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報差點賠命 淪陷時期的香島日報
鄭明仁
皇甫河旺教授一九八一年七月訪問了《華僑日報》創辦人岑維休先生，由岑先生憶述他於日佔時期辦報的遭遇，道出報人在日敵環伺下是那麼的無奈。皇甫教授於同年十月亦訪問了另一位香港資深報人賈納夫先生。賈納夫受訪時七十二歲，在《星島日報》服務逾四十年。
一九三八年他參與創辦《星島日報》，歷任《星島》總編輯、主筆、星系報業有限公司秘書。香港淪陷時他出任《香島日報》總編輯（一九四二年六月，《星島》改名《香島》繼續出版，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底香港光復後恢復使用《星島》名稱），他的遭遇和岑維休有類同也有不同，兩人同被日本憲兵召見審查，賈納夫更遭恐嚇會被槍斃，他因此辭職不幹。賈納夫後來與社長胡好（星島大老闆胡文虎兒子）戲劇性逃離香港，最後因日本人向胡文虎施壓，胡好和賈納夫無奈只好返港「重操故業」。今天刊登的內容，是由賈納夫口述當年日寇如何佔領《星島》報社，再以胡文虎作人質迫令《星島》恢復出版。賈納夫亦憶述了他本人因新聞內容「泄露軍事秘密」被憲兵關進牢裏嚇至半死的經過。
抗日的日報 我們都得逃命
我們的董事長胡文虎當時是國民政府參政會的參政員。一九四一年，他在重慶開完會於十二月六日回到香港，那時香港已經很緊張。八日就打仗了。從八日到廿五日，全香港九龍炮火連天。我們《星島日報》在炮火中繼續出版，沒有電發動滾輪印刷機的時候，我們用平板機印刷，報道戰爭的情况，一直支持到廿五日英軍投降前一天。那個時候報館一團糟，避難的難民來了，糧食也沒有了，水也沒有。現在想起來，那時候我們年輕，什麼也不怕。
香港淪陷後，胡文虎先生連同重慶來的要人一齊被拘留集中在香港大酒店（Hong Kong Hotel，即現在畢打街的中建大廈，是香港頂有名的一個酒店）。香港那個時候社交，富商大賈、大官都住在香港大酒店。香港大酒店旁邊就是告羅士打酒店，即現在置地廣場。那時香港連半島酒店只有三家酒店。日本人把香港大酒店闢作拘留所，重慶那些要人包括陳友仁（很有名的外交官，曾經做過外交部長）、顏惠慶（外交家，民國初年曾任外交總長）、周作民（上海金城銀行總經理）、錢新之（江浙財閥代表人物之一，和杜月笙合組中華實業信託公司）以及胡文虎先生都關在裏面。
日本人來了第一個前哨站，就是佔領我們《星島日報》。因為他們從北角登岸，一直從天后廟道打到銅鑼灣，再打到灣仔，一直是遇到抵抗的。最後在中環還沒有投降以前，就佔領星島報做前哨。那時候，報社把門封起來，裏面已經是亂糟糟了，銅模呀什麼都打爛了。我們的董事長胡文虎先生家住虎豹別墅，虎豹別墅沒有什麼事，沒有給日本人佔去，保存得很好。
《星島日報》是抗日的日報，所以我們都得逃命。但什麼地方也逃不了，我還有母親、父親、太太、三個小孩，只好逃到《星島日報》隔壁樓上一個醫生家裏躲着，我們是老朋友。
日軍到處去找人，先把胡好社長（胡文虎兒子）找到了，日本人無論如何要我們馬上出報紙，胡好說，沒有紙沒有人，怎麼出報紙呢？他們說你去找啦！結果把我和幾個同事找到了。電、水沒有，鉛字也沒有，連字盤都亂了，只好收拾起來。
十二月廿五日英國人投降了。這天是聖誕，投降了以後，市面還是很亂，日軍到處搶東西，到處殺人。日軍的馬夫到處強姦人，好像世界末日。過了幾天，秩序稍微恢復了一點，日軍成立了報道部，同時搬到滙豐銀行做香港佔領地總部。那時，胡老先生已經給關起來。日軍要我們恢復出版，我們說沒有紙，他們搬紙來。經過一段時間，《星島》、《華僑》，還有好幾家都照常出版了。那時候，內容也無所謂了，報道部配給米、油當作是工資。
星島變香島
