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定銘：我和舊書的故事

馬吉按：在盧瑋鑾（小思）推動下，香港中文大學於二ＯＯ一年七月成立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小思並義務出任該中心主任、顧問。小思二ＯＯ二年於中大退休後，將個人有關香港文化的收藏包括早期書刊、歷年蒐集的作家資料檔案等，悉數捐贈中心，並協助中心於二ＯＯ二年十二月建立「香港文學特藏」，「把資料公開，以備作『公器』之用」。中大圖書館二ＯＯ四年着手將「香港文學檔案」電子化，超過一年才完成。為了慶祝，該館於二ＯＯ五年六月十七舉行了為期一個月的「中國現代作家簽名本展覽」，還在十八日辦了兩場講座，分別邀請了兩位藏書家，即上海的陳子善和香港的許定銘主講。許的講題為《我和舊書的故事》，現徵得許生同意，首次在本網公開發表，謹此致謝。

當年發言

民國版舊新文學書

今天跟大家談「我和舊書的故事」，最要緊的是先讓大家認識「我」，和明白我口中的「舊書」指的是甚麼？

「我」非常簡單，「愛書人」三字已概括了。不過，我之「愛書」可能和一般愛書人稍有不同：我愛書，先是讀書，繼而買書，後來因怕被書「迫死」、「壓死」，最終要開書店賣書！至今，我的愛書歷史近50年，而與舊書的關係至為融洽，結緣也超過40年。

所謂舊書，廣義來說，即是：別人曾用過的書。但在我們這個圈子中所指的舊書，卻是「絕版舊書」，而不是普通的舊書。至於書要經過多久才能被決定為有收藏價值的「絕版舊書」呢？這個範圍則有不同的說法，有些人認為：書只要不再出版，絕版有十年以上的歷史，便有收藏的價值；也有些人認為：書必定要經過「改朝換代」，起碼有一百幾十年的歷史，才值得收藏。我則認為：書有25年以上的絕版歷史，便值得收藏了。因為25年足可視為新一代人，書缺了一代人那麼久沒面世，而又被人重視的留下來，足見在某些人心中，它是一件值得保存的東西，應該有收藏的價值了！

但，今次我把範圍更縮窄一點，跟大家談的是1919-1949期間的文學書，行內稱這類書為「民國版舊新文學書」。

國內版舊書收藏現狀

在談我和民國版舊新文學書的故事之前，我想先介紹一下這個收藏範圍在國內的收藏現狀。收藏民國版舊書，如今在國內已湧現成一股熱潮，極受收藏者重視。在北京、上海及國內的大城市，自1990年代起經常都有書的拍賣會，民國版舊書的拍賣價可說是突飛猛進，動輒拍到幾千塊一本，價錢直逼明清版古書。民國版舊書不單受拍賣會重視，如果你喜歡上網，你可以到舊書的網站（孔夫子舊書網），瀏覽這類舊書的書目及書衣，甚至可以試試網上拍賣的滋味，很可能還會買到心頭好。你還可以讀讀石家莊出版的《舊書信息報》（後改名《藏書報》）。在那裏，你可以看到有關舊書的書評，各地買賣舊書的資訊，甚至可看到舊書商們按書目標售的各類舊書，有興趣的話，不妨也試試郵購。此外，一些圖文並茂的名家書話集，幾乎變成收藏指南，很多時一面世，即為舊書業者搜購，迅即絕版！

我怎樣和舊書結緣

我六十年代初涉足文壇，先是敲現代詩與現代文學的大門。那時候，我們一群小伙子，讀的是《創世紀》、《現代文學》、《好望角》、《文藝》……參加的是現代文學文社，寫的是風格獨特，形式創新的現代詩和散文，買的、藏的，自然都是這類書。

當年我不喜歡讀中國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是覺得他們太傳統、太老套。後來受朋友影響，介紹我讀施蟄存的《善女人行品》，一翻之下不能釋手。之後又讀了端木蕻良，才知道現代文學不是六十年代的台灣專利品，三十年代的中國早已有能手了。這是引起我搜集三十年代舊書的原動力。

我的淘書史起步甚遲，大概是六十年代中後期吧，最初只知道去奶路臣街，當年還有域多利戲院和德仁書院，附近的舊書店有復興、精神和遠東，其實也沒甚麼可買的，倒是德仁書院門口有檔地攤，間中可用三兩塊買到心頭好，可惜它不常開檔，常要碰彩。後來才知道九龍城聯合道那間記不起名的舊書店，然後是洗衣街的新亞，西洋菜街的實用，廟街大李和小李的半邊鋪和街邊檔，再過去是中環的神州，荷里活道的康記，天樂里的德記，軒尼詩道的三益和陶齋……啊，還有全九龍搬來搬去的何老大的「書山」，那年代的舊書店一口氣也數不完。

