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進權
自2014年出版《哀傷紀》後，鍾曉陽再推出新作《遺恨》。
説是新作，但又非全新創作，如《哀傷紀》内分別收錄的〈哀傷書〉及〈哀歌〉，〈哀傷書〉是重寫〈哀歌〉；這次推出的《遺恨》則是重寫1996年的《遺恨傳奇》。
2014年的《哀傷紀》分別有臺灣新經典版及香港天地版，但《遺恨》則由臺灣新經典獨家出版。以設計（封面、内頁等）及用紙的考究，臺灣書均比香港的優勝，香港出版的文學書，大部分設計、用紙均差強人意。
除了設計等，宣傳方面臺灣也做得比香港好。鍾曉陽這本新書剛出版，出版社安排連場宣傳活動──包括臺灣兩場、香港一場。臺灣第二場活動剛於23號晚結束，鍾曉陽第二天馬上趕到香港參加24號下午的「讀者見面會」。
我沒有報名參加見面會，一直猶疑去還是不去。想去，因爲30多年沒見鍾曉陽，雖然從網絡已見過鍾曉陽的照片及某些活動片段等，還是想親眼看看她步入中年的樣子。不想去是擔心出席的都是年輕女生粉絲，自己顯得格格不入……。
最後一刻還是去了。由於沒有預先登記，已額滿不能進場，但門口還有幾個人也沒登記想進場，主辦方後來多加幾張椅子，讓我及另幾人入場。其實我擔心全是年輕讀者是過慮，現場讀者各年齡均有，男生也不少，與我相差不遠甚至比我年長的男女銀髮族也有幾位哩。
第一環節對談，先由主持黃念欣教授「劇透」新書某些情節及她的看法，再向鍾曉陽提問。當鍾曉陽提到爲何停筆一段長時間，説是因爲妹妹患癌症去世，對她打擊很大，情緒低落到極點，此時鍾曉陽禁不住含淚哽咽。談到爲何重寫此「新作」，是由於出版社想重出《遺恨傳奇》，但鍾曉陽並不滿意這本作品，舊稿原文重新出版顯得沒甚意義。最初只是想修改，結果一開始就禁不住重新寫，花三年時間才完成。鍾曉陽在《遺恨》後記說：「不寫新作而寫舊作，令我多少有點心虛。寫作期間反覆自問，我在做任性的事嗎？我在做徒勞的事嗎？一邊這樣自問一邊寫了下去。現在我心願已了，至於是否做了一件任性、徒勞的事，要由讀者來說了。」我想大部分鍾曉陽的粉絲均不介意她任性，只要她繼續寫已心滿意足，更不會是徒勞之事。
第二環節是讀者提問，有讀者問鍾曉陽有無秘密寫了新作而沒發表，鍾曉陽說她寫作向來是秘密進行的（大部分作者均是吧？）。但讀者也知鍾曉陽寫得少，並無寫下作品而沒發表。
讀者見面會後在面書看到劉掬色說她也出席了讀者見面會，鄧小樺在面書說劉掬色是「憑她繪的《春在綠蕪中》封面相認！」，讓我想起當初大拇指出版《春在綠蕪中》的一些人和事。
1981年5月《大拇指》出版「鍾曉陽作品小輯」後，引起讀者熱烈反應，還包括杜杜、鍾玲玲、戴天等等在專欄談鍾曉陽。不久後我問鍾曉陽寫了什麽新作，她説寫了一篇較長的小説，但已寄給臺灣朱天心，沒留底稿（那時還是手稿年代）。這篇小説就是趙寧靜傳奇之二〈停車暫借問〉，後來在臺灣《聯合報》發表，譽爲「三十年來最細膩、脫俗、驚心的愛情故事」。後來又續寫了趙寧靜傳奇之三〈卻遺枕函淚〉，寄給朱天心後又非常後悔，因爲她很不滿意這完結篇，説要毀掉，〈停車暫借問〉就是完結篇。但後來朱天心交給《聯合報》發表，「要攔也攔不住了」。次年10月朱天文、朱天心的三三書坊出版《停車暫借問──趙寧靜的傳奇三部曲》，還是把〈卻遺枕函淚〉收錄。出版前我乘到臺灣旅遊之便到朱家拜訪，見到朱西甯、劉慕沙夫婦，朱天文、朱天心姊妹及幾位三三朋友。當時三三正密鑼緊鼓出版這書，我請她們出版後寄幾十本給我送到書局代售。《停車暫借問》出版後非常暢銷，三三分兩次寄來約90本書很快售缺。我於是提議由大拇指出版香港版，大拇指仝人同意後我同時聯絡鍾曉陽及朱天心談出版事宜。鍾曉陽說她願意給大拇指出版，但說《當代文藝》的黃南翔也想出版，鍾曉陽要黃南翔與朱天心聯絡，朱天心見黃南翔沒有聯絡，就答應給大拇指。那時大拇指就在蔡浩泉位於灣仔譚臣道的製作公司印刷，甚至部分排版工作也借用公司一角進行。蔡浩泉建議直接用臺灣版影印，並且答應爲香港版設計封面。但剛開始進行工作，接到鍾曉陽來信說已把《停車暫借問》交《當代文藝》出版，因此馬上停止計劃。經鍾曉陽同意，由我選編一個小説、散文合集出版。於是大拇指出版了《春在綠蕪中》散文、小説集。編輯進行中，鍾曉陽說臺灣洪範也要出她的書，她說作品不多，列出她的詩、散文及小説給瘂弦，但瘂弦說這種合集沒人買，只出版小説集。鍾曉陽擔心内容與大拇指選的小説重複，不知有無衝突。大拇指出版的《春在綠蕪中》，鍾曉陽沒收取半分版稅，出版後只送了20本書給她。當時定價16元，她説這麽貴擔心連累要大拇指虧本。那時她還在美國讀書，書是送到深水埗鍾曉陽父母的診所給她母親。鍾曉陽在美國期間，寄過幾首新詩作品給我，我分別交給《香港文學》及《星島晚報•大會堂》文藝周刊發表，我代領稿費後轉交給鍾曉陽母親（前些時還翻出《香港文學》給鍾曉陽的稿費單，現在又不知放哪裏了）。陸離主編《香港時報》文與藝版副刊時，把《停車暫借問》及朱西甯的推薦文章等發表，稿件（報紙影印）由我提供。後來樂樂代領稿費轉交鍾曉陽母親。樂樂在鍾曉陽赴美前，帶鍾曉陽到邵氏片場等地遊玩，並寫了一篇〈鍾曉陽的世界〉，收錄在三三版《停車暫借問》，但鍾曉陽表示並不喜歡。
