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壇》叢刊

1948年3月至5月在香港出版的《中國詩壇》，是一份純詩歌刊物，由中國詩壇社出版。鄭樹森教授曾談到四十年代南來的文化人時，指出：「他們也有辦雜誌，除正式雜誌外，刊物還有以叢刊方式，每輯有個別名稱的較不定期雜誌，如：《中國詩壇》、《野草文叢》、《學習叢書》等。」《中國詩壇》在香港共出版了三輯，包括《最前哨》、《黑奴船》和《生產四季花》，由黃寧嬰主編。詩刊內容包括詩歌創作、評論和譯介。郭沫若、黃藥眠、周鋼鳴、陳殘雲、蘆荻、何達、華嘉、秋雲、杜埃、沙鷗等著名中國作家也曾在這份詩刊上發表作品。鄭樹森教授認為「時事化、政治化和傾向化」是四十年代香港詩歌的特色。關夢南認為「文學為政治服務的指向」，基本上是四十年代左翼詩歌，「尤其是《中國詩壇》的作品，充滿口號、吶喊，主題先行的內因。」

根據黃寧嬰口述、黃籬記錄整理的文章──〈《中國詩壇》雜憶〉，《中國詩壇》的前身是三十年代在廣州出版的《廣州詩壇》，七七事變爆發後，改名為《中國詩壇》，由抗日戰爭至國共內戰期間曾試過幾度停刊，後來復刊，最後一次是1948年由在港的黃寧嬰、陳殘雲、葉春等負責出版，復刊了三輯《中國詩壇》叢刊，完成它的文學使命。


《中國詩壇》封面

（香港文學通訊二Ｏ一Ｏ年十月第八十七期）

人間畫會與人間書屋

關於人間書屋
黃蒙田

回憶新波在香港生活期間，不能不提到一個叫人間書屋的出版組織。他是書屋三個創辦人和負責人之一──其他兩位是華嘉和陳寶，由開創到結束，新波付出了辛勤的勞動。

人間書屋是四十年代後半期香港一家作家同人性質的出版機構，甚至可以說是這一時期香港出版文藝書籍最多的單位，雖然在組織上或規模上它不是一家正規的書店。正是因爲這樣，就更促使我在回憶中搜索有關這家書店的一些往事，回憶一些作家朋友們在這裏度過一個時期難以忘卻的生活並留下點滴藝術勞動的痕跡。

自「八一三」以至全面抗戰爆發以後，中國作家從內地到香港來的爲數不少，他們有些在這裏定居，有些經過這裏轉移到內地特別是陝北參加抗戰，留下來的作家在這個新碼頭展開他們的業務，爲香港文藝界帶來新的力量。人們稱這次主要是外來因素促成的文壇蓬勃景象是香港文學的第一次高潮。到了一九四一年一月間，皖南事變爆發，大批包括着名作家在內的進步文化人幾乎在一夜之間在當地消失了，他們通過不同的管道撤離兩廣、成都、重慶以至西安，其中有很大數目是來到香港，茅盾、胡風、蕭紅等都是那次撤退到香港的。作家們到了香港立刻進行反擊第二次反共高潮，建立自己的文藝以至文化領域內的陣地，他們在先後創刊、復刊的《華商報》、《大眾生活》、《筆談》、《文藝陣地》、《耕耘》、《世界知識》、《大地畫報》和《青年知識》等定期刊上發表政論、文學創作和美術作品。這是香港文學史上的第二次高潮──這次高潮是極其蓬勃卻是短促的，同年十二月八日清早，日本軍閥在偷襲珍珠港同時發動了對香港的進攻，到了耶誕節那一天，香港淪陷了，作家們在東江縱隊搶救隊和香港工委的幫助下分批從陸路或水路偷渡回到年初撤離的地方：桂林、重慶以至蘇北。到了抗戰勝利後第二年即一九四六年初，客觀形勢嚴峻，當局爲鎮壓反內戰的呼聲而加緊白色恐怖，以上海爲主要基地的文網逐步嚴密，從此時起進步文化人中的作家便化整爲零撤退到香港，到一九四八年簡直是整批地湧到了，他們一方面在這裏等待北上迎接新局面降臨，另一方面是暫時在香港生存，利用這裏的特殊條件繼續創作生活。記憶中作家們參加了《華商版》、《週末版》、《正報》、《野草》、《文藝生活》、《小說月刊》和《大眾文藝叢刊》等報刊工作和寫作，人稱這是香港文學史上的第三個高潮──這是集中作家最多和經過時間較長的一次。這時期的特點之一是，作家來的多了，作家必須配合客觀形勢提出評論和創作，然而可以容納而他們又願意提供作品的市場實在太少，僅有的一份日報和若干雜誌是不足夠的，單行本就更不用說了。人間書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

人間書屋出版的第一本書是陳實女士譯羅曼•羅蘭原著的《造物者悲多汶》。抗戰時期陳實在英軍戰地服務團工作，戰爭一結束從昆明乘軍機回來香港定居。她是翻譯家和古典音樂愛好者，還是一個不爲人知的鋼琴家──應該說她是音樂世家，三十年代初期我還沒有認識她之前就知道廣州惠福路有一家廣州音樂院，院長陳洪是她的長兄，陳實是在濃鬱的音樂氣氛中長大的。記憶中陳實翻譯《造物者》（《造物者悲多汶》簡稱，以下同）是由於當日時相過從的朋友戴望舒的推薦和鼓勵。一九四六年初，望舒給陳實送去這本書的英譯本。這是羅曼•羅蘭傾畢生精力和時間完成的大着作《貝多芬──偉大的創造性年代》一書中的第一卷（全書共六卷，據陳原說還有第七卷，題爲《貝多芬的惡人們》，是一九四九年出版的，其時羅蘭去世已經五年了），原題是《從〈英雄〉到〈熱情〉》，意即《從第三交響曲到鋼琴鳴奏曲》。望舒的意思首先是，認爲陳實的外文造詣足以勝任羅曼•羅蘭原着中譯的任務，其次，更重要的是她對西洋古典音樂修養很深，《造物者》是一本分析貝多芬創作樂曲的學術性研究專書，在中國是第一次有人譯它，有理由相信這是一件難度極高的工作，如果譯者只懂外文而對音樂甚至對貝多芬創作樂曲沒有深刻理解尤其感到困難。基於這個原因，望舒對陳實譯這本書是充滿信心的。記得那時陳實身體不好，經常進醫院療養，因而往往在病榻上斷斷續續進行翻譯或修改原稿。記得她曾經對我說過，《造物者》全部二十多萬字有一半以上是在病房裏完成的。我多次看見她埋頭在一大堆稿樣和原稿中細緻地斟酌，在數以百計的插圖大部分是貝多芬樂曲原始手稿或樂譜片斷認真地工作，深深地體會到這個音樂愛好者以全部心靈投入羅曼•羅蘭的精神世界裏去的情景。

那時香港的書店還沒有一家有魄力出版大部頭的單行本，像《造物者》一類比較專門的着作，肯定是不會有出版商接受的，所以一開始陳實就準備只能自費出版。如果我記得不錯，是由梁永泰交給他在《星島日報》的同事鍾鋆裕經營的文采印刷承印的。後來才知道，陳實的資本來源是她出售家傳的四屏唐寅山水，戰後初期，中國字畫沒有市場，只能賣到港幣一千元，雖然在當時來說也不是少數目，但支付排印、製版、紙張和裝釘費還差幾百元──準確數目記不起來了，後來好像這筆錢是由永泰補足的。《造物者》交由智源書店發行，老香港大抵還記得，這家書店當年是位於電車路砵甸乍街口，店面很堂皇，當時的東主是四川人吳一立，由於他是音樂家的原故，主動提出協助搞發行工作。

《造物者》其實並非先有書屋的組織才按照計畫出這本書，而是書快要印好必須在版權上改一個出版社名稱才想起的。那時新波正在組織一個集中從國內先後撤退來香港的畫家團體人間畫會，陳實是畫會的熱心支持者，於是很自然地想起人間書屋這塊招牌，而畫會和書屋，彷佛一對孖生兄弟似的。起先的想法是《造物者》一次過用人間書屋的名義出版，並沒有想到還有第二本或第三本。《造物者》從翻譯、修改、定稿到製作出版的全部過程，新波始終是關心和加以實際協助的。有一天新波在設計《造物者》封面的時候忽然來的靈感：既然《造物者》出版了，是不是可以借這個機會組織一個作家自己經營的出版社呢？這對當時的客觀環境是完全需要的，雖然還不曾估計到自己具備的物質力量，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作家可以提供自己最喜歡寫的書稿。

這個設想得到幾個常見面朋友強烈的回應。不止是感到興趣，而且有要求立刻付諸實現的衝動。依稀記得第一次是新波約了華嘉、陳實和我在「聰明人」飲咖啡，提出這個想法，初步的意見完全一致，認爲有這個需要。第二次聚會更具體化了，記得很清楚是在一個春寒峭料的下午，在依利近街陳實家裏，除了上述四人，還加上黃寧嬰、黃秋耘、陳蘆荻和余所亞──樓棲和鍾敬文是稍後才參加進來的。那次碰頭產生了作爲同人出版社的人間書屋模式：每個成員都沒有職業，因而書店不可能有資金，但每個成員以自己的作品即書稿作爲投資，提供書稿的成員便成了股東。那時有一家前身是大千印刷所的工友組成的印刷工業合作社可以賒賬，即排、印、裝釘和紙張等無須付現款，書印好了發行收到書款才結賬。書屋是沒有組織的組織，但大致上由華嘉擔任經理，負責策劃編務，陳實被推爲董事長，新波好像掛的是董事名義，其實凡是書屋的事務他都抓。這一群作家都是不善於理財的，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詩人黃寧嬰早年學過會計，那就順理成章地由他來管賬了。

