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詩人蘆荻

兩位詩人蘆荻
許定銘

香港有兩位筆名都叫「蘆荻」的詩人，為了避免混淆，後來都冠上原姓，成了方蘆荻和陳蘆荻。

方蘆荻（1940～2010）是廣東開平人，在香港受教育及成長，珠海書院畢業，曾任教師、記者及編輯。他活躍於一九五Ｏ至七Ｏ年代的香港文壇，在報刊上發表大量現代詩，曾加入月華詩社及座標現代文學社，集體文集《靜靜的流水》、《棠棣》、《向日葵》、《軌跡》、《綠夢》……等都收入他的詩作。

陳蘆荻（1912～1994）是廣東南海人，中山大學畢業，一九三六年加入廣州藝術工作者協會，他和溫流、黃甯嬰、陳殘雲等投身於抗戰詩歌的創作。戰後到香港，與陳殘雲、黃寧嬰復刊了《中國詩壇》，與胡明樹合編《學生文叢》，同時也在香島中學任教，到一九四九年返回內地。

陳蘆荻建國前出過《桑野》、《馳驅集》、《遠訊》和《旗下高歌》（香港人間書屋，一九四九），均署名「蘆荻」。《旗下高歌》僅七十二頁，收〈站在這面大旗下〉、〈百萬雄師下江南〉、〈為解放南京而歌〉、〈向光明的時代邁進〉和〈獻給人民的大上海〉等五首詩歌，都是在「解放大軍渡江前夕至上海解放的這段時間寫的」，可作為時代的紀錄。

兩位蘆荻的創作年代及詩風完全不同，應該很容易分辨的。

懷蘆荻
許定銘

　

文友來電郵問及蘆荻的資料，想到蘆荻已走了好幾年，文壇上竟無人留下片言隻字，令人黯然神傷！

應該是年多前的事了，與沈西城通電話，他告訴我詩人西去了。西城與詩人的辦公室好像同一層樓，某日想起好像很久沒見詩人了，過去一問，才知他突然走了，好像是心臟問題。

蘆荻原名方榮焯（1940~2010？）一九五Ｏ年代中涉足香港文壇，他對組織文社及參與集體文集的出版頗有興趣，曾先後組織過新月社，月華詩社和座標現代文學社。

組織新月社和月華詩社是一九五Ｏ年代末的事，社友有夕陽、草川、波瀾和柏雄等人，曾出過《月華詩刊》。座標現代文學社出現於一九六Ｏ年代初期《星島日報》的學生園地，當時該社是園地上水平較高及較前衛的一群，每有文章發表，我都追讀。他們曾出過一本叫《軌跡第一象限》的期刊，看書名，是期望每年出四期的，可惜這第一期印好了都沒有發行。傳說書印好了，他們沒錢取貨，只取走了幾本樣書，後來不了了之，書不知如何處理了？不過我肯定《軌跡第一象限》是印好了的，記不起我從誰那兒借讀過，可五十年後只記得是方型的文藝刊物。此事吳萱人訪問蘆荻的好友草川（見市政局公共圖書館一九九九年版《香港六七十年代文社運動整理及研究》）時曾詳談過。

蘆荻在香港文化界活動超過半世紀，可惜沒有個人的文藝單行本傳世，劉以鬯《香港文學作家傳略》中有關蘆荻的那篇，資料詳盡，很可能是他自己撰寫的，裡面提到：

準備於晚年退休後，替報章撰寫一部傳記式的《記者回憶錄》及一部長篇小說《生命長河》。（頁180）

蘆荻辭世時應該未退休，此兩書我均未見，恐怕是壯志未酬了！

在《傳略》中還提到他曾參加的集體文集有《靜靜的流水》、《沙漠的綠洲》、《棠棣》和《向日葵》等。

《靜靜的流水》（香港自由出版社，一九五九）是香港第一本由青年學生自資出版的小說散文合集，二十多位作者都是當年活躍於香港文壇的年輕人：麥席珍、張曼儀、潘兆賢、人木（朱韻成）、李海眉（李立明）、黃俊東、盧文敏……，在香港的文壇上都曾留下了深深的足印，對香港文學稍有認識的人，都應該知道這些名字。蘆荻在此發表了總題《生命廻響曲》的散文，合共二千餘字的《生命與愛》和《影子的頌讚》，是兩篇抒情而具哲理的文章，歌頌生命是有意義而充滿愛的，人生則是永遠緊貼着你的影子，需要你的讚揚，需要你的歌唱……，我們接觸到的，是充滿激情追求光明的靈魂。

《棠棣》出版於一九六Ｏ年初，我曾寫過一篇《接近成熟的青果──〈棠棣〉》（見拙著《書人書事》），此書由潘兆賢、梁文心、李學銘、李海眉、蘆荻……等人合著，任畢明寫序時說此書「像一枚將成熟而未成熟或剛剛成熟的蘋果的味道」，並指出他們都是很有前途的文藝青年。蘆荻在此發表了《星光盪漾下的心湖》，可惜此書已失，不知是散文還是詩。

《沙漠的綠洲》（香港藍灣出版社，一九五九）是本短篇小說集，包括：易滄的《大時代的插曲》、白駒的《海燕》、潘兆賢的《梅影心聲》、李學銘的《孤寂》、亞波羅的《隱蔽着的閃光》、郭冰萍的《懺情恨》、維琪的《湖畔》和李海眉的《三代》等八篇，並沒有蘆荻的作品，何以《傳略》中會弄錯？還是他用了我們不知道的筆名？不過，人的記憶是最靠不住的，其實出版於一九六Ｏ年代初期的集體文集《綠夢》（香港阡陌文社，一九六三）中也有蘆荻的詩作，他卻漏記了。

以上蘆荻曾參與的合集中，都是只有一篇作品的，只有《向日葵》（香港向日葵出版社，一九六Ｏ）例外。

《向日葵》是潘兆賢、盧柏棠、滄海、林蔭、陳其滔、玉笛子、鐵輝、吳天寶、新潮、羅匯靈、蘆荻、古樸、諸兆培、子匡等十四人的合集，三百多頁的書內，每人各有獨立小輯，等於十四本小書合釘一起。

蘆荻的那輯叫《別了，妳繫戀的夢土》，輯前的介紹中這樣說：

在其作品中瀰漫着一股熱情。他認為寫作中的要旨是要把社會中不平的，不合理的事態盡量地暴露出來，而面對現實大聲疾呼，給一切蒙在鼓裡的人認識清楚，在這文明社會裡究竟蘊藏着甚麼東西，從而激發起他們的同情心，使那些在苦難中的靈魂得以獲得愛的甘霖！

這是剛滿二十歲的蘆荻底理想，也是他創作的原動力。《別了，妳繫戀的夢土》中包括《蘆荻曲》等詩作六首，散文《迢遞藍橋無限路》、《蘆窓夜語》和《別了，妳繫戀的夢土》三篇，共佔二十八頁，是他早期的代表作。

蘆荻寫散文時喜歡以書信形式表達，愛以總題《蘆窗寄簡》之一、之二等順序發表，我一九六二年初涉足文壇，在《星島日報》學生園地投稿時，《蘆窗寄簡》經常見刊，好像已排到「之幾十」了。年輕的蘆荻感情豐富而多愁善感，是個憂鬱小生，他的文章每每先設計一名受信者，然後以傾訴法訴心聲，他刻意營造優美的意境，然後把情感溶入詩文中傳遞給對方。集中的三篇，都採用這種表達手法，尤其《別了，妳繫戀的夢土》，有副題《謹此獻奉亡友MY三週年祭》，更透過信件隱隱叙述了一段淒美的愛情故事……。

我愛蘆荻的詩多於散文，集中《蘆荻曲》、《威尼斯過客》、《海的來鳥》、《灰色的夢原》、《夜禱》、《六月，戀之戀》等六首中，以寫在大海中飄盪的《海的來鳥》意象最突出：

而海，在躍動
而帆，在起落

躍動，起落
起落，躍動

已從平面的描寫而至立體的刻劃，把人帶進大海的載浮載沉中。

蘆荻一九五七年開始詩創作，一向署名「蘆荻」，後來知道香港一九四Ｏ年代已有詩人「陳蘆荻」（1912～1994），為免混淆，其後寫詩便署「方蘆荻」，寫散文及小說則署由英文名譯過來的「方雅倫」。蘆荻創作的高峰期在一九五Ｏ至七Ｏ年代，不單在各報刊發表創作，一九六Ｏ年代初，丁平主編的《華僑文藝》改為《文藝》後，蘆荻曾加入協助編輯，也在那兒發表了不少詩作，直到他任報界編輯及記者後，興趣則轉移到攝影去，一九七八年曾獲全港攝影記者比賽冠軍。

──2012年11月

2013年1月刊於《大公報‧文學》

蘆荻有知也搖頭
許定銘

拙著《懷蘆荻》今年一月原刊於《大公報‧文學》版，沒想到十月間參加某文化聚會時，朋友說很高興在某刊物上讀到我的《懷蘆荻》，令我錯愕。連從洛杉磯來的柯振中，從台北來的盧文敏都讀到了這篇文章，偏偏當事人的在下，不知也未見過拙著被轉載了。文章是寫給人家讀的，有人肯轉載，是我的光榮，也是讀者之福，只是我至今未見該刊物，不知他們有否注明是轉載的？不然讀者以為我一稿兩投，或是《大公報》老編問起時，我瞠目不知所答，那就不妥當了！

後來在另一場合遇到該刊物的老編，他主動告訴我用了我的《懷蘆荻》，說是請某博士問過我的。事實上我與某博士每星期均在茶敘上見面，他從未問過我，甚至在刊物出版後，也沒送我一份。我笑問該編輯：有稿費嗎？他苦笑搖頭！

其實許某也不在乎那區區的稿費，只是記起幾年前與該編輯有關的一宗稿費誤會：

某次在宴會上該人向我約稿，並說每千字百元。我期期艾艾沒立即答允，心道：每千字二三百元已是頗低的稿酬，只肯付一百，是不是偏低了些？……豈料再交談一會，才知道原來每千字一百不是他付我的稿費，是我要付他的印刷費！

老天，五十年前小許學生時代投稿也收十元一千字稿費，從未試過寫了稿，還要付印刷費叫人出版的，真是笑話！

──2013年12月

兩篇羅孚

（蘋果日報二Ｏ一四年五月廿五日）
（相關文章：許禮平〈霧裏看花說羅孚〉）

（蘋果日報二Ｏ一四年五月廿九日）

《今日詩歌》

《今日詩歌》

1934年由劉火子、戴隱郎等在香港創刊的《今日詩歌》，雖然只出版了一期，卻是早期香港重要的新詩刊物。《今日詩歌》為廿四開本，約二十多頁，封面由木刻家溫濤設計，印上「今日詩歌」的木刻大字，以白道林紙作封皮。

