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燕妮訃聞

（來源：Linda Pun臉書二Ｏ一八年六月廿一日）

悼劉以鬯

（黃淑嫻臉書二Ｏ一八年六月十八日）

（黃勁輝臉書二Ｏ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黃淑嫻臉書二Ｏ一八年六月九日）

（黃淑嫻臉書二Ｏ一八年六月九日）

永遠懷念劉以鬯：文壇泰斗別江湖潮濕記憶一百年
黃勁輝

劉以鬯在寫作，案頭放置着自己心愛的模型玩具

劉太告知，我最尊敬的老師走了，百感交集。

這麼重要的一代宗師，在香港陰晴不定的下午，離開我們了。

劉以鬯文學，不單影響著香港戰後至今幾代文人，幾部蜚聲國際的香港電影亦受到啓發。可以說，他的文學魅力四射，涉透到香港不同階層之中，構成了香港藝術和香港文化的一部分。

如果布拉格的代表是卡夫卡，香港的代表就是劉以鬯。

香港文化有一種價值，叫做「劉以鬯價值」。劉以鬯一百年的文學生涯，就是一種抗命的精神。他，代表着一種不屈服於權威，不聽命於潮流，不受制於時代的理想主義。

劉以鬯一生忠於藝術，堅持理想，毋懼大時代的起落變化，憑藉個人，改變世界。劉以鬯這麼迷人的奮鬥魅力，在文化藝術上的創新，伴隨着由漁港發展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背景，譜寫成香港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劉以鬯是出生於上海，但是我們奉他為香港作家。其中一個原因是他融入了島的文化，摒棄了大陸文化。島，近於水，靈性，靈活，海納百川，川流不息，游刃自如，自由靈巧。香港之所以獨特，正具備島的特性。在地理上，香港遠離北京上海為核心的文化圈，是邊陲的小島。小島具有別於大片陸地的封閉文化，更傾向海洋式的包容文化；香港屬英治時期的殖民地，變成中西文化角力的重要場所。劉以鬯編《香港短篇小說選：五十年代》序言中指出，實際上，香港有趣之處在於有不少作家是「腳踩兩家船」，有些文藝工作者吃兩家茶禮，或向政治靠攏，或向商業靠攏，卻沒有忘記追求藝術性。種種表面看似壁壘分明的對立面，在香港這種混雜文化與包容文化下，文藝工作者往往左右逢源，化矛盾於無形，通通都是島的靈活與智慧。劉以鬯走過他的一生，示範了如何運用島的智慧，在高度資本主義的香港城市，成為一位藝術家。

文學的傳承

其一，劉以鬯是一位超然於政治的藝術家。我訪問廣州學者許翼心得知，曾有人提議邀請劉以鬯先生做政協，但是劉先生一口拒絕。而劉先生接受《香港文學》擔任總編輯，只因為他想以香港為橋樑，連繫世界華文。為了文學，為了藝術，他才擔任這個工作。這種價值，就是香港的傲骨。

其二，劉以鬯從上海到香港，從中心走到邊緣，發現香港高度資本主義的城市，發展文學頗困難。但是他一直純粹以寫作為職業，不靠攏任何機構生活，最高峰時期一天寫十三個專欄。大量生產下，他仍不放棄追求文學藝術的心，他發明了一種在寫作上精神分裂的方法：日間寫娛人作品，夜晚寫娛己作品，並以「商業文學」和「嚴肅文學」稱之，將謀生的寫作與藝術的創作分割開來。但是後來也斯發現，劉以鬯的嚴肅文學，其實都是先在報紙連載的商業文學，然後才大量刪改成藝術文學出版。所以他的作品，其實是娛人娛己，雅俗共賞。這種策略下的寫作，讓我們看到香港文學的靈活性。雅俗共賞，充分展現香港人靈活的性格，是香港文學的特色。

劉以鬯原名劉同繹，字昌年，「劉以鬯」這個主要筆名以外，還有藍瑙、葛里哥、林荷苓、太平山人等。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生於上海，祖籍浙江鎮海。他雖然出生於上海，卻是一手將當時中國剛剛起步的現代主義文化，帶來香港。一九六Ｏ年代中國大陸政局動盪，現代主義受到左翼文學思潮排擠的日子，華文現代主義借着劉以鬯的手，在香港落地開花。他扮演着一個承先啓後的重要角色，由上海摩登，發展為香港摩登。

劉以鬯的成長年代，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上海消費都會最繁盛的時代。三Ｏ至四Ｏ年代上海，是中國都會消費文化最發達的黃金時代。交通運輸、建築外貌、娛樂消閒、衣裝服飾、煙酒飲食……構成一種嶄新的華洋雜處的生活哲學和都市文化。其中鴛鴦蝴蝶派與現代派，可算是孕育自當時上海都會文化的新文學作品。過去對上海大都會文化與文學的各種分析研究不少，往往忽略了劉以鬯在上海時期的貢獻。僅在一本文化資料整理的書籍《上海的美麗時光》（2009）中，曾約略提及過劉以鬯和懷正文化社。經過細心考證，劉以鬯的文學生命，正正孕育於上海。上海聖約翰大學（由外國教會所辦）就讀期間，劉以鬯早已深受西方文化薰陶，入學後上課第一本小說就是狄更斯的英文原著，其他有關意識流小說或西方文學經典諸如《尤利西斯》，都是在大學期間閱讀。少年時已接觸大量西方文化與生活，當時電影非常流行，他更經常出入上海的娛樂場所與電影院，對電影有濃厚的興趣。連一九四一年的大學畢業，都是在當時上海最大的大光明戲院舉行。一九四二年劉以鬯隻身到重慶避難，先後在《國民公報》及《掃蕩報》編副刊。一九四五年他返回上海，先在《和平日報》以主筆名義編副刊，然後開辦懷正文化社，在短短三年間，先後出版徐訏《風蕭蕭》（1946）、姚雪垠《姚雪垠創作集》（1947）、戴望舒所譯《惡之華掇英》（1947）、熊佛西《鐵花》（1947）及田濤《邊外》（1947）等書。上海的成長背景，使劉以鬯汲取了西方現代主義的思想與美學。

一九六二年，劉以鬯在香港寫作《酒徒》，是學術界公認的華文第一部意識流長篇小說，比大陸和台灣要早。五Ｏ年代戰後西方學術界回顧意識流小說發展成為潮流，《酒徒》可以說承接當時西方的文藝思潮，使華文發展與世界同步。但是西方運用意識流是跟拼音文字有關，而方塊字是重視覺多於聲音。《酒徒》主要克服的問題，是如何用華文寫作意識流小說。劉以鬯汲取上海新感覺派穆時英的方法，參考愛爾蘭作家喬伊斯的意識流手法，重新研究華文語言的特性，最終他自創六種「語言模式」，發展了一套全新的華文語言系統，能準確表達人物內心由清醒的意識層到混亂的潛意識之間，層層複雜的變化，歎為觀止，成為華文文學經典。

推廣文學的另類方式

除了個人創作上的承先，劉以鬯作為編輯獨具慧眼，對於香港新一代的啓後，居功至偉。他曾經在〈從《淺水灣》到《大會堂》〉的文章，談到自己「認稿不認人」、「不問左中右」的選稿原則。開放的態度讓他發掘到當時年輕的也斯、西西，更竭力為他們開闢專欄。但是這種純文藝並不討好大眾，老闆更不高興見到。劉以鬯幾乎每期不斷畫版，老闆不注意時，將年輕作家的純文藝放在當眼位置。老闆不高興時，則偷偷放在掌相占卜旁邊，蒙混過關。依靠這種靈活手法，以弱勝強，為香港現代文學埋下種子。

多年來，劉以鬯一邊寫作現代文學，一邊在多間報館主編副刊，大量推介現代主義文學與理論，包括《香港時報》「淺水灣」、《香港快報》「快活谷」、《快報》的「快活林」與「快趣」、《星島晚報》「大會堂」等。六十五歲時，劉以鬯創辦《香港文學》雜誌，提攜了六Ｏ後與七Ｏ後香港作家，可說一手促成了香港幾代本土作家的成長。劉以鬯承先啔後，是香港現代主義發展的基石。

察看香港電影與文學的互動

論劉以鬯文學的藝術魅力與價值，其中最為人樂道是香港導演王家衛電影《花樣年華》。梁朝偉更憑該片獲得康城影帝的殊榮，蜚聲國際。劉以鬯文學作品《對倒》啔發王家衛電影《花樣年華》，坊間很多人以為兩者關係是來自內容上的改編，實際上兩者的關係是來自音樂結構，是形式上的啔發。我們看到劉以鬯文學的特色，如何幫助香港電影，走向世界。

另一個較少人注意的是，我參與編寫杜琪峯導演的電影《奪命金》，當中何韻詩飾演的銀行客戶經理一節，形式上受劉以鬯《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的啔發。該電影先後榮獲台北金馬獎等中港台三地的「最佳編劇」殊榮，並且奪得亞太影展「最佳電影」。可見劉以鬯文學的力量，具有跨越媒體的藝術特性，更有跨越本土，走向世界的魅力。劉以鬯的作品同樣不限於香港，自一九八八年《對倒》翻譯成英語，他的作品先後翻成多種語言，包括日語、法語、意大利語、法蘭德斯語、葡萄牙語等。最近亦有《酒徒》英譯計劃。

如果香港文學有獨特的文化特色，能夠在世界佔一席位，電影跨文化的世界語言特性，可否幫助文學走出去呢？二ＯＯ九至二Ｏ一五年長達六年時間，我為劉以鬯拍攝文學家紀錄片《1918》，就是在這個語境底下。我認為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如何界定這種跨媒體實驗的成功與否？一部成功的香港文學家紀錄片的定義，不僅可以為熟悉香港文學的讀者看得明白，連沒有看過該作品或不認識該作家的華人都能看得入神。最後，連完全不懂華文的人，甚至從未來過香港，不知香港文化的外國人，通過紀錄影片，可以認識香港文學，認識香港文化。

《劉以鬯：1918》和《也斯：東西》兩齣紀錄片，其實我是同期開拍，同期完成。二Ｏ一六年三月至六月期間在香港公映，公映期間的場次反應很好，《1918》更有多場全爆滿。其實影片最先在二Ｏ一五年十二月於台灣環島公映，頗獲好評。影院公映之後，台灣大專及文化界邀請我帶着兩部影片，環島巡迴演講，其間有的大學更斥資放映，先後遊歷國立臺灣大學（台北）、國立清華大學（新竹）、中興大學（台中）、靜宜大學（台中）、國立成功大學（台南），同時應邀成為二Ｏ一六年台北文學季壓軸活動講者。同年四月在澳門有放映兩片，六月在新加坡舊國會大廈亦有放映兩片，設有映後談與公開講座。這些東南亞之行的經驗，讓我有一個好好反思香港文學與香港文化的前途和位置。

