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3日 星期二

王敬羲

《提燈的人》王敬羲
許定銘

閱報得知王敬羲(一九三三~二OO八)在溫哥華因癌病逝世,深以為憾!消息來得突然,就像一九八O年忽聞司馬長風(一九二O~一九八O)離世般錯愕。我把王敬羲和司馬長風拉在一起,因為我和王敬羲的交往,是因司馬而起的。

二OOO年我從多倫多回港,賦閑在家學電腦,完成了萬多字的舊稿〈情書專家章衣萍和他的作品〉寄給《純文學》,王敬羲迅即刊登,還約我見面。他說以前讀過我寫司馬長風的文章,以為我是與司馬同輩的文人,因他與司馬有點姻親關係,想從他的朋友中收集一些材料,以便作研究之用;沒想到我與司馬是忘年交,差了一代人,甚至比王敬羲也年輕十多歲!雖然我們年齡有差距,但一見如故,交往了一段時間,後來因《純文學》停刊,我又找到了新工作,大家都忙,才漸漸少了來往。

王敬羲是江蘇青浦人,一九五O年代初於本港培正中學就讀時已開始寫作,後來到台灣師大升學,更熱心寫作,在夏濟安主持的《文學雜誌》上發表小說,並在台灣出版了《七星寮》(台南大業書店,一九五五)、《聖誕禮物》(台北明華書局,一九五五)、《掛滿獸皮的小屋》(台中光啓出版社,一九五七)、《青蛙的樂隊》(台中光啓出版社,一九五八)等多部作品。

王敬羲一九六O年代初回港,在尖沙咀某大厦的六樓開了間「文藝書屋」,專售台灣出版的文藝書籍,是本港樓上書店的鼻祖。當年能買到台版純文學創作的書店,就只有旺角的「友聯」和王敬羲的文藝書屋。那時候台灣的「文星書店」正大展拳脚,除了出版《文星雜誌》,還大量出版《文星叢刊》;文藝書屋就像文星的代理般,好書來得又快又暢銷,如今我的書架上還擺著朱西寧的《鐵漿》(台北文星書店,一九六三)和司馬中原的《加拉猛之墓》(台北文星書店,一九六三),即購於此。後來王敬羲甚至把暢銷的文星書在本港重印,出版了港版《純文學》和《南北極》月刊,又辦正文出版社,出版了徐訏的《童年與同情》、《懷璧集》、林太乙的《丁香遍野》、任畢明的《閒花集》、王敬羲的《歲月之歌》……等,都是水平甚高的作品。文藝書屋聲名大噪,所有文藝青年均視此書屋為文學中心!


王敬羲的小說中,最為人重視的是短篇小說集《康同的歸來》,此書於一九六七年在台灣文星書店及香港正文出版社同時出版,如今大家見到的,是「正文版」,扉頁有王敬羲給筆者的簽贈手蹟,三十二開本,一四三頁,收〈黑髮〉、〈女房客〉、〈冬天的故事〉、〈鬼婚〉……等十二個短篇,王敬羲在〈自序〉中說,雖然書中有長達二萬五千字,極適宜用作書名的〈開花的季節〉,但他最後還是決定以〈康同的歸來〉作書名,因為這篇小說很有紀念價值。

一九六五年,王敬羲到愛奧華修讀文學寫作碩士,是他寫作的高峯期,《康同的歸來》中的十二篇小說,都是這時期的作品,尤其是〈康同的歸來〉,它不僅是王敬羲赴美後的首篇傑作,它還刊登在《文星雜誌》最後的一期上,對他來說,這篇小說記錄了某階段的終結,同時也是另一階段的開始,意義重大!

〈康同的歸來〉寫的是台灣學生留美的故事。窮學生康同拋下寡母,帶着僅夠一年的生活費赴美國中部的小城讀博士,一年終結後到紐約苦幹尋下學年的生活費。正當費用已籌得七七八八之際,忽聞母親急病入院,康同連忙把錢寄回去讓母親做手術,卻仍救不了老人的性命。自此,遭遇坎坷的康同自甘墮落,沉醉於煙酒賭的世界而不再讀書,五年後空手回到台北去……。

留學生故事是一九六O年代的熱門話題,在我們看到很多成功的例子中,王敬羲卻讓我們接觸失敗的背面!

