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以鬯的南洋寫作與離散現代性
莊華興
1948年，劉以鬯在寒風料峭中告別父母，離開上海到香港闖蕩，入《香港時報》擔任編輯。因種種不如意，他選擇於1952年南渡新加坡，先後在新加坡與吉隆坡兩地多家報社任編輯，1957年在新加坡與紅顏知己羅佩雲結識重歸香港。
從1941年自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至1957年返港，劉以鬯先後輾轉於上海、重慶、香港、新加坡、馬來亞凡17年，是戰後中國大分裂時期的典型中國離散文人。
他在星加坡五年期間（1952-57），正是東南亞冷戰進入白熱化階段之際，而五十年代正是美國政治、經濟、軍事達到最高峰時期，在東南亞與東亞政治秩序的介入亦更為明顯。印尼左傾蘇卡諾政權於1967年政變被推翻，幕後黑手便是美國。
50年代，美國新聞處也在馬來亞和婆羅洲推動美援政策，經援各語文出版界，以圍堵左翼勢力在星馬的滲透與擴張，《蕉風》、《學生週報》都有美援的背景，這是公開的秘密，至今學界對此未有關注。
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劉以鬯南下新加坡，首先出任《益世報•別墅》副刊主編。《益世報》有親國民黨的背景，原在天津出版，是中國四大報之一。
根據臺灣黃辰濤的研究指出：「1949年南京被共產黨所佔後，中國主教于斌便準備在海外重新開辦報紙，鼓勵華僑繼續與共產黨對抗。1951年6月7日，牛若望副主教即派劉益之到新加坡創立《益世報》。劉益之為天津《益世報》經理，有豐富的辦報經驗，加上新加坡的《益世報》初期由中國和香港招聘大批優秀人才，使得《益世報》初期聲勢相當浩大。但《益世報》不久卻因管理不善，發行網路差、資金告短缺等問題，報業逐陷入財務危機，雖然8月15日，麻六甲國民黨領袖陳期岳曾借出數萬叻幣供《益世報》周轉，經濟難關仍難以突破，10月12日，新加坡《益世報》無法維持報務，便宣告關閉，從創立到關閉僅短短四個月。」
戰後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與星馬在政治、社會和文化上走得最近，東西冷戰是促成50至70年代馬華現代主義風潮的重要背景。面對當時星馬的左翼環境，劉以鬯巧妙地以小說《晚禮服》宣洩他的感受與看法。
小說敘述一個在時裝公司任銷售員的女職員蓮絲，因期望擁有剛上架的新式樣藍色晚禮服，婉轉向男友阿峇透露心事。但阿峇聽了只是笑笑，並不感覺興趣。見阿峇愛理不理，蓮絲便佯嗔薄怒的對阿峇說：「你只曉得一套晚裝便是一套晚裝，你永遠不會瞭解一套晚裝對於一個女孩子是如何的重要。」
不久，店裡來了一對男女顧客看晚禮服，男方看中蓮絲喜歡的那一套，於是要買下來，但蓮絲不肯賣，佯稱有其他顧客先下了定金。情急之下，蓮絲於是向阿峇借錢買下了晚禮服。不久，阿峇向蓮絲索回那筆錢應急。在這關頭，蓮絲發現那個要買藍色晚禮服的男人多日跟着她，不得已之下，蓮絲忍痛讓出禮服套現，並央求男人買下來。在兩人的交談中，男人告知那天一起來看晚禮服的女人並非他的未婚妻，而是妹妹，「昨天已到吉隆坡去結婚了」。男人答應向蓮絲買下禮服，在掏錢時，掏出了一個訂婚戒指給蓮絲，比喻他倆的結合。