《今日詩歌》的內容包括創作和評論，作者有劉火子、李育中、侯汝華、林英強、戴隱郎等。陳智德認為「從李育中〈都市的五月〉、劉火子〈最後列車〉、戴隱郎〈黃昏裡的歸隊〉等詩作當中，隱約可透見三Ｏ年代香港的都市生活。」此外，陳智德指出侯汝華、林英強的詩作「與三Ｏ年代上海的現代派詩風合流」，至於評論部分，劉火子〈中國何以沒有偉大的詩人出現〉和戴隱郎〈論象徵主義詩歌〉，則是「因應當時中國文學界既有的討論而發」。故此，他認為《今日詩歌》是珍貴的香港文學史料，同時也是研究三Ｏ年代中國新詩的重要刊物。

據侶倫回憶，《今日詩歌》的誕生，是憑着一群寫詩青年的「一股呆勁」，他們「不但不斷地寫，還要拿詩去出刊物；寧可大家掏腰包，集腋成裘地湊一筆印刷費，也得達成共同的心願。」然而詩刊的銷路並不理想，侶倫指出：「在那時候的香港，愛好新詩的人並不多，幾乎是寫詩的人就是讀詩的人。不過，幾個辦詩刊的青年，也不在乎銷售的多少，他們出版的動機只在乎自我滿足。因此究竟賣出了多少冊，也不向書店結算，就連賣剩下來的也懶得去收回來。」

（香港文學通訊二Ｏ一一年十一月第100期）

簽名本的多重意義

簽名本的多重意義
盧瑋鑾

主席，各位來賓，今天我來到這裏，我既不是以作者的身份，也不是以學者的身份，而是以一個愛書人的身份來講下面這些話，題目叫作「簽名本的多重意義」是配合今天開始在這個大學裏頭舉行的簽名本的展覽來發的。簽名本本身當然是有意義的，但是簽名本是簽在書上面的。所以我第一個要講的是愛書人對簽名本的情意結。先不要說簽名本，一個愛書人本來對書就有斬不斷的情意結。剛才陳教授說明星要花很多錢，不惜工本去買化妝品。愛書的人簡直不吃飯還是要買書，這幾十年養成了這個習慣，我買書買了很多。好了，退休了就把書送出去了，以為一了百了，以後跟書沒有關係了，哪裏知道每一天經過書店，看一看，腳又跑進去了，手在動，拿錢了，這個情意結實在是很可怕的，所以一旦進去，深不可拔。但是對於簽名本本身就更多意義了。所以今天我講這個題目的時候，不是一個研究者，也沒有任何的理論根據，只是幾十年愛書的一個經驗而已，所以在這裏先表示我沒有任何的理論，但是我要向諸位請教的是你們愛書的情結是不是與等下我講的差不多。那我先講一些人都是同愛的人，對簽名本本身的感覺是怎麼樣。

I. 愛書人對簽名本的情意結

馮亦代《書癡說米舒》

馮亦代先生，我想在座的很多都知道他。他是翻譯家，也是作家，但是在他晚年的時候替一個藏書人，年輕的藏書人寫了一篇序，裏頭就說，他說如果我找到一些我的朋友題給我的贈書的話，心頭怦然，友情來得不易。他簽一個名。贈一本書給我的時候，就注滿了友情的題字，令我神往。藏書其實是收集歷史和因之而派生的感情。對書本身，當然是有歷史的記載，但是如果有簽名的話就更厲害，因為裏面飽含了書的作者跟收書人之間的關係，這個第一。如果那個收書人幾十年之後，打開書，一摸說，看見那個贈書人的名字和題詞，心裏頭就怦然心動，這個是真的。而這種感情就從「人，書；人，題字」之間，發生了很飽滿的感情，所以我就着馮先生的一段話給大家看。

唐弢藏書特色

然後我們大家都知道中國現代文學裏面的大藏書家就是唐弢先生。唐弢先生現在的書都已經獻給文學館了。據研究的人說，他（的藏書）有一個特點就是別人簽名的本子最多。不完全的統計大概有六百多種，唐弢先生自己也說過他很希望他的書都有作者的簽名，當然他去買了一本書送給朋友請他簽，有的。他去買書的時候特別會注意那些有簽名的本子，這個也可以不用講的，因為現在你們在坊間也可以買到幾本關於唐弢先生和簽名本的記錄，可以翻來看看。

金峰《談談簽名本》

這個人奇怪，你看看這是2007年才出的，這個是年輕人，最近出的。他不是學者，只是一個普通的工人讀者。突然間他發覺如果他買書可以找到作者幫他簽名不是很有趣嗎？他就拼命的買了書，然後去找那些還在世的作家請他們簽名。那個作家也不知道他是誰，但是他簽了以後，他現在也有六百多種。那個也不容易，兩年多的時間簽了600多種的書。我想他不認識那些作家的，偶然認識，特別他去敲那些老作家的門，那些老作家也不認識他，但是有年輕人愛我的書，也很高興，所以就給他交了個朋友。所以他說現在很多老作家已經死了，但是看見他那珍貴的手跡，每本書都凝聚了我跟老先生的深情厚誼，這也表示着一種情，你有沒有看到第一個馮先生也說到情，這個也說到情，不是物質的問題，而是情的問題。

這個是因為愛，所以才珍惜簽名本。我還算是個愛書的人，也算用書的人，所以對於一個研究者來說，那些簽了名的書本對我們有一個意想不到的好處，怎麼說呢？我們來看看。

II. 研究者可用資料

1、作者自題表白寫作動機、心跡有一些作者在題簽時，在送給人的時候，往往會將寫作的動機、寫文章時內心的想法等寫到書裏面。我們看看，這些書有些是我自己收到的，有一些是我用到的，就是利用他題簽的那些資料來說明我的研究，也有一些是現在出的這些書影。大陸出了好多好多，我好開心。因為買不到書，看看樣子也很好，等於有一些迷明星的人，看不到照片買張明星片也很好一樣，就是可以看看。

陳子善《文人事》題

這個也是一年輕的藏書家叫彭忠。他也買好多書。他看見陳子善……我想懂得書的人都知道這位也是藏書家，也是發表了很多珍貴的資料，比如張愛玲的很多不願意讓人見的那些年輕時的作品，都是他發出來的。所以他就請陳子善先生給他簽名題書。陳先生很客氣，他說，「這本書是出自八年前，八十年代自九十年代上半年所寫的考證的文字，其實都是不好的東西，但是蒙這個書友不棄，把它買來收藏，所以我要寫」。你看這裏有一個字很奇怪，他稱這個人叫做「書友」，不是朋友啊？！是因為書的關係而他們交往了。所以這也是一種表示。如果看着本書就知道這是八年前，陳先生從八十年代自九十年代所寫的東西，那個可以有根據可查，就知道他這段時間考證的是什麼東西。如果要研究陳子善，這個是用得着的。

周良沛《香港新詩》（1989年）

這個是香港的，我想在座的各位沒有太多的認識和興趣，但是我就很有興趣。這個阿藍是我們香港的巴士，巴士就是計程車，公共汽車的工友。但是很年輕就寫詩，是一個很著名的詩人。他跟誰交往呢？周良沛，他是四川人，也是個中國詩人。他們兩個怎麼認識我不知道。但是周良沛在89年前後就編了一本叫做《香港深思》，是詩選。這一本書是第二版，他就說這個《深思》終於再版了。因為《深思》不好買，沒有人看，用「終於」就是表示熬過去了，還是賣完了，就表示着一種狀態，一種生存的狀態。以前印多了一點點表示銷路比較好一點，然後這是我們的安慰，能賣到書，有人看那個新詩，就表示香港的詩還是有人看的，然後他就覺得安慰，然後他就說我現在才有第二版，我才能夠把這一本送給你。所以你有什麼意見就告訴我，你是詩人。阿藍是詩人，所以他也選了阿藍的詩在這本書裏面。奇怪阿藍還是在香港，周良沛也還是在四川，他偶爾也會到香港來。這本書我在舊書攤買的，就不知道他為什麼這麼早就把他扔出來，落在我手裏頭，那也好，反正我是研究的人，有這個就表示有一個新詩的書的淒涼的經過。因為我怕大家看不清楚，所以就給大家看一下。

蔣芸《熱線》（1976年）

好了，這個可能你們更不認識，這是一個女作家，從臺灣到香港定居的蔣芸。這本舊書本身是她從臺灣剛剛到香港來的時候，香港出版社給她出版的一本書。但是一下子也不知道，可能給她印一千本，可能是五百本銷掉了，沒人要就把它銷掉了。所以我很早就買到這本書，放在我書房裏頭。有一天我看到蔣芸，她現在都不寫作了，她在賣化妝品。她一看到我就不再說你寫什麼，我寫什麼，她說你皮膚不好。她說你用我的化妝品，但是對不起、對不起她。那天我就把書給她看，她就這樣說：「四十年前的舊作再出土，令我汗顏。」這是一個作家變了另外一種職業後，四十年後再看自己的作品，可以說是一種感歎，也可以說是一種感覺。如果你看這本書是不是已經突然間有了感情，有了個性。如果追查下去，還有一個作家變成賣化妝品的人在這個商業社會裏頭，一個故事。

周蜜蜜《蜜意》（2000 年）

這個就更舊。其實我不太願意送書給人家。你很真摯的送給人家，但是呢……這本書是最近我在舊書攤用五塊錢買來的。周蜜蜜是我們香港的兒童作家，也是一個兒童文學作家，也是一個散文家。她把這本書（送給……），我不好意思（說出名來），因為兩個人都在香港，我居然在這個書攤買到，然後我就把這本書給周密密。周蜜蜜就說六月二八日在小思老師家奇遇此書。當然是奇遇啦，她本來送給阮先生，居然（在我家）……我不是偷的，我是買的，放在我家裏頭實在驚訝。這個驚訝也倒是驚訝，因為剛剛送給人家，居然會在我的書房裏頭。所以她就有感歎說：「書世界與人結緣，原來如此。」本來我要送給另外一個人，現在居然在我的手裏，不是緣分嗎？她說原來如此。「一悟」，我不知道她悟什麼，就是以後不要送書給人家吧？你喜歡就去買吧，大概是這樣。所以你看這些是不是有趣？不要說要研究，但是這些是每一本書、每一個簽名、每一個題詞都有很有趣的故事，那本書就變成多重的意義。

羅孚（辛文芷）《風雷集》（1959年）

這個跟新加坡沒關係。跟香港很有關係。這本《風雷行》（按：《風雷集》）其實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香港大公報，就是左派的報紙，一個奉命要寫批判文章的總編輯，他化了名，要寫一些抗英，就是要反抗英國政府，就是要反抗暴力的東西一大堆，在報上發表的文章，他就把它收成集子。時間一過，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大家回頭一看，一場鬧劇……這個老先生不知道我會把這兩（按：「兩」字疑為衍文）本不能見人的書收來，而且還請他簽名。什麼時候簽名？是他被共產黨……對不起。因為判過罪，抓到北京混了十年，放回香港之後，他愛國，他寫了好多文章支持國家。然後他坐了十年牢，不是牢，他軟禁他。然後回到香港來，我把這本書給他看，感慨萬千。我說你不要感慨，趕快寫東西。他寫了，他的書名叫做《風雷集》，就是毛澤東的「九州生氣恃風雷，壯語豪情何補哉。」有什麼補救呢？你說什麼大話呢？十年過去大家都知道結果是怎麼樣。「今日重讀」，我覺得書名還可取，他用一個筆名叫做「辛文芷」，他是誰？可能關心香港的人都知道，他就是大公報新晚報的總編輯──羅孚。（陳教授：把他當特務管住了），管住了，不是坐牢，是管住了。他用了筆名。他說因為他也在香港，他也知道新聞紙，報紙，他用這個名來說明。你看這裏是不是也有一大段的故事，一個愛國人的故事。