鍾曉陽在新版《春在綠蕪中》序說：「最早的版本見於一九八三年秋，由我當時投稿的《大拇指半月刊》出版。它是風格平實的青少年文學雜誌。我喜歡它的小報開本，有看報的風味，有些在上面讀過的文章到今天還記得。有次參加徵文得了奬，去到一間四面是書的屋子領奬，見到了編輯們，在當時的我的眼中都是大哥哥大姊姊，做著帥氣的辦雜誌的事。閒談時聊起投稿用的筆名，有個編輯哥哥問我怎麼每篇都用不同的筆名，我說貪好玩，他就勸我說還是固定用一個筆名好，將來要收集文章也容易些。我不是太懂那個道理，不過還是聽從了意見，因為沒有一個筆名是最喜歡的就用回本名。後來就是這位編輯先生費了許多工夫替我收集整理歷年發表過的文章，合共十二篇散文、三篇小說，彙編成書，於是有了《春在綠蕪中》。」我記憶中當時説她的作品有讀者喜歡，但如果每篇均用不同筆名，讀者或錯過不知是她的作品，因此建議用固定筆名爲好。「四面是書的屋子」就是也斯在北角民新街金馬大廈的舊居（已改建），也斯赴美深造期間，伯母（也斯母親）仍答允大拇指繼續在他們家做編輯工作。
期間也發生一些事，由於《停車暫借問》暢銷，不久即出現海盜版（約1983年上半年），我當時非常氣憤，曾嘗試通過海關打擊盜版，但我既非作者也非出版社，海關又答覆須經作者授權等等因素，結果不了了之。除《停車暫借問》海盜版，1984年另有兩本鍾曉陽的盜版書出現，一本散文新詩集《走過》，内容均盜版自三三版《細説》，但將次序調亂。另一本《鍾曉陽小説選》收小説5篇，是將洪範版《流年》加上大拇指版《春在綠蕪中》一篇〈突兀〉混雜而成，均打什麽「女神出版社」，當然是子虛烏有。
近讀朱天心的《三十三年夢》（2015年出版），其中記述她2009年來嶺南大學參加研討會，那次鍾曉陽也是受邀作家，朱天心說主要還是想見見鍾曉陽，她們已多年沒見，也無音訊來往。其中一段說：「曉陽的顏貌神情依舊（情深在睫，孤意在眉），只頭髮灰白了，會橫人的眼眸也擋了副眼鏡，我覺得她人生一定起過重要的變化和因此超脫，因爲同做爲儘管不措意自己外貌的女生，這兩件事（白髮不染、戴眼鏡），我在公衆場合仍然做不到」。「會橫人的眼眸也擋了副眼鏡」這句話很傳神，與現在我所見分別應不大。說鍾曉陽「人生一定起過重要的變化」，正是鍾曉陽妹妹逝世後的一段時間。朱家有三姊妹，鍾曉陽也是三姊妹，鍾曉陽與朱天心均是老二，或者這是她們特別投緣之故。鍾曉陽由於在圖書館讀到朱天心的作品很是喜愛，16歲那年隻身到臺灣探訪朱天心，種下此段已40年的情誼。鍾曉陽寫過兩封長信給朱天心，後來發表在《三三集刊》。一封寫於四月十日，發表於1979年6月出版的《三三集刊》第廿二輯。另一封寫於七月一日，發表於1979年9月出版的《三三集刊》第廿四輯。説是信件，卻完全是兩篇散文。從第二封信說很失望沒收到朱天心回信，只收到朱伯伯（朱西甯）的信來説，把第一封信刊登在《三三集刊》似未得鍾曉陽同意。最初大概是鍾曉陽向我提及這兩封信，我請她影印給我看，但她沒有答應。她去美國讀書後，我去信請朱天心影印還是把書寄給我，朱天心把這件事向鍾曉陽說了（想是問她意見）。鍾曉陽以爲我要來刊登，非常生氣，說她的文章在哪發表，她自會決定，不要我在她背後「私自活動」。我去信解釋只是要來看看，並無私自拿來刊登之意，事件才平息。我現在手中的兩本《三三集刊》，記下「1982.2.4臺北」，應是我到臺灣旅遊時到書局找到的（也可能是朱天心送的）。這兩封信（散文），是研究鍾曉陽早期作品的重要資料，内容就不「劇透」了。
説回《春在綠蕪中》的封面設計，我還以爲是也斯找劉掬色（那時還不是這筆名，封底寫劉佩儀設計），現在劉掬色在面書說是蔡浩泉找她的（到底時間長，我的記憶不可靠）。想來應該是了，蔡浩泉原本答應爲《停車暫借問》設計封面，計劃告吹另出《春在綠蕪中》，本應同樣由蔡浩泉設計封面，大概他太忙了，才推薦劉掬色。後來鍾曉陽在《明報周刊》發表的小説也由劉掬色畫插圖，是兩人的一番因緣，直到30多年後才「相認」。但我那天並無與鍾曉陽「相認」，讀者提問結束，開始爲讀者簽名，我就離開了。
找到我1983年3月15日發表於《大拇指》的〈關於出版《停車暫借問》的交代〉，最初鍾曉陽是同意由大拇指出版，大概《當代文藝》同時也在聯絡她，她經不起黃南翔的一再遊說，又改變主意了，而《大拇指》改爲出版《春在綠蕪中》可能是她改變主意因此作出「補償」，這樣是「三全其美」——作者、大拇指及當代文藝。
我記錯還以爲只代鍾曉陽交過兩首詩給《香港文學》，原來小説〈柔情〉及散文〈大熱天〉也是交《香港文學》發表。
新詩〈魚目〉〈魚書〉稿費單
（Chan Tsun Kuen臉書二Ｏ一八年六月廿八日）
臺灣三三版《停車暫借問》
陳進權
臺灣博客來網頁一篇人物專訪，訪談鍾曉陽新書《遺恨》，其中引述朱天心說三三書坊版的《停車暫借問》賣了40萬本。有朋友認爲不可信：因爲一個銷量四十萬的作者，出版社沒可能讓她停筆，就是這麼簡單。
