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8年，英國作家雪萊創作小說《科學怪人》，被視為西方文學首部科幻作品，講述一個科學家從墳墓中挖出屍體來，將屍塊東拼西湊製成人造人，然而這個人造人卻慢慢展露出了「人性」，最後失去控制。「那科幻象徵意義便是如此，人類被自己發明的事物所摧毀，最後陷入失控。」譚劍如此定義。
西方科幻文學火箭升天，東方仍在拉人力車，華文讀者在科幻閱讀上存在顯然的時差，之於閱讀文化頹弱的香港更甚。然而有賴香港有倪匡，本地科幻文學的圈子才開始熱鬧起來。當中「一個夏天裡看畢七十多本衛斯理」的譚劍，無可避免深受前輩影響，成為後浪，兩人之間也有珍貴的交集。
早在《人形軟件》，譚劍已「預支」未來，將人工智能與地產霸權的主題融入故事；而《黑夜旋律》則在新世紀科技都會中，批判資本主義。社會與科技，在其作品當中永遠都是齊驅並駕奔往現實。近兩年他少寫科幻，專注於推理，他最新入圍台北國際書展大獎的推理犯罪作品《姓司武的都得死》，也在圍繞香港的「丁權制度」問題。「我們社會現在變得愈來愈科幻了。」他感嘆道。
雪萊說：「一個人走向邪惡不是因為嚮往邪惡，而是錯把邪惡當成他所追逐的幸福。」在Floppy Disk尚未興起的年代，譚劍便開始寫故事，寫到倪匡離開、寫到ChatGPT浩浩蕩蕩進入人類生活。知命之齡的譚劍，繼續寫我們時代的「幸福」。
text． yui | photo．OiyanChan
先寫樂譜 再演奏
譚劍是初代的IT佬，九十年代就到英國修讀電腦及資訊系統。這樣的學歷背景，除了讓他在寫科幻與推理的作品擁有強大的理論根底與知識儲備，更讓他掌握到長篇小說的寫作方法。「以前常做IT training，所以頭腦已習慣用圖像去思考。」譚劍寫作自有一套標準作業程序，每次真正動筆之前，他會先繪製一份mind map，預先將故事大綱鋪展開來。「我寫故事特別講究大綱，多少也跟我理科出身有關。寫之前我事先製作mind map，仔細畫好大綱才開始寫。我很重視故事的邏輯性。其實文字也可，但長篇小說要寫文字大綱，大概會寫成十幾頁那麼長，每一個章節的人物關係，用文字去表達也很麻煩。所以用圖像就好，整個故事結構一下子就一目了然。」
「正如以前做IT設計系統，要先了解data，以及它的process的運作。簡單一件事，譬如一個人要從自動櫃員機取錢。取了的錢要扣除銀行賬戶的相等銀碼，同時這個交易動作又要更新到銀行結單。這樣的作業過程也可以用文字一行行去寫，但如果拆成一個圖表，我可能畫一個ATM系統部分、賬戶部分、結單部分，就可以以簡單的圖表理解這件事。」假設一個故事本身是一到十二個章節，由頭到尾都掌握每一個章節，到底會如何發展，不同人物正在做甚麼事情，各樣細節在mind map階段已經定好。「我通常都是全部定好才開始寫，不可能一邊寫一邊度，對我來說太困難了。尤其是，我一個故事可能有百餘個章節，再加上要埋下伏筆，我更加不可能是一邊寫一邊度。」
以mind map方式寫作的實驗作品，正正就是讓譚劍一舉奪得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的《人形軟件》。在那之前譚劍一直寫短篇居多。他直言使用這種方法後，才懂得如何寫長篇：「或許你會覺得，這種寫法很容易以上帝視角去看一個故事，但其實真的落手寫是不會的，你會投入一個角色的心理去思考。那件事跟運用mind map去思考是完全不同的。寫的時候會調整又調整，不斷再調整，但就是有個mind map可作一個指南來引領方向。」就好像古典音樂，樂譜的音符、拍子、表情術語都是不能改的，不同的是演繹方法。對於譚劍來說，mind map就如樂譜，細節是譜號。
