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9日 星期三

那些年,華人所受的屈辱

那些年,華人所受的屈辱
黃仲鳴


■這書兩線發展,首章最為可讀。作者提供圖片

「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是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於上海租界一些公園豎立的一塊牌子。這個「傳說」,近世有人指為偽造,但在當年一些文章裏說得甚為火紅。如孫中山《中國內亂之原因》:

「上海黃浦灘和北四川路那兩個公園,我們中國人至今還是不能進去,從前在那些公園的門口,並掛一塊牌說:『狗同中國人不許入』!」

另如郭沫若一九二三年在《月蝕》中有如下的句子:

「上海幾處的公園都禁止狗與華人入內,其實狗倒可以進去,人是不行,人要變成狗的時候便可以進去了。」

這牌子是否真的存在過,這裏不深究。我相信,華人在當時,確是受到外人無窮的欺侮。傑克的《春影湖》(香港:聯合出版社,一九五三年三月)對華人所受的屈辱,便有頗深刻的描繪。

小說的眉題曰「哀豔奇情」,主題確是「哀豔」,但第一章「哲學怪人」,卻道盡了一位老華僑在異地所受的恥辱,堪稱「奇情」。料想傑克早聞「華人與狗」的「典故」,故而大筆一揮,開首即寫了這篇大快人心的故事。

故事發生於「若干年前」南洋羣島某殖民地。一位華僑在彼邦奮鬥了三十年。做過後生,做過苦工,再而開過錫礦,種過樹膠,經營過糖廠,終於發了大達。但他不忘本,生活樸素,衣着仍簡便,貌似工頭。四十七歲那年,忽然動了歸思,要回唐山娶個妻子,享一享晚福。但當他由小埠欲乘火車出大埠,往購頭等票時,卻遭到攔阻,黃髮黃臉、混血種的售票員說出原因:「你是中國人!」老華僑有股牛脾氣,據理堅持坐頭等,不坐二等三等,最後驚動白人站長,也堅拒售票,行文之中,傑克來一段插說:

「在那個時代,國勢衰弱,民智低落,尤其在殖民地,不平等的待遇,幾乎在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都表現得很明顯。」

南洋的殖民地,和上海的殖民地,不是一樣嗎!最後,老華僑一氣之下,耗鉅款包了一節臨時加上去的頭等廂卡,「所有車站上的中國人,都大為興奮,一片壯越的國歌聲,高唱入雲,直唱到那行列車蜿蜒地轉過山背後才罷。」

坐火車如此,到了大埠,住一家外國人經營的大酒店亦是如此:「這裏不住中國人!」並且將老華僑的行李掉出門外。這口氣,倔強的老華僑怎忍得住?幾經門路,把這酒店連地皮也買下來,結果是:將這酒店的外籍經理大大折辱一番。報了一箭之仇!

酒店如是,連妓寨的花魁也看不起這土老頭。老華僑終耍出天降銀元的戲法,要全寨妓女脫個精光,能拾得幾多就幾多。這一段,傑克描述得甚為生動有趣,為「卑微的中國人」出了口冤氣。

以後的情節發展,由「奇情」進展到「哀豔」,另個主角登場。可是《春影湖》這一章,已見傑克非一般通俗小說家可比。另如《一曲秋心》,雖述舞場故事,但主人翁的反日寇情操,傑克寫來入木三分,是個有節氣的作家。

文匯報二O一二年五月廿二日)

2012年8月24日 星期五

晚報的風光歲月

晚報的風光歲月   
香山亞黃

五六十年代,就說得上是香港有史以來,晚報昌盛的黃金時期,除了附屬日報的星島/工商/華僑/明報/大公報(新晚報即是大公晚報),還有獨立的中聲/新生/南華/大晚報以及香港/世界/平安/華人/新聞夜報;加以今夜/新夜/真夜三份同一聲韻性質的夜報互相競爭,晚報市場之大,讀者人數之廣,甚至連不以晚報為名的正午報,也屬半晚報性質。

最輰銷還星島晚報和新晚報,尤其是星島晚報,在六十年代幾乎傍晚下班時分,天星渡海小輪上白領人士幾乎人手一份。

筆者青少年時代,就常兼看星晚和新晚,事實當時沒有政治敏感而追讀副刊的讀者,很多都同時閱讀這兩份晚報,星晚和新晚副刊不止做足工夫,而且各有千秋,星島晚報較,以及別具一格以現代語氣和現代心理描述歷史人物的南宮博。