劉以鬯留給讀者的珍寶

香港觀眾的反應，是教我喜出望外的。以香港文學家為主角，用電影長片規格來拍攝及放映，在香港電影史上是很新的類型。很多觀眾反而鼓舞了我和團隊，這麼多年的堅持是得到欣慰的。不少觀眾因為這兩齣電影，更深入認識這兩位香港文學家和香港文學。透過電影推廣文學的策略，算是得到一點肯定。後來受到香港大學等不同大專院校邀請放映或講座，先後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文學節」、「明報小作家培訓計劃」等活動邀請放映，其中亦有嶺南大學的長者包場。可見觀眾層面的廣泛，長幼不分，階層不一。文學在香港雖然邊緣，但是其內涵是豐富有趣，充滿本地思想和文化。通過紀錄片的推廣，有助向大眾市民推廣香港文學。隨着現今香港市民品味提升，觀眾更關心本地文化，這種有文化素質的電影可以吸納更廣泛的香港觀眾。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大學放映時，當地觀眾對香港歷史很感興趣。東南亞之行，讓我感到香港文學的邊緣性。很多台灣年輕一代，他們通過紀錄片，才認識原來香港有一位這麼厲害的作家。有些台灣影評人從來不知王家衛導演的一個重要靈感泉源是——劉以鬯。他們紛紛找劉以鬯的作品來讀，並翻看王家衛的《花樣年華》與《2046》，有不少新的發現。因應紀錄片在台灣公映，亦成功爭取行人出版社支持出版台版《酒徒》、《對倒》，讓更多台灣讀者認識劉以鬯。新加坡更有很多觀眾喜歡《1918》中新加坡片段，讓他們發現香港作家與新加坡的連繫。有些觀眾更直言，一直懷疑香港文化水平不高，影片令他們對香港有耳目一新的看法。

我們讀劉以鬯的作品會發現，愈後期的作品，劉以鬯的香港情感愈濃烈。中篇小說《過去的日子》以半自傳形式紀錄了一位作家從上海、星馬到香港輾轉奔波的前半生個人經歷，思考大時代變遷與文學家個人掙扎的關係，末處刻劃了劉以鬯面對定居香港的抉擇，躊躇滿志，患得患失。微型小說〈動亂〉（1968）以死物角度記述香港六Ｏ年代暴動，作家以新穎手法，回應時事變化，發人深省。中篇小說《鏡子裏的鏡子》（1969）運用多重意象互相重疊的手法，描寫一位在中環工作的小企業老闆內心世界。劉以鬯敏銳的目光，關心這些香港商業社會繁榮背後，人際關係的疏離與個人的孤獨。長篇小說《島與半島》（1973-75）受到美國作家杜斯．帕索斯《美國》三部曲的啔發，運用即興回應報紙時事的新聞體方式寫作。這本作品混合使用寫實與虛構手法處理新聞材料，勾勒香港的歷史面貌，是一部較少人注意的野心之作。用今日眼光重看劉以鬯小說，可以看到不少香港舊有的社會情懷，這些都是劉以鬯留給讀者的豐富而寶貴的香港資產。

劉以鬯文學研究其實不囿於香港本地，而是更多不同國家地方的學者參與。二ＯＯ九年，我當時與梁秉鈞教授召集之下，舉辦「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學術研討會，是歷來首次以劉以鬯為研究對象的學術會議。與會學者分別來自內地、香港及日本。大多數研究不再停留於單篇作品的藝術分析，而是傾向劉以鬯作品綜合性的研究與討論，研究方向有傳承與意義，藝術手法的轉化與創新，以及劉以鬯作品的影響與比較。二Ｏ一Ｏ年，會上發表的文章經修繕後輯成《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一書，是為劉以鬯學術研究重要專著。劉以鬯研究，逐漸成為一門超越香港文學範疇的學問。

航向世界

劉以鬯研究，在前人努力下，已對他經典作品的藝術元素，有頗深入的研究。展望劉以鬯研究，未來更需要着力的是媒體與文化方面的研究。尤其近年「出土」更多劉以鬯的作品，這些作品大多雅俗共賞，甚至有些是暢銷的流行小說或三毫子小說。在嚴肅的藝術規訓以外，我們需要更多香港歷史、文化意義上重看這批作品。例如二Ｏ一一年出版原刊於《快報》的《吧女》（1964），讓我們看到當時妓女的生活，她們受到各種虛偽鄰居的歧視與偷窺，都是社會看不到的陰暗一面。二Ｏ一六年出版原載於《星島晚報》的《香港居》（1960），深入描寫了當時香港的包租文化。我們可以看到香港五Ｏ至六Ｏ年代業主、二房客與三房東之間的微妙關係與心態，「親密」居住環境下住客與住客之間，在生活上如何互相影響，互相容忍，互相吵架。香港居住環境下種種扭曲的生態，放諸由「籠民年代」過渡到今日的「劏房年代」，極具趣味和意義，是反思香港歷史與文化重要的材料。

劉以鬯一百年，代表着香港文學精神的不朽和傳承。我帶着不卑不亢的姿態，向海外介紹香港文學、香港電影、香港文化。劉以鬯作品不僅僅是一種藝術，而是代表着香港文化的一種品味，可以作為世界認識香港文化的一個窗口。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但是一個文明的國際都會，更需要有自己的語言、文字和文化。如果我們遊歷布拉格，會想起卡夫卡；我希望將來世界各地的遊人來香港，會知道我們有一位傑出作家──劉以鬯。

（作者寫於六月九日）

（原刊《明報》二Ｏ一八年六月十日。刊出時，題目被編輯改成〈一同尋回百載潮濕記憶〉，現恢復作者原題。）

劉以鬯的文學遺傳
文：董啟章
編輯：彭月

劉以鬯，《1918》劇照。（創意文化工作室提供）

《對倒》作者：劉以鬯 出版：獲益／香港，2000

我和劉以鬯先生只有數面之緣，全都是在文學活動上。每次知道前輩在場，也會主動上前打招呼。每次他都以懇切的神情，勉勵我要繼續努力創作。我跟先生的個人交接很少，但在精神上，他是我的香港文學啟蒙者，無論是閱讀上的還是創作上的。我是到了大學時代（八十年代下半）才知道有香港文學的存在，才認識到香港也有文學作家。當時接觸到的三大代表人物，就是劉以鬯、西西和也斯。《酒徒》、《我城》和《剪紙》，也就成為了我心目中香港文學的三座神山。

其中劉以鬯令我感到特別驚訝的，是他本來並不是香港人，而是來自上海。但是，讀他的作品卻完全不會懷疑那不是一個地道香港作家的文筆。雖然他的小說也常常提到童年和青年時代在內地的生活，甚至滲入一股強烈的南洋風情（他曾經在新加坡工作和居住），但這些異於香港的成分，卻和本地生活經驗毫無隔閡地並置和融合，形成了一種複雜的質感和多重的視覺。這絕不是今天簡化的「本土」標籤可以涵蓋和解釋的。

香港文學基因

劉以鬯作為「香港作家」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他雖然是南來文人，但完全融入地道文化和生活，以香港作家的身分寫作，並且在編輯的位置上竭力推廣香港文學。另一方面，他很有意識地以「香港」為他小說的描寫對象，從微觀的日常生活細節，到宏觀的城市發展，都有鮮活的刻劃和獨到的呈現。所以，到今天我們所有的文學後人，都會一致地把劉以鬯先生作為「我們的作家」去敬重、去懷念。但我認為，我們不要忘記他的特殊背景，因為這也是香港文學本身的特殊背景。甚至可以說，這當中藏有香港文學的基因。

這種香港文學基因，我們可以往劉以鬯的作品中追尋。《酒徒》固然是他最經典的長篇，但最鮮明地呈現出基因結構的，應該是一九七二年的《對倒》。《對倒》分為長篇和短篇兩個版本，兩者就創作意念來說沒有分別──以集郵學的「對倒」（兩枚郵票正反相連）為意念，以雙線交錯的手法，描寫互不相識的兩位主角某天生活的對照。在這部小說中，可以提取出來的對照點可謂層層遞進，揭之不盡。最表面的是男性（淳于白）與女性（亞杏）、長者與少年、衰老與青春、理性與感性、道德與欲望、外來（南來男主角）與本土（土生女主角）、過去與未來等。這些對立的特性分別派發在兩個主角身上。但是，另有一系列的對照點，卻是同時出現在兩位主角身上的，例如現實與理想（想像）、外在與內在、物質與心靈、集體（社會）與個人、他人與自我等。從更高的角度審視劉以鬯的書寫，又顯現出另一層次的對照點——嚴肅與通俗、傳統與現代、創新與繼承、西方與中國、大陸與海外（香港、南洋）、外來與本土、形式與內容、寫實與虛構、藝術與生活等。這三層的雙線結構，從單篇《對倒》中互相交纏，上升到劉以鬯書寫的整體，再而擴展至整個香港文學，形成了美妙的雙螺旋鍵結，也即是上面說的香港文學基因。

香港文學的特徵

我們不妨把劉以鬯的小說，讀成香港文學的基因圖譜。基因結構的根本形態，就是非單一的雙螺旋糾纏。永恆對照的二元線索，以多重組合的代碼互相配對，衍生出新的信息和意義，情况就像DNA雙螺旋通過不同的鹼基排序和鍵結，製造出複雜多變的有機物質、細胞、器官，甚至於整個身體。而男女染色體的結合，又衍生出完全不同的新個體。劉以鬯的作品說明了，創造力本身就是這樣的對照重組，而《對倒》非常精妙地演示出這個根本道理。所以，劉以鬯的非香港背景和經驗，不是可以忽視或者排除的偶然。不是「雖然他來自內地，但卻（全盤地）變得很香港」；而是，「他之所以很香港，（局部地）因為他來自內地」。劉以鬯文學的雙（多）重性和對倒性，建基於他的時空移動（遷徙）經驗，以及由此而來的開放和包容。而這就是香港文學的特徵。