「然而到了新作《姓司武都得死》，開頭構思Mind Map心想是沒問題的，但寫完第一部後卻發現不太對味，尚有些東西想發揮。結果我就王家衛上身，創作全新的第二部分去接住前面的故事，將前一部重新再改寫和發展。所以mind map只是一個指引，但到創作突如其來有個構思加進去，也是可行的。」
最後一次探倪匡
港台兩地文學泰斗倪匡與張系國對譚劍影響最深，前者以驚人的寫作速度、產量與知識量見長；後者則以藝術性與人文精神稱著。他尤其尊敬倪匡，訪談之間每每提及對方時，都要尊稱對方一句前輩；也因為出於尊敬，他對「倪匡2.0」那些稱號頗抗拒，也對「最能得獎的作家」那種稱呼不太喜歡。「我都不知是誰說的，我完全不認同。陳浩基攞獎多過我啦！寫作應該是為自己和讀者去寫，不是為獎而寫。至於『倪匡2.0』大概是內地那邊的說法，他們總愛給人改這些『中國村上春樹』、『中國東野圭吾』的稱號。但我認為任何一個作家都不應該是別人的依附。特別是我所敬重的倪匡老師，他最憎別人來『黐』，時常強調作者要有獨立思考能力，有自己風格。如果黐著『倪匡2.0』，我覺得會對不起他，而他亦會看不起我吧。所以我是好抗拒這些稱號的。」
譚劍時常在文章中盛讚前輩：「倪匡是懸疑寫作的大師，是氣氛營造的高手，是想像力一瀉千里的鬼才。」但他最欣賞的，是倪老的謙厚與風骨。「我最欣賞倪匡前輩的人品。他生前好努力去幫助我們後輩。當我們後輩出書，他會在報紙專欄（其實當時他已經不是好有能力去寫，所以大多是他度稿，然後由編輯去下筆），盛讚我與喬靖夫、天航等不同作家，毫不吝嗇去支持、推介別人去看新作家。2019年最後一次出席公開活動，他在書展仍在力推陳浩基的推理小說。少可有前輩作家會這樣去扶後輩作家，是不容易的。」
在倪匡生前，譚劍曾到前輩家拜訪幾回。「在他生前，我與一大班人到他家探訪，跟前輩食飯。他是毫無架子的一個人，所有人聚在一起吃飯，我們後輩促前輩先夾餸，他通常就讓著，說你們先夾你們先夾，看我們不願動筷，才隨便夾一點，然後大家食。」他也欣賞前輩風骨。「他的著作本來可以在內地大賺一筆，是數以千萬計的財富，但他一句不喜歡就不賺了。他有自己的原則與堅持。」
關於倪匡，一件憾事也埋在譚劍心裡。那是2016、2017年上下，有一次他與馬來西亞作家張草去探倪匡，當時倪匡已知道自己有病。「他甚至直言想死。他説食好多好多藥好辛苦，每日食幾十粒藥。那是我最不開心的一次。」倪匡家的客廳有個書架，上面放有藏書以及家人相片。「本以為書架放滿藏書，但那次去，不知為何書架只有很少書，連他自己著作的書都極少。然後前輩就讓我們哪本看對眼就取走。我當下沒有為意，當時他大概是想把自己的藏書全散了，分發給其他人。你知道，倪匡跟古龍是摯友，兩位與三毛甚至有個生死之約，誰先走了就得報夢給其他人聽，另一個世界是怎麼樣的。當時書架上就放著一本古龍散文集，是天地圖書出版的。前輩說『你攞去啦』，可是我拒絕了，我說那本書是你的兄弟。」雙方互讓互推，譚劍到最後不敢把書帶走。
「我非常非常後悔。後來回想，倪匡是一個不重視物質的人。他年輕時收藏貝殼，在沒有互聯網的時候甚至特意在海外郵購，成為了香港非常重要的貝殼收藏家，甚至不少研究貝殼的人要專程來香港看他的收藏。他更與一個外國人一同合寫了一本香港貝殼的著作。但後來他不想再收集了，居然一下子就把藏品全部放售。」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人間無倪匡，心中有倪匡。
AI可以寫音樂 但不能成為華格納
人工智能正式進入人類生活，近年各種AI工具開始被我們日常使用。譚劍可能是最先討論AI的香港作家之一，2009年他寫的《人形軟件》，故事講述AI可以跟隨人類一千小時，直到AI學習到人類習性，並在互聯網上代理人類工作。然而當年沒有多少讀者能夠理解AI是怎麼一回事，大部分人看到的，只是一間西營盤雲吞麵店的故事。