過了一段時間，胡文虎先生被放出來了。其他被抓的重慶要人都用飛機送到上海去，上海是淪陷區。到一九四二年，好像是五月底，日本軍報道部說《星島日報》不要出了，要改組為《香島》，因為香港應該是重新來過，可是《華僑日報》還可以保持。《星島》於是從六月一日改為《香島日報》。（鄭明仁註：由於白報紙供應短缺，也為更容易控制輿論起見，日本軍政府強迫把當時的十一家報紙一九四二年六月起合併變為五家：《香港日報》、《南華日報》、《華僑日報》、《香島日報》、《東亞晚報》。加上隔日出版的《大成報》，就是六家）那時候報紙都在軍事控制下，所有的報紙都要送去檢查。檢查的時候，每篇稿子都要蓋印，蓋了印之後才可以發表。他們蓋的人叫做「檢閱濟」。廣告可以不檢查，不過那時候沒有什麼廣告。
香港以外的消息全部來自同盟社和海通社，德國是用英文發稿的。《香島日報》因為紙張不夠，最初是一張半，後來是一張四版。那時候的工作人員差得太遠了。《香島日報》第一任總編輯是從前我們晚報的主筆，他叫傅鏡冰，也是老前輩。從日軍攻打香港以來，《星島》的總編輯便是他。傅鏡冰是大近視眼，《香島》開始不久，他就不幹了。於是，就由我來代。
我做總編輯，有一天，憲兵隊傳我去。去到那兒一看，全香港各報的總編輯都在。這個隊長全副武裝，佩着槍，進來。經過翻譯說：「你們都來齊了，以後，你們發的新聞稿要當心。」我們不知道什麼事。後來，他說你們可以走了。「你不能走。」他對着我說：「這段新聞是從哪裏來的？」他打開《香島日報》。我一看，是灣仔一個貨倉失火的新聞。「這個稿是我們記者訪問回來的囉。」我答。
「你的記者呢？」「在報館裏。」我答。「這個新聞你看過了沒有？」「我沒看過。」我說。「你做什麼總編輯呀？」「我們港聞版的編輯做完，給我看看大樣就算啦。」我答。
「不行，我不認識港聞版的編輯，我只認識你一個人。你存心發表這個新聞的，讓重慶的知道。你知不知道這貨倉是什麼貨倉？」我說：「我不知道。」「哼，你知道，這是海軍的貨倉。」「海軍貨倉怎麽樣呢？」我說。「哈哈，泄露軍事秘密了。你不能走，我現在要扣留你，查清楚你。你要是喜歡回到鯊魚涌去，我就送你回鯊魚涌去。」
辭職不幹了
鯊魚涌就是香港邊境，到自由內地必經的地方。他意思就是說把你槍斃。我帶了一個翻譯去，他是個老頭，已經嚇了個半死。我不懂日本話，聽不懂他說什麼，當然我不怕啦。後來，那個翻譯把話翻譯給我，他就走了。他們把我拉進牢子裏，這簡直是地獄，已經關了很多人，半死的都有。他派了一個人看守我，還派了一條狼狗監視我，動也不許動。哎，這次真是無妄之災了。
下午三點鐘一直坐到晚上八點鐘，有一個中國的「憲查」（鄭明仁註：香港淪陷後，部分華人警察被邀請繼續當差，職稱改為憲查）來了。「你為什麼不吃飯呢？」我說我吃不下，就是一點飯一點梅菜，我吃不了。我說：「你可以不可以幫我一個忙，替我到報館去告訴我的老闆？」他說：「用不着了，你老闆已經知道了，你放心好了。看這個情景不怎麼嚴重，要是嚴重，老早打你半死了。」下大雨，正無聊的看着窗門，我們那個牢子正靠着窗門。「賈先生，怎麼還沒走？」一個人問我（就是那當翻譯的老頭）。我說這真是笑話，我連動也不能動，我站起來那狼狗就起來了，我怎麼走？他說胡好先生已經保了你出來了。我說，你去跟那個守衛的說吧。
他們日本憲兵隊是四個守衛，排排坐，守衛隊中一個士官囉囉嗦嗦的不知說什麼。這個「翻譯」告訴我，「是叫你回去寫一個悔過書，有事情傳你來，隨傳隨到，你們現在可以走了」。後來，我跟胡好先生說我再也不幹了。錯了一個字我要坐牢，還要賠命。我說：「我不幹了，我走了。」結果，我真的是辭職不幹了，幹不下去嘛！我經過兩次差一點就死了。
作者簡介：資深傳媒人，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畢業。退休後研究歷史，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