王敬羲與友聯出版社的關係密切,他不單中學時期已為友聯所出的《中國學生周報》寫稿,他的小說《多彩的黃昏》(一九五四)和《選手》(一九五五),都是友聯出版的。一九六O年代,友聯在新加坡有純文藝月刊《蕉風》,王敬羲經常為它寫稿,我手上有本中篇小說《久違陽光的人》(新加坡蕉風出版社,一九六四),即是《蕉風》所出的單行本。

《久違陽光的人》薄薄的,僅三十頁,約二萬字,時代背景是戰後的一九四五年,寫十四歲的中學生江家瑞,因給老師取渾號「狗腿子」而被趕出校。他在家中停學一年,冷眼觀察身邊家人的生活,深感缺乏家庭温暖。後來得二叔之助,轉讀另一中學,家人又因他成績跟不上而替他請補習老師,江家瑞像「久違陽光的人」重見光明一樣,深深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久違陽光的人」江家瑞的年紀與王敬羲相若,故事題材可能即來自他本人的童年往事,或同學的遭遇,埋藏心底十多年後寫成小說,注入了深厚的情感,雖然也寫得不錯,但若要與《康同的歸來》中小說相比,則是有一段距離的。此書沒有定價,可能是附於《蕉風》內的贈品,不受注意,此所以連王敬羲私人網站上的〈王敬羲作品編目〉中也不列,值得一提並記述,以免湮沒。

我一九六一年加入《中國學生周報》作通訊員,因熱心推廣,在向同學徵訂中得獎,獲贈小書若干冊,此中有秋貞理(司馬長風) 的《北國的春天》、《段老師的眼淚》和多人合著的詩集《提燈的人》。

《提燈的人》﹙香港中國學生周報社,一九五四﹚是本集體創作詩集,是《中國學生叢書》之一。從編印的話中知道,書中的作品都是先在《周報》上發表過,其後才選輯成書的。此書雖然只有六十八頁,卻包括了五十六位詩人的六十二首作品。作為書名的〈提燈的人〉,就是王敬羲就讀於台灣師範大學時的詩作:

一個沉睡的夜,
一盞淒涼的燈,
青藍的燈火,湖水中的星,
在漫長的路上搖曳……
×   ×
燈,照不出影,
和路上的坎坷。
但,藉漸弱的燈火,
更遠的探尋,行進。
×   ×
提燈的人,佇望——
有一分光,佇望,到天明。

王敬羲當然不單單在寫一個提燈的人趕夜路的情景,而是表達了那提點他、引導他前進的先行者﹙明燈﹚和個人要走的方向。寓意深遠,難怪編者以此作為書名。學習寫作初期,我們往往都會作多方面的嘗試,然後慢慢地向某點集中寫下去;王敬羲的小說讀得多,詩,還是第一次讀到哩!

王敬羲在本港從事文學工作超過半世紀,從寫作到開書店、到出版雜誌,貢獻良多;寫作〈提燈的人〉時,他絕對想不到後來自己會成為這個南方小島上的「提燈者」,為後來的文藝青年照亮他們坎坷難走的黑路!

永別了,「提燈的人」,你走好!走好!

──寫於二OO八年十月

十一月刊於《城市文藝》

王敬羲遺作:《校園與塵世》
許定銘

二OO八年十月,閱報得知香港小說家王敬羲(一九三三~二OO八)在溫哥華因腸癌逝世,深以為憾!我寫了悼念文章〈《提燈的人》王敬羲〉,發表於十一月份的《城市文藝》,記述我和他交往的經過,並以他寫於一九五O年代的一首短詩〈提燈的人〉,表揚他半世紀以來為香港文化作出的貢獻。拙文最後的一段是這樣寫的:

王敬羲在本港從事文學工作超過半世紀,從寫作到開書店、到出版雜誌,貢獻良多;寫作〈提燈的人〉時,他絕對想不到後來自己會成為這個南方小島上的「提燈者」,為後來的文藝青年照亮他們坎坷難走的黑路!

永別了,「提燈的人」,你走好!走好!

不久,旅居溫哥華的陳浩泉給我來電,說是王敬羲的家人打算為他出一本遺作,並問我願不願意把〈《提燈的人》王敬羲〉附錄於書後,我當然答應。事隔半年,《校園與塵世》(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二OO九)的樣書便送來了。

《校園與塵世》是王敬羲生前,繼《囚犯與蒼蠅》、《搖籃與竹馬》、《船與島嶼》後的自選集,內文原先只有散文與小說兩部分,但因趕不及出版就撒手西去,他的家屬接手整理,附錄了四篇紀念性的文章,成為第三部分,還寫了前言,並由王敬羲夫人劉秉松後記,長子王人鈞設計封面,自選集第四種《校園與塵世》便成了王敬羲遺作!