作者透過小說描述蓮絲的為人，間接對當時的左派人士作出抨擊：蓮絲通常把男人分成兩大類：第一類是「唯心主義」者，把女人看作一首詩；第二類是「唯物主義」者，把女人視作在黑暗處被接吻的工具。這篇作品發表於1958年8月4日《南洋商報》，其時正是新加坡左翼政黨社會主義陣線勢力膨脹的時期。
《益世報》關閉以後，劉以鬯任《鋒報》主筆，董事長為劉西蝶，即目前吉隆坡電腦市場彙聚中心劉西蝶大廈（Low Yat Plaza）和聯邦酒店建立人。1953年7月，受馬來亞霹靂州《建國日報》出版人梁偉華之聘，到吉隆坡出任新創刊的《聯邦日報》代總編輯，未幾升任總編輯兼副刊編輯，幾個月後停刊。
過後劉以鬯回到新加坡，出任《中興日報》編輯主任，《鐵報》主筆，也先後擔任《新力報》和《鋼報》兩份小型報章的主編。在星馬期間，他曾以葛里哥和令狐玲等筆名在《益世報•別墅》、《益世報•語林》、《南洋商報•世紀路》、《南方晚報•綠洲》、《鐵報•副葉》副刊寫稿，一直到1957年回港。
香港文化人馬吉曾寫道：劉以鬯到新加坡後，便出版了《第二春》、《龍女》、《雪晴》三部小說集，後兩者由新加坡桐業書屋出版，《第二春》在新加坡報紙刊載，卻是由香港桐業書屋出版。然而，馬漢先生另有說法，劉以鬯「發佈的作品，不但不曾記上二十多歲至三十歲它在國內出版的作品，就是『去國』以後的作品，也刪掉某些書目，譬如我收藏的一本叫做《雪晴》的中篇小說，在1952年10月14日由當時的《南方晚報》出版，由《南洋商報》發行的，也被他刪除了。（可能他認為不滿意）」。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中篇小說《蕉風椰雨》一書。該書於1961年8月由香港鼎足出版社出版，亦未見於羅佩雲最新整理的「劉以鬯作品年表」。劉以鬯的南洋小說收集不易，除了《南方晚報•綠洲》，還有其他副刊待查找。這也是評論者無從談起他在星發表作品的原因之一。
劉以鬯在星馬期間的作品以及以星馬為背景的作品都收入《星嘉坡故事》、《蕉風椰雨》和《熱帶風雨》，部分收入《甘榜》。前兩部為中篇小說，後兩者為短篇小說集。下文將圍繞在此四部著作進行討論。
劉以鬯在星馬雖短短五年，但在馬華現代主義文學的寫作上扮演了開拓者或先驅的角色。在上世紀50年代末，臺灣現代詩傳入新馬之前，劉以鬯已經更早在《南方晚報•綠州》和《南洋商報•世紀路》等副刊發表具現代主義色彩的作品。其時，《南方晚報•綠洲》由姚紫主編，這位編者集浪漫主義、象徵主義、現代主義創作於一身，在現實主義寫作氛圍的圍繞下，可謂獨樹一幟。由此，馬華現代主義創作的起源理應追溯到劉以鬯在新馬的年代，即介於1952-57年之間。
《蕉風》雜誌雖創刊於1955年，惟一直到1959年出版了兩本隨該刊附送的現代詩集《美的V型》和《郊遊》，方正式掀開了臺灣影響下的現代主義詩風。馬華文史家李錦宗認為「現代詩」的理念與創作是通過這二本新詩選引進馬華文壇。由於人們把注意焦點集中在參與者更眾的詩歌，劉以鬯稍早的現代主義小說創作反而被忽略。
然而，臺灣的現代派追求晦澀和難懂的背景是源於政治上的白色恐怖，而劉以鬯在星馬的現代主義寫作的背景顯然和當時殖民地－冷戰的氛圍有關。下文即針對他的現代主義特徵進一步作討論。
收在《熱帶風雨》和《甘榜》中三篇以星馬為背景的作品都以輕短取勝。在篇幅上，都是不過五千字的短篇，有些甚至可以視作微型小說。即便在中篇小說《蕉風椰雨》和《星嘉坡故事》，也是以離奇的情節取勝。這裡的「輕」非關作品思想內容，而是指小說情節轉變之快，有時結局出乎意料之外，但作者欲傳達的訊息卻在輕快的敘事節奏之中，這是劉以鬯小說的輕短性的真正意義所在。