我卻不是這樣想，《停車暫借問》雖然暢銷，但鍾曉陽並非高產作者，並不像某些作者可以日寫數萬甚至十數萬字，出版社不能要求鍾曉陽多寫、快寫，以高「產量」滿足出版社及讀者。另考慮臺灣當年的人口，我沒查到80年代臺灣人口數字，僅有1956年9月人口922多萬，2008年7月人口2300多萬。估計80年代臺灣人口約1500萬，如果銷量40萬本，約40人就有一個人買，似乎不可能。
但另一朋友說80年代讀書風氣盛，特別是臺灣，因此銷40萬本絕非不可能，朱天心的《擊壤歌》據説銷量也有二、三十萬本。
究竟實情如何，只有出版社最清楚。
臺灣早年出版的書籍，版權頁很少（或沒有）印明印刷數量，不像大陸出版的書籍，清楚註明第幾版第幾次印刷及印刷數量（現在很多也不印數量）。大陸書每次加印如並無修改，均註明第一版第幾次印刷。但臺灣版每加印一次則註第二版、第三版……。有的甚至令人混亂，如皇冠版西西《哨鹿》，一本列皇冠叢書1206種，版權頁註「初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四月」，另一本列皇冠叢書第1207種，版權頁卻是「初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元月」，叢書1207種比1206種還要早出版，而且封面不同，内頁排版也略有不同，認真匪夷所思。
我現在有3本三三版《停車暫借問》，第一本封面黃色底色，左邊是小説在《聯合報》連載時王明嘉畫的插圖，就是主人翁趙寧靜。版權頁註「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月/本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第二本除封面底色爲白色外，其餘與第一本相同。第三本封面底色也是白色，但把「名家推薦•聯合報連載小説」刪除，並把文字上移與插圖齊頭，版權頁則註「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月/十五版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所謂的本版、十五版，相信就是第幾次印刷，而非修改過15次。如果屬實，平均差不多每月加印一次（早期加印應較密），確實暢銷。
曾見過三三或其他臺灣出版社書籍版權頁註一個月内第X版，究竟屬實否，難以了解。
印刻版朱天心的《三十三年夢》，版權頁註「2015年10月初版 / 2015年10月8日初版五刷」，到底確是8天内已第五次印刷（假設10月1日出版），或只是出版社一種促銷手法，在首次印刷時，把版權頁改少許，然後同時印刷二至五次（或更多），讓讀者覺得這本書非常暢銷，短短幾天已不斷加印？我不懷疑朱天心的書暢銷，但短短8天需加印4次較難令人置信。如果知道一個作者的書暢銷，爲何最初不多印一些，這樣也節省一些成本。
留言：
陳逸華：有些出版社的起印量與每刷次印量是固定數字，因此起印量若大於首刷數字，就會直接標示對應的刷次。譬如首刷是3000本，每一再刷是1000本，若起印量是5000本，上市時就會標示初版三刷。而這樣的書，沒有「初版一刷」，「初版」的日期也會以對應起印量刷次的日期為準。
Chan Tsun Kuen：好複雜，完全沒必要這樣，相信是台灣獨特方式。
陳逸華：部分出版社才會這樣，可能是出於要讓作者信任的考量，一看刷次就知道印了多少本。因為有些出版社的版權頁，「初版」後的每一版（刷）都是「本版」；「第一版」後的每一版（刷）都是「這一版」。
Chan Tsun Kuen：還是大陸早年做法清晰規範，一版一刷印一萬本就標示1-10000，二刷两千本就標示10001-12000。
（Chan Tsun Kuen臉書二Ｏ一八年七月七日）
卅載驚夢寒
許迪鏘
可惜那年頭沒有手機，錯失了許多記錄影像的機會，比方大伙兒跟鍾曉陽吃飯的一次，如果有人拍一張照，將會是很有意義的紀念。
那真是一個奇異的年代，《大拇指》（先是周刊，繼之是半月刊、月刊、雙月刊，以至終刊）同人以熱切的期盼迎來一個又一個新人新希望：小藍、凌冰、阮妙兆，而鍾曉陽以她優雅委婉、纏綿悱惻的文字，一開始就不是以新人而是新星的姿態出現。一九八一年五月一日《大拇指》第一三六期有一則「鍾曉陽簡介」：鍾曉陽，現年十八歲，在廣州出生，約五個月大來香港，在香港受教育。十三、四歲開始投稿，一九七九年以散文「前程」參加大拇指與香港青年協會九龍城區合辦之徵文得優異獎。（刊大拇指第九十七期）同年以小說「大除夕」得大拇指小說徵文佳作獎。（刊於大拇指第一Ｏ四期）參加第六屆青年文學獎得散文及小說初級組優異獎、第七屆青年文學獎新詩及小說初級組第二名。……另有部份作品發表在台灣的「三三集刊」。喜愛的作者有納蘭性德、張愛玲、朱天心、鄭愁予、杜杜等。