雙城對倒的必然

我絕不是說，香港作家要有內地背景，或者香港作家都受到內地文學影響。只要看看也斯，看看西西，看看在香港成長的本地作家，我們也可以看到上面所說的香港文學特徵──雙螺旋基因的繼承──只是側重點可能有所不同。甚至是戰前的作家，香港文學開創期的一代，他們的文學基因也不可能是單一的、沒有對照結構的。侶倫、謝晨光、張吻冰那一代，立足的地方雖然是香港這個南方小島，但參照的卻是全國性的現代白話文文學，特別側重於上海的現代派，而上海的現代派又跟西方現代文學有所參照。由此觀之，劉以鬯之來自上海，是這個「雙城對倒」的必然了。

個人作品中的時代標記

劉以鬯先生接近百歲高壽，見證了同樣接近一個世紀的香港文學發展。遺傳基因的說法當然不只是強調繼承和不變的一面，也同時包含了演變甚至是突變的可能。所以，戰前一代、戰後至回歸一代（劉以鬯的文學生命期），以至回歸至今的一代，很明顯經歷了多番的變化。但是，無論是怎樣的變化，我們也要切記和警覺，不要輕率地切斷配對的鍵結。正如生命建基於基因的雙螺旋，「對倒」幾近文學的根本模式。「對倒」不是二元對立、黑白分明、互相排斥，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鏡像相連。單一而固定的「本土」和「自我」是不成立的，反之（全然的「外來」和「他者」）亦然。

我曾經連續十八年，在中文大學教授「香港文學欣賞」，書目上包括劉以鬯的《對倒》。每個學期的第一次功課，也有一題《對倒》改寫，要求學生模仿《對倒》雙線對照的形式，創作一個當下的故事。十八年來，從回歸之初，千禧的到臨，經歷了不同時代的政治、社會和經濟事件，以及種種科技用品、流行文化和生活風尚的改變，每一年的學生都把自己親身經歷的成長和時代，轉化為小說形式。金融海嘯、自由行、新移民、社區保育、反高鐵、反國教、雨傘運動……這些時代標記都進入他們的作品中，在當中有對立的思想、相異的立場。雖然到最終每人都有自己一面的見解，但至少這是個反思的過程，是個代入不同角度的嘗試。

產生屬於自己的事物

因為是通識科目，學生來自不同學系，大都沒有文學閱讀的背景，更不要說寫作了。但是，多年來我見過無數令人驚喜的功課，就算未能算是優秀的文學作品，也至少是可讀、可思、可感的篇章。這是很多同學第一次寫小說，也很可能是最後一次。這是他們人生中唯一一次的文學創作，而他們在這個獨一無二的創作經驗中跟劉以鬯相遇，實現了另一種的「對倒」。《對倒》是一個神奇匣子。任何人把自己的東西放進這個奇妙的結構中，都可以產生出屬於自己的事物。劉以鬯先生留給我們的，不只是不朽的作品，也是這些作品所代表的，創造世界的形式──雙螺旋黃金結構。

（《明報》二Ｏ一八年六月十四日）

董橋悼劉以鬯

劉以鬯創作的《酒徒》成為中國意識流小說經典。

「劉先生一生為人耿直厚道，是當年南來作家之中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位。我之所以走上傳媒、走上寫作的路途，劉先生的鼓勵太重要了，他給了我發表作品的機會，也帶了我結識許多前輩的緣份。

劉先生帶着早年上海文壇的經歷，來到香港開拓新的文學途徑。他的《酒徒》我最喜愛，也最受影響。那部小說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里程碑，運用意識流手法比許多西洋作家都成熟，都高妙！那部小說的文字真正為白話文學開闢了一條康莊大道，是美好中文的範本，一定傳世。

在香港這個商業掛帥的地方，劉先生默默的努力終於給香港社會造就了一座精神上的後花園，讓我們有信心在功利主義的喧嘩中抱守一份堅持，一份執着，一份驕傲！」

（《蘋果日報》二Ｏ一八年六月十日）

晚年劉以鬯印象記
鄭明仁

劉以鬯百歲高齡仙逝，傳媒以大篇幅報道，顯見劉公在香港文壇的重要性。我和劉以鬯夫婦相識於二〇一三年，是鑪峰雅集會長羅琅介紹給大家認識。其實，我早已認識劉公，只是不敢高攀。劉公比我早十年定居太古城，據說他是以稿費「一炮過」買下太古城單位，一住就是幾十年。劉公劉太經常結伴在太古城歎茶，歎完茶兩人便「分道揚鑣」，劉太到商場超市閒逛，劉公到商場的文具店賞「卡」，生日卡、聖誕卡、各種各樣的祝賀卡，看得心花怒放，劉公一直對圖案設計很有研究，從早年收集郵票，到後期的印刷品設計，他都有濃厚興趣。文具店店主許先生知他是大作家，也就任由他在店內細心欣賞，不敢騷擾他。

太古城附近康怡廣場的商務書店，也是劉公常到的地方，書架上有一行專放劉以鬯的著作，劉公像巡視店務一樣，每周總有三幾次在康怡商務出現，離開前不會忘記買一張卡帶回家。店員見有讀者買劉公的書，有時會溫馨提示：「劉先生常來這裏。」似在暗示下次可碰碰運氣來找劉公簽名。

太古城商場是劉公晚年的安樂天地，平安、快樂。酒樓有他喜歡吃的叉燒酥和沒有鮑魚的鮑魚雞粒酥，我見過他連盡三件叉燒酥，吃得很開心，一百歲的人瑞，像小孩子一樣。以後，再看不見劉以鬯的身影，我們只能從他的著作尋找他的文學內心世界，只能用記憶去留住他的流風餘韻。

劉以鬯伉儷於太古城Pacific Coffee。鄭明仁攝於2018年4月18日。

（《明報》二Ｏ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陶瓷》是劉以鬯先生1971年在《明報晚報》連載的小說，1979年由香港文學研究社結集成書。《陶瓷》通過描述香港陶瓷市場受文革影響所引起的波動，揭出慾望如何將人類當作玩具。題材創新，符合劉以鬯先生堅持的「與眾不同」寫作風格。

（Ming Yan Cheng臉書二Ｏ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我敬重的劉以鬯先生一路好走
吳卡密

曾有那樣的機會和您談話，謝謝您。

抗戰時劉以鬯先生在重慶編寫《掃蕩報》，由於搜集情報靈活，所以黃少谷對他很好，抗戰勝利後買機票給他回到上海，接著劉以鬯先生說：「我爸爸在抗戰期間的上海逝世。媽媽把爸爸剩下的錢分給我和哥哥，由於非常醉心於文學，我拿到錢便想辨間出版社。

抗戰期間，姚雪垠在茅盾主編的香港《文藝陣地》發表短篇小說《差半車麥稭》，我認為這是當時最好的一篇小說。

回到上海後聽說他常出現在上海虹口廿四層高的「國際飯店」，這是當時最高的建築物。三樓是咖啡廳，我就約了徐昌霖和姚雪垠在那裡見面。便邀請他住在我的出版社，他寫什麼我便出版什麼。

談及他所創辦的「懷正出版社」，描述當時情況栩栩如生，也談到當時出版的書就屬徐訏的《風瀟瀟》最賣座，讓出版社不至於虧損。

到了香港，他依舊想出版辦雜誌，他從小便有兩個理想：辦出版社跟辦文學雜誌。從1985年主編《香港文學》一編就是15年，他兩個理想都實現了。

（吳卡密臉書二Ｏ一八年六月十日）

劉先生逝世
關夢南

劉先生逝世，報紙邀我寫稿，我拒絕了。死者為大，說一些「不尊敬」的話，對大家都沒有好處。但近周面對鋪天蓋地的讚譽，部分不盡不實，不得不在這裏說幾句話：1. 《酒徒》是以內心獨白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小說，並非意識流（見鄭樹森教授著作及何福仁先生前此刊於字花的文章），再說「內心獨白」，劉生也不是第一人。我這樣說，完全無損於酒徒的文學價值；2. 有人尊稱劉生為「文學巨匠」與「文學泰斗」，是過譽了，極其量是優秀的小說作家，何謂「泰斗」，大家比我清楚；3. 劉生六、七十年代生活中產，可以選擇寫或不寫，並非生存於生活的夾縫或如他所言「腳踏兩頭船」；4. 有人說他「提拔」了西西和也斯，也不是事實，西西於快報寫專欄時約三十歲，前此已發表不少作品，如三毫子小說，亦得過中周小說獎。至於也斯的情況也相近。故用「鼓勵」較恰當。再說一點：《香港文學》資金來自何處？近二十年虧蝕而不倒，是否海外華文統戰工具？此點或可存疑。

（Kwan Muk Nam臉書二Ｏ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酒徒》確是華文第一部意識流小說？
馬家輝

劉以鬯先生離世，接受傳媒訪問的作家無論年輕與否，無不談及小說《酒徒》，無不依憑印象或自行判定「這是中國第一部意識流作品」；對此說，其實鄭樹森早於十七年前的《小說地圖》書裡已提過異議。

鄭樹森適時任教於香港科技大學，據說是個「神秘人」，長期居於酒店房間，埋在房內研究著述。我偶爾想像酒房員工在清理房間時看見他的如山藏書，會否驚嚇得手足無措、通知經理，經理又會否要向鄭先生索取服務附加費。鄭是低調的學者，多年來於兩岸文壇發揮沉默而強勁的推動角色，五年前結集了《結緣兩地：台港文壇瑣憶》，是極有意義的個人回憶錄，更是極重要的當代華語文化史料，時代身影進出往來，以不同的方式共譜了一首又一首的悲喜曲目。

在《小》書裏，鄭先生指出：「過去一般論者均將內心獨白視為意識流，這其實不大正確。不少小說都有內心獨白。任何以第一人稱來敘的小說就可以有大量的內心獨白，甚至用『我』來寫日記，寫下『我』的思想與感受，一如自言自語，這些也是內心獨白，與戲劇在舞台上的個人獨白十分接近。而加上自由聯想才能算是識流的原因，是因為在喬伊斯的《尤利西斯》裏，每當第三人稱的主角對外物心有所感、自言自語時，這些獨白式的描述，會以非常隨意的方式不斷跳躍。而這跳躍往往由各種外在刺淚或內在關聯而引起。」

鄭樹森以喬伊斯作品為例，指出西方文壇對意識流為界定是「內心獨白」（interior monologue）加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 缺一不可。他具體說明：「例如，上一句可以是描述他正在想及的事情，而那事情涉及時鐘，就會立刻跳到童年時候對時鐘的回憶；而時鐘有數字，下一句可能就會跳到做數學習題的記憶，又由做數學習題跳到一位老師，想及年輕時老師如何教他。」

