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這樣的一個導演──看陳果《我城》
郭梓祺
像他這樣的一個導演，其實是不適宜拍攝西西紀錄片的。上月底看《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陳果《我城》的首映，他在映後談的話使友人詫異。陳果說要跟西西道歉，拍完一整集，還未看完她任何一本小說，沒時間。我只想起《淮南子》的「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看完電影，我對他這不負責任的態度實不驚訝。聽他開場前出來笑說，今晚大家不是來看《紅Van二》，雖然很多人問他會否拍續集，已知不妙。有些觀眾在笑，但我的心中充滿隱憂──陳果一定以為大家都是因他進場的。
輕視受訪者
電影開頭拍攝西西在家中生活，還相安無事。鏡頭注視她的左手：洗米、按電掣、拿起電話叫外賣，因其右手已失活動能力，不便可想而知，而她本來還用右手提筆寫作。但到首次有作家出場談論西西著作，問題就來了，鏡頭運動多餘，構圖一次比一次嚇人。
拍攝陳智德和鄭樹森兩段，都機械而重複地倚仗推軌鏡頭。拍攝馬世芳時，攝影機不時搖晃，一度更退到樹蔭之後，遮擋他的臉龐。這種騷擾在拍攝謝曉虹時又再出現，場景是中文大學的天人合一亭，她面向左方說話，鏡頭的重心卻落在她身後數呎的水面，她只給壓在畫面的左下角。我覺得受訪者都被利用，陳果似不相信當人認真思考、妙問妙答時，表情變化可以很好看。我也懷疑他對談話的內容有多大興趣，抑或只擔心內容太正經，觀眾會悶，老想着如何移動鏡頭，看起來層出不窮。
輕視形式
輕視內容便賣弄形式，但反過來也是對形式的輕視，這是陳果拍攝西西最反諷之處。片中屢見手搖鏡頭、失焦再對焦、zoom in、時光倒流般的回帶片段，但用來無甚意義，更似只為方便，和免得平淡。陳果幾次把自己或拍攝隊伍用另一部機拍入戲中，又真為製造距離，對鏡頭自覺，還不過是自戀？
西西對藝術形式的自覺隱含於不同創作，林以亮於〈像西西這樣的一位小說家〉曾仔細分析，寫〈感冒〉如何引用古今詩歌一段尤精扼，文章末段即以「相體裁衣」為西西之創作原則，代價卻是易使人覺得欠缺風格。但簡單點，重視形式這特質亦見於西西幾篇對談，譬如在〈童話小說〉便由她的短篇〈玻璃鞋〉說起，關心的是九七期限，卻用童話來寫，何福仁歸納說：「用一種愉快的語調來寫，形式本身也是一種諷刺。」西西這樣回應：「我比較喜歡用喜劇的效果，不大喜歡悲哀抑鬱的手法。寫小說，我希望能提供讀者一樣東西：新內容，或者新手法。現在的情況是，當悲劇太多，而且都這樣寫，我就想寫得快樂些，即使人們會以為我只是寫嘻嘻哈哈俏皮的東西。」所以，西西創作的語調和形式，都是對傳統和慣例的掙扎後之選擇，正如她在片末解釋，自己如何從存在主義小說的沉重，過渡到羅蘭巴特強調的樂趣。
穿插在片中那些香港舊社會的模型雖然精緻，捕捉西西在船上赫見大公仔走過時的驚喜也好看，但如果這代表了陳果對魔幻和童趣的理解，就真成了嘻嘻哈哈，根本誤會了西西。
輕視研究