以上是這一期《鍾曉陽作品小輯》的引言，這小輯其實不小，一口氣用三個版面刊登了她的〈明月何皎皎〉、〈走過〉、〈春在綠蕪中〉、〈結髮〉、〈妾住長城外〉（連載三期）等詩、散文和小說。這以後，鍾曉陽不時有作品在《大拇指》發表，直至一九八六年。這些作品「引起讀者熱烈反應」（陳進權臉書語），其中包括杜杜和鍾玲玲，也許由這時起雙鍾維繫了長久的友誼，鍾玲玲口中的「小羊」就是鍾曉陽。鍾曉陽很快便在《明報周刊》開了專欄，令她的名字為更廣泛的讀者熟知。
《大拇指》時代
鍾曉陽參加過《大拇指》的徵文並獲獎，竟然還去過也斯在鰂魚涌的家（《大拇指》當時的大本營）領獎，也因而與《大拇指》文藝版編輯之一的陳進權認識，陳進權順帶給《素葉文學》拉稿，《素葉》也就登過她的小說。陳進權在臉書引述鍾曉陽《春在綠蕪中》新版序的話：「有個編輯哥哥問我怎麼每篇都用不同的筆名，我說貪好玩，他就勸我說還是固定用一個筆名好，將來要收集文章也容易些。」查〈前程〉一文的作者，署的果然是十分鍾曉陽式的「寒驚夢」，〈大除夕〉則署名脈脈。
《大拇指》同人當年尚處於年輕好奇的階段，有什麼新奇的人和事，都一窩蜂去見識見識，出了個鍾曉陽，自然要見一下，大伙兒約了她在旺角一家酒樓吃晚飯，人坐滿了一大桌。那是我近距離接觸鍾曉陽的唯一一次，她人很文靜，幾乎不說話，飯後我陪她走了半個街口，說過點什麼自然不記得，大概是努力多寫之類的無聊話，可以肯定的是，我一直緊張得不得了。
（《明報》二Ｏ一八年七月一日）
鍾曉陽：交出《遺恨》，我可以和不斷改寫重寫續寫的自己告別了
作者：騷夏 攝影：陳佩芸
37年前鍾曉陽以《停車暫借問》驚豔港台文壇，締造18歲天才小說家傳奇，如果傳奇可以量化，37年後的公開活動上，她的作家好友朱天心說了一個數字──身為當年出版者，三三書坊版的《停車暫借問》賣了40萬本。
《停車暫借問》之後，鍾曉陽於1996發表第二部長篇《遺恨傳奇》，22年後，改寫成《遺恨》重新出版。鍾曉陽的現身猶如一場風暴，香港九七大限前面市的《遺恨傳奇》彷彿留下了業，殷殷等待她回來吹散。為什麼停筆？為什麼重寫？為什麼遺恨？為什麼傳奇？問題與討論絮絮叨叨像氣流環繞著她，潛水多年的老讀者一股腦都出現了，而她一如寧靜的颱風眼，儘管掀起的評論已波瀾壯闊。
新版《遺恨》把鍾曉陽傳奇帶回台灣，她的新書朗讀會現場擠滿讀者，小說家一句「大家好」，屏息的空氣才開始流轉，有些緊張的她說，「看到大家的臉孔，自己才安靜下來，覺得好高興。」
遺恨
與台灣讀者睽違7年（上次來台是2011年台北書展），她藉由朗讀改寫後的《遺恨》與讀者交流。「我小時候就有朗讀的習慣，看書會讀出聲，跟著情節興高采烈有哭有笑。」當天搭配黃裕翔的鋼琴，她用聲音演繹，小說人物從中降生，彷彿帶著讀者去了趟香港大嶼山長沙，與男主角一平和表妹金鑽在沙灘留下長長足跡；亦如于母懸著一顆心，眼睜睜看兒子捲入豪門恩怨卻無力抵抗宿命。小說裡的談情說愛、親情糾葛寫得入木三分，鍾曉陽一下扮少女一下扮老母，戲感十足，讓人聯想到她學電影的老本行。更令人驚訝的是，她朗讀了三段章節六千多字，從頭到尾不看稿，小說對話和情節完全熟記。
「朗讀特別好，可以一點點一點點發現問題。」鍾曉陽說，小說的問題不論用字或語氣，一字一句她都仔細檢查，並提及自己喜愛的美國作家強納森．法蘭岑寫小說也唸出聲，她期許自己也要更勤奮「重拾朗讀」。字斟句酌，一如所有優秀小說家對自己的嚴格要求，然鍾曉陽卻認為自己愛塗塗改改或許基於性格裡的「不夠瀟灑」，而我們可從此聞嗅出她大幅改寫《遺恨傳奇》的因由，「關於改寫，我問過自己很多次，很難指出單一的原因，我掙扎很多年才下這個決心，也知道作家會被期待要有新作。應該要往前走啊，過去寫的那些和你沒關係了，我知道自己這樣做就像是任性，只能說執著了。」
從《遺恨傳奇》到《遺恨》，「我也好奇自己會怎麼改」
哀傷紀
春在綠蕪中
打掉重練的浩大工程，要從2008年重出《停車暫借問》說起，「停了很久再寫東西，我好像連簡單的句子都寫不出來了，我所做的就是修訂舊作，寫後記寫序，藉此稍微找回一點寫作的狀態。」接著是2011年出版散文集《春在綠蕪中》，直到2014年才發表一篇全新小說，即《哀傷記》裡的〈哀傷書〉，這段重寫、改寫、續寫的時間，占據她創作生命長達7年。《哀傷記》以後，她想著：要寫一個新的嗎？
她把問題歸給自己的不夠瀟灑，「《遺恨傳奇》是我兩個長篇中的一個，我要面對的問題是：這個書怎麼辦？要不要重出？如果是以它舊有的面貌，我是不願意的，不出版其實沒所謂。但要重新出版，我一定要改寫。」
這個念頭終於導引出能量，再變為實際的行動，「我從2011年開始斷斷續續重寫第一章，可是一直沒有下定決心，這個時期有段日子，我常常和爸爸媽媽在週末上太平山逛逛，我很喜歡上山的那條彎彎曲曲的路，看得到很多漂亮的樹，看得到海。小說的一個主要景點就是太平山，那時我一直在想，如果改寫，一定要把這條路補寫進去……可是我還會改寫嗎？這小說會再出版嗎？」