此中最有趣的是何老大的「書山」。何老大是個胖老頭，是書業的老前輩，當年已有六十開外，有人說他以前當過國民大會代表，故此也有人叫他「國大代」的。何老大到香港後賣起舊書來，他的做法是買「舊倉」，原來當時新界有很多封了幾十年的舊貨倉，那是過去大書店的貨倉，藏了不少斷市多年的舊貨。也不知何老大用的是甚麼辦法，把舊倉的貨買到手，幾十本一扎，幾十本一扎的用繩扎好運走。然後到市區旺地，租個空置的舊鋪，不必裝修，一扎扎的舊書胡亂丟到鋪內堆書山。

他的店，一眼望過去，是座十呎八呎高的小山崗。何老大搬張櫈坐在門口，他通常只把店最外的一二十平方呎之地的書扎解開，供你選擇。未解開的，一定要整扎買，不理是甚麼，從不散賣。人客到來買書，何老大永遠是半睡不醒，帶醉的搖晃着，瞥一瞥你的書，胡亂開個價，絕不討價還價。你最好買，不買，他會低聲嘀咕，不知是否在咒罵你，然後把你選的書一手扔回書山，不再睬你。可幸他的書便宜極了，一般只賣「五毫」，最貴也只是一兩塊。印象最深刻的，是五毫可買到一本柔石的《希望》（上海：商務，1933），我買了十來本送朋友。

跟他混熟了，何老大准我爬他的書山，那可樂透了，爬上去把書一扎扎的提起來看。因為不准拆繩，書又不是依書脊對齊的，看的時候得把那扎書翻來轉去，其實也很辛苦。就這樣也得過不少好書，不過，「買豬肉搭豬骨」的情況很嚴重，某次一扎四五十本的書裏，就只藏了一本我要的誼社編的《第一年》（上海：未名書屋，1938），其餘的都是普通貨式，四五十本書的買入價，就是為了要買一本，也算是收穫不錯，那得要看你買到了甚麼。

買舊書的行家最常去的，是荷里活道的康記和灣仔的三益。

康記是間百來呎的小店，賣的主要是嚒囉街式古董，他的書便宜且轉流得很快，因有不少行家是日日到，一般是大批用橙盒買的。賣剩的，他會很快搬到對面二樓的貨倉，他的貨倉約一千呎左右，雖然也是亂擺，但比何老大的書山整齊得多。康記熟客多，個個識貨，流到貨倉的，肯定已是二三流貨式。那貨倉我也去過一次，無收穫，應酬式的買一兩扎。

我說康記書便宜，舉過例：五十年代國內版的《文藝報》，原價好像是二、三角，當時他賣三至五元，若轉手到其他識貨的舊書店要八至十五元，做外埠圖書館生意書店的報價，一般是十五元（美鈔），價錢差距驚人。至於單本進貨，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我只花了十元，其他書店未見過，估計也值三十塊。雖然人人搶着入貨，但康記依然經常有貨到，因他鋪地處的中上環發展迅速，拆舊樓一向是舊書的主要來源哩。

三益是本港的老牌舊書店，戰前已開業，據說葉靈鳳三十至五十年代都是他們的常客。店主老蕭為人隨和，見人總堆滿笑臉，我由六十年代初背着書包去他店裏打書釘，一逛三十多年。九十年代中，老蕭移居紐約，他的侄兒在多倫多也掛起三益的招牌賣舊書，距我家七十公里，我還是每月驅車前往逛兩三趟。

逛三益三十餘年，我大部分藏書來自此店，起先是三幾本的買，後來老蕭知道我要的是甚麼，總替我留起，價錢自然貴得多了。六七十年代我住在九龍，康記和三益都在港島，一周只能過海一兩次，很多時都會「走寶」。到七十年代末，我在灣仔開書店，三益就在馬路的另一邊，距離不足一百米，我每日去兩次，大有「斬獲」，曾試過一次買入六十多本三十年代絕版文學書，興奮得幾晚睡不着。

到普通的舊書店買書，他們不會計書的價值，只按書的厚薄要價，碰到好書，往往廉價即可買到。最怕是跟有學識的人買書，他們對絕版書瞭如指掌，不單知道你要甚麼書，還清楚你付得出多少。某詩人晚年以賣舊書過活，他每天總提一個布包去逛舊書店，買到了好書，會因應各愛書人的需要來訪，他賣給我的好書不少，如鷗外鷗的《鷗外詩集》（桂林：新大地，1933）、冀汸的《走夜路的人》（上海：作家書屋，1951）、杭約赫《復活的土地》，都是一流一的好書，但價錢卻很昂貴。那是七十年代初的事，記憶中這些書都是每本一百塊，告訴你，當年我在旺角供一層樓，每月也不過只供四百哩！

