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8日 星期一

林適存

人物資訊:南郭
事件名稱:1991年南郭接受文訊專訪
拍攝時間:1991
拍攝地點:台北南郭自宅

內容描述:南郭,男,本名林適存,另有筆名白芷,籍貫湖南湘鄉,1915年7月25日生,1954年來台,1998年3月28日辭世,享壽82歲。中央軍校砲科畢業,革命實踐研究院研究。1926年處女詩作〈紅葉〉投稿湖南《通俗日報》徵文,1931年開始在南京《流露月刊》、《中國日報》、上海《大晚報》發表作品。五○年代初期於香港期間,應香港時報副刊主編之邀,以南郭筆名陸續完成《紅朝魔影》、《海外十八夢》、《北雁南風》、《燭影搖紅》等以大陸為背景之反共小說,1955年與郭嗣汾成立中國文學出版社,之後又與馮放民、章君穀合辦《作品》雜誌,1956年主編《中華日報》副刊,並首創「星期小說」及設立「新人新作」以提攜後進。另曾創辦過《文藝新地》月刊,主編南京《中國日報》、《黨軍日報》副刊,及台北《幼獅文藝》等刊物。南郭創作文類包括散文及小說。作品當中以長篇小說居多,內容均能從現實社會中擷取題材,寫形形色色的人生。其多篇作品皆以「反共」為題材,亦是少數能將反共事物寫得精采的作家,南郭曾自言:「把共產主義的認識與了解當成教育,而多方面的認識與表達,才是最好的了解。」另外如《駝鳥》指出台灣人害怕被清算、鬥爭,因而懷抱著駝鳥心態;《巧婦》當中描寫出遷台的人們如何為了生計而勾心鬥角,金錢重於一切的錯誤觀念下,使得人與人之間喪失了理性、是非、同情等觀念。另外小品文則是以人生體驗為主,輕鬆有趣、發人深省。曾獲中華文藝獎、教育部學術文藝獎、中國文藝協會榮譽文藝獎章、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國父誕辰紀念獎金第三獎。南郭接受楊明訪問。訪問文章〈大隱於市──專訪林適存先生〉刊載於《文訊》67期「人物春秋‧資深作家」(1991年5月)。【本計畫由文化部推動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補助】

入藏來源:文藝資料研究及服務中心/劉楷南攝影

(《台灣文學照片資料庫》

2009年12月11日 星期五

高錕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高錕親自領獎
馬吉

都說領諾貝爾獎的禮儀繁複,先要跟頒獎的瑞典國王握手鞠躬,跟著又要跟台上的其他諾獎得主、台下的觀眾鞠躬。好些諾獎得主綵排時沒有問題,但上到台上心情緊張,就隨時出洋相。有位仁兄Eric Cornell,是2001年物理獎得主。他上台領獎時,剛接住獎狀和獎牌,想跟國王握手,國王的手伸到獎狀上面,他的手卻伸到獎狀下面。他連忙變換手的位置,誰知國王又變換,到第三次才握手成功。他捏了一把汗,匆匆走回座位,竟忘記了那些鞠躬。

所以今回高錕獲獎,原打算到時由高太上台代領。不過,高生可能想自己領獎。他在自傳裏就曾說過:「可是,不論你獲得的是甚麼獎項,仍總是不及掛上一個諾貝爾得主的名銜來得惹人矚目。」昨天頒獎日,高生特地向瑞典皇室御用的裁縫店租了套燕尾服。高太說他試衫時十分興奮:「覺得好威囉。」高生看見記者時,也說:「開心,開心。」

由於照顧他患上老大癡呆症,大會特別簡化程序,不用他諸多鞠躬,只要能上前接過獎狀即可。當大會宣告高錕的名字,他已站立起來。大會請他上前領獎。他剛趨前幾步,瑞典國王隨即走向他,將獎狀交到他手上。那場面實在令人感動,足見世人對學術的尊重。

許多中國佬總恨得牙癢癢的,說幾時才可以有本土培育的人得到諾貝爾獎。須知學術研究,環境配合不可少。與高錕同時獲得物理學獎的另外兩位得主伊博爾(Willard S. Boyle)和史密夫(George E. Smith),異口同聲說,要研究做得好,有三大要素:自由、好奇和想像力。當中以自由最為重要,沒有了前者,後二者也就無從發揮了。

高錕是光纖之父。當年全靠他的異想天開,才有今日光纖通訊的發展。但請看看他是怎樣看待通訊自由的。昨天有記者向高氏伉儷提到,今天許多國家仍然沒有通訊自由。高太就斬釘截鐵地說:「Censorship唔應該。好嘅壞嘅,唔應該由政府控制,應該俾人睇唔同意見。好似睇報紙咁,有啲話左,有啲話右,自己去睇,去決定邊個至啱。」記者問她,高錕是否有同樣想法。她十分肯定地說:「係。」

試問中國佬有沒有如此識見與胸襟?沒有的話,想出個諾貝爾獎人物,簡直痴心妄想。也許可拿這個作標誌,當中國有朝一日有個本土培養的人拿到諾貝爾獎,證明這國家真是自由、民主得多了。



附錄:

「光纖之父」──高錕


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有「光纖之父」之稱的高錕,與另外兩名美籍科學家分享200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早在一九六六年,高錕就取得了光纖物理學上的突破性成果,他計算出如何使光在光導纖維中進行遠距離傳輸,這項成果最終促使光纖通信系統問世,而正是光纖通信為當今互聯網的發展鋪平了道路。高錕亦因此被人稱為「光纖之父」。


光纖連通「地球村」

在互聯網中暢遊、欣賞高清晰電視轉播節目、與千里之外的友人通話,又或者躺在病床上接受胃鏡檢查,這些事情改變著人類的生活,但人們可曾想到,這一切都要歸功於英籍華裔科學家高錕發明的「光導纖維」,即「光纖」。被譽為「光纖之父」的高錕,用他的發明為人類連通了信息時代。

人們很早就知道,光能夠沿著容器中放出的曲線水流傳輸,也能夠在彎曲的玻璃棒中前進。這並非是光直線傳輸的特性發生了改變,而是因為光的全反射作用,即在特定條件下,光在彎曲的水流或者玻璃棒的內表面中發生了多次全反射,看起來好像光在彎曲前進。

進入十九世紀以來,人類陸續發明了電報、電話等,長距離的信息交換成為可能。而伴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人類越來越迫切需要尋找到一種高速、便捷,同時還要兼具製造成本低廉、信號損失很小的長距離信息傳遞介質。

一九六六年,高錕發表了一篇題為《光頻率介質纖維表面波導》的論文,開創性地提出光導纖維在通信上應用的基本原理,描述了長程及高信息量光通信所需絕緣性纖維的結構和材料特性。簡單地說,只要解決好玻璃純度和成分等問題,就能夠利用玻璃製作光學纖維,從而高效傳輸信息。這一設想提出之後,有人稱之為匪夷所思,也有人對此大加褒揚。但在爭論中,高錕的設想逐步變成現實:利用石英玻璃製成的光纖應用越來越廣泛,全世界掀起了一場光纖通信的革命。

