喪禮之後
（畫：黃碧雲）
我沒有想到在喪禮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謊言：我非常驚惶。
本來重要麼？我想沒有很多人記得這件事，記得這本書。
記得又如何？不記得又如何？不過是一本書，我們不至於天真到相信一本書可以留下些什麼，改變些什麼。
一本書不過是讓人閱讀，最好的時候，可以觸動心靈，如果可以經得起時間，可能會成為一個先行者，一點微弱的光。
大多大多數時候，一本書的生命很短暫，在書架上兩個星期，在版權期間幾年，賣一賣，好運氣或壞運氣的話，給人在互聯網上偷貼，虛晃一會兒。
我讀過《狂城亂馬》，內容難以記憶，讀的時候覺得很好笑，並且覺得那個用假名的作者，一定是你。
原來是你
我很八卦的問過出版人，出版人否認，不，不，不是也斯，是另有其人。我說，不會吧，他說，真的，你信我。也斯自己也說不是。
又不知如何，記憶很模糊，我到了一個場所，一個頒獎禮，這本書得獎了，我不知怎的會在現場，我記得有人讀了一段得獎感言，說是一個「在英國讀書的女學生」所寫。我當時？？？？？？！
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過是一個人，寫了一本罵人的書，不想表露身分，有點不負責任而已。
我沒有想到在喪禮會舊事重提，我遲到，站在後面聽到有人說，也斯要將《狂城亂馬》以他的名義出版一次。
我非常惶恐：「沉睡的讓它蘇醒。」為什麼呢？
為了你的內疚？你承擔這一個謊言，過於沉重？
出版人已經死了。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再知道這件事，你就是那個人──刻薄無情的寫，但這又如何，寫作人從來沒有答應是一個模範人類── 杜妥托也夫斯基是個賭徒，李白是醉酒鬼，曹操殺人，君特．格拉斯參加過納粹軍隊──要翻黑材料的話，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大檔案，我的肯定比你那二百頁場刊更厚──冷酷無情，刺傷人，放任無禮，借錢不還，偷東西，講大話，失約，遲到，我都做過──如果你沉默不語，大家忘記，在喪禮上你是良師益友，謙謙君子，文學泰斗，不就好了嗎？大家不就可以完成一件事情的回家嗎？
你是為了──如果還有人知道──那個知情人的良心嗎？像《卡拉瑪佐夫兄弟》的佐西瑪長老一章，殺人者告知佐西瑪長老他殺人的事情，這個知情人就成了他的良心，令他憎恨這個知情人，想殺死他。
如果有這麼一個知情人，你會希望在你離開之前，讓他放下重擔嗎？以免他日夜掙扎，我說，還是不說？你選擇自己承擔這個道德責任。
你是為了你的平安嗎？你已經不需要這平安。
你將事實與謊言向毫無準備的我們，狠狠扔來。像從前的每一次，我毫無反抗能力。
還有保持沉默的權利嗎？
你要告訴我們，那個寫那本小書那個人，那個什麼都看不過眼，那個沒有一個人可以經得他的道德批判的人，極為嚴厲而無情的人，就是你。其實也是我知道的你，令我非常害怕而不得不避開的你。
你用這個事實來攻擊我們嗎？讓那些以為你是溫和可親的人沒得好過嗎？還是讓我，我不知道有沒有比我更多的人，不相信你這個形象的人，必須與那些相信你的，你的學生，你的同事，你的家人，滿滿的坐滿靈堂的人，敵對起來？
這是真實與謊言的鬥爭嗎？如果是的話，我還有保持沉默的權利嗎？
我們在喪禮面對的事實，曾經是一個謊言。
這個事實，將我們從日常的安穩之中，扯下來。
我們面對的死亡，原來是我們必須追求真實的良知。
這樣，我開始，也不得不，翻我自己的黑材料了。我可以承受得起麼？我的過去，我是這麼的一個人。
