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邦謀：張愛玲「仕女圖」的出處

1946年11月，張愛玲的《傳奇》增訂本面世，刊行者為山河圖書公司，封面文字由上海著名書法家鄧散木題簽，圖案則由張愛玲的好友炎櫻設計。她們借用晚清的一張時裝仕女圖，再畫上一個綠色身軀但没有面容的現代女子在欄杆外窺看，創意大膽。張愛玲在《傳奇》序言中對封面「仕女圖」設計留有以下說話：

「畫着個女人幽幽地在那裏弄骨牌，旁邊坐着奶媽，抱着孩子，彷彿是晚飯後家常的一幕。可是欄杆外，很突兀地，有個比例不對的人形，像鬼魂出現似的，那是現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裏窺視。如果這畫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氣氛。亅

其實《傳奇》增訂本的封面，是張愛玲和炎櫻挪借清末著名畫家吳友如在《飛影閣畫報》裡一幅〈以永今夕〉圖畫，而這幅畫亦重複出現在吳友如編的另一圖集《海上百豔圖》，以及蜥川蕙蘭沅編的《海上青樓圖記》，畫着的那個打麻將的女子名叫謝素雲。以永今夕出自先秦《白駒》一詩，意思為盡情歡樂在今朝。

根據《飛影閣畫報》出版的説明，它是清末上海最著名的三大時事新聞畫報包括《點石齋畫報》、《輿論時事報》之一，由晚清著名畫家吳友如創辦。吳友如(約1840—1893)，元和(今江蘇蘇州)人，名嘉猷，字友如，以字行，室名「飛影閣」。自幼家貧，善繪畫，自學勤練，多方吸取錢杜、任熊等人技法，無論走獸人物、花卉翎毛、山水博古，樣樣皆能，尤精人物仕女。他畫的仕女圖，包含梳妝、下棋、賞花、養蠶、玩麻雀、玩骨牌等，一派恬靜安樂的情態，為後人了解當時閨中女子生活提供了不少素材。

光緒十年(1884)，吳友如應聘主編《點石齋畫報》，因其出色的插圖聲名鵲起。光緒十六年(1890)轉而獨立創辦《飛影閣畫報》，更多地着意於上海開埠以來新事物、新現象的描繪及有關社會生態與習俗的時事畫等。《飛影閣畫報》，旬刊，一月三期，一共出了133期，其中吳友如繪製了90期，周慕橋繪製了43期。

若要比較《傳奇》增訂本的封面及《飛影閣畫報》的〈以永今夕〉，可知炎、張兩人將原圖近中間位置即抱小孩的婦人頭上的女性肖像畫，以及壁燈、木椅和左下拉著風扇的婢女删去，讓《傳奇》增訂本的封面圖畫，更聚焦在打麻將的女子謝素雲，及窗外那一個巨大沒有五官的綠色現代女子身上。另外原本被删去的壁燈改為頂上一盞華麗的西方玻璃吊燈，重新改造原圖以增添具有現代的原素，造成詭異的時空，達到張愛玲希望造成的氣氛。亅

不要的兩篇小説

張愛玲在「序言」─《有幾句話同讀者說》一文裡有這麼說道：「《傳奇》裡面新收進的五篇，《留情》、《鴻鸞禧》、《紅玫瑰與白玫瑰》、《等》、《桂花蒸 阿小悲秋》，初發表的時候有許多草率的地方，實在對讀者感到抱歉，這次付印之前大部分都經過增刪。還有兩篇改也無從改起的，祇好不要了。」還有在這一本《傳奇》增訂本裡，還有一篇作為「跋語」的文字－《中國的日夜》，張愛玲在「序言」裡頭沒有提及。

而在《傳奇》增訂本「序言」裡頭所說的：「還有兩篇改也無從改起的，祇好不要了。」究竟是所指的是哪兩篇文章呢？ 消失的兩篇文章對照了一下初版本與增訂本的篇目，都沒有任何一篇去掉。可見，張愛玲所說的那兩篇文字并不是指《傳奇》初版本裡頭原有的文章，而是指在《傳奇》增訂本出版以前所寫的。