低成本高效能傳輸信息

如今,利用多股光纖製作而成的光纜已經鋪遍全球,成為互聯網、全球通信網絡等的基石;光纖在醫學上也獲得了廣泛應用,諸如胃鏡等內窺鏡可以讓醫生看見患者體內的情況;光纖系統還在工業上獲得大量應用,在各類生產製造和機械加工等方面大顯身手。

高錕的發明不僅有效解決了信息長距離傳輸的問題,而且還極大地提高了效率並降低了成本。例如,同樣一對線路,光纖的信息傳輸容量是金屬線路的成千上萬倍;製作光纖的原料是沙石中含有的石英,而金屬線路則需要貴重得多的銅等金屬。此外,光纖還具有重量輕、損耗低、保真度高、抗干擾能力強、工作性能可靠等諸多優點。

今天,光纖構成了支撐我們信息社會的環路系統。諾貝爾獎評委會這樣描述說:「光流動在細小如線的玻璃絲中,它攜帶著各種信息數據傳遞向每一個方向,文本、音樂、圖片和視頻因此能在瞬間傳遍全球。」

(來源:http://www.tkogss.edu.hk/web_subject/science/student.tkogss.edu.hk/science/scientists-Charles_Ko.htm

遲來的榮譽 高錕獲諾貝爾獎
記者:施揚、盧文烈、張嘉雯

「光纖之父」高錕把光纖研究到透徹,促成光纖通訊革命,為今日的網絡社會奠下基礎,奪得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資料圖片

港人的名字,再一次驕傲地進入科學界最高榮譽的諾貝爾獎殿堂。中文大學前校長、「光纖之父」高錕,在光纖通訊研究取得突破性成就,掀起世界通訊技術革命,造就今天的網絡世界,令天涯變成咫尺。高錕與另外兩名科學家,奪得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成為崔琦後第二位諾貝爾得獎港人、也是華人第八次得諾獎。高錕對得獎深感榮幸,香港物理學界大為雀躍,但慨嘆這是個「遲來的榮譽」。

諾貝爾物理學獎,多頒給理論大師,門外漢完全弄不明白,今年一反常態,頒給應用物理學家。負責評選物理學獎的瑞典皇家科學院昨日宣佈,把今年的物理學獎,頒給「兩項形塑今日網絡社會基礎的科學成就」,一是高錕的光纖通訊研究,一是由美加雙重國籍的博伊爾(Willard S. Boyle)和史密斯(George E.Smith)發明的電荷耦合器件(CCD)半導體圖像感測線路,這項發明為數碼攝影奠下基礎。

「有賴光纖喜訊瞬間傳千里」

持英國和美國雙重國籍的高錕,會獨得一半即500萬瑞典克朗(556萬港元)獎金。博伊爾和史密斯將平分另外一半獎金。三人亦將獲頒證書和獎章,並獲邀出席12月10日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頒獎禮。

高錕曾出任中文大學校長,昨晚透過物理學家好友、中大副校長楊綱凱回應:「我對於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深感榮幸。諾貝爾獎鮮有表彰應用科學的成就,故我從來沒有想過會獲獎,感到非常驚喜。過去40年,光纖大大促進了資訊世界的發展及進步;亦有賴光纖的出現,這個喜訊已於瞬間傳到千里。」

現年75歲的高錕,在上海出生,1949年舉家移民香港,入讀聖約瑟書院,後負笈英國,1957年獲英國倫敦大學帝國理工學院電子工程學學位。自小對科學有濃厚興趣的他,對光纖通訊革命的貢獻,學術洞見和將構想落實的魄力,缺一不可。

其實,科學家早於1930年代已發明可傳導光線的光纖,用於內窺鏡等工具,更構想用光纖傳遞資訊,但由於舊式光纖的光能損耗率高,光線穿過20米的光纖後只剩1%,根本不能用於長程通訊。高錕在英國標準電訊實驗室工作時,決心攻克這難關。

高錕仔細研究光纖的各種基本特質,於1966年在一篇論文提出一種石英基玻璃纖維可進行長距離訊息傳遞,指製造光纖的玻璃純度是減低光能損耗的關鍵,而熔煉石英正是可製造出高純度玻璃的物料。

71年製成首條一公里長光纖

理論提出後,潑冷水的人多,認為不可能製造那麼高純度的玻璃,但高錕熱心游說,結果美國公司 Corning Glass Work在1971年製成首條一公里長的光纖,第一個光纖通訊系統也在1981年問世。相對電線或無線電傳訊,光纖的頻寬高出很多,傳遞的資訊多出達幾萬倍,更不受雷電和惡劣天氣影響,結果光纖成為今天網絡通訊的脊樑。瑞典皇家科學院指出,現時全球的光纖10億公里長,可圍繞地球25,000周,「文字、音樂、照片和錄像,不足一秒可傳遍全球」。

對於高錕獲獎,行政長官曾蔭權發表恭賀聲明,指他和全港市民衷心祝賀高錕得獎,「高教授不但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亦是一位謙謙君子和有承擔的教育家。香港能夠有一位如此出類拔萃人物,是我們的無比驕傲。」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亦發公開信恭賀高錕。

香港物理學界更是雀躍非常。中大副校長楊綱凱就說,他認識高錕很多年,也共事多年,高錕的科研水平高,是個謙厚學者,高錕獲獎,作為朋友很高興,他昨晚跟高太接觸,「佢話啲消息傳得咁快,都係因為有光纖。」

香港大學物理學系主任張富春也說:「我們都很高興,整個香港都會高興。」科技大學物理系主任吳大琪更說,高錕「攞獎當然值得,意外是咁遲先攞」。他指多年前已盛傳高錕可能奪諾貝爾獎,傳言熱炒了幾年卻沒有下文,令人以為他再也沒有機會奪獎。

由提出石英基玻璃纖維進行長距離訊息傳遞至今悠悠40多年,光纖之父年初確診老人癡呆症,太太指他已沒有甚麼記性了。假如這不是個遲來的諾貝爾獎,這個港人故事應該更加圓滿。

高錕個人簡介

1933年11月4日:生於中國上海
1949年:隨家人遷來香港
1954年:赴英國倫敦大學帝國理工學院攻讀電子工程
1957年:在英國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工作,並從事光纖通訊運用的研究
1959年:與黃美芸結婚
1981年:第一個光纖系統面世,被冠以「光纖之父」稱號
1987-96年:從英國回香港,在中文大學出任校長
1996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將一顆小行星命名為「高錕星」
2009年10月6日: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蘋果日報二OO九年十月七日)