小說家當然知道這是麻煩事，也可能吃力不討好，但她重讀《遺恨傳奇》，總有一種半完成的感覺，「好像一個東西我沒有物盡其用，有些意念當時沒有實現到，但是我看到一些可能性，可以把舊的轉化成新的。我開始試寫一些章節，發現有點感覺，我也很好奇自己怎麼去改寫。」不過，最關鍵的仍是時間，「我知道我在那時候若不做改寫的話，我就不會做了。」
鍾曉陽說，「我在最沮喪的時候，曾經和天或神談判打商量：再給我十年吧，再讓我寫個十年我就滿足了！我趕在2017年底交稿也是為了這個，從2007到2017剛好十年，好像一定要在這個時間，不然我要求的十年就會過期了。」
香港的黃金年代，也是自己的黃金年代
小說背景定位在80年代香港，角色的命運被時代牽引著，像是豪門恩怨時代劇，又帶著屬於香港的政治和歷史身世，《遺恨傳奇》首度發表適逢九七，那是變動很大的香港，不禁好奇這部作品是有否有歷史的企圖？
鍾曉陽回憶當時的書寫背景，「我從美國念完大學回到香港是1986年，回港後我認識一些做創作的朋友，那時我就感覺到，大家正在處理有關香港前途的題材，記得有個朋友跟我說：我們正在見證一個大時代。那是後知後覺的我第一次意識到，也許這真是一個大時代。大家都說80、90年代是香港的黃金年代，回想起來，也是我自己的一個黃金年代。第一次寫的時候，我的確想呼應歷史，這次改寫成《遺恨》，我更多的力量是放在故事上。」
黃金年代的香港珠寶商豪門如何寫才到位？如何把小說寫「大」？又如何調度多角色的錯縱複雜？這在在考驗著創作者。鍾曉陽說，「一定要有大場面。」小說裡的太平山豪宅和千人大宴會，她的確有參考現實，「我很喜歡讀『大小說』，例如托爾斯泰、強納森．法蘭岑，那種過癮像是看一幅很大的畫，滿足感大得不得了，很多細節看不完的。」
讓小說人物發揮到極致
從《停車暫借問》到《遺恨》，鍾曉陽寫下雋永的愛情，從「一生只愛一個人」的純情到「他唯一的錯，就是愛錯了人」的奇情，她說自己的寫作風格是「順流而下」的，何以不斷書寫愛情？她認為這題材可以寫到老，從十幾歲到七、八十歲都會有愛情，「一個人的感情經驗可以來自家庭，這是沒有選擇的，而愛情是人自己可以選的，你有自由。面對自由，也像沙特說的：自由是一種詛咒。」
她把愛情視為自由意志的展現，就像人面對愛情時，個人的經歷、感情、思考、想法，整個都能套用在關係上；相同道理，誰要愛誰，誰不要愛誰，小說家可以完全掌握，「這是最有意思的，你把人物創作到這樣的處境，人物就可以發揮到他的極致。」
那麼重新改寫是一種告別嗎？鍾曉陽思索良久，「應該說沒有完成改寫，我就無法進行下一個階段。如果說有告別，並不是和《遺恨》單一作品告別，是和改寫、重寫、續寫這個階段的自己告別。」
鍾曉陽對《遺恨》的愛情，打磨最久的是小說第一章，「因為它設定了整個書的基調，我翻來覆去寫了無數個版本，斷斷續續寫了好幾年，就是要做出一個自己滿意的腔調。」比如，舊版第一章出場的只有姑姐于珍和一平，寶鑽和司機並未出場，新版則讓他們出場，鋪下更多線索。她原本預計一年完工，愈改愈發現情節一定要打掉，「我完全是重頭再寫一遍，並沒有要忠於原來，只是還要考慮前前後後、有沒有符合原本小說設定的邏輯。」
最後她花了三年才改完，且最滿意新版結尾，「整個過程還是享受的。我很高興可以想到這個結尾，改變了整個故事。畫面在我腦中，那個色彩對了，聲音也對了，人物有出場，也有離場，發現寫到一些情節有解決方法的時候，我就知道可以了。」
生命無常，寫作的時間太可貴
鍾曉陽說她早上醒來第一件事就是寫作，年輕時可能睡得晚一點，大概八九點就開工，現在更早了，六七點就會開工，寫兩三個鐘頭，通常不吃早餐，「吃了就不好寫。」她規律得像個上班族，如果真有什麼寫作癖好，大概就是不喜歡光線太亮，「寫作時我要暗暗的，用簾子遮光，比較能專注。」
不用社群軟體的鍾曉陽說：即時對我來說並不重要，只想盡量減少一些對寫作的打擾。
對寫作這樣痴心絕對的人，當初是什麼原因停筆不寫了？「1996年出《遺恨傳奇》後，我的寫作也來到一個關口，我想改變也想突破，但好像沒有頭緒，我寫了一些詩，1997年集結出版《槁木死灰集》，那是我完全停止發表前的最後一次出書。之後兩年我其實還是一直嘗試，很多小說寫了開頭，但都沒完成。」而就在1999年，和她感情很好的妹妹罹癌，一夕之間什麼都變了，鍾曉陽說，「寫作一下子變得不重要了，為了陪伴妹妹我決定放下寫作，這樣的日子持續到2005年12月她離世。之後我就完全沒有寫東西的欲望，當時對自己以後人生的規劃是在家做翻譯或接一些文字案子。但是2007年我有一個意外的際遇，《明報》世紀版的編輯馬家輝先生跟我邀稿，我們之前並不認識，他花了很多力氣說服我，是他把重返寫作的念頭又放回我的腦子裡。」
鍾曉陽2007年9月3日開始在《明報》寫專欄，共寫了12篇。
或許是停筆那十年，劇烈的人生變動讓她喟嘆，「我很珍惜寫作的時間，寫作的時間太可貴了，早晚一定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只要生活穩定，沒有什麼太大的牽絆，看來什麼都攔不了她去寫，所以對於文本內的寫作瓶頸，她反而有種老僧入定的看開，「瓶頸都是暫時的。」她舉這次改寫《遺恨》為例，「最痛苦的就是沒信心的時候，我是不是要繼續？收手還來得及？寫了幾十年也知道難關總是會有的，我就讓自己慢慢想，給自己一些時間，好奇怪，我也很驚訝總是可以解決。」