估計其中一篇就是在《萬象》雜誌上連載了一部分，後來因張愛玲自己感到不太滿意而中斷的《連環套》。 張愛玲在《自己的文章》曾寫下：「至於《連環套》裡有許多地方襲用舊小說的詞句——五十年前的廣東人與外國人，語氣像《金瓶梅》中的人物；賽珍珠小說中的中國人，說話帶有英國舊文學氣息，同屬遷就的借用，原是不足為訓的。我當初的用意是這樣：寫上海人心目中的浪漫氣氛的香港，已經隔有相當的距離；五十年前的香港，更多了一重時間上的距離，因此特地採用一種過了時的辭匯來代表這雙重距離。有時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過分了。我想將來是可以改掉一點的。」

另外的那一篇，估計是《創世紀》了，張愛玲在《張看自序》裡有這麼說道：「同一時期又有一篇《創世紀》寫我的祖姨母，祇記得比《連環套》更壞。她的孫女與耀救戀愛，大概沒有發展下去，預備怎樣，當時都還不知道，一點影子都沒有，在我這專門愛寫詳細大綱的人，也是破天荒。自己也知道不行，也腰斬了。戰後出《傳奇》增訂本，沒收這兩篇。從大陸出來，也沒帶出來，再也沒想到三十年後陰魂不散，會又使我不得不在這裡作交代。」

（吳邦謀臉書2023年12月5日）

沈西城：刺殺穆時英

一九四零年，上海市。六月天時， 驕陽炙得人心煩意亂，路上行人揮汗如雨。電車司機小張也因為熱，把電車開得像烏龜那樣地爬行著。他嗟嘆道：「要死快哉，那能價熱，如果可以睏一個午覺，就好嘞！」他心裏想著（當老闆就好，可以享受冷氣，唉！阿拉命苦！）身邊售票員老吳沒好氣地回說：「啥入叫儂窮，窮嘛，只好吃苦頭！再熱落去，生熱癤頭！」兩人一言一語在叫屈。這時電車已開過三馬路，踅進福建路，小張看看表，六點卅八分，還差兩個站頭，就到終站，可以落車，渴點兒水，歇一歇。正是這時候，一輛黑皮紅漆的黃包車從橫弄拉上大馬路，車上坐著一個穿筆挺麻黃西裝的年輕紳士，右手夾著加力克香煙， 左手搖著象牙柄絹扇子，口裏催促著「師傅，拉快啲，趕辰光！」車伕應了一聲「好──」，「好」字沒說完，東南西北，不知從何方響起兩聲「嘭嘭」響音，車伕還未得回過神來，黃包車上的那位紳士，已發出慘叫聲，右手按住右腹，身子斜斜地倒在黃包車的靠背上。車伕給突如其來的景象，嚇得魂飛魄散、大聲喊：「勿不得了，殺人啦，殺人啦！」將黃包車推倒路上，一個閃身，直奔弄堂，身影消失在夕陽中 。 很快警車、十字車來了，醫護人員匆匆把躺在黃包車上，全身淌血的年輕紳士舁上十字車，拉著警號，一縷煙地疾馳而去。第二天，《申報》頭版發出新聞──「新文學家穆時英昨日黃昏，三馬路上被槍殺。」消息傳出，滬上民眾反應不一，有人豎起大拇指「天公有眼，有啥勿能做，要做漢奸！」、也有學者正氣凜然地說「嘿，這就是做漢奸的下場！」、也有女人仰天長嘆「一個風度翩翩男人價樣死塔，頂可惜哉！」（註：作者虛擬場景） 穆時英是誰？現代青年多不知道，他便是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文學界赫赫有名的大作家，也是第一個把日本新感覺派引進中國文壇的先驅者，跟葉靈鳳、施蟄存、劉吶鷗並稱上海新感覺派四大家。七五年我訪晤靈公，閒談之間，不止一次提到穆時英死得冤枉。我識穆時英之名，應出自劉以鬯的推介「穆先生，小說做得蠻好！」看照片，劍眉朗目，英氣颯颯，是繼新月派邵洵美之後的另一個美男子。祖籍寧波，上海長大，聰慧好學，自修日文。及長，每夜徜徉舞場，水銀瀉地，擁美起舞，樂個不休。他的妻子便是舞國紅星仇佩佩，所寫作品像《上海的狐步舞》、《白金的女體塑像》等，專事描寫上海的舞廳、咖啡館、電影院、跑馬廳………是典型的小資產階級主義者 。