光纖之父開啟資訊新紀元

一束束發光玻璃線,是光纖之父高錕的智慧結晶。當互聯網還未成形,60年代高錕已預言全球通訊傳輸需求勢必大增,更妙想天開企圖用玻璃物質傳遞光訊號,開啟光導新紀元的大門。直至技術成熟,科學界才對他的發明另眼相看,悄然揭開資訊爆炸年代序幕。

60年代金屬電纜用電脈衝傳送資訊數據,無法應付發展迅速的電訊系統,高錕遂提出光纖概念,指玻璃傳遞光訊號的容量,應比金屬電纜容量大幾千倍,更不會受干擾。他又發明了製造純淨光學玻璃纖維的方法,並配合激光進行長距離通訊。

成中學生物理課章節

理工大學工程學院院長、光通訊講座教授衞炳江說,高錕60年代發表驚世嶄新概念,現已成為中學生物理課必讀章節。光纖令通訊成本大大降低,有革命性貢獻,「如果唔係佢,成個世界就唔同咗。我哋圍內成日話,如果光通訊專家有得攞諾貝爾獎,第一個一定係高教授。雖然遲咗少少,但有好過冇。」

中文大學訊息工程學系教授黃寶財指出,高錕提出上述理論時,預言未來通訊需求勢將增加。但礙於技術,高的理論未能即時實踐,直至技術成熟,81年首個光纖系統正式面世,高的預言終於應驗,「佢好有遠見,冇佢就冇家嘅資訊年代。」

高錕並非獨沽一味研究光纖,對教育及互聯網後期發展也貢獻良多。黃寶財說,高錕70至74年在中文大學任教,成為首屆電子學系系主任,是工程學院前身。他87年重返中大任校長時,成立工程學院,為本港培訓工程人才。

互聯網協會創會主席莫乃光90年代與高錕同為港府互聯網諮詢組織骨幹。莫指出,高錕健康變差之前活躍資訊科技界,更一手促成網絡域名( Domain Name)普及化,由公共機構推展至商業機構,讓大眾市民更容易透過域名瀏覽網絡。

蘋果日報二OO九年十月七日)

中大師生盼激勵科研發展

朱明中讚揚高錕科研成就超卓,今次獲獎對全港起鼓舞作用。黃建通攝

中大前校長高錕獲諾貝爾獎,該校師生同感興奮,有教授指高錕當年成立電子工程學系,強調重視資訊科技,「佢嘅研究影響咗未來十年、廿年嘅發展,好有前瞻性,如果唔係佢,家網絡已經塞晒車。」有物理系學生則希望今次高錕獲獎,可以激勵香港的科研發展,鼓勵其他科學家繼續努力。

為人謙虛「中國人之光」

高錕1970年回港協助中大成立電子工程學系,現任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認為高建樹良多,對下一代、甚至再一代都有很大貢獻,「佢係實至名歸,唔止係香港人之光,直情係中國人之光,佢建立工程學院,用咗好多精力,佢眼光好好,話香港唔可以再搞重工業,成日講要以資訊科技為主。」他形容高為人謙虛,是中大榮譽教授,大樓內仍然保留他的辦公室。

中文大學物理學會昨晚舉行定期聚會,數十名物理系學生與教授晚膳,由於得悉高錕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師生飯敍之餘亦一併慶祝。

教授朱明中95年到中大任教,當時高錕已退任校長一職。他表示,曾經在公開場合與高錕碰面,讚揚他平易近人,是一個謙謙君子,對於高錕獲獎,他認為對香港科研發展起鼓舞作用,「話畀人聽一來香港有好多叻人,二來科研唔係冇用嘅嘢,高教授以前做嘅嘢,家都得到廣泛應用。」

物理系二年級學生何皓智表示,作為中大一分子,對於前校長獲諾貝爾獎,感到開心及驕傲,讚揚高錕是偉大的科學家,「改革咗呢輩子人嘅生活。」

另一名物理系學生文日初表示,他上堂的地點叫高錕樓,大樓內的牌匾有介紹高錕事迹,他希望今次高錕獲獎,可以激勵香港的科研發展,希望其他科學家繼續努力。

蘋果日報二OO九年十月七日)

光纖沒取得專利 高錕無怨無悔
反盼望全世界網民免費上網

記者:蔡朗清、陳沛敏

在倫敦大學攻讀電機工程的高錕,畢業後在英國研究光纖通訊。

光纖改變世界,造福人類,卻從未為高錕帶來巨富,但他不曾後悔沒取得專利,反而希望有一天,全世界的網民可以免費上網。做大學校長時位高權重,面對學生搶咪抗議,高錕不曾憤怒沒有尷尬,反而頂住壓力,問為何要懲罰學生。雖然是光纖之父,雖然是學術巨人,但高錕臉上,總掛着微笑,帶着謙和。1987年的中大學生會會長蔡子強說,高錕是他最敬佩的大學校長,他沒為大學掙得很多捐款,也不懂誇耀任內中大成為世界排名第幾的大學,教人心悅誠服的卻是他的胸懷。

蔡子強當年作為學生代表,參與遴選校長,86年首次接觸高錕,「第一個印象唔好,覺得佢呢啲唔多出聲嘅理科人,同學生嘅價值觀好唔同。」後來慢慢發現,性格內斂的高錕可以親切如朋友般跟學生交談,「以前嘅中大校長講威嚴,以訓示口脗同學生傾偈,但高錕校長好唔同,謙謙君子好隨和。」

93年30周年校慶,中大舉辦盛大的開放日。蔡子強記得,那是六四之後幾年,學生組織最恨歌舞昇平,那天冠蓋雲集,高錕正要致辭,有學生衝上主禮台,要搶走校長手中的咪。台上亂作一團,學生又把抗議的單張放在吹脹的安全套內,現場派發,極盡挑釁。

93年中大開放日,學生將抗議單張放在吹脹的安全套內,派給高錕。

任校長時每年捐助學生

事後,校長步下主禮台,《中大學生報》記者衝前採訪,問校方會否懲罰學生,高錕一臉詫異,反問「懲罰?我為甚麼要懲罰學生?」事後各方要求中大處分學生,蔡子強後來才知道,由始至終頂住壓力,反對處分學生的,就是本該覺得最受屈辱的高錕校長。

高錕被委任為港事顧問時,學生報大字標題:「港事顧問粉飾太平,中大校長一事無成」,高錕卻以平常心對待,「佢甚至每年從個人戶口中攞出兩萬蚊,捐助學生組織入面有財務困難嘅學生。」點滴往事,讓人看到真正的學者風範,作為大學校長,應如何包容、愛護學生,讓學生在自由環境中成長,學會甚麼是獨立思考。高錕說過:「千萬不要盲目相信專家,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

對於高錕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蔡子強慨嘆這是遲來的獎項,「佢近年精神唔好,患咗老人癡呆,唔能夠同大家分享呢個諾貝爾獎,真係好遺憾。」

高錕是光纖之父,卻不曾取得光纖技術的專利權。他曾表示:「我沒有後悔,也沒有怨言,如果事事以金錢為重,我告訴你,今天一定不會有光纖技術成果。」又說:「我還有甚麼夢想?有啊!現時光纖成本越來越低,我最希望未來的網絡用戶能夠免費上網。」

幼時迷科學 自製炸藥

1933年生於上海富裕家庭的高錕,小時候已愛玩「科學遊戲」,自製炸藥混在泥裏搓成丸狀,擲在地上戲弄路過的貓狗。49年他來港入讀聖約瑟書院,後來赴英留學,70年回港四年,協助中大籌辦電子工程學系,81年第一個光纖系統面世,87年再度返港,出任中大校長,多年來一直為香港的科研和教育,作出貢獻。

楊振寧等一年即獲獎

高錕的諾貝爾獎遲來了,為甚麼光纖之父不能早於20年前獲獎?諾貝爾獎有甚麼頒獎準則?