新晚報副刊較通俗而多樣化,她始創於五十年代每星期一次的社會新聞漫畫版「新晚畫廊」,今日美術界許多名家在青少年時都投過稿,類似的漫畫版,三五年後還成為一時風氣.導致不少報紙和定期刊物爭相仿效;但是卻以星島晚報搞得最為熱鬧,六十年代中期,報館先後還隆重斥資在大會堂舉辦過兩屆哄動一時的青年漫畫展。

新晚報副刊最大賣點是梁羽生/金庸/百劍堂主始創的新派武俠小說,可是儘管這三大武俠小說大家的名字如何響璫璫,吸引我的反而是他們三個人輪流合作排日撰寫的〔三劍樓隨筆〕。梁羽生談南北棋壇,金庸說法文中的CHARMANT,聲音像叫(夏夢)(不知金庸的枕邊人,可曾聽過他夢中叫CHARMANT?),百劍堂主談回教徒為甚麼不吃豬肉,就是各有各姿采。 

還記得梁羽生如何毫不諱言牛虻影響他《七劍下天山》中的主角凌未風;金庸說過狂放不羈的吳兆騫,曾以帽子不宜戴在俗人頭上為理由,拿同學的帽子來小便;「百劍堂主」看完西片《巴士站》,想了一陣瑪麗蓮夢露,總覺得作者刀光劍影背後文字,給讀者帶來的親切感更值得回味。

新晚報副刊尤其花樣繁多,當時跟讀者促進關係的「下午茶座」版,裏頭一個公開接受投稿小笑話式的「大家談」,每段寥寥數十字,稿酬一元,每天刊三五則,就很受讀者歡迎,當時粵語「一元」戲稱為「一雞」,有稿發表便是「捉雞」,作者又稱老編的字紙簍為「籃」,稿件落空便是「投籃」,作者戲稱編者為「投籃高手」.這三個名詞,後來不少報紙都拿來引用,只是很少人知道它的出處,讀者/作者/編者這樣打成一片,新晚之前,從未見過。

與星晚新晚鼎足而三的,可算是新生晚報了,不是說新生晚報銷路比得上前二者,而是指那三份立場不同的晚報,各自都擁有不同讀者對象,新生晚報給人政治感覺不大強烈,副刊文字較受另類知識分子歡迎,有異前二者.同時新生晚報很常試用不見經傳的新作者,如一鳴驚人的十三妹,在新生晚報發表專欄之前,就不曾在其他報章寫過任何文字。當時知名作者,大都同時在這三份晚報以不同筆名撰稿,文章風格亦自我調變,如同是三及第體(即白話文言粵語混合的一種文體)高雄在新晚報寫「石狗公自記」;在新生晚報則以「三蘇」筆名寫怪論及「經紀拉日記」,同是社會言情小說,他在新晚報筆名是史得,新生晚報是許德.漫畫家李凌翰在星島晚報寫「飛女海倫」,在新晚報則用李克瑩筆名寫吉叔.

其餘小型晚報,較多偏重狗馬聲色趣味,雖然大家都爭取同一類型讀者,卻都各有擁躉,較特別的是明報晚報,至今仍不明白她何以寧願像穿兩條褲子那樣重疊兩個報字,而不用「夜明報」,那本來是以財經為主的晚報,但是讀者分成兩極,副刊似乎專為不買黃金股票和不懂經濟的讀者而設,其中一版副刊索性取名「明記茶居」,大有陸羽風味,市井情懷。

明報晚報最受青年文化人注意的,反而是她在當時與眾不同以正路娛樂資訊為主的影視版,總之五十到七十年代的晚報,花樣繁多,不同類型讀者,都很容易找到合乎他們胃口的「精神消夜食糧」。

(原稿見於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五日星島日報副刊星辰版;轉貼自Awong Honsan臉書二O一二年八月廿四日)

2012年8月19日 星期日

記蔡瀾的父親、詩人柳北岸

記蔡瀾的父親、詩人柳北岸
潘耀明

月前,香港城市大學藝廊展出我收藏的現代文人字畫,我在整理文化人書信時,發現有多封蔡瀾的父親──蔡文玄先生的信札。蔡先生的信談到不少關於郁達夫在新加坡的行迹,不乏少人聞問的資料。

