶念侶倫先生〉、慕容羽軍的〈侶倫創作的轉折〉、黃振威的〈日治時代的香港——談侶倫的中篇小說《無盡的愛》〉、梅子的〈有關侶倫的二三話題〉等，還重刊了侶倫早年的小說〈以麗沙白〉。

2010
九月，黃仲鳴編《侶倫作品評論集》由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初版，全書近三百頁，分上篇《香港文學的拓荒者》及下篇《侶倫作品評論》，收羅孚、靈文、華嘉、盧瑋鑾、陳子善、慕容羽軍……等人的文章二十餘篇。
十二月，《文學評論》雙月刊於總第十一期編《侶倫專輯》，收黃仲鳴〈侶倫其人〉、許定銘〈侶倫的第一本書《紅茶》（外一章）〉、黃志江〈從侶倫《窮巷》看戰後的香港社會〉和王劍叢〈一部極有價值的散文集〉等四篇。

──2014年10月

＊本〈編年〉參考溫燦昌先生之〈侶倫創作年表簡編〉編成，謹此致謝。又，本編純以侶倫的文學創作為主線，並未包括他所編之電影劇本及其影藝生涯。

回應：

Matt Lee：

馬吉先生，想起曾在電子期刊見過不少侶倫的新資料，可能對許生有用：

1.〈超吻甘〉最先初能發表於1933至1934年的北京《圖畫周刊》，由1933年第12卷17期，至1934第4卷第8期，暫時見到有十七續，資料來源：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

2.1933年在上海《東方文藝》第1卷第5-6期發表〈遊戲與義務〉，資料來源：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庫；

3.1938年在香港《國際文摘》第1卷第5期至6期發表〈白麗絲夫人家〉，資料來源：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

4.1940年在《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會報》第3卷第2期發表〈一條褲帶〉，資料來源：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庫；

5.1944年在上海《現代周報》第1卷第1期發表〈遮陽鏡〉，資料來源：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

6.1944年在上海《現代周報》第1卷第11期至第2卷第2期發表〈羅道夫先生〉，共四續，資料來源：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

7.1946年在香港《萬人周報》（並不是萬人傑那一套）第2期發表〈伉儷之二哲學家〉、第3期發表〈章先生的假期〉、第8期發表〈于先生的悲哀〉，資料來源：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庫；

8.1947年在廣東《世界新潮》第1卷第2期發表〈天衣〉，資料來源：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

另有1935年在香港《時代筆語》第1卷第1期發表〈牆的抑鬱〉，1935年10月20日出版，該刊目錄及出版日期是根據1935年10月17日出版的《南華日報‧勁草》的廣告，據我所知有人藏有孤本。

許定銘：

讀Matt Lee的補充資料，使我非常高興。

多年來我為中國現代文學及香港文學的塗鴉，為我喜歡的作家寫東西，目的都是為作家的遭遇忿忿不平，而抛磚引玉，希望引出專家來，使大眾注視這些被忽略的作家。

侶倫在香港文壇默默耕耘數十年而被人忽略，我受邀在半年內完成二十萬字的《侶倫卷》，還要寫不少於一萬字的導言及年表，是件非常艱巨的工作，主要是侶倫的書不易找。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無法在短短幾個月內收齊他的書，未結集的作品，只能靠運氣，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可幸侶倫的兒子李兆輝、外甥鄭中堅及好友馬吉等，為我提供了不少孤本及照片，特此致謝！

《侶倫卷》雖然只是部一般的選本，卻是如今市面上唯一一本能全面了解侶倫作品的選集。他很多發表在冷僻的期刊上的作品，我都無法接觸到，更談不上研究，盼有心的學人能在侶倫身上再努力些，多發掘些侶倫的成就。

侶倫的文學創作

侶倫的文學創作
許定銘

侶倫（1911～1988）是香港第一代新文學作家，與謝晨光、傑克、平可、望雲、杜格靈、谷柳……等是同代人。

羅孚稱他為「香港文壇拓荒人」。（1）

袁良駿則說他「是一部活生生的香港小說史、文學史」。（2）

都突顯了侶倫在香港文壇上的地位。事實上，他不單出版了近二十部小說和散文集，未編入單行本的創作也不少；此外他還加入電影圈，編過不少劇本，如《強盜孝子》、《弦斷曲終》、《蓬門碧玉》、《如意吉祥》、《大地兒女》……等均相當出色，有極崇高的地位。《侶倫卷》是他的文學創作選集，故本導讀僅探討其文學創作的成就。

侶偏自畫像（1934）

衝出香港的作品

侶倫很年輕即從事寫作，一九二六年把平日所寫的新詩，以《睡獅集》為題，投到《大光報》副刊發表時，他才十五歲。後來他與文友組織「島上社」，在同人雜誌《鐵馬》上發表短篇小說〈爐邊〉，在《島上》發表散文〈夜聲〉，在《字紙簏》上寫〈小手的創作〉，在《伴侶》上發表〈殿薇〉和〈Ｏ的日記〉……等作品，都是他二十歲前的事，可見侶倫是位很有天份，且思想成熟的年輕作家！