諾貝爾的遺囑寫得很簡單,就是要將獎頒給「過去一年對人類做出最大貢獻」的人。但科學研究很多時候不會立竿見影,所以諾貝爾基金對遺囑作出廣義解釋,把多年前發表影響至後世的研究成果都當成「過去一年」。

研究要等成果發酵,往往經年累月,等了幾年又有更多新研究湧現,所以很多滄海遺珠,很多遲來獎項,像楊振寧和李政道那樣,發表論文一年內就獲獎,簡直是奇蹟,多數得主都要等10至30年,像1967年物理學獎得主貝特( Hans Bethe),就苦等了29年。赫維茨( Leonid Hurwicz)前年得經濟學獎時已90歲,得獎幾個月後就逝世。法新社/《蘋果》資料室

數學大師陳省身(前)04年獲邵逸夫獎,(後排左起)金耀基、高錕及劉遵義三位歷任中大校長到賀。

中國科學院96年將一顆小行星命名為「高錕星」,高錕(右三)與好友楊振寧(左三)同場合照。

老人癡呆一成屬遺傳

香港大學腦內科明德教授張德輝指出,老人癡呆症患者大多65歲後發病,一成個案與遺傳有關,患者的大腦神經細胞退化,積聚澱粉狀斑塊,導致神經細胞凋謝死亡,認知、思考及記憶能力逐步衰退,「最初記性開始差,尤其係短期記憶,啱啱做過嘅嘢都記唔起,最後惡化到最親嘅人都唔認得。」

本港有1%至3%的65歲以上長者患老人癡呆症,90歲以上有三分一。從確診到完全喪失自理能力,為時約5至10年,藥物只能紓緩記憶力衰退等病徵。患者一旦忘記名字或迷路,即代表踏入中期癡呆階段,後期連說話、進食、活動能力也喪失,須長期卧床。精神科醫生曾繁光表示,有學者指是日常食物和環境污染毒素積聚腦細胞,導致慢性中毒,引發老人癡呆症。

蘋果日報二OO九年十月七日)

「一絲不苟的儒雅學者」

高錕96年離開中文大學後,退而不休,03年分別出任壹傳媒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創辦弘立書院,但09年患上老人癡呆症,無奈辭去所有職務,離港赴紐約定居。

今年初身體轉差

《蘋果日報》社長董橋表示,高錕87年出任中大校長,他擔任高錕助理,負責撰寫演詞等工作,共事短短六個月,覺得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董橋其後任職《蘋果日報》,03年力邀高錕出任壹傳媒獨立非執董,「佢做事好認真,所有文件都睇得仔細。」

董橋說,高錕的學術成就非凡,更重要是那份為人的態度,「厚道、認真,係一個做事態度一絲不苟嘅儒雅學者。」今年初高錕身體轉差,記憶力不大如前,文件看得很吃力,不得不辭任,「佢離任,好可惜。」

壹傳媒副財務總裁周志權表示,他在高錕身上學會認真,「佢每次開會都好準時,睇晒所有文件。有次喺中環開會,佢匆忙得滯,搭的士趕嚟仲唔記得帶銀包。」
高錕03年創辦弘立書院及擔任校董會榮譽主席,弘立創校校董黃惠菁對高錕獲獎感「好開心」,「唔止係書院開心,係全港香港人、全中國人都開心。」她直言高錕很有前瞻性、想法大膽,「我哋小學生學科學,佢認為唔應該單係靠本書,於是大力推動『探索科』,由學生主導。」

黃惠菁形容高錕平易近人、沒有架子,「佢睇嘢好唔同,我哋搞學校,一開始諗用乜教科書,佢話世界無奇不有,唔應該俾本書框住,要我哋先諗教乜嘢,先再諗書。」

與高錕一同創辦弘立的港大校長特別顧問程介明說,高錕無架子,與任何人都合得來,對他得獎感到非常高興。

蘋果日報二OO九年十月七日)

蘋果資訊
九華人奪諾獎 理優於文


諾貝爾獎自1901年開始頒發以來,至今僅得九名華人獲獎,絕大部份是科學家,單是獲物理學獎的就佔了六人,化學獎有兩人,只有在2000年獲獎的高行健奪得文學獎。華人表現為何會理科優於文科,在物理學的成就尤其突出?

97年物理學獎得主朱棣文分析過,獲物理學獎的華人中,有些是理論物理學家,有些是實驗物理學家,沒證據證明當中有甚麼必然性。但從學能傾向測試( SAT)和研究生入學考試( GRE)成績來看,許多中國人的數學考得很好,比英語部份還要好。數學根底好,對研習物理是很重要的,其他學科對於數要的要求沒有物理學、物理化學那麼高。這或許說明了華人在物理學較突出的原因。

值得注意是,所有獲諾貝爾獎的華人科學家都有個共通點,就是他們都接受了中西教育。1957年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指,美國學生在學業上興趣廣泛、進行不規範的訓練,有自信心,但傲慢自大;中國學生限於狹窄的專業、進行紮實的操練,但缺乏信心。美國有着設備齊全的研究室,這有助華人在科研上的發展。楊振寧以自己為例,他是在中國讀書,但研究經驗大多在美國進行,吸取了兩種不同教育方式的好處。

文化差異 高行健遠走突破

至於中國近代出了不少傑出文學家,為何多年來只有高行健獲文學獎,當中或許涉及文化差異,為繙譯製造了不少障礙。更重要是政治環境和意識形態,影響到作家的創作自由,高行健遠走海外,自由度較大,面對東西文化不同,寫出來的作品更有創新精神和衝突性,較易獲國際文壇認同。

至於自1968年才開始頒發的經濟學獎,由於中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較西方短,所以在這方面的理論未獲國際認同。