穆時英曾經來過香港，據老哥哥卜少夫的《無梯樓雜筆》，有這樣的描述──「二十七年春季，我們這一批朋友先後從上海撤退到香港。我們所安頓的地方是西環太白台，聚居在那裏的，先後有張光宇、張正宇、戴望舒、但杜宇、杜衡、葉靈鳳、楊紀、鷗外鷗、袁水拍、徐遲、王道源、丁聰、朱旭華、陳娟娟、馮亦代、魯少飛等。穆時英那時也從九龍城搬來了……我認識穆時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這時香港的文化界活躍起來了，以我們這批人為中心，最具體的組織，是每週一次的文藝座談會……穆時英的生活也寬裕而安定下來。他先是編《世界展望》，以後入《中國晚報》編副刊，最後入《星島日報》編娛樂版。 後來穆時英到上海去了，是為了做影片的生意。再一星期，他留港的母親，妻子和弟弟，不聲不響悄悄地舉家去滬了。又過些時，穆時英寫信給香港新聞界的朋友，請他們到上海去辦報。說現在只缺少人手，錢不成問題。極盡利誘之能事，朋友們都一笑置之。這證明他出賣了他的民族國家，和大多數同胞，成為漢奸汪精衛的小爪牙了。」三九年，穆時英當上汪偽政府轄下《國民新聞》社長，並且利用《中華日報》大力宣傳崇日文化。依照卜少夫的說法，這時候，穆時英已徹頭徹尾成了漢奸一名，這便有了文章開首的那場驚心動魄的刺殺。那麼，穆時英是否真的是漢奸呢？時光䇮冉，要到七二年，香港司馬長風出版了《中國新文學史》一書，才為穆時英洗刷了恥辱的漢奸之名。司馬長風根據刊登在七二年《掌故》月刋第十期的一篇名曰《鄰笛山陽──悼念一位三十年代新感覺派作家穆時英先生》文章辯誣。文章作者康裔自稱是中統特務，乃陳立夫親戚，受上級徐恩曾之命召穆時英回上海當汪偽報章社長，權充臥底，向中統提供情報。而軍統方面卻誤以為穆時英是漢奸，遂暗殺之。事情發生後，由於中統和軍統素不和，而自身勢力不如軍統，只好啞忍。於是穆時英背上漢奸罵名，含冤而逝。蒙古漢子司馬長風一生正義，經過跟康裔通電、面談，確認康裔的說法，撰文為穆時英洗冤，奈何其時穆時英墓木早拱。正是：魂淹泉下難闔眼，墓草遙牽荒漠愁。

（沈西城臉書2023年12月9日）

鄭明仁：熱愛香港文化的「南洋孖寶」

有價值的舊書在香港難求，我們有時也要求助這對南洋孖寶。（灼見名家製圖）

我認識兩個馬來西亞書友，一個叫做蕭永龍，另外一個叫做許祥鐘（綽號光頭佬）；兩個都是愛書年輕人，而且都熱愛香港文化，蕭永龍特別喜愛金庸和西西，祥鐘則鍾情董橋。今天集中介紹蕭永龍，他最近出版了一本新書《南洋書話──香港、南洋、民國舊書刊記述》，邀請我替他寫序。

蕭永龍新書《南洋書話──香港、南洋、民國舊書刊記述》

蕭永龍，1988年出生於馬六甲，拉曼大學中文系畢業，碩士畢業於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他經常流連在台港馬各大書店淘書，目前以撰寫書話為樂，文章散見馬來西亞《星洲日報》、《中國報》、《當今大馬》、《學文》，香港《微批》等處。

多年前已認識蕭永龍，正確是哪一年認識的，想不起了，只記得是在香港新亞圖書公司的舊書拍賣會第一次見過他，因為他舉牌快、出價狠，三幾個回合便把對手KO，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後來聽人説，他就是馬來西亞的「阿龍」、金庸武俠小說的大藏家兼大買家。單以收藏金庸小說版本的數量來說，香港能和他比肩的只有鄺啟東，中國大陸的只有天津馬先生，三雄鼎立，各有千秋。

2022年9月，我親自「領教」過阿龍的厲害：他有本事替我從大馬弄來一套金庸《神鵰俠侶》最初版的普及本共111冊。阿龍自言，他是因為一部舊版金庸小説，無意之間打通奇經八脈，開始尋覓各稀見金庸舊書，進而把港台馬各早期作家，舉凡劉以鬯、張愛玲、西西、三四毫子小說、天狼星系列作品都收入囊中。