（賈納夫口述歷史二之一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淪陷時期的《香島日報》——賈納夫口述歷史）
（《明報》二Ｏ一七年九月廿九日）
既辦報也救命 賈納夫口述歷史
鄭明仁、皇甫河旺
作者按：今日繼續摘錄皇甫河旺教授的「香港資深報人口述歷史」。皇甫教授一九八一年訪問了《星島日報》前總編輯賈納夫，由他概述其任職《星島》四十多年的所見所聞。上一篇刊登了賈納夫憶述他在香港淪陷初期出任《香島日報》總編輯時遭日本憲兵欺凌的親身經歷。今日則選錄了他跟《香島》社長胡好「逃亡」的經過。一九四二年八月他和胡好藉口帶領足球隊到澳門出賽，瞞過日本人順利抵澳，輾轉去了桂林抗戰大後方。然而，沒多久，日本人以胡好父親胡文虎作人質，逼令交人，賈納夫無奈返回香港重操故業；同時也摘錄了賈納夫憶述一九四三年香港因為糧荒導致死人無數的慘况，以及胡文虎和香港幾位名流合組公司到外地辦米回港救濟災民的過程──
我代了一個月總編輯，胡好先生就計劃要逃出這個淪陷區，到大後方去（作者按：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桂林成為華南抗戰大後方，大批文化人在該地辦報、演劇宣傳抗日），跟我商議，我說我也跟你一道去。這件事是很秘密的，不讓胡老先生（作者按：胡文虎）知道。那個時候很難出去，香港人要是出去的話，要領一種叫「渡航證」。「渡航證」是要通過憲兵批准才可以買船票。那時候唯一的交通只有船，由香港到澳門，鐵路還沒有恢復。「渡航證」領了以後，還要去檢驗大便。日本人的管理很嚴，檢驗大便是看你有沒有傳染病，還要打防疫針。
一九四二年八月，我跟胡好先生藉口帶一個足球隊到澳門去比賽。我們的足球隊是很有名的，騙過了日本人，溜到澳門去。在澳門，白天我們不敢出來，澳門雖然是中立國家葡萄牙的地方，但佈滿很多日本軍隊的特務，日本人的勢力很大。也有重慶的特務和汪精衛偽政府的特務在那裏。我們幾個人到了那邊就消聲匿迹，到晚上才出來。在那兒等交通工具進內地自由區去。結果等到中秋節前後（我記得九一八紀念是在澳門度過的）才坐了小船，從澳門經廣東肇慶到西江，然後到廣西梧州，由梧州上桂林，到桂林就是大後方了。
向着自由 逃到革命大後方
我和胡好溜去澳門的時候，副總編輯是何建章（作者按：何建章戰後出任《華僑日報》總編輯），我就請他代。那時報紙規模很小，《香島日報》出紙一張，不過是應付日本人罷了。同時，捲筒紙最缺乏。捲筒紙是由日本軍部報道部配給的。每一個報館都配給定量的紙。所以每天出紙幾版都是有限制的。所以內部的工作人員減少了很多，不過十個八個。當時的記者有李才藻、周鈺宏、張明溪、程寶琦。雖然日本人把胡老先生關了一段時間，後來因為他生病，就准許他回到虎豹別墅去休養，並到養和醫院就醫，可還是受監視。
社長和總編輯都逃了，在香港的日本人就向胡文虎先生施壓力了，「你趕快叫他們回來，不回來不行呀，面子過不去」。老先生說：「他們走了關我什麼事，我也不知道嘛。」真的，他不知道。日本人說，你看看怎麼辦。結果，他派人到梧州找到我們。胡好說：「老賈，你敢不敢回去？」我說：「無所謂。我回去，他們不會怎麼樣為難我。你要我回去，我就回去啦。」他說，還是你回去幫幫老先生好。因為那時候，我兼老先生的私人秘書。結果，我又從澳門回來了。
再回香港辦報
一回來，日本憲兵隊就抓我去問話，那時的憲兵總部就在跑馬地。那個憲兵隊長說：「你們在澳門什麼活動我們都曉得，你老老實實的招認出來好一點，到底你們去幹什麼？踢什麼足球？」我說我根本是好玩兒，我也不是國民黨員。「你當心呀，你回來後每天的工作、行動，我們都知道，你不要亂來。」我說：「我沒有什麼，你不要警告我，我的父母、妻兒都在香港，有戶籍的。」於是我又回到工作崗位。