一本作家的自選集當然以作品為主,因為這都是作者本人滿意之作。《校園與塵世》的散文部分收〈從舊愛到新歡〉、〈上流社會的娼奴〉、〈白色恐怖‧林海音‧《純文學》〉、〈沙化上的老者〉、〈我的父親母親〉、〈濛濛的月亮〉、〈散步‧溫哥華〉和〈廣州雜憶〉等八篇。看王敬羲的安排,他是有意把他一生各段階,選出有代表性的作品作一總結。這裏有論文、雜寫,也有內心感情的抒發;有戀愛、家庭的温馨,辦雜誌、出版遭到的挫折,也有台北、香港、温哥華、廣州各地生活的記錄。尤以後期〈廣州雜憶〉一組雜寫,記述了台北和廣州的兩城故事,寫中國小鯢,老人和女孩,最能接觸他寂寞的晚境!

王敬羲在天津出生,在香港、台北及美國渡過他的學習生涯,家人早年已定居溫哥華,他卻樂於香港、溫哥華、廣州間三地來去奔波近三十年,令人費解。不過,讀過本書的剖白後,你大概可以尋到蛛絲馬跡,明白他的流浪心態。

小說部分收〈一個陌生人〉、〈潮退時〉、〈張奇慧的故事〉、〈舊地重臨〉、〈昨夜〉和〈開花的季節〉等六篇,應以後三篇為重點。

在本書的附錄裏,有葉維廉寫於一九六八年,論王敬羲小說的〈弦裏弦外〉,主要談他小說裏的「雕塑意味」,推崇王敬羲小說裏的「弦外之意」及「立體性」,即以這三篇小說來分析。

〈舊地重臨〉寫一位被派到台北工作的「白領」,對他來說,台北是舊地重臨,他回想到過去的生活……;〈昨夜〉則寫女舍監應付幾個寄宿生的故事。葉維廉認為王敬羲的小說,能在沉悶、瑣碎、平凡的叙述裏「出奇」,在庸俗裏求一刻精神的領悟而顯出「靈性」。他要依從日常事件發展的進程慢慢述說,卻在結尾給人突發的奇想。此舉實乃文學作品中能令人回味,深具延伸力的弦外之意。

而在具實驗意味的〈開花的季節〉中,王敬羲則摒棄了小說中的平面叙述,用幾件平行發展,卻又極之類似的故事,演繹了蓮麗和梅麗姊妹倆不同的命運,組成了一個立體。故事以七章組成:

第一章:這裏講述一個名叫小蓮的舞女的故事(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三日 香港)
第二章:這裏講述一個名叫梅麗的女學生的故事(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三日 香港)
第三章:一個男孩子的覺醒(一九五三年九月廿日 香港)
第四章:一個成年男子的覺醒(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二日 香港)
第五章:一個流浪漢的覺醒(一九五八年九月廿日 台南)
第六章:一個地痞的覺醒(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 台北)
第七章:月亮和梅麗(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 台北)

這篇用七個片段組成的小說,葉維廉認為它:

用故事多線的延伸,看着它們偶然的交合為一個立體的圓形就好像現象多線的延展,偶然結為一個八面玲瓏的光球。(頁一五七)

是王敬羲巔峰之作。葉維廉是王敬羲深交超過半世紀的老友,也只有他能深深明白到王敬羲創作的苦心和小說背後的心意!

《校園與塵世》的附錄中,除了葉維廉的〈弦裏弦外〉,還有許定銘的〈《提燈的人》王敬羲〉、顧媚的〈過客〉和楊權的〈昨日的文壇鬥士〉,三篇都是王敬羲過世後的悼念文章,尤其最後一篇,記述了王敬羲晚年在廣州生活的情況,極具參考價值。

王敬羲辭世後,悼念的文章很多,《校園與塵世》中僅選三篇,是不足以代表我們對他的懷念,王敬羲的老同學馬森,在《聯合報》上發表的〈一個不應遺忘的小說家〉,就是一篇不應遺漏的好文章。不過,我們也明白到,作為王敬羲自選集的《校園與塵世》,附錄是不應份量過重的。因此,我們深切地期待會有一冊《王敬羲紀念集》面世,我覺得:〈王敬羲年譜〉和他最後寫成的〈一個癌症患者的獨白〉是絕對不能缺少的!