此外，劉以鬯的小說虛構性強，但一切事物的發展又在情理之中。輕短性和虛構性符合現代都市人的生活節奏、情感追求與心理結構。即便以甘榜（馬來村莊）為題材的小說，也沒有脫離作者熟悉的都市場域。
主題篇《熱帶風雨》中的主人翁「我」跟住在偏郊的馬來女孩蘇裡瑪得以相識和相戀，是因為「我」應母親吩咐，向嫁給馬來漁夫的堂姐道喜而離開都會中心場域，經新加坡西區的巴絲班讓乘坐摩托小船才得以進入陌生的馬來甘榜。
另一篇作品《兩男一女》中有這麼一句：「『世界是一座大劇場』，但是我卻認為『劇場是一個小世界』。在這個『小世界』中，我們如果肯留意一點的話，當不難發現許多有趣的故事。」無論大世界還是小世界，始終不脫劇場之本質，這是作者對虛構性與現代性的最佳注解。
在《十萬叻幣》中，劉以鬯有更深刻的揭示：「其實，人生本來沒有結構的，沒有結尾的故事可能比向壁虛構者更動人。」這樣的創作觀是創新技巧的一種體現，也是他的現代性寫作風格之一。綜而論之，他的說故事風格始終脫離不了懸疑性、虛構性、反結構，有時給人以戲劇性、巧合、突兀的感覺，卻不無引人深思。他的小說雖重情節、給人強烈的鏡頭感（如《惹蘭勿刹之夜》），重視人物動作多過對人物內心的深描。
上世紀50年代新加坡都市的場景（如馬場、別墅、俱樂部、歌台、舞廳、遊藝場、酒吧、娛樂場、半夜場、紅燈碼頭等）、器物（啤酒、鈔票／老虎紙、手槍等）、人物（如餐廳僕歐、沙特狂精神病患者、私家偵探、歌女等）與都市男女的情與愛成為劉以鬯筆下常見的現代人生活的內容與物象。
然而，更多的是星加坡都市中下層或社會邊緣人的處境，除了寫黑暗面也寫光明面，《榴槤糕與皮鞋》便是對兩個世代人（一老一少）相互關懷的描寫，是《熱帶風雨〉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劉擅長書寫大都市中的小市民生活與習性。在《阿嬸》中，作者把老女工寫得活靈活現，如阿嬸喜歡聽「麗的呼聲」節目、每星期必吃五餐咖喱。劉以鬯的《阿嬸》成功塑造南洋華人典型人物，這是他在星馬文壇的最大收穫。
劉以鬯在星馬時期的小說，馬來亞化色彩／傾向非常濃厚。一是他的作品以星馬社會底層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為主，寫他們的喜怒哀樂，有從事黑行的、有草根民眾（如《街戲》）、有富家子女，甚至有馬來角色。這類作品最具星馬本土色彩，如短篇《伊斯邁》、中篇《蕉風椰雨》。除了地域與人物，更重要的是，它反映戰後50年代末星加坡馬來人的貧窮。
在《伊斯邁》中，主角伊斯邁因貧窮所迫而讓妻子操醜業。星加坡大都會的陰暗面在小說中表露無遺。另一篇《過番謀生記》是一篇唐山伯在南洋落單，最後與馬來女人結婚而離棄身在唐山童養媳的故事。這篇小說揭示了作為離散者的華僑不得不然的抉擇，也象徵着南洋華人文化混血的歷程。
《巴生河邊》則寫華巫戀的故事（莎樂瑪和鄭亞瓜）。鄭是歌舞班玩藝的，四海為家。他與莎樂瑪生了一個孩子，歌舞班解散之後，他無錢回巴生與莎樂瑪生活，走路兼搭順風車回家。小說揭示了社會底層人們辛酸的生活，側面批判繁華都市背後的幽暗。
其二，劉以鬯大量運用了星馬本土華語詞彙，凡以星馬味小說題材者皆大量出現當地慣用詞彙，而且屢試不爽。譬如戰後星加坡人的常用詞彙五塊六／五扣六（指下等妓女）、人工（工資）、老虎紙（舊時叻幣泛稱）、霸王特士（無照計程車）、吃不到頭路（找不到工作）、下禮拜（下星期）、烏龜婆、九八行、紅毛商行、紅毛厝等。