年輕的侶倫不甘心單單在香港發展，只成為「香港作家」，很早他就嘗試衝出香港，把作品投到當時全國文藝中心的上海去，要成為全國知名的「中國作家」；只是年代久遠，他當年在上海發表的作品不多且不容易找到，侶倫的這些少作，才會為一般讀者忽略，甚至遺忘。

一九二八年一月，葉靈鳳在上海主編文學期刊《現代小說》。侶倫覺得這份雜誌很有份量，便創作了短篇小說〈以麗沙白〉投到上海去。有幸他遇到了伯樂，葉靈鳳在《現代小說》第二卷一期發表了他的〈以麗沙白〉，這是他首次在上海有地位的文學雜誌上發表作品，十七歲的侶倫非常高興。不久，他又寫了〈煙〉寄去，在二卷四期也發表了，自此他與葉靈鳳通信，成了好友。一九二九年，葉靈鳳携愛妻訪港，侶倫與他相處逾月，十分融洽。侶倫認為葉靈鳳是他學習寫作的年代，在精神上給予他最大鼓舞力量的人。（3）

一九二九年三月，上海《北新》半月刊在第三卷五期刊出了〈「新進作家特號」徵稿啟事〉，向全國徵集文藝作品。曾投稿《現代小說》的侶倫，便寄去了近二萬字的短篇〈伏爾加船夫〉。是年十一月的三卷第二十及二十一號上，他的〈伏爾加船夫〉被選出發表了。雖然是次徵文不分名次，但侶倫的這篇小說卻順序排在第二位刊出而受注視，成為享譽文壇的「中國作家」了。

在〈伏爾加船夫〉入選後，侶倫還為《北新》寄去了另一短篇〈一條褲帶〉，發表於一九三Ｏ年四月《北新》的第四卷第七期上。不知何故，此後侶倫甚少再為上海的期刊寫稿，直到一九三五年才再在上海的《中華月報》上發表短篇小說〈超吻甘〉（Chewing Gum），此篇後來收入短篇小說集《伉儷》（香港萬國書社，1951）中，是他在上海發表的幾篇小說中，唯一收進書中的作品。

〈以麗沙白〉寫於一九二八年七月，是侶倫十七歲時創作的短篇。一九二九年中，署名李霖發表於上海葉靈鳳主編的《現代小說》二卷一期上，此後從未收入侶倫的短篇小說集中。直到二ＯＯ三年，《香江文壇》編侶倫逝世十五周年專輯時，才由他的好友温燦昌重刊，這是小說面世七十五年後的事。至於另一篇〈煙〉，據說是刊於《現代小說》二卷四期上的，可惜該刊未能找到，也沒有在以後的報刊上重現，未見！

五千多字的〈以麗沙白〉，是「我」給英文名「以麗沙白」的謝絲天底長信，以綿綿情話，細細述說一段藕斷絲連的情事：我和絲天原是一對愛侶，可是，當我隨軍隊從外地回來後，卻發現絲天另有愛人，我大受刺激，病了一段時日後，便給她一封不甘示弱的長信，詳述昔日的情事，似乎想以此說服她回頭；後來又覺得她不會重投我的懷抱了，便又說如今表面上是絲天拋棄了他，而事實上他另有後備愛人綠茵，跟着描述他與綠茵的愛慾，還說自己早已想離開，只是不忍傷害絲天……。

以書信的形式寫小說，在一九二Ｏ年代算是新鮮的，比一般的平鋪直敘要强得多，像侶倫這樣性格內向的作家，向設定的收信者傾訴心事，正是他的强項，此所以〈以麗沙白〉的綿綿情話，是帶有濃郁的情意而真情流露的！

但我卻發現這篇〈以麗沙白〉和侶倫其他的言情小說頗有不同：情濃處過度露骨了！比如他說：

我有時看看自己的手時，我想起這是曾擁抱過你，並且曾捏過你的雙乳和摸過你的軟滑的肉體，也曾探過你認為秘密的所在的。……處女的至寶，是足以自恃而且莊嚴的，然而你的值得嬌矜的私有的一部分我已探討過了……沙漠我已走盡，金字塔我鑒賞它偉大的藝術，雖然尼羅河底我不曾探過是蘊藏了什麼，但我已經滿足的了。

最後他還說：

不寫了，綠茵來了，她躺在床上等着我呢……

這樣的文字，這樣的意境，在今天的青年男女來說，是「小兒科」，但在一九二Ｏ年代侶倫的筆下出現，使我感到相當詫異，是甚麼驅使他這樣寫呢？

一九二六年，章衣萍的《情書一束》（4）以雷霆萬鈞之勢成為中國現代文壇最著名的暢銷書，就是以書信形式表達，而略帶情色的小說，且看故事結束時的「我仔細的……從她的乳峰望到小腹下的黑毛，……我在她的小腹下親了一個吻……」幾句，當然要比侶倫的更活現，更現實，更色情。我不禁產生這樣的疑問：〈以麗沙白〉會不會受到《情書一束》的影響呢？