另一個對絕版書有深入認識的，是新亞書店的蘇賡哲，他是個高明的獵手，每天都逛齊港九兩地的舊書店進貨。黃昏時分，愛書人總愛齊集到他那半邊鋪等他回來。這群人中，差不多日日出現的，是實用書局的龍先生，黃俊東和我，間中加入的是黃韶生（他是《中國學生周報》的末代老總）、匯文閣的老黃和神州的歐陽。每天傍晚，蘇兄總不叫大家失望，一定會抽着一兩扎書回來。龍先生是大買家，又是前輩，我們自然讓他先選，然後各取所需，非常融洽。有時我到遲了，以為新到的舊書叫人買光了，正懊惱之際，長袖善舞的蘇兄會忽地變法術般從枱底掏出幾本書來，大都是我渴望得到的文學書。蘇兄的可敬之處是不會因客人特別愛書而胡亂開價，尤其文學書，最貴的都不會超過三十，若是港版書，取價更低。他的宗旨是薄利多銷，故此，大部分好書未上架已賣完了。

除了經常性的到舊書店買書，也有突發性約買的。一次是澳門來了電話，一個當地的行家說在待拆的花園洋房裏，發現了一批民國版舊書，我中午一放學立即趕過去，在他的引領下，造訪了那座斷垣殘壁的老房子，迅速翻閱一批塵封數十年，且殘缺不全的老書。儘管如此，一個下午我還是買了好幾扎書，像回鄉客似的又拖又拉乘的士去碼頭，搬得上氣不接下氣。人家個個抽着花生糖、豬油糕等手信，我卻吃力地攬着那幾扎塵封的舊書，人人側目避開，視我如「傻佬」，但我內心的喜悅，又豈是他們能領略的！

舊書從我手中進進出出

和民國版舊書打交道30多年，你一定以為我藏了很多舊書。事實並非如此，因為我沒有藏書的條件。藏書除了要有書緣，最重要的是有進書的本錢和藏書的地方。我只是個普通的上班族，有間小小的書房，已是萬幸，如何有能力藏書？三十多年來，我一直是「以書養書」，業餘以經營書店來支持我這個消費極高的「嗜好」。因此，很多舊書是進來了，讀過，或寫過以後，又轉到某些有能力的藏書家的書庫去了。當然，期間還是有些珍品是捨不得流出去的。

讀名家的藏書故事，常會讀到他們因戰亂而失書的悲痛，起初感受不深，因我之「失書」，不過是賣了出去，解決了某次供樓之困而已。但想不到後來竟也領略到他們的「失書之痛」：1995年，我移居海外，將120餘箱新舊藏書託運，豈料到達彼邦，竟發現少了兩箱，幾經交涉亦不得要領，最慘的是那兩箱全是舊書！試想想：兩箱移民託運書，體積近一立方米，那該有多少本？而且還不知道自己究竟失去了甚麼書，每到需要用而找不到時，才又一次重温「失書」之痛，如是一次又一次的打擊，確實心如刀割，難怪藏書家們失書之後悲痛欲絕，因為那是無法彌補的苦痛，那些舊書一生可能只見一次，錯失後永不再見！

我的藏書不多，但見過的書卻也不少，比如趙家璧主編的《良友文學叢書》、《晨光文學叢書》、《中篇創作新集》和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等，是收藏者的入門書，出版至今已六七十年，不容易得見，除了其中十餘冊，我有幸差不多全見過了。那是因為這些書幾全部在上海出版，而上海與香港間頗有聯繫，49年間不少人移居時把書都帶來了，「良友」甚至改到本港出版，自然也運來不少書，這是香港藏書家的幸運之處。

珍貴的舊書

但有些書是難得一見的，舉個例子：40年代我國文化南移，有文化城之稱的桂林曾出過很多好書，但因為那時候的印刷條件不好，大部分用土紙印，印量少加上土紙難以保存，能在四五十年後流傳到香港的，實在少之又少。譬如我的那本《鷗外詩集》，就是1944年的桂林新大地版，1970年代買到時，已被蟲蝕得千瘡百孔，可幸的是還可閱讀。1987年鷗外鷗應邀到香港參加「四十年代港穗文學活動」研討會時，他就親口告訴過我他也沒有，還在我那本的書名頁上簽名留念，實在難得！

鷗外和我

另外我有一本彭燕郊的《第一次愛》（桂林：山水出版社，1946），也是桂林版，保存得很好。我去年寫了篇《彭燕郊的〈第一次愛〉》，託內地的朋友轉寄彭燕郊，彭詩人寫了封回應的信，說他也沒有這本書，還說連北京專寫書話的大藏書家姜德明也沒有，後來我覺得這本書已讀過、寫過了，再存在我這邊沒多大用，就把它送給彭燕郊，讓他享受分別近60年「人書合一」的樂趣。