換句話說，鄭樹森認為：「中間的聯想沒有邏輯關係，因而是『自由』。而由於『自由』聯想是跳躍性的，只是由一物一事，隨腦海的內在邏輯引出另一事一物，於是那種大段落的內心活動便顯得頗難理解，欣賞時要連起前文後語、一整段地去看其間跳躍性的牽連與發揮，這與一般舞台上的、完整而有邏輯的內心獨白截然不同。」

劉以鬯《酒徒》常被稱為「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好作品就是好作品，好作家就是好作家，第一與否，無損也無添作品的文學價值和作家的藝術貢獻，但就文學史而言，擺定「第一部」的相對位置，倒不見得是一椿完全沒意義的事情。

如前述，鄭樹森《小說地圖》談意識流小說需有兩大元素：內心獨白，自由聯想。欠缺其一即跟文學界對意識流的一般定義有別。依此判準，鄭樹森指出：「由這角度來看，台灣小說家王文興《家變》很明顯是意識流的作品，當中的內心獨白就加上自由聯想的經營。而杳港小說家劉以鬯的《酒徒》，則只能說是一本內心獨白的作品。當然，廣義而言，兩者都是心理小說，只是對讀者有不同的挑戰而已。」

除了王文興，鄭樹森也談到白先勇的《遊園驚夢》：「他一開始時也用了類近珍奧斯汀及福樓拜的手法，即盡量以角色的觀感及角度來描述人物心理……可以說，1949後首次真正運用意識流的小說，以白先勇這篇最為明顯，雖然小說襲用《紅樓夢》的語言與筆法，所寫的也是《紅樓夢》式的興亡滄桑主題。《遊園驚夢》在處理錢夫人在台北竇夫人公館裡的一段回憶，明顯採用內心獨白加自由聯想的跳躍、非邏輯、割裂的描寫，可以說是當時極具開創性的實驗。然而，因為在整篇小說中所佔的篇幅比例不大，因而很多欣賞白先勇小說的讀者反而忽略，但，假如要找一個比較容易處理的意識流例子，白先勇《遊園驚夢》這個核心小部分，對一段讀者而言，可能比王文興的《家變》及《背海的人》來得更易理解。」

不管是否意識流，無論是否第一部，《酒徒》之於劉以鬯和之於華文創作，皆有關鍵位置，這便足夠。作家交出了作品，作品進入歷史領域任人論斷，再跟作家無涉，作家回頭察看文學史上的此說彼說，往往反而變成讀者／觀看者，另有一番陌生的趣意。我相信，唯有作家最懂自己的重量與輕盈，其他任何說法都只是颱風分析與報告，並非颱風本身。

我生平唯一發表的詩作，好多年前了，《蔡元培墓前》，刊於劉以鬯主編的《星島晚報》「大會堂」副刊上。因字跡潦草，刊出時把名字印成「馬永輝」，我寫信抱怨，劉先生親筆回復致歉並鼓勵，可惜找不回信函，一切只在腦海，化成一串深藏的意識，供我自個欣賞。

（馬家輝臉書二Ｏ一八年六月十六日）

談情一世　百年不孤寂
劉以鬯最後訪問　只在意老婆

撰文：冼麗婷

今年4月18日，劉以鬯在妻子陪同下，從太古城的家走了一趟商場。冼麗婷攝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八日，一百歲老報人作家劉以鬯，從太古城的家走了一趟商場。

在十分鐘路程裏，走過馬路，經過紅綠燈，他坐在兩個滾動的巨輪上，後面是太太羅佩雲。還不過是兩年多前，他看見家裏買了輪椅，就叫太太快把它丟掉。

一百歲老作家是可以站起來的，但一生走很多了，十分鐘滾動時光便能到商場，那也是很好的一闋午間流動小品。

他停留在以黑色與白色方格作裝飾的法國年輕服裝店外牆前，等着身邊人的安排，安坐像個乖孩子。這一刻，到底是黑色裏的白色，還是白色裏的黑色，都不再重要。

為他拍攝紀錄片的內地媒體攝影隊伍，安排好五樓咖啡店一角。老作家與一生共度的人對坐，不明白為何要有幾個鏡頭對準他，沒耐性說：「影好啦！」這時候，他是一個權威的男主人，私人的空間是重要的，他還是有能力拒絕侵擾。

劉以鬯夫婦與為他拍攝紀錄片的內地媒體攝影隊伍合照留念。

劉以鬯說在家寫作，都是開了收音機的，《酒徒》就是這樣一天一天寫出來的。《酒徒》劇照

不少讀者昨日在書店駐足翻閱劉以鬯的作品。何家達攝

作家的路：「那是不需要鼓勵的，只要喜歡，他就會用各種方式去走這一條路。」

喝一杯熱朱古力，吃一件美味蛋糕，都有太太送進嘴裏，這是最快樂的一百歲談情。好好享受人生，一世紀了，他知道自己想要甚麼。

活一百年，朋友還剩幾多？劉太說，「這年紀，沒朋友的了。」劉以鬯清醒得很，無論走到那裏，最在意的，是身邊有沒有「老婆」。

今天，能跟劉先生握一下手，報上名字，已經是深度溝通。記者2013年訪問劉先生的時候，跟他談過如何鼓勵年輕人當作家，以及寫作之路，用當天的紀錄，回望百歲作家的想法，這是永恆的劉以鬯。

「那是不需要鼓勵的，只要喜歡，他就會用各種方式去走這一條路。」劉以鬯說。作家的路，他走了很遠。在上海長大，父親是國民黨黃埔軍校第一批英文繙譯官，他認為寫作是從小培養，從一年級開始，他寫的句子就被老師貼堂，他認為，做作家、寫東西，一定要與眾不同。因為讀二年級時資質已經超越同學，老師讓他跳升至五年級，所以只讀了四年小學。

編輯的路：「我來香港時，買份報紙看，第一，副刊編輯不懂怎樣畫版樣。」

「香港是不是個創作好地方？」

「這個好難講，我來香港時，買份報紙看，第一，副刊編輯不懂怎樣畫版樣。」劉先生說。劉太說他畫版樣很出色。「我在重慶已畫版樣，國內副刊版樣天天變的，他（香港）沒畫版樣，一年都是一樣的，這些不好。」他接手編《香港時報》副刊，天天版樣不同。

說到寫作空間，香港自由社會沒有限制，他每天在家裏寫作，不需要太寧靜，都是開了收音機的。「他喜歡模型，一路砌一路寫，我們家裏好多模型，他好喜歡小玩意。」劉太說。《酒徒》是這樣一天一天寫出來的。

「《成報》老闆找我，覺得我特別，對白都分行的，但他都不反對，他都接受。」老作家五年前說。

寫作的路：「寫稿一定要有些與眾不同的idea，未必是好的，但總要有。」

「香港生活環境，如何影響你寫好題材？」

「你寫稿，寫過的不會再寫，一定要有些與眾不同的idea，未必是好的，但總要有idea」。Idea想是一個人寫作時的思想與精神，有idea，筆觸才有方向，如《對倒》是有一個原整的意念。為了尋找idea，他每天接觸新事物，看報是必然，多看英文書而少看英文報，因為看中文報章都看不完了。

「與香港文化界有深刻交往嗎？」

「他與香港文化圈沒有特別交往，反而年紀輕的文藝青年，可以用他的稿就盡量用。談文藝都有，但大家都沒空，朋友好少，大家都忙，獨立寫稿，不用應酬。」劉太說。

報人的日子，天天在紙裏行走一個世界。「我告訴你，我在上海報館做過老總、編輯，抗戰時，我在重慶，中國有七間大報，兩間副刊是我編的，來港差不多半世紀在報紙（和雜誌）裏，報館的情況，每地方不一樣，我們中國人，對中文好重視，寫好多文章在報紙上。」

求學的路：「我是聖約翰大學畢業，中文自修，讀英文，特別喜歡海明威小說。」

「那時每天要寫幾多稿幾多字？」

「不一定，但好多的，重慶《國民公報》，四川人自己辦的報紙，知我編副刊有特長；另一《掃蕩報》，請我入去，因為我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英文好，要我聽收音機，聽世界新聞，聽電訊然後寫成報道，因為打仗找radio好困難，一邊聽，一邊寫，專聽新聞，收音機收土耳其新聞容易，從土耳其的英文新聞，世界廣播，把好特別的新聞變成中文。有一宗國際新聞，英文報告，說日本艦隊總司令陣亡，我不懂日文，用一句寫日軍艦隊司令被打死、陣亡，重慶其他報紙沒此新聞，只有我有此新聞，我好擔憂，怕錯，後來發佈，證明我是對，老闆寫信讚揚。」

他在聖約翰大學讀主修哲學及政治，西方小說，從小就看了。

「讀政治哲學都是英文，我是聖約翰大學畢業，中文自修，讀英文，特別喜歡海明威小說，有好多作家作品不了解，海明威作品較易了解和接受。莫泊桑有一篇小說，也接受。在聖約翰時候讀了兩年法文，因為蠢，不能接收，和她（劉太）到巴黎，是幾十年前了，有人問『Parlez-vous francais?』我說：『 Je ne parle pas.』是一位法國官員問我識講法文嗎，我會說不會講，普普通通一兩句還可以。」

打仗時在重慶，勝利時去了上海，解放前來香港，劉以鬯四一年大學畢業，四八年來港。最初沒想過長住，因為在上海搞出版社，搞新文學叢書。「堂姐在港，她住灣仔，我在酒店租一個房，來港後，發覺海外發展做不了，北方書錢全部收不到，勝利後，香港發展不到，後來，跟着寫稿，做報館，入《星島》，國內人來港辦報，要收國內副刊編輯，《香港時報》副刊我編，到新加坡前入《香港時報》，到新加坡後，1957年後也是《香港時報》，編文藝副刊淺水灣很出名，後來到了《快報》。」

如他筆下，海明威來到香港都要寫武俠小說，林黛玉也要交租。在《酒徒》裏，劉以鬯寫過：為了生活，走過庸俗路線。在香港，撰寫商品固然可換取生活的安定，但終究是無聊的。一九八五年一月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任《香港文學》總編輯。