温燦昌在重刊〈以麗沙白〉後有一段〈說明〉，說他曾問過侶倫發表在《現代小說》上兩篇小說的篇名：

老先生沒有回答。我估計有兩個原因：作家在成名之後，悔其少作；二、篇名忘了。以後他在給我寫了《侶倫文藝生活概述》也沒有提到它們。（5）

我看「篇名忘了」的機會不大，少年人的得意之作怎會忘記？我覺得「悔其少作」則是不必要的，侶倫寫〈以麗沙白〉時，的的確確是少年人，學習寫作之初，模仿是必經之途，作家成名後絕對不必刻意隱瞞少作；相反，把成名作家的全部作品鋪陳出來，讓研究者逐篇探索他步向成功之途，倒是必要的！

侶倫的〈伏爾加船夫〉和〈一條褲帶〉都寫於一九二九年，刊於上海《北新》半月刊後，從未收進他任何一本小說集中。直到二ＯＯ一年八至十月，香港《作家》雙月刊組合了一次〈侶倫小輯〉，才由上海陳子善發掘出來重刊，並寫了〈北新半月刊與侶倫的佚作小說〉配合。

〈伏爾加船夫〉寫大都市中的男女「攻防術」，正是侶倫最擅長的題材：婚後的「他」對太太久了，便希望透過婚外情尋找刺激。 碰巧有位他和太太都認識的女孩子綺芬對他假以辭色，他便乘機約她看電影〈伏爾加船夫曲〉，並發動攻勢……。豈料事機不密，讓太太知道了。她先不動聲色，故意出外製造機會給綺芬到家裏來，卻又在緊張關頭突然現身破壞，事後還帶他去看〈伏爾加船夫曲〉，讓他見到喜歡玩弄愛情的綺芬捲曲在另一名男子的懷中……

故事非常簡單，卻寫了近二萬字，大量筆墨都用在「他」的心理活動內：怎樣瞞騙妻子？如何令綺芬不留意，從她身上尋求觸覺的享受？一步成功了，怎樣進行第二步？A計劃失敗了，如何順利過渡到B計劃去……。他複雜的心理活動，在侶倫的筆下流動得自然暢順，是他早年小說中不可多得的傑作。陳子善說：

這篇〈伏爾加船夫〉不但在《北新》「新進作家特號」中顯得突出，滿紅、嶺梅、李同愈諸家的作品都相形見絀……（6）

〈一條褲帶〉寫侯王誕農村男女偷情的故事：康伯在村裏開雜貨店，生活穩定有成績，漸漸成了冒起的鄉紳，時常把希望寄託在兒子阿安身上，盼他能為家裏帶來「福祿壽」。而從城市放假回來的阿安，則趁神功戲期間，鄉下年輕男女互相調笑交往的機會，與一向愛慕的芹姐偷情。豈料東窗事發，芹姐被鄉民捉住，阿安則在逃跑時跌到橋下……，屍體被發現時，頸上掛着從芹姐身上除出來的一條褲帶。

侶倫時常說他的小說寫的都是身邊熟悉的事，題材多是都市男女的愛情故事，或發生在城市中各階層的典型事故為主。像〈一條褲帶〉這樣，寫農村中默默向上爬，把一生寄託給下一代的小人物康伯的很少。相信他在寫〈一條褲帶〉前，着實經過努力的資料搜尋：康伯抽水煙筒，打爛神枱杯想到將有不幸事件的迷信，生活好了便祈求「福祿壽」齊來，平日欠缺社交的年輕男女借神功戲的日子來交朋友，芹姐到康伯店裏買的那條褲帶，最後卻纏在阿安的頸上……，寫得真確且具戲劇性，它顯示了侶倫在慣用題材以外的擴張野心。

侶倫的好友黃蒙田在〈悼念侶倫〉（7）時說：當他們同住在九龍城時，侶倫很喜歡泡咖啡店，他在那裏看書、寫稿、觀察茶客活動，尋找寫作題材，有時一天不止去一次。要找侶倫不必到他家裏去，到他常去的咖啡店即可。

侶倫的小說和咖啡店關係密切，他底名作〈黑麗拉〉中的女主人翁黑麗拉，就是「孔雀咖啡店」的女侍。至於寫於一九三四年，曾在上海《中華月報》發表的〈超吻甘〉（Chewing Gum），故事則是在「黑馬咖啡店」發生的。

「黑馬咖啡店」是執筆者陸先生和他的好友高子明、毛爾青的「蒲點」，在他們認識了歌舞女郎華都眉後，仍以此處作為故事發展的舞台。經常嚼香口膠的漂亮異族女郎華都眉，周旋於高子明、毛爾青和老陸三個男人之間，技巧圓滑，銀手法高明，她的愛情觀是「金錢」主宰一切，誰有錢，誰就有愛，這是非常現實的愛情交易，是一九三Ｏ年代香港社會某階層的寫照。