──寫於二OO九年九月

十一月刊於《城市文藝》

2013年9月1日 星期日

趙滋蕃《半下流社會》

《半下流社會》

趙滋藩的《半下流社會》是香港五十年代一部重要小說,是作者「苦熬五十八個通晚」,「終於一口氣逼成」的長篇小說。此書最初由香港亞洲出版社於1953年11月出版,1954年4月再版,其後多次再版。

1953年7月,趙滋藩為即將出版的小說寫了一篇自白文章──〈我為甚麼寫《半下流社會》?〉,清楚向讀者表白他寫這部小說的感受和目的。趙滋藩形容自己的創作過程是「差不多每一萬字,要拼掉一磅血肉」,旨在寫出「一個交織著希望和失望,糾纏著新生和滅亡的時代」。作者認為「半下流社會」是「一個貧窮與不幸的世界,一個專制而褊狹的時代的象徵的十字架」。

《半下流社會》是趙滋藩第一部出版的長篇小說,描寫五十年代初期南來難民在香港社會的悲慘生活。作者透過居住在木屋區、調景嶺等貧困地區的人民,表現他們在無依無靠的景況下與大自然搏鬥,在政治權力、人性黑暗的漩渦中掙扎求存。趙氏認為文學若要反映時代、推動時代,或要記錄人生、豐富人生,《半下流社會》也許已盡了它部分的責任。

香港文學通訊二OO九年九月第七十四期)

「難民文學」的扛鼎之作
黃仲鳴


■要寫香港文學史,趙滋蕃這部書不得不提。作者提供圖片

深港作家座談會於五月十六日在深圳舉行,筆者有幸參與,得聆兩地文學的發展和展望,獲益良多。深圳有些代表對本港的「難民文學」,竟覺「新鮮」甚至「未聽聞」,頗覺詫異。看來今後雙方的交流,確有加強的必要。

「難民文學」在一些研究香港文學史的內地著作中,亦有提及,隨手拿出一本施建偉、應宇力、汪義生的《香港文學簡史》,其中便有說:

「有的評論家認為,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香港只有南來的作家、移民作家和難民作家以及他們所創作的『移民文學』、『難民文學』,而這些都不是真正的香港文學,充其量只能稱是香港的文學。」

這段話值得商榷的地方不少,非這篇短文可以「論盡」;但「難民文學」是香港文學的組成部分,卻可肯定。所謂「難民文學」,是指一九四九年後,由內地流徙香港的一些文人所創作的作品。最知名的還數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一月)。

趙滋蕃(一九二四—一九八六)曾當過湖南大學講師與助教,一九五O年流來香港後,「他拾過煙蒂,敲過石子,做過扛麵粉的腳夫,揀過垃圾箱的廢物,住過屋頂木寮,睡過樓梯腳側」(《半下流社會》編者註),他將這段人生經驗,「苦熬五十八個通晚」,「一口氣逼成了」這部《半下流社會》。趙滋蕃是「反共作家」,憑着這部「處女作」,後來進入了「美元文化」的機構亞洲出版社,更出任了總編輯之職。一九六四年,因言論和《重生島》一書,被港府勒令出境,赴台灣定居。

在書前有篇他的自述:「我為甚麼寫《半下流社會》?」中,訴說:

「當我從鮮血淋淋的現實生活中滾出來,我的感覺,像是一個懷抱着最後痛苦而麻木的人的感覺。我要寫,在這不是黑夜,也不是白晝;不是光明,也不是黑暗的時代。我要用愚蠢的心,遲鈍的筆,勾劃出一個交織着希望和失望,糾纏着新生和滅亡的時代。」

這部書沒有「獨當一面」的主角,有的是「羣體」。這「羣體」是所謂「流亡的一羣」,由天台木屋住進調景嶺,趙滋蕃將他們苦難的生活,一一描繪出來。這些「苦難」,或多或少都是他的親歷和見聞,寫來確是血淚滿紙。

撇開政治意識不談,描寫這類低下階層生活的,在那「移民」滿地的時代,還有本土作家侶倫的《窮巷》,但論其「悲苦性」,可不及這部《半下流社會》。另如曹聚仁的《酒店》,寫的同是四五十年代被戰亂席捲到香港的「難民」故事,雖以舞女為經,嫖客為緯,對人性的刻畫頗深,但論其「現實性」,卻不及《半下流社會》那麼「入肉」,那麼淒慘。

總括而言,論「難民文學」,趙滋蕃這部書不得不提,不得忘記。趙滋蕃在香港生活了十四年,不要將他撇出香港作家之列。

文匯報二O一O年五月廿二日)

《半下流社會》
許定銘

 

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三)是「亞洲出版社」最暢銷的小說,我手上的這本是一九五七年的五版,以每版印二千算,銷數已逾萬冊。當年香港只二百多萬人,能賣過萬冊,是相當不錯的回報了。此書使趙滋蕃聲名大噪,後來他在亞洲出版社出了本八千行長詩劇《旋風交響曲》,竟能一次過收到版稅八千元,一九五O年代的香港,這個數目可買樓了!