我記得我看過的一個共產黨人黃新波的一個木刻回顧展，他刻了《魯迅詩意》組圖，《大寨人》、《賣血後》、《控訴》非常忠於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作品，但我記得的，是他的小字，寫的一段悔過書，是他文革時被鬥時寫的。那麼一個忠誠的共產黨人，一樣要悔過，挖自己的黑材料，更何我（們）這些當初在尋尋覓覓，無論生活還是創作都無定向的人，能夠說我（們）清白無瑕？
不可能。
但我不可能埋怨，這是一個道德批判甚嚴的社會。群眾對個人，尤其是願意打開自己的人的審判，從來都是殘酷的，無論有沒有互聯網或狗仔隊。
我慢慢打開這黑材料。請給我一點時間，讓我靜默面對我僅餘的生命。
你從來都是激烈而殘酷的，對我來說，你如終如一。在這最後的一次和你交手，正如之前，那麼的幾次，而且年代久遠的交手，我從來都是失敗者。
離開那個喪禮我便開始病。在醫務所的候診室，我讀史賓諾莎作為治療。幸好我們還有先行者，說明「希望和恐懼；確信、絕望和猶豫；勇敢、大膽和好勝；怯懦和惶恐，以及最後猜忌」「惋惜和懊悔」以及「關於激情的一般評述：……一切好的激情都具有這樣的一種特性，即：如果沒有它們，我們就不能存在和生存，它們彷彿是屬於我們的本質……凡是不好的、我們應該摒棄的激情，其情就不然，沒有它們，我們不僅能夠存在得很好，而且唯有我們擺脫了它們，我們才真正獲得了自己應當那樣的存在。」怎樣分辨「好的……不好的」激情，史賓諾莎說必須「逐一考察」──而讓我們有這種「逐一考察」的能力的，是「明晰的知識」。
所以，你知道，我會繼續，（寫和讀，內在的激情，冷淡述說）我不是輕易放棄的人，怨恨的「讓他們怨恨去」，你會記得我，我是一個好對手，輸不怨，敗不走。
這真是個可怕的喪禮。
（明報二Ｏ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小字
（畫．黃碧雲）
你會記得我的小字。
我給你寫的明信片，你會記得。
因為空間小，字擠得滿滿的：「也斯：原來巴黎的九月那麼冷。」大概。那一年我寫了很多很多信，很多明信片。
我離開前和你在一個地鐵站分手。你邀我去你住在長洲的家。我說不了。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說不。可能這樣一「不」，我們就不是情人，但我會給你寫極為小字的明信片，親密溫柔，你從來沒有回覆。
我一直在寫沒有回覆的字。年輕時是沒有人回覆，後來是我不需要回覆。
很久以後，我在你一個小說，或什麼裏面讀到，「她那極細小的字。我不知道怎樣回覆」，「她自言自語……回覆會打擾她」。我知道你收到了我的明信片。
我回到香港以後，我以為我是另一個人，起碼企圖是，以我極為決絕又自傷的烈勁，斷絕我的過往。
其後我只是見過你幾次。一次在一個讀書酒會，你給我介紹我認識董啟章，說他寫得很好。那時董還是個學生。我很冷淡。大家是競爭對手，敬而遠之。現在我和董也很少來往，但見到面，不會生疏，不會別扭，很自在，像我們還小，談話。
我笑你是「文化交際花」，或許不至於當面嘲笑。你罵我，總是自責自傷自戀。大家沒什麼好說，都看不過眼對方。
可能再見過一兩次，見到面，也不知有什麼話說。
在這人生晚景，大家的路途已經走得七八。聽到你患病的消息，我只是想：「哦，很快。」有時見到認識你的人，會問你的情，都說你很好，很平和，很坦然，心情也好。我想這好。
沒有想過要再見你。我討厭那些話別。
有時經過銅鑼灣，會想，也斯以前住在這裏。
我第一次見你就在你的家，那一晚人很多，你在我身邊，在我耳邊輕輕說話，不時碰我的手。我只是笑。大家都在笑鬧，沒有什麼更多，見到那麼多就那麼多，不過是一場小小的即興表演。
像我們人生的其他事情，偶然而不再的發生，也不那麼重要：我的小字之於你，你的尖銳之於我。
但我還是很感激，謝謝你沒有回覆，謝謝你摸我的頭說：「你有很好的頭腦，好好的用它。」謝謝你罵我自憐自傷。
你勇敢而安靜的離去。我時常想這人生的出場：離戲，出場，不謝幕。
（明報二Ｏ一三年一月八日）
（畫：黃碧雲）