除了桂林版，40年代後期的書也是比較少見的，因為那時候物價飛漲，書印了一版賣光後，收回來的錢還不夠買紙，更別說印第二版的印刷費了。故此，那年代的書是比較難得的，但你一找到，大部分都是初版本，十分珍貴，如我藏的許欽文的《風箏》（上海：懐正文化社，1948）便是。

從哪種角度欣賞這種舊書

毛邊本

收藏民國版新文學書，一般人都注重初版本、毛邊本和簽名本。初版本的收藏價值在於其「雛型」，能夠反映出作者的第一意念，再版和以後的版本，很多時都會作出改動，研究者追尋版本的改變，往往能探索得作者的喜好和思想的改變，實在是一個很好的專研課題。至於毛邊本，我覺得只是愛書人和藏書家們特意製造的「小玩意」，對研究者來說，反沒有實際的價值，我藏有周作人的《談虎集》（1934）、劉大白的《渺茫的西南風》（1931）和魯迅譯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1929），都是毛邊本，大家會注意到他們都是20和30年代的產品，以為只是那個年代才流行的玩意，其實並非如此，請看以下的例子：陳子善的《發現的愉悅》（2004）、謝其章的《創刊號剪影》（2004），甚至南京的《開卷》雜誌（2005），一樣都有毛邊本呢！

簽名本

至於簽名本，最普通的是沒有上款，只有作者簽名的出售簽名本；比較有價值的是簽名題贈本，這種書有時候還反映出作者和受書人的關係，是研究的第一手資料。較為難得的是幾個人合著一本書，分別都簽上名，送給他們共同的友人的。在一本書中能找到一群作家的簽名，當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就曾經有過一本這樣的簽名本，可惜已失去。我手上的這本《九葉集》（江蘇：江蘇人民，1981），是九葉派九位詩人送給《詩網絡》主編王偉明的合集，但書名頁上卻只有6個簽名，此中穆旦早逝，唐湜和唐祈卻因居住城市偏遠，未能及時簽上，可見一本合集要所有作者都簽上名，不是件容易的事。另外這本《小鬼鳳兒》（上海：新群1949），是聶紺弩的第一個劇本，其有趣之處是同時送給三個人的，哪是在甚麼情況下送出的？該歸誰保存呢？

也有些簽名本不是由作者本人送出的，我藏有吳組緗的《山洪》，在扉頁簽名送人的，不是吳組緗，竟是曹辛之（詩人杭約赫），原來他是本書封面的設計者和發行人，這種簽名本是較少見的。還有些書原本是沒有簽名的，書主在若干年後認識了作者，請他題簽的，我的《鷗外詩集》，就是書出版後40多年才簽上的；我有一本謝青（台灣詩人）《春天的港》（台北：新詩週刊，1953），更是52年後的今天才簽上不久的。這些簽名本，作者有時會寫上幾句話，那就更加珍貴了！

不同版本的比較研究

我個人喜歡收藏同一本書的不同版本，透過不同版本的比較研究，你會發現它們的內容會略有出入。比如蕭紅的《曠野的呼喊》，我有1940年重慶上海雜誌版，和1946年上海雜誌版兩種版本，此兩版封面不同，內容亦略有增删──前者收七個短篇，後一種則删去第一篇《黃河》，只剩下六篇。對研究者來說，含七個短篇和六個短篇的同一本書，應有其研究價值。

葉永蓁的長篇小說《小小十年》，我見過1929年上海春潮書局和1933年生活書店兩種不同版本。前者為上下冊的初版，後者則為一冊過，而且後面還多了篇〈後記之後〉，並更換增加了不少插圖。

本港作家望雲的散文集《星下談》，我也見過兩種：一種是封面設計優雅的正版本，1949年7月由香港東方出版社出版，32開本，才80頁；另一種則是封面庸俗，內文為適應紙張開度而胡亂删減至64頁的「疑翻印本」。

舉了三個例子，大家可以看到版本研究的重要，而這也正是舊書受藏書家重視的原因之一。

前任書主的留言

除了比較版本，我也很愛讀前任書主在書內的留言。碧野在戰時寫過一篇小說叫〈烏蘭不浪的夜祭〉，後來收進小說集《三次遺囑》（新新出版社，1947）中，我有幸買到這本書，還讀到前任書主「光仁」1948年在書後留給女友「愛蓮」的留言：

像搜羅古董的，我今天又找到了它，也許算是奇迹。還是用童年的心境再三讀過它，在往昔，我讀過它──烏蘭不浪的夜祭──千百次，可是，每次都像初讀它時的感動。

〈烏蘭不浪的夜祭〉，發表於民國三十年，首刊於《文學月報》，那時，在重慶、在昆明、在桂林、在曲江……千萬人為它轟動，騷動了整個文壇，作者碧野，隨之成名，此篇亦為他的代表作……

此書出於1947年，到1948年已要像搜羅古董般才能買到，暢銷固然是原因之一，亦可見其在戰況紛亂的年代裏留存甚少，同時亦可証明40年代後期的書是很難找的。

我藏的《小小十年》書後，也有一段前任書主的留言：

 