記者對劉以鬯先生最遙遠的感覺，是一張報紙和一本雜誌。一個報人的影響力，從小到大，從遠到近。數十年滋養，那是曾經的生活。七十年代《香港時報》是小時候看的報紙，九十年代《快報》是曾工作的地方，但兩個時代劉先生都先後離開兩張報紙。夾在中間的八十年代，中學時爸爸買報紙，要他一併「加碼」多買一本《香港文學》，有時是自己花零用錢買，有時在學校圖書館看。當時看長文章不太理解，也出於本性，特別喜歡看裏面的新詩。雜誌的內容、編輯及設計對當時的我來說，悅目新鮮。不想讀書的時候，對着這樣的雜誌一個小時，就覺無愧於心。

尤其記得有一位作者的詩，寫到一個當時無法接觸的意境，大致是，久經等待，終於：一抹嫣紅灑在雪泉之上。那時候，心裏面開了一雙眼睛似的，沒有疑惑。純淨的美麗，人生要做的一切，自自然然就領略了。等待，其實是誠意，沒有人知道發生的時間。塵垢是外在的，包括顧忌話題，看你怎樣描述，看你如何想，如何對待。

文學的自主性，能賦予生活與生命意義，寫作的人，一切，要有idea，要與眾不同。報紙文章，百年不孤寂，走到一百歲的老作家劉以鬯，再走天堂新路。
撰文：冼麗婷

（《蘋果日報》二Ｏ一八年六月十日）

回顧過去　展望未來
──記《香港文學三十年》座談會

（馮偉才按：下文是1981年《新晚報•星海》主辦的「香港文學三十年」的硏討會一部份。一直想把這個座談會紀錄和一些討論文章出版一本小書，但苦無機會（自己也不積極）。前幾年得到一位畢了業的副學士同學Suki 的幫助，把報紙文章重新打字，在此向她致謝！

這個座談會有些論點看來已不新鮮，但當年則是當事人的第一手資料。）

馮偉才：今日上半部是介紹香港三十年來的文藝雜誌，但實際上三十年來的文藝雜誌當然不單是方才所說的那十多份。還有很多文藝雜誌我們沒有提到，大家只要看看那個年表便知道了。我們知道只提那十多份文藝雜誌是非常不足的，比如六十年代，就出現過所謂「文社潮」（大專界或在社會工作的文藝愛好者組織文社的風氣），我們實在沒有時間再說下去，但我希望在座的朋友中，如有熟悉的，也可提出來。這裏，我還要補充一下六Ｏ年由劉以鬯先生主編的香港時報《淺水灣副刊》。劉以鬯先生是我們邀請了的，但他說不定來不來……現在，他坐在上面，我們就請劉以鬯先生介紹一下《淺水灣副刊》。

《淺水灣副刊》

劉以鬯：我在香港編了三十年副刊，大多是媚俗的，只有《淺水灣》另外。我趁這個機會講講，《淺水灣》對台灣的現代文學，是有過一點影響的。在台灣有一部份人認為我們香港沒有文學，這個我可不同意。以《淺水灣》為例，它出版於台灣《現代文學》之前；再前還有《文藝新潮》。它們都是先於台灣的《現代文學》鼓吹現代主義文學作品的。五八年至六十年代初期，台灣的《筆匯》也深受《文藝新潮》和《淺水灣》的影響。有一期《筆匯》還轉載了《文藝新潮》一篇翻譯紀德的作品。我編《淺水灣》時，有一個台灣讀者寫信來，他為了要看這個副刊，要乘腳踏車到老遠的圖書館找舊報紙看；這就說明了那時候香港是比台灣更早介紹現代文學。

說回《淺水灣》本身。它不能說培養了多少作家，不過，當時有些年輕作者，的確是受了《淺水灣》的影響，而對文學發生興趣的。像王無邪，他幫我寫了不少稿，有素描、有詩，還有其他文章。他現在是著名的畫家，還是大會堂博物館的館長。此外，十三妹也寫了一個專欄（她前幾年去世了）。還有崑南、盧因、戴天、西西、倪匡、王敬羲等。所以，這個副刊對香港現代文學的發展，是多少起過一點作用的。但後來我因為和報館發生磨擦，離開了香港時報。

劉以鬯先生介紹了《淺水灣副刊》後，一位聽眾問：「香港還有一份《純文學》雜誌，為甚麼不見提及呢？」

馮：是的，本來是應該提一下的。但以我所知，《純文學》實際並不是正式在香港編輯出版的文學雜誌，六十年代中期，台灣有一份文學雜誌《純文學》，由林海音主編。它有一個香港版，由香港的王敬羲編輯（他是台大畢業生），內容主要和台灣差不多，只是加進了一些香港作家的稿子，但大部份都是台灣作家的作品。

香港文學與中國大陸、台灣文學的關係

討論開始，一位朋友問：「香港的文學和大陸或台灣的文學如果是有關係的話，具體的表現在甚麼地方？比較起文學作品時，能否看出來？」

應邀出席座談的小思女士現正研究四九年以前大陸作家在香港的活動，她提出了她的看法：

小思：這位朋友的問題很大，但我只能夠簡單的講講。在四九年以前，香港確是沒有「香港文學」這個概念存在的。大概在一九三七年開始，中國大陸的作家一批批的來到了香港。從他們在香港的報章、雜誌上發表了的作品中，我做了一些輯錄的工作，最後的結果是令我相當失望的。本來我以為他們生活在香港，又在香港創作，應該有一些關於香港的作品，但看來他們只是在香港暫居，把香港作為宣傳文學的地方，而他們的心和眼都是向着中國大陸。尤其是當時是抗日時期，所以他們大部份作品都是宣傳抗日的，間有描寫到香港的作品，就令人非常驚訝。他們好像一個大國君臨小國的樣子，看不起香港，由於香港市民稱他們「外江佬」，部份作家也在文章中自稱「外江佬」。他們認為香港的文化、經濟、政治等都是不夠水準的，甚至覺得這裏的人生活腐化，沒有思想，在他們的作品裏面，提到的香港，都很令人失望。但另一方面，如果說他們對香港的文學有影響的話，也許就是他們當時在香港辦文藝雜誌和文藝活動，的確是栽培了一群年青的文藝愛好者吧。但很可惜到現在我仍找不到這些文藝愛好者去了那裏？

古兆申：正像劉以鬯先生說，香港文學早期是影響了台灣文學，但另一方面，台灣的現代文學後來也反過來影響了香港文學。基本上，以香港和台灣兩個地方來說，提倡現代主義的文學應該是香港先於台灣的，香港在五十年代已出現《文藝新潮》。但事實上，如果再追索下去，《文藝新潮》是承接着三、四十年代中國大陸的現代主義文學的發展的；現代主義文學在三十年代或更早以前，便已介紹到中國來了。如李金髮，就是中國第一個象徵派詩人；創造社的馮乃超、王獨清等，都是中國現代主義的第一代。他們都是受了法國象徵主義（歐洲現代主義比較早的一個流派）的影響。在三十年代，施蟄存和戴望舒編輯的《現代》雜誌，便是提倡現代主義文藝創作的一份刊物。當時來說，比較有成就的現代主義作家，除戴望舒外，還有一部份雖然不是標榜現代主義，但是深受影響的作家如卞之琳、何其芳等。到四十年代，西南聯大的一批年青詩人，如穆旦、鄭敏、陳敬容、王辛笛、唐祁等人的作品，都吸收了歐美的現代主義的技巧或思想。那時候，外國的現代詩人如燕卜蓀（W.Emption）和奧登（W.H.Audon）都到過中國，並發表了不少關於中國的詩作。所以，現代主義三、四十年代已在中國出現；被介紹、被吸收了。事實上，當時的左翼詩人艾青，也受了現代主義的影響。四九年以後，由於整個政治環境的變遷，國內對現代主義採取了批判的態度，而很多評論家則用簡單的評語如「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文藝理論」等，將整個現代主義的思潮否定了。直到最近才再在國內被介紹出來。但在香港，由於沒有這些政治因素的影響，在五十年代的《文藝新潮》上便繼續介紹。

至於說到台灣，五十年代初期有一個三十年代的現代派詩人到了那邊，改了個筆名：紀弦。他出版了一份詩刊《現代詩》，它的風格很明顯的是繼承了三、四十年代的現代主義的傳統。以後，又有《創世紀》、《藍星》這些詩刊的出現。《藍星》有一個重要的詩人覃子豪，是四十年代的象徵主義詩人。他在六十年代的台灣很重要，影響力較大。他們的文藝思想，可能是受了早期的三、四十年代，或者後來香港的《文藝新潮》或「淺水灣」的影響，但到了六十年代中、後期的時候，香港年青的作者所接受的現代主義文藝，便反過來受台灣的影響了。

胡菊人：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的文學三方面的關係，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三個地方因為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思想、社會環境的不同，所以就影響到文學創作的內容和技巧的不同。像劉以鬯先生的《酒徒》如果他不是在香港，而是在中國大陸，他便寫不出這部小說，就算寫了出來，文革時也難逃批判的命運。所以，香港文學是應該和大陸、台灣有所分別的。

蕭銅：我們常說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但事實上，香港現在仍然掛着英國旗。另一方面，香港文學所受的影響，也和台灣文學有相同的一面：一是本地的文學，一是外地的文學。在本港寫作的外來作家不一定像小思女士說的都是來作抗日宣傳。他們有逃難來的，有養病來的，如端本蕻良、蕭紅、駱賓基、葉靈鳳、穆時英等。此外，張愛玲與朱光潛都是在港大唸書；張愛玲還寫過以香港為背景的短篇《傾城之戀》。至於一些一直在香港寫作的，也有從戰前寫到現在的侶倫。到四九年間，郭沫若他們來香港避難時，也搞過不少文學活動，像司馬文森就在香港辦過《文化生活》雜誌。抗戰時期，解放區的作品也有在香港出版的，如《白毛女》與趙樹理的《李家莊的變遷》。四九年以後，也有很多作家到這裏來，已故的有曹聚仁、葉靈鳳等。我覺得這許多老作家在香港都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他們如果在文革前的大陸、台灣，一定受到相當的重視。

討論中還談到香港左翼作家是否被忽視的問題，應邀出席的夏易女士和舒巷城先生都分別發了言，夏易認為，香港左翼作家由於向來埋首創作，很少想到批評或介紹同行的作品。另一方面，以前也由於左、右分裂了很長的一段時間，雙方也沒有互相介紹評論，像大家今日能夠融洽的商談，只是最近的歷史發展吧了。

此外，也有聽眾提到由於電視及港府漠視文學的政策的影響，做成了文學雜誌或文學作品被漠視；文學工作者的自我封閉及小圈子現象；在香港搞文學活動的推廣及策略問題；香港的社會、政治環境與文學的關係等。由於篇幅所限，不能詳細記錄。