侶倫這幾篇寫於七八十年前，有意衝出香港發展的小說，在上海發表時相當年輕，雖然仍在創作的摸索階段，但已取得相當不錯的成績。可是後來卻安心留在本地當「香港作家」，是受了挫折，磨滑了錐角？還是受了生活磨練，定下心來接受現實？是個頗值得研究的課題！

小說中的精品

侶倫的小說當以反映小市民生活的《窮巷》最成功，可惜編選集時無法容納十多萬字的長篇，只好割愛。至於他的中篇，當以〈黑麗拉〉、〈永久之歌〉和〈無盡的愛〉最負盛名。

〈黑麗拉〉和〈永久之歌〉均寫於一九三七年，都是二三萬字的中篇小說。前者寫在俄國人開設餐廳當女侍的外籍少女黑麗拉，和以寫劇本謀生的「我」，從邂逅到戀愛，到黑麗拉因病去世……，雖有《茶花女》的影子，但因為故事發生在尖沙咀，頗有本地風味。〈永久之歌〉寫的是盲眼老歌者哈萊向我講述他逝去的戀愛故事：他和好友史密德一同愛上了美麗的富家女戴茵蘿。因為崇高的愛不在擁有，而在盼望對方得到幸福。一對好友因互相讓愛，及種種不幸的際遇造成了永久的遺憾，傷心的哈萊只好浪歌天涯……。

兩篇戀愛悲劇當年均震撼人心，贏得大量讀者，然而，藝術成就卻不見高，遠遜一九四四年創作於烽火中的〈無盡的愛〉。

〈無盡的愛〉與〈黑麗拉〉和〈永久之歌〉同樣是愛情故事，寫居於香港的葡萄牙少女亞莉安娜全家死於日軍空襲中，當義勇軍的未婚夫巴羅也淪為日軍俘虜。亞莉安娜忍辱負重，被日本憲兵佐藤隊長收作情婦，希望從他那兒找到營救未婚夫的方法，無奈巴羅在越獄行動中被殺。亞莉安娜為報仇而毒死佐藤，最終自己亦難逃厄運。

同樣是悲劇愛情故事，但〈永久之歌〉加插了與日本軍隊對抗的情節，與本地人仇日心態相和應，產生深度的化學作用，面世以來大受歡迎，一再重版，先後印過五次，比〈黑麗拉〉和〈永久之歌〉更暢銷。不過，如果選集中只能容納一個中篇時，我只好捨棄這三篇愛情故事而取〈殘渣〉。

我認為他的中篇小說裏，寫得最好的，是戰時在內地構思並着手撰寫的四萬字中篇〈殘渣〉。可惜的是，這篇作品只收在小說集《殘渣》（香港星榮出版社，1952）裏，而《殘渣》這部單行本出版至今已六十多年，當年印量不多，坊間少見，又因字數不少，沒有機會在其他書中重現，才為一般讀者忽略。

作者在書的〈代序〉中說：〈殘渣〉原打算寫成一部十萬字以上的長篇。可是戰後幾年來，由於生活狀態的不許可，也由於時代變得太急激，許多在當日認為值得留下的東西，很快都變成了沒有用處，只好把已寫的部份獨立起來成了一個中篇。

〈殘渣〉有個副題叫〈一個戰時的家景〉，寫以收租過活的林伯章一家，在香港淪陷前一段時日的故事。他家中有大老婆、三姨太、岳母、兩個女兒、兒子、未過門的媳婦、姨甥女……近十人，大多是避難而聚居到他那兒的成年食客，人數眾多，他們各有自己原來的生活圈子，各有自己的故事，如今聚在一起，林家便成了個戰時的小社區。因為戰事日緊，收租不容易，人人各懷鬼胎，爾詐我虞，嘲諷、小動作，無日無之……。

侶倫在香港淪陷前及失陷後，也住過一段不短日子，生活經驗豐富，尤其寫他們受日軍轟炸，全家躲到樓梯底避難的一幕，在動態和心理上都描述得細膩深刻，相當出色，比之他賴以成名，及有大量讀者的〈黑麗拉〉、〈永久之歌〉和〈無盡的愛〉更有藝術性，更具社會意義！

一九八三年，侶倫在温燦昌的《殘渣》上題字時，是小說寫成和出書後的三四十年，他還認為這篇四萬字的中篇是「較有意思」，仍值得「吹牛」的，可見這個中篇在他心中的地位如何重要！

除了上面提到的各篇，選集中值得注意的還有〈輝輝〉和〈狹窄的都市〉。輝輝是個還未懂事的小孩子，他和媽媽住在香港某幢樓宇樓梯底的角落裏。半夜裏，又冷又餓的輝輝被「乓乓」聲驚醒了，他想起在鄉下的大榕樹下土地公前，就是在這種「乓乓」聲中，他和媽媽都被那些穿草青衣服的大兵推倒了，他們拉走了爸爸，搶走了一切，搶走了輝輝幸福的家園……。輝輝大驚，推醒媽媽，說「乓乓」來了。媽媽叫他不用怕，說這是香港新年的爆仗聲……。