趙滋蕃(1925~1986)在德國漢堡出生,抗戰爆發後隨醫生父母回國抗敵,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参戰,多次「掛彩」,曾任政工少校,後流亡至香港,在調景嶺當難民。理科出身的趙滋蕃用五十八晚通宵,十七磅體重換來二十萬字,描述社會低下層市民生活實況的《半下流社會》一舉成名,一九六O年代在台灣還寫過一本姊妹篇《半上流社會》。

《半下流社會》講述貧民的工作中,除了當苦力、擺公仔書、翻垃圾筒、賣血外,還有一種「執煙頭」。這項工作是到街頭拾人家抽煙後丟棄的「煙屁股」,然後把它拆開,收集那些剩下的少許煙絲,再用「煙紙」捲成「百家」煙枝,以廉價出售謀生。這工作當年很流行,且有「順口溜」:「西裝友、執煙頭,執到西濠(約定俗成讀『河』音)口,畀人捉住踢籮柚(即『屁股』)」。如今知道的人大概不多了!

大公報二O一O年六月十一日)

趙滋藩/半下流社會
文與圖/應鳳凰

小說《半下流社會》是一部以一九五O年代香港調景嶺(吊頸嶺)為場景的「難民小說」,曾經風行港台兩地。名氣響亮固因小說暢銷,改編成電影相信也大大提高了小說的知名度。

書前扉頁題句:「勿為死者流淚,請為生者悲哀」,一來傳達小說主題,二來透露作者悲憤心情,成為流傳當年文壇一句名言。說此話者扉頁上署名:「酸秀才」,也顯示它是一羣「知識分子落難他鄉」的血淚故事。

書名為什麼叫《半下流社會》,原來它描寫一九五O年代初期一羣文人從大陸顛沛流亡到香港之後的悲慘處境。如作者趙滋藩,他在湖南家鄉原本是教數學的大學講師;又如小說人物「酸秀才」,一手好文筆,原是大學哲學博士。可憐他們逃到香港之後都一文不名,住木屋區、睡樓梯腳、撿菸屁股、翻垃圾筒、典當生活用品、賣血,只為求得溫飽。他們處在冷漠的香港都會,儘管忍飢受凍,卻不肯作奸犯科屈居下流──這便是書名的由來。擠不進「上流社會」,但相濡以沫,自力救濟,不僅與暴風雨等天災搏鬥,也在政治權力、人性黑暗的漩渦中掙扎求生存,自成一個半下流社會。小說「採取活生生的題材,寫出血淋淋的事跡」,因而達到反映時代、記錄人生的文學功能。

趙滋蕃原籍湖南益陽,一九二四年生於德國,七歲喪母,繼母是德國人。抗戰爆發,他不顧父親反對隻身回到中國。中學畢業後攻讀湖南大學數學系,後加入青年軍,從二等兵升到少校翻譯官,抗戰勝利他回湖南大學任教兼攻哲學與經濟。一九四九年內戰迫得輾轉流亡至香港,寄居調景嶺難民營,流徙於石塘嘴木屋區,當過扛麵粉的腳夫、挑石工、礦工。《半下流社會》發表後一舉成名,被聘入香港亞洲出版社任編輯,以後持續創作小說、詩劇等多部。一九六四年寫長篇《重生島》,以內容過激被港英政府遞解出境,以後長期留在台灣寫專欄及教書,一九八六年去世。

人間福報二O一二年十月廿三日)

2013年8月31日 星期六

談藍宇

談藍宇
李華川

藍宇病逝,今成為追憶。

藍宇(梁家駒)在70年代寫了很多影評,他也十分熱愛繪畫,和我一起同時在「香港美術專科學校」讀水彩畫,當時我也在《中國學生周報》寫一些美術評論,藍宇也有投稿,但他影評集中在《香港時報‧副刊》發表。後來也發表散文和新詩。老實說,藍宇的散文比詩好,可惜他寫得少;30多年來才出版一本詩文合集《花與劍》﹝1998年‧現代漢語文學基金會﹞。

藍宇的散文感情豐富而生活化,寫作出自內心感情,自然渾成,毫無造作,他 的詩作可見出作者有別緻的描寫。


看看〈散髮〉一詩:

那堆綠雲湧起
在妳底玄色的鏡子
我的影子碎成
千條萬縷
飄了多角度的弧
以很芭蕾的舞姿
於是
我知道有風

似乎有一點點禪意,令人有懂與不懂之間的感覺,作者只充分抒發了自己的感情。大部分的詩都是這樣軟性化,題材十分狹窄,需要開拓。

七十年代藍宇参加入了焚風詩社,當時成員有秀實,稽律,溫乃堅,麥席珍,林力安等詩人,而我只是一個過客,久不久出現現一次。我隱居大埔山林裡,寫美術批評,也畫漫畫。藍宇空閒時也來探我,他是當時唯一知道我身在何處的朋友。

藍宇擅寫散文,特別是小品文很有個人風格。

不知為甚麼,藍宇後來不寫作了,從而專注於繪畫,今天他是「香港寫生會」的成員,每周日都出外寫生,我問他為甚麼不寫作?他說「沒有地方發表」。

香港詩壇也玩「埋堆」這玩意,排他性很重,獨立的寫作者可有機會?