杭約赫《火燒的城》（1948年）

這個就比較難看到，但是唐弢先生的藏書裏頭，很重要的一個詩人，也是後來畫那個書籍封面很著名的裝修家杭約赫（原名曹辛之，九葉派詩人。譯者注）。他就說這本書他寫的很不好，印的也很不好。但是既然是印了出來也只好厚着臉皮送給朋友，請你們指教，將來如果有機會的話，印的一個比較好的，我再來彌補因匆忙跟懶惰給朋友帶來的眼睛災難。這個是很幽默，也表示他跟唐弢先生的關係也很密切，所以我覺得這一些，我覺得從題名中可以看得出書跟作者、跟受者之間那種關係的複雜，那些都很有趣。

2、從題簽中見贈者與受者關係

這個跟着也看出這個關係的問題，贈者與受者關係的問題。

蕭乾贈戴望舒《小樹葉》（1937年）

這本書很重要。我告訴你這本書差一點累得我要進醫院。有一天我到舊書店老闆坐。書店老闆就說今天我送你一本書，是送的，不賣的。他一給我，我一打開，我心臟病發。是真的，嚇得他們要死。因為研究三十年代中國作家到香港的活動是我的研究重點。我做夢都沒有想過現在在我目前，在我手上的是兩個大作家，就是蕭乾把他的作品送給戴望舒的簽名本。他們兩個當時還在香港，「香港」兩個字，我心臟病不發不行了。（他是什麼時候送給你的？）這本書是去年送給我的，所以我還沒死去，還好。那一本書我很感謝那個人，因為他說如果要賣出去一定很貴，但是他說我知道你是研究這個範圍的人，我就送給你。所以我說那謝謝。因為這裏有個很好的證據，就是戴望舒跟蕭乾兩個人同時在1938年的香港，然後他們兩個的關係就是大家都在香港編報紙的副刊。戴望舒編的是《新島日報》的副刊，而蕭乾是編《大公報》的副刊，蕭乾把這本書送了給他之後，就離開香港大公報，去了英國。所以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證據。而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知道，這好像做夢一樣，突然間就好像投進193幾年的兩個人就好像在我面前，那種感覺好像太……我現在都很……

侶倫贈夏衍（雙城文藝關係）《島上》（1930年）

這個又很重要了，剛才那個不要錢。（觀眾：剛才上面題的是什麼？）題字沒題什麼，就是說戴望舒校正，好了，行了。剛才說不要錢，這個是我用錢搶回來的。這本書更厲害。我是研究香港現代文學的發源的歷史。我手邊有一本《島上》的第二冊。因為你知道香港這個地方出了書賣不完就銷掉，三十年代也沒什麼人注意這些現代文學的東西，也沒有人會把它收起來。所以要找二三十年代香港的文學的雜誌，難啊，簡直比登天更難，但是三十年來我都陸陸續續的收了一點，我收了《島上》的第二版，我知道只出了兩版，這些人就星散到別的地方去了，改行的改行，做別的事情的做別的事情。但是這些人為什麼要在二三十年代，1929年的時候要出這種雜誌呢？他們的心情是怎麼樣呢？我想如果能找到創刊號，上面不是有一些創刊序言這些，一定知道這羣人為什麼要在香港這些地方出這種犯不着要出的虧本的東西，這個第一。第二就是我一直在想，他們這羣人在香港沒有什麼影響力，為什麼他們會做這個現代文學呢？一是在80年代到90年代很多人就研究上海跟香港的雙層關係。就是說香港的現代文學其實是與中國上海掛鉤的，向中國上海學習的，有什麼證據？這本書是我去年在網上用一千塊錢搶回來的。我從來知道不應該做這件很豪華的事情，但是為了香港文學我願意做這些事情。但是還有一點重要。你看那簽名，是誰呢？是這本雜誌的編輯侶倫，簽給誰？沈寧是誰？沈寧就是夏衍的筆名。當年夏衍就在上海，侶倫就把第一本出版的雜誌，從香港寄到上海去，然後請他指教，然後這個就是很有力的證據，就是侶倫跟上海的文化人密切的關係。所以這本書我必須要拿到手，我摸了多一年吧，我就會送到圖書館去，因為這都是公器，但是這些東西你不買就沒有了，真的。所以這是我應該說是我這幾年來最得意的，買到這本書。

3、收藏者特意要求作家、編者解題。

好了，另外一種也是一個研究。那個研究是怎麼樣？是有些收藏者……剛才我不是也說我送一本書給羅孚要他簽名嗎，但是有一種不是這樣，是真的需要的。我是玩玩的，我其實是跟羅先生開個玩笑說，你看，你現在看這本書有什麼感覺，是跟他開玩笑，但是在上海的圖書館有一個張偉，不知道你認不認識。張偉這個人20 前我在上海……對，他是徐家匯的舊書樓、藏書樓裏頭的負責人。他有心，80年代初我到上海的時候，他就找我，他說李慧英（按：李輝英）先生是不是在香港，李慧英（按：李輝英）就是東北的作家。他說我手邊有一本他當年年輕的時候編的雜誌，我想請他們簽個名，但是我把書帶回香港的時候李慧英（按：李輝英）先生已經老了，已經爆血管，不能動筆了，所以我就把原書還給張偉先生，但是後來發現他對這件事情一直做下去。

許傑《華僑努力週報》

這個很難看是嗎？這個我特別因為這次來新加坡所有我就找一本是跟南洋有關係的雜誌。這個是上海小說家許傑他編的一本雜誌。我怕你們看不到，如果你們等下有興趣的話才可以看這個。許傑老先生幾十年後看見自己年輕時編的一本雜誌，他很開心，寫了好多好多字在上面。這就是《華僑努力週報》。這個說明在刊物上沒有出現過的三個什麼人在編這個刊物。研究的人就很開心了因為我們常常不知道是誰編那個書的，現在知道。還有這個是福建華僑去菲律賓辦的報紙，就是福建華僑到菲律賓去辦的報紙，然後一年後搬回上海再出版的一份雜誌。你看三地的關係，這個也可以看得出有收藏的人有意識的希望找到一些當世人給他說明一下，這個是研究最好的方法。

淩鶴

這個人我不認識，淩鶴。他說本來是搞一個電影雜誌的，在上海搞電影雜誌的。張偉也把雜誌給這個淩鶴先生要他題一下，要他題什麼呢？題因為……你看前面不是有一封信嗎，看不清楚的，以後你買這個書來看就行了。就是魯迅先生，他給魯迅先生寫的一封信，那裏面提到好多問題。原來這個電影雜誌是三十年代，那個淩鶴編的一個雜誌。但是因為那個雜誌是左派的，三十年代的時候國民黨不准他賣，所以他就用這個不受審查的試刊本來出現，就是不拿去受審，然後只有三期。這個人三十年代自己親手編的東西很多感慨。還有這個，這個最有趣。他說我在文章引了魯迅一封信。這封信裏面提到對田漢有責難之辭，他出版的時候認為不便，做研究的人就很狠（按：恨？）這種情況。如果你小心看，應該看不到。是不是那裏有個空空的地方？是不是有空的地方，原來那裏就是魯迅提到田漢這個人不知怎麼樣。他就很怕，不好意思，他就出這本雜誌的時候，這封信提到田漢的名字他就用白紙蒙了。如果研究的人就很生氣，這個是什麼東西，他自我檢查。這是很有趣的故事。「剩下空白示意」，示是什麼意？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有趣的。還有一點，他說你不知道若英是我的化名，這篇文章本來就是我寫的，不過我用一個筆名來寫。在座如果有研究的人都知道我們最怕是筆名，多得不得了。然後如果他是最第一流或是很受重視的作家，還很多人可能去替他翻出來的筆名是什麼。無名無姓的人突然間有這麼多的筆名，你怎麼找？茅盾在香港一年多用了70多個筆名，那我去看了都不知道是他，等過後了以後，才知道是他，怎麼去找啊？所以現在有電腦，有掃描，有分類就方便。現在如果你們要看茅盾在香港寫過什麼文章，一進中文大學的那個網，一打「茅盾」，什麼東西都出來了。這個就是不用浪費人的生命，這個是很重要。

4、自用書的簽名本，可見專藏興趣

有人買了書以後，就自己簽個名，幾月幾號買的，很多人。我從前都是這樣，後來不敢了，我怕丟掉還是流落在什麼地方。我在香港買到最多簽名……從前，不是現在。最容易買到的是一個人的簽名本，是金庸。為什麼？因為他從前是搞電影，他買了好多關於電影理論的書。買了以後，他後來就寫武俠小說，這個就丟掉了，整批賣到書攤去，結果我就可以買到。如果你們在中文大學圖書館裏面也可以看到好多好多這種書，這個我不提了。可以看得見金庸有一段時期，他的興趣都在電影方面，這是最有力的證據。

余思牧

然後有一些人他的簽名簽得很奇怪，給你們看看，給你們看在哪裏，在書的後面，還是很遮的地方。我很便宜買這本書，因為那個賣書人也不知道那裏有一個簽名，所以去買舊書的人都要面沒表情，好像沒什麼的，這個不要。其實心裏就有很緊張，趕快趕快。這個人，其實我也沒看到這個名字，我是因為這本巴金翻譯的，這本書現在很難找到，很稀罕的書，那我就便宜我就買了，買了以後後面一翻，後面看了這個簽名，這個是誰？這個是最早在文化大革命巴金還在受苦受難的時候，在香港已經開始研究巴金的余思牧先生，這就是他簽名。平常人也沒有寫余思牧，只寫思牧兩個字。因為我跟他通信，我認得他的簽名。所以要掏舊書記性也要好，記憶力要好，那我趕快就把它買回來，這是我第一次看人家簽名簽在這個位子的，一個版本，所以很奇怪。

金聖歎（程靖宇）

好了，這個版本，這本書不是簽名那個人，這是一個臺灣出的曹禺明的回憶錄。但是我買的時候，我打開後面竟然有藏書人，這個叫金聖歎是香港的一個雜文家，他本來叫做程靖宇，是在中文大學教歷史的。他原來竟然把這本書看完以後，就寫一封信給柳春仁先生，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會寫在這裏，大概他寫完以後，抽出來就寄，也不一定。這是一個他看這本書的感想，就是閱讀報告。寫了以後本來要請柳春仁先生看的。這本書我也是在舊書攤買到的。他老人家一去，他的兒子就把他的書扔掉，我就在舊書攤買到的。這也看到藏書人他怎麼看這本書，他有一些很重要的觀點，都放在裏面。所以我常常告訴圖書館的負責人。我說如果你收到一批書，裏面打開有一張紙頭，千萬不要扔掉。因為那個可能就是讀書人一生的看這本書的一些關鍵的見解在裏面。我也看到過許地山先生的一批書賣了到澳洲去，澳洲的圖書館藏了以後，我們香港大學有一個研究生到那邊去看書，一翻居然裏面夾着許先生看這本書的筆記。書不能偷，那張紙他給偷回來了。這個不好，當然是不好。但是我就說如果在圖書館裏的管理層都注意這些，這些是很重要的。