我很想在讀畢之後說幾句讀後感。因為此書是一自稱革命上進的青年所作的，但我看來只不過是一個封建時代的「遺少」，並且許多地方誤解了革命，而實在又不革命；更誤解了什麼是愛情。

透過這些書後留言，往往能增加我們對該書的了解，在研究時幫助不少。前任書主這段話，或多或少亦反映了當時的人，對這位曾受魯迅提拔的國民黨軍官作家──葉永蓁底傑作的評價。

何處可買到、讀到這類舊書

在介紹過那麼多舊書後，大家可能會產生以下的疑問：

如今還能買到這些舊書嗎？

我們可在哪裏讀到這些舊書呢？

由於香港的特殊環境，如今舊書店已大部分為時代巨輪淘汰，剩下來的幾間，貨式較二三十年前相去甚遠，大抵已難買到甚麼好書了。不過，想買好書還是有點門路的，國內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等，還有不少舊書店，只要你付得起，而又有「書緣」，還是可以買到好書的。去年底我去了一趟上海，就滿載而歸的帶回來三四十本書，不過價錢很貴，平均價在150左右。我經常聽朋友說國內書貴，動輒以百千做單位，本來不甚相信，那次上海之行算是開了眼界，印象最深刻的是滕固的《迷宮》（上海：光華書局，1924），普普通通的一本小說集，姚志敏等的《書影》和張偉的《塵封的珍書異刊》都介紹過，不算罕見，你道書商開價多少？告訴你，是1800，而且無折無扣，鐵價不二，實在驚人！

不買，就讀不到嗎？

非也，非也！近的如中大圖書館，大會堂參考圖書館，都有不少這類精品，只是不能外借，你得要找時間到圖書館去慢慢「磨爛蓆」了。遠一點的有北京的中國現代文學館，新文學藏書全國第一，你有時間、有機緣，是值得一去再去的。

至於民國版新文學私人藏書家中，藏書最豐富的，是北京的姜德明和上海的瞿永發。

姜德明（1929-）自1940年代開始收藏新文學舊書，50年代初入人民日報當編輯，至90年代以人民日報出版社社長名義退休，四十年來一直生活於北京文化人及舊書業的圈子內，藏書之多，敢說是唐弢之後第一人。他除了藏書、讀書外，熱愛寫書話，已出書話集數十冊，他的《書衣百影》（北京：三聯書店，1999）和《書衣百影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圖文並茂，資料豐富，被舊書業者奉為寶典，可用作按圖標價，甚受歡迎。

我去年八月赴京，專程探望並訪問姜老，他住在人民日報退休員工宿舍，約千呎的兩房樓層裏，雖然一屋都是書，可幸整理得井井有條，看樣子比我略多，不見得特別突出。豈料打開書柜一看，卻原來密麻麻的排了好幾層，裏裏外外隨手拎一本都是珍品，「書壇祭酒」決非浪得虛名，令人佩服！

上海的瞿永發約50歲左右，由1980年代開始收藏新文學民國版舊書，據說那時候書價還很便宜，三兩塊便能買到好書，十多二十年來竟藏得精品不少。他住在一幢三層高，每層僅三數百呎的平房裏，家具似乎只有一張床，連招呼客人的地方也欠奉，全屋只有書架、書架，還是書架，當然都藏滿了舊書。我們在香港難得找齊的趙家璧的《良友文學叢書》、《晨光文學叢書》和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他的說法是「幾經辛苦才從幾套中揀齊一套品相好的」，令人羡慕得牙癢癢！

瞿永發

書房一角

我問他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料藏館」中，值百元以上的藏書有多少？他沈吟了一會，答：「總有二、三萬本吧！」這樣的藏書量，足可媲美姜德明了。

南瞿北姜兩大藏書家的民國版新文學舊書，對愛讀這類舊書的愛書人來說，簡直是尋寶者心中的「所羅門王寶藏」！

──寫於2005年6月15日

許定銘：從書影看香港文學之二十一

傑克的《朋友之妻》

近年傑克（1898～1983）一九五Ｏ年以前的小說不容易找，像如今大家見到的這本《朋友之妻》（香港大公書局，1940），在拍賣會上的成交價是二百五十，加上手續等雜費，三百塊少不了。此書為大公書局開店後不久出版的《現代小說叢刊》之一，九十四頁，是個四萬多字的中篇。

《朋友之妻》寫的是五個人，兩對男女之間的愛情故事：窮教師莊勝愛上售香水每月受薪十五元的女店員楊梨梨，每月支持她家用二十元，又按了祖屋拿五百元給她父親做生意，結果還是要失戀；魯伯敬教授和太太魯凌淑芳是老夫少妻，教授全力撰寫「元史」而冷落嬌妻，魯太太和百貨公司的主任瞿安之搞婚外情，教授揭破姦情後，竟然割愛，自己離開……。