「這個故事構思其實來自我第一份工。大概是1993年，當時我在一間船務公司工作，那間公司的電腦非常巨型，硬碟也巨型，看狀就好像洗衣機拖著一堆東西。而當時的program也十分論盡，基本上我每次寫program就好似作文一樣，一份簡單的同事糧單報告，我得寫1,000行的程式才能夠做到；而如果更現代化的話，其實200行已經寫完。所以當時我已經思考，如果電腦系統能夠把我的知識全部學會，把program交給它去寫，那不就能省下不少時間？然而1993年的時候仍然未有互聯網，即使我有這個想法但依然寫不成故事。」最後作品事隔十年才成形出版。
早一步看到AI與人類的關係，但譚劍不認為AI是人類的危機。「我曾經試過跟ChatGPT傾偈，可以傾很久，它可以回答你許多問題，雖然它回答的東西看似很合理，實質上是認真地胡說八道。我不是AI專家，我不確定，或者AI現在已經真正成為一個『智慧』，遠遠超過我讀書時期的AI程度。」他甚至覺得，即使AI與人類愈來愈靠攏，也不會有太大改變。「那天早上我等巴士，望著一棵樹，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如果人們知道樹有思想，會不會依舊將這些樹砍掉？果然還是會砍掉吧。又正如豬肉，豬其實是很聰明的生物，牠們的智慧甚至比狗還要高，但我們還是會把豬殺來吃。所以換個角度想，即使AI、機械人擁有情感，人類還是會殺他們。」
「但我時常覺得，其實AI並不是真的那麼神通廣大，可以取代那麼多人類做事。譬如做一個訪問，記者換上AI去問問題可以怎樣去做？即使AI讀取了我的著作，它都需要一個方向去調節。至少我認為AI未能夠全面取代到記者。即使現在有一些例子是，由AI去寫天氣報告、財經資訊的內容，但那些都屬於較為『機械化』的內容。而這是理所當然的，一些較為低階的工作是應該交由AI去做。人是應該去做『user requirement』的部份，然後讓AI去生成系統。這是一個正常的做法。」
基於這種被動性，譚劍對人類應用AI這方面並不悲觀，不認為AI會奪取人類的所有工作。「我試過要求AI去寫故事，基本上是完全不行的。因為AI其實是個copy cat，它只是在模仿人類做的事。正如AI可以根據貝多芬或巴哈的音樂風格去作曲，我敢肯定那音樂連粉絲，甚至學者都未必能辨別到真品或AI作品。然而你要AI以一個新風格去創作一個新的作品出來，它就傻了。如華格納創作了『主導動機』（編按：即是在戲劇中用一個樂想來代表或象徵人、事、物、環境、感受等人間種種要素），每一個character出場就需要一個象徵主題。AI或許可以模仿貝多芬與巴哈，但它不能像華格納般改革了音樂本身。因此，人類的價值就是這件事，就是去創造新事物。」
科技巨無霸 人類細無霸
「你知不知道以前的巨無霸有幾大？」
1986年《經濟學人》雜誌推出一個叫巨無霸指數的經濟指數，以快餐店漢堡包的質素與售價作為一個指標，評估貨幣的水平。隨著經濟變化，漢堡包尺寸愈變愈小——換言之，巨無霸輕了多少，生活品質也輕了多少。「為何會開始寫《人形軟件》？當時我居住在西營盤，對上是般咸道，都是有錢人；再對上干德道，更加更加有錢。然而對落，走到電車軌那邊，是一個舊社區，常常看到痀僂老人去推車收紙皮，或者弓著身體伸手進垃圾桶拾紙皮，另一邊廂一架名車經過，沒有人會停下來幫忙。」譚劍感嘆，社會愈來愈科幻，愈來愈cyber punk 。
「Cyber punk不就是關於high tech low life，科技好先進但人非常卑微。我們追求科技的進步而非人文精神，人類在科技以外的面向無發展。簡單來說，我們人類現在把AI做出來了，或甚我們可以上太空了；但你看以巴問題，足足千年都未能解決。我們社會慢慢靠攏cyber punk，城市好先進，人類生活並無特別發展。特別我們進入M型社會的現況這麼久，然後又有少子化現象──世界愈來愈步向科幻小説的世界。 」