四千多字的〈輝輝〉原叫〈輝輝的新年〉，寫於一九四九年，是為「學生文叢社」出版的文集而寫的，這種雜誌式的叢書，對象是香港的少年人，侶倫用了淺白平易的手法寫孩子心態，居然掌握得恰到好處，把孩童純真幼稚的思維發揮淋漓盡致：在輝輝半醒半睡的夜半中，以時空跳接的方法，把過去、現在與現在、過去揉合了，透過不同的空間，展現出兩種時地的「乓乓」，使戰爭與和平在他筆下成了强烈的對比，這是侶倫中期短篇的極品！

短篇〈狹窄的都市〉原刊於一九六六年二月的《海光文藝》（8），它有個副題──〈致高貴女人們〉，是由四個巧合故事組成的：

〈在巴士上〉寫他在擁迫，找不到座位的巴士上遇到認識但不熟絡的婦人，她把站在他身旁的女子誤會了是他的太太，不停地向他「夫婦倆」交談，其實只有她在說話，他和那女子都無法插口，尷尬異常！

〈在餐廳裏〉：他和她無意中在同一卡座搭枱，正是無巧不成書，他們要的都是凍咖啡、火腿燒牛肉和不加糖不加奶的紅茶。她以為他有意跟她叫同樣的食物；他卻覺得雖然巧合，卻無意更改……。

〈兩張窗幃的戲劇〉寫他住家窗前，隔着天井的另一扇窗內的房間裏，新搬來了「她」。見她在書枱上擺了文藝書，以為大家既有同好，應該可以發展成朋友。可是她不想他見到她梳頭及活動，一發現他，便立即把窗幃放下來。而他也不甘示弱，兩張窗幃便不停拉拉開開，互相反以白眼。

〈聖誕節夜的電話〉說「差利」在平安夜收到她搖來一通找「差利」的電話。一聽到他是「差利」後，便不停口地傾訴她的心聲，他知道她搭錯線了，卻無法插嘴告訴她。

侶倫以這四個千餘字的極短篇組成〈狹窄的都市〉，目的在控訴這個城市太擠逼了：小小的香港，擠了四百多萬人（1960年代），搭巴士、上餐廳、開窗、聽電話……這種巧合的故事隨時都發生在我們的生活裏，本來是極平常的故事，但，侶倫信手拈來，用風趣幽默的語調，似向對方傾訴的筆法，老生常談的小故事，居然能吸引讀者，喜悅地讀畢，這是高手泡製的清涼喜劇小品，〈狹窄的都市〉是侶倫一九六Ｏ年代難得的精品！

後來讀侶倫的小說選集《無盡的愛》（北京友誼出版公司，1985），見也收了〈狹窄的都市〉，副題卻變了〈幾封給陌生人的信〉，引起我的好奇心，細心翻閱，發現竟與《海光文藝》中的〈狹窄的都市〉頗不相同：

先說小說名稱，〈在巴士上〉易名〈尷尬的時刻〉，〈在餐廳裏〉易名〈矛盾的權利〉，〈兩張窗幃的戲劇〉變成〈沉默的戲劇〉，〈聖誕節夜的電話〉成了〈電話的傳奇〉外，還多了篇〈銀幕前的控訴〉，故事說他去戲院看電影時，鄰座的一對不單遲了半小時入場，坐下不久又起來去洗手間，兩次騷擾專心看電影的他。

侶倫寫作認真，經常修改不滿意作品的習慣我是早已知道的，但，今次〈狹窄的都市〉不是修改，簡直是重寫（9）（像寫到香港的人口時，說有五百多萬人。1980年代），故事情節略有删削以外，連叙述的語氣也不大相同，與《海光文藝》中的〈狹窄的都市〉比，頗覺遜色（10）。我不禁懷疑：侶倫在編友誼版《無盡的愛》時，是否沒有〈狹窄的都市〉原稿在手，卻又不想漏收傑作而重寫？何以是五則而不是原來的四則呢？你不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流露真情的散文和新詩

侶倫的散文集有《紅茶》（香港島上社，1935）、《無名草》（香港虹運出版社，1950）、《侶倫隨筆》（香港太平洋圖書公司，1952）、《落花》（香港星榮出版社，1953）和《向水屋筆語》（香港三聯書店，1985）等五本。

此外他還有本很多人都誤以為是散文集的《紫色的感情》（香港星榮出版社，1953）。我幾經辛苦找到這本六十年前出版，並已絕版多年的原書，細心一讀，發現八萬多字的《紫色的感情》，表面上是由五十八封書信組成，如果單看目錄，把本書誤以為是散文集一點不奇，其實書前有〈序曲〉，交代了故事發生的始末，再讀了書信的內容，你一定不會稱《紫色的感情》是散文集，一定明白到作者的心意：用五十八封信來組成一個長篇！

〈序曲〉中說：作者在一個生辰宴會裏認識了一位愛文藝的S小姐，她給他說了一個「朋友」的故事：

一個女孩子主動地和她仰慕的作家薛嘉靈通起信來，原先只是虛榮心作祟，後來卻不自覺陷入了情網。而作家也同樣愛上了她，不能自拔。她冷靜下來後，怕這段紙上的愛情不會持久，終有幻滅的一天。於是揮慧劍斬情絲，和現實生活中的另一男士結婚，到外地生活。同時把作家給她的信轉給本書的作者。