胡老先生倒沒因胡好的事受到什麼壓力。因為胡老先生一輩子是以做萬金油的生意為主。他平生捐很多錢做善事，香港很多慈善機關受他捐助。那時候香港鬧糧荒了，沒有米吃，港幣四元才換得一塊錢軍票。胡文虎先生的永安堂萬金油成了貴重物資，甚至有人拿萬金油當貨幣使用。儘管是這樣，港幣不值錢，軍票也是不值錢。物價高漲，米少，所以窮人很多。初時還可以支持下去，到了一九四三年初，餓死很多人，大家都回鄉去了。那個時候，香港只剩下不到三十萬人（作者按：淪陷前香港人口約一百六十萬）。經濟蕭條，報紙的銷量當然也不好，所有的新聞不過是些官式新聞。
我們每人只靠每天配六両四的米，六両四很少，兩頓飯也吃不飽，有的時候，沒有米配，就配給糧票，要到米站去輪。油呢，一個月只配四両。我們拿回來軍票的薪水，不夠養兒女。每一個人都沒有營養，瘦的瘦，病的病，我差不多病死了，因為得了瘧疾。而且日本人喜歡就殺人。我們有個編輯叫周鈺宏，他是編國際版電訊的，上海人，他也逃不出去，因為有兒女在這裏。他案頭上有一張照片，是一個日本軍人的槍上了刺刀。我問他為什麼把照片放在這兒，他說：「這個照片警告我，隨時可以給日本人這樣一槍刺死的。」又說：「我們幹這一行呀，登錯一個字就要命了。」
當時很多香港的慈善機構像孤兒院、保良局、東華三院等還是繼續地辦，可是缺乏經費、糧食及油、糖、雜糧等。於是胡老先生就跟香港幾個名流發起組織一個公司，到外地去辦米回來，救濟災民。當時香港幾個大米商也沒有生意做，因為交通中斷，米唯一的來源就是泰國、印尼等都沒有船來。只有向中國大陸買米，最近的就是廣州。胡文虎先生等人成立的公司叫中僑公司，唯一的任務就是到廣東去辦米來香港。不加運費，不賺錢，照原價賣給或免費送給慈善機構——老人院、保良局、醫院、東華三院、孤兒院等。
用萬金油買米做慈善
胡老先生去買這些米不是用現金，而用萬金油的廠價（沒出廠的價錢）去換米回來。這樣做首先要通過香港的總督（日本人總督），那時候是磯谷廉介，這人很有中國文化，他是日本佔領香港後第一任總督。他對胡老先生是相當尊重，他說，買米的事情，我原則上是支持你，但是，你要去廣東買。
我們就陪胡老先生上廣州，與那個時候的汪精衛政府的廣東省政府省長接洽，請他賣米給我們。省長說，米是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民間出產米的是在三角洲（順德、南海、番禺、中山）一帶。那省長還說，除非得到那時候偽政府一個軍長的合作。他叫李朗溪，是一個土霸，所有三角洲的交通、米、出口、進口都是他控制的。於是，胡老先生就與李朗溪洽商，他一口答應。他說，你們做好事情，我幫你們忙。頭一批米用三條船運出來，一出珠江口，就被土匪連米帶人統統綁去了。我們沒辦法，又找這個姓李的。他說，我無論如何給你辦好。事隔三個月，才放這些米來到香港。
那時候，盟軍開始空襲香港，重慶差不多三兩天就來空襲香港。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我看這個情况是沒法子待下去，所以就帶了家眷，經過澳門回到廣州。一方面，我們在廣州還有中僑公司。胡老先生當時去了澳門，日本人准許他到澳門去，他一直到香港光復才回來。
重光之後恢復《星島日報》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我仍在廣州，胡好先生從重慶坐船坐車回到廣州，接收廣州永安堂，以及《星粵日報》的產業。《星粵日報》本來規模很大，但還沒有出版就抗戰了，所以《星粵日報》社址還在那個地方，可是一部分機器都運來香港辦了《星島日報》。《星粵日報》後來始終沒有出版。
我們見了面，胡好就派我坐「鄉渡」到澳門，於九月三十日坐「電扒」（作者按：噪音很大的電船仔）回到香港，那時候香港跟廣州陸上交通還沒有恢復。香港當時簡直是一個荒島，馬路上都是難民，沒有糧食，也沒有電力供應，只有幾部人力車。