III. 市場中的善價而沽

到最後我們愛書的人都沒資格去買書。因為最近這十年，舊書在內陸就是中國大陸大量的發現。他們每一個人都愛書。有錢的人愛書，那不得了。他們不知為什麼買書，就是有錢我就買啦，所以剛才那本一千塊已經便宜，已經夠便宜。大概他們不知道侶倫是誰，也很多人不知道香港的東西沒有那麼寶貴。大概炒到一千塊就停手了，我才能買到。但是在最近在祖國的大地上，流行一種網上的拍賣。我在香港買五塊錢的一本書，他們可以在網上拍到一千多塊錢。你說我們窮的愛書人是不是註定失戀？沒法子。

巴金《隨想錄》編號特裝本

1991年巴金有一本編號的簽名本，最初我還以為我看錯了，也打多一個圈，一萬三千六百塊錢。你愛都不要，有心沒金不行。

作家簽名本作賣點

現在就知道了，原來簽名本這麼好，所以很多作家有首發式，就是首發當天就是在書局裏頭排隊來簽名，每個人都可以買一本書讓他簽名，這個也很好，表示那個讀者有心才能排隊，才去買一本書，在讓他心儀的作家在書上簽名。也有一種就是書局就是覺得可能簽名本賣得比較貴，所以他就拿一套書給那個作者，請你簽個名，簽了名以後再賣到書局去。我在香港也買到好多江澤明先生泛用（按：范用？）的書，都簽了名，但是本來十五塊錢，變成了二十五塊錢。那就表示那個作家的簽名值十塊錢。所以這種消費的人，有消費的人有價值，但是我覺得還是愛書的人如果買到好書，讓那個作家在上面留了一點筆汁，然後幾十年之後，摸一摸，摸起了從前的一種情義、回憶，還是值得的。謝謝。

（來源：http://blogs.ntu.edu.sg/library/cuhk08/wp-content/blogs.dir/263/files/2008/06/luweiluan.pdf。這是盧瑋鑾在南洋理工大學的演講記錄，演講主持人為該校中文系柯思仁副教授，演講的時間估計為二ＯＯ八年。）

受匡出版部

受匡的《仙宮》
許定銘

「廣州文學會」據說是羅西（歐陽山，一九Ｏ八至二ＯＯ四）於一九二六年在廣州創辦的文學會，成員多為廣州市立師範及中山大學的學生倪家祥、趙慕鴻、袁昌球、馮慕韓、汪玉亭……等人，還出過《廣州文學》周刊十六期，可惜未見，我卻讀到他們出版的合集《仙宮》(香港受匡出版部，一九二七)。

香港受匡出版部的主事者是孫壽康，據侶倫的回憶：這個出版社是香港最早出版新文藝作品和繙譯著述的機構，但他們的出版物不知是印量少，還是在大時代中遭逢不幸，存下來的甚少，我只見過這冊《仙宮》，從資料中，知道還有另兩本出於一九二八的合集《餘灰集》、《湖畔的少女》和黃天石的《獻心》。

《仙宮》是橫排僅六十七頁的小書，製作非常認真，除封面的藝術電版插畫外，連摺頁也有美術插圖，十分講究。內收新詩、小說及繙譯等語體文章八篇，極似仝人雜誌的單行本。此中羅西佔了三篇，也只有他後來成了大家，其餘家祥、昶超、伯賢、穎華等，日後均不見經傳。羅西用作書名的短篇小說《仙宮》，寫情竇初開的少男賣魚慶與鄰家少女阿笑互相愛慕，男的渴望一親芳澤，愛撫乳房，女的仰慕男的健碩……在心理描寫方面大膽而露骨，除了文字流暢淺白，完全沒有新文學運動初期的文白混雜，對一九二七年，還未滿二十的羅西來說，相當出色！

附錄：

《易卜生傳》

袁振英著的《易卜生傳》，最初刊登在《新青年》雜誌的「易卜生號」。1918年在香港印刷單行本，曾經再版，後由孫受匡先生在香港成立的受匡出版部重印。本館所藏之《易卜生傳》，乃受匡出版部1928年出版的版本。

易卜生是著名的挪威劇作家，「五四運動」前後中國知識分子廣泛介紹西方文化，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成為當時不少中國現代作家推崇及參照的對象，對中國話劇的發展起了重要影響。袁振英的《易卜生傳》以介紹這位西方著名的文學作家易卜生的生平及著作為主，屬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出版物。受匡出版部是香港第一家新文化出版機構，此書的出版見證了新文化運動在香港的發展，同時可見受匡出版部在推動香港新文化運動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和作出的努力。

《何典》

1928年4月，致力在香港出版新文化書籍的受匡出版部重印了清代人張南莊的著作──《何典》。

《何典》是一部中國古典小說，它有別於一般語言典雅的文學作品，用詞通俗粗鄙，同時夾雜不少方言口語。全書皆以嬉笑怒罵的態度，展現當時中國的社會問題，刻劃人性的醜陋。黃天石在書中序言提到，他從受匡先生那處借到《何典》手鈔本，讀後有感書中描寫的中國社會眾生相，「皆是一幅『鬼相』」。魯迅、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人物也曾極力推賞《何典》這部著作。

據重印本校注者鄭天健序言所記，本館所藏的《何典》是「張南莊先生的原本，受匡先生費了許多手續才能鈔到」，此版本更「完全採用新標點，而且經過數人聯合校正」，同時附有袁振英應受匡出版部邀約所寫的序言，文中對受匡出版部重印《何典》一書予以肯定：「《何典？》一書，一方面描寫中國的黑暗社會，他方面表現一種古怪的文學……確有翻印的價值！」。

（香港文學通訊二ＯＯ七年十月第51期）

受匡出版部

受匡出版部成立於1927年，由孫壽康成立，「受匡」之名，廣州話與「壽康」同音。侶倫在連載文章〈香港新文化滋長期雜憶〉中，稱受匡出版部為「香港第一個新文化出版機構」。據吳灞陵1928年的文章〈香港的文藝〉，當時香港的書局多半沒有印刷書籍的，「有就不過是上海總局印成運來的，像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等」。歐陽山也有相似的觀察：「那時香港和廣州的書局，幾乎全部都不印書籍，如有也不過是從上海總局印成後運來的」。據歐陽山在〈同根相連的鮮花──訪歐陽山談香港文學〉（見下文）所述，受匡出版部最初在廣州昌興街「先行掛牌成立」，後來遷至香港，也不是「堂皇地掛起招牌的出版機構」。侶倫指出，「它的地址就是香港半山區亞畢諾道孫氏自己的住處。嚴格地說，它的存在是名義上的，沒有什麼正式的辦公室，更沒有發行部」。

受匡出版部的創辦人孫壽康，出生於1900年，為香港渡船公司的「買辦」，從事商貿卻熱衷於文藝，更利用職務之便，聯絡省港兩地文化界。因此，受匡出版部除了出版香港作家的書籍，亦會出版廣州作家的作品。孫壽康與歐陽山等人組織的廣州文學會關係密切，便協助出版「廣州文學會叢書」，最早出版的就是羅西（歐陽山）的詩集《墳歌》（1927年），以及會員的短篇小說合集《仙宮》（1927年），其後還出版了《紅墳》（1927年）、《湖畔的少女》（1928年）、《餘灰集》（1928年）、《嬰屍》（1928年）等。

作為香港首間新文學出版機構，受匡出版部為本地作家出版了不少作品，如黄天石（傑克）的《獻心》（1928年）、龍實秀的《深春的落葉》（1928年）、謝晨光的《貞彌》（1929年）等。此外，受匡重印了一部受魯迅、胡適等新文化旗手推崇的古典小說──清末張南莊小說《何典》（1928年），由廣州文學會重新校注，並採用了新標點。袁振英早於1918年在香港出版的《易卜生傳》（1928年），亦交由受匡出版部再版。此外，受匡出版部結集出版了不少歐美譯著，例如袁振英翻譯的《罪與罰》（1927年）、《牧師與魔鬼》（1927年），黃天石所譯之《戀春》（1928年）等。

據侶倫所述，受匡出版部在兩三年間共出版二十多種書籍，包括卅二開本的普通出版，和袖珍本的「一角小叢書」。孫壽康對書本的裝幀和印刷亦非常講究，「尤其是卅二開本的，通常是文字橫排，封面摺邊，封面飾畫富於藝術意味」。《仙宮》與《獻心》就屬於卅二開本，盧瑋鑾認為「其風格大膽脫俗，大似上海」。

受匡出版部之出版物：《何典》、《仙宮》和《獻心》

受匡出版部標誌

（香港文學通訊二Ｏ一三年五月第118期）

同根相連的鮮花──訪歐陽山談香港文學
吳錫河

　

香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中國現代文學有着極為密切和深厚的聯繫。近年來，香港文學越來越引起大陸讀者和文藝、學術界的關注，大量的香港文學作品和評介、研究文章，在海內外的互相交流中得到了廣泛的傳播。這就是人們稱為的「香港文學熱」。

提起香港文學，大陸許多著名作家都參與過她的開拓和發展的工作。曾經歷任廣東省文聯主席、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全國作協副主席的著名老作家歐陽山，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今年中秋前夕，在廣州東山的一座花園式住宅裡，筆者又一
次拜訪了這位久負盛名的文壇老前輩。

歐陽老已經八十四歲高齡，身體仍然十分健壯，精神矍鑠，思想敏銳，條理清晰。那天筆者造訪時正值羊城天氣酷熱，歐陽老特意移步到花園的涼亭裡，賓主一邊品茗，一邊隨意傾談，從天氣的熱說到香港文學的「熱」，從香港早期的新文學，談到歐陽老與香港文學的關係等等，輕鬆直率，亳無拘束。

歐陽老一開始就十分謙虛和坦誠地說，廣東許多作家都與香港文學有過密切的關聯。因為兩地相連，同胞之間的互相交往和遷徙移居十分頻繁，文學創作和文學活動也常常連成一氣。不過歐陽老接著說，他雖然從一九二四年起就在廣州從事新文學創作活動，卻對香港新文學的情況知之不多。只是依他看來，儘管香港文學大多數都是愛國主義的文學，是中國新文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她與大陸的新文學仍然有很多的不同。那裡除了許多反帝愛國、激勵人生的積極、健康的作品之外，也還有一些作品帶有或多或少的殖民地色彩和資本主義毒素的污染，甚至一部分刊物和作品充斥着物慾、奇情、消閑、暴力、色情等等內容。這是我們首先要分辨清楚的。現在我們說的香港文學，主要是指她的愛國主義的、積極的、健康的文學。至於香港新文學的發展，歐陽老認為，除了二、三十年代的初創期外，她還有過幾個繁榮的高潮時期。一是抗戰開始以後，上海、廣州等城市相繼淪陷給日冠，一大批文化人紛紛撤離到了香港；二是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後，重慶、桂林等地許多大後方的作家，陸續轉移到香港；三是解放戰爭時期，內地的部分作家也先後遷徙，抵達香港。這樣，大陸內地的作家與香港本地的作家直接攜手聯合，便共同促進了香港文學的繁榮和發展。此後，就是七十年代以來，隨着香港經濟和工商業的騰飛，香港文學更是呈現出繁榮興旺而又雜陳繽紛的局面。