這些詞彙也包括華語中廣泛通行的外語借詞與各方言借詞，前者如：羔呸（kopi/coffee，意指咖啡）、囉知（roti，切片麵包）、烏必斯（opis/office，辦公樓）、估俚（kuli/collie，苦力）、萬蘭池（brandy，一種洋酒）、馬打（mata-mata，員警）、吉埃（kedai，小鋪子）、浪吟（ronggeng，馬來交際舞）、鐳（duit，泛指錢）、葛巴拉（kepala，管工）、打限房（kamar tahanan，拘留所，粵音）、特示（teksi/taxi，計程車）、甘榜（kampong，馬來村莊）、班盾（pantun，馬來古體韻文）、亞答（atap，一種熱帶植物的葉子編成的屋頂）、依葛（ekar/acre，測量土地的單位）、則知（chetti/chetty，印裔高利貸商）、哥送（kosong，空乏）、隆幫（tumpang，搭夥或搭順風車）、娘惹（nyonya，土生華人女人或泛稱婦女）；方言借詞的例子如：扣（意指銀元單位「塊」，粵音）、暗牌（暗探）、大狗（員警）、頭家（老闆）、打波（打球）、吃烏頭飯（坐牢）等等，可謂洋洋大觀，把星馬華人的語言習慣學得唯俏微妙，同時華土／華洋聲腔混雜，本土性雜糅着現代性，充分揭示了典型的星馬人文社會風貌。
不可否認，書寫題材和詞彙運用的在地化傾向使劉以鬯上述四部著作對外地讀者形成一定程度的閱讀困難，因此漢語學界一直少人討論並不令人意外。這些排斥感也不一定來自語言自身形成的障礙，其中或許因中文讀書界一直以來所存有的純粹性要求。
無論如何，在當下語境，它不失為華語語系文本的範例之一，它結合了地方人文習俗、語言習慣和思想觀念，同時也保留了中文的普遍性和文學語言的精純性要求。華語語系文學中有關離散──在地與認同之間的糾葛，在劉以鬯作品中一時之間不容易厘清。
在現實層面，作為一位南來作家（相對於上海與香港），劉以鬯在星馬的寫作（或有關星馬題材的寫作）不無顯示他對星馬認同之一斑，他以吉隆坡開埠者葉亞來為題材寫成小說《瞬息吉隆坡》，他接受東瑞訪問時透露於1952年南渡星加坡時已入籍星馬。
劉以鬯的南洋小說，對他饒富意義。作為20世紀後半葉的離散中國文人，遠離故園家國，躑足於南方之南，讓他在大陸政權易幟之初，有更適合的環境持續他的現代主義寫作。1959年返港後交出的佳作與他前期的寫作不會沒有關係。
其次，在他個人的婚姻上，劉以鬯與羅佩雲的結識發生於星加坡，說星加坡奠定的他個人的人生際遇，並決定了他往後的寫作。他返港後筆耕不輟，最高紀錄同時寫13個專欄，除了為稻粱謀，也讓他實踐了所謂的娛人娛己的寫作事業。
劉以鬯在這方面的在地化寫作反映了他的作品的現代特性，尤其是從個人漂泊身世角度出發的離散現代性（diasporic modernity）最為顯着。他這時期的作品，表現了中國文人在離亂時代的離散特質。在國共分裂與戰後冷戰的氛圍中，它是中國新感覺派作家離散海外的文人的代表，他的作品，造就了馬華文壇一個有異於臺灣影響的現代主義文學淵源。
其次，作為上世紀戰後中國離散作家，但在回歸香港以後，他是站在超越香港作家的高度。他創辦與主編《香港文學》15年（1984-1999），始終關懷各國華文文學的發展，並時有華文文學專輯，東瑞說他不因被人責難「不夠香港」而鬆弛下來，這並不難理喻。這是否為馬華離散者提供一個很好的借鑒？