諾貝爾獎華人之光


楊振寧/李政道
1957年 物理學獎
獲獎原因:提出「宇稱不守恒」定律


丁肇中
1976年 物理學獎
獲獎原因:發現新的基本粒子「 J」粒子


李遠哲
1986年 化學獎
獲獎原因:發明交叉分子束技術,有助了解化學物質相互反應的過程


朱棣文
1997年 物理學獎
獲獎原因:發明以激光冷卻和捕捉原子的方法


崔琦
1998年 物理學獎
獲獎原因:在量子物理學方面取得突破


高行健
2000年 文學獎
獲獎原因:作品具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和藝術戲劇開闢新道路


錢永健
2008年 化學獎
獲獎原因:發現和研究綠色螢光蛋白,有助科學界追蹤生物不同細胞和蛋白

 
高錕
2009年 物理學獎
獲獎原因:首創光纖通訊系統,改變人類通訊模式

資料來源:新華網

蘋果日報二OO九年十月七日)

數碼影像先鋒 美加科學家瓜分諾獎


CCD將光學影像轉化成數碼影像,為攝影技術帶來革命。

與光纖之父高錕分享今屆諾貝爾物理學獎殊榮的,是擁有美國和加拿大國籍的科學家博伊爾( Willard S. Boyle)和美國科學家史密斯( George E. Smith),兩人合作發明全球首個用於數碼影像技術的數碼感應器電荷耦合元件( Charge-Coupled Device, CCD),令攝影出現重大革命,人類進入全民數碼影像新時代。

我們現時可拿着數碼相機和手機,隨時隨地拍攝,即時欣賞照片,免卻了十多年前靠菲林相機冲曬的麻煩,實在拜兩位得獎者1969年發明了半導體裝置 CCD。



 
史密斯(圖)及博伊爾(右圖)得獎後喜形於色。美聯社、路透社

轉化光線 促成高效存儲

兩人當時在美國貝爾實驗室( Bell Labs)工作,應用物理學家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發現的光電效應( photoelectric effect),即光照射到某些物質上,能夠引起物質的電性質起變化。但從理論到實踐,道路並不平坦,兩人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在很短時間內,採集並辨別因為光照而產生變化的大量電子訊號。

經過多次試驗,博伊爾和史密斯終於解決了這難題。他們採用一種高感光度的半導體材料製成 CCD感應器,將光線的電子訊號轉化成數碼訊號,促成高效存儲、編輯、傳輸。

評審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瑞典皇家科學院,形容 CCD是數碼相機的電子眼,為攝影帶來革命性影響,從此捕捉光線的方式由菲林變成數碼化。假如沒有 CCD,數碼相機的發展會緩慢得多,人類也無法看到由哈勃太空望遠鏡拍攝到壯麗太空或火星的影像。

CCD技術可清楚顯示遙遠及極細微的物件,除了數碼攝影,還應用於在醫學上,方便醫生斷症和進行微創手術。仁安醫院婦產科部門主管余啟文醫生指, CCD主要藏在微創手術用的超迷你鏡頭內,醫生藉此看到病人體內情況,根據電視畫面來做手術,減低對病人的傷害。

得獎感受:真的很興奮

85歲的博伊爾對獲獎感到難以置信,反問記者:「噢,真的很興奮。但這是真的嗎?」他現時在街上看見幾乎人人手上一部數碼相機,感到無比自豪,但他認為 CCD最重要之處,是令人類能首次目睹火星表面。他說:「沒有我們的發明,沒可能做得到。」

79歲的史密斯喜歡航海,花了17年時間,最近才完成乘船環繞地球一周之旅。他對獲獎感到興奮,但被問到會如何用那筆獎金時,他說:「我79歲了,生活不會有大改變,我甚至不需要一艘大一點的船。」兩人各得1/4獎金,即250萬瑞典克朗(278萬港元)。

法新社/美聯社/本報記者

蘋果日報二OO九年十月七日)


2009年9月20日 星期日

馬吉:三蘇怪論

余光中說,一個人文字行不行,要看他的散文。詩有時或用技巧令人迷惑,小說亦可用情節吸引讀者,只有散文是赤膊上陣,作者的學養、見識,還有那文字功夫,一覽無遺。所以說,散文是作家的身分證。散文又以短文最為難寫,三言兩語,畫龍點睛,言有盡而意無窮,真是談何容易。魚頭老大提到香港專欄作家多短文高手,這倒讓我想起香港以前一位專欄作家三蘇(高雄)來。

香港專欄作家,尤其是名家,都有門絕技,就是多產。像倪匡,高峰時期日產萬字,自稱是天下第一快手。三蘇也不遑多讓,用多個筆名,每天在不同報章寫小說、雜文等。他最出名的,自是「三蘇怪論」。三蘇怪論在許多報章都有,但他主要給明報寫,自一九六O年代起已在明報寫了,我看其怪論的時候已是七十年代。他的怪論自成一格,文言白話廣東話三結合,世稱「三及第」,針砭時事,嬉笑怒罵,十分生鬼。

他一九八一年去世後,怪論專欄由哈公(許國)接手,也擅寫三及第,後因明報抽掉他的文章,他憤而罷寫。跟着祈彈(徐東濱)又寫了一陣,然而他是外省人,筆下雖仍是嬉笑怒罵,卻已不是三及第了。另有個王亭之(談錫永)亦是三及第高手,他一九八O年代在明報寫的專欄《因話提話》,非常可讀。他後來鑽研佛學、術數,文章就少寫了。王亭之之後,三及第可謂後繼無人。順帶一提,當年王亭之曾在專欄出了個絕對:「談何容易」,既是一句成語,又是四個姓氏,好像至今還沒有人對得上。

三及第怪論據黃仲鳴的考究,始於三十年代的金牙二、依挹等,那些前輩的大作我未看過,但在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怪論高手中,我最喜歡的還是三蘇。三蘇對自己的文章也相當自負,他自稱「三蘇」,可見一斑。三蘇的怪論在當時甚有影響力。一九七六年地鐵施工,出了個宣傳口號:「香港地下鐵,為你而建設」。不知金庸受了甚麼刺激,在明報社評指「地下鐵」一詞是日本語,用日本語命名香港的運輸工具,實為文化侵略,亦是極大的侮辱。三蘇也撰文力撐老細,一時引起大家口誅筆伐,甚至連抗日戰爭、民族大義也扯上,大有新舊帳一齊清算之勢。日資的地鐵公司倒從善如流,將口號改為「地下鐵路,為你建造」,一場風波才平息下來。可是我始於不明白,當年金庸何以為這麼一個口號大動干戈,不似純為文化侵略那麼簡單,真正意圖究竟為何,那要問他才知道了。

三蘇我曾有過他一本怪論集,可惜弄丟了。現在只存他的兩本書,都是他去世後出版的,一本是《給女兒的信》;一本是與白韻琴合著的《三白書簡》,皆為純正白話文,而且一本正經的,不復三及第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書名:給女兒的信
文類:散文
作者:三蘇
裝幀:平裝,繁體字
開本:13.5 cm x 18.5 cm
頁數:272
字數:120,000
印數:3,000
定價:HK$15.00
國際書號:沒有
出版日期: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初版
出版者:高黃舜然