於是，筆者就請歐陽老談談他早期的文學活動與香港文學的關係。譬如，一九二六年他組織了「廣州文學會」 ，主編「廣州文學」周刊，成為當時廣州最著名的新文學社團和唯一的新文學刊物，曾受到前來廣州擔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郭沫若的肯定與鼓勵；稍後他又在魯迅先生的支持和指導下，把「廣州文學會」擴大為「南中國文學會」，聯合了廣東、廣西、湖南、江西、福建等省的文藝青年。那麼，這些活動有沒有包括香港在內呢？或者與香港方面有何聯繫呢？

歐陽老聽後，欣慰地微笑着，然後回憶說：關聯和影響肯定是有的。雖然香港自從被英帝國主義強佔為殖民地後，從行政和地域劃分上不屬廣東管轄了，但粵港、穗港之間的各種聯繫還是很密切的。香港同胞至今一直都還是把「回廣州」叫做「回省城」，可見香港作為中國和廣東的一部分，在香港同胞的心目中是一個永遠不忘的事實和堅定的信念。那時兩地的報刊雜誌的交流、人員的來往和遷居，通常也都是自由的。歐陽老的父親（養父）楊鶴儔，有好些年就是從廣州到香港做印刷廠的寫字工匠；一九二六年歐陽老投考北京大學回來，就曾經到香港找過他，住了一段時間。稍後歐陽老回廣州明珠電影院（今羊城電影院）做編輯時，為選片和編輯西片的「戲橋」資料（故事梗概）以及翻譯字幕，也幾次專程下香港看電影，可以當天來回。歐陽老組織的「廣州文學會」的一些會員，也常常往返兩地讀書或謀生。例如中山大學學生袁和球、廣州市立師範學生汪獄亭等人，都是文學會比較活躍的分子，他們把「廣州文學會」的刊物「廣州文學」周刊，每期都帶一部分到香港去發行。其中汪獄亭後來就一直都在香港的「工商日報」任職。一九三二年歐陽老從上海回廣州組織左翼革命文學團體「廣州文藝」，提倡粵語方言文學，開展革命大眾文藝運動，他們出版的「廣州文藝」周刊，也是通過自己文藝社的社員以及他們的親友，廣泛地傳播到香港、澳門、南洋以及舊金山等地的華人社會，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

談到這裡，筆者忽然想起歐陽老最早出版的作品一一九二七年他十九歲時署名羅西的詩集《墳歌》和短篇小說集《仙宮》，都是在香港出版的，就直接了當地插進去問究竟是怎麼回事，不料引出了一段很有價值的史料──

原來歐陽老最初那兩部作品的出版，也是袁昶球起的作用。歐陽老高興地說：「那時袁昶球在中山大學讀書，參加我們的『廣州文學會』。他與香港方面有較多的聯繫。其時香港渡船公司有兩艘客船叫東安輪和西安輪，每天對開香港與廣州，其中東安輪的買辦（即中方經理），名字叫壽康，我記得他好像是姓謝吧？袁昶球跟他比較熟悉。這個謝壽康很喜歡閱讀文藝作品，願意拿錢去出版圖書。可是那時香港和廣州的書局，幾乎全部都不印書籍，如有也不過是從上海總局印成後運來的。因此經袁昶球的聯繫，謝壽康就決定自己開店印書，於是用了一個與他的名字同音的『受匡』作為書店的店名，最先出版的就是我的那兩部作品。」停了一會，歐陽老又回憶說，起初這個「香港受匡書店」，還是在廣州市的昌興街（今中山五路新大新百貨公司右側）先行掛牌成立的。當時這條小小的街巷，卻是廣州較早的一條文化街。那裡有郭沫若、郁達夫等人領導的「創造社」廣州分部；當年中國共產黨廣東區委、學委和共青團區委分別主辦的《人民周刊》、《少年先鋒》、《做什麼》等機關刊物的出版部，也都設在那裡。那裡還有一間叫做「丁卜蚊帳店」，兼賣新文學書刊，在魯迅文集裡也曾經提到過的，恐怕那店鋪也是廣州較早的新文學「書店」之一。當時「香港受匡書店」在這條街創辦，自然頗受注目，後來才在香港正式設立受匡書店出版部，先後出版了好些文藝以及其他方面的書籍。這也算是「穗港合作」吧？她對促進香港（包括廣州）早期新文學的發展，應該記上一筆，（筆者稍後在香港早期出版的雜誌《墨花》一九二八年十月第五期上，讀到吳灞陵寫的《香港的文藝》一文，亦有提及當年香港受匡書店最先出版新文學書籍一事，當可印證。此外，該文還提及受匡出版部出版的文藝書籍中，香港方面的作者，就有黃天石的《獻心》，龍實秀的《深春的落葉》，以及鄭天健、謝晨光等人的作品。（至於一九三三年有個叫「香港書店」，出版了歐陽老的粵語中篇小說《單眼虎》（署名胡依依）、草明女士的《附絲女失身記》（署名褚雅明）等作品，又是怎麼回事呢？歐陽老聽筆者這樣一問，就笑呵呵地說，那個「香港書店」則是子虛烏有的假托名稱，實際是他們當年辦的革命文學團體「廣州文藝社」的化名。因為那些粵語通俗小說的內容，都是描寫工農群眾的苦難遭遇和反抗鬥爭，為了避開當局的搜查追捕，所以作者和出版者都用了假名。接著歐陽老改用一種悲憤的語氣說：「廣州文藝社為了開展革命文學運動，被當局逮捕和殺害了龔明等同志，我和草明等人也受到通緝和追捕。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革命文學是用我們的同志的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可惜《單眼虎》和《附絲女失身記》等作品，『文革』期間也遭到浩劫，現在大陸已經失傳。希望將來或許哪位有心人，能從香港、澳門或其他地方找回一兩本來，那便可以了卻這十多年來常常記掛心頭的一件大事！」

其實歐陽老在香港報刊上發表的作品也不少。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後，他從上海回來擔任廣東文化界救亡協會宣傳部長，不久茅盾也接受生活書店的聘請，移居到香港主編「文藝陣地」半月刊，每期編畢就帶回廣州印刷，歐陽老就常與茅公研究編刊的問題，他的好些文稿，包括散文、小說、劇本和評論，也就經常在該刊刊出。一九三九年初歐陽老到達重慶以後，直到一九四一年四月赴延安之前，他的部分散文和小說，則常在香港的《星島日報》副刊、《大風》半月刊、《星島周刊》、《彈花》半月刊、《工商日報》、《珠江日報》等報刊發表。特別是他當時倡導的抗戰大眾小說，其中的優秀之作如《世代冤仇》、《爸爸打仗去了》等等，都是在香港報刊上首先披載的。

歐陽老不僅有許多作品最先在香港發表，而且好些作品的題材、內容都與香港有關，包括解放後幾部署名的長、短篇小說，也都有部分章節和人物活動以香港為背景，甚至有的作品題目直接以香港命名。例如一九三九年五月創作的抗戰大眾小說《香港菠蘿》，就描寫了香港兩個賣水果的小販，在碼頭工人抗日反漢奸鬥爭的鼓舞下，每天義賣菠蘿、水果，捐款支援抗日戰爭。他們的力量雖輕微，但他們的義舉卻帶動了全港各階層的民眾，很快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獻金救國運動。小說寫得通俗、生活、有趣，突出表現了這樣的主題：「香港雖然已經割讓給英國」，但香港同胞「那愛國的赤誠，跟中國本土的人民倒是一模一樣。」最近筆者反覆閱讀了這篇小說，也很受感動。可惜前幾年出版《歐陽山文集》時，這篇小說的原文還沒有找到呢！

最後筆者直率地問歐陽老：有人說他是大陸文藝界代表「左」派的保守人物之一，他自己怎麼看法？對此歐陽老很坦然，他笑了笑，說了一段十分感慨的話語：

「有的人愛怎麼說就怎麼說，那是人家的事。但這裡有個所謂『跟風向』的問題。一個人，不要說作家了，做任何事情都想順風，逆風很辛苦。就我來說，從一九四六年寫長篇小說《高乾大》算起，到『四人幫』跨台、『文革』正式宣告結束為止，三十年的時間，我都是頂着風幹，頂着風寫。那些年許多人崇尚『左』，怪我寫得不夠『左』。可是我不能採取那樣的寫法。我不能去偽造或者矯情，或者寫一點心口不一的話，討人喜歡。這當然要吃苦頭。例如『文革』前我寫《一代風流》的前幾部《三家巷》、《苦鬥》、《柳暗花明》，現在看起來也許有人還覺得不夠『勁』，但在當時問題就大了，說你調和、投降，批判得要死。但過了幾年，後幾部出齊了以後（《聖地》、《萬年春》），卻又有人說你僵化。同一部作品，同一個人物，同一個性格，別人的看法相差這麼大，一個作家怎麼辦呢？作家逆風困難，可否隨大流呢？即假設有這樣的作家，你要左，他有，你要右，他也有，像一個商人那樣，要什麼貨色有什麼貨色。這樣做行麼？我看不行，所以我經常處在逆風中。我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七六年，都是對『左』的不恭敬，『左』的方面對我也不賣帳，不給我好臉色看。可是萬萬沒有想到，到了現在，忽然沒有人說我調和、投降了，反而有人說我僵化、保守，我成了『左王』，真是奇怪。哪過去是什麼？是『右王』？真沒想到。這兩年我寫了幾十篇雜文《廣語絲》，有些同志覺得可以讀一讀，可是也有很多人罵娘。那麼你說怎麼辦？所以一個作家不能看風使舵，一是要堅定自己對真理的信念。」

一九九二年九月採寫，十月送歐陽山審閱後修正。

﹝編者按﹞這篇文章是潘夢圓女士於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六日交給本刊的！作者吳錫河先生在文中有「一九二七年他十九歲署名羅西的詩集《墳歌》和短篇小說集《仙宮》……」一語，與事實略有出入。事實上：《仙宮》一書是五位作家的合集，有短篇小說；也有詩作，羅西（歐陽山）雖有兩篇短篇小說（其中之一題名《仙宮》和一首詩收在書中；卻不能說是羅西的短篇小說集。此外。吳錫河先生在文中說受匡出版部的創辦人名叫謝壽康；但是侶倫先生在《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一文中則說受匡出版部的創辦人名叫孫壽康，究竟姓「謝」還是姓「孫」，仍須尋找其他的根據。

（原刊《香港文學》一九九三年二月五日第九十八期，轉貼自香港文學資料庫。）


以下圖片來自孔夫子舊書網，謹此默謝。

香港受匡出版部廣州分局稿紙廣告，一九二九年。

手感的古意

手感的古意
許定銘

「手感的古意」是指用手的觸覺去領略一種含古意的風味。

要了解這種觸感，得從印刷業的歷史講起：當今色彩鮮艷、構圖複雜的印刷品，是採用「柯式」印刷而成的，這種平面印刷製成品很漂亮，摸上去也相當平滑。而在「柯式印刷」以前，用的是要執字粒、製電版的「活版印刷」，那種印刷品摸上去時，則有凹凸的感覺。