奇情故事對一般讀者應有吸引力，我則覺得很普通，並無突出。不過，傑克為了強調楊梨梨售貨員之低下階層身份，每寫到她說話時，均用「口語」出之，頗覺特別。如莊勝問她何以多日不肯見面，她說：

「冇嘢！唔得閒啫。」（注：沒有什麼，太忙吧了。）

每次在她所說的本地口語之後，又以書面語重複一次，可見當時大作家用口語寫作並未普及，一般外省人難以瞭解。傑克此舉可說是為方言入小說邁前一步。

《追悼》最後的野草

《野草》重印合訂本

一九四Ｏ年八月，雜文家夏衍、宋雲彬、聶紺弩、孟超和秦似五人，在桂林成立野草社，出版小型雜文月刊《野草》，出至一九四三年六月第五卷五期停刊，共二十九期。至一九四六年十月，《野草》以叢刊形式在香港復刊，初期僅署書名《野草》復刊號、新二號……，出至第六期起，每期以獨立書名出版，分別為《能言鸚鵡毒如蛇》、《天下大變》、《春日》、《論白俄》、《論怕老婆》和《血書》等幾本，歸納為《野草文叢》出版；其後又改稱《野草新集》，出過《論肚子》和《追悼》。這批野草社所出的單行本，無論稱「文叢」或「新集」，每本都只有幾十頁，其實都是變相的期刊。

《追悼》（香港智源書局，一九四九）是「野草們」最後的文集，全書九十六頁，收杜埃的〈春天的腳步〉、秋雲的〈歲尾年頭隨筆〉、秦牧的〈殺楊貴妃之說〉、雲彬的〈非所宜言〉、蔣牧良的〈「銀湖南，金湘鄉」〉、馬凡陀的〈甲級戰犯和甲級魔術〉……等雜文和新詩十六篇，〈追悼〉則是紺弩在陳佈雷死後，追悼他的一篇雜文，認為他是個悲劇人物。

印二千本的《追悼》出版後，翌年即要再版，字小了，排密了，把九十六頁縮成八十一頁，甚至改名《東北之春》，其實兩書均同一本，不過是用了書內第一篇，江洪的文章作書名而已！

巨型的小說選

由香港中國筆會於一九六八年出版，李輝英和黃思騁合編的《短篇小說選》，是香港最巨型的單一小說選集。全書六三四頁，二十五開本，收一九六Ｏ年代活躍於香港文壇的作家五十二人的短篇小說各一篇，凡四十餘萬字，厚達三釐米，書前有羅香林的序，書後有編者的後記，對編選目的及經過有詳實的記述。

集中的作家，除了誤選的蔡文甫、司馬桑敦、廖汀等幾位台灣作家外，其餘的都是本港文壇的精英，是老中青三代的混合傑作。老一輩的作家有：黃思騁、李輝英、司馬長風、張贛萍、岳騫、盧森、沙千夢和慕容羽軍等；中年作家最多，有王敬羲、陳其滔、費立、朱韻成、欒復（蔡炎培）、雲碧琳、梓人、雨萍、盛紫娟……；年輕一代的新進有江詩呂、亦舒、陳炳藻、藍山居（古蒼梧）、張愛倫（西西）、盧文敏、蓬草和林琵琶等人。

從這張名單很容易知道編選者是由當年的「綠背文學」：《文學世界》、《中國學生週報》、《大學生活》、《海瀾》及《文壇》等報刊選出來的作品。從政治立場看，沒選侶倫、舒巷城、阮朗、夏易、海辛……是一點不奇的。不過，沒選劉以鬯、徐訏、路易士（李雨生）、徐速、盧因、林蔭，就是缺失！

雖然《短篇小說選》並不完善，卻是如今瞭解一九六Ｏ年代「綠背文壇」小說的最佳選本。

很不風景的秦松

我是透過附文這幅版畫知道詩人畫家秦松的。一九六二年雲碧琳主編的純文學刊物《文藝季》創刊，封底用的就是秦松這幅題為〈沉落季〉的版畫，心裡不禁納悶：《文藝季》就等於《沉落季》？這句疑問和前衛的構圖，很快的深深地埋到那位「文藝少年」的心坎裏。後來知道〈沉落季〉又用作沈甸（張拓蕪）的詩集《五月狩》的插圖之一，於是又買了《五月狩》珍藏。然而，世事的滄桑豈是人所能預料，這些書已不知何時失去了，今天重獲《文藝季》，重覩〈沉落季〉，已是近半世紀後的事了！