蔡文玄先生是邵氏影業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的經理,業餘寫詩、作文,筆名柳北岸。七八十年代我讀過不少以柳北岸為筆名發表的新詩和文章,大都在新加坡《南洋商報》、《星洲日報》登載過的。我當時也偶爾給《南商》和《星洲》寫稿。那個年代,《南洋商報》及《星洲日報》都是銷路頗廣、口碑甚佳的大報,兩報都撥出較大篇幅做文藝副刊,名家薈萃。

蔡文玄與柳北岸

柳北岸的詩,較工整,重押韻,清麗瀟灑,琅琅可誦,詩風比較接近五四的白話詩。因他足迹遍及世界各大名勝古迹,也遺下不少遊記和旅遊詩。

論者認為,柳北岸寫的雖是白話詩,但十分嚴謹。他曾寫了長達一百四十頁的敍事詩《無色的虹》。有人認為他的詩風與早年內地詩人孫毓棠較接近。上世紀四十年代,後者曾寫了一首題為《寶馬》的長篇敍事詩,哄動一時。

柳北岸的詩是典雅的,也很有韻味,記憶中他有一首《故居的告別》,便很讓人回味的,茲摘《故居告別.序曲》其中的一段:

許多年來朝夕相守,/而今你卻為我籌下一筆路費,/

讓我帶走了庭中胡姬,/留下了青春石磊,/你默默無言接受告別,/教壁上的綠苔表示怨懟,/恕我這個無能主人,/對搬來搬去沒有是非。──《夢土》
「夢土」及「故居」都是令人牽魂縈繞、拂之不去的文字符號,故居與故鄉一樣,都只能在午夜夢迴中尋覓的。

文玄先生在給我的信中,也透露他務實的文學主張。他在1981年10月22日給我的信件中特別指出:「當新加坡在戰前屬於中國文化之尾閭,寫作人之學習寫作,大多模仿中國之作品,即使幼稚一點,亦有可讀之處。迨至近十年以來,在報刊上讀到者,年輕人十之八九多受台灣灰色文藝所影響,即造句遣詞,亦有照搬者,真教人為之扼腕。因此之故,我每次讀先生對國內寫作人之介紹文章,認為功不可沒。」

我曾承文玄先生惠贈好幾本著作,後來搬了家,竟然一本都找不到。後來我特地翻查一本新加坡幾個文學團體聯合編輯出版的《新加坡華文作家傳略》,上面有蔡瀾及其弟弟蔡萱的條目,獨缺蔡文玄或柳北岸的條目,令我百思不解。

蔡瀾是搞電影出身,八十年代後期才在香港報刊寫專欄成名。蔡萱是新加坡廣播界製作人,拍過多部電視連續劇,業餘寫作。他們的父親的文名,比起他們更遠早得多了。

《新加坡華文作家傳略》在介紹蔡瀾時,特別提到蔡瀾的藝術受到畫家劉抗及馮康侯的影響,我相信他的文學藝術更早是受到乃父的影響。文玄先生寫得一手好字,他給我的信,都是用小楷毛筆書寫,行文流麗飄逸,別饒筆趣。蔡瀾的書法也有文玄先生的遺韻。

曾與郁達夫對門而居

與文玄先生開始通信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時,我在香港三聯書店任事。書店正與花城出版社策劃合作出版《郁達夫文集》和《沈從文文集》。期間也曾向他打聽過郁達夫在星洲的行迹。文玄先生聽到出版《郁達夫文集》消息,很是振奮。

他來信表示:「關於郁達夫先生之文集等,先生之出版社將予以出版,甚慰。在戰前、弟居中波路,與郁對門而居,彼此亦常往來,當時確存有郁氏全家照片以及彼與李小瑛之合照多張,惜於舊居中先後散失殆盡,但對於郁氏之遺墨,弟與友人當存有三數張,茲待拍照片之後,當即奉寄。」云云。

他還提到:「新馬作家中有鄭子瑜、李冰人、吳之光等數人曾編輯郁氏文集,至於專門研究郁氏作品者似乎不多,所缺少郁氏的遺文,弟將拜託友人找尋,倘能找到,自當續寄。」

文玄先生是一個古道熱腸的人。他曾為此事奔走,向新加坡專治文學史料、文壇耆宿方修先生等人查詢有關郁氏的資料。

提供郁達夫寫的橫匾照片

他在另一封信指出,他發現郁達夫早年在《星洲日報》為魯迅逝世三周年發表的文章,可惜《星洲日報》的合訂本在戰時已燬。他在1982年3月18日給我的信,侃侃而談星馬著名學人許雲樵先生的東南亞研究所,「存有全套,可惜許先生去年逝世,該館所存之中西書籍數萬冊,已售與星洲商人許木榮君。