（《我們的時代——香港資深文化人資料庫》臉書專頁二Ｏ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許定銘寫劉以鬯

以鬯先生與我

許定銘

劉以鬯先生（一九一八～）是香港文學泰斗，自一九四八年抵港，六十多年來都以編輯報刊及寫作謀生，與香港文壇關係極其密切。《香港時報‧淺水灣》、《星島晚報‧大會堂》、《快報》副刊和文學月刊《香港文學》……，不單水平甚高，對香港文學發展影響深遠，難得的是劉先生編輯方針公開，接受任何方式的稿件，尤其在培育新人創作方面的努力，絕對不能漠視。近五十年來，從香港成長的作家，差不多都曾與劉先生結緣，受過他的栽培與訓練。我相信：這些受過劉先生薰陶的作家們，寫寫他們與先生結緣的經過，一定是本好看的大書，很可能成為香港文學史的一份重要材料。

我與劉先生結緣甚早：自懂得看報起，我家都是《星島晚報》的客戶。那時候大約是一九五五年，我讀小學三、四年級左右，在《星島》副刊撰稿的作家：歐陽天、南宮搏、任畢名、劉以鬯、紫莉、上官寶倫、甘豐穗……都是香港的名家，但我對劉以鬯的連載特別有興趣，因為這個作家的名字，有一個很淺易的「以」字，和一個深奥得當時的小學生字典裏都查不到的「鬯」字，於是我叫他「劉以唔識」。而這位「劉以唔識」當年在副刊上連載的，是充滿馬來風味的奇情小說，亞答屋、山芭、甘榜、頭家、宋谷、腳車……等新奇的名詞，熱情而漂亮的少女，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深深地進駐我八、九歲的心靈。自此，不單認定了這位「劉以唔識」是我追看的作家，還受他的影響，搜尋及追讀過不少有關馬來風俗的書。

劉以鬯的《酒徒》一九六二年在《星島晚報》連載時，正是我剛開始寫作，熱衷「現代文學」的年代，每日黃昏都趕回家去看報紙。那時候在香港要看用意識流及內心獨白技巧寫的小說和散文很少，在報上連載的《酒徒》對我學習寫作影響甚深。而我也發現，原來，寫馬來風俗及愛情小說的「劉以唔識」，還是個文學愛好者，像司馬中原、朱西寧、陳映真等熱愛用新手法創作。

我第一次與以鬯先生接觸，是我一九七Ｏ年成家後的事：那一年新婚，我們租住九龍城聯合道一幢戰後二樓的尾房。兩小口子從父親家的「牢籠」裏逃出來，首次接觸到自由的空氣，以為「天下之大，到處皆可容身」，可以有新的天地新的發展。豈料不足兩個月，某日放學回家，竟發現中門大開，全層樓三對年輕夫婦全遭洗劫了。妻堅持要換住處，每天放學後，周六及周日取消了所有娛樂，我們從深水埗走到旺角，從旺角走到尖沙咀……，希望能租到一間合意的房間安定下來。

時間一星期一星期的溜走，新家還沒有「着落」，那天走累了，到九龍公園的大樹下歇歇。其時正值黃昏，斜陽從樹隙流灑過來，在大地上劃上斑影，遊人在暮色四合的華燈下歸去了……，我們突然湧起了無家可歸的愁緒，相互間緊緊的握着手，悲從中來……。

後來我把這段經歷寫了篇叫〈九龍公園的黃昏〉的散文，投到劉以鬯主編的《快報》去。到報館取稿費時見到劉先生，他關心地問：「找到房子了嗎？」在他可能只是禮貌上隨意的問問，事後跟本不會記得這件事，但他那份長輩對後學的關心，四十年後想起仍覺感動！

見刊於《快報》副刊

劉以鬯談穆時英小說的〈雙重人格：矛盾的來源〉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在《四季》出現時，正值我從現代文學轉到研究中國一九三Ｏ年代作家，對穆時英的小說醉心得很。可惜，那年代要找本原版的三十年代創作讀讀，比「遇仙」還難。於是，我冒昧給劉先生寫信，告訴他坊間流行重印三十年代絕版書刊，好讓愛書人能重讀幾十年前那些精彩的傑作。不久，劉先生來了電話，無條件借給我他珍藏的原版穆時英《南北極》。我重印了一百本，由專門經營運書到各大圖書館的書商，售到世界各地的圖書館去。一九七Ｏ年代的海外讀書人，能讀到《南北極》，必須感謝在幕後提供協助的以鬯先生。

直到一九七Ｏ年代後期，我在灣仔開二樓書店，賣文史哲新舊書及冷門重印書刊，劉先生間中會來搜尋資料，見面的機會才多起來。一九八Ｏ年，業主拒絕續租約，書店要結束了，劉先生對我說：「不開書店了，開個專欄寫寫？」於是，在《快報》副刊我用筆名「午言」掛了塊招牌《香港小事》，每天用三百字，寫香港生活上所見所聞的小故事。連我自己也不相信，即使那年代我兼職多份，每天早上六時幹到晚上十時，忙得一頭煙，也不肯放棄那塊小專欄，居然很有恆心地一寫六、七年，磨利了我的筆鋒，直到劉先生離開《快報》，《香港小事》已寫了超過二千段才停止，大部分後來收進了我的《爬格子年代雜碎》（香港創作企業，二ＯＯ二）中。

一九八Ｏ年代我熱衷賽馬，不單每年幾十天賽事絕不錯過，還研究純種馬血統、訓練馬匹進度及拼搏的模式，圈內人的微妙關係，在馬報上寫每日見報的專欄，提供賽馬貼士，加入皇家香港賽馬會成為會員，是半個專業評馬人，自覺對馬事認識甚深，對投注人的心理有較深入的了解。某日讀報，說一位老人因輸馬過度，終於跳樓自盡。不禁對「博彩」這種遊戲產生了疑惑：

一個人是在甚麼情況下連自己的生命也輸掉了的？

於是，我用資深馬迷「財伯」作中心人物，寫了篇他以性命作賭注的短篇〈財滾滾來〉。 財伯因鄉間妻子患病入醫院，媳婦添了孫兒，需錢應急，於是把全部身家三千元投注到心水冷馬「財滾滾來」身上孤注一擲。財伯本來看得很準，可惜已經勝利在望的「財滾滾來」，最終在終點前搏斷了腳，遭人道毁滅了，而財伯就跑到天台跳了下去……。

1984年5月10日，〈財滾滾來〉刊於《星島晚報‧大會堂》

故事只是極普通的「太平山下」片段，但，財伯研究晨操的記錄，馬匹操練、搏殺及賠率升降的部署，沙圈評馬人與電台評馬人間的對話，投注站內的氣氛，財伯由懷疑到下注，到馬匹領出，最後斷腳時的心理變化……，甚至對話的「廣東話」語氣，都經過精心的策劃，小說寫好後重讀，自覺相當不錯。豈料寄到某報副刊後不久，卻收到無聲無息的退稿，心裏非常氣憤。後來把稿寄給劉先生，並說明是某報的退稿，請他評評理。劉先生笑笑口道：「別擔心，不是你的問題，是他看不懂！」稿很快就在《大會堂》見刊了。

這件事証明了劉先生見多識廣，選稿夠客觀，對每篇稿件都有全面的「視角」。〈財滾滾來〉只是件退稿小事，但在我的寫作生涯上不單起了漣漪，還增强了不少信心與動力。

劉以鬯先生在香港筆耕六十年，創作超過千萬字，左手畫圓、右手畫方，一面以流行小說娛樂他人，一面以創新手法寫實驗小說娛樂自己，並潛心學術研究，埋首寫了《酒徒》、《對倒》、《陶瓷》、《端木蕻良論》、《看樹看林》、《暢談香港文學》……等擲地有聲的巨著，近年受各方重視，獲香港書展年度作家、銅紫荊勳章……等獎項，是實至名歸的！

──2011年11月

（轉貼自《文學評論》二Ｏ一二年六月）

劉以鬯的第一部單行本
許定銘

年近九十高齡的劉以鬯先生（1918—）是本港的文學泰斗，自1948年末抵港後，他大半生於本地從事編輯及寫作生涯，早年以通俗奇情小說為主，套句他自己的話，那是「娛樂他人」的產品；1960年後，劉先生不甘於單純「娛樂他人」，開始了「娛樂自己」，寫了《酒徒》（香港：海濱圖書，1963）、《寺內》（台灣：幼獅文化，1977）、《陶瓷》（香港：文學研究，1979）、《對倒》（香港：獲益，2000）、《打錯了》（香港：獲益，2001）……等極具創意的傑作，為香港現代主義奠基，樹立了一座座里程碑；自1970年代起，更着手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寫下了《端木蕻良論》（香港：世界，1977）、《看樹看林》（香港：書畫屋，1982）、《暢談香港文學》（香港：獲益，2002）……等擲地有聲的學術巨著。

劉以鬯先生在本港的學術地位、文學貢獻，是無庸致疑的。這麼偉大的一位學者，是怎樣成長起來的？他的第一部作品是哪本呢？

據劉先生自己說，他自幼喜愛文學，1933年已參加葉紫的「無名文學會」，接觸文學並開始學習寫作。1941年大學畢業，孤島陸沉，劉以鬯到了重慶，先後在《國民公報》、《掃蕩報》及《和平日報》任職，並從事寫作。1945年冬，回到上海，創辦「懷正文化社」，為徐訏、姚雪垠……等出了不少文學創作。1980年，香港《開卷》雜誌訪問劉以鬯：

問：你的處女作是哪一本作品，獲得成功嗎？

答：我第一篇小說是在讀初中時寫的，登在朱旭華先生編的《人生畫報》上，寫得很幼稚。

第一本單行本《失去的愛情》，於1948年10月出版，是一篇三萬多字的小說，靈感得自一本奧國小說，不能算是創作，雖曾搬上銀幕，卻是十分幼稚的。

易明善的《劉以鬯傳》（香港：明報，1997）更明確地指出：

1936年5月，十七歲的劉以鬯正在上海大同大學附屬中學讀高中二年級的時候，寫了一篇短篇小說，他的同學，後來成為著名漫畫家的華君武，拿給朱血花（旭華）編的《人生畫報》上發表了。這篇題為《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的短篇小說，署名是他的原名劉同繹，有華君武的三幅插畫，這是劉以鬯在報刊上發表的第一篇小說。（頁5-6）