S小姐離開後不久，作家薛嘉靈即因長期憂鬱症病逝！

侶倫寫《紫色的感情》，是經過精心策劃和慎密構思的，全書就是薛嘉靈寫給S小姐的五十八封信，而不刊S小姐給他的信，這在故事裏留下了很大的空間：S小姐說了些甚麼，會使薛嘉靈這樣神魂顛倒？增加了讀者的無限想像……，這種以單方面表達故事的寫作手法，在一九五三年應該不多見。

侶倫擅長編電影劇本，五十八封信就是五十八個場景，作家的個人獨白，有無限發揮延伸的潛力，落到一流的導演手裏，必然會演化成高水平的藝術作品。

這樣的一個傷感故事，怎麼會變成了「散文集」！

侶倫散文的種類大致分：寫個人感情和生活的（《紅茶》、《無名草》和《落花》）、閱讀筆記和隨想的（《侶倫隨筆》和《落花》）及史料性的（《向水屋筆語》）三大類。

《向水屋筆語》是他散文中最重要的作品，侶倫在〈前記〉中說：

在這方面着筆的時候，我無意為一些人所謂的「香港是文化沙漠」這一觀念作辯正；我只是憑自己的記憶，把所知的一些人與事記下來，說明這塊「沙漠」也曾經出現過一些水草。但這可不是「史料」，而只是一點點瑣碎的憶語。

侶倫在這裏所說的「這方面」，就是書中第一輯的《文壇憶語》，輯中十多篇文章，記的就是他一九二Ｏ至四Ｏ年代，在香港所接觸到的人和事。

侶倫是一九二六年涉足文壇的，在香港文化圈子內活動超過六十年，是見多識廣的老前輩，與他同代的文化人，只有平可寫過〈誤闖文壇憶述〉（11），但內容僅限於他自己活動的小圈子，質和量都遠遜於侶倫的《文壇憶語》。

此中〈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談早期的書店、報紙副刊、《伴侶》、《字紙簏》、《激流》和《紅豆》等期刊，侶倫都參與其事或寫稿，資料詳盡，過來人的親述與一般憑資料寫成的記述截然不同；〈寂寞地來去的人〉、〈島上的一群〉、〈《島上》草胎死腹中〉、〈關於《時代風景》〉……中，很多資料都只有他知道，很多還是他未寫這些文章前從來未有人提及的。侶倫在〈前記〉中說「但這可不是『史料』」這句，真是可圈可點，這應該是第一手史料，是編寫香港新文學史的一份珍貴文獻！

侶倫不擅辭令且沉默寡言，我曾與他同桌參加晚宴，整晚近三小時，說不足五句話，但他在散文中卻是滔滔不絕，而且不忌諱談私事，全是一個「真」字，這可以在《紅茶》和《無名草》中得見。

《紅茶》是侶倫的第一本書，分《殘絃小曲之什》和《紅茶篇》上下兩輯，共收十六篇作品。侶倫在〈前記〉中說「這裏面的每一篇文章，在動機寫的時候以至寫好，都不過是企圖抒發自己心中的鬱結；最高的目的，也只在給自己一種適意的滿足」。正因為這種純真，散文才不會矯揉造作，才會有感情，才能叫讀者感動！

侶倫的妹夫江河（1916～2006）也是本港著名的作家，還有筆名紫莉、金刀和魯柏。他以筆名魯柏在五百字專欄──《雜碎》（12）的一篇〈林風與林鳳〉中，談到侶倫與郭林鳳（葉靈鳳的離婚妻子）一段情誼時曾說「郭林鳳這個人在他（指侶倫）的生命中的確是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在感情上，侶倫付出比林鳳多……」，並指出侶倫的處女作《紅茶》中，有很多篇都是寫林鳳的。在《紅茶》出版近二十年後，侶倫把書中近十篇充滿情意的散文重寫，全收進《落花》中，可見他對那段情念念不忘。或許，這就是侶倫所說「心中的鬱結」吧！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攻陷香港之時，侶倫是住在九龍城「向水屋」（13）的，他目睹平民百姓在日軍的淫威欺壓下忍氣吞聲，過着亡國奴的生活，生命隨時被結束……。他終於忍不住，在一九四二年五月，離開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逃到東江上游的紫金縣避難。在平靜的鄉間歲月中，他一邊在小學裏教書，一邊默默地筆耕。這時候有朋友來信，說要在曲江辦報邀他撰稿，他便隨寫隨寄，寫了一大批揭發日軍暴行的文章，以備將來組成《香港淪陷回憶錄》出版。可惜朋友的報紙辦不成，他幾經辛苦討回來的稿件，僅剩下零星的散頁，《香港淪陷回憶錄》便出版無望了。 在紫金隱居三年多，侶倫勝利後回到香港，向水屋已被夷平，他撫平了傷痛，在生活穩定以後，便整理這幾年的散稿出版了《無名草》。