大概四五年前,我鼓勵藍宇嘗試開個網誌寫作和貼上他的畫作,在雅虎一寫興致就來了,在網上他很受歡迎,還與不少網上的美術朋友互相交流

2013.8.16

(李華川《啡磨時間》二O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按:藍宇的網誌:《文藝思與感》

2013年8月29日 星期四

孟君

《拂牆花影》的孟君
許定銘

 

孟君(1924~1996)是本港第一代流行小說女作家,她原名馮畹華,成名甚早,一九四六年在廣州《環球日報》設〈浮生女士信箱〉,為讀者解決疑難,甚受歡迎;後來在報上發表連載小說《拂牆花影》竄紅文壇。一九四九年抵港,不久創辦《天底下》週刊,埋首寫文藝小說,五六十年代紅極一時,據說作品近百部。

《拂牆花影》(廣州草新文藝出版社,一九四八)初版已印五千冊,後來香港長興書局也印過,可惜未說明重印年份,也無印數。這本六十頁的小書,除了中篇《拂牆花影》外,書後還附了個短篇《奇遇》。

《拂牆花影》寫的是徐楓秋的悲慘人生,她是個孤兒,在姑母家成長。她先喜歡表哥,到表哥因病去世,她又愛上了英俊瀟灑的電台台長馬仲良;然而,馬仲良已是有婦之夫……徐楓秋的戀愛故事曲折坎坷,三角戀愛加上一代的威迫利誘,小說場景由廣州而到澳門,由澳門而到上海、東北,插入異地風光,對一九四O年代的青年男女起到刺激性的作用,能大受歡迎是必然的!

孟君寫作甚勤,《拂牆花影》推出後,她又在《環球日報》連載並出版了長篇小說《摧殘》(廣州民智書店,一九四九),也是個悲慘的愛情故事,大愛歡迎,賣個「滿堂紅」!

大公報二OO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海濱文學叢書
許定銘

一九五O年代的香港,沒有政治背景而又肯出文學作品的書店中,比較重要的是創墾出版社、大公書局、求實出版社和海濱書屋這幾家。此中海濱書屋知名度較低,因它只是星加坡某大出版集團的分支,存在的時間不長,大約在一九六O年代初已沒再出版文藝創作了。而事實上這個集團至今還存在,只是換了另一名號在運作。奇怪的是「海濱」當年所出的文藝書如今相當罕見,一冊劉以鬯的《天堂與地獄》(一九五一年版),最近在拍賣會上即以近千港元的高價拍出。

我手上有零星的「海濱文學叢書」的書目:傑克的《疑雲》、《春影湖》、《一曲秋心》,李輝英的《牽狗的太太》、《人間》、《重逢》,歐陽天的《嫣娜》、《銀色的誘惑》、《心疚》,路易士的《故人》、《餘燼》、《曠野狂想曲》……,還有史得、温梓川、上官牧、侶倫、孟君、易文等人的創作數十種,這些書,不單香港的圖書館內未存,即使藏書家手上,也恐怕不多!

孟君的《我們這幾個人》(香港海濱書屋,一九五七)正是其中之一,十三萬字的長篇,寫林黛、堅自、朱白和蒂兩對男女複雜的愛情故事,本無甚麼突出之處,孟君在小說中用了每個人作第一身的自我表達方式,各說各話,頗有《羅生門》味道。

大公報二O一O年八月廿五日)

孟君的《天底下》週刊
許定銘

我讀過不少有關香港文學的史書,隨手寫來即有:

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廣州:暨南大學,1990)
王劍叢《香港文學史》(南昌:百花洲文藝,1995)
劉登翰《香港文學史》(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
潘亞暾《香港文學史》(厦門:鷺江出版社,1997)
古遠清《香港當代文學批評史》(武漢:湖北教育,1997)
施建偉《香港文學簡史》(上海:同濟大學,1999)
袁良駿《香港小說史》(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

這些書都有個共同點:全是國內的學者所寫。正因為全由沒親身經歷的國內學人執筆,單靠紙上記錄,很多重點都弄錯了,而且由於資料的缺乏,總給人欠缺了甚麼的感覺。等了這麼多年,終於見到這本由本地學者慕容羽軍執筆,副題為《親歷的香港文學史》的《為文學作證》(香港:普文社,2005年7月)。