秦松（1932～2007）是旅居紐約的詩人、畫家，我手邊有一冊他的《很不風景的人》（香港三聯書店，一九八五），是他畫冊和詩集以外的散文集，書分《很不風景的人》、《散記隨想印象》和《傲慢與偏見》三輯，共收七十篇抒情、記人、記事和隨想的雜記，是瞭解秦松最好的文集。秦松為人謙遜，他自稱「很不風景的人」，是人這種風景中最不好看的一員。但本書的推介頁卻認為「他的作品向來坦率、真誠、直抒胸臆……筆下都情韻飽滿，不受拘束，每每流露出詩人氣質」。

秦松還著有詩集《在中國的東南海上》、《唱一支共同的歌》、《無花之樹》和《秦松版畫集》、《秦松詩畫集——原始之黑》等，都是比較少見的書。

千金難求的《雙城》

自從柳蘇在一九八九年的《讀書》上發表了散文〈你一定要看董橋〉，陳子善編了本董橋的評論集《你一定要看董橋》（上海文匯出版社，一九九七）後，董橋的文名在內地聲名大噪，散文集一本接着一本面世，時至今日總有幾十冊了，他的簽名鈐印本，在拍賣會上拍到過千元一本也是常有的事。如今董橋已是內地讀書界無人不知的香港名家，陳子善說：

如果把台港和海外眾多散文名家比作武林高手，董橋無疑是其中身懷絕技，出招奇特，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位。（見《你一定要看董橋》編後記）

董橋的散文集雖然隨時都可買到，但如今大家見到的，他這本處女集《雙城雜筆》，今天已是千金難求的了。《雙城雜筆》（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七七）收散文五十餘篇，書分《在倫敦寫的》和《在香港寫的》兩輯，收的都是他一九七Ｏ年代初期的作品。慣讀董橋散文的朋友都深愛他「深遠如哲學之天地，高華如藝術之境界」的文風，而《雙城雜筆》中的散文和他後來散文不同之處在於多變，如：〈春日戲筆〉全文三頁不分段；〈有這樣一則廣告〉句句分行似詩；〈不是書話之一〉幾乎不用逗號，全部用句號分隔；〈那天晚上〉用括號跳接過去和現在……，年輕的董橋是很「意識流」、很「現代」的！

許定銘：從書影看香港文學之二十

《五十人集》

原名張任濤（？～1971）的張千帆、張建南，活躍於一九五Ｏ及六Ｏ年代的香港文壇，致力推動文化事業，當年由他主催出版的文學雜誌有《新語》、《茶點》、《鄉土》及《文藝世紀》；六人合集則有《新綠集》、《新雨集》、《紅豆集》和《南星集》。其實，還有《五十人集》和《五十又集》都是。

顧名思義《五十人集》（香港三育，一九六一）是五十位作家的合集；而《五十又集》（香港三育，一九六二），則是因為《五十人集》大受歡迎，翌年再次推出的續集。兩本文集雖然同刊五十篇散文，但作者則不盡相同，共約為七、八十人；後者還包括了部分星馬及澳門的作家。這兩本書都是由《新語》的吳其敏編輯，並由《文藝世紀》的主編詩人夏果設計封面的。

五十位作家中，有詩人、小說家、散文家、畫家、攝影家……，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專長，文章風格各異，葉靈鳳在《五十又集》的後記裏說，這是五十個人的生活、思想、愛好及不同的社會面貌，彷彿聆聽五十個朋友的談話，新鮮而親切。五十篇文章有遊記、歷史掌故、生活趣味……，以性質分成好幾輯，作者有：王季友、史復、何達、朱省齋、曹聚仁、葉靈鳳、林靄民、黃般若、高伯雨、梁羽生、高旅、李凡夫、侶倫、阮朗、史得、陳君葆、夏果……，全都是當時文壇上頂尖角色。

兩本青年合集

一九六Ｏ年代初，一群活躍於香港文壇的文藝青年計劃出三本合集，由李陽、海辛組稿，吳其敏主編。經過數月籌備，於一九六二年由萬里書店出版了散文集《海歌‧夜語‧情思》和小說集《市聲‧淚影‧微笑》，詩歌集則沒有面世。書後都有吳其敏的〈後記〉，書的扉頁襯紙，用的是陳球安的素描，主題是當年「東方之珠」的速寫。如今大家見到的，是一九七九的再版本，甚麼都沒改變，還在書前加上了陸如藍（陳琪）的〈再版序〉。

《市聲‧淚影‧微笑》，選了秦西寧（舒巷城）、甘莎（張君默）、鄭辛雄（海辛）、藝莎（譚秀牧）、谷旭（林真）……等十七人的小說二十三篇。《海歌‧夜語‧情思》則刊散文三十七篇，作者群還加上了陸如藍（陳琪）、羅漫（羅琅）、柯遼莎（王方）、思敏（李祖澤）……等人。

吳其敏在〈後記〉中說：

……他們用樸質的、真實的表現方法來描寫他們所聞所見、所感所受，常常叫我看到他們一顆赤熱的心，躍然紙上……往往有意無意地在我們眼前展開了現實社會一隅中一幅幅淚血淋灕的圖畫。