我是跟在淪陷時退到澳門去的那些義勇軍復員回來，乘坐他們的船。我一回來就馬上見胡老先生，他已經從澳門回來。我請示他將來怎麼樣，他說，你留在這個地方準備恢復《星島日報》好了。不久，胡好先生也回來了，在灣仔原來的灣仔道恢復《星島日報》。
（二之二）
（標題為編輯所擬 圖片來源：胡文虎基金會）
（《明報》二Ｏ一七年十月廿五日）
鄭明仁
皇甫河旺教授一九八一年七月訪問了《華僑日報》創辦人岑維休先生，由岑先生憶述他於日佔時期辦報的遭遇，道出報人在日敵環伺下是那麼的無奈。皇甫教授於同年十月亦訪問了另一位香港資深報人賈納夫先生。賈納夫受訪時七十二歲，在《星島日報》服務逾四十年。
一九三八年他參與創辦《星島日報》，歷任《星島》總編輯、主筆、星系報業有限公司秘書。香港淪陷時他出任《香島日報》總編輯（一九四二年六月，《星島》改名《香島》繼續出版，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底香港光復後恢復使用《星島》名稱），他的遭遇和岑維休有類同也有不同，兩人同被日本憲兵召見審查，賈納夫更遭恐嚇會被槍斃，他因此辭職不幹。賈納夫後來與社長胡好（星島大老闆胡文虎兒子）戲劇性逃離香港，最後因日本人向胡文虎施壓，胡好和賈納夫無奈只好返港「重操故業」。今天刊登的內容，是由賈納夫口述當年日寇如何佔領《星島》報社，再以胡文虎作人質迫令《星島》恢復出版。賈納夫亦憶述了他本人因新聞內容「泄露軍事秘密」被憲兵關進牢裏嚇至半死的經過。
抗日的日報 我們都得逃命
我們的董事長胡文虎當時是國民政府參政會的參政員。一九四一年，他在重慶開完會於十二月六日回到香港，那時香港已經很緊張。八日就打仗了。從八日到廿五日，全香港九龍炮火連天。我們《星島日報》在炮火中繼續出版，沒有電發動滾輪印刷機的時候，我們用平板機印刷，報道戰爭的情况，一直支持到廿五日英軍投降前一天。那個時候報館一團糟，避難的難民來了，糧食也沒有了，水也沒有。現在想起來，那時候我們年輕，什麼也不怕。
香港淪陷後，胡文虎先生連同重慶來的要人一齊被拘留集中在香港大酒店（Hong Kong Hotel，即現在畢打街的中建大廈，是香港頂有名的一個酒店）。香港那個時候社交，富商大賈、大官都住在香港大酒店。香港大酒店旁邊就是告羅士打酒店，即現在置地廣場。那時香港連半島酒店只有三家酒店。日本人把香港大酒店闢作拘留所，重慶那些要人包括陳友仁（很有名的外交官，曾經做過外交部長）、顏惠慶（外交家，民國初年曾任外交總長）、周作民（上海金城銀行總經理）、錢新之（江浙財閥代表人物之一，和杜月笙合組中華實業信託公司）以及胡文虎先生都關在裏面。
日本人來了第一個前哨站，就是佔領我們《星島日報》。因為他們從北角登岸，一直從天后廟道打到銅鑼灣，再打到灣仔，一直是遇到抵抗的。最後在中環還沒有投降以前，就佔領星島報做前哨。那時候，報社把門封起來，裏面已經是亂糟糟了，銅模呀什麼都打爛了。我們的董事長胡文虎先生家住虎豹別墅，虎豹別墅沒有什麼事，沒有給日本人佔去，保存得很好。
《星島日報》是抗日的日報，所以我們都得逃命。但什麼地方也逃不了，我還有母親、父親、太太、三個小孩，只好逃到《星島日報》隔壁樓上一個醫生家裏躲着，我們是老朋友。
日軍到處去找人，先把胡好社長（胡文虎兒子）找到了，日本人無論如何要我們馬上出報紙，胡好說，沒有紙沒有人，怎麼出報紙呢？他們說你去找啦！結果把我和幾個同事找到了。電、水沒有，鉛字也沒有，連字盤都亂了，只好收拾起來。
十二月廿五日英國人投降了。這天是聖誕，投降了以後，市面還是很亂，日軍到處搶東西，到處殺人。日軍的馬夫到處強姦人，好像世界末日。過了幾天，秩序稍微恢復了一點，日軍成立了報道部，同時搬到滙豐銀行做香港佔領地總部。那時，胡老先生已經給關起來。日軍要我們恢復出版，我們說沒有紙，他們搬紙來。經過一段時間，《星島》、《華僑》，還有好幾家都照常出版了。那時候，內容也無所謂了，報道部配給米、油當作是工資。