其後，易明善花了千多字，介紹並分析了這篇「通過描寫安娜‧芙洛斯基的流亡生活和特有心態，反映了一個白俄女子的遭遇和命運」的劉以鬯底少作，並認為這篇小說「在藝術上還是顯示了一定的特色」，「從這篇小說的某些藝術處理，還可以發現小說運用了近似新感覺派小說，在小說的人物描寫中，特別是對人物的感官、感覺和心理，寫得頗為細膩，並有某些不同於常規的帶有實驗性寫法的嘗試」。（頁7）

然而，肯定了《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創作水準非一般的易明善，在談到劉以鬯第一本單行本《失去的愛情》時，只簡單地說它曾刊於由沈寂主編的文藝性綜合雜誌《幸福》月刊上，並根據劉以鬯在接受《八方》雜誌訪問時所提供的資料，說此書「曾經在上海拍成了電影，由徐昌霖編劇、湯曉丹導演，金焰、秦怡主演」，完全沒介紹故事內容，分析及評價。這與他討論作品必詳細敘述的習慣不同，不禁令人懷疑易明善沒有見過，也未讀過《失去的愛情》，但他卻利用劉以鬯自己的看法，在沒有比較之下妄下斷語，認為：

《失去的愛情》確實還不是一本成熟的作品，由於當時的種種客觀條件的影響，致使這本小說沒有反映出作者實際的創作水準，甚至在某些方面，還不如他抗戰時期在重慶創作的比較好的作品。（頁46-47）

易明善寫《劉以鬯傳》肯定下過不少工夫搜集資料，沒找到《失去的愛情》不是他的過失，因此書實在罕見，我翻查了中國現代文學館編的《唐弢藏書目錄》也不見，連現代文學藏書大家唐弢也缺藏的書，肯定是鳳毛麟角！

2006年9月，我在某舊書拍賣網站上，竟然發現了上拍價才100元的《失去的愛情》，大喜！花了個把小時狂叫價，大戰43回合，終於擊敗一眾對手，把書搶到手，連郵費、手績費共花掉700元，還是物有所值，因此書是我搜集舊書40年來所僅見的一冊。

在香港，談劉以鬯的文章很多，卻甚少人談及他1940年代的作品和辦懷正文化社的事，這是因為懷正文化社所出的書，及他所寫的束西都難得一見，故此，《劉以鬯研究專集》（成都：四川大學，1987）、《劉以鬯卷》（香港：三聯，1991），以及《暢談香港文學》（香港：獲益，2002）等書中，有關劉以鬯的作品年表，均以《天堂與地獄》（香港：海濱書屋，1951）列為第一本書，而忽畧了《失去的愛情》（上海：桐葉書屋，1948）。

《失去的愛情》是本三萬字的中篇小說，1947年9月刊於上海環球出版社的綜合性雜誌《幸福》第十一及十二期，是該期「掛頭牌」的第一篇小說，雙色印刷，版面設計非常漂亮。當時《幸福》由汪波（沈寂）主編，他在《編後記》中有這麼幾句：

這一期《幸福》的內容似乎比較更豐富，這是秋季攻勢。

小說方面，因為很多讀者要求，增多了不少，劉以鬯先生主編懷正文藝叢刊，編暇為我們寫《失去的愛情》，分兩期刊載，不用我們介紹，相信一定能得讀者們讚美的……（頁124）

可見劉以鬯當年在上海很受讀者歡迎，是位值得重視的作家，他的第一本單行本怎能忽視呢？

《失去的愛情》當然是一本「愛情小說」！「愛情」是人類繁衍下一代最美妙的兩性關係，是歷久不衰，永恆不滅的題材。尤其是「失去」的愛情悲劇，像《羅蜜歐與茱麗葉》，像《梁山伯與祝英台》……，更能引起讀者共鳴，也更加吸引人。

故事用的是第一身寫法，共十一節。因此書十分罕見，讀者多未讀過，故不厭其煩述如下：

1、秋末的遲暮，我守在她的墓前不肯離開，直到守夜人來催促。我告訴他：她是我的戀人，但，我是在她死後才認識她的。這樣的開始，有「傳奇」味，「懸疑」是吸引讀者的動力，你非追下去不可。

2、倒敘：不久前，我從外國帶回來了99幅油畫，想開畫展，但決意要完成第100幅，故此到郊野的小城來培養靈感。

3、第四夜做了個夢，夢見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少女，醒來後把她畫成第100幅畫。卻原來女人是真的，不是少女，是位三十歲左右的少婦，還問我是否認識她。後來她的丈夫找來了，說她一不開心就會走來這間房，回味過去在此與戀人共敘的日子。

4、我第二天醒來，在小城中漫步，在一間照相館前見到她的照片，覺得熟悉而親切，一問之下，知道是將軍巷富商徐達的太太裘旦。

5、為了好奇心，我到將軍巷去了，站在街角窺探那大宅，終於印證了裘旦和她的丈夫，就是前一天晚上的那對怪男女。之後還見到他們吵架，徐達離家到「湖濱酒樓」去玩女人。回住處後，我收到裘旦的留信。

6、那是一封很長很長的信，也是故事的主體，裘旦告訴我，十年前我們怎樣認識、相戀的經過。當時戰事正劇，我為了完「救亡漫畫隊」的夢，決意到前線去，不料出發前敵機來炸，裘旦趕到旅舍時，到處變成廢墟。雖然見不到我，但裘旦深信我吉人天相，一定能逃過噩運。十年後我終於回來了，可惜已認不出她了。

7、原來我那天雖未被炸死，但腦部卻受了震盪，失憶了。事後到外國留學，一轉眼十年。第二天依裘旦約，去到我們邂逅的咖啡室，卻等不到裘旦，因她涉嫌謀殺丈夫徐達而被捕了。

8、寫法庭上審徐達的情婦翠花和裘旦，原來當晚我與裘旦一夕纏綿，她竟懷了孩子，因怕受人歧視而被迫嫁給徐達，可惜後來孩子死了。

9、裘旦自認殺了丈夫，我多次要求去見她，不果，只好失意地離去。

10、裘旦送來了絕筆，寫自己最後那幾天的心理變化，並要求我把她和兒子葬在一起，把我繪她的畫收好，不要展出，不要賣。

11、第二天我到監獄去，遠遠的看了裘旦最後一面。回到旅舍收拾行李時，無意中發現她留下的，我們的孩子底照片，和我們邂逅時，我為她素描的，從一本叫《失去的愛情》的書撕下來的扉頁。

《失去的愛情》是涉及徐達、裘旦、翠花和我，四個人的愛情故事，並不太複雜。我十年前與裘旦相戀，一個畫家，一個音樂家，本該有美滿的結局，但戰爭令我失憶，十年後回來，愛情陷入迷茫與疑幻疑真中，那種傳奇色彩，心理矛盾，算是掌握得不錯。

裘旦的愛人失蹤了，自己又懷了孩子，在當年的社會環境中，下嫁粗鄙的商人，為自己和孩子謀一個好下場，亦不失為當日懦弱的女子底必然途徑。至於後來現出真我，為爭取自由，不顧一切憤而殺夫，則是知識份子的典型行為。

翠花則因為丈夫在徐達的藥房打工，在威迫利誘下成為他的情婦，則是用來襯托徐達的土豪惡霸行徑底配角。至於徐達本身，對兩個女人都沒有情意，她們都是這頭雄性動物的泄欲工具而已！

寫《失去的愛情》時，劉以鬯已有不少創作經驗，在情節的轉變及場面的控制上，已十分到家，小說中兩次用長信及多次以對話去代替平面的敘述，正是當時作家們不甘平凡所慣用的手法。

雖然這只是個普通的愛情故事，但我總覺得可以寫得更細膩一點，擴張至十萬八萬字。劉以鬯只把它寫成三萬字，細讀之下，感覺上有點急就章，像欠缺了些甚麼，不知是不是當日「懷正」的工作太忙，沒時間寫長篇，還是他故意留給讀者一些想像的空間？

至於劉以鬯認為「《失去的愛情》……靈感得自一本奧國小說，不能算是創作，雖曾搬上銀幕，卻是十分幼稚的」，那只是三四十年後，對自己少作的一些謙遜，是一位嚴肅的學者對自己的過度要求，正如劉先生1950年代寫的，他認為只是「娛樂他人」的作品，其實也是些極具份量的佳作，他不肯出書示人，實乃我等一眾「粉絲」的損失！

總的來說，《失去的愛情》的藝術成就當然遠遠比不上他後來的創作，但若與1940年代的流行小說，或他1950年代的「娛樂他人」的作品比，則是毫不遜色的！

《失去的愛情》僅三萬字，出單行本是單薄了點，因此出書時還請人加了七幅插圖，才湊成了這本32開95頁的小書，這七幅反白單線條畫，不着重形似，而着眼於神態，不僅勾勒出畫中人的心境，且極具誇張的漫畫藝術，令人一看立即萌生好感，可惜書中畫內均沒指出為誰的佳作。後來有人告訴我，為本書插圖的是郭建英。我找出郭建英的畫冊來對，果然是他的插畫！

郭建英（1907-1979），1931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政經系，是劉以鬯的學長，他早年已熱愛文學，與「新感覺派」小說家劉呐鷗、穆時英等友好。1930-40年代，他一面編《婦人畫報》，繪畫一些充滿着現代新鮮感覺，富於魅力的線畫，也寫了不少好文章。陳子善在《摩登上海的線條版──郭建英其人其畫》中，說郭建英其實也是「新感覺派」中的一員，他的漫畫是現代都市生活素描，不以色彩而以線條取勝，是豐富的想像與鮮活的具像的結合，是三十年代上海為文學作品插圖最多，最具個性的漫畫家之一。

劉以鬯自1960年開始，以創新手法寫實驗小說並非偶然的，原來1930年代，「新感覺派」的小說和藝術早已進駐他年輕的心坎裏！

——2007年8月

（原刊香港《文學研究》秋季卷﹝第七期﹞二ＯＯ七年九月；轉貼自布衣論壇二ＯＯ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劉以鬯的詩

翻舊《星島週報》，於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第三十九期，居然發現劉以鬯先生的新詩組，總題《峇里風情及其他》，內收《峇里風情》、《夜遊星加坡皇家山》、《勿洛之戀》、《西濱園的誘惑》和《黑燈舞》五首。

劉以鬯的新詩甚少見，素描一份給劉太，她說見過，不知有沒有。劉先生著述以千萬字算，結集成單行本的，只有三聯版的《劉以鬯卷》收新詩，可惜書不在手邊，不知是否有收進這組？