我一九七Ｏ年代活躍於書業時，「活版印刷」已逐漸式微，最終全為「柯式印刷」替代。因此，觸摸一本書的封面及內文的字粒，往往就能知道它是否具四十年歷史以上的「古物」，還是新印刷品。藏書家有時也會用這種觸摸的手感，去判定一本舊書是原來的正宗舊版，還是新近用「柯式」印刷而成的重印本。

楊國雄的《香港戰前報業》（香港三聯書店，二Ｏ一三）是今年十月份的新書，封面的圖案當然用柯式印，但書名卻是用執字粒印的，摸上去有凹凸感，古意盎然！這裡的「戰前」，是指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以前。十多萬字的專書以《史料篇》、《報人篇》及《報紙篇》三部分詳述了香港七十至一百年前的報業史。除了封面凹字的古意，內文起新段不低兩格，每頁排列不用一般的「天大地小」，而創新排印成「天小地大」，方便讀者一面閱讀，一面在下邊寫札記，既古而又創新，編輯應記首功！

穿Kenzo的女人 把自己當海綿

穿Kenzo的女人 把自己當海綿
文：饒雙宜
圖：受訪者提供
編輯：蔡曉彤

故事達人陳韻文（受訪者提供）

《小心》封面的照片出自陳韻文手筆，故事中有故事。（受訪者提供）

《小心》小說近月面世，是陳韻文睽違香港文壇多年的短篇小說作品。

著名編劇、作家、DJ、才女，七十年代曾活躍於電視電影圈及香港文壇，寫了《家變》、《相見好》、《烈火青春》等劇本，後來淡出，creative energy卻未曾減退，這麼多年，就算對電視電影業再提不起勁，陳韻文還有小說和文學創作做為退路。

三四十年光陰一下飛逝，頂短髮神清氣爽，款款由加拿大回港出版新書，看不出時間烙在她身上的痕，但歷練見識從她談話中閒閒一吐，確係犀利非常。

陳韻文很少接受訪問，神秘面紗掩得嚴密，以為她不健談完全是估錯隔離，那天在咖啡廳由朝傾到晚，literally，天花龍鳳私事八卦，圈中委屈最精彩，但當事各人名字響噹噹，不敢寫下，留待她寫回憶錄，求其次，把與創作有關的內容稍作整理也一匹布咁長。

許多人喜歡分析她創作的女性角色，自她身上，我想像她的女主角們，肯定有不少她的影子。

剛烈女子 創作緣於情傷

旅遊見到的點滴，蘊含豐富故事，經陳韻文拍下來保存，也許將來會是一個劇情的展開。（受訪者提供）

電影情節講求戲劇性，人物設定加上重重遭遇難關，奔波數回是悲劇還是大團圓，還看編劇鋪排。陳韻文的人生，要是也由編劇執筆，編劇並沒對她多仁慈，還幸給了她剛烈性格，讓她扭轉乾坤，所指的是她入行經過——一切緣於情傷。一名廿歲未到的女孩，愛上某人，萬般癡心卻遇人不淑，陳腔橋段，放到陳韻文身上：「我是就算要死，都要企度死那種人。」

失戀的她專心過了數月頹廢發臭日子，多得爺爺無言鼓勵，「他家傭給我原稿紙，鼓勵我寫作，因此寫了第一部小說《終與始》，十三萬字，交給《當代文藝》。為什麼是小說？因為男人寫小說也寫劇本，爺爺叫我叻畀佢睇，我也寫小說寫劇本。」書出來後，男人心有不甘致電，「問我得到多少稿費，我話六百蚊，佢話：『嘩乜家包鹹脆花生紙咁貴？』」顯然，陳女士把那口氣爭回來了。

關於她的love affair，精彩花邊故事一籮，如黃霑曾贈過她一句：「佢話，算啦Joyce，你是他頂帽上最靚那條羽毛，他有什麼法子放開？這令我最開心，放得開的是我，不是他。」三蘇叔叔也為她出氣：「當時《快報》老闆鄺蔭泉在明珠酒樓設宴，文化界全體出動，我一去到，圓圓（即綠袖子，才女之一，在《明報》擔任編輯）偷偷同我講，男人睇見三蘇叔叔旁邊空位無人坐，想坐下，卻被制止，三蘇叔叔話：『呢張你唔坐得，我們留給陳韻文的。』激死佢！」全體都對她偏心。

每人要為自己找出口

《小心》四篇小說圍繞不同年代女性，由七八十年代起至今時今日，女主角們均經歷情路和婚姻的跌宕，面對難題，不願低頭，想辦法自強過活尋開心，有多少是她自己？「那態度是won't let it eat my heart out，面對沮喪，女主角們睇落似是以享受主義抗衡，依賴物質，其實好實際，自己heartbroken，都不承認，是一種attitude，或者我admire這種spirit。」每人都要為自己找一個出口，「就像一個罐頭，你要開兩個洞，讓其中一邊出氣。」她工作時面對挫敗，也無法面對，如被譚家明彈十條橋，開會中途「被吩咐」行開，兩個鐘後再回來繼續，含一口怨氣的她，索性去恤個靚髮，換來一套Kenzo上下兩截的全身裙，至今猶在她箱子內，待這位「穿Kenzo的女人」回歸咖啡座，兩男士全然摸不頭腦：「譚家明和當時的助手陳國熹，唔認得我，我行過去，無反應，又行返轉頭。」調皮的她回憶起，仍然哈哈大笑。

編劇生涯 絕不風光

陳韻文不愛被拍，難得有幀她自己喜歡的獨照：「1994年回港台主持節目的第一個夜晚，他們找人幫我拍的照片。我自己感覺還好。因為手捧我的私伙——嘉寶。」（受訪者提供）

陳韻文備受寵愛，編輯前輩導演愛用，因她鬼主意多又勤力。如初初在電台工作，她便善用商台的唱片房和資料館。播一首歌，總要多找一些版本，讀資料寫筆記，她謂：「這樣做，sharpened了我的judgment，發展了我對Jazz的興趣。」她也試寫播音劇，思索怎樣改善大氣電波裏太平面和欠缺距離的空間感，主題上拒絕老土故事，不停嘗試，如把名著改編。在電影台做編劇的日子，則短短兩三年寫了五百集節目，「試過五日裏得十個鐘，寫完之際大擦一餐犒賞自己，吃畢截的士，一開的士門整個人暈倒，胃潰瘍，好慘。」所以她總結：「陳韻文編劇生涯絕不風光。」

但再會得將勤補拙，也需要點天分？她的文化滋養始於兒時家中：「小時候喜歡睇戲，因為爺爺愛看西片，小朋友不用買票，我便坐在他們中間，為了吃零食。愛儲明星照，會話這個是『把梯』，Robert Taylor！」自小耳濡目染，西片有爺爺，古典音樂品味來自父親，對她從事編劇有深遠影響：「年輕人應該多聽古典音樂，個structres和compositions畀你好多想像空間，訓練你有結構性地思考。At least個mood，由first movement轉到second movement，感情的跌盪，當中的起承轉合！」她也受粵語片潛移默化，「家中有位媽姐，見她平常散散文文滋滋油油，一到午飯就突然心急趕開飯，然後外出買菜，某次我吊佢尾，發現她去睇粵語片，第二次我行埋去叫佢，嚇得佢！於是我們做同志……一路浸落。」陳韻文也愛逼弟弟請她去聽在陸佑堂、皇仁舉辦的音樂會；愛穿長衫去Studio One睇戲……文藝少女如斯塑造了她的修養氣質，加上在名校讀書，很早期亦已四處遊學，英語字正腔圓，在索邦學過法文，訪問刊出時，她正在西班牙學西班牙文！不時來郵分享點滴，說：「老師在散band前一天和我說，妳最令我擔心！」令她回憶起丈夫李國松生前曾話：「『妳一講法語，我就打冷顫。』這兩句話會令我回去再刨再咪書，唔通鑿到通。」不難明白為何鄧小宇那麼喜歡她。

橋段從何來？舊報紙‧書本‧觀察

陳韻文的編劇才能並不是無中生有，有不少tricks可借鑑，舊報紙是她的素材：「記得三蘇叔叔幫我向報館打過招呼，讓我找舊報紙，我把日子寫給管理員，舊報紙從窗口中遞出遞入，睇到昏天黑地暈頭轉向，都唔知個人在出面還是入面。」她把有用的橋段，仔細抄在一張張卡紙上，「前面寫事件，反面寫人物，一邊抄一邊思考這故事適合哪個人物，好像玩紙牌般，左派右派。」加上她左補右補，長劇便是如此炮製，而不是坐等靈感到。

身邊人事 睇真睇近

林布蘭作品The Jewish Bride（受訪者提供）

她看完電影The hours，會把小說讀一遍，然後研究劇本，把自己當海綿，「咩狗屎垃圾都擺到腦裏！」她也愛打書釘，「什麼書都一定揭幾頁，不止讀文學，偵探小說就又睇，暢銷書又睇。可能書放底了，但一定就有click到，at the back of your mind。」

編劇需要觀察力強，留意身邊的人和事，人人都知道的秘訣，但去得多盡？「比如你去麥當勞，會見到有學生做功課，有時阿媽在旁邊，可以諗，究竟他們是什麼家庭背景？」《小心》裏最後一篇同名小說〈小心〉，圍繞一名女的士司機賺取生活費養育女兒，但丈夫竟對她動殺機，便取材自真實故事：「某次回港在機場坐的士，見到女司機頭髮又黃又甩，不顧身世，並嗅到的士內有少少味，擰轉頭睇，知道她睡在的士裏，忍唔住開口問佢，有次張敏儀都話我無禮貌八卦，但這是我的職業病。」陳韻文相約的士司機數次，透過聊天了解她的生活，得她同意，把細節改掉放進故事裏。

「我成日唔憂無題材，太多imaginations。」她絕對有資格大言不慚！問題是點子夠多的陳韻文根本唔憂做，常被人話「懶懶閒」、「有小聰明，無大志」，故在電視電影圈受了太多氣和聽得太多是非，撒手不幹，毫不眷戀才女光環。離開香港，住過馬來西亞，婚後去了巴黎，上世紀八十年代與丈夫一起搞紀錄片《血的紀錄》，及後在加拿大定居，她只間中參與劇本創作。

品味觸覺 如何陶冶？

對她嘆息香港再沒出現才女現象，陳韻文如斯解畫：「現在翻開娛樂版，都唔知邊個打邊個，好像個個都差不多。在電台聽訪問，連說話方式都差不多，全是懶音。流行的衣物也穿不出figure來，我那時都叫做有長衫睇。」借小宇用語，old timers不禁惋惜，「我們那時的風光，係好多加在一起，比如圓圓是新亞出身，還有西西、張浚華……現在是電視文化主導……以前讀書，中英文都注重，每星期都有課外活動。書法、織藤籃，現在無，連音樂課都無。」