本來,許君自稱將在星尋一適當房子,以便設立許雲樵先生之藏館,但迄今全無消息,說該批今古書籍裝箱後存於許君之棧房,目前為彼借出,已甚困難。」

文玄先生來函曾提及新加坡的星洲書店橫匾是出自郁達夫的手迹。他還特地跑去拍了照片、沖曬後連底片寄給我。照片合共二份,讓我收到後寄一份給郁達夫的侄女郁風,可見他的細心和周詳。

文玄先生給我其他的函件,還提到若干中國的文化人、作家,包括沈從文、胡風夫人梅益、沈從文先生助手王亞蓉女士。

其中,他還向我特別推薦獲「金牌獎」的新加坡小說作家穀雨。當年新加坡出書較困難,他在香港為其介紹出版社,印刷費則由他獨力承擔,並叮囑代發行港台內地。

彼其時,香港出版社及讀者對新加坡作家諱莫如深,在出版上存在不少困難,難得的是文玄先生不憚其煩、隔岸代尋出版社,出錢出力,務必促成其事不可,其對文化的熱誠,感人至深。

恂恂儒者風範

文玄先生在來信中,還預訂了兩套《郁達夫文集》,說是一套自己保存,乙套送給朋友,書款都是由蔡瀾轉給我的。

蔡文玄,1904年6月12日廣東潮安出生,在中國內地時,曾在新聞界和教育界服務過。1936年南來新加坡後,曾任邵氏電影公司中文部主任。

除柳北岸,其他筆名還有:楊堤、秦西門、白芷、朱貝等,他分別以這些筆名發表新詩、散文、小說,又用李村為筆名撰寫電影劇本,以詩歌聞名。

已出版的作品有:詩集《十二城之旅》、《夢土》、《旅心》、《無色的虹》。他曾經擔任過新加坡作家協會主席,為新加坡寫作人協會顧問。

蔡文玄於1995年逝世於新加坡,享年九十一歲。與蔡夫人不一樣,文玄先生生活十分嚴謹,印象中是煙酒不沾,而蔡夫人則無酒不歡,蔡瀾這方面大抵受到母親影響較多。蔡夫人則年逾百歲才仙遊。

文玄先生正職是電影公司的主管,但是他的舉止行迹有恂恂的儒者風範,他更像一個讀書人和文化人。


左圖:柳北岸;右圖:柳北岸 (前排中) 與太太(前排左一)、兒子蔡萱(前排右一)、女兒蔡亮(後排左一)、兒子蔡瀾(後排中)和兒子蔡丹(後排右一)攝於1959年。


蔡文玄先生特地拍攝郁達夫題的《星洲日報》橫匾給作者。(彥火提供)


蔡文玄於1982年3月31日寫給本文作者的信。(彥火提供)

(信報二0一一年十月一日)

侶倫二三事

侶倫二三事
許定銘

去年十二月在《文學評論》雙月刊上發表了〈侶倫的第一本書──《紅茶》〉,後來被編進《侶倫作品評論集》中。其後並因此認識了侶倫的兒子李兆輝先生,我們在某茶餐廳長談了整個黃昏,知道了侶倫一些鮮為人知的生活片斷。

兆輝先生說小時候他們住在九龍城,生活頗為艱苦,侶倫常手執一支殘舊的墨水筆埋頭寫稿。筆用久了,經常漏墨,把手都染藍了,變成「藍手黨」。可他情願把錢省下來為他們兄妹倆買這買那,就是捨不得換筆。後來,他終於想到了辦法,用家裏貼傷口用剩的膠布,把墨水筆黏貼捲起來。筆不再漏墨,侶倫終於不用再做「藍手黨」了。

為了一家人的生活好過些,侶倫寫稿甚勤。兆輝回憶說:「在我的印象中,父親像是一部寫稿機器,無時無刻都見他伏案狂寫。寫了幾個星期,寫好的稿紙有一兩吋厚了,他就會把它們整理好,放進包包裏,到香港去交稿……」