西西作品展現的「童趣」，每每建基於對世界的好奇，以及探問後的認真研究。舉些淺例，《剪貼冊》和《拼圖遊戲》看似順手拈來的遊戲文章，實是對中外文化和藝術謙卑學習後的厚積薄發。《縫熊志》關乎手藝之餘，也是對中國傳統服飾的另類探索。《猿猴志》不止是猿猴圖鑑，從西西與何福仁穿插書中的對談可見，她對生物、演化、人與猿猴的關係等關注是多巨大，又下過幾多功夫理清問題。只有這樣，問題才可愈問愈精細，愈問愈開心。放在寫作當然一樣，《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固為引介外國作家，但何嘗不是西西借力於一流作家的讀書筆記？跳脫多變的寫作風格不是從天而降的，也非單單「童趣」所能概括。
陳果又有這種好奇和虛心嗎？他在映後談說，拍片前不認識西西（在報章訪問則說讀過一本，不知孰是），是台灣片商找他，他才買西西的小說回家看，雖然拍完電影一本也未讀完。單是這點陳果已獨步天下，用行動和作品告訴我們，在香港做作家應得到多少尊重，香港的導演又有多尊重自己和行業。
何況西西的小說又不是《卡拉馬佐夫兄弟》，許迪鏘在戲中不就解釋過「素葉出版社」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為資金緊絀，只能出版只有聊聊「數頁」的書，陳果卻說西西的書太厚。他說要向西西道歉如果是真誠的，回答觀眾提問時，就不會輕佻說：「不用那麼深入也可以拍到紀錄片，拍土瓜灣，可以有多深啊？」沒研究自難深刻，勤奮一點就是，卻沒理由反過來擁抱淺薄。所以我覺得電影《我城》的部份意義，正是在反諷中建立的。
對人和主題的關懷
陳果似乎以做門外漢為榮，問題是紀錄片着重的，始終是對人或某主題的關懷。現在看來，陳果偶能呈現西西的幽默，譬如她說希望寫信給法國導演而學法文，但轉校三四次，卻永遠停留在一年班。戲中剪接亦間有妙處，例如說到宋淇找西西當編劇後，她才發現不懂寫對白，鏡頭一轉，便跳到1968年的《窗》中，西西寫給謝賢和蕭芳芳一段文藝得滑稽的對白。
但整體而言，電影未免流於表面，明顯的例子是提到西西患癌時，只問那是否她人生中最難過的階段。陳果預備好跟她談生死問題嗎？那也不一定要悲苦沉重，還可能引出文化藝術如何教人看待死亡，並舉古今電影為例，一起用「開麥拉眼」看世界，有更切實的交流，不也是自己長進的良機嗎？我知道說說容易，拍起來就麻煩得多；我也不是要求陳果做何福仁，只是期望這電影可多走幾步，畢竟《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可接觸到很多不認識西西的觀眾，對比同系列拍攝台灣作家的六集，或陳安琪充滿誠意的《三生三世聶華苓》，或舒琪難度甚高的《想像：易文》，陳果的《我城》無疑是教人可惜的。
我喜歡西西的散文多於小說，有時也覺得《我城》太便宜就給人借題發揮。但陳果既引之為電影命名，對此宜有回應或探問。西西《我城》的寫法是避開宏大的歷史敍事，用細碎和充滿想像的方法說故事。陳果固然不必步趨，但他又怎樣處理「我城」這主題呢？片中插播舊日新聞片段、七一遊行、反國民教育示威、渣打馬拉松等，都嫌拼湊和傾向討好觀眾，略因循，不見獨特的觸覺或關懷。
想起來，陳果的首部電影《香港製造》跟西西的〈玻璃鞋〉一樣，都在回應香港在九七易手前後的抑壓，聚焦在幾個青年身上，有股在沉默中爆發的蠻勁；《細佬祥》雖偶嫌生硬，也至少具時代意義。《榴槤飄飄》更是他較圓熟而稍被低估的電影。往日得到的回報或許不多，但時至今日，陳果不也因香港之名而薄得名利嗎，何不想想用更好的作品回饋香港？
「懶惰是不知道我的好處的」