蕭永龍部分藏書的書影

我們在阿龍這本新書裏可知這些年來阿龍練功不斷，終於有成。阿龍對劉以鬯先生早年小説的研究，有獨到見解。他的〈劉以鬯的三毫子小說與再創作〉是一篇很值得細讀文章，阿龍比對過劉先生幾個不同版本、不同名稱，但內容沒太大不同的小説，發掘出劉先生「再創作」的前因後果，這個發現難能可貴。 阿龍在〈舊時月色：董橋那代人的寫字人生〉裏寫董橋，寫得生動、有趣。董先生是我的舊上司，我們在共事的報社朝夕相處好幾年，我對董先生的認識不算淺，但董先生的學問實在深不見底，我輩望麈莫及。阿龍和董先生只有幾面之緣，已能捉摸到董先生的神緒，寫出風趣的一面。

阿龍也有「死穴」。儘管他已收集了不少劉以鬯、張愛玲、西西、三四毫子小說，金庸小說也盡歸他囊中，但他還是吃不飽，正如一個吃盡天下珍饈百味的老饕，還在尋找他還未吃過的東西。阿龍朝思夢想要得到西西的親筆簽名，去年年初他央求説：「仁哥，如果你下次見到西西，可否替我要個簽名？即使寫在草紙上也好！」阿龍就是有這種儍勁，沒有這種勁力，就寫不出這本好書。可惜，西西已於去年年底離世，阿龍無法圓夢，對他打擊很大。

蕭永龍讀書、寫書為樂。

另外一個熱愛香港文學的「南洋仔」許祥鐘，他同蕭永龍比較，各有千秋，他們兩人同樣在大馬報紙有地盤寫稿，寫人和寫書。祥鐘藏的金庸小說沒有永龍那麼多，但他手上的董橋簽名本，以數量而言，獨步馬來西亞。這對大馬孖寶，認識很多香港書友，港馬書友不時在群組交換兩地舊書巿場的情報。有價值的舊書在香港難求，我們有時也要求助這對南洋孖寶。

許祥鐘（右）今年七月香港書展期間到方老總書房，與筆者聚舊。

（《灼見名家》2023年11月30日）

吳邦謀：張愛玲《不變的腿》孤本發現

1946年6月26日，上海出現了一份新出版的小報，它的名字叫《香雪海畫報》，主要報導大眾生活、消閒及趣味故事，文體偏向鴛鴦蝴蝶和海派文化，並配以有關圖片加以說明，深受讀者的歡迎。在《香雪海畫報》創刋上出現一篇署名“春長在”的文壇消息 -《張愛玲化名寫稿》，其內文如下：

「善於心理描寫，在中國也有一部分讀者的張愛玲，自從勝利以後，便擱下中國筆，打開打字機，從事英語著述，準備像林語堂那樣換取大大的美國金洋錢。但據消息傳來稱：張愛玲近忽化個叫“世民”的筆名，寫了許多小品，交最近出版的《今報》的「女人圈」發表。她的第一篇東西叫《不變的腿》，是一篇頌揚女性大腿美的讚美詩，寫來清[輕]鬆有味，引證亦多。據該報「女人圈」的編者蘇紅說：「張愛玲還有十幾篇題材寫給我，並要求我，每篇替她都換上一個新的筆名呢。」

這篇“春長在”的《張愛玲化名寫稿》，引發上海陳子善教授追查「世民」的興趣，後在上海檔案館找出1946年6月15日、16 日和17日三天連載的《今報》副刋「女人圈」《不變的腿》。他不但考據出該版的編者乃張愛玲舊識蘇青，而非「春長在」文中所謂蘇青的妹妹蘇紅，更將《不變的腿》為新出土的張愛玲佚文發表，讚嘆她以「世民」為筆名所寫的散文，乃「張愛玲研究界七十餘年來一無所知的，非同小可」。

喬風早前在本港幸運遇上《今報》，並以合理5位價錢購得該報的創刋號及接續期數十多份的合訂本，包括頭尾三期由張愛玲以筆名「世民」所寫的《不變的腿》。早期所知除上海檔案館收藏外，别處没有發現，今次能在香港購得這稱為內地海外孤本，實在非常難得！