劉以鬯的超越性視野從離散中國性開始，確也造就了他的現代性內容，他把文學視為沒有國境線的藝術，與目前所流行的「跨國行旅」話語不謀而合，這是劉以鬯的離散現代性的超越性一面。
（當今大馬二Ｏ一四年三月六日）
（馬吉按：謝謝東山兄提供此文和圖片）
莊華興
1948年，劉以鬯在寒風料峭中告別父母，離開上海到香港闖蕩，入《香港時報》擔任編輯。因種種不如意，他選擇於1952年南渡新加坡，先後在新加坡與吉隆坡兩地多家報社任編輯，1957年在新加坡與紅顏知己羅佩雲結識重歸香港。
他在星加坡五年期間（1952-57），正是東南亞冷戰進入白熱化階段之際，而五十年代正是美國政治、經濟、軍事達到最高峰時期，在東南亞與東亞政治秩序的介入亦更為明顯。印尼左傾蘇卡諾政權於1967年政變被推翻，幕後黑手便是美國。
50年代，美國新聞處也在馬來亞和婆羅洲推動美援政策，經援各語文出版界，以圍堵左翼勢力在星馬的滲透與擴張，《蕉風》、《學生週報》都有美援的背景，這是公開的秘密，至今學界對此未有關注。
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劉以鬯南下新加坡，首先出任《益世報•別墅》副刊主編。《益世報》有親國民黨的背景，原在天津出版，是中國四大報之一。
根據臺灣黃辰濤的研究指出：「1949年南京被共產黨所佔後，中國主教于斌便準備在海外重新開辦報紙，鼓勵華僑繼續與共產黨對抗。1951年6月7日，牛若望副主教即派劉益之到新加坡創立《益世報》。劉益之為天津《益世報》經理，有豐富的辦報經驗，加上新加坡的《益世報》初期由中國和香港招聘大批優秀人才，使得《益世報》初期聲勢相當浩大。但《益世報》不久卻因管理不善，發行網路差、資金告短缺等問題，報業逐陷入財務危機，雖然8月15日，麻六甲國民黨領袖陳期岳曾借出數萬叻幣供《益世報》周轉，經濟難關仍難以突破，10月12日，新加坡《益世報》無法維持報務，便宣告關閉，從創立到關閉僅短短四個月。」
戰後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與星馬在政治、社會和文化上走得最近，東西冷戰是促成50至70年代馬華現代主義風潮的重要背景。面對當時星馬的左翼環境，劉以鬯巧妙地以小說《晚禮服》宣洩他的感受與看法。
小說敘述一個在時裝公司任銷售員的女職員蓮絲，因期望擁有剛上架的新式樣藍色晚禮服，婉轉向男友阿峇透露心事。但阿峇聽了只是笑笑，並不感覺興趣。見阿峇愛理不理，蓮絲便佯嗔薄怒的對阿峇說：「你只曉得一套晚裝便是一套晚裝，你永遠不會瞭解一套晚裝對於一個女孩子是如何的重要。」
不久，店裡來了一對男女顧客看晚禮服，男方看中蓮絲喜歡的那一套，於是要買下來，但蓮絲不肯賣，佯稱有其他顧客先下了定金。情急之下，蓮絲於是向阿峇借錢買下了晚禮服。不久，阿峇向蓮絲索回那筆錢應急。在這關頭，蓮絲發現那個要買藍色晚禮服的男人多日跟着她，不得已之下，蓮絲忍痛讓出禮服套現，並央求男人買下來。在兩人的交談中，男人告知那天一起來看晚禮服的女人並非他的未婚妻，而是妹妹，「昨天已到吉隆坡去結婚了」。男人答應向蓮絲買下禮服，在掏錢時，掏出了一個訂婚戒指給蓮絲，比喻他倆的結合。
作者透過小說描述蓮絲的為人，間接對當時的左派人士作出抨擊：蓮絲通常把男人分成兩大類：第一類是「唯心主義」者，把女人看作一首詩；第二類是「唯物主義」者，把女人視作在黑暗處被接吻的工具。這篇作品發表於1958年8月4日《南洋商報》，其時正是新加坡左翼政黨社會主義陣線勢力膨脹的時期。