人間書屋從不名一文開始創業到後來出版過超出二十種書籍的四年多時間從來沒有固定的寫字間，事實上書屋的成員家裏連一張可供寫作的寫字檯也沒有的大有人在，然而爲了責任和生活，他們不能不寫作。記得黃谷柳一家寄居在九龍城他一個當差人的親戚家裏，在過道的床位前堆起兩隻蘋果木箱作爲活動的寫字檯寫作，《蝦球傳》和《白雲珠海》就是這樣寫出來的。華嘉那時一家在灣仔租住一間唐樓曬臺上加建出來的木房子，他的小小寫字檯上堆滿了衣服、尿片和碗筷，我們的作家在這樣的環境裏竟然寫出許多作品來，實在是令人難以想像的。那時的編輯會議，無非是臨時約定在陳實家裏碰頭，陳家地點適中，但也狹小得可以，有時來四五個股東，我們就得改在堅道的小祗園或安樂園去開會，這是兩家家庭式的茶室，茶客不多，很適宜聊天，現在是找不到這樣的茶室了。所謂編輯會議，大抵是大家出出主意，或者誰提供一些什麼作品之類。人間書屋出書沒有審查制度，每一個成員既是作者也是投資者即股東，計畫發排書稿通常由華嘉統籌作技術處理，但在這之前是由作家自己提出，或由別人推薦另一位作家正在寫作或已經完成的作品，但沒有人負責審查，這裏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作家嚴格要求自己的作品和自行負責。雖然是這樣，人間書屋的同人大抵手上隨時可以提出一些書稿，但他們並不爭先恐後爭取出版機會，反之要別的成員再三動員才拿出書稿來，書屋的始創人之一新波，他從來沒有在人間書屋出過一本書，雖然朋友們認爲他的散文可以編成一冊，但他總是把機會讓給別人。爲書屋出力最多的華嘉，直至一九五Ｏ年初香港人間書屋結束時爲止，他沒有出過一本書，雖然預告的書目有長篇小說《初陽》和理論創作合集《方言文學》。還有陳實，自《造物者》出版後，她沒有再出過書，雖然她和黃秋耘合譯羅曼•羅蘭的長篇《搏鬥》是準備出版的，但譯稿完成廣州已經解放，香港人間書屋轉移到廣州改組成正規書店，一九五一年初《搏鬥》出版，已屬於廣州人間書屋版了。關於《搏鬥》我還想提一筆，《搏鬥》是羅曼•羅蘭晚期長篇小說《迷人的靈魂》中的一卷作爲獨立創作出版的，推薦給秋耘翻譯它的是邵荃麟。邵荃麟之所以要他翻譯此書，由於秋耘曾經深受羅蘭早期思想影響，尤其是《約翰•克裡斯朵夫》宣揚的個人主義和大勇主義思想。在《搏鬥》中羅蘭已經「向過去告別」，從個人主義走向集體主義並無情地批判了上述的思想傾向，荃麟的意思是，幫助秋耘在翻譯過程中受到教育，提高認識。也許是《搏鬥》的篇幅太長，秋耘商量和陳實合譯，即二人分別翻譯上卷和下卷。

人間書屋出版了《造物者》以後，就着手計畫一套人間文叢，以便可以容納較多書屋成員的作品。如果我沒有記錯，第一本文叢是黃秋耘的散文集《浮沉》，這本書在年青讀者中反應十分熱烈，竟然印了三版，正如它的出版說明所說「這裏有呻吟，有獨語，有近於傷感的悲憤，也當然有獻身戰鬥的誓詞。這種真情的聲音對於同時代青年知識份子是一種慰籍、鼓舞」那樣，正是它當時受到讀者歡迎的原因。秋耘好像是一九四六年夏天匆匆來到香港的，從此時起集中寫作並開始走上文學創作道路，在這之前他是一名有「聯絡參謀」官銜的半軍人。有趣的是，三十五年後，他提起《浮沉》時坦誠地道出了他當時帶點內幕性的心態：《浮沉》裏有幾篇文章至今他還是很喜歡。張鐵生曾勸阻他不要出版這本散文集，說裏面有一股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情調──淡淡的哀愁。鍾敬文教授卻很欣賞它，特地爲這本書寫了一篇序言替他辯護。秋耘又提到邵荃麟對《浮沉》的評價是沒有八股腔，有幾篇文章寫得很美，雖然情調有些不那麼健康和不那麼正統的東西，但還是可以出版的。後來我才知道，秋耘當時是香港文委的成員之一。

《春寒》的出版是當年文藝界一件大事，人們對這家連招牌和一張辦公桌也沒有的書店另眼相看。《春寒》是夏洐第一部也是他全部寫作生活中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一九四一年五月間，韜奮在香港復刊《大眾生活》週刊，第一期起登載茅盾的長篇小說《腐蝕》，登完之後，就由夏衍以《春寒》接上。發表到大抵一半左右，香港之戰發生了，作家們又紛紛從水陸二路偷渡回到內地，《春寒》的下半部是在國內續寫完的。《春寒》描寫抗戰開始到廣州淪陷以至皖南事變前後廣東青年投入抗戰洪流和發生在他們之間真摯動人的愛情故事。小說的角色很多是根據一定的真實人加工塑造，其中有些是抗先隊成員和「藝協」以至孩子劇團的青少年發展而成的藝術形象。我當時正是在作者接觸到這些人物裏生活，作者對這些天真的「細佬哥」們充滿深厚和無比熱愛的感情，記得他曾經說他們是在苦難中成長的「民族的新芽」，他深情地說：「你們不曾受過溫室的恩惠，你們像野草一般在風霜的作踐裏面成長！」《春寒》裏出現的那些年青人似曾相識，親切得很。《春寒》是華嘉提出要把它排上出版日程的，根據排印的本子不是原稿也不是剪報而是手抄本，那是新波夫人章道非女士到圖書館借齊《大眾生活》抄下來，經作者修改、潤色和校正最後清樣。《春寒》格外受到華南地區和南洋華僑讀者歡迎，後來再版一次，雖然作者曾經說「這是一篇很不成熟的作品」。

從《春寒》又想起人間文叢還替夏衍編印過第二本書《蝸樓隨筆》。我所以想起它因爲它成書的原因比較特殊，和一般不同的是它起先並不是出自作者的本意。洪遒是人間書屋的熱心支持者並受到等於同人對待的朋友，他建議爲夏衍編印一本雜文，原來相當長時間以來他收集了夏衍在報上發表的文章剪貼成冊，其中有些用筆名發表的洪遒也不能決定是否出自夏衍手筆，最後由華嘉進行鑒別、整理再送給作者作最後定稿。附帶一提，夏衍還有一本叫《談做文章》的論文集交給人間文叢，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出版林林譯的海涅詩集《織工歌》上預告過，此時解放軍已橫渡長江，留港的作家們紛紛準備回國內去，人間書屋的業務暫時放下，這本書就出不成了。

人間文叢還有一本書要一提的，是杜埃的小說集《在呂宋平原》。杜埃是一九四一年三月間撤退到香港來的，他沒有在香港留下來，和詩人林林馬不停蹄又到了菲律賓參加僑報工作，後來被人們形容這一段生活是杜埃經歷中非常奇特而又極其寶貴的歷史，那就是他參加了菲律賓人民和華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遊擊隊並肩作戰，《在呂宋平原》裏的九篇作品就是描寫菲律賓人民在那場戰爭中英勇抗戰的實錄，洋溢着杜埃對這些異國戰友深刻的感情。

人間文叢還出過一些文集，我記得還有這些：

黃藥眠：論約瑟夫的外套
黃茅：清明小簡
林默涵：獅和龍
林林：詩歌雜論
黃茅：讀畫隨筆
聶紺弩：天亮了
杜晦之譯：鹽場上（高爾基小說）
林倫彥譯：月下人影（哈代小說）
林林譯：織工歌（海涅詩集）

人間詩叢有如下這些：

黃寧嬰長詩：潰退
樓棲長詩：鴛鴦子
蕭野詩集：戰鬥的韓江
金帆詩集：野火集
蘆荻詩集：旗下高歌

每一個人間書屋的成員或熱心支持者被當作同人看待的朋友，對這家存在了五年的書店是有着深厚的感情，令人傷心的是，有些爲人間書屋創業出過主意和提供過作品作爲股東的朋友先後離開我們。望舒是五十年代初回到北京後嚴重的哮喘病奪去了這位名詩人的生命──如果沒有他向陳實提供《造物者》英文版並鼓勵她翻譯從而引起後來組織書屋的設想，可能根本不會有人間書屋這一回事。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永泰在海防前哨寫生遇到意外犧牲了，他死的時候還很年青。爲《造物者》的排印付出了勞動的鍾鋆裕早幾年也不在了。新波，這位人間書屋的組織者一九八Ｏ年去世，他來不及爲一向操心的新版《造物者》出主意了。「新波爲人間書屋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當時只有我們幾個人知道。」華嘉曾經無限傷感地說：「不瞭解內情的人，是不會知道新波是香港人間書屋的最早創辦人和出力最多、功勞最大的人。」吳一立失去音訊多年，後來知道他在成都音樂學院任教，也於一九八二年上半年離開人世了。永遠保留着詩人風度的黃寧嬰早幾年離開我們，他最令人想起的是氣魄雄渾描寫湘桂大撤退的敍事長詩《潰退》，也想起他對待朋友那一份真誠。在最近這一年間，杜埃，洪遒和蘆荻也先後去了。我們不會忘記他們爲人間書屋獻出一份勞力，獻出曾經付出深刻感情的心血結晶。