旋風來台兩天，兩場公開活動，晚間簽名會讀者排隊再長她也貼心全部簽完，隔天凌晨又隨即飛往香港宣傳新書，見鍾曉陽精神奕奕，不禁好奇她平日如何養生，「睡眠充足，做適量運動，像是走路、加強腰背的運動。飲食依身體的需要和口味不斷調整，我傾向多菜少肉少澱粉。」回想年輕時總不分晝夜不顧身體的燃燒，現在的她更懂得自我關照，好讓自己再寫遠一點。至於下一個創作計劃，還有其他「遺恨」嗎？她說，「我想多給自己一點時間思考下一個作品，不想太焦急。」
回顧自己的「傳奇」，如果可以和18歲時的自己說些什麼？這個問題鍾曉陽決定和蘇珊．桑塔格借火，「假如我寫不出東西，是因為怕自己會變成一個壞作家，那就讓自己是一個壞作家吧，只要寫就可以了。」
（《博客來閱讀生活誌》二Ｏ一八年七月四日）
再沒必要保留 關於桃花源的詩：鍾曉陽
文：鄭政恆 人物攝影：蘇智鑫 編輯：袁兆昌
鍾曉陽回到小說的世界，卻是以續寫和重寫的方法，將文學創作的生活力延續下去。
回首過去，八Ｏ年代初她以長篇小說《停車暫借問》，在香港和台灣引來轟動迴響，中、短篇小說集《流年》、《愛妻》、《哀歌》和《燃燒之後》，都引來文壇關注追捧。自第二部長篇小說《遺恨傳奇》和詩集《槁木死灰集》後，鍾曉陽就沒有推出新作，而當時正是九七年左右，香港也要回歸了……十年匆匆，鍾曉陽在香港《明報週刊》撰寫專欄，修訂再版成名之書《停車暫借問》，附上後記〈車痕遺事〉，也重出散文集《春在綠蕪中》，二Ｏ一四年，鍾曉陽以新作〈哀傷書〉續寫一九八六年的小說〈哀歌〉，兩個中篇小說，合成一冊《哀傷紀》，十八年後，鍾曉陽回來小說的世界了。
從《遺恨傳奇》到《遺恨》
其後，二Ｏ一四至二Ｏ一七年，鍾曉陽花三年時間重寫《遺恨傳奇》，書名也改為《遺恨》，鍾曉陽在後記〈傳奇不再〉說：「本來只想花個一年，做小幅度的改寫；結果花了三年，做了大幅度的重寫。從舊版保留下來的，是人物、結構、基本情節。文字只保留了少量句子。
兩次寫作，相隔近二十年。這二十年間，我的人生去到了低谷。比我小八歲的和我情同摯友的妹妹因癌去世，我一度離開寫作又重返寫作，我從一個滿腦子小說大計、雄心勃勃的作者，成為一個一再重出舊作、創作力薄弱的作者。世界在我眼中從姹紫嫣紅變成了一片灰色。若有傳奇，也是屬於別人，與我無關。
不寫新作而寫舊作，令我多少有點心虛。寫作期間反覆自問，我在做任性的事嗎？我在做徒勞的事嗎？一邊這樣自問一邊寫了下去。現在我心願已了，至於是否做了一件任性、徒勞的事，要由讀者來說了。」
讀者談論小說，作家也許有一點話可以說說。
二Ｏ一四年，鍾曉陽曾對我回顧道：「寫《遺恨傳奇》確有野心，但也許未能做到想做的事。這就是寫作的過程，作家有不同的面向，寫出來就要承受，不管滿意不滿意。當時我想寫一個香港的故事，用通俗劇的格式，打算平衡文學性和商業性（讀西方小說時有過這個感想，西方有些作品這兩方面兼顧得很好），可是出版後有人覺得不好看……無論如何，我不必評價自己經歷的成敗得失吧。」
當初寫《遺恨傳奇》，鍾曉陽處於自己的電影劇本創作時期，其他人眼見九七臨近，也想了香港前途題材的作品。《遺恨傳奇》在香港開筆，小說得到澳洲文化局的亞洲太平洋作家獎金支持，九二年在澳洲悉尼完成。九六年由香港天地圖書和台灣麥田出版，而鍾曉陽也來到寫作關口，面對如何走下去、如何突破、如何改變的問題。可是詩集《槁木死灰集》出版後，真的無以為繼。
《遺恨傳奇》卻轉化成《遺恨》，鍾曉陽真的動筆改寫了。從二Ｏ一四算起，四年過後，現在的鍾曉陽說道：「改寫《遺恨傳奇》是因為我看到一些可能性，也想實現這些可能性。例如我重看全書開頭，中學老師于一平，重遇多年不見的姑姑、富商黃景嶽太太于珍，我腦海有一些場景，於是試試重寫，感覺可以，於是不斷重寫。」
重寫的感覺，鍾曉陽形容為「怛惕」（馬吉按：當為「忐忑」），於是用了許多時間改寫，是否做對了，心中其實也不太清楚，但她說：「我重寫時不受《遺恨傳奇》的文字所束縛，終於《遺恨》是接近我想要的。」
從《遺恨傳奇》到《遺恨》，結構和基本情節不變：于一平在戴卓爾夫人訪問北京的一年重遇姑姑于珍，于珍經歷了她難以承受的婆媳衝突，隨着黃老太去世，總算帶來自由自主，于珍的前夫在巴西死了，改嫁富商黃景嶽，黃家有黃景嶽，他的兩個女兒金鑽與寶鑽，還有收養的故友兒子原靜堯，而才俊靜堯有未婚妻施紘蒂，黃家還有女傭翁玉恆與兒子程漢。姑姑于珍讓一平為表妹寶鑽補習，由此捲入了黃家的複雜關係，一平也由單純的一介書生，體驗了人間愛恨情仇、靈慾角力，甚至生死危機。
當然，書名是不同了。從情節可見，由《遺恨傳奇》改寫《遺恨》，傳奇的色彩不減，奇情、煽情、多情的內容還在，鍾曉陽說：「不再從是不是傳奇看這個故事，這是人的故事。很早就想《遺恨傳奇》要改名為《遺恨》，《遺恨》簡潔些，也好聽些。」