根據資料所得，「世民」意為世代為民，出自《晏子春秋·外篇下四》，內文提到“ 晏子聞之，曰：' 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 張純一注：“ 嬰世為大夫，自稱世為齊民，謙也。” 張愛玲以筆名「世民」寫了 《不變的腿》後不久，在1946年8月25日，她在上海《誠報》 以本名發表《寄讀者》，内文中向讀者提到她最近一年來被攻擊得非常厲害，聽到許多很不堪的話，不少涉及她的出身，如“所謂有貴族血液的作家張愛玲”，“骨頭奇輕自命貴族血液的張愛玲，現在已落魄了”等等。

有見及此，張愛玲反其道而行之，特別取了“世民”這一個筆名，針對著那些指責並含蓄地表明雖然出身貴族，自己仍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國人、一名普通的中國作者而已。正如她在《傳奇》增訂本跋中真誠地提及 :「我真快樂我是走在中國的太陽底下。我也喜歡覺得手與腳都是年輕有氣力的。而這一切都是連在一起的，不知為什麼。快樂的時候，無線電的聲音，街上的顏色，彷彿我都有份，即使憂鬱沉澱下去也是中國的泥沙。總之，到底是中國人。」

（吳邦謀臉書2023年11月30日）

木田：隱世的學者──懷念麥仲貴先生

引言

新亞研究所校友會計劃在《新亞論叢》這期介紹過往研究所教職員。我思考了一陣子，新亞先賢及師長輩已有不少文章或專書介紹。想了一陣子後，突然起在研究所讀碩士期間，在研究所內有一位老先生，他每晚最後一位離開，負責鎖門。他常獨自坐在進入研究所大門右邊的第一間房子內，內面有桌子和椅子，桌子上放著舊式的暖水壼。這位老先生也會走出房間在研究所中央的走廊踱步，也會坐在走廊盡頭的椅子上，椅子旁放了一個舊式電話，當寫字樓職員已放工後，他便會在這裡接聽電話。每次返回研究所上課前總是看到他坐在那裡，我也主動地向他打招乎，他每次微笑地問「返學呀？」心裡甚為奇怪，為甚麼每次問同樣問題？在傍晚時份，準備進入課室，不上課還可做甚麼？上課至中段時，經常聽到他在走廊邊度步邊說話，初時以為他與別人對話，後才知到他是自言自語。這位經常微笑的老伯怎會是位精神病患者？當年我不知他是誰，聽同學稱他為貴叔，我也跟隨稱他為貴叔。日子久了，每進入研究所習慣看看貴叔在不在，中段小休時，也會跟他閒聊，他多是問非所答，簡單問題例如吃了飯未，他能答，再多一點便不能答，間中他會鼓勵我說「畀心機讀書呀」等，雖然如此，心中感到溫暖，他的微笑依然常存在腦海。及後到圖書館借書，跟圖書館管理員李太談起貴叔，李太感慨地說，他本是唐君毅先生的得意弟子，成績很好，可惜患了精神病。心中想，他可能未畢業便得了精神病，實在可惜！有一天，我們又談起貴叔，李太讓我看看放在目錄櫃上的論文記錄冊，發現他1968年碩士畢業，指導教授是唐君毅先生，原來他是碩士，這位碩士怎會變成看門的叔叔呢？多年後，於是決定寫關於這位老先生的文章，讓世人認識有這樣的一位隱世學者。

