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瓦是我少年朋友，識於中學時。舊時人說生男生女為「弄璋」、「弄瓦」，典出《詩經》，璋為好的玉石，以瓦之弟，便取名以石；我沒問過姊弟的名字何來，直覺如此富文學典故之名字，必是出自其父：人稱蔡爺，率真浪漫狂放的本色詩人蔡炎培。彷彿很早就認識他們一家人。以瓦母親，寫小說的朱珺蔡爺口中的璽璽，也是作家和報人，待我尤親。
第一次與蔡詩人有所交會，卻在離開大學之後，我初出茅廬任職《明報》，時維一九九四年。
心儀文字，第一份工作猶如一種「決志」。印象中當時曾透過以瓦問其父一點意見，其實無所謂意見，最終一切聽憑直覺行事。但一九九四年說來卻是《明報》一個「分水嶺」，堪記入報業史一筆。蔡炎培在《明報》副刊工作二十八年，一九九四年《明報》易手，《明報》的「查良鏞」年代劃上句號，蔡炎培也在此時離任。一個小子的腳剛好踏進，一個前輩的腳剛好踏出；《明報》副刊隨之迎來另一個時代：開始電腦化之外也招兵買馬擴大團隊也可說一時盛況。當時《明報》每日副刊版面甚多，人物、專題、消費甚至派對版等，一枝筆流轉如走馬燈，當然也有比較文藝的版面如「文化版」和「讀書版」，前者較為主力，後者不時兼顧。說了這麼多，不過為我第一次親見蔡炎培作點背景鋪墊。
蔡詩人筆下曾戲稱我「生番」，確實中學時代的我多看外國作品，香港文學在那年頭鮮少進入校園，真正有意識地打開香港文學，正在《明報》日子。「讀書版」不時訪問作家，那時自由度大，記者想到的，自行邀約便可。一九九五年我開始讀了點蔡炎培的詩，約他做專訪，蔡詩人爽快應允，約我在北角模範村附近一家大家樂見。蔡詩人當日談興甚濃，說到成長日子，說到詩與愛情，說到報業生涯，第一本詩集《小詩三卷》之由來，又說到長年校對眼睛都給弄壞了，就是查良鏞出錢讓他做眼部手術，言下之意對前老闆甚為感激。不是所有閒談都會寫出來，訪談文章寫了半版也不算短。文章刊出後有段後續小插曲我不曾說過（其實很多事我都不會說，若非時間驟來叩門）。一天在明報工業中心一樓飯堂碰到當時副刊副總編，他有點怪罪我這篇訪問，在他眼中，像蔡炎培這樣寫寫詩的老報人不在少數，值得如此篇幅寫之？我當時肯定是有還嘴的，不過也無爭辯，因為一開口就知，大家說的「值得」不在同一價值上。這段小插曲塵封如秘密，也沒甚麼，只是記得。訪問寫得稚嫩，至於值得不值得，時間會告訴我們。
幾年後我登上寫報章連載小說的尾班車，約公元二千至二○○一年在《新報》寫連載小說，蔡炎培當時轉到《新報》當副刊編輯。軌跡一再「交錯」。年間蔡詩人出詩集，有些都會寄來（或透過女兒轉交），贈以題款有時還蓋上印章，詩有時不解有時很有感覺，明不明白在其次，總有詩意在其中。如今回想，愧於自己的回應太少（自己雖也寫寫詩，實不是研詩之人）。反是他不多的小說我每可看完，像多年後葉輝替其重出的《日落的玫瑰》我甚愛之。另外他曾寄來小說集《上下卷》，上卷是「蔡炎培作品」，下卷是「朱珺作品」；後來璽璽向我「抱怨」：書本出了她才知道，校對未好，還要是這樣的書名！這書名卻讓我想到蔡詩人一九九六年出版的《中國時間》，詩內的鋪排就分上下卷。這當然只是自己的聯想，算是給《上下卷》此書名多一個「理由」——如果需要理由的話。不曾看過《結髮集》，《上下卷》讓我看回二人早年一些短篇小說。
《上下卷》的簽名下寫上年份：2013，而該年，我也不自量力地出版了自己一部詩集《無有紀年》。蔡炎培在訪問中曾說一個詩人不能讀太多書，但我這本詩集，他卻看了。知道，因為不久後他以傳真機傳來三頁手稿，頭一頁手抄《無有紀年》首篇詩〈存在之難〉，內文提到詩集內幾首詩，有趣在不是點評，而是我詩與他詩之間的「交會」，如讀著拙作〈身體微塵〉，令他頓懷其少作〈流星〉斷句；讀著〈十年〉，其「少作〈輕音樂〉的一段，不禁脫口而出」等等。未敢攀附，如此感應於我比任何評析更為珍貴，最後手稿停於此句：「國靈，一個人要回到最初是很難的。」說到心裡去。此文其後收入蔡炎培的《明報歲月》一書，手稿上的末句卻沒了，如此「缺漏」，讀在我心，彷彿暗示，回到最初不僅難，根本是不可能的。手稿總是有溫度的，於今世代尤稀，我一直私下保存，如今，時間輕輕的叩門，也許亦可公諸於世。