書名:三白書簡
文類:散文
作者:三蘇、白韻琴
裝幀:平裝,繁體字
開本:13.3 cm x 18.5 cm
頁數:370
字數:不詳
印數:不詳
定價:HK$25.00
國際書號:沒有
出版日期:一九八二年九月初版
出版者:吳興記書報社

2005年8月3日 星期三

《兒童樂園》社長專訪

《「潤物細無聲」─專訪〈兒童樂園〉的無名英雄張浚華》,網上兩個版本,讀者兼看會掌握更多資料。

《兒童樂園》,一九五三年創刊,如果沒有在一九九四年結束,今年剛好踏入五十週年。由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兒童樂園》經歷了四十多個寒暑,見證了香港社會幾十年來,蛻變成一個現代化都市的過程,為多個年代的少年及兒童讀者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今天我們已不敢對主流刊物奢求的教育性,以至中國文化,《兒童樂園》在好幾十年前其實都已一一俱備。張浚華,一個與《兒童樂園》密不可分的名字,在《兒童樂園》長期擔任社長,默默耕耘三十二年。她─好比適時潤物的雨水,無聲地滋潤了無數香港孩子的心靈。

■方:方文英 ■張:張浚華

方:張社長,您最初是怎樣加入《兒童樂園》的?

張:中大畢業後,我在友聯出版社負責《中國學生週報》的編輯工作。我做了兩年,但至今仍然很懷念那一段日子。那裏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而且我把「快活谷」這一版編活了,滿足感很大。後來,因為《兒童樂園》欠缺人手,我就被調遷到那兒工作。我是在一九六三年才加入的,那時《兒童樂園》已經出版了十年。找我到《兒童樂園》的是當時的社長戚鈞傑。我初到的時候學習寫故事,像講故事般用淺明的字眼去寫。後來,戚先生去歐洲考察,接著又去美國深造。我接手他的事情,編、寫、看樣版。工作了一段日子,和畫家們熟識及了解之後,便著手進行戚先生要我做的事:第一就是加強內容以增加銷量;第二就是提前出版,不要脫期。自此以後,再沒有任何人跟我講應該做些什麼,更沒想到我這一做就是三十二年,以後一切可以自由發揮。

方:《兒童樂園》當年的銷量如何?

張:《兒童樂園》創刊便有八千本,那是相當驚人的,有些雜誌自始至終都達不到這個數目。其後,我們有時加五、七百,有時減三、四百,在長期努力和被接受後,銷量才可以穩步上升。六十年代中期,《兒童樂園》的銷量增加到三萬本;七十年代中期,銷量已經達到五、六萬本。一九七六年我們出版了《叮噹》單行本,因為讀者不斷要求在《兒童樂園》增加「叮噹」故事的頁數。《叮噹》很快便改為半月刊,銷量和《兒童樂園》並駕齊驅,兩者相得益彰。

方:那您是怎樣發掘「叮噹」這一顆明星的?

張:《兒童樂園》一直有訂閱一些外國雜誌,其中有一套由「講談社」出版的《小學生》,內容最豐富。它從幼稚園到六年級,每一個年級,每一個月都會出版一大冊書,而每一本都好像我們電話簿一樣厚。當時我在《小學生》一看到「叮噹」的故事就很喜歡。我覺得「叮噹」的故事有教育意義,富於知識性,能夠真實地反映孩子的性格和愛好,並且培養孩子良好的品格。當然最重要的是,「叮噹」的內容實在很豐富,它由兩位畫家藤本和安孫子加上十一位助手創作而成,顧問團有大學教授、兒童心理學家、科學家等等。我們明白自己沒法投入這麼大的人力物力去做相同的事情,只好採用了它的內容,稍作改動來刊載。

方:在改編「叮噹」的過程中需要做什麼功夫?

張:因為書的開度不同,所以要重畫一遍。我也為他們改了人名、地名。叮噹、大雄、靜宜這些名字是不是比衛門、太郎親切點?另外,和服要改為唐裝,風俗習慣改得本地化。還有是為了生活化,我在對話中用了些廣東話,這在《兒童樂園》是比較少見的。總之,我們儘量保留原著的精華。因為我很喜歡這個故事,所以很用心去做。《小學生》刊登的故事何其多,唯「叮噹」在本地銷行獨好,我也算盡了向兒童推廣好故事的責任,問心無愧。其實,國內、海外很多書刊也常常轉載我們的圖文。

方:既然「叮噹」大受歡迎,您們何以不購買它的版權?

張:我們曾經去日本洽商過,因為他們要求我們買很多其他周邊的產品,例如:電影、衣物、文具、玩具等,結果就談不成了,最後也給別人買了。我們覺得這樣也不錯,只希望別人買了版權之後,能夠出版得好看就行。我一心希望能夠給小朋友廣泛閱讀有益的故事,誰出版也沒關係。日本的孩子能夠看得到「叮噹」精彩的故事,我也希望香港、台灣和中國的孩子也可以看得到。

方:當年在《兒童樂園》負責編寫和繪畫的人大約有多少人?

張:《兒童樂園》是一本畫報,需要比較多的畫家,我們一般會維持四位畫家。羅冠樵最早加入《兒童樂園》,他寫故事連環圖的功力亦無人能及,後進的畫家自然而然尊他為師。除了「小圓圓」,我還欣賞他改編的「西遊記」。他別出心裁地把唐僧畫成一個小孩子模樣,非常可愛。郭禮明也是很早便加入《兒童樂園》,他曾經把我當作大敵,寫了一個「忍」字壓在桌面,宣洩對我的不滿,可現在又視我為最好的朋友。李成法比我早一點點加入《兒童樂園》,我很感謝他與我一起並肩作戰到最後。李子倫和陳子沖都是由《兒童樂園》讀者搖身變成《兒童樂園》作者的生力軍。羅先生八三年離職後,幸虧有他倆接手。上述的幾位畫家都是《兒童樂園》的台柱。除了畫家,就是我,做搜集資料、撰寫、編輯、校對、統籌和一些瑣碎的工作。

方:那文字的工作真是十分吃力啊!

張:我從來不覺得文字工作吃力,找題材才吃力!要找有趣的題材及故事更艱難,但我當時並不覺得怎麼樣,只是拼命去想,拼命去找,看大量的書和雜誌。我全心全力投入做《兒童樂園》,連辛苦也忘記。反而退了休幾年後,有一個晚上做夢,夢見自己來來去去都找不到封面的題材,原來,壓力是有的。

方:《兒童樂園》出版了那麼多年,曾經作過什麼版面上的改變嗎?

張:有。八十年代初期,《兒童樂園》改由右至左翻,直排改為橫排。一九八三年一月,我們慶祝三十週年紀念那一期開始加大開本,字體也因版本大了而要改大,文字由書法寫的改為植字。這一期就是第721期,我們不但加大開本,更加厚頁數,以雙倍的篇幅回饋讀者。

方:在《兒童樂園》工作的日子,有哪些讓您開心或生氣的事情?