兆輝的視線從卡座側的玻璃屏投到黃昏時分車水馬龍的彌敦道去,人彷彿透過馬路上事物的移動,回到往昔舊日去,喃喃地:「父親要出門的日子我們最開心,因為那是他去領稿費的日子。黃昏時回來,他手裏總會帶着一兩包燒味,那頓豐富的晚飯,正是我們期待已久的。」

兆輝最難忘的是每年中秋看「花牌」的往事:

以前有些大酒樓,中秋前會在店前用竹棚蓋搭一些「花牌」以廣招徠。這些「花牌」非常巨型,總有二三樓那麼高大,主題多是歷史人物故事:「嫦娥奔月」、「后羿射日」、「桃園結義」、「三英戰呂布」……是最熱門的題材。這些「花牌」不單有故事主題,人物製作栩栩如生,而且色彩鮮艷,燈飾奪目,非常好看。兆輝少時最喜歡看這些「花牌」,接近中秋的日子,總要求侶倫帶他去看。「騎在父親的肩膊上,高興地呼叫、躍動,聽他講古人的故事……,這是我們父子倆最歡樂,最難忘的記憶。」

我是認識侶倫的,不過見面次數不多。一九八O年代初曾一同參加宴會,坐在一起。他沉默且嚴肅,整個晚上說了不足十句話,沒想到他另一面是個慈父。

蘋果日報二O一一年十月十六日)

司馬桑敦的《野馬傳》

司馬桑敦的《野馬傳》
應鳳凰


《野馬傳》(長篇小說)/司馬桑敦/香港友聯1959/自印版(台北文星)1967

王鼎鈞曾說:五O年代「三部最佳反共小說」是:張愛玲《秧歌》,姜貴《旋風》,以及司馬桑敦《野馬傳》。前兩部大家很熟,第三部多數人從未聽過,兩岸各版文學史也都漏掉它。個中原因,可能是它很早就被查禁的緣故。

與同時期其他反共小說「寫作動機」大不相同:作者並非為討好政府而寫,而是為「反省」這場戰爭,「這段紅潮彌漫的歷史」而寫。《野馬傳》自序寫道﹕

「我一路南逃,一路想著這場歷史的災難,想著為什麼我們失敗?…歷史巨流中每個人的反省,對於一個歷史的答案卻未必毫無所補…唯因我對這段歷史有了這種「原罪」的意識,所以《野馬傳》所表現的正是一個悲劇……。」

《野馬傳》前五章是1954年在台北動手寫的,1958年在香港《祖國週刊》連載,分三十六期刊完,隔年由香港友聯出版社初版,這時他在東京當駐日特派員。也許香港版有錯字,也許顧慮國民黨言論尺度,經作者一番修改,傷筋動骨大手術之後,1967年首次在台出版,自費印交由「文星書店」發行。諷刺的是,發行不到半年,同年底即遭查禁。國民黨中央黨部說他「挑撥階級仇恨,暗示顛覆策畧」。此案給台灣文壇「反共文學現象」留下一段教人哭笑不得的查禁記錄,也留給研究者一個探討「文藝政策與文學生產」的議題。原來政府「提倡反共文藝」還有另外一手。

本書作者雖男性,卻以女性第一人稱貫串全書。背景設在中國東北遼東膠東一帶。女主角牟小霞是一個剛烈、性格獨立,情慾自主的梨園子弟。故事推展過程,也是她從一個男人漂泊到另一個男人的過程,從抗日份子到共產黨員,「她在階級與醜陋的現實裡擺蕩,終至於兩頭落空,……她為了生存的尊嚴,必須與傳統道德、家庭,甚至於男人的權力世界鬥爭」,結局以悲劇收場,牟小霞被判殺人,正等待最後審判處決時,小說即在此處戛然而止。

司馬桑敦,遼寧人,本名王光逖。生於1918年,1981年去世。早年在東北參加過抗日遊擊隊,軍中記者,坐過偽滿州國監牢。來台後當過海軍官校政治教官,也曾擔任聯合報駐日特派員,取得日本東京大學國際關係碩士學位。著有《中日關係二十五年》《張學良評傳》《愛荷華秋深了》等。爾雅出版社於1982年為他出版了紀念文集《野馬停蹄》。

(《人間福報》二O一二年九月廿五日;《烟霞山林》二O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