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讀報，我是先丢開馬經、波經和娛樂那三叠紙，然後隨意瞥一瞥副刊的標題，看看有無吸引的題目，待一會看完新聞後再細細品味。
那日留意到一篇叫〈千里送鵝毛〉的，本想留到讀完新聞再看，可惜後來事忙，忘了。不知道是誰寫的，更不知寫的是甚麼。
我之對「千里送鵝毛」有興趣，是因為小時候收過一次「物輕情意重」的禮物，印象非常深刻！
約一九五四年，我住在旺角通菜街二C號二樓，向西，位於登打士街及豉油街之間。
我之說二C號，而不說二號C，是因為那時的編制與現在很不相同。我們住的「二號」，是一排五、六幢四層高的戰後唐樓，二A與B號是同一幢的左右，用同一條樓梯;二C與D號是第二幢，用同條樓梯，餘類推，好像去到二H號，差不多佔了半條街，我估計是戰前的二號拆卸重建的，此所以有那麽多二號。
這種約八百呎的舊樓，主要分騎樓房、中間房和尾梗房。前梯用以正常出入，除了住客，常有上樓賣腸粉的，一手携藏火水爐蒸着腸粉的金屬箱，一手握較剪扎扎響的上樓叫賣，間中也有道友躺在轉角處「追龍」；後梯在廚房後，是倒夜香和垃圾婆出入的，一般很臭，卻是我平日温習的好去處，因為夠寧静，不會有人來打擾。
那時候騎樓房吉了，待租。我們一家四口租住不透光，没窗口的中間房，住尾房的包租婆是個二十出頭未幾的少婦，身材略胖，愛穿上下同花紋的大襟衫，我們叫她梁姑娘，她常說：大家都是走難落來的，要互相扶持。她對我們一家很和藹，尤其喜歡我，常摸着我的頭說，要用心讀書，長大了不用捱窮。
那時候我讀小二，妹妹讀小一。某日放學回家，梁姑娘攔着我們：「你媽媽生了個弟弟，在房內睡了，別吵他們。」
梁姑娘把妹妹帶到她的房間去，我惦掛着媽媽，便寫了張字條，從門板下伸進去，大意是說：我們放學回來了，梁姑娘照顧妹妹，我則如常到後樓梯讀書去了。
黃昏爸爸放學回來，放我進屋內，梁姑娘笑着對爸爸說：「睇吓你個仔D文寫得幾好！」
爸爸收了字條一看，給了我一個大拇指：「你咁鍾意佢，不如收咗佢做契仔。」
梁姑娘大笑擁我入懷。
自後她對我更好，間中還帶我去域多利戲院看電影。那年代看電影是高級消費，一張後座票四毫，可夠吃一餐飯的。故一此，管理十分寬鬆，成人多帶一兩個小孩進埸，坐在腿側，不會有人查票。
印象最深刻的一齣電影是國語片，記不起戲名，內容卻仍記得：是說一對刧後重逢的情侶，女的在戰亂中失去了貞操，不敢告訴情人，只寫了封信，偷偷潛入男友的房間，放下一朵白花和一朵紅花，在信內說：如果原諒她，第二天戴白花見面；如果不原諒她，就戴紅花……。
但因擺放不好，信和紅花掉到床底去了。第二天，男人便戴着白花去見她……。
戲看完了，梁姑娘眼濕濕告訴我，我是有個契爺的，他在台灣當軍官，不知何時會回來。
轉眼快過年了，通菜街封了路，在馬路上搭了棚架，各式各樣的年宵攤位一下子搬過來，有賣年貨的，有賣衣服的，有打鑼打鼓的，有舞獅的……吵過不停，我們挨在騎樓的窗前看熱鬧。梁姑娘還教爸爸媽媽炸煎堆 、油角、蛋散……，是我們在香港生活最熱鬧、最高興的新年。
新年中的某一日，梁姑娘出街回來，很高興的擁着我，說她快要離開香港，到台灣跟契爺團聚了。那時候大概我還未了解到别離是甚麼滋味，只記得梁姑娘說契爺在信中說，知道收了我這麽一個契仔，非常高興，還特意寄來一盒酒心的朱古力，當是我上契的禮物。
朱古力！甚麼是朱古力？
一顆顆深色的糖，丢進口裏立即溶化，溶成一道小小而極甜的熱流，從喉嚨流進去，蓋過了在寒流中瑟縮的颤抖，蓋過了班主任老師的叱喝：「許定銘，咁凍嘅日子，都唔着校褸，恃大隻……」而事實上我連冷衫也没有，怎會有校褸……。
那盒初嚐的酒心朱古力，一直甜到近七十年後的今天。而附在信件中的一張證件照：一個穿着軍服，眉清目秀的年輕軍官，戴金絲眼鏡，正深深的凝視着我……，翻到背後，寫着：王慶麟。
我和梁姑娘的故事，只是我人生長河上一道糢糊的小風景，原本是無甚可記的，起碼我連她的名字也不知道。不過，最有趣的是王慶麟那張照片卻一直跟着我，直到最近搬家竟還出現，算是奇蹟，或許正是它要我記一記這段緣！
凡我輩寫現代詩的朋友都應該知道台灣的瘂弦，他的原名正是王慶麟。瘂弦是一九三二年生的，正與梁姑娘及她的夫婿王慶麟很接近。軍中兩個年齡相若的王慶麟不知當年是否相識？我的契爺王慶麟不知是否也寫詩？
認識瘂弦的朋友不妨把本文傳給他求證！
──201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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