張:每個月初和月中,發行公司的同事把新書送過來,我看見新書就很開心;如果封面吸引,就更加開心;如果故事精彩,那就特別開心。最讓我開心的一次,是請讀者來我們家(出版社)玩。一九七九年二十五週年紀念時,我們在友聯出版社的花園舉行銀禧聯歡遊藝大會,招待五千讀者。廣告公司為我們在萬多二萬尺的花園張燈結綵,搭建了很多遊戲攤位;玩具公司送出大大小小成千上萬件玩具,給來玩遊戲的讀者們。當時,讀者和家長擠滿了整個花園,非常熱鬧!

至於生氣的時刻,說起來也不算什麼。由於我們需要圖畫的數量與日俱增,畫家們不停地畫,還是趕不上出版日期,所以免不了要催迫他們趕快交稿。婉轉懇求是沒有作用的,不發真火總達不到目的。遇上這些場面,大家便紅眉毛綠眼睛。畫家們可愛的地方是,他們從不敷衍塞責,作品一出來,大家都滿意,氣便消了。找羅冠樵開刀最上算,因為催他等於催所有的畫家,而且和他吵架沒有欺凌弱小的感覺!

方:是什麼原因促使《兒童樂園》要結束?

張:九十年代,香港社會有了很大的改變,吸引兒童的事物太多,他們的興趣轉移了,閱讀的時間愈來愈少。本來加書減書都是平常事,但到了九二、九三年,我們的銷量只減不加,而且是一千一千的減,我已覺得意興闌珊。和我工作的畫家只剩下兩位,找題材也愈來愈難了。友聯的前輩創辦《兒童樂園》是想給兒童一份好的精神食糧,既然《兒童樂園》已難作突破,不出版不是更好嗎?我們在一九九四年(第1006期)的「播音台」宣告停刊,圖畫中的我們拋下紙筆輕輕鬆鬆的去休息去玩,不知道看到這幅圖畫的小讀者收不收到這個訊息?各方友好都替我們傷感難過,紛紛發表文章惋惜懷念。我深深感動,羅冠樵更說感動得老淚縱橫。

方:您今天回想當年《兒童樂園》結束的時候,心裏可有難過?

張:我在《兒童樂園》工作了一輩子,找到了理想,也實現了理想。能令那麼多小孩子開心,我也應該開心、滿意了。在讀者需要《兒童樂園》時,我盡力把它做好;讀者不再需要《兒童樂園》時,即使結束了,也再沒有遺憾。我說「手空空,無一物」就是放下一切,很逍遙。時代不同了,現在還有多少人講新亞精神?我是開自己玩笑,請不必認真。新亞精神當年自有人領會,自有人實踐。小思仍然在「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她不是實踐得很好嗎?

方:在《兒童樂園》工作,您覺得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張:《兒童樂園》能夠得到廣大的讀者支持和欣賞,成為香港最長壽的兒童刊物,這已經是最豐富的收穫。還有就是能與共事的伙伴成為好朋友,推心置腹,這可算是意料之外的收穫!

關於《兒童樂園》

《兒童樂園》,由一九五二年創刊至一九九五年結束,經歷了四十三個寒暑,成為香港最長壽的兒童刊物,影響深遠。成長於五十至八十年代的孩子,心靈滋養自《兒童樂園》的不知凡幾。張浚華女士正是《兒童樂園》的社長,但她作風低調,極少接受傳媒的訪問。因此,提起《兒童樂園》,大多數人會想起主編羅冠樵先生,而忽略了她也是《兒童樂園》的靈魂人物。張浚華女士在《兒童樂園》默默耕耘了三十二年,奉獻了半生的青春,就好比適時的雨水,無聲地滋潤著數個年代兒童的心靈。她常常把中大新亞校歌的一句歌詞掛在口邊:「手空空,無一物」,認為這句寫的正正是她的人生觀。廿一世紀的今天,想當年手捧著《兒童樂園》的孩子都已長大,童年很多事物也遺忘了,但對《兒童樂園》卻未忘情。這份情,是否能填補張社長所言的「空」?我不知道。只知道《兒童樂園》留給人們的回憶總是美好的。讀過它或聽過它的人都會有同感。屈指一數,原來《兒童樂園》仍未結束的話,今年便會是它的五十周年慶典!在此,不僅想跟大家回首當年,聽聽張社長暢談《兒童樂園》工作的往事,更想藉此向當年在《兒童樂園》工作的所有員工致以最深的敬意。

■筆:筆者 ■張:張浚華

筆:張社長,您最初是怎樣加入《兒童樂園》的?

張:中大畢業後,我在友聯出版社負責《中國學生周報》的編輯工作。我做了兩年,但至今仍然很懷念那一段日子。那裏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而且我把「快活谷」的專欄辦得有聲有色,滿足感很大。後來,因為《兒童樂園》欠缺人手,我就被調遷到那兒工作。我是在一九六三年才加入的,那時《兒童樂園》已經出版了十一年。羅先生是《兒童樂園》的創辦人之一,他最初也不知道我能夠幫得到什麼,因為我又不太熟悉兒童的出版。所以我是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夠適應這份工作。當然,到了今天,大家就成為好朋友了。

筆:《兒童樂園》當年的銷量如何?

張:在我加入之前,聽聞約有六至八千左右。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即一九六六年前後,銷量便升至三萬多本,而且是持續地增長。在三十周年紀念時,即一九八二年至八三年,銷量更達到五萬多至六萬本,可算是《兒童樂園》銷量的高峰期。那時主要受歡迎的原因是刊載了「叮噹」。我記得有很多讀者要求在《兒童樂園》中增加「叮噹」的內容,但因為期刊篇幅有限,實在不能夠完全滿足讀者的需要,於是我便想到把「叮噹」輯成單行本。結果一推出就極暢銷,甚至比《兒童樂園》更暢銷。

筆:那您是怎樣發掘「叮噹」這一顆明星的?

張:我們在外國的朋友時常替我們買書和雜誌,其中有一本由講談社出版的《小學生》,內容最豐富。它從幼稚園到六年級,每一個年級,每一個月都會出版一大冊書。而每一本都好像我們電話簿一樣厚。當時我在《小學生》一看到「叮噹」的故事就很喜歡。我覺得「叮噹」的故事既有教育意義,又富知識性,而且能夠真實地反映小孩子的性格和愛好,同時故事的內容能夠培養孩子良好的品格。當然最重要的是,「叮噹」的內容實在很豐富。據我所知,「叮噹」的故事是由很多心理和教育的專家去設計和構思的。我們明白自己沒法投入這麼大的人力物力去做相同的事情,只好採用了它的內容,稍作改動來刊載。

筆:在改編「叮噹」的過程中需要做什麼功夫?