多年來與璽璽更多見面。我病了留院，她一人前來探望。新書有講座，她也多次到來。與蔡炎培的見面，則較多在文學活動和私人飯聚上。先說前者，較深印象的，有香港文學生活館初成立時發起的「文學刺青」運動，參與作家自選一個書名，書法家徐沛之即席揮毫寫在作家身上，再由攝影師沈嘉豪拍成照片。一張照片拍成，彷彿電火石光間，背後其實頗費周章，主辦方要逐一跟參與者安排時間。巧合地，我與蔡詩人被約定在同一時段，當日是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遠道前去攝影師於火炭的工作室，蔡炎培大概有車接送先我而到，我看著他隨沈嘉豪和徐沛之「擺佈」，要寫在指頭便舉起指頭，要寫在臉上便斜躺在沙發上，如果「模特兒」這形容恰當，蔡詩人當下是我見過的最返老還童的至尊文學模特。「離鳩譜」三字寫在其食指上，「靜人活物」四字寫在我鎖骨上。隨回憶翻捲，此時記憶碎片飄至的另一個文學活動：二○一六年四月十七日的「字花十年慶」，活動在現已不存的灣仔動漫基地舉行，當日有幸與蔡詩人同場朗讀。蔡炎培出場，揮灑自如念他的〈七星燈〉，蔡詩人念詩有一種魅力，詩記在心頭每每全首背誦出來，激昂跌宕，廣東話國語隨意轉換形同即興演出，舉手投足，有表演意識又如入無人之境。曾聞導演王家衛找過蔡詩人錄詩，如屬實又保存下來，可有故事待續？說到文學活動，容我多記一筆，二○一七年長篇小說《寫托邦與消失咒》獲第十屆香港書獎，大會安排蔡炎培作頒獎人，我從蔡詩人手裡接過獎座；當年的「生番」，斯時的「蔡爺」，時間不動聲色又詭譎多變，只有文學守著一條邊界叫恆河。
蔡炎培著有《藍田日暖》詩集，不少人都知他家住藍田。但在此之前，多年曾住在鰂魚涌。我於城市如一葉浮萍，沒料到後來也住進了鰂魚涌，還一度住進「時空交錯」的迷宮大廈——現在已成「名勝」人稱「怪獸大廈」的海山樓。搬進去後，璽璽告知他們昔日就曾住過這幢大廈，那時以瓦年紀還很小。此外還有其他文壇前輩。一群巨廈如蜘蛛網般連起多少人事隔開多少歲月。其後，我們曾在這巨廈的地下商場（此時還未翻新，我私下叫它「地痞商場」，翻新後重開已變了模樣）幾度茶聚；此時蔡詩人年事已高減少出行，但也曾特意過來與大伙兒一聚。
說到與他們家人及文友飯聚，其實多年來也不算多，而我又非愛飯局之人；但二○一八年份外特別，一直銘記。這年最後幾月，生命遽然跌入幽谷，那年冬至、年三十晚，他們都拉我去「團圓」，如此時節，竟比家人還「親」。年三十晚，蔡爺也來了，坐在我旁，此時不多話的他，在我耳邊輕聲說了兩句話：「其實每個人，骨子裡都是孤獨的」；「曾經共度，感恩就好」。吃飯地點在藍田，藍田日暖玉生煙。他以話語贈我以錦囊，又不無自況。這兩句話好像很簡單，又好像可以一直細味下去。或者話中內容已不重要。
最後一次見面在二○一九年二月十四日，在法國定居的作家綠騎士回港，又是視我如親的璽璽，千叮萬囑要我到來，到場的人還有綠騎士丈夫、小思老師、馮珍今、盧文敏、蔡炎培等。蔡炎培坐了一會先離去，雖拄著柺杖，那時精神還是不錯的。
眨眼兩年多過去。璽璽間中跟我說起蔡爺，知他身體大不如前，反反覆覆又間有起色。二○二一年七月十六日璽璽急約飯聚，為送別導演陳耀成。陳耀成早在我旅居紐約時認識，他移居美國多年，但「離散年代」，此次離開自是不同。完了晚飯大概十時許，大家想過就近去看看蔡爺，但也想到，探望不免打擾，不如休矣。以為還有機會的。九月六日晨早接到消息，蔡爺仙遊去了「快活谷」。方知二○一九年二月十四日是最後一會。很多事情都是過後才恍然知曉，而這也屬平常。找回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日那篇專訪，裡頭寫下蔡炎培一話：「寫詩，是生命的長征，何時終結？到死就是最後一步。」去了天國的蔡詩人，天國也有時間嗎？
「我不知道是對是錯／也許天國與地獄／全不是我們要找的鳥渡」──蔡炎培〈鳥渡〉
二○二一年九月八日
（
《別字》第44期2021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