時代與人
三年來，鍾曉陽人在美國，小說讀少了些，卻看了不少跟內容相關的歷史材料，熟讀《遺恨傳奇》與《遺恨》的人，都發現《遺恨》在歷史背景上，鍾曉陽下了工夫。全書開首戴卓爾夫人訪問北京的設定不變，但對于強于珍兄妹的感情，卻加上戰亂年代的背景。小說寫于家四口之家，居於紅磡蕪湖街，日軍進城後，任職銀行的于父有天出門上班，被日本兵帶走便沒再回家，于強于珍因此「形影不離度過了淪陷歲月裏的童年」。大時代與人物的個人經歷扣連起來了。
另一個例子是，于珍從巴西回來看見于一平，《遺恨傳奇》只說是時局動盪的香港仲夏，《遺恨》卻更具體地寫：「那是一九六七年春夏交，香港在動亂中。勞資糾紛引起的工人運動演變成反英暴動，英政府出動武力鎮壓。緊急法令、催淚彈、土製炸彈，來到市民的生活中。小城風聲鶴唳，不少人買機票到外地暫避或索性移民，因此于強收到于珍通知回港的電報時急得跳腳：『這阿珍，別人都往外逃，她偏要往火裏跳。』」
為何要增添？鍾曉陽說：「增加時代氣氛，將時代歷史背景納入為小說背景元素，小說的張力加強了。」
又例如施家也有變化，小說中的施紘蒂直言：「像我們這像不葡不英不華的族類不管到哪裏都是異鄉人。」這段話帶有身分政治的色彩。鍾曉陽卻指出：「這只是為了加強背景，混雜的身分，屬於某一類的香港人。至於擴展對施家和其他的描寫，是為了每一情節都物盡其用，以求豐滿，就像舞台一樣，愈多東西可看。」
粵語入文
翻開《遺恨》，最顯而易見的不同，是鍾曉陽用了粵語的書寫元素，教人相當詫異，畢竟她曾以純正華美的中文見長，如今卻將通俗而靈活的粵語放在小說中。我問：「你和親人在家裏是說什麼語言的呢？」
鍾曉陽說：「我們說國語，也說廣東話，比例差不多。我父親是印尼客家人，說帶華僑口音的廣東話，曾在學校學國語。我母親是東北人，說國語，上一代人來自五湖四海，沒有多少人說純正的國語。有時我也跟父母說廣東話。」
為什麼將粵語入文呢？鍾曉陽說：「因為我注意到人物的背景，有需要時就加粵語。寫《遺恨傳奇》時，不在意這一點，一開始修改時就加入粵語。我希望給小說人物多一點立體感和質感。更何况，小說是以香港為背景。小說人物各有歷史背景，所以到底用幾多粵語入文，結合幾多粵語元素，都有考慮。目的就是透過語氣，加深場面和人物吧。」
鍾曉陽又說出版社看了稿件，就加上了註釋，為不是粵語背景的讀者，帶來一點便利，這些註釋，她逐一看過。
失落了的陶淵明
從《遺恨傳奇》到《遺恨》的另一個不同，就是陶淵明的〈桃花源詩〉刪去了。
在《遺恨傳奇》中，主角于一平夢見父親，自己也吟誦起〈桃花源詩〉：「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跡浸復湮，來徑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童孺縱行歌，斑白歡遊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
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在〈腐朽的期待──鍾曉陽論〉中說：「儼然只有在海角孤島上，在桃花源詩裏，年幼的一平仍能替病中的父親捕捉一鱗半爪的烏托邦幻想。然而歷史已經崩散，時光難再倒流，一平的父親彼時已似『腐化成骷髏了』。桃花源是個逝去的舊夢，桃源詩文只能追記那早已緲無所終的理想國度。從政治、文化角度看《遺恨傳奇》，鍾曉陽的感喟有其意義。更何况她又把此詩巧為連鎖到小說的情慾主題上。」
可是，雅好古典詩句的讀者和評論者，在《遺恨》中再也找不到陶淵明的〈桃花源詩〉了，難免滿心疑惑。
鍾曉陽這樣看：「詩作再無必要了，也許是沒有幫助，即便用了，也不是我要說的。我也不想簡化了事情。當然我會問，刪除了就不存在嗎？」
有刪減也有增加。《遺恨》跟《遺恨傳奇》的最大不同，是結局的大篇幅增補，這是鍾曉陽不大想談的部分，她也憂慮劇透對小說讀者有影響。
鍾曉陽二話不說：「原來《遺恨傳奇》有所不足，或許所有事需要相連。改寫時沒有先設計好結局，後來才想我自己也不知道這個結局好或不好。我在意劇透，是因為對未讀過《遺恨傳奇》的讀者有影響，第一次看的人應該對結局surprise，看過《遺恨傳奇》的，也有surprise。」
思想陳述與行為呈現
在《遺恨傳奇》中，有一段話相當引人注意，是寫一平的想法：「營營此軀到底有什麼足以令他感到不枉此生？有時他覺得如果生活在古代，那個忠君、忠國、信義仁勇的年代，一切或許要簡單得多。至少他會覺得有所憑藉，在天地間立地生根，生死都得其所，即使是為了一個最最無用的昏君血濺當場也是心甘情願，頂天立地。人類的智慧如此偉大，才能如此高絕，為何事到如今人們的道德精神卻陷入了一片無止境的虛空？找尋寄託的人們，搖搖晃晃地走上了虛無和厭世的路途上了，他自己是不是也是這一群中的一個例子？想到這裏他心裏便感到非常的茫然。」