慕容羽軍(1927-)原名李維克,又名李影,廣州人,1940年代入《大光報》工作,又在《環球報》兼職,1951年抵港,即投身文學行列,半個世紀以來,一直是活躍的文化人,他教過書,當過編輯,辦過出版社,一生人與香港文學關係極其密切,由他來寫香港的文學史,最恰當不過了。

《為文學作證》以回憶錄的方式,主要回顧了上世紀中葉以後(1950-2000)的香港文學,其中第一章的〈五十年代《天底下》到《新青年》〉最吸引我,因他提到了1950年代初期出版,甚少人提過的兩種週刊:《天底下》和《七彩》。《天底下》的創辦人孟君,和《七彩》的碧侶,都是慕容羽軍在廣州時認識的文人,他也曾為這兩種刊物寫過稿,有較深入的了解。他認為《七彩》「內容着重生活享受和娛樂消息,看來是投合香港小市民的胃口;而《天底下》的內容卻側重科學新知,生活意態加上文藝創作,兩者相比,格調距離十分明顯」(見頁7)。這兩種刊物當時都非常暢銷,而慕容羽軍卻特別推許《天底下》,認為「它的影響力比起三四十年代左派人士所傾力經營的大得多」(見頁12),填補了1950年代初期香港文學的空白,並肯定了它是一份「四十年代末期、五十年代初期唯一形神俱健的刊物」(頁6)。

孟君(1924-1996)原名馮畹華,1940年代後期在廣州《環球報》設〈浮生女士信箱〉,為讀者解決疑難,甚受歡迎。後來在報上發表連載小說《拂牆花影》(香港有長興書局版)竄紅文壇,1949年抵港,不久創辦《天底下》,埋首寫文藝小說,五六十年代紅極一時,據說作品近百部。此外,她還用筆名屏斯,在報上寫娛樂稿。

究竟她那份被慕容羽軍十分重視的《天底下》,是份怎樣的刊物呢?事隔半個世紀,有多少人真正讀過《天底下》?

據知《天底下》是份十六開,每期出紙24頁的週刊,由孟君創辦於1950年初(據手上所有的第50期推算所得),每年只出42期,至第四卷四期停刊(由第四卷起,不印出版日期,估計為1951年11月),共出了88期。於五十餘年後,我有幸淘得近30冊,約為全套雜誌的三分之一,足可一窺概畧。

我所藏最早的一期是1951年2月7日的第50期,版權頁的督印人是林樹基,主編孟君,編輯為李影(慕容羽軍)和岑柏基。連封面及封底才24頁,賣四角。目錄有28條,除了科學知識、人物、通訊、婦女與家庭、信箱、徵友……等一般迎合大眾的欄目外,文藝的比重頗大,計有:孟君的長篇連載《失望的靈魂》和《第二代》,穗珊(慕容羽軍)的中篇連載《魅影潮聲》,寒星的〈紅棉花開的時候〉,乃濟的〈烏夜啼〉,愛妮的〈黃昏帶來的煩惱〉,慕容羽軍的新詩〈迎春小調〉和李仰弼的〈窗外〉。從這個安排,可見編者是一方面通俗化,以增取小市民讀者;一方面滲入文藝,培植文藝青年,其苦心值得敬佩!

1951年2月14日《天底下》51期,第10頁的下角,有編輯李影的〈別〉,內容大致說他自此期起離開《天底下》這個「家」,有幾句頗堪玩味──「今天,我素手出門,正合佛家的說法:來也空空,去也空空,我懷着無限依戀的心情,向讀友們珍重的說句:再見!」

人生的離離合合不足為怪,到底「天下沒不散的筵席」,時候到了,該走的就要走,最奇怪的是這期已不見了穗珊的中篇連載《魅影潮聲》,小說還未刊完哩,如何向熱心的讀者交代?

自第52期起,督印人換了温子英,雖仍由孟君主編,但已不見慕容羽軍的文章,到53期大革新,經常在《文壇》寫稿的梁青藍也開始有小說刊載,並加進了上官綴玉的《田秀探案》系列小說、碧侶的中篇連載《離魂燈》和馬利著、光虹繪圖的《古堡怪魔》連環圖小說,《天底下》改變方針,似乎棄文藝而趨向怪異類了。

由第53期到64期,《天底下》仍由孟君、碧侶、上官綴玉和馬利四人擔重頭戲,至於文藝方面,自慕容羽軍退出後,寫得較好且常見刊的,是茜草和秦可,尤以秦可寫得更好,差不多期期都有作品見面,自54期起,有〈弱草〉、〈嬰兒曲〉、〈冬天的故事〉、〈此時此地〉、〈離亂手札〉、〈十四行詩〉……直到1951年5月2日第62期的《天底下》,讀到秦可的〈鯉魚門的霧〉才恍然大悟,秦可原來就是舒巷城!