星島變香島
過了一段時間，胡文虎先生被放出來了。其他被抓的重慶要人都用飛機送到上海去，上海是淪陷區。到一九四二年，好像是五月底，日本軍報道部說《星島日報》不要出了，要改組為《香島》，因為香港應該是重新來過，可是《華僑日報》還可以保持。《星島》於是從六月一日改為《香島日報》。（鄭明仁註：由於白報紙供應短缺，也為更容易控制輿論起見，日本軍政府強迫把當時的十一家報紙一九四二年六月起合併變為五家：《香港日報》、《南華日報》、《華僑日報》、《香島日報》、《東亞晚報》。加上隔日出版的《大成報》，就是六家）那時候報紙都在軍事控制下，所有的報紙都要送去檢查。檢查的時候，每篇稿子都要蓋印，蓋了印之後才可以發表。他們蓋的人叫做「檢閱濟」。廣告可以不檢查，不過那時候沒有什麼廣告。
香港以外的消息全部來自同盟社和海通社，德國是用英文發稿的。《香島日報》因為紙張不夠，最初是一張半，後來是一張四版。那時候的工作人員差得太遠了。《香島日報》第一任總編輯是從前我們晚報的主筆，他叫傅鏡冰，也是老前輩。從日軍攻打香港以來，《星島》的總編輯便是他。傅鏡冰是大近視眼，《香島》開始不久，他就不幹了。於是，就由我來代。
我做總編輯，有一天，憲兵隊傳我去。去到那兒一看，全香港各報的總編輯都在。這個隊長全副武裝，佩着槍，進來。經過翻譯說：「你們都來齊了，以後，你們發的新聞稿要當心。」我們不知道什麼事。後來，他說你們可以走了。「你不能走。」他對着我說：「這段新聞是從哪裏來的？」他打開《香島日報》。我一看，是灣仔一個貨倉失火的新聞。「這個稿是我們記者訪問回來的囉。」我答。
「你的記者呢？」「在報館裏。」我答。「這個新聞你看過了沒有？」「我沒看過。」我說。「你做什麼總編輯呀？」「我們港聞版的編輯做完，給我看看大樣就算啦。」我答。
「不行，我不認識港聞版的編輯，我只認識你一個人。你存心發表這個新聞的，讓重慶的知道。你知不知道這貨倉是什麼貨倉？」我說：「我不知道。」「哼，你知道，這是海軍的貨倉。」「海軍貨倉怎麽樣呢？」我說。「哈哈，泄露軍事秘密了。你不能走，我現在要扣留你，查清楚你。你要是喜歡回到鯊魚涌去，我就送你回鯊魚涌去。」
辭職不幹了
鯊魚涌就是香港邊境，到自由內地必經的地方。他意思就是說把你槍斃。我帶了一個翻譯去，他是個老頭，已經嚇了個半死。我不懂日本話，聽不懂他說什麼，當然我不怕啦。後來，那個翻譯把話翻譯給我，他就走了。他們把我拉進牢子裏，這簡直是地獄，已經關了很多人，半死的都有。他派了一個人看守我，還派了一條狼狗監視我，動也不許動。哎，這次真是無妄之災了。
下午三點鐘一直坐到晚上八點鐘，有一個中國的「憲查」（鄭明仁註：香港淪陷後，部分華人警察被邀請繼續當差，職稱改為憲查）來了。「你為什麼不吃飯呢？」我說我吃不下，就是一點飯一點梅菜，我吃不了。我說：「你可以不可以幫我一個忙，替我到報館去告訴我的老闆？」他說：「用不着了，你老闆已經知道了，你放心好了。看這個情景不怎麼嚴重，要是嚴重，老早打你半死了。」下大雨，正無聊的看着窗門，我們那個牢子正靠着窗門。「賈先生，怎麼還沒走？」一個人問我（就是那當翻譯的老頭）。我說這真是笑話，我連動也不能動，我站起來那狼狗就起來了，我怎麼走？他說胡好先生已經保了你出來了。我說，你去跟那個守衛的說吧。
他們日本憲兵隊是四個守衛，排排坐，守衛隊中一個士官囉囉嗦嗦的不知說什麼。這個「翻譯」告訴我，「是叫你回去寫一個悔過書，有事情傳你來，隨傳隨到，你們現在可以走了」。後來，我跟胡好先生說我再也不幹了。錯了一個字我要坐牢，還要賠命。我說：「我不幹了，我走了。」結果，我真的是辭職不幹了，幹不下去嘛！我經過兩次差一點就死了。