《益世報》關閉以後，劉以鬯任《鋒報》主筆，董事長為劉西蝶，即目前吉隆坡電腦市場彙聚中心劉西蝶大廈（Low Yat Plaza）和聯邦酒店建立人。1953年7月，受馬來亞霹靂州《建國日報》出版人梁偉華之聘，到吉隆坡出任新創刊的《聯邦日報》代總編輯，未幾升任總編輯兼副刊編輯，幾個月後停刊。
過後劉以鬯回到新加坡，出任《中興日報》編輯主任，《鐵報》主筆，也先後擔任《新力報》和《鋼報》兩份小型報章的主編。在星馬期間，他曾以葛里哥和令狐玲等筆名在《益世報•別墅》、《益世報•語林》、《南洋商報•世紀路》、《南方晚報•綠洲》、《鐵報•副葉》副刊寫稿，一直到1957年回港。
香港文化人馬吉曾寫道：劉以鬯到新加坡後，便出版了《第二春》、《龍女》、《雪晴》三部小說集，後兩者由新加坡桐業書屋出版，《第二春》在新加坡報紙刊載，卻是由香港桐業書屋出版。然而，馬漢先生另有說法，劉以鬯「發佈的作品，不但不曾記上二十多歲至三十歲它在國內出版的作品，就是『去國』以後的作品，也刪掉某些書目，譬如我收藏的一本叫做《雪晴》的中篇小說，在1952年10月14日由當時的《南方晚報》出版，由《南洋商報》發行的，也被他刪除了。（可能他認為不滿意）」。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中篇小說《蕉風椰雨》一書。該書於1961年8月由香港鼎足出版社出版，亦未見於羅佩雲最新整理的「劉以鬯作品年表」。劉以鬯的南洋小說收集不易，除了《南方晚報•綠洲》，還有其他副刊待查找。這也是評論者無從談起他在星發表作品的原因之一。
劉以鬯在星馬期間的作品以及以星馬為背景的作品都收入《星嘉坡故事》、《蕉風椰雨》和《熱帶風雨》，部分收入《甘榜》。前兩部為中篇小說，後兩者為短篇小說集。下文將圍繞在此四部著作進行討論。
劉以鬯在星馬雖短短五年，但在馬華現代主義文學的寫作上扮演了開拓者或先驅的角色。在上世紀50年代末，臺灣現代詩傳入新馬之前，劉以鬯已經更早在《南方晚報•綠州》和《南洋商報•世紀路》等副刊發表具現代主義色彩的作品。其時，《南方晚報•綠洲》由姚紫主編，這位編者集浪漫主義、象徵主義、現代主義創作於一身，在現實主義寫作氛圍的圍繞下，可謂獨樹一幟。由此，馬華現代主義創作的起源理應追溯到劉以鬯在新馬的年代，即介於1952-57年之間。
《蕉風》雜誌雖創刊於1955年，惟一直到1959年出版了兩本隨該刊附送的現代詩集《美的V型》和《郊遊》，方正式掀開了臺灣影響下的現代主義詩風。馬華文史家李錦宗認為「現代詩」的理念與創作是通過這二本新詩選引進馬華文壇。由於人們把注意焦點集中在參與者更眾的詩歌，劉以鬯稍早的現代主義小說創作反而被忽略。
然而，臺灣的現代派追求晦澀和難懂的背景是源於政治上的白色恐怖，而劉以鬯在星馬的現代主義寫作的背景顯然和當時殖民地－冷戰的氛圍有關。下文即針對他的現代主義特徵進一步作討論。
收在《熱帶風雨》和《甘榜》中三篇以星馬為背景的作品都以輕短取勝。在篇幅上，都是不過五千字的短篇，有些甚至可以視作微型小說。即便在中篇小說《蕉風椰雨》和《星嘉坡故事》，也是以離奇的情節取勝。這裡的「輕」非關作品思想內容，而是指小說情節轉變之快，有時結局出乎意料之外，但作者欲傳達的訊息卻在輕快的敘事節奏之中，這是劉以鬯小說的輕短性的真正意義所在。
此外，劉以鬯的小說虛構性強，但一切事物的發展又在情理之中。輕短性和虛構性符合現代都市人的生活節奏、情感追求與心理結構。即便以甘榜（馬來村莊）為題材的小說，也沒有脫離作者熟悉的都市場域。