在香港中文大學黃念欣教授的《晚期風格：香港女作家三論》中，有「遺恨如何成為傳奇？……讀《遺恨傳奇》的『晚期正格』」一節，上述這段話也全段引錄，並說這番話「顯淺卻又有一種令人不敢輕視的骨氣與天真」，而「這種白描的思想性陳述與鍾曉陽一貫的細微情愁明顯有一段距離」。意料不到的是，這段思想陳述，在《遺恨》中只餘下少許句子，細微情愁早在九Ｏ年代已在鍾曉陽的小說中消失了，而古典傳統價值的想法，和陶淵明的詩作一樣，也沒有了。
鍾曉陽說：「我減少了議論，就讓他們的所作所為來呈現，而不是我強加我自己的想法，這些過度的議論，大多不要，只留下一點，只帶出這個人的想法，跟身邊的人不同，點到即止就夠了。」
我又翻到《遺恨傳奇》較後的一段：「而人生之信念，其難以捕捉一如風中之塵埃。當每一天來到他的面前，他覺得自己在向著茫茫冥冥中行進。一切好像就這麼決定了。如今他已不再祈求安穩，亦不祈求精神的超生，如果有什麼可以說的，也許就是一息尚存。無論如何不放棄。無論經過何等山崩地裂的改變仍然提起勇氣活下去，仍然每天起來洗臉、梳頭、行住坐臥，充滿了信心，充滿了意志。」
我將《遺恨傳奇》中這一版面拿到鍾曉陽面前，鍾曉陽二話不說：「這一段《遺恨》不會再有的了。」
二Ｏ一四年時，鍾曉陽跟我談過當七Ｏ、八Ｏ年代香港創作的文壇環境：「我也沒有什麼寫作的同伴，只參加過一次文學營。我曾將小說投稿到《當代文藝》，在拿稿費時見過主編徐速，當時《當代文藝》上讀到許多前輩作家的作品，另外也讀了黃崖、齊桓和劉以鬯的作品，家裏有幾本房東留下的這幾位作家的書。」
可惜的是，齊桓和劉以鬯都在二Ｏ一八年去世，我們談到一點劉以鬯的文學，鍾曉陽曾有作品刊登於劉以鬯主編的《星島晚報‧大會堂》和《香港文學》雜誌，她回憶說：「當時我的閱讀經驗，許多是來自報紙副刊。在報紙副刊可以看到劉以鬯先生的作品。回想起來，劉以鬯的《對倒》印象較深，小說的文字很流暢，手法新鮮，一點也不會過時。我是因為參與王家衛電影《花樣年華》的故事和中文字幕，王家衛叫我看的。」
後話
二Ｏ一四年，鍾曉陽以新作〈哀傷書〉續寫一九八六年的小說〈哀歌〉，兩個中篇小說，合成一冊《哀傷紀》，恰恰趕上了當年的香港書展。
鍾曉陽面對幾十年的材料，寫了五年，改完又改，每一稿都大不同，到最後一稿就十分趕急，只有幾個月時間，因為二Ｏ一三年底天地圖書的負責人跟鍾曉陽說，明年七月香港書展，黃碧雲和鍾曉陽來一次重頭的對談講座，書要在講座前印出來，於是鍾曉陽天天都在趕，從頭又重寫。終於趕及。那一年，黃碧雲推出《微喜重行》，鍾曉陽推出《哀傷紀》。
四年過後，鍾曉陽完成了《遺恨傳奇》的重寫，書名改為《遺恨》，這一次沒有人催促鍾曉陽要快馬加鞭，而是自發進行，花三年完成，不趕書展，也沒有推出港版，一切但求簡單，由新經典文化獨家出版。鍾曉陽由美國出發赴七年多沒有重訪的台灣，面對新知舊雨，感受到讀者的熱情。六月底轉來香港，與香港中文大學黃念欣教授在尖沙嘴商務印書館已有一場對談，全場滿座，相對於二Ｏ一四年的香港書展講座，這次「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都是我——鍾曉陽重說一段遺恨」的座談，與讀者靠近一點，比較親切。
到最後，未來有什麼要做？鍾曉陽說：「我會看董啟章的《愛妻》。」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此恨綿綿無絕期：鍾曉陽）
（《明報》二Ｏ一八年七月一日）
鍾曉陽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出生於廣州，旋即隨父母移居香港。美國安雅堡（Ann Arbor）密西根大學畢業，主修電影與電視欣賞。十五歲開始寫作，以小說〈病〉獲香港第五屆青年文學獎小說初級組推薦獎。十七歲那年暑假跟母親回瀋陽，不久開始寫小說〈妾住長城外〉，之後與〈停車暫借問〉、〈卻遺枕函淚〉結集為「趙寧靜的傳奇」三部曲《停車暫借問》，出版後轟動文壇，讓整個華文世界為之驚艷，獲「張愛玲的繼承者」讚譽。
參與過多部香港電影文字創作。與林夕、周耀輝等同被列為香港第五代的詞人。知名的《最愛》（張艾嘉原唱）、《是這樣的》（《阿飛正傳》片尾曲，梅艷芳主唱）。還有黃韻玲的《事情本來就是這樣》、黃耀明的《咖啡杯裏的風光》等，以及《花樣年華》、《2046》故事對白編寫。
作品另有短篇小說集《流年》（1983）、《愛妻》（1986）、《哀歌》（1986）、《燃燒之後》（1992），散文與新詩合集《細說》（1983），長篇小說《遺恨傳奇》（1996），詩集《槁木死灰集》（1997）。曾停筆十年，二ＯＯ七年重新在香港《明報》發表散文。二Ｏ一四年推出全新作品《哀傷紀》，續寫了十八年前，二十四歲時出手的神樣作《哀歌》。二Ｏ一八年，將唯一長篇創作《遺恨傳奇》全部翻新，更名為《遺恨》。
（《明報》二Ｏ一八年七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