瘂弦在片中說，西西的《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在八十年代登陸台灣後，「像我這樣的一個……」一度成了流行句式。《我城》拍完了，陳果也不妨想想「像我這樣的一個導演」，究竟意味什麼。西西不止有諧趣的一面，在廖偉棠《浮城述夢人》的訪問〈發明另一個地球〉中，她便有這段莊重的話：「我的理想讀者是，他要看過很多好小說，假如我那麼下功夫看這麼多小說自己再用心機寫出來，你要看我的小說也要勤奮一點，懶惰是不知道我的好處的。你隨便翻翻當故事看，但一本小說哪裏好呢？你就看不出來。你看那麼多垃圾小說是沒有用的。我對讀者要求很高，如果你什麼都不懂你就看《白髮阿娥》吧。」希望陳果能先讀完這本。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像我這樣的一個觀眾看《我城》）
（作者：郭梓祺，明報星期日生活寫手。）
（原刊明報，評台轉貼二Ｏ一五年四月十三日）
像我這樣的一個觀眾看《我城》
倪文青
（編按：收到讀者投稿，回應早前《像我這樣的一個導演──《我城》》一文。此文頗有可讀之處，特刊於LJ網站。）
就四月十二日《星期日明報》郭梓祺先生《像我這樣的一個導演──《我城》》一文，直指導演陳果不負責任，期望以作品論作品，拙筆寫下個人觀後感，以作討論。
台灣文學電影系列《他們在島嶼寫作I》主理人陳傳興及其團隊，促成了兩個不斷在創作之中反覆思考城市命運的人，走在一起，不說崇拜，各以擅長的語言，回應香港這樣的一個異托邦。如果，西西藉着她的小說《我城》的人物阿果等的惶惑與想像，建立了一個充滿主體意識的香港，那麼，沿着時間一來一往的回剎，阿果以電影《我城》交出了後殖民的香港之外，拍着拍着，還把自己拍到作品之中，反過來捕捉作者的大半生。就這兩方面而言，光影幢幢之間，我看到一個導演極富後現代色彩的視覺，超越了文學電影難以超越的禁境──對文學大師的仰望。若只是要看西西的話，或許那些香港文學殿堂作品已經足夠（更甚而西西的作品亦並不代表西西本人的全部），文學電影之難得難做，在於以影像呈現幾近不可呈現的文字，就此，我就是想看陳果的導演技法。
掙脫美學，呈現真實的語言
與《他們在島嶼寫作I》及香港電台後來製作的《華人作家系列》不同，陳果的《我城》掙脫了文學影像的美學設定──並不過於精緻、唯美、婉雅，以致呈現出來的時、地、人特別活潑。那種活潑是只有這樣的西西、這樣的陳果、這樣的團隊、這樣的香港才能衍生出來。
文字與影像的張力，恰恰反映在作家與導演之間的權力關係。面對素常置於文字之後、文學成就極高的西西，鏡頭本身已是一種入侵，一下子還要把沉澱已久的人生哲思對着陌生人說出來，格外不自然（況且她已經把這些寫過出來），陳果與西西於是生出了一個默契──這事不是拍、不是說、不是表演，而是遊戲！有時候是陳果帶着西西玩，遊郊野、乘渡輪、逛商場、探猿候；有時候是西西帶着陳果玩，遊土瓜灣、造熊仔、訪模型、見友人，你逗我哄，你追我逐，展現出真實人生的平常安穩。那個夏天，在無數的柔美時光（Magic Hour）之中[1]，鏡頭捕捉了西西單純調皮的個性、古今中外的視野、歷練生命的堅毅及真情流露的動人，一一呼應着她的作品種類，立體而燦爛。既切合文字之中的西西，又跳脫想像之中的西西，沒有戲劇性的事故、沒有生死大詰問，卻單單是她的存在便使人感動，作者與作品的關聯似有還無，豈不就破除了作者的權威？