舒巷城的〈鯉魚門的霧〉,很多人都知道寫於1950年代初期,卻不知道原來是發表於《天底下》的。秋明編的《舒巷城卷》(香港:三聯書店,1989)中,有一個〈舒巷城作品年表〉,臚列了他常用的秦西寧、邱江海等10個筆名,都未見秦可和邱西寧,至於他還有沒有用其他筆名在此發表,有待考證。除了上面所說的幾篇,這裏還有他的〈笑‧淚‧聲音〉、〈諾言〉、〈從一幅畫想到的〉和西寧的〈送殯行列中〉。此中〈送殯行列中〉有一行排錯了,後來改用阮西寧,題為〈送殯〉再發表一次。舒巷城對這首詩似乎特別好感,在三十多年後出版的《舒巷城卷》又把它選了進去,改名〈「送」的行列〉。一詩三改詩名而內容一字未改,怪哉!舒巷城在《天底下》發表的這些早期詩文,很可能有些未收入文集中,值得研究。

自第65期起,《天底下》又大革新,1951年5月23日的這期,被稱為「革新號第一期」,改售五角,刊頭大字不改,但封面設計一改過去樸實的作風,主角是一性感女性在手槍的指嚇下張惶失措,血紅色的背幕上有個戴上眼罩的神秘男人,一望而知是以「血腥、偵探」作主的週刊。

這期雖然仍有孟君的《第二代》和碧侶的《離魂燈》,但卻加進了胡思麗的〈地獄之歌〉、司馬温的〈誰是殺人兇手〉、丁寧的〈隱身大賊〉、冲霄客的〈賊殺賊〉、念佛山人的〈少林英雄鐵頭老鼠〉、我是山人的〈鼎湖六奇俠〉……變成通俗讀物而遠離文藝了。孟君無法忍受,編完第66期,掛冠而去!

自孟君離職後,《天底下》改由編輯委員會執行,它的偵探、武俠局面維持了10期,到1951年8月1日又革新了,是為第三卷。編者乃濟是既寫文藝,又以筆名燕青寫武俠的多面手劉乃濟,看來又打開了新的局面。以三卷二期為例,我們在此可讀到徐訏的〈屬於夜〉、乃濟的〈秋夢〉、〈愁滋味〉、〈悼仇章先生〉、穗珊的〈紅針時計〉……雖然多了很多文藝,但我們不難發現外稿不多,這是慕容羽軍、劉乃濟幾個文藝發燒友在幕後苦苦支撐,可能此時期即〈五十年代《天底下》到《新青年》〉中所說,郭英殊已接手《天底下》,慕容羽軍建議改成《新青年》那青黃不接的時期吧!

《天底下》維持了兩年,共出了88期,我能看到的,是第50期以後的幾十期,雖然不夠全面,總算有個概畧,若不計偵探武俠那10期,《天底下》確實是當時一份值得注意的具文學意味的綜合週刊,比同期的《星島周刊》文學味濃得多,但因出版的時間不長,又不停革新,反映主持者人事複雜,方針把持不定,若論對年輕一輩的影響,看來是比不上《新青年》的。

──2005年8月

《天底下》週刊
許定銘

 

我二OO五年曾寫過一篇〈孟君的《天底下》週刊〉(見拙著《愛書人手記》),當年只讀到《天底下》第五十期以後的三十多冊,肯定它是一份重視文藝的週刊,因為它每期均以大量篇幅刊登詩、散文及小說等文藝作品,本港著名小說家舒巷城的成名作〈鯉魚門的霧〉,即以筆名秦可發表於第六十二期的《天底下》內。當年我還以推算的方法,假設《天底下》是創刊於一九五O年初的。

事隔五年後的今天,我終於搜尋得《天底下》的創刊號,可惜底面翻尋數遍,卻沒有出版日期,其製作竟如此粗劣,實在可悲!尚幸細讀之下,在麥基尼所作的一首新詩〈天底下〉後,附有寫作日期「一九五O年‧一月‧香港」,這證明了我推算《天底下》的創刊日期無誤。

創刊號的《天底下》是十六開本,僅二十頁,目錄上有二十四項,但內頁文章有些不在目錄上出現,應有文近三十篇,有關文藝的,只有孟君連載的中篇〈犯罪〉,麥基尼的〈天底下〉和小孟的〈懷念母親〉是新詩,其餘多為繙譯的生活雜文及婦女信箱之類,是女性味甚重的文摘式家庭週刊。以我多年的經驗看,初期的《天底下》是孟君的「個人表演」刊物,不看也罷。後來才愈辦愈好,受到文藝青年的重視。

大公報二O一O年七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