《無名草》雖然書分《無名草》、《火與淚》和《生死綫》三輯，其實只是兩類文章：《火與淚》和《生死綫》收〈難忘的記憶〉、〈孤城的末夜〉、〈淪陷〉、〈橫禍〉、〈人性以外〉……等十篇，正是索回來《香港淪陷回憶錄》的散稿，這裏有淪陷前文人焚書燒信的恐慌；誤闖禁區，生死繫於一綫的驚嚇；為了未得允許而購買香煙，迅間身首異處；搭公巴全車被捉去「剝光豬」搜身……，日軍的種種暴行，讓我們未經戰亂的後生小子，以為在讀《天方夜譚》！

《無名草》一輯中也收十篇文章，是他戰後生活的點滴，此中〈故居〉、〈舊地〉、〈書二題〉和〈我的日記〉數篇，感慨尤深。和平後回到香港，他到九龍城去，緬懷昔日的生活片斷，時空轉移了，故居景物和人事當然已不再了。文人多是感情豐富的動物，記憶中的無助，忍痛焚燬寫了十三年的二十本日記，那種傷痛是不能用文字表達的，侶倫說「我愛惜我的日記，比較在『舐犢情深』這觀念下愛惜自己的作品還要深切。因為後者是用思想去寫，而前者是用生命去寫的」（14）。試想想：那些記載了個人「生命的成長，思想的變遷，青春的哀樂」的文字，要在一瞬間化成灰燼，執筆要描述那種哀痛時，誰能不手震，誰能不痛心疾首！

寫《無名草》時侶倫已三十多歲，較青少年時代出版的《紅茶》，無論是思想上，寫作手法上和文筆，都有長足的進步，生活的歷程，是作家筆鋒最好的磨練。

《紅茶》、《無名草》和《向水屋筆語》是侶倫散文的極品，可惜《侶倫卷》字數有限，我們只能選出最精采的收在這裏，想一窺全豹，就得訪尋原書了！

侶倫以小說寫得最好，但他一九二六年以《睡獅集》初涉文壇却是以新詩起步的。幾十年後他在〈想起一個除夕〉（15）中强調「我不會寫詩」，這句大概不是自謙之詞，他的十多本著述中沒有一本是詩集，可見他的新詩的確寫得不多。編《侶倫卷》時很想收齊他各類文學創作，可惜盡了力，遺憾只能搜尋得〈訊病〉、〈歸航〉、〈流亡的除夕〉、〈九月的夢〉、〈忘題〉和〈哀敬〉。

〈哀敬〉有個副題──〈送蕭紅女士遷葬〉，送蕭紅骨灰回國，是香港文化界一九五Ｏ年代的大事。一九五七年八月三日，香港文化界數十人送蕭紅骨灰上火車，與蕭紅素不相識的侶倫參加了是次盛會，送同齡人骨灰的事，深深打動了侶倫的心坎，回程時他寫下了悼念蕭紅的詩句：

著作等身算得什麼呢？
如果那只是一帙白紙。
蕭紅沒有等身的著作，
然而她寫下的每一頁都不是白紙。（16）

侶倫回去以後，把這四句詩演化成七組四十二行的〈哀敬〉，發表在《大公報》上。一九八八年侶倫猝逝後，《八方》的〈侶倫先生紀念特輯〉上，就選刊了〈哀敬〉以作紀念，因為那是侶倫最關心的事──「他寫下的每一頁都不是白紙」！

此中特別要提的是〈流亡的除夕〉。這首詩寫於一九四二年，那是香港淪陷後的第二年，侶倫穿過封鎖線，逃到東江上游的小鎮，滯留在那兒從事教育工作，過着「異鄉飄泊，孤立無助」的生活。他在三十多年後的一九七九年，寫了回憶性質的散文〈想起一個除夕〉，就用〈流亡的除夕〉作引子，說「這幾行句子，卻記錄了我當時的情景和心境。多年來也不曾忘記。因為這是我有生以來所經歷過的一個最不愉快的除夕」（17）。

〈流亡的除夕〉只有分成四組的十二行：

除夕，
給雨封住了。
如在空間劃上五綫譜。

異鄉，
有徹骨的寒冷，
和流亡的淒涼味。

室內病妻的呻吟，
屋外的爆竹聲遠聲近，
混合於五綫譜之中。

壁上，
被冷落的生豬肉，
也滴着淚了。

詩是情景交融的結晶：在淒冷的寒夜中，由雨聲、爆竹聲、呻吟聲合奏的五綫譜；異鄉流亡的淒酸，與本地人的新年歡樂氣氛，成了强烈的對比……深深地刺入詩人的心坎，難怪他畢生難忘！〈流亡的除夕〉是一首出色的小詩！