末了我想附帶提一筆。當人間書屋的成員或股東離開香港回到他們原先生活起居的地方去迎接新的工作以後，陳實是其中僅有兩個一直留在這裏的成員中的一個。四十五年來，陳實不斷和纏着她不放的病魔在搏鬥，另一方面她斷斷續續的堅持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她的願望之一而且付諸實現的是重譯《造物者》──羅曼•羅蘭題名《貝多芬──偉大的創造性年代》一共七大卷的這部大書的第一卷《從〈英雄〉到〈熱情〉》，經過多年的認真推敲，總算全部重譯好了。她對完成的工作還是不滿意，請陳原根據法文原着逐字校改。由於英譯和法文原着出入的地方不少，陳原都給改正，有些應註而未註的地方也給補上，另外還加上一篇詳盡分析的序言。可以想像，這工作付出的心力很大是無須多說的。正是因爲如此，有理由相信重譯本《造物者》是比較完滿的中譯本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我們期待，這本令我們想起四十五年前創辦人間書屋和以後冗長的歲月陳實付出了巨大心血完成的《偉大的創造性時代》（《造物者》重譯本書名）的出版（出版者是北京三聯書店）。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深刻人間——黃新波的藝術歷程》展場一角　2011.11.03--2012.03.26 香港文化博物館

《人間書屋》創辦者們　黃新波（右）與黃蒙田（中）　1946年香港

《人間書屋》 出版的書刊

《人間書屋》出版新書廣告　刊於香港《華商報》

（原載《香港文學》第121期1995年1月。收入《黃蒙田散文──回憶篇》，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1995年；轉貼自《黃新波的藝術》網站。）

人間書屋、人間畫會和我
陳實

1.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就不願意想五六十年前的事了，好比換季，到了歲暮，夏天的衣裳自然要收起來。記憶也是一樣，收起來裝進箱子裏，一個小小的箱子，不像潘朵拉的箱子，打開的時候，飛出來的不是抽象的概念，錯錯落落的都是具體的人和事，這些人説的話似乎仍有餘音，故事的情節仍然鮮明。

忽然動念打開這塵封的箱子，是因爲先後有人問及人間書屋的事，認爲這家短命的出版社在香港文學史上應該有個位置。提到人間書屋，就不免想到人間畫會。以前華嘉寫過一篇《人間書屋二三事》[1]，黃蒙田也寫過《關於人間書屋》和《新波與人間畫會》[2]，交代了這兩個關係密切的組織的成立和發展。我的記憶雖然並不完整，但寫出來作爲補充資料，也許仍然有一些可供參考之處。

2.

從頭說起。

1945年秋天，我和新波以英國軍事代表團屬下心理作戰小組人員身份，先後從昆明乘英國軍機復員到香港。對我來説，這是一個陌生的地方，但新波以前曾經在香港居住，因此最初常常由他帶着到處走，是他讓我找到中區半山荷李活道的舊書攤，找到了許多戰時從英國人手裏流失的英文書籍，價錢低得令人難以置信，我買了不少英美作家的詩和小説，也有俄國和法國作家的文學作品英譯，最可貴的是一部缺頁脫線的百科詞典，1940年版，到今天還能派上用場，因爲有些新詞書解不開的疑問，有時卻在這老古董裏找到答案。

新波也介紹我認識了第一位香港朋友戴望舒。

關於戴望舒，怎麼説呢？那時候我心目中的詩人，是瘦削、蒼白、表情憂鬱、眼光沒有焦點、不停地吸煙而且不修邊幅的人，完全不像望舒──髙大健碩，經常帶着笑容，永遠穿着成套西服，大熱天也不忘記結領帶，講話不徐不疾，甚至在爭辯〈他跟楊靜離婚之前好幾次在我家裏談判）的時候也不會提高聲音。他看起來更像一個學者或教授。我有時懷疑他的體重有一半是墨水。

我大半輩子做的是翻譯，開頭最艱難的一段路可以説是望舒領着我走的，他找來一些英美作家的作品和英譯歐陸作家的作品，讓我譯了在他主編的報紙副刊發表，其中包括了阿拉貢、羅蘭、沙特和裡爾克。他也發表我幼稚的散文、短篇小説和詩，鼓勵我嘗試創作。

1946年暮春，望舒離開香港回上海去，走之前送給我羅曼•羅蘭研究貝多芬的一套大書中關於創作時期作品一卷的英譯，這是一本非常漂亮的書，淺棕色麻布面精裝，封面沒有任何裝飾，只有三個普魯士藍色的英文字母LVB——貝多芬名字的縮寫。這是他最後一次交給我的功課。

3.

望舒不像詩人，新波不像畫家。

我想像中的畫家是頭髮蓬亂、不愛刮鬍子、容易發脾氣、木訥寡言笑的人，新波幾乎是完全相反的性格。他似乎經常在忙着，忙的是別人的事。在我的印象裏，他是最理想的朋友，充滿關懷和同情心，永遠爲別人設想，幫助人卻刻意不讓人覺得受他幫助，而且不是對兩三個朋友這樣，是對所有的朋友都這樣。他去世的時候，我不知道有哪個朋友沒哭過。

1946年春天一個早上，新波來找我，説一位美國女畫家約他見面，要求我跟他一起去當傳譯。女畫家名叫格林伍德[3]，在美國有點名氣，丈夫是英國人，在香港工作，也是「宇宙會所」的主持人之一。這家會所的會員大部份是外國人，但在戰後初期會員人數不多，後來的人間畫會跟它關係發展得很密切，在會所裏開過幾次展覽會。女畫家約新波見面的地點就是會所的二樓，她有意利用這層樓的大牆畫一幅壁畫，希望得到香港畫家的意見。那牆面積約有十五六平方米，那天他們面對着牆指指點點，我只記得新波提議採用抒情的素材。可惜女畫家和英國丈夫的婚姻不久就出現問題，自己一個人回美國去了，壁畫沒有畫成。

那時候我只知道新波是木刻家，沒聽説過他也畫油畫。無論如何，他在1946這一年內確實完成了四幅油畫，説不定宇宙會所壁畫這段小插曲有點誘發的作用。

寫到這裏，忍不住加插一些題外的話。

新波的油畫，每一幅都以人爲主題，都隱藏一些不言之言，除了供人觀賞也供人思考。在1946年的作品之中，有一幅側面像，只有少數幾個人見過，在《新波畫冊》裏也沒有出現的，畫中人手裏捧着一部書，證之以書的外形〈大開本、厚、重），封面的顏色（紅）和人的面孔朝着的方向（左），看的人會覺得這是一個知識份子，思想左傾，信仰共產主義。

相對於描繪和反映現實的傳統，新波在他的油畫裏讓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寫實與抽象互相包容；他的人物造型並不符合正常比例，眼睛和雙手特別大，雙腿特別短，也許這就被認爲過份誇張而直接成爲他在兩年後被指責爲形式主義的導火線，但我覺得火藥庫卻是他處理題材所表現的那種充滿同情、愛和悲憫的人文精神，它跟主流意識形態宣揚的階級仇恨格格不入，而且無產階級藝術的木刻家竟然也畫當時一般認爲屬於資產階級藝術的油畫，難免要受批判。黃蒙田説，事件發生於1948年春天，我想可能是二月或三月，因爲一批蘇聯作曲家剛好在一月份受到狠批，其中包括蕭斯塔科維奇和普羅科菲耶夫，罪名正是形式主義，而那時我們都有一種盲目的迷信，以爲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一切都應該向蘇聯學習。

我不知道新波對於批評他的人有什麼回應，但他這一年完成的油畫出現了純寫生性質的作品，這以後直到1980年，在他餘下的三十多年內，他的油畫作品似乎只有一幅女兒黃元的半身像、一幅政治性濃厚的群像和三數幅風景寫生。假如客觀條件允許他繼續對油畫藝術的探索，誰知道他的成就會達到什麼境界？

4.

人間書屋和人間畫會是雙生子，都在1946年出生。這一年北方陸陸續續有不少文化工作者南來香港，目的都是脫離蔣管區的嚴苛控制，尋求創作的自由空間。他們大部份是版畫家、畫家和作家，畫會和書屋就是他們合力組織起來的。畫會成立的宣言是1947年發表的，而書屋的第一本書在1946年已經出版，表面上好像先走了一步，然而實際上畫會的成形和發展都比書屋更早更快，所以應該是兄長。

書屋和畫會以「人間」命名，其中有個小故事。夏天一個早上，新波來找我，商量爲畫會定名，我提了幾個，他比較喜歡「人間」。我吿訴他，那是我爲羅蘭的貝多芬研究一書預定給出版社的名稱，當時他沒有説什麼。過了兩天，他再來找我，説畫會的朋友都同意用「人間」，我説，那你拿去用吧，出版社的名稱以後再想。可是，他認爲出版社不必另外定名：「兄弟班嘛。」我一想，覺得很有道理，而且是個很好的主意，反正畫會和書屋的成員大部份是熟朋友，又有共同的理想，關係密切，事情就這樣決定了。許多人以爲這名字來自高爾基的《在人間》一書，其實不是，真正的出處是南唐李後主的詞──我那時偶然讀到他的一首《浪淘沙》，記起中學時國文老師說過，如果給這首詞的最後兩句加上標點符號，就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我是想説，春天去的地方應該是實實在在的人間而不是虛無縹渺的天上，雖然老師的話未必符合詩人本意。現在仔細回想，當時新波沒有提問，我也沒有解釋，兩個人心裏想的可能並不一樣，我説的是李煜，他聽到的是高爾基。一場美麗的誤會，竟然殊途同歸。

5.