主題篇《熱帶風雨》中的主人翁「我」跟住在偏郊的馬來女孩蘇裡瑪得以相識和相戀，是因為「我」應母親吩咐，向嫁給馬來漁夫的堂姐道喜而離開都會中心場域，經新加坡西區的巴絲班讓乘坐摩托小船才得以進入陌生的馬來甘榜。
另一篇作品《兩男一女》中有這麼一句：「『世界是一座大劇場』，但是我卻認為『劇場是一個小世界』。在這個『小世界』中，我們如果肯留意一點的話，當不難發現許多有趣的故事。」無論大世界還是小世界，始終不脫劇場之本質，這是作者對虛構性與現代性的最佳注解。
在《十萬叻幣》中，劉以鬯有更深刻的揭示：「其實，人生本來沒有結構的，沒有結尾的故事可能比向壁虛構者更動人。」這樣的創作觀是創新技巧的一種體現，也是他的現代性寫作風格之一。綜而論之，他的說故事風格始終脫離不了懸疑性、虛構性、反結構，有時給人以戲劇性、巧合、突兀的感覺，卻不無引人深思。他的小說雖重情節、給人強烈的鏡頭感（如《惹蘭勿刹之夜》），重視人物動作多過對人物內心的深描。
上世紀50年代新加坡都市的場景（如馬場、別墅、俱樂部、歌台、舞廳、遊藝場、酒吧、娛樂場、半夜場、紅燈碼頭等）、器物（啤酒、鈔票／老虎紙、手槍等）、人物（如餐廳僕歐、沙特狂精神病患者、私家偵探、歌女等）與都市男女的情與愛成為劉以鬯筆下常見的現代人生活的內容與物象。
然而，更多的是星加坡都市中下層或社會邊緣人的處境，除了寫黑暗面也寫光明面，《榴槤糕與皮鞋》便是對兩個世代人（一老一少）相互關懷的描寫，是《熱帶風雨〉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劉擅長書寫大都市中的小市民生活與習性。在《阿嬸》中，作者把老女工寫得活靈活現，如阿嬸喜歡聽「麗的呼聲」節目、每星期必吃五餐咖喱。劉以鬯的《阿嬸》成功塑造南洋華人典型人物，這是他在星馬文壇的最大收穫。
劉以鬯在星馬時期的小說，馬來亞化色彩／傾向非常濃厚。一是他的作品以星馬社會底層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為主，寫他們的喜怒哀樂，有從事黑行的、有草根民眾（如《街戲》）、有富家子女，甚至有馬來角色。這類作品最具星馬本土色彩，如短篇《伊斯邁》、中篇《蕉風椰雨》。除了地域與人物，更重要的是，它反映戰後50年代末星加坡馬來人的貧窮。
在《伊斯邁》中，主角伊斯邁因貧窮所迫而讓妻子操醜業。星加坡大都會的陰暗面在小說中表露無遺。另一篇《過番謀生記》是一篇唐山伯在南洋落單，最後與馬來女人結婚而離棄身在唐山童養媳的故事。這篇小說揭示了作為離散者的華僑不得不然的抉擇，也象徵着南洋華人文化混血的歷程。
《巴生河邊》則寫華巫戀的故事（莎樂瑪和鄭亞瓜）。鄭是歌舞班玩藝的，四海為家。他與莎樂瑪生了一個孩子，歌舞班解散之後，他無錢回巴生與莎樂瑪生活，走路兼搭順風車回家。小說揭示了社會底層人們辛酸的生活，側面批判繁華都市背後的幽暗。
其二，劉以鬯大量運用了星馬本土華語詞彙，凡以星馬味小說題材者皆大量出現當地慣用詞彙，而且屢試不爽。譬如戰後星加坡人的常用詞彙五塊六／五扣六（指下等妓女）、人工（工資）、老虎紙（舊時叻幣泛稱）、霸王特士（無照計程車）、吃不到頭路（找不到工作）、下禮拜（下星期）、烏龜婆、九八行、紅毛商行、紅毛厝等。