我沒有想到在喪禮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謊言：我非常驚惶。
本來重要麼？我想沒有很多人記得這件事，記得這本書。
記得又如何？不記得又如何？不過是一本書，我們不至於天真到相信一本書可以留下些什麼，改變些什麼。
一本書不過是讓人閱讀，最好的時候，可以觸動心靈，如果可以經得起時間，可能會成為一個先行者，一點微弱的光。
大多大多數時候，一本書的生命很短暫，在書架上兩個星期，在版權期間幾年，賣一賣，好運氣或壞運氣的話，給人在互聯網上偷貼，虛晃一會兒。
我讀過《狂城亂馬》，內容難以記憶，讀的時候覺得很好笑，並且覺得那個用假名的作者，一定是你。
原來是你
我很八卦的問過出版人，出版人否認，不，不，不是也斯，是另有其人。我說，不會吧，他說，真的，你信我。也斯自己也說不是。又不知如何，記憶很模糊，我到了一個場所，一個頒獎禮，這本書得獎了，我不知怎的會在現場，我記得有人讀了一段得獎感言，說是一個「在英國讀書的女學生」所寫。我當時？？？？？？！
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過是一個人，寫了一本罵人的書，不想表露身分，有點不負責任而已。
我沒有想到在喪禮會舊事重提，我遲到，站在後面聽到有人說，也斯要將《狂城亂馬》以他的名義出版一次。
我非常惶恐：「沉睡的讓它蘇醒。」為什麼呢？
為了你的內疚？你承擔這一個謊言，過於沉重？
出版人已經死了。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再知道這件事，你就是那個人──刻薄無情的寫，但這又如何，寫作人從來沒有答應是一個模範人類── 杜妥托也夫斯基是個賭徒，李白是醉酒鬼，曹操殺人，君特．格拉斯參加過納粹軍隊──要翻黑材料的話，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大檔案，我的肯定比你那二百頁場刊更厚──冷酷無情，刺傷人，放任無禮，借錢不還，偷東西，講大話，失約，遲到，我都做過──如果你沉默不語，大家忘記，在喪禮上你是良師益友，謙謙君子，文學泰斗，不就好了嗎？大家不就可以完成一件事情的回家嗎？
你是為了──如果還有人知道──那個知情人的良心嗎？像《卡拉瑪佐夫兄弟》的佐西瑪長老一章，殺人者告知佐西瑪長老他殺人的事情，這個知情人就成了他的良心，令他憎恨這個知情人，想殺死他。
如果有這麼一個知情人，你會希望在你離開之前，讓他放下重擔嗎？以免他日夜掙扎，我說，還是不說？你選擇自己承擔這個道德責任。
你是為了你的平安嗎？你已經不需要這平安。
你將事實與謊言向毫無準備的我們，狠狠扔來。像從前的每一次，我毫無反抗能力。
還有保持沉默的權利嗎？
你要告訴我們，那個寫那本小書那個人，那個什麼都看不過眼，那個沒有一個人可以經得他的道德批判的人，極為嚴厲而無情的人，就是你。其實也是我知道的你，令我非常害怕而不得不避開的你。
你用這個事實來攻擊我們嗎？讓那些以為你是溫和可親的人沒得好過嗎？還是讓我，我不知道有沒有比我更多的人，不相信你這個形象的人，必須與那些相信你的，你的學生，你的同事，你的家人，滿滿的坐滿靈堂的人，敵對起來？
這是真實與謊言的鬥爭嗎？如果是的話，我還有保持沉默的權利嗎？
我們在喪禮面對的事實，曾經是一個謊言。
這個事實，將我們從日常的安穩之中，扯下來。
我們面對的死亡，原來是我們必須追求真實的良知。
這樣，我開始，也不得不，翻我自己的黑材料了。我可以承受得起麼？我的過去，我是這麼的一個人。
我記得我看過的一個共產黨人黃新波的一個木刻回顧展，他刻了《魯迅詩意》組圖，《大寨人》、《賣血後》、《控訴》非常忠於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作品，但我記得的，是他的小字，寫的一段悔過書，是他文革時被鬥時寫的。那麼一個忠誠的共產黨人，一樣要悔過，挖自己的黑材料，更何我（們）這些當初在尋尋覓覓，無論生活還是創作都無定向的人，能夠說我（們）清白無瑕？