攝影的奇妙

當人們不再陶冶性情，沒能培養個人品味和觸覺，做不成有型的人，所寫的角色自然平庸沒稜角沒態度。所以讀《小心》，劇情以外，提到的地方、歌曲、穿著、居家佈置，在在是陳韻文的眼界和世界。憑細節建構立體，像我問她取照片刊登，她洋洋灑灑大篇電郵，希望能夠刊登書封面用的照片，因出自她手筆。是的，攝影也是她的興趣﹕「兩張照片都是去年在法國在Provence所拍。上面的小園是梵高曾經入住的精神病院。下面那張椅子，是好幾個世紀前紅衣主教宮廷中作為祈禱之用，跪在藤織的座位上，椅背較普通椅子高因為要合掌擱上去，把頭枕上。」為何她會知道得如此詳細？「當天我只憑感覺拍下，沒料到這次西班牙班十四個同學當中，有一個曾經是加拿大文化部的高官，自己也是Art Collector，原籍荷蘭，我和他提到在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館見到我最喜歡的一幅林布蘭The Jewish Bride，之後讓他看我拍的這張椅子，他如數家珍的講出椅子當日的用途。」

旅行的意義

陳韻文為這小小發現感到興奮：「這也可以讓人明白我為什麼喜歡旅行，命運的安排很神奇。旅行時候接觸到的人，總令我想起Chaucer的長篇小說Canterbury Tales，又，因為不同的人不同的經歷學歷，我吸收之後，將來自己再去，即使已經去過，不會再去，在心中來個比較，又是另外一種色彩，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到的光澤。」

這些色彩和光澤，雖不能再從她編的劇中傳遞給觀眾，還幸有文字和小說，讓讀者稍稍窺探，才女的遼闊世界，有藝術歷史音樂文學時裝……為人生苦悶情節之最佳調劑，我們煲劇睇小說，之餘，竟然還能學習這些種種，多謝陳韻文。

陳韻文說：「當年跑去法國會夫之時，一進門，行李還沒放下，就看到這雕像。這以後，我們去哪兒，她也去那兒。今天與我相依。各自有不同的赤裸。」（按：陳韻文丈夫李國松於2010年病逝）

（明報二Ｏ一四年五月廿五日）

老照片之三

老照片之三
許定銘

整理家中舊物，撿出來一張近七十年的發黃老照片，估計是一九四Ｏ年代中期拍攝的。照中八個年輕人，前排左起：黃德泮、李美煥、羅振綱；後排左起：許吉烻、周斯畲、吳振樁、劉碧棠、林天蔚，都是廣東省立文理學院的同學，不知是否大學畢業了，大家行將各奔前程，臨別依依時拍的紀念照？這群年輕人應該是1921～25年間出生的，若如今仍健在，是九十多歲的老人了！

我忽然「八卦」，上網努力了好一會：黃德泮、吳振樁查不到條目；李美煥、羅振綱則是同名同姓的人太多，無從篩選；劉碧棠曾在文理學院的刊物上發表過分兩期刊出的〈三百篇的綜合研究〉，又有位專繪山水畫的畫家也叫劉碧棠，不知是否同一個人？周斯畲據說是一九四Ｏ年代的左翼作家，在當年中國文協廣東分會的刊物《文壇月刊》秋季特大號上，發表了〈《差半車麥》論〉，系統地評價了姚雪垠抗戰時期的小說作品；許吉烻則是本港大帽山川龍村貫文學校的創校校長，一直任教至退休。

此中特別要提的，當然是照片中排在最後的林天蔚（1924～2007？），他一九五Ｏ年代起任香港培正中學教師，一九六Ｏ年代進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任教，其後也曾任香港大學、臺灣行政院國家科學會、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等校教授，曾著有《宋代香藥貿易史稿》、《隋唐史新編》、《香港前代史論集》、《宋史新析》、《宋代史事質疑》、《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地方文獻研究與分論》……等專書，著作等身，是香港極負盛名的學者。

我從懂事開始，就認識林天蔚林伯伯，先父一九四Ｏ年代與他同學兼好友，受業於史學家羅香林門下。大家到香港後常有來往，一九五Ｏ年代末父親得重病無法上班，林伯伯經常探訪，還常支持我們的生活費，銘感於心。老輩人尊師重道意識甚重，一九五Ｏ、六Ｏ年代的農曆新年，他們多會聯同其他同學向羅教授拜年。每次拜年我大多隨往，印象較深刻的是當時羅教授住在粉嶺的日子，兩層高的小平房，一屋都是書書書，是我第一次知道：一個人可以擁有如此多書。如今還記得的，是期刊《文物》和《考古》，當時我只是幾歲小童，或許就只認得這幾個字。

林伯伯在培正中學任教時，一個人住在學校對面的勝利道，我常去看他，也是一屋都是書的書痴，後來我愛藏書，不知是不是受他影響？

羅公和林伯伯都是史學家，可惜我獨愛文學，不然的話，倘得入門下，走的路便截然不同了。

（2014/5/23）

這一夜，冰消融了

（明報月刊二Ｏ一二年三月號）

香港報刊的讀書園地

香港報刊的讀書園地
徐雁

《書與人》雜誌今年第1期刊登了武漢中南財經大學台港研究所古遠清先生所寫的《香港的〈讀書人〉》一文，簡約地介紹了《讀書人》月刊的情況，並評價道：「在立足本港的基礎上，爭取到大陸和台灣著名書評家的來稿，使人感到北京的《讀書》和台北的《誠品閱讀》辦得再好，也難以取代香港的《讀書人》。」這是很有見地的一種意見。

因為從70年代後期，香港開創專門的報刊讀書園地（報紙「讀書版「和讀書雜誌）以來，聯絡和溝通港、台、大陸三地書業動態和書評作者，歷來是香港書文化的重要景觀之一。古先生因為《讀書人》雜誌的遷址而「不勝惆悵」，有「突然歸來的老友又遠行」之感。為此，我在此廣而告之：《讀書人》雜誌已由原來的香港中環，遷移到了新界屯門湖翠路啟豐商場1樓27號。

實際上，在香港曾經先後有過兩份《讀書人》雜誌。第一份是1987年由馮偉才先生創辦、藝文出版社發行的。這份《讀書人》專門刊登圖書評介和關於圖書的專題座談、採訪記錄等，設有「書與我」等專欄，主要發表作家與圖書結緣方面的故事。次年因財力不繼而告停刊。直到1995年3月才復刊的《讀書人》雜誌，當是馮先生「跟大家一起做個快樂讀書人」（見復刊號第五期「編輯手記」）的「書香理想」的繼續。第二份是在1992年3月創刊的《讀書人月刊》，由香港當代藝術中心主辦，四川作家、藝術家阿年（楊守年）擔任總編輯。這是一份綜合性的書文化刊物，設有文壇廣角、書人情絲、品書記趣、文學花雨、編暇隨筆、藏書天地和刊上書屋等欄目，印製頗為精美，可惜於1993年停刊。

在上述兩種先後同名的《讀書人》雜誌以前，香港還辦過一份號稱是「香港第一本有份量的讀書雜誌」──《開卷》月刊，這是由香港開卷出版社於1978年11月創刊發行的。它以「開券有益，開卷有利，開卷有趣，開卷有樂」為宗旨，評價世界書刊情況，反映出版動態，並選載書刊精華，有作家研究、書評、書籍藝術、開卷論壇等欄目。其中「作家訪問」欄，所訪問的新文學作家如卞之琳、李輝英、端木蕻良、錢鍾書等，都有極其珍貴的文學史料價值。另設有「書窗閒話」和「愛書•購書•藏書」兩個情趣性較強的小欄目，往往是圖文並茂。《開卷》第1期至第7期，為大32開本，從第8期起，為大16開本。於1980年12 月，出至第24期時停刊。

1984年7月，香港三聯書店開始印行《讀者良友》月刊，由香港作家東瑞擔任執行編輯，其風格同《開卷》大致接續。設立有書評、書人書事、圖書論壇、文學史料、世界刊物志等專欄，後半部有「每月新書」的欄目，每期刊登約700種左右的書訊，甚便讀者了解港、台、大陸三地和國外的分類新書信息。該刊向來以「愛書人的良友」、「實用的讀書指南」相號召，從而成為當時「香港惟一的讀書雜誌」。久已停刊，我雁齋中收藏有以上幾種雜誌的樣本。

《開卷》同《讀者良友》月刊風格接近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其主編均是知名作家、翻譯家杜漸。杜漸先生原名李文鍵，自號「書癡」，是香港著名的讀書人和力倡讀書風氣的實踐家。他退休以後已移居加拿大。杜漸先生1960年畢業於中山大學中文系，著譯甚勤，主要有《當代世界文談》、《書海夜航》（北京三聯書店1980年3月版）、《書海夜航•二集》（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7 月版）、《書癡書話》（香港三聯書店1992年1月版）等十餘種。

香港《大公報》於1948年3月15日在香港復刊，從1978年起開設「讀書與出版「專版，每週一同讀者見面，是香港歷史上最早亮相並且保持時間最長的報紙讀書園地。近年來，開闢有讀書報告、黃金屋、書與人、書邊草、自己的書架、新書擷英、買書人語、中外名著插圖選、新書簡介等欄目。作者來自大陸和港台等地，我於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曾為之撰稿十餘篇，其見報速度勝本地報紙多倍矣，可惜這個專版於1996年停辦了。

香港《文匯報》於1948年9月9日創刊。在1985年12月6日，將原來的「文化之窗」改為「圖書」專版，先後設有書田拾穗、青年書屋、愛書人周記、新書速遞、作家與作品、書海拾貝、書市巡禮、書飯齋、香港出版業拾英等欄目。尤其是該版開展的讀者服務工作，即每週圖書推薦欄目中所涉及的新書，均可為讀者辦理郵購業務，受人稱道。

香港《新晚報》於1950年10月5日創刊。在1981年開設「書話」專版，出版至500餘期以後，於1992年初改名為「開卷」。闢有書林穿梭、書人書事、書評書訊、隨想、圖書圈等欄目，其中「紙上寶石」欄，為各式藏書票的鑒賞欄目。現由作家胡少璋先生主編。

香港《星島日報》辦有「書局街」，由李綺年先生主編，於每週週一、週六刊出。設有書品、書評、世界書窗、貪書手錄和讀書個體戶等，係彩色套印版，每期文章佔用版面甚為廣大。

此外，香港還有其它一些值得流覽的讀書園地。如三聯書店於1987年創刊的對開四版的《愛書人月報》，就刊出過大量書目、書介和書評，還辦有「愛書人天地」，作為專門的書評園地。其它一些報刊的讀書版（欄）如《香港文學》雜誌的「書評」專欄、香港《明報週刊》的「書話」專欄、香港財經報《信報》的「懷書」副刊等，都辦得很有些書卷氣。四年前，由我總策劃的《中國讀書大辭典》（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初版）發行後，台灣著名的讀書人、爾雅出版社發行人隱地先生就在台北《中國時報》的「開卷」專刊上發表署名文章給予好評，沒想到，三天後的香港《信報》「懷書」副刊就轉載了它。今年4月，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胡志偉先生主編了《開卷有益》專刊，係彩色印刷的雙月刊，很是精美。設有「香港書市」、「羊城書市」、「香港文學」、「香港覓書」、「文壇憶舊」和「文史殿堂」等欄目。