1948年夏天一個晚上，伊利近街46號（人間書屋出版物印在版權頁上的社址，也是我居住的地方）出現一個不速之客，帶來一個口訊：香港員警政治部邀請人間書屋負責人某月某日會面談話。

我找新波和華嘉商量，他們覺得事情未必像表面顯示的那麼嚴重，因爲戰後那幾年，香港政府對出版事業一向沒有什麼管制，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有自己的報紙和刊物，隨意發表立場鮮明的反對言論。人間書屋不過出版了幾本文學作品，不大可能就惹上麻煩，不過，爲慎重起見，華嘉提出要表明書屋是獨資經營性質。我懂得他的意思，牽涉的人當然越少越好。

那段日子，我在《遠東經濟評論報》工作，這是香港唯一的英文財經週刊，香港稍具規模的金融貿易機構都是它的訂閲戶，我相信這份職業也許可以幫助我應付政治部。

到了指定日期，我請了半天假去應約，接見的是個英國人，記憶中房間裏並沒有其他記錄對話的人。意料之外的是會談只有二十分鐘左右，除了我的個人資料，唯一觸及實質的問題是關於書屋的資金來源，我回答是我的個人投資，談話就草草結束了，連投資金額多少都不問，整個過程所顯示的敷衍態度雖然使我困惑，卻不怎麼在意，可是在隨後的幾個月裏，我不止一次在街上被人攔住打聽「周大姐」的下落〈我認得那人是帶我去政治部「會客廳」的便衣人員），每一次我都回答「不知道」，每一次他都堅持「你一定知道」，問題就顯得不簡單，因爲周大姐周穎（希望沒有記錯名字，也就是聶紺弩的夫人）不過跟我一起參加了那一年的紀念婦女節集會，跟人間書屋完全沒有關係。兩件事情放在一起看，使我想起大約半年前在台灣的經歷。

1947年秋天，我接受醫生易地療養的勸吿到台灣去，帶着林倫彥的介紹信去找他在臺北工作的老朋友楊鑑泮，安排在離臺北幾十裡的溫泉區草山租住一家旅館，地方小住客也少，環境很清靜。最初個多星期，日子過得愉快，其間給新波和其他在香港的朋友寫過信，裏面不免提到人間書屋和畫會的事，恐怕就是這封信惹了禍，因爲過不了幾天，楊先生突然在黃昏時來訪，説是從公安方面的朋友聽到風聲，要我馬上離開草山，連夜搬到臺北鬧市的旅館去，第二天就送我上了一艘裝煤的小貨船偷渡回到香港。

我相信香港政府和當時的中國政府之間有交換情報的協議，政治部談話、跟蹤、監視是不是爲了應付國民黨特務機關的要求，無法查證了。

華嘉在他的《人間書屋二三事》裏列出了書屋的三套叢書共二十六種，其實並不完整。我請黃元幫忙，在新波遺下的藏書裏找出人間書屋出版的書，翻查其中推介和預吿的書目，算起來共有四套叢書：

一、人間文叢（17種）

《春寒》〔夏衍，長篇小說）
《浮沉》（秋耘，散文）
《論約瑟夫的外套》（黃藥眠，論文）
《清明小簡》（黃茅，散文）
《天亮了》（聶紺弩，短篇小說）
《在呂宋平原》（杜埃，短篇小說）
《蝸樓隨筆》（夏衍，雜文）
《獅和龍》（默涵，雜文）
《論方言文藝》（華嘉，評論）
《詩歌雜論》（林林，評論）
《讀畫隨筆》（黃茅，散文）
《論文藝改造》（周鋼鳴，評論）
《堅定的人》（戴夫，短篇小說）
《英雄之歌》〔李普等，通訊報告）
＊《新綠集》〈鍾敬文，散文）
＊《初陽》（華嘉，長篇小說）
＊《談做文章》（夏衍，雜文）

二、人間詩叢〔6種）

《潰退》（黃寧嬰）
《鴛鴦子》（樓棲）
《戰鬥的韓江》（蕭野）
《野火集》（金帆）
《旗下高歌》（陳蘆荻）
《阿萊耶山》（林林）

三、人間譯叢（7種）

《造物者悲多汶》（羅曼•羅蘭原着評傳，陳實譯）
《搏鬥》（羅曼•羅蘭原着長篇小說，陳實、秋耘合譯）
《月下人影》（哈代原着短篇小說，林倫彥譯）
《鹽場上》〔高爾基原着短篇小說，杜晦之譯）
《史達林兒女》（西諾夫等原着短篇小說，楊嘉譯）
《織工歌》（海涅原着詩集，林林譯）
＊《論美國文學》（愛倫堡等着，陳實譯）

四、青年學習叢書（6種）

《新民主主義講話》（張江明）
《認識蘇聯》（楊奎章）
《新美術講話》（黃茅）
《生活，思想，隨筆》（蕭殷）
＊《演劇論集》（陳卓）
＊《思想與思想方法》（張江明）

以上除了附有星號的預吿書目之外，能夠肯定已經出版的共有三十種，預吿過而結果沒有出版的書，三種屬於文叢，相信是因爲形勢改變（解放軍渡江南下，廣州解放），朋友們無心留在香港而來不及出版就回到北方去。在我的印象中，1949年下半年只出了一本書。

屬於譯叢的《論美國文學》是我提出的，當時我剛聯繋上美國一家出版社，他們的綜合性刊物《群眾與主流》經常發表左翼作家、包括蘇聯作家的文章，我提議把中國作家的作品譯成英文在他們的刊物上發表，得到積極的回應，因此想到把他們有關美國文學的評論文字編譯成書，可是《群眾與主流》不久就因某些原因停刊，計劃只好放棄。

青年學習叢書是廣州人間書屋推出的，《演劇論集》和《思想與思想方法》的預吿見於1951年3月出版的《搏鬥》，在書屋結束之前有沒有出版，只能存疑。

6.

廣州人間書屋決定結束的通知，是1951年發出的，説是「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雖然可以理解爲光榮退役，雖然我沒有參與過書屋在廣州的事務，對這個消息仍然感到巨大的失落。

在這以後整個世代的歲月裏，由於各種各樣的顧忌，跟內地的朋友幾乎完全音問不通，只有六十年代初一次新波出國，途經香港時匆匆見過一面——也是最後一面——而從他口中知道其他朋友的一些消息，一直等到進入八十年代逐歩重新建立聯繫，才瞭解他們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中的經歷和文革時期每個人所吃的苦頭，只有林倫彥因爲老早被劃爲右派，反而得以避過十年浩劫的直接衝擊。

今天還有人記得人間書屋，因爲它有幾十本書作爲歷史證物，而當年比書屋更多公開活動、鋒芒更露而且被譽爲「香港藝術堡壘」的人間畫會，卻已多年沒聽見人提起，也許因爲繪畫在這個城市已經變成最受冷落的一門藝術。

書屋和畫會的同人，今天仍然在世的，大概已經寥寥無幾，寫這篇文字，也爲了向他們致意，同時悼念走得太早的朋友。

2007年5月23日

[1]　華嘉：《人間書屋二三事》，見《華嘉文集》（廣州出版社，1995）。
[2]　黃蒙田：《關於人間書屋》，見《刀筆 畫筆 文筆—黃新波在香港》（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2）第九七頁，《新波與人間畫會》見本書第七七頁。
[3]　格林伍德（Marion Greenwood, 1909-1970），美國女畫家，擅長壁畫。

陳實於1940年代香港

陳實於1980年代香港

陳實已出版著譯

（原載《刀筆 畫筆 文筆 黃新波在香港》，香港天地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轉貼自《黃新波的藝術》網頁）

書話三束

皇甫光的小說
許定銘

一九五Ｏ年代活躍於香港的小說家皇甫光，原名黃六平，江西南昌人，一九四一年在重慶一所大學研究部工作時，受美國作家奥‧亨利（O. Henry）作品的影響，開始學習寫作。一九四七年到香港後，以寫作為業，一九五Ｏ年代初的三兩年間，寫了近百萬字的五六百篇掌中小說。這些小說均以日常生活中，因巧合而發生的事件作題材，大多輕鬆幽默兼而有之，頗受年輕人歡迎，後結集《無聲的鋼琴》與《糢糊的背影》（創墾出版社，一九五四）出版。

《無聲的鋼琴》，一九五二年由創墾出版社初版，我藏的這本，是一九六一年海天文化服務社的修訂再版本，三十二開一九八頁，內收〈鏡框裡的小狗〉、〈銷貨新術〉、〈忠於藝術的演員〉、〈非賣品的少女畫像〉、〈二十個傻瓜〉……等三十五個掌中短篇，書前還有篇〈重版自序〉，記述他學習寫作的經歷及寫作態度。

《遺產》（香港南國出版社，一九五三）也是三十二開本，有一七六頁，卻只收〈買錶的故事〉、〈專家與扒手〉……等十一篇，較《無聲的鋼琴》裡的要長很多，是皇甫光小說的另一種寫法。

皇甫光還出過《伶仃曲》（虹霓出版社，一九五五） 和《枯樹花》（香港友聯出版社，一九五五），但很少見。一九五Ｏ年代末及六Ｏ年代初，他曾兩次赴星馬教中學及大學，在那邊也寫了不少東西，有大量讀者。他還用向夏這個筆名寫過其他類型的作品，晚年定居美國。

珍貴的簽名本
許定銘

在舊書收藏界中，簽名本是一項重要的收藏。這裡所指的簽名本，是有上下款的簽名題贈本，這種書有時候還可反映出作者和受書人的關係，是研究的第一手資料，也是價值不菲的珍品。尤其是一些名家贈名家的舊書，爭奪更厲害，最近在網上拍賣站售出的一本葉林豐的《香港風物志》（香港中華書局，一九五八），是本具五十年歷史的港版書，一般舊書行情，只是數十元的貨式，但因為扉頁上簽了名，是葉林豐（葉靈鳳）送給高雄（三蘇、小生姓高）的，結果瀏覽者達九五七次，舉牌二一六次，以一六六五元人民幣成交，令人咋舌！

較為難得的簽名本是幾個人合著一本書，分別都簽上名，送給他們共同友人的。在一本書中能找到一群作家的簽名，當然不是件容易的事。現在大家見到的這本《九葉集》（江蘇人民，一九八一），是九葉派九位詩人送給《詩網絡》主編王偉明的合集，書名頁上有六個簽名，此中穆旦早逝，唐湜和唐祈卻因居住城市偏遠，未能及時簽上，可見一本合集要所有作者都簽上名，不是件容易的事。

事過二十多年，九葉詩人還剩下幾人？偉明的這本簽名本，該是天下孤本了，如此珍本價值若干？天曉得！

伴舞小姐的小品
許定銘

伴舞小姐成愛倫（一九二五～）是香港一九五Ｏ年代的「舞海奇葩」。她伴舞之餘熱愛寫作，一九五一年起，在《羅賓漢日報》寫每日見報的專欄小品，名為《心聲散記》。據說她是寧波人，出生自頗為富裕家庭的大家閨秀，自小喜愛文學，十七歲開始寫日記，高中畢業後向報刊投稿，以寫作為樂，據說還辦過報紙。到香港後無法謀生，只好下海伴舞。