不可能。
但我不可能埋怨，這是一個道德批判甚嚴的社會。群眾對個人，尤其是願意打開自己的人的審判，從來都是殘酷的，無論有沒有互聯網或狗仔隊。
我慢慢打開這黑材料。請給我一點時間，讓我靜默面對我僅餘的生命。
你從來都是激烈而殘酷的，對我來說，你如終如一。在這最後的一次和你交手，正如之前，那麼的幾次，而且年代久遠的交手，我從來都是失敗者。
離開那個喪禮我便開始病。在醫務所的候診室，我讀史賓諾莎作為治療。幸好我們還有先行者，說明「希望和恐懼；確信、絕望和猶豫；勇敢、大膽和好勝；怯懦和惶恐，以及最後猜忌」「惋惜和懊悔」以及「關於激情的一般評述：……一切好的激情都具有這樣的一種特性，即：如果沒有它們，我們就不能存在和生存，它們彷彿是屬於我們的本質……凡是不好的、我們應該摒棄的激情，其情就不然，沒有它們，我們不僅能夠存在得很好，而且唯有我們擺脫了它們，我們才真正獲得了自己應當那樣的存在。」怎樣分辨「好的……不好的」激情，史賓諾莎說必須「逐一考察」──而讓我們有這種「逐一考察」的能力的，是「明晰的知識」。
所以，你知道，我會繼續，（寫和讀，內在的激情，冷淡述說）我不是輕易放棄的人，怨恨的「讓他們怨恨去」，你會記得我，我是一個好對手，輸不怨，敗不走。
這真是個可怕的喪禮。
（明報二Ｏ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小字
（畫．黃碧雲）
你會記得我的小字。
我給你寫的明信片，你會記得。
因為空間小，字擠得滿滿的：「也斯：原來巴黎的九月那麼冷。」大概。那一年我寫了很多很多信，很多明信片。
我離開前和你在一個地鐵站分手。你邀我去你住在長洲的家。我說不了。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說不。可能這樣一「不」，我們就不是情人，但我會給你寫極為小字的明信片，親密溫柔，你從來沒有回覆。
我一直在寫沒有回覆的字。年輕時是沒有人回覆，後來是我不需要回覆。
很久以後，我在你一個小說，或什麼裏面讀到，「她那極細小的字。我不知道怎樣回覆」，「她自言自語……回覆會打擾她」。我知道你收到了我的明信片。
我回到香港以後，我以為我是另一個人，起碼企圖是，以我極為決絕又自傷的烈勁，斷絕我的過往。
其後我只是見過你幾次。一次在一個讀書酒會，你給我介紹我認識董啟章，說他寫得很好。那時董還是個學生。我很冷淡。大家是競爭對手，敬而遠之。現在我和董也很少來往，但見到面，不會生疏，不會別扭，很自在，像我們還小，談話。
我笑你是「文化交際花」，或許不至於當面嘲笑。你罵我，總是自責自傷自戀。大家沒什麼好說，都看不過眼對方。
可能再見過一兩次，見到面，也不知有什麼話說。
在這人生晚景，大家的路途已經走得七八。聽到你患病的消息，我只是想：「哦，很快。」有時見到認識你的人，會問你的情，都說你很好，很平和，很坦然，心情也好。我想這好。
沒有想過要再見你。我討厭那些話別。
有時經過銅鑼灣，會想，也斯以前住在這裏。
我第一次見你就在你的家，那一晚人很多，你在我身邊，在我耳邊輕輕說話，不時碰我的手。我只是笑。大家都在笑鬧，沒有什麼更多，見到那麼多就那麼多，不過是一場小小的即興表演。
像我們人生的其他事情，偶然而不再的發生，也不那麼重要：我的小字之於你，你的尖銳之於我。
但我還是很感激，謝謝你沒有回覆，謝謝你摸我的頭說：「你有很好的頭腦，好好的用它。」謝謝你罵我自憐自傷。
你勇敢而安靜的離去。我時常想這人生的出場：離戲，出場，不謝幕。
（明報二Ｏ一三年一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