這些詞彙也包括華語中廣泛通行的外語借詞與各方言借詞，前者如：羔呸（kopi/coffee，意指咖啡）、囉知（roti，切片麵包）、烏必斯（opis/office，辦公樓）、估俚（kuli/collie，苦力）、萬蘭池（brandy，一種洋酒）、馬打（mata-mata，員警）、吉埃（kedai，小鋪子）、浪吟（ronggeng，馬來交際舞）、鐳（duit，泛指錢）、葛巴拉（kepala，管工）、打限房（kamar tahanan，拘留所，粵音）、特示（teksi/taxi，計程車）、甘榜（kampong，馬來村莊）、班盾（pantun，馬來古體韻文）、亞答（atap，一種熱帶植物的葉子編成的屋頂）、依葛（ekar/acre，測量土地的單位）、則知（chetti/chetty，印裔高利貸商）、哥送（kosong，空乏）、隆幫（tumpang，搭夥或搭順風車）、娘惹（nyonya，土生華人女人或泛稱婦女）；方言借詞的例子如：扣（意指銀元單位「塊」，粵音）、暗牌（暗探）、大狗（員警）、頭家（老闆）、打波（打球）、吃烏頭飯（坐牢）等等，可謂洋洋大觀，把星馬華人的語言習慣學得唯俏微妙，同時華土／華洋聲腔混雜，本土性雜糅着現代性，充分揭示了典型的星馬人文社會風貌。
無論如何，在當下語境，它不失為華語語系文本的範例之一，它結合了地方人文習俗、語言習慣和思想觀念，同時也保留了中文的普遍性和文學語言的精純性要求。華語語系文學中有關離散──在地與認同之間的糾葛，在劉以鬯作品中一時之間不容易厘清。
在現實層面，作為一位南來作家（相對於上海與香港），劉以鬯在星馬的寫作（或有關星馬題材的寫作）不無顯示他對星馬認同之一斑，他以吉隆坡開埠者葉亞來為題材寫成小說《瞬息吉隆坡》，他接受東瑞訪問時透露於1952年南渡星加坡時已入籍星馬。
劉以鬯的南洋小說，對他饒富意義。作為20世紀後半葉的離散中國文人，遠離故園家國，躑足於南方之南，讓他在大陸政權易幟之初，有更適合的環境持續他的現代主義寫作。1959年返港後交出的佳作與他前期的寫作不會沒有關係。
其次，在他個人的婚姻上，劉以鬯與羅佩雲的結識發生於星加坡，說星加坡奠定的他個人的人生際遇，並決定了他往後的寫作。他返港後筆耕不輟，最高紀錄同時寫13個專欄，除了為稻粱謀，也讓他實踐了所謂的娛人娛己的寫作事業。
劉以鬯在這方面的在地化寫作反映了他的作品的現代特性，尤其是從個人漂泊身世角度出發的離散現代性（diasporic modernity）最為顯着。他這時期的作品，表現了中國文人在離亂時代的離散特質。在國共分裂與戰後冷戰的氛圍中，它是中國新感覺派作家離散海外的文人的代表，他的作品，造就了馬華文壇一個有異於臺灣影響的現代主義文學淵源。
其次，作為上世紀戰後中國離散作家，但在回歸香港以後，他是站在超越香港作家的高度。他創辦與主編《香港文學》15年（1984-1999），始終關懷各國華文文學的發展，並時有華文文學專輯，東瑞說他不因被人責難「不夠香港」而鬆弛下來，這並不難理喻。這是否為馬華離散者提供一個很好的借鑒？
劉以鬯的超越性視野從離散中國性開始，確也造就了他的現代性內容，他把文學視為沒有國境線的藝術，與目前所流行的「跨國行旅」話語不謀而合，這是劉以鬯的離散現代性的超越性一面。
（當今大馬二Ｏ一四年三月六日）
（馬吉按：謝謝東山兄提供此文和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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