香港資深出版家陳不諱先生曾就香港的書文化建設問題發表看法，他認為：「如果要研究香港這『文化沙漠』是怎樣過渡到『非文化沙漠』甚至『文化綠洲』的，我相信，報紙的圖書版是要記上一功的。」他還堅持認為：「報紙如果要提高自己格調，增強文化氣息，那麼，圖書版就是一道橋樑。」（《香港出版業•報紙設立圖書版的意義》）我們從香港書文化發生、發展的歷史路徑中，是不難找到建設一個城市、一個區域的書文化所可供借鑒的東西的。

（1997年春）

（徐雁《雁齋書燈錄》，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高旅和他的書

高旅和他的書
許定銘

愛讀報章副刊文史專欄的香港文化人，都知道雜文家高旅（1918～1997）。他最為人所知的，是自一九八一年起，在《大公報》副刊上出現的文史專欄《持故小集》；及至一九九一年，專欄被改為《勞生常談》，筆名也變了「勞悅軒」，但精神卻仍是《持故小集》的。這個專欄每週一篇兩千多字的雜文，每每引古證今，發人深省，確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深得聶紺弩、柯靈、吳其敏、羅琅、邵燕祥等文友讚賞，並稱譽「高旅港中最高文」。專欄一直寫了十七年，得文八百篇，後編為《持故小集》（北京三聯，1984）、《過年的心路》（香港天地圖書，1990）、《高旅雜文》（香港天地圖書，1996）、《高旅雜文第四集》（香港新華彩印出版社，1998）和《高旅雜文第五集》（香港新華彩印出版社，2001）。這五本雜文的出版，分兩個時期，前面的三本，是高旅自己親手所編，後面的兩本，則是高旅辭世後，由他的夫人熊笑年整理的。

《持故小集》收雜文七十篇，主要是一九八一至八三年的作品。高旅在後記中說，因報紙是固定時間刊行，到截稿時非交稿不可。因此，有些文章是「率性行事、潦草成文」。他自覺這是缺點，其實這正是作家風格，最能表達他的行事作風：不矯揉造作而言之有物。

第二本《持故小集》也收文七十篇，選稿時是在「八九‧六四」之後，年過七十仍熱血沸騰的老人在後記中怒吼：

自「六‧四」血腥慘案之後，問問自己，在這血淚交迸、怒濤洶湧的年代中，做了些什麼事？不能像「抗戰時期」一樣奔走呼號了，不過仍是幾篇雜文，於是想到不如出一本，也算是紀念……（頁349）

據羅琅說，此書原名想叫《看殺人去》，但，幾個老友碰頭茶聚時，覺得是有點「太明顯」了；徵得他同意，選了集內比較含蓄的另一篇《過年的心路》作書名，還由譚秀牧繪了「天空一片陰霾，地上血迹斑斑」的構圖，以示心中鬱結。

一九九五年，《鑪峰文叢》編選時，高旅又從《持故小集》的文章中選了近七十篇，定名為《收爐集》。他自覺已是「八十衰翁」，人生似酒樓之有「歲晚收爐」，該是近「封筆」的時候了。但，一眾好友認為：高旅一生以「雜文」馳譽文壇，建議用《高旅雜文》這塊響噹噹的招牌。

《高旅雜文》和前面兩本略有不同之處是分成《世情篇》、《故誼篇》、《家鄉篇》和《德法篇》數輯，書後還附錄了繙譯的〈高爾基：政治並不是一切〉。除了一貫的時事、歷史雜評以外，本集還加入了旅遊和人物的雜記。

《高旅雜文第四集》收雜文九十七篇，是劉濟昆編選的，大部分仍是《持故小集》專欄中的文章，不過，最前的幾篇卻是高旅幾十年前的舊稿。他在寫於一九九六年的〈讀六十年前舊稿〉中說：〈五月二十一日的蘇州〉寫於一九三六年，那是專為茅盾編《中國的一日》而寫的；〈目前繪畫界的任務〉原載一九三八年的《湖南國民日報》副刊；〈輕裝快馬渡富水──敵後挺進記〉，則是刊於一九三九年《抗戰日報》上的戰地速寫。高旅抗戰時當過編輯、記者，寫過很多文章，好像沒結過集，這幾篇重拾的「遺珠」，是他的歷史見證。

除了雜文，書後還附錄了諶震的〈深有預見的當代詩人〉，是他研讀高旅的詩稿《戰時吟》和《北門詩抄》的讀後，和〈李普同志的來信〉，談他和高旅戰時交往的經過，是有關高旅的一份重要史料。

《高旅雜文第五集》收雜文一二三篇，厚四百多頁，份量最重，附文也最多：書前有柯靈的題辭、邵燕祥的〈為高旅雜文集作序〉、羅琅的〈序〉；書後還有熊笑年的〈寫在後面〉。

邵燕祥與高旅素未謀面，但神交已久，讀他的文章後，深以為無論那種文體，出諸高旅筆下，「無不充沛着浩然正氣，史識文膽」，此所以甚受人尊敬。羅琅與高旅深交五十年，他的著述大多通讀，序言不單記述了他們的交往，還衷心讚揚：

高旅的雜文，不僅針貶時弊外，範圍還涉及有政治、經濟、文化、哲學、民俗、歷史……等多方面的述說。雖然題材是日常偶拾，但下筆剪裁，往往發人所未發，見解精闢，娓娓道來，展卷讀而不釋手，令人沉思，感到漲力橫溢，觸動神經。（頁9）

《高旅雜文第五集》出後，清華大學教授王存誠還寫了評介〈史‧詩‧時事〉，刊於《大公報》的副刊上。他認為高旅的文章，「以高度的戰鬥性與韌性從方方面面來探討」史實，是不可多得之作。

其實，說到了解高旅，當與他亦師亦友，多次共事的聶紺弩為最。他給高旅的信件中，有這樣的讚許：

持故好，博學卓識，有知堂風味，但知堂抄書多，你不抄，勝他。海內以博學知名者為錢鍾書，他只談文藝，你比他天地闊。總之，讀書多，記性好，其用無窮。（引自羅琅的〈序〉）

事實上，高旅不單是雜文家，還是位雜家。他所寫的書，內容相當廣泛：電影劇本、歷史小說、社會小說、武俠小說、舊體詩，甚至測量手冊、靜坐法、修練氣功等雜書均有涉獵。

高旅寫武俠小說時叫牟松庭，《香港商報》創刊時即出現，我比較有印象的是《山東響馬傳》（1～15，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56）、《張文祥刺馬》（1～3，香港集文出版社，1957）、《紅花豪俠傳》（1～5，香港集文出版社，1957）、《關西刀客傳》（1～6，香港偉青書店，1957）和《大刀王五》，都是一九五Ｏ年代的暢銷書，可如今，連舊書拍賣會上也甚少見。二Ｏ一Ｏ年，內地著名的舊書拍賣網站上，曾經上拍過一套一九六Ｏ年再版的《山東響馬傳》，十五冊都有「八品」（八成新），以人民幣1049元拍出，如果是初版的，肯定要二千元以上，可見牟松庭的武俠小說相當有價。

高旅寫氣功類書時也用牟松庭，我見過的，是與張慶琳、陸公、梁士賢合著的《氣功練法輯要》（香港自由出版社，1958）和《氣功練法簡說》（香港實用書局，1961），都是在舊書拍賣網站上見的書影，實物則未見。

高旅的小說，以歷史小說較受重視，在報上連載而未出單行本的，有十多種，而以《杜秋娘》（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63）是其代表作。這本二十五萬字的長篇，一九六二年先在《新晚報》上連載，到出版時備平裝及精裝本。香港出版商出書，肯印「精裝本」，是對該書的肯定，結果不負所望，香港的銷量多少欠缺數據，不過，據羅琅的〈聶紺弩簡論高旅作品〉（見《香港文學記憶》）中說，此書「在大陸印三十五萬冊。改編為越劇，在上海公演，曾為台灣書商盜印發行」，可見極受歡迎。

高旅的現代小說，寫得最用心的，是近二十萬字的長篇《困》（香港上海書局，1958），此書一九五二年在《文匯報》上連載時，原名叫《孔夫子與我》，他在〈前記〉中說這個故事：

只是一個小縣城裏的一個家庭中的瑣事，不過總是教人感到滑稽的情節來得多；時間倒不算短，從辛亥革命一直到抗戰，就有三十年，所以就用電影上的「蒙太奇」手法，一個一個鏡頭剪接起來。

這個小說在他的腦海裏構思了幾十年，到一九五二年動筆時足足寫了四個月才完成。寫得很投入，整個人「沉浸在故事裏面，好像演戲似的，自編自導自演……，同裏面的人物打了四個月交道」（頁2）。高旅在文中強調小說雖然用第一人稱「我」作主角，故事中的人物也確有其人，但卻不是他自己，絕對不能以「自傳」視之。我則覺得他此舉頗有點「欲蓋彌彰」，令人懷疑。聶紺弩讀過這本反封建禮教的小說後，曾給高旅寫信，有「君之小說，似以《困》最佳，寫自己易得同感」之語，大家不妨細細品味！可惜自一九六二年再版後，《困》已絕跡坊間，難得一見矣！

高旅的《鑽窗記》

據手邊的資料顯示，高旅的著述，未結集的遠多於已出版的單行本，如在報上發表的長篇有：《氣吞萬里如虎行》、《元宮爭艷記》、《巨像雲高北雁飛》、《武德頌》、《野山毛桃》、《春霧深深》……，還有舊詩《危弦集》、《戰時吟》、《願學堂詩集》、《北門詩抄》……等。若有心人整理刊行全集，肯定可以「逼爆」書櫃，用「著作等身」來形容高旅，絕不為過！

附錄：高旅作品編目初稿

《山東響馬傳》（1～15，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56）
《張文祥刺馬》（1～3，香港集文出版社，1957）
《紅花豪俠傳》（1～5，香港集文出版社，1957）
《關西刀客傳》（1～6，香港偉青書店，1957）
《困》（香港上海書局，1958。1962年再版）
《氣功練法輯要》（香港自由出版社，1958，與張慶琳、陸公、梁士賢合著）
《大刀王五》（1950年代）
《測量手冊》（香港求實出版社，1950年代）
《鑽窗記》（香港實用書局，1950年代）
《氣功練法簡說》（香港實用書局，1961）
《補鞋匠傳奇》（香港上海書局，1962）
《彩鳳集》（香港上海書局，1962）
《限期結婚記》（香港宏業書局，1962）
《深宵艷遇記》（香港宏業書局，1962，曾由長城電影公司拍成電影《艷遇》）
《杜秋娘》（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63。1982年廣州花城出版社出過一版，到1995年，易名《才女名姬杜秋娘》再版）
《持故小集》（北京三聯，1984）
《金剃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玉葉冠》（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
《金屑酒》（廣州花城出版社，1986）
《過年的心路》（香港天地圖書，1990）
《高旅雜文》（香港天地圖書，1996）
《高旅雜文第四集》（香港新華彩印出版社，1998）
《高旅詩詞》（香港新華彩印出版社，2000）
《高旅雜文第五集》（香港新華彩印出版社，2001）

編者按：本編目參考自羅琅的《香港文學記憶》、網上不具名的高旅資料和劉以鬯編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略》。

──2012年6月

8月刊於《城市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