如今大家見到的這冊《成愛倫小品》（香港愛倫出版社，一九五二），收散文小品共一百篇，是她報刊上作品的結集。此書最特別之處是書後的廣告頁：香港軒尼詩道的「軒尼詩酒店舞廳」、九龍西貢街的「萬國舞廳」、「哥倫布三六九飯店」、彌敦道的「喜臨門舞廳」、「雪園飯店」……等，是單行本中所未見者。還有書前邀得戎馬書生、蕭思樓﹙過來人﹚、周天籟、過海小卒……等十位海派文人寫序助陣，可見她當年交遊廣闊。

由於她身份特殊，見多識廣，寫作內容十分豐富，一百篇短文中，有談戀愛的、寫生活瑣事的、旅遊的、寫人的、談民俗的……多種。她為人低調而有主見，文內經常為男女之不平等而憤憤不平。她不像一般舞小姐喜跟人客應酬，舞廳打烊就匆匆返家寫稿。成愛倫寫小品，往往是從生活中信手拈來，深入而有感情。除了發人深省外，還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很受歡迎。

孤本文學副刊
許定銘

如今大家見到的這本《文庫》，是一九三一至三二年間，香港《工商日報》文學副刊的合訂本，這本名副其實的大書（30cm×21cm）厚達三吋，據原藏者黃俊東說，是他一九五Ｏ年代購自中環「康記」舊書店的珍本。他在《值得研究、欣賞的〈文庫〉》中說，這本合訂本很可能是該刊編輯袁振英的抽印自藏孤本，原書有一一八Ｏ頁，而這本是由六Ｏ五頁起，應該是全套的下冊，未能一窺全豹，實感遺憾！

《文庫》每頁三欄，每日兩頁見報，多刊文章四篇，編者的安排是理論、翻譯及創作各兩篇。內容則包括西洋哲學、文學的評論和介紹，創作方面有詩、散文和小說。較長的文章，像師克的《尼采哲學》、《社會主義派別談》，謫瀛譯的《重農學派之學說及其歷史》……等，則連載刊出。小說、散文創作中，刊登最多的是癱瘓作家魯衡，他曾在美國當苦工，因嚴重風濕而不能起床，曾主編文學期刊《小齒輪》（一九三四）。

一九三Ｏ年代初期的香港作者和我們相隔甚遠，文章發表時隨意寫下的筆名，如師克、令工、呢喃、菲、鐵俠、康……等，如今已很難知道是誰的化名，不過，像麗尼、羅西（歐陽山）、吻冰（望雲）、華胥、魯衡、陳靈谷、黎學賢等名家也在此發表作品，可見《文庫》是當年水平相當不錯的文學副刊之一。

嚴以敬的畫冊
許定銘

以漫畫手法配合水彩寫香港生活片斷的阿虫，是嚴以敬（一九三三～）的筆名，他一九六Ｏ及七Ｏ年代在報刊上繪政活漫畫，一針見血，是我熱愛的畫家；在禮頓道木球會對面開二樓書店傳達書屋，專售台版文學、藝術書籍，是我常到的地方。其實，早在一九五Ｏ年代，他已經常為青少年圖書插畫，如今我的書架上還有本亞洲出版社的《黑旗軍》，就是由他插圖的。

我買得這本《嚴以敬旅行寫生畫集》（香港自印本，一九五九），才知道他專精速寫和水彩。這本三十二開，四十多頁，「騎馬釘」，連書脊也沒有的小冊子，展示他底寫生作品三十多幀，封面上標明是「第一輯」，不知是否還有第二輯？

一九五八年，嚴以敬花了八個月的時間到台灣旅行，流連山地和農村，寫下了大量「純樸的山地人和農民」富人情味的速寫和水彩。此中最吸引我的是在宜蘭繪的速寫《重曳》，初看是一頭耕牛吃力地拖着一輛極重的、載滿貨物的四輪木頭車，埋頭苦幹向前爬……，應該是極緩慢的移動，然而，整幅畫卻充滿力的動感。細看之下，原來簡單構圖的牛頭和農民的上半身重叠了，他彎起腰，曲了腿，和牛一起使勁地拉着……。

黃天石（傑克）在序中說嚴以敬的畫屬「後期印象主義派」，近似焚谷，不僅美，還挾有一股無比的熱力。

從一疊舊資料想起

從一疊舊資料想起
許定銘

整理藏書和資料，撿出來一大疊作家研究的剪貼，都是從舊報章、雜誌或單行本上剪貼下來，結集成輯的資料集。有老舍的、茅盾的、艾青的、沙汀的、艾蕪的……。在未有作家研究專集出版以前，這些資料，對研究者來說，是非常珍貴的。

這一大疊作家研究資料，是「陶齋」主人的心血結晶，不知如何竟輾轉落到我手中。大抵是整箱整箱購入舊書時，無意中買到的吧。想起陶齋，自然想起六七十年代，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香港書業的怪異情況。

文化大革命對文人的無理批判，對書籍出版的禁制，對有五千年歷史的中國來說，肯定是一場空前的浩劫，對中國文化造成了無可估計的傷害，卻也引起了外國學者的注意。中國熱在世界各地的學術機構都掀起了狂潮，研究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學的課題，幾乎存在於每一個東方研究部門。要研究中國問題，必需大量有關的書籍和資料，而當時中國的出版物甚少，即使有，也是樣板式內容，對研究者毫無幫助。於是，一些有用的舊版書刊，便成了大家搜購的對象因而身價百倍。香港是與中國最接近，最有可能找到有價值書刊的地方，那時候港島荷里活道一帶的舊書店，就成了外來的學者、或專營舊書出口業者買手的集中地。一些買手專家，大都每日到這些舊書店巡一巡，帶狩獵者的心態，看看有沒有新到的絕版書刊，以便能第一時間搶購，私藏或轉手謀利。絕版書刊「炒」價之高，令人咋舌。就以大家都知道的，五十年代出版的《文藝報》為例，原來的售價不過三幾角，買手從賣雜貨式的夜冷店的購入價，往往是三至五元，再以八至十元的價錢轉給經營出口的書店，而書店向外國的報價，則是十至十五元美金，能不嚇人？有運的買手，往往一日之內能賺三五千亦不足為奇。我曾經聽某書店主人說過這樣的一段小故事：

某日書店來了個日本遊客，從舊書架裏挑出來一本二三百頁，有關中國社會經濟的小書問價。由於言語不通，店主人豎起兩隻手指，心裏想：日本人最有錢，狠狠敲他一筆，就二百吧！豈料來客二話不說，就掏出兩張金牛，把書取去。店主人接過二千大元，呆了好一會才定過神，從心裏笑出來。

你可以懷疑這是一段笑話，然而，店主人在二十年後講出這件事時，眉宇間充滿甜蜜的回憶。六十年代末的二千元，接近一個普通工人的半年工資。而那不過是用一本陳舊的小書換回來的，多令人興奮！

這件事說明了當時對有關中國的絕版舊書的需求，已達到瘋狂的地步。但，有研究價值的絕版書刊，貨源是非常狹窄的。一般是拆樓、搬屋，或是老學者過世，後人不知珍惜，才會把珍貴的絕版書賣到舊書店去。這種老書，可以說是賣一本，少一本的。有時好幾個人客都要同一本書，但書庫裏只得一兩本，正是「順得哥情失嫂意」，不知如何是好。在苦無對策之下，一些舊書業者靈機一觸，實行將絕版書重印若干本，搞其小型出版事業。當時有一種辦公室用的小型印刷機，用柯式印刷方法，卻不必拍攝膠片，而是採用特製的紙版，成本極輕，即可以印它三兩百本，賣個不亦樂乎。三幾年間，這種重印舊書業居然似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到二三十家，重印的書種數以千計。

這種書業的怪異狀況，一直維持到七十年代後期。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大量出版新書，重印舊書出口，書價便宜，書種又多，香港的重印書業已無利可圖，才逐漸式微，變成了用影印機印，再裝訂成冊出售。如今影印科技發達，這種用雙面影印再精裝的書籍，與原書無異。下次到圖書館，不妨仔細翻翻，看看你能否分辨。

六七十年代間，很多搞重印書的店子，都是開在二樓的。「陶齋書屋」開在灣仔軒尼詩道，「夏巴」車行附近一座商住樓宇的三樓，店主人是姓史的外省老頭。全店不過二三百呎，四周擺滿了書架和疊起的紙皮箱，擠滿了舊書和剪報資料。陶齋不僅是所書店，還是一個家，史老頭的床鋪就擺在書架後。他的生財器具就是剪刀和一具坐地式巨型影印機。

陶齋不搞重印書刊，它賣的主要是影印資料。店主人從舊報刊和單行本中，搜集同一作家的珍貴資料，影印後裝訂成冊，便成了諸如《老舍研究資料集》之類的書冊，報價賣到外國的圖書館去，據說生意還挺不錯哩！這種剪貼資料集，看似容易，其實，搜集者的學養見識也很重要，並不是胡亂湊集，是要以專業修養去蕪存菁的。

陶齋也有不少舊書，但逛慣舊書店的人都知道，買他的舊書要非常小心，要留心看看其中有無部分被撕了去作資料。有次我就見過一本非常罕見的《石懷池文學評論集》，可惜其中我最有用的蕭紅和東平的資料都被撕掉，十分失望。

後來，聽說史老頭想退休歸隱，陶齋要招頂了。再不久，連店也關門了。如今撿出來這批作家研究資科，連帶想起它們的主人史老頭，不知歸隱何方了。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刊於《星島日報》
後收編入拙著《書人書事》