譚劍說，有北歐國家為了解決M型社會的問題，開始實驗性試行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的制度。「於是有班哲學家就指，人類搵食是好辛苦的。他們認為，只要人不需要花時間謀生，就可以釋放他們的創造力。正是貧富懸殊得太嚴重，所以有國家開始有限期地去試驗這樣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模式。底層的人難謀生，同時有錢的人交的稅金，是足以去覆蓋這些他們的需要，那就讓底層人去過一個基本生活，相對可以保持社會穩定。」
「我沒辦法去想像，十年後的人，會怎麼樣回望他們的時代。」
譚劍認為，科技發展進步不是問題，但科技過於迅速，才是時代大問題。「以前我們以科技去取代一個人，並不會如此急速。譬如以前英國工業革命，開始要花時間建工廠。但大部分人以前是以務農為主，要這些人花時間去學習如何使用機器，是需要一個過渡時間。期間可能要花十年時間去做，那個社會衝擊才會被減緩。現在AI衝擊之所以這麼巨大，是因為它不是實體的，居中過渡期的時間非常之短，才會出現大量的人感到焦慮，認為AI會取代人類。又如報紙，以前砌稿是『執紙粒』，之後有《現代日報》用電腦排版。發展AI的源頭如此急進，要競爭推出一個新AI，結果沒有一個足夠的時間去讓大眾適應這件事，才是問題所在。」
閱讀科幻作品，或者可以成為科技衝擊前的軟墊。「其實科幻就是一個超前的意識，去幫讀者看一個未來，或者去了解那件事。一般人會說，科幻是要有一個預言性在裡頭，但不是預測未來然後看是否準確，科幻本身不是在做這樣的工作。科幻作品其實在訴說著科技會失控，叫人去小心預防。」
科學怪人在前，人類時間不多了。
譚劍 簡歷
香港小說作家，出生於七十年代的香港，生於斯，長於斯。譚劍創作橫跨科幻、奇幻和純文學，代表作有《黑夜旋律》、《人形軟件》、《貓語人》系列等。他首部科幻故事〈虛幻與真實〉作品寫於中五，甫展開往後幾十年的創作旅程。畢業後譚劍遠赴英國求學，分別於英國倫敦大學及布拉德福德大學修讀電腦及資訊系統學士及工商管理碩士。九十年代中起，譚劍開始在網絡上發表小說，早期作品見於「星網互動」及「網上行」，也在《蘋果日報》和《突破》刊載小說，並在《東周刊》發表科技文章，而其原創作品亦都流傳兩岸三地，拿下不同的獎項。
2010年譚劍推出《人形軟件》，故事除了講述人工智能主題的故事外，亦都加入香港本土文化和社會議題，作品更加獲得首屆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全球華語最佳科幻/奇幻長篇獎」金獎的殊榮，其後得到香港傳媒廣泛報道，打開知名度。及後在第二屆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他亦勇奪「最佳作家銀獎」的殊榮。2023年譚劍以新作《姓司武的都得死》在103件作品中脫穎而出，入圍2024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前十名，同時他亦都入圍2023讀墨年度華文大獎十大人氣作家。除小說創作外，譚劍亦編寫〈香港科幻小說發展史〉，及整理香港推理書目。他目前於中學推廣推理和科幻，把知識和經驗傳授給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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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T magazine》2024年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