張:當然要注意符合香港的環境。例如:本來角色是穿日本和服的,便把他改畫成穿著本地兒童的服裝。此外,還得把內容變得有趣味一些。可知道,叮噹、大雄、靜宜、技安、牙擦仔等的名字,都是我費煞思量想出來的?如果依照日文的意思直譯過來,名字是十分古怪的。我因為喜歡這個故事,所以就很用心去做,使它充滿樂趣。過程中,自己也在享受,感到樂在其中。回想起來,還是那麼快樂!

筆:既然「叮噹」大受歡迎,您們何以不購買它的版權?

張:我們曾經去日本洽商過。後來因為他們要求我們買很多其他周邊的產品,例如:電影、毛巾、玩具等,結果就談不成了。最後也就給別人買了。但我們並沒有可惜,只希望別人買了版權之後,能夠出版得好看就行了。因為我一心希望能夠給小朋友廣泛閱讀有益的故事。我想:日本的孩子能夠看「叮噹」的故事,我也希望香港、台灣和中國的孩子也可以看到。

筆:在《兒童樂園》負責編寫和繪畫的人大約有多少人?

張:插圖的工作,主要有羅冠樵先生和他的兩名大弟子──李成發和郭禮明。其中李先生一直替《兒童樂園》繪畫至結束。羅先生在一九八二年退休。他退休後,有一些新加入的成員,其中潘偉、陳子通、李子倫、李志豪、潘麗珊五位都很能幹。當時,我讓李子倫繪封面,陳子通繪「播音台」。繪畫的人才很難得,會畫連環畫的就更難求了。連環畫因為要依照造型來畫,有時候,要能夠畫得像原來的造型真是不容易。至於文字編輯筆面,就只由我一個人搜集資料、構思和撰寫。

筆:那文字的工作真是十分吃力啊!

張:對!我要看大量的書、報章、雜誌。那時我全心全意投入做《兒童樂園》,好像被鬼迷一樣!有時候,在夢中也會害怕想不到封面的題材,壓力挺大的!其實做兒童雜誌並不像一般人所想,輕輕鬆鬆,逍遙自在。

筆:說起「播音台」,這些千奇百怪的新聞是您自己創作的嗎?

張:當然不是!我是從很多報章中選取這些能引起兒童興趣的新聞,剪下來重新編寫而成的。我看的都不過是香港的報章,只要你留意,就能發現這些有趣的新聞。

筆:《兒童樂園》出版了那麼多年,曾經作過什麼版面上的改變嗎?

張:也有的,例如:八十年代,《兒童樂園》由直排改成橫排,主要是為了讓版面看起來美觀一些。因為有些英文字母、阿拉伯數字橫排起來比較好看。另外,本來《兒童樂園》的文字是用書法寫成的,後來我們也改為植字了。因為當年消費者委員會選舉最佳刊物時,認為我們不用植字而要扣分。我們本是連續多年的冠軍刊物,結果那一年就輸了。所以有些情況使《兒童樂園》不能不作出改變。又好像以前《兒童樂園》的字體很小,後來也改大了。因為我們留意到隨著時代的轉變,小朋友讀書的壓力漸大,平日他們已經要讀很多書,如果還要他們看那麼細小的文字,就會很辛苦。

筆:在《兒童樂園》工作的日子,有哪些讓您開心或氣憤的事情?

張:以前香港沒有太多活動,《兒童樂園》有時會到荔園、樂聲戲院等地筆籌辦周年活動,招呼讀者訂戶。我記得有一次周年活動,我們安排了很多訂戶到一個大約有萬多二萬尺的花園聚會。在那兒,我們設了很多攤位讓小讀者玩,熱鬧極了!回想起來,那感覺還真是很開心!至於氣憤的時刻,自然是不能避免的。因為我時常擔心脫期,難免會向羅先生、郭先生催稿,在催稿的過程中,大家都會很容易動真氣,弄得面紅耳熱!郭先生更在書桌上寫了大大的「忍」字,意思是要「忍耐」我。不過,到畫稿交來了,他們還是畫得那麼認真,不會因為匆促而敷衍了事。以羅先生為例,他不但「小圓圓」畫得好,「西遊記」也是很出色的。他用新的繪畫方式表達「西遊記」的故事,把唐僧畫成了一個小孩子的模樣,多麼可愛!

筆:是什麼原因促使《兒童樂園》要結束?

張:《兒童樂園》的讀者減少了,由高峰期一直下跌。此其一。我們當初辦《兒童樂園》是本著理想,想做一本好的刊物作為小朋友的精神食糧。但下一代缺乏接班人,此其二。我常常說「手空空,無一物」就是這個意思,因為要求賺大錢的人是不會做兒童出版。想當初辦《兒童樂園》是一群有熱誠的知識分子,但到了後來,教育程度高的人都因為薪金不高而不願投身這個行業。第三個原因,是《兒童樂園》出版了太久,在某些方面的確與時代脫節了。記得有一次,我們做了一個母親節的封面,圖畫畫的是一位媽媽抱著她的兒女。那時,有人跟我說:「這封面怎麼都不像媽媽和子女,倒像是祖母跟孫女多一點!」我才忽然醒覺:「對啊!為什麼畫中的人物那麼老的呢?現代的媽媽大多看起來很年輕。」從這一點,我開始察覺《兒童樂園》是有點兒脫節。此外,時裝、傢具也都跟著潮流在轉變。好像「小圓圓」頭上的大蝴蝶結,八十年代的小朋友已經都不結大蝴蝶,更何況是九十年代的孩子呢?漫畫如果跟不上時代的步伐,自然給人落後的感覺了。

筆:您今天回想當年《兒童樂園》結束的時候,心裏可有難過?

張:我當了很多年《兒童樂園》的社長,其實能夠讓它結束,我的心情反而是輕鬆的。別人問我難道不會有依依不捨嗎?我真的沒有。《兒童樂園》到了九十年代,事實上已經很難找到好的題材;而我覺得在讀者需要《兒童樂園》時,我盡力把它做好,到讀者不再需要《兒童樂園》時,即使我把它放下來,也再沒遺憾了。小思喜歡用新亞校歌中的一句:「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自勉;而我獨愛「手空空,無一物」。這就是我的人生觀。我喜歡逍遙,不愛執著,對物質亦無甚要求。《兒童樂園》的結束,我何嘗不是抱著相同的態度來面對呢?拿得起,放得下,結束也算是一種解脫。

筆:在《兒童樂園》工作,您覺得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張:《兒童樂園》能夠得到廣大的讀者支持和欣賞,成為香港最長壽的兒童刊物,這已經是最豐富的收穫。還有就是能與共事的伙伴成為好朋友,推心置腹,這可算是我意料之外的收穫吧!

附:新亞校歌

山巖巖,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十萬里上下四筆,俯仰錦繡,五千載今來古往,一片光明。十萬萬神明子孫。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亂離中,流浪裡,餓我體膚勞我精。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兩篇訪問轉貼自《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