一個研究中國新文學的專輯

一個研究中國新文學的專輯
許定銘

我之所以對中國新文學有濃厚的興趣，完全是受了一份周報和三本書的影響。它們是：《中國學生周報》第六二七期，善秉仁編的《當代中國小說戲劇一千五百種提要》、王瑤著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和劉西渭的《咀華集》、《咀華二集》。善秉仁編的《當代中國小說戲劇一千五百種提要》和劉西渭的《咀華集》、《咀華二集》我都曾經撰文推薦過，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也有很多人介紹過，所以我現在單談談第六二七期的《中國學生周報》。

六十年代的《中國學生周報》，在香港的文學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的水準比一般的青年刊物要高，投稿者和讀者，大部份都是大專學生、文藝青年和年輕的教師，現在香港文壇上很多年輕的專欄作家，大學裏的講師、學者，大都在那時期讀過《中國學生周報》，那時的《中國學生周報》實在不應稱為《學生周報》，而應該稱為《文藝報》，因為它對香港的文藝界實在影響太大了。

一九六四年七月是《中國學生周報》創刊第十二周年，第六二七期的周報，為報慶而辦了個「五四抗戰文藝專輯」，這個專輯分別從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翻譯和批評各面，介紹我國文壇前衛作家們的成就，而特別重介紹一些在五四抗戰期間，有重要作品，對當代中國文藝有影響力，而現今少為人所知的作家和作品。這個專輯足足佔了六版位，洋洋數萬字，重要的文章有：戴天的〈中國的和現代的〉、李英豪的〈從五四到現在〉、余光中的〈下五四的半旗〉、趙聰的〈彌灑、淺草、沉鐘〉、朱喜樓的〈端木蕻良的小說〉、崑南的〈淺談無名氏初稿三卷〉、陳寧實的〈從周作人說起〉、張草分的〈功不可泯的媒婆〉和余橫山的〈劉西渭和五四以來的文藝批評〉等篇。

其中戴天的〈中國的和現代的〉談作品的形式和內容問題，他認為「中國的和現代的並非相排斥的，它們正像人之雙腳，可以合作走出一條永恆的路，光耀中國的文壇」。這正好為當時的「現代派」和所謂中國風派底論戰作了個和解。

李英豪的〈從五四到現在〉着重談新詩，他認為五四早期的新詩「僅是換了貼（帖）服藥，在口語上翻翻土而已！」而真正能運用口語鏗鏘有力的，要算是艾青和田間了。整篇文章有系統地，由五四開始一直講到五十年代，他特別讚揚卞之琳、艾青、馮至、梁宗岱、孫毓棠、梁文星、王辛笛……等人的詩作。他認為：卞之琳的《魚目集》「詩風略近晦澀，注重想像，重視感覺，藉聯想，暗喻和表現手法來表現情調，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孫毓棠的詩「內向而外射，很富現時代失落、混沌和無涯的感受。……他往往將時空主體化、超渾化、一氣呵成……」。他特別推崇王辛笛，認為他是由五四到五十年代第一位純詩人。的確，壬辛笛是超然的，我相信凡讀過他的〈再見，藍馬店〉的人，都有同樣的感覺吧！李文對新詩介紹詳盡，立論中肯，給人印象甚深。

朱喜樓〈端木蕻良的小說〉對端木的評價，認為「在穆時英、施蟄存、沈從文和他的老鄉，以《八月的鄉村》飲譽文壇的蕭軍之上。」他說：「端木蕻良的寫作技巧是寫實的，遣詞造句也帶着非常濃郁的東北性格；剛毅，沉着而老練；另一特色就是鄉土味極濃，隨時隨地運用東北和塞外胡子的口語入文，談起來不但毫無累贅之感，反而覺得技巧新穎，妙到巔亳，比慣寫鄉土風情，也擅用土語的沈從文，更勝一籌了。」這段話對端木的作品推崇備至，尤其他認為端木在蕭軍之上此點，我極同意，如果「東北作家」由我來排，大概是：端木蕻良，然後是蕭紅、蕭軍、駱賓基、李輝英、白朗、羅烽、舒群……。

崑南的〈淺談無名氏初稿三卷〉認為這三卷書，可以與喬哀思的《優利栖斯》，普魯斯的《往事追迹錄》和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相並列而毫無愧色。更說：「當有人問我中國五四後的偉大文學作品是那一部時，我毫不猶疑回答說是三卷的《無名書初稿》，而決不是什麼茅盾、巴金的『三部曲』，什麼魯迅或老舍等。」時至今日，已有很多人讀過無名氏的作品了，無名氏的偉大與否，已無需我在此多費筆墨了。

陳寧實的〈從周作人說起〉泛論了五四以後的雜文和散文，介紹並推崇周作人、俞平伯、劉半農、錢鍾書、靳以、蕭乾、陸蠡、何其芳等人的作品。張草分的〈功不可泯的媒婆〉談五四以來的翻譯。余光中〈下五四的半旗〉認為舊的五四死了，新的文學運動應再出現。趙聰的〈彌灑、淺草、沉鐘〉寫新文壇史料。至於余橫山的〈劉西渭和五四以來的文藝批評〉則推崇《咀華集》為五四以來最偉大和最獨具慧眼的文藝批評。

除了這些有價值的文章以外，這個專輯還有《五四抗戰的戲劇一覽》、《五四抗戰佳作一覽》的小說之部和詩之部等三個附表。

《戲劇》一表最為詳盡，分為三部分：A、啟蒙時期（二三十年代），內表列了間題劇、文明戲、愛美劇、社會劇和歷史劇。B、萌芽及成長時期（四十年代），內表列了南國時代、雷雨時代、喜劇時代。C、抗戰時期（四五十年代），內分初期、中期、抗戰後期的歷史劇和抗戰後期。在每一時期之後，均列出屬於該時期的劇作家和作品，並加以小小的評論，實在可作為一篇〈五四抗戰戲劇小史〉來看。

《小說》一表，介紹了新文學作家四十人，作品七十三部，完全沒有巴金、茅盾、老舍等名家，幾乎大部份都是當時很陌生的名字，特別推薦端木蕻良、駱賓基、穆時英、施蟄存、和無名氏的作品。

《詩》一表，介紹詩人五十七位，詩集八十三冊。其中特別推許王獨清、李金髮、戴望舒、穆木天、王辛笛、孫毓棠、卞之琳和艾青等人的詩作。

總的來說，這個專輯是非常成功的，它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詩和小說兩個附表，端木和無名氏的小說介紹，和劉西渭的文學批評。這以後我也跟那兩個附表，找到了很多有水準的文學作品。而美中不足的就是缺少了一個散文作者和作品介紹的附表。

如果說讀了這個專輯，就等於了解了五四及抗戰文藝，當然不可能，但起碼對中國的新文藝有了初步的認識，再讀其他的新文學史就很容易上手。在六十年代的香港。在那樣缺乏新文學資料的那年代，在新文學不被重視的那時日裏，《中國學生周報》的編者們，能排除萬難來完成這樣一個專輯，單這份功勞就已值得在香港文學史上記上一筆了。

寫於一九八Ｏ年八月十七日
一九八Ｏ年八月二十三日刊於《明報》
後收編入拙著《醉書閑話》

傑克

傑克的小說
許定銘

又叫黃天石的傑克（1899～1983）是香港第一代新文學作家，他十九歲踏足報界即開始寫作，最初寫的是「鴛鴦蝴蝶派」言情小說。至一九二一年發表白話文小說〈碎蕊〉後，埋首寫了大批作品，成為極受歡迎的流行小說作家。他的小說銷後，其作品大量被盜印及冒印。傑克懊惱之餘，於一九五Ｏ年代創辦基榮出版社，專門出版個人的作品。還於一九五四年創辦純文學期刊《文學世界》，並於創刊號之封底表列出「戰後傑克新著」書目，讓讀者了解哪些才是傑克真正的作品。此表列出傑克作品共十八種，由基榮出版社、世界出版社和大公書局三家發行的，才算是正版。

《文學世界》停刊，基榮出版社結業後，傑克的書也由其他出版社印行過。一九五Ｏ年代成立的大型文藝書製作者「亞洲出版社」也為傑克出過《山樓夢雨》和《亂世風情》。《山樓夢雨》（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九）是本六萬多字的中篇，寫梁倚虹和林小姐的不幸遭遇，是個哀艷動人的奇情故事。更難得的是此書還是具「飄口」的軟皮精裝本，非常精緻！

除了戰前在廣州出版的書，傑克的小說大部分在香港出版，只有《紅繡帕》（台北僑聯出版社，一九六六）除外，此書是參加台灣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屬下「僑聯文藝叢書徵稿」而寫的。

《紅繡帕》和「僑聯」的稿約
許定銘

從舊書店買到傑克的長篇《紅繡帕》（台北僑聯出版社，一九六六），屬「僑聯文藝叢書之五」，三十二開本，二八六頁，非常高興，因傑克的小說，大部分為港版，台版的比較少見。

傑克在〈序〉中說：

這篇小說，在我是一種嘗試。原來準備寫歷史小說的，卻因治史不是我的治學範圍，經過兩次大亂，書帙散亡，手頭的材料就不夠我做這類沉重的工作。（頁一）

雖然此書寫的是清代文人書生的故事，而且「背景帶些原始森林的氣息，人物也深含往古樸野的素質。……或多或少蒙受着歷史上山川人物的影響」（頁一），然而，傑克一再强調它只是偶然衝動，憑個人想像寫成的文藝創作，不是歷史小說！

至於內容寫的是甚麼，傑克為何一再否認此書不是歷史小說，我的興趣不大，留待研究者去深究；我有興趣的，是僑聯出版社的這套文藝叢書。

原來僑聯出版社是台灣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屬下的機構，《紅繡帕》書後有廣告頁，知道他們出過「華僑叢書」和「僑聯文藝叢書」，前者只有兩冊，是南非李元隆的《萍行踪影》和柬埔寨黃秋的《海燕特區》；後者當時已出五種，順序為美國李金髮的《飄零閒筆》、泰國落葉谷的《微笑的國度》、美國董時進的《赤獄記》、菲律賓亞薇的《故國的召喚》和香港傑克的《紅繡帕》，至於後來有沒有再出，有待發掘。這五種書出版至今已四十年，我能藏有《飄零閒筆》和《紅繡帕》兩種，信是有緣！