──2014年10月

註釋：
（1）羅孚的〈侶倫──香港文壇拓荒人〉見他的《南斗文星高》（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頁204。
（2）袁良駿〈侶倫小說論〉，見黄仲鳴編《侶倫作品評論集》（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2010）頁115。
（3）見侶倫的〈故人之思〉，載《向水屋筆語》（香港三聯書店，1985）頁128。
（4）章衣萍的《情書一束》（北新書局，1926）。
（5）原刊2003月4月《香江文壇》總第16期，頁29。
（6）見陳子善的〈北新半月刊與侶倫的佚作小說〉，刊香港《作家》雙月刊，2001年8月，第11期，頁9）。
（7）見《黃蒙田散文／回憶篇》（香港天地圖書，1996）頁49。
（8）由一九六六年一月至一九六七年一月，共出十三期的《海光文藝》是羅孚組稿，黃蒙田執行編輯的。侶倫〈狹窄的都市〉原刊於一九六六年的二月號上，頁22。
（9）見《無盡的愛》（北京友誼出版公司，1985）頁109。
（10）《侶倫卷》內的〈狹窄的都市〉是採用《海光文藝》版本。
（11）平可的〈誤闖文壇述憶〉見《香港文學》1985年1至7期。
（12）魯柏的五百字專欄《雜碎》剪報，是貼在侶倫親筆簽贈江河的《都市曲》上的，〈林風與林鳳〉約寫於一九八九年。
（13）侶倫1930年發表散文〈向水屋〉，並把自己的居所定名「向水屋」。
（14）見〈我的日記〉，《無名草》（香港虹運出版社，1950）頁25。
（15）〈想起一個除夕〉，載《向水屋筆語》（香港三聯書店，1985）頁205。
（16）見〈關於蕭紅骨灰遷葬〉，載《向水屋筆語》（香港三聯書店，1985）頁101。
（17）仝（15）。

（馬吉按：此文為許定銘編《侶倫卷》的導讀，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二Ｏ一四年十二月初版。）

陸離翻譯杜魯福電影劇本

陸離翻譯杜魯福電影劇本
TK Chan

陸離翻譯杜魯福的電影劇本，1970年代後期發表於《香港時報》。我印象中陸離翻譯過《四百擊》，但掃描時卻找不到剪報。後來重看《愛女人的男人》剪報前之〈不是前言〉，才知道我將剪報裝訂成一冊小書後，寄到《香港時報》轉送給陸離（其中發生的一點小插曲，暫賣個關子，待《愛女人的男人》剪報上傳時請大家再留意譯前的〈不是前言〉），可是我完全沒有印象。前年掃描後不久，與大拇指的李孝聰說起，他也知道我將《四百擊》送了給陸離；奇怪他記憶力怎會如此好，原來他剛重看過剪報。他也有剪報習慣，只是沒有我的「濫」，他說因剪報不好收藏保存，將剪報影印後棄掉，只保存影印本，很是有點可惜。

我現存9個陸離翻譯的杜魯福電影劇本，將按發表時間為次序上傳，第一個就是《柔膚》。這些剪報原本已裝訂為一冊手掌那麼大的小書，有些像以前的連環圖小書，因為要掃描，裝訂好的小書不便掃描，因此只好全部拆散為單頁，化整（齊）為零（散）。

（《香港文藝剪貼簿‧陸離》）

（TK Chan臉書二Ｏ一五年一月廿六日）

也談陸離翻譯杜魯福電影劇本
Lee How Chun

既然TK提到我的剪報，我也就將我的小冊子拿出來與大家分享一下吧。其實我也有保留報紙原件，不過我缺乏TK的耐性與細心，所以總儲不全全套，唯有影印搭夠。這本祖與占的小冊子是我儲得較齊全的，只缺了五日，補印後，剪貼了杜魯福的照片作封面、封底，並引錄了兩段他的話在首尾，釘裝成這本紀念本。如果陸離不是這麼長氣，一個按也要寫幾日，可能較易儲齊，不過說真的，其實我又很愛看這些長氣的前言、譯按，有時甚覺得比原文更有趣。我就是這樣一個不專心的讀者，買香港時報本只是追看足球消息，看原子塵的波經，後來卻移情別戀文藝版。除了時報的剪報外，我還保存了一批法協法國電影新浪潮的場刊。這些場刊每次有陸離、杜杜、黃國兆等的文章作導賞，現附上祖與占的一篇與大家分享。

封面

譯按加順及

這個前言共續了十五天

封底

祖與占的場刊內文

祖與占場刊

（按：這個「也談……」的標題是我妄加的，如有不妥，先此告罪。）

（Lee How Chung臉書二Ｏ一五年一月廿六日）

陸離回應：

＃我的天，陳進權！！日日趕稿+飛的士送稿+「到會即席趕稿」……這些其實都是「亟待複修」的「初稿」啊。

──註明「試譯」，是我早年的習慣，我在「星島晚報」翻譯「花生漫畫」是這樣。

──「香港時報」最初，好像我都有註明「試譯」或「初稿」。湮遠失憶了。請查證。

＞＞＞

＃無論如何, 感謝陳進權！！

（試譯趕稿，錯誤N出。慚愧慚愧……）

（陸離臉書二Ｏ一五年一月廿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