最令我感到詫異的是：為甚麼舒巷城屢次奪獎的短篇小說〈鯉魚門的霧〉會收在散文集《海歌‧夜語‧情思》中？

徵文選集《讀書與做人》

有一個時期我很喜歡收藏香港一九五Ｏ、六Ｏ年代出版的「青年合集」，像《靜靜的流水》、《沙漠的綠洲》、《棠棣》、《擷星》、《向日葵》、《綠夢》……全都在拙著《書人書事》中談過了，但這本《讀書與做人》卻是新近才找到的。

香港一九五Ｏ年代中期出現過一份《中南日報》，慕容羽軍在《為文學作證》（香港普文社，二ＯＯ五）中說他當時任該報青年版《學海》的編輯，還說盧因、王無邪、西西、崑南、蔡炎培等人都曾投稿，卻漏了提《讀書與做人》（香港學生社，一九五四）這本《中南日報》學生徵文選集。

這次徵文由羅香林、黄毅芸、陳炳權、王裕凱、朱夢曇、佘雪曼、嚴南方、黃玉振和慕容羽軍等九人作評判委員，據說來稿有一千零七十六份，分初一至高三共六組，每組得獎者五名。奇怪這次徵文得獎者中，甚少慕容羽軍所提的學生文壇翹楚，最吸引我注意的是高三組，得第三名的培正學生吳家瑋（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他寫了〈我的讀書興趣和方法〉；還有初二組得第三名聖若瑟的王翊華（藝術家王無邪），他的是〈怎樣創造自己的前程〉，不知他們還記得嗎？

此外，我在他處見過的名字還有：丘爕庭、彭湘珍、羅炳綿、陳兆基、王菁菁……。

最具特色的合集

　

一九五Ｏ年代末出版的幾本青年合集《靜靜的流水》、《棠棣》、《向日葵》……中，以如今大家見到的《沙漠的綠洲》（香港藍灣出版社，一九五九）最具特色。當時一般的合集，作者多為二三十人合著的詩、散文和小說合集，但《沙漠的綠洲》卻是八人合著的小說集，更難得的是還邀得名畫家丁衍庸封面設計，鄭水心教授題字和名作家易君左寫序。丁衍庸那八株翠綠小草，配以兩隻躍動的青蛙，正好顯示了他們無比的活力和潛力！

《沙漠的綠洲》僅七十六頁，約四萬字，收易滄的《大時代的插曲》、白駒的《海燕》、潘兆賢的《梅影心聲》、李學銘的《孤寂》、亞波羅的《隱蔽着的閃光》、郭冰萍的《懺情恨》、維琪的《湖畔》和李海眉的《三代》等八篇，他們都是當年香港青年文壇的活躍份子，大都參加過其他合集的出版，此中特別要提的，是李海眉和李學銘。

李海眉即李立明，一九六Ｏ年代初已出版個人小說集《女皇》，後專研現代中國作家，出版評傳及傳記達八種。李學銘的《孤寂》，寫大學生暗戀賣報女孩的故事，從暗戀到目睹她投進一個醜漢的懷抱而唾棄，着重意識流動與心理描寫，是集中最出色的一篇，可惜李學銘後來放棄創作，在理工大學及教育學院任教，並潛心專研語文教學，成為本地著名的學者。

敲響《九音鑼》

一九七Ｏ年出現於香港詩壇的「焚風詩社」雖然沒出版過獨立發行的詩刊，但他們在一九七一至七八年間，曾附於《公教報》、《文社線》及《香港時報》內出過多期《焚風詩頁》，是個頗具規模的詩社。此外，還出過社員專集：集體創作《火與雪》、《九音鑼》，林力安的《獨唱》和秀實的《山舍一年》。

《九音鑼》（香港焚風社，一九七八）是焚風詩人溫乃堅、雅草、松子、梁月玲、林力安、施友朋、麥席珍、嵇律和秀實等「九子」的合集，全書一九三頁，收詩創作近百首，每輯詩人的作品前，都有簡短的介紹，資料頗齊備。

羈魂在《從「文社」到「詩社」》（見《足跡‧剪影‧回聲》）中說，焚風詩人的路向「介乎『傳統』與『現代』之間；不過，也有個別成員，能超乎其外，另闢蹊徑」。

而焚風詩人則在後記中說：

詩──是我們的鑼，但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敲法，而我們九個人就敲出九種不同的聲音，放在一起，希望能帶給詩壇悅耳的樂音。（見頁一九一）

焚風的鑼敲響後，轉瞬又過去二十多年了，大部分詩人早已歸隱到市聲的背後。剩下來仍有創作的，只有在報刊上寫專欄的施友朋，還沉醉詩國的，好像只有仍在辦《圓桌詩刊》的秀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