書後還有「僑聯文藝叢書徵稿簡則」，說明這計劃以「鼓勵華僑文藝創作，推進華僑文藝運動為宗旨」，作品要用白話文創作，約十萬字一冊。它的付酬方法多樣化，趣味濃厚，僅錄如下：

1.　稿費　按每千字新台幣六十元至一百元計，來稿一經決定採用，即可奉酬，版權即歸本社所有。
2.　版稅　以初版照定價百分之十計付，再版照定價百分之十五計付為原則，詳約由本社與作者商定之。
3.　酬書　作者自願以書為酬者，初版以出版書數百分之十為酬，再版以百分之十五為酬。其版權均歸本社。
4.　卻酬　作者自願卻酬者，由本會頒發獎狀刊登僑訊鳴謝及致送本叢書與本會有關書刊或紀念品等，以酬雅意。

如此多姿多采之稿約，實屬罕見，不知閣下會選哪項？

當年（一九六六）本書定價新台幣十三元，港幣二元，美金四角，不妨算算看！

──寫於二ＯＯ五年十月
十一月刊《作家月刊》

黃天石的《文學世界》
許定銘

黃天石（一八九九～一九八三）的《文學世界》是香港重要的文學雜誌，一九五四年四月創刊，至一九六五年六月止，共出四十六期。此刊的督印人一直是黃炎（黃天石），全期亦均註明由黃天石創立的「文學世界社」主編；但刊物其實可分前後兩期，前期指第一至十二期，後期則是第十三期以後。刊物的兩個時期雖然都叫《文學世界》，但出資者及刊物性質卻有很大差異。

前期的《文學世界》是由黃天石自資創辦的，每期封面的目錄上都標明「傑克創辦」，出版及發行的都是「文學世界社」，通訊處是他的住家「香港般含道清風台一號」，創刊於一九五四年四月一日，是十六開的十日刊，每期僅二十四頁，約可容納四萬字，至七月二十一日止，共出十二期，是為第一卷，出過精裝合訂本的紀念版，紅色的紙面精裝，極惹蟲蛀，甚難保存。

黃天石在代發刊詞〈世界文學與文學世界〉中，說「世界是文學創造出來的，文學要有共通的世界性，以世界文學來建立更理想的文學世界」。他確信「人類至高至遠的目標，不論古今中外，都憧憬於『四海一家』的理想世界」，而達到這個世界最有力的辦法，就是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思想交流，亦即是文學的溝通。故此要辦此公開的園地，讓世界性的文學得以呈現讀者的面前，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

黃天石有此理想，《文學世界》中的翻譯文學是絕對少不了的，每期總有三幾篇外國的文學創作。十二期下來，曾刊過松子譯曼殊菲兒的〈一杯茶〉、炳靈譯芥川龍之介的〈蜜柑〉、江芙譯毛姆的〈雨〉、碧雲譯賓斯坦‧般生的〈好兄弟〉、宗明譯大仲馬的〈決鬥〉、尚沛譯柴霍甫的〈賭〉、齊桓譯勃萊特布里的〈四月的巫女〉……等二十多篇小說。

關於本刊文學的翻譯問題，最有趣的是刊於第九期「黃石致黃天石函」談〈翻譯〉和第十期「黃天石復黃石函」的〈翻譯與信達〉。兩通函件的往來，是在為翻譯之「信、雅、達」作討論，並強調此三點的重要性。有趣的是「黃天石」和「黃石」這兩人名號之巧合，敏感的讀者不禁產生疑問：真有這些信件的往來，還是編者在故弄玄虛？

「黃天石」大家都知道是《文學世界》的創辦人，至於「黃石」，那也真是確有其人的。他原名黃華節（一九Ｏ一～？），是早年已負盛名的民俗學家，第一個把意大利小說家卜伽丘的《十日談》（上海開明書店，一九三Ｏ）翻譯成中文，當年隱居元朗，甚少人知道（詳見拙著〈被遺忘的民俗學家黃石〉，載二ＯＯ八年天地版《愛書人手記》）。這次討論是千真萬確，絕非子虛烏有的！

慕容羽軍在《為文學作證》（香港普文社，二ＯＯ五）談《文學世界》時，說黃天石之所以出版這本期刊，是因為他的書當年很暢銷，讓別人出版時，常會叫人盜印，甚至有人冒用「傑克」的名義，出版些劣質小說，影響他的名譽，因此自己設了版房排印。而版房既已安排好，便想盡用，因利乘便創辦一份期刊是最佳的做法。他還說那時候黃天石寫書甚忙，根本沒時間打理《文學世界》的編務，實際的執行工作是由書法家王世昭做的。

慕容羽軍是曾協助籌辦《文學世界》的，他的資料相當準確，尤其黃天石辦基榮出版社印行自己的單行本這件事，我們可以從每期《文學世界》的封底或內頁，看到一則「戰後傑克新著」的廣告，列出黃天石以筆名「傑克」，透過基榮、世界和大公書局所出版的小說，從《表姊》到《一片飛花》共十八種。這則廣告是份很好的聲明材料，表明了：若是其他版本，即使署名「傑克」，均為盜印本或冒印本。

（孔網圖片）

大力支持《文學世界》的，是王世昭和黃思騁。王世昭雖然是書法家，卻也很愛寫作，出過《無名氏自傳》和《中國文人新論》，前者即以筆名「長青」，自第三期起連載於《文學世界》，每期發稿數千字，至第十二期刊完，後來還由「基榮」出了單行本。而小說家黃思騁則在這裡發表了〈朱門深處〉、〈影響〉、〈開店記〉和〈招親記〉等四篇。還有一位叫馬硫磺的，也發表了小說〈綠石〉、〈喇叭手〉和〈校役秘記〉，寫得不錯。至於傑克，則在此發表連載十二期的中篇〈痴纏〉。

十二期《文學世界》中有個很怪的現象：除了傑克、黃思騁，李素寫過一篇〈畢業前後〉和任穎輝的〈劉丹梨〉外，甚少見其他名家支持，一些甚少出現的作者，像馬硫磺、劉浪天、陽生、卜公、岐山鳳、阿蘭、皎皎等，都在此發表過小說，不知是新人、某些名家的化名，還是傑克自己隨寫隨改的筆名？

《文學世界》中小說約佔八成篇幅，翻譯和創作約為四六之比；每期的封底裡均刊國畫，間亦刊舊詩詞而不見有新詩，名家的理論及創作最弱，只刊過胡適改寫《西遊記》第九十九回的〈八十一難〉和梁實秋的散文〈下棋〉、〈孩子〉，都是從別處轉載的。

休刊號的第十二期中，有〈本刊籌備擴充〉一文，引述了錢穆、劉伯閔、王聿修、雷嘯岑、左舜生、王世昭、易君在和李運鵬等人提供的意見，說《文學世界》自本期後休刊，並籌備改為季刊。而這一休刊即休了近兩年，到一九五六年中才能復刊。

一九五五年，隸屬於國際筆會的香港中國筆會成立，黃天石被推舉為會長。不久，該會把《文學世界》作為筆會的會刊，於一九五六年五月復刊了。復刊後的《文學世界》也是十六開本，改為季刊，篇幅則擴展至九十頁左右，後來雖然縮減至七十餘頁，仍失為份量極重的文學刊物。此刊出至一九六五年六月的第四十六期止，後改為報紙副刊的雙週版，移至《星島日報》易名《文學天地》繼續。

黄天石在代復刊詞〈文學世界與世界文學〉中說，他們復刊的目的是要以《文學世界》來爭齊世界文學的進度。明確的目標是：清理民族文學的遺產、吸收各國文學的精華和趕上世界文學的水準。

慕容羽軍說復刊後的《文學世界》是由嚴南方編輯的，編輯部雖然仍掛「文學世界社」名義，地址仍是「香港般含道清風台一號」，但，出版者及發行者則改為「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地址是「九龍彌敦道六六六號五樓」，這個地址即是中國學生週報的社址；換句話說，此時期的《文學世界》其實是由友聯出版社主持了。友聯出版社有强大的作者陣營，而且稿費不低，據說發表作品以每篇三十至三百元不等，相當吸引，自然猛稿如雲，美不勝收！

此時期的《文學世界》是中外新舊文學、戲劇、創作及理論兼備的，內容大致可分：文學研究、西洋文學研究、文藝作品和筆會動態各類。文學研究方面他們有黃天石、曾克耑、易君左、饒宗頤、陳荊鴻、徐亮之、勞思光……；西洋文學研究有黃衫客（黃天石）、謝冰瑩、謝康、周翠鈿、黃兆傑……；文學創作有徐速、思果、秋貞理（司馬長風）、李素、趙聰、姚拓、百木（力匡）、黃思騁、王敬羲、慕容羽軍、雨萍、盛紫娟、沙千夢、雲碧琳……，可說是網羅了本港大部分名家。台灣作家鍾梅音、司馬桑敦、童真、郭良蕙等，也在此發表過小說。他們還連載了王世昭的長篇歷史小說《吳越風雲》及秋明的《殘缺的自塑像》；組織過《中國戲劇》、《短篇小說研究》、《唐詩研究》、《宋元明詩概觀》等專輯，水平甚高。筆會動態方面，刊出了每年大會的報告、旅行及聚會的記錄，有不少活動的圖片，是香港文學史上一些珍貴的村料。

此中最值得談談的，是一九六三年九月的七卷三期，辦了個《國際非華人中文比賽特輯》，是以〈中國人〉為題的徵文比賽，結果首名是越南人張英敏，次名由美國人賴威廉和日本人桑一夫並列，第三名的是日本人柳內滋，還有優異獎一名，是日本的佐藤慎一郎。本期刊登了得獎者的肖像和他們的作品，雖然水平一般，卻是別開生面的一項創舉！