作者簡介：資深傳媒人，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畢業。退休後研究歷史，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
（賈納夫口述歷史二之一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淪陷時期的《香島日報》——賈納夫口述歷史）
（《明報》二Ｏ一七年九月廿九日）
既辦報也救命 賈納夫口述歷史
鄭明仁、皇甫河旺
我代了一個月總編輯，胡好先生就計劃要逃出這個淪陷區，到大後方去（作者按：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桂林成為華南抗戰大後方，大批文化人在該地辦報、演劇宣傳抗日），跟我商議，我說我也跟你一道去。這件事是很秘密的，不讓胡老先生（作者按：胡文虎）知道。那個時候很難出去，香港人要是出去的話，要領一種叫「渡航證」。「渡航證」是要通過憲兵批准才可以買船票。那時候唯一的交通只有船，由香港到澳門，鐵路還沒有恢復。「渡航證」領了以後，還要去檢驗大便。日本人的管理很嚴，檢驗大便是看你有沒有傳染病，還要打防疫針。
一九四二年八月，我跟胡好先生藉口帶一個足球隊到澳門去比賽。我們的足球隊是很有名的，騙過了日本人，溜到澳門去。在澳門，白天我們不敢出來，澳門雖然是中立國家葡萄牙的地方，但佈滿很多日本軍隊的特務，日本人的勢力很大。也有重慶的特務和汪精衛偽政府的特務在那裏。我們幾個人到了那邊就消聲匿迹，到晚上才出來。在那兒等交通工具進內地自由區去。結果等到中秋節前後（我記得九一八紀念是在澳門度過的）才坐了小船，從澳門經廣東肇慶到西江，然後到廣西梧州，由梧州上桂林，到桂林就是大後方了。
向着自由 逃到革命大後方
我和胡好溜去澳門的時候，副總編輯是何建章（作者按：何建章戰後出任《華僑日報》總編輯），我就請他代。那時報紙規模很小，《香島日報》出紙一張，不過是應付日本人罷了。同時，捲筒紙最缺乏。捲筒紙是由日本軍部報道部配給的。每一個報館都配給定量的紙。所以每天出紙幾版都是有限制的。所以內部的工作人員減少了很多，不過十個八個。當時的記者有李才藻、周鈺宏、張明溪、程寶琦。雖然日本人把胡老先生關了一段時間，後來因為他生病，就准許他回到虎豹別墅去休養，並到養和醫院就醫，可還是受監視。
社長和總編輯都逃了，在香港的日本人就向胡文虎先生施壓力了，「你趕快叫他們回來，不回來不行呀，面子過不去」。老先生說：「他們走了關我什麼事，我也不知道嘛。」真的，他不知道。日本人說，你看看怎麼辦。結果，他派人到梧州找到我們。胡好說：「老賈，你敢不敢回去？」我說：「無所謂。我回去，他們不會怎麼樣為難我。你要我回去，我就回去啦。」他說，還是你回去幫幫老先生好。因為那時候，我兼老先生的私人秘書。結果，我又從澳門回來了。
再回香港辦報
一回來，日本憲兵隊就抓我去問話，那時的憲兵總部就在跑馬地。那個憲兵隊長說：「你們在澳門什麼活動我們都曉得，你老老實實的招認出來好一點，到底你們去幹什麼？踢什麼足球？」我說我根本是好玩兒，我也不是國民黨員。「你當心呀，你回來後每天的工作、行動，我們都知道，你不要亂來。」我說：「我沒有什麼，你不要警告我，我的父母、妻兒都在香港，有戶籍的。」於是我又回到工作崗位。
胡老先生倒沒因胡好的事受到什麼壓力。因為胡老先生一輩子是以做萬金油的生意為主。他平生捐很多錢做善事，香港很多慈善機關受他捐助。那時候香港鬧糧荒了，沒有米吃，港幣四元才換得一塊錢軍票。胡文虎先生的永安堂萬金油成了貴重物資，甚至有人拿萬金油當貨幣使用。儘管是這樣，港幣不值錢，軍票也是不值錢。物價高漲，米少，所以窮人很多。初時還可以支持下去，到了一九四三年初，餓死很多人，大家都回鄉去了。那個時候，香港只剩下不到三十萬人（作者按：淪陷前香港人口約一百六十萬）。經濟蕭條，報紙的銷量當然也不好，所有的新聞不過是些官式新聞。