《星島週報》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創刊時，劉先生是執行編輯，早期在刊內發表過不少文章。後來於一九五二年受新加坡《益世報》邀作主筆及編副刊，匆匆離港接任，之後甚少在《星島週報》發表文章，除了這組《峇里風情及其他》，第四十期至一七二期（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我都存有合訂本，百多期都查過，未發現有劉以鬯的其他作品。

五首詩作中，《峇里風情》、《勿洛之戀》和《西濱園的誘惑》均有註釋。

註一：

初到星加坡，在歌壇聽到了一曲名叫《峇里島》的歌，曲極佳，但詞頗俗，經友人一再慫恿，按譜填詞，成《峇里風情》一首。

劉先生按譜填詞，應該僅見？好事者不妨拿原《峇里島》的歌詞，跟《峇里風情》比較比較，看如何俗！如何雅！

註二：

勿洛原名Bedok，在星島之東端，為宵夜的好去處，幾個吃食檔並排在海邊，專售沙爹及福建麵之類的食品，以地處郊外，景色動人，故入夜後，賓客皆自遠道來「吃風」。

五首詩中我最喜歡《勿洛之戀》，寫詩時劉先生才三十三歲，充滿激情與詩意的年輕人，在優美的旅遊勝地，在清風明月之下，在雙雙把臂的情侶叢中……他悠然地吟哦：

聽說海邊芭蕉最能領略風雨的瘋狂與嬌痴
可惜遠來的風雨祇會在蕉葉上寫一首小詩

註三：

西濱園位于星洲西端，離市區七條石半，是一所營業性的夜花園，有酒，有歌，情調別具，適宜於情侶們Rendezvous。

劉先生寫文章，喜歡用當地語，寫新加坡貧民烏九和蝦姑戀愛悲劇，不足一萬字的短篇《土橋頭》，就用了十七個需要註釋的當地語詞。「七條石半」有多遠？

此詩最短，僅錄下供大家欣賞：

熱帶風摸索芭蕉手掌上的闃寂
月亮總愛偷聽情侶第一句耳語
有流星悄悄墮海恰像夢中嘆息
但野貓仍在花架嗅探異性足跡

劉以鬯伉儷。許定銘（2015年8月）。

劉以鬯與許定銘（2015年8月）

與高齡九十七的劉先生茶聚時，讓他看素描出來的《峇里風情及其他》，他說：「沒帶眼鏡，看不到！」

──2015年8月

9月13日刊《大公報‧文學》

劉以鬯的《看樹看林》
許定銘

《看樹看林》（香港書畫屋圖書公司，一九八二）是劉以鬯第一部中國新文學研究專集，他在《後記》中提出了他研究中國新文學的觀點：要還新文學原來的面目，不應該將猜想當作事實，必須求真，求確。不能以記憶寫憶舊文字，因為記憶最不可靠。研究者還得要盡可能掌握第一手資料，「看樹看林」，即是巨細無遺，要宏觀地去看，細心地研究。 《看樹看林》中收文二十五篇，以性質分成四輯，記人的如豐子愷、陸晶清、葉靈鳳、趙清閣均為他的舊交，所記均以交往書信之複印本支持，其真確性非常可靠；記事者如《關於〈雪垠創作集〉》、《約靳以寫長篇》、《關於〈歸舟返舊京〉》、《葉紫與「無名文學會」》……等篇，都是劉以鬯親身接觸的事，可見《看樹看林》是部極重視史實的新文學文獻。 劉以鬯在《看樹看林》中如此強調史實的真確，是因為一九七Ｏ年代香港和台灣的文字工作者在研究新文學時太不認真，錯誤的資料經常相互引用，除貽笑大方以外，還遺禍甚大。最大的「胡鬧」是當年有人肯定孫毓棠的《寶馬》曾獲一九三六年《大公報》的文藝詩獎。此事雖經劉以鬯一九七八年寫《〈寶馬〉未獲大公報文藝獎金》（《看樹看林》的首篇文章）證實了，想不到三十多年後的今天，還有人出書，談《寶馬》之得獎。唉！

（大公網二Ｏ一Ｏ年七月廿三日）

娛樂他人的小說
許定銘

劉以鬯把他所寫的小說分成「娛樂他人」和「娛樂自己」的兩類。「娛樂自己」指的是《酒徒》、《寺內》、《對倒》、《打錯了》……等，不理會有無讀者，用實驗方法去自我娛樂的創作。相信他自己也想不到，這些原以為少人愛讀的作品，不停再版又再版，為他贏來崇高的榮譽。反而早年為謀生而寫，數以千萬字計，「娛樂他人」的流行小說，卻漸漸隱藏在歲月背後，變成收藏家鳳毛麟角的珍品了。

劉以鬯今年奪香港書展首屆年度作家獎，在書展的「文藝廊」內展出了他數十年來不肯示人的珍藏物品，此中就有大量他一九五Ｏ及六Ｏ年代出版的流行小說單行本，像《第二春》、《龍女》、《雪晴》、《星加坡的故事》、《私戀》、《天堂一角》……等，都是相當罕見的。

此中有一冊《蕉風椰雨》（香港鼎足出版社，一九六一）只見封面書影，不見「書肉」，奇怪！此書是本約五萬字的中篇，寫少女花蒂瑪周旋於丈夫張乃豬和情人梁亞扁之間的悲劇。一邊是愛情，一邊是飯票，十八歲的山村少女如何抉擇？《蕉風椰雨》的故事背景是馬來西亞的偏遠山芭，馬來人對唱的情歌，當地的用語：亞答屋、甘榜、宋谷、腳車……反映出即使是寫流行小說，劉以鬯也經過資料搜集才動筆，絕不馬虎。

（大公網二Ｏ一Ｏ年八月六日）

劉以鬯的翻譯
許定銘

劉以鬯（一九一八～）是本港著名作家。他著作等身，小說以《酒徒》和《對倒》為代表，論述中我最喜歡的是《論端木蕻良》。他的著述極受推崇，卻甚少人提到他的翻譯；而事實上，他翻譯的書也不多，好像只有喬也斯．卡洛兒．奥茨的《人間樂園》（一九七四）、積琦蓮．蘇珊的《娃娃谷》（一九八Ｏ）和以撒．辛格的《莊園》（一九八二）等三種。 喬也斯．卡洛兒．奥茨（Joyce Carol Oates 一九三八──）是美國現代著名的作家，加拿大溫莎大學的副教授，她的小說寫得相當出色，曾多次獲獎。《人間樂園》是她第一部長篇小說，出版於一九六七年，寫一九二Ｏ年代誕生在一輛卡車裡，流動工人的女兒克蕾拉一生的故事，反映了那年代的生活。書後的推介頁說「作者用凝鍊筆觸刻畫人類的痛苦以及隱藏在這些痛苦裡邊的慾望，獲致很高的成就，使這部小說充滿文學的華美」。 這本劉譯的《人間樂園》有三十多萬字，經詩人戴天約稿，一九七四年由香港的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不知何故竟要在馬尼拉的「中菲文化出版社」承印，然後運回本港發售。封面的構圖以粗獷的筆調，刻畫一對男女在種滿花卉和植物的園地起舞……這是作家兼畫家蔡浩泉的作品。不知是他酒後還是醉醒時的傑作。這就是他的「樂園」？

（大公網二Ｏ一Ｏ年七月十七日）

古劍與《體育周報》

古劍與《體育周報》
葉輝

話說一九七五年，我二十三歲，這一年一如記憶中的任何一年，合該尋常無事，可一些事情偏偏在這一年陸續發生，比如董必武、蔣介石、康生先後逝世，比如蓋茨成立微軟，比如英女皇訪港，比如中國第一次核試成功，等等。也沒有什麼，只是想說，世界在變，誰的小世界也在變。

那一年我一直待業，有些工作做不了幾天便做不下去了，不斷辭職，然後又不斷寫信求職，漸覺人浮於事，如是者過了半年，有一天，決定到《體育周報》上班去了。這報社很細小，在彌敦道萬隆大廈，那天我接收了前輩的工作崗位，就得不知天高地厚而單打獨鬥—這報社只有五、六百呎，工作人員也不多，除了我，只有一名攝影師和一名植字員，如此這般出版了兩期，一名生力軍才姍姍來遲，此人就是本書的作者古劍。

古劍姓辜，是馬來西亞華僑，他比我年長十二歲，膽子比我大何止十二倍，例子太多太多了，有些事情在我聽來，真有點驚天動地，可也不便在此披露。此人愛書，閒來談的，都是書人書事，記憶所及，他曾給我推介艾蕪的《漂泊散記》和《南行記》、黃裳的《金陵五記》和《榆下說書》，等等，這些書籍都像一扇又一扇堪可透光的天窗，我一一細讀，從中窺見另一種人生，另一種書寫態度。

其後《體育周報》還加入了陶然，三個人一起共事兩年多，似無遠慮，但時有近憂—很多年後才明白，那是人生的常態；那時我與古劍一度沉迷於下棋，想來也不過是由於活得浮浮泛泛庸庸碌碌，只好自編自導自演若干貌似刺激的情節，讓自己暫且忘記無色無臭無味的無聊浮生。

我在這小小的報社工作了三年零兩個月，算來僅僅比古劍和陶然兩位都只是稍微「資深」，工作關係倒是滿有小報社的特色，他們都各有固定的負責欄目，其餘工作（由跑腿到翻譯，由催稿到拍攝底面）都由我「一腳踢」—老闆不大管我們，我們也不大管老闆，由是各取所需，相安無事，唯一例外是時而過了月中還沒有發薪，都得要為房租與柴米油鹽光着急。

古劍其時負責的其中一個專欄叫「想當年」，每周訪問一位退役足球名將，由古劍執筆記錄，附有大量珍貴照片（由受訪者借出），此欄很受讀者歡迎，記憶中，受訪者都赫赫有名：姚卓然、何應芬、黃志強、劉建中、莫振華、梁金耀、高保強、劉儀、朱永強、羅國泰、劉添、陳輝洪、陳鴻平、郭德先、曾鏡洪、區彭年、鄺演英、龔華傑、黃文偉、張子岱、張子慧、劉志霖、佛儉、林尚義、梁偉雄、李育德、司徒堯、周少雄等……他們要不是「國腳」（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中華民國」國家隊成員），就是「港腳」（香港代表隊成員）。

如今想來，這批圖文並茂的訪談錄，無疑是非常寶貴的「口述歷史」，古劍的文字固然好，照片更是無價之寶—如此說來，恐怕就是香港這個「亞洲足球王國」的最後見證。

（文匯報二Ｏ一三年三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