生平事蹟簡介

貴叔原名麥仲貴，筆名扎克。原籍廣東台山，《瑩社同學錄》稱他鄉音甚重，由此推測他可能在台山出生，後移居香港，據研究所校友會同學說他有一弟弟，其餘關於他的身世所知不多。由於未能查看麥仲貴先生的資料，只能靠1956年培正中學的《瑩社同學錄》、1963年的《新亞書院校友通訊錄》、1969、1970年兩本的《新亞書院教職員通訊錄》以及他的四本著作，包括於1968年出版《宋元理學家著述生卒年表》、1970年出版《草窗隨筆》、1973年出版《王門諸子致良知學之發展》、1977年出版《明清儒學家著述生卒年表》等推測麥先生的生平。據培正中學的《瑩社同學錄》麥先生應是1956年高中畢業，估計他畢業那年是19歲，他在2009年去世，他去世那年應是72歲。他的生卒年應是1937-2009。據1963年《新亞書院校友通訊錄》麥仲貴先生是第十屆中文系畢業，應是1961年，從1962年起至1968年轉修哲學碩士，主要是跟隨唐君毅先生。據《王門諸子致良知學之發展》的〈自序〉中言，此書是1968年卒業的哲學畢業論文，他應是1968年碩士畢業。據《記億中的哲人──敬悼唐君毅老人》[1] 文中記載，他本在新亞書院讀中文系，因喜愛哲學，想中途轉讀哲學系，寫信給唐君毅先生，經唐先生的勸告，他繼續讀中文系。後因太仰慕唐先生，大學業後，再以書信懇求，感動了唐先生，終在研究所修讀哲學組。1968年哲學碩士畢業後，1971年更獲得哈佛燕京學社的奬學金，先後赴台灣及日本兩地研究所蒐集資料，同時更獲得哈佛燕京學社資助把碩士論文出版。1969年至1971年間在新亞研究所任編輯。據鄺健行先生說麥先生在1977年後精神漸漸出問題，不能從事編輯工作，轉而從事文書工作，之後他病情惡化，轉而負責看守門戶等工作。在《宋元理學家著述生卒年表》及《王門諸子致良知學之發展》兩書均有唐君毅先生的序言。現節錄《王門諸子致良知學之發展》一書唐先生的〈序〉：

麥仲貴，初治文史，後從予治哲學，而及於宋明儒學……以王門諸子論學之精微要眇，今欲明其同異，觀其會通，為之綜論，而期其圓融周遍，無所不及，自尚非麥君之意。麥君之文，因強探力索之事多；深造自得之功，容尚有所未逮。然麥君之為此書，於王門諸子之原著，可搜求得者，無不遍覽。凡見其與明儒學案所錄，有出入者，一語一字之微，皆一一條記；於明儒學案之論之傳承之體例，既有所商榷；於王門諸子之生平，亦本史傳，於明儒學案所述者，有所補正。其功力可謂勤矣。……麥君此著，可謂能對王門諸子之學，通觀其大體；於其宗旨之同異，亦能本歷史文獻，加以疏通而證明之。此較之黃梨洲之為明儒學案之偏尊江右，及近人之偏尊所謂左派王學，於明儒之李卓吾之流，加以盛稱者，實可謂更能為一客觀之論述，足以為來學之士所資。[2]

據上文，可見唐先生推許麥仲貴先生功力可謂勤矣，對麥先生《王門諸子致良知學之發展》評價頗高。以下再引述唐君毅先生在《宋元理學家著述生卒年表》的〈序言〉：

疑慮叢生，遂從吾治哲學，欲藉義理以養心；乃廣讀宋明儒書，亦嘗慨然有求道之志。吾因告以為己之學，固當為本；然居今之世，為人之學，亦不可少；無妨兼本所素習，試為宋元明清諸儒之儒學編年之著，既以自勵，亦便來學。麥生乃往就教于錢賓四、牟潤孫、及嚴耕望諸先生。錢先生更告以編年之著，宜有一年表之書為先，逾二年而麥生遂有此書之成，其用力可謂矣。吾于史事，素極疏陋，對麥生此書，愧無所益。觀其所辨証，雖或有異議，其所採擇，亦容有未備；然要可為治宋元之學者，即其所備列之事迹，以觀學術之流變者，有所取資；其有益于世，應無疑義。[3]

綜合唐先生對麥先生的評價是很用功，重視文獻的資料，對於哲學深造之功未逮，撰寫時偏重於史學多於哲學。這位先習文後習哲的學者，為學用功刻苦，一字一句材料無不放過，他的研究集中於宋明理學，用功於文獻資料的整理及人物綜合論述，對於後學屬於資料性的範疇。觀今天的年輕學人，能如他這樣刻苦用功者不多。數十年前，電腦未普及前，互聯網未建設時，蒐集資料不容易，往往要翻閱厚厚書本，逐頁細心閱讀，每有合用的立刻以卡片記下，其艱苦情況，不是今天青年士子可想像。

2020年4月14日

[1] 麥仲貴《記億中的哲人──敬悼唐君毅老人》原載於《華僑日報‧人文雙周刊》1680期

[2] 麥仲貴《王門諸子致良知學之發展》中唐君毅先生撰寫的〈序〉，香港：中文大學，1973年12月，頁5-6。

[3] 麥仲貴《宋元理學家著述生卒年表》，中唐君毅先生撰寫的〈序〉，香港：新亞研究所，1968年9月

（木田的網站2020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