復刊後的《文學世界》，是一份學術性期刊，水平比第一卷的要高出很多，影響深遠，在香港現代文學史上是絕對不能不提的！

──寫於二ＯＯ九年十月
十二月刊於《城市文藝》

香港《水星》雜誌

五十年後記《水星》
許定銘

　　

　　

　　

李雨生主編的香港《水星》雜誌，一九六五年四月總第六期，有署名「施仁」的雜文《夢尋三十年前》，一開始即說：

三十三年前，北方出現過一冊文藝雜誌，也叫做「水星」。記得是章靳以主編的，較小開本，內容嚴肅中帶點輕鬆。……

想一想，三十三年前，我還是一個熱情似火的「文藝青年」。當年的歡笑，當年的幻想，當年的交遊種種……而今都像夢一樣消逝了。

跟着，作者的筆端開始回憶，談他與一九三Ｏ年代文人的交往：他曾寫過文章批評朋友巴金的「三部曲」；說洪深的報告文學《天堂與地獄》是經他介紹一個農民向洪深提供資料的；說葉聖陶在蘇州青石弄建了一座小洋房被人勒索，他便去慰問；說胡適寫稿甚慢，每天平常只能寫四五百字……其後更叙述他與錢鍾書、沈從文、郭沬若、魯迅、周作人……等均有交往。這篇近三千字的回憶性雜文，還說了不少文壇名人生活上鮮為人知的小故事，生動而有趣。一口氣讀完隨即產生疑問：

一九六Ｏ年代的香港，誰有資格寫這篇文章？

腦海裡立即閃出：葉靈鳳、李輝英、曹聚仁、程靖宇。再看看署名「施仁」，不禁啞然失笑，明明已告訴我「是仁」，應該不會猜錯了，曹聚仁的筆名，都是順手拈來的，這篇《夢尋三十年前》完全是《文壇五十年》和《文壇三憶》的風格。事實上，曹聚仁與主編李雨生有交往，發稿支持好友理所當然。除了這篇「施仁」的《夢尋三十年前》，他還在《水星》裡用陳思發表了《「三國」新話》（第五期）、用丁秀寫了《塔影樓雜拾》（第九期），都是不常用的筆名，加多個「施仁」，有何不可？

「施仁」的《夢尋三十年前》寫於一九六五年初，談到北平的《水星》時，他說是「三十三年前」。其實，正確來說，應該是三十或三十一年前。卞之琳在《星水微茫憶〈水星〉》（見1983年總第55期《讀書》）說：

一九三四年靳以在北平編大型文學刊物《文學季刊》很受歡迎，銷路甚好，出版商見獵心喜，隨即請靳以籌備一種小型、純登創作的文學月刊，作為《文學季刊》的「副刊」。很快的，文學月刊《水星》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面世，由卞之琳作執行編輯。他編了六期，交回靳以接手，再編三期，到一九三五年六月停刊，前後共出九期。

回頭說說李雨生主編的香港《水星》，那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創刊（和北平《水星》相隔正好三十年）的，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停刊，事有湊巧，也是出了九期。這種《水星》最初是以月刊的姿態出現，後來愈出愈疏，變了雙月刊，到最後的第九期，與出於七月的第八期，相差四個月，想來不會有第十期了吧？

李雨生的《水星》是十六開本，每期四十頁，創刊號的《幾點報告和聲明》中說，《水星》是類似同人雜誌的通俗刊物，它偏重於介紹外國作品，刊物中的插圖盡量由內部繪製及複製名畫，最有趣的是「水星的作者和譯者中非盡無名之士，但是因為香港名家太多，恐怕魚目混珠，經徵得他們同意之後，這裡都題了陌生的筆名」。

縱觀九期《水星》，最符合《幾點報告和聲明》所說的，是繙譯及推介外國文學作品這部分，每期都有專輯，曾推介過安‧莫洛亞、葛里科、卡繆、席默農、毛姆……等歐美名家，又組織過法國詩抄和意大利特輯，可惜都只着重作品的繙譯，而忽略了作家的評介，且很多時都不附作者及作品的原名，在一九六Ｏ年代，香港的一般讀者，對外國文學認識不深，沒深入推介，實在是一大缺失，這也是《水星》不受歡迎、短壽及少人提及的原因之一。

羅孚在回憶《海光文藝》（見《〈海光文藝〉和〈文藝世紀〉》）時說，因為一九六Ｏ年代香港文壇「紅白對立，壁壘分明」，不想當左的、紅的人名在刊物出現時，使得右的及中間的作者和讀者望而卻步，因此，在《海光文藝》上發表作品的左派人士，都用了陌生的筆名，這點可能為刊物帶來了中立的表面，但卻為後來的研究者添了不少麻煩。

《水星》的主編李雨生是南來作家，一九五Ｏ年代起，在香港寫小說時常用的筆名是「路易士」（絕對不是詩人紀弦早期寫詩時的「路易士」）。他是《新生晚報》的專欄作者，常繙譯外國文學及連載小說，後來去倫敦，入英國廣播公司工作。路易士在香港已出版的小說有《火花》、《黃海風情畫》、《曠野狂想曲》、《餘燼》、《故人》、《恩仇之間》、《丁家姊妹》、《情人》……等十多種，大多出版於一九五Ｏ年代。他曾經參與《幽默》、《文藝新地》及《論語》等刊物的編輯工作，交往的文友有曹聚仁、李輝英、徐訏、慕容羽軍、林適存……等人，絕非擺明車馬的左派或右派作家，何以主編《水星》也要用到「隱藏身份」這招？實在令人費解！

《水星》中除了經常出現的《水星日記》署名李雨生外，九期全部都不見名家執筆，都是些陌生的筆名，比起晚兩三年出現的《海光文藝》遜色得多。《水星》每期都有三兩篇小說，席惠芬、周大年、周豫之、許昌平、曾怡蓀等都是重要的作者，雖然名不見經傳，卻肯定都是大家手筆，且讓有興趣「考古」的專家慢慢發掘！

我搜尋香港文學創作及文學期刊多年，《水星》較少見，像今次在拍賣會上突然九期同時出現的，還是第一次。期刊少見，提的人自然更少，「施仁」寫《夢尋三十年前》憶北平《水星》，是它面世的三十年後；我今次以近千元搶拍得香港《水星》，塗鴉以誌，是李雨生《水星》面世五十年後的二Ｏ一四，同時是卞之琳《水星》面世後的八十年，《水星》原來與「四」字有緣！

——2014年4月
5月25日刊《大公報‧文學》

從封面看《水星》
許定銘

一本雜誌擺在報攤上或書店裡是滄海一粟，能否讓讀者拿起來看，和它的封面是否吸引有莫大關係。

近期從舊書拍賣會上搶購回來一疊李雨生主編的月刊《水星》，由一九六四年十月創刊，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止，共九期。《水星》最初是以月刊的姿態出現，後來愈出愈疏，變了雙月刊，到最後的第九期，與出於七月的第八期，相差四個月，想來不會有第十期了吧？僅僅九本薄冊子，就是《水星》的全部。

《水星》是十六開本，每期四十頁，在創刊號的〈幾點報告和聲明〉中說，《水星》是類似同人雜誌的通俗刊物，它偏重於介紹外國作品，刊物中的插圖盡量由內部繪製及複製名畫。看來編者頗重視刊物的藝術性。可是，除了特別精心刻製的插圖，像創刊號許昌平〈人生一世〉中的兩幅精品外，其餘全套雜誌中的插圖都是隨意的速寫素描，佔的版位又細，完全配不上原文，似是聊備一格之舉，乃失敗之作，實在不應以此作為雜誌的重點介紹。

一個重視內文插圖的編輯，肯定不會忽視刊物的封面，因為它是吸引讀者捧讀的外衣。《水星》創刊號是一幅木刻：含情羞澀低首的少女，在林中沉思，是內向而愛好文學的典型。雪白的肌膚、黑色的長袍、紅褐而粗壯的樹幹，在日落斜陽中，與左側白條上的《水星》互相輝映，構圖與色調配合出色，深深地吸引了我。第二期用了同樣的構圖，但黑綠撞色撞得不調和，成了一團糟，雖有黃地襯托，亦比創刊號遜色甚多。到第三期，以魚骨天線展示我城大厦與天際交錯的構圖，頗有創意。第四期是一九六五年的新年號，封面是一幅盛器的素描，只有初哥水平，實在難登大雅。編者在〈幾點報告〉中說：

在這去舊迎新之際，《水星》也未免有點改革。顯著的是因為篇幅緊張的關係，減少了一些插畫。封面本來是預備複製黃慶德先生一幅創作的，却因為製版技術關係，來不及了，只得下期再說。必須請黃先生原諒。

原本預計的封面設計來不及，又無法補上，看來這幅爛素描是印刷廠從已有的舊存貨中順手牽來的一幅電版頂上，才會有如此糟透的設計放在「新年號」上，實在「唔多老利」！

可是，到隔了一個月再出的《水星》第五期，也沒有用黃慶德設計的封面，而是土黃一片，右下角隨意來一幅剪紙；到第六、第七期更加慳水慳力，索性一片褐一片藍了事！

從第四期起，《水星》封面每况愈下，內文也減少了插圖，內部人手短缺，財力日窘，就算編者有何大志，亦「巧婦難為無米炊」矣！

到第八期，《水星》又改版了，編者在〈水星隨筆〉中說：

老朋友一看就知道，《水星》改版了。從這一期起，我們從封面到內容都有革新，所以算是「新一號」。過一個時期革新一次，正是我們不甘故步自封，力爭上游的表現。

這新一號用了比薩洛的〈紅頭巾少婦〉做封面，新二號用的是馬奈〈幸福的女孩子〉，能用名畫做封面，算是一種革新，也可能會招徠一些新讀者。不過，從一至七期《水星》，封底一向有全版的廣告，但第八及九期，廣告不見了，封底、封面同一幅畫，這樣的期刊怎能支持！

編者的「過一個時期革新一次，正是我們不甘故步自封，力爭上游的表現」。但在我們看來，那些革新却是垂死的掙扎，那是香港文化的悲哀！

──2014年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