我們每人只靠每天配六両四的米，六両四很少，兩頓飯也吃不飽，有的時候，沒有米配，就配給糧票，要到米站去輪。油呢，一個月只配四両。我們拿回來軍票的薪水，不夠養兒女。每一個人都沒有營養，瘦的瘦，病的病，我差不多病死了，因為得了瘧疾。而且日本人喜歡就殺人。我們有個編輯叫周鈺宏，他是編國際版電訊的，上海人，他也逃不出去，因為有兒女在這裏。他案頭上有一張照片，是一個日本軍人的槍上了刺刀。我問他為什麼把照片放在這兒，他說：「這個照片警告我，隨時可以給日本人這樣一槍刺死的。」又說：「我們幹這一行呀，登錯一個字就要命了。」
當時很多香港的慈善機構像孤兒院、保良局、東華三院等還是繼續地辦，可是缺乏經費、糧食及油、糖、雜糧等。於是胡老先生就跟香港幾個名流發起組織一個公司，到外地去辦米回來，救濟災民。當時香港幾個大米商也沒有生意做，因為交通中斷，米唯一的來源就是泰國、印尼等都沒有船來。只有向中國大陸買米，最近的就是廣州。胡文虎先生等人成立的公司叫中僑公司，唯一的任務就是到廣東去辦米來香港。不加運費，不賺錢，照原價賣給或免費送給慈善機構——老人院、保良局、醫院、東華三院、孤兒院等。
用萬金油買米做慈善
胡老先生去買這些米不是用現金，而用萬金油的廠價（沒出廠的價錢）去換米回來。這樣做首先要通過香港的總督（日本人總督），那時候是磯谷廉介，這人很有中國文化，他是日本佔領香港後第一任總督。他對胡老先生是相當尊重，他說，買米的事情，我原則上是支持你，但是，你要去廣東買。
我們就陪胡老先生上廣州，與那個時候的汪精衛政府的廣東省政府省長接洽，請他賣米給我們。省長說，米是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民間出產米的是在三角洲（順德、南海、番禺、中山）一帶。那省長還說，除非得到那時候偽政府一個軍長的合作。他叫李朗溪，是一個土霸，所有三角洲的交通、米、出口、進口都是他控制的。於是，胡老先生就與李朗溪洽商，他一口答應。他說，你們做好事情，我幫你們忙。頭一批米用三條船運出來，一出珠江口，就被土匪連米帶人統統綁去了。我們沒辦法，又找這個姓李的。他說，我無論如何給你辦好。事隔三個月，才放這些米來到香港。
那時候，盟軍開始空襲香港，重慶差不多三兩天就來空襲香港。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我看這個情况是沒法子待下去，所以就帶了家眷，經過澳門回到廣州。一方面，我們在廣州還有中僑公司。胡老先生當時去了澳門，日本人准許他到澳門去，他一直到香港光復才回來。
重光之後恢復《星島日報》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我仍在廣州，胡好先生從重慶坐船坐車回到廣州，接收廣州永安堂，以及《星粵日報》的產業。《星粵日報》本來規模很大，但還沒有出版就抗戰了，所以《星粵日報》社址還在那個地方，可是一部分機器都運來香港辦了《星島日報》。《星粵日報》後來始終沒有出版。
我們見了面，胡好就派我坐「鄉渡」到澳門，於九月三十日坐「電扒」（作者按：噪音很大的電船仔）回到香港，那時候香港跟廣州陸上交通還沒有恢復。香港當時簡直是一個荒島，馬路上都是難民，沒有糧食，也沒有電力供應，只有幾部人力車。
我是跟在淪陷時退到澳門去的那些義勇軍復員回來，乘坐他們的船。我一回來就馬上見胡老先生，他已經從澳門回來。我請示他將來怎麼樣，他說，你留在這個地方準備恢復《星島日報》好了。不久，胡好先生也回來了，在灣仔原來的灣仔道恢復《星島日報》。
（二之二）
（標題為編輯所擬 圖片來源：胡文虎基金會）
（《明報》二Ｏ一七年十月廿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