在電影中，受訪嘉賓的重要性，在於評論、側影、呼應西西的文學作品，表現出她在華文世界的影響力，從而具體地織出「我城」──如果文學是我們彼此身上的記認。好朋友如鄭樹森、許迪鏘；同代人瘂弦、羅卡、董啟章；中生代陳滅、謝曉虹、潘國靈；內地作家莫言、艾曉明教授；台灣的洪範出版社、馬世芳等等，不單提出了對西西作品的個人看法，畫面也顯示了他們各自人生的所成。董啟章在劇場、陳滅喜歡詩樂、謝曉虹在中大教書等等，一個又一個獨立的個體。
最為難得的是，除了具名聲的人物外，電影還揀選了數個尋常大眾：活字印刷的關先生、照相館的陳先生、改編《奧林匹斯》作短片的男生及西西的熊師傅Gloria，產生更不一樣的文學與城市的牽繫，在最不可能的角落，與西西在我城小奏一曲。至於每位嘉賓的訪問地點，更是一洗一般訪問片的模糊平板，逐一將受訪者拉進我城不同角落，形成一種較為流動開放的觀與看。藉着重心錯置的擺位、進退維谷的焦點、挑戰常規的畫面、推移的鏡頭，有意無意的質問：誰擁有評論文學的資格？誰在說誰在聽？聽聞陳果在後期剪接時，幾經掙扎才得以守住奇形怪狀的嘉賓訪談畫面，「就是不要那麼漂亮」可是一種態度？
戲謔之外，回望自身的斑駁
文學電影除了捕捉作家的生活、剪輯嘉賓的訪談之外，還以不同的媒介呈現文學作品，諸如動畫、舞台劇、繪畫等。常見的手法便是選取一段文本，由演員做出來，而另一方式則是為文本配以相應的畫面，即是文字說到海便見海，說到樹便見樹。在電影《我城》，陳果揉合兩者，選擇了一個更創意溢然的表達方法：以西西手製的熊公仔為人物，演出她們「母親」的文學作品，如《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哀悼乳房》等。
觀看《我城》時，偶有兩隻大公仔閃過鏡頭，行過日常街角，一是粉紅熊（長頸女子）、一是白頭熊（阮咸），非常搶鏡，但也教人不解。兩熊選自西西創意極高、難以歸類的作品《縫熊誌》，頑皮的陳果來了一個活演版，並給他們導戲，演出了《像》結尾夏給女主角送花的一幕，明明悲傷的訣別因兩熊過於卡通的外形，一下子變得詼諧起來，顛覆了經典原著的細膩玫麗，教人又好氣又好笑。這文本互涉打破了單一文本、線性閱讀的慣例，所有的「正文」都可以成為「正文」的「正文」，新的融匯交流得以產生。兩隻熊之間的情感交流不正正呼應了《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裏的不可能，及西西對動物的關懷與痛惜嗎？
白頭熊（阮咸）更演出了教人難忘的一幕：來到一個櫥窗之外，舉頭相見一個粉紅色的模特兒，身穿單罩胸圍，亭亭的站在那裏，不垂頭喪氣，失去與缺憾如此赤裸裸的坦露在空氣之中，充滿隱喻性，既回望了西西生命之中的匱乏不安，也撫慰了女性難以跨越的創痛。這種處理手法再次挑戰觀眾的思維，孰真孰假，混和了語言書寫、文本想像與影像真實，極具黑色幽默，為導演及團隊的演出留下了伏線。
文學電影不只是紀錄片，在虛構與紀實之間，難以畫出一條清楚的線。紀錄西西的同時，我認為導演有意無意的挪用了西西《我城》筆下阿果的身份，涉進電影中與作者直接交流。電影以陳果調動工作人員時的畫外音作開首，拍攝西西打電話叫外賣的過程，隱喻了電影及文學之中文本與作者的角力──故事有它自己的生命力及發展，作者左右不得。與西西談寫信往事、舊時影評、乳癌感悟，與董啟章談阿果／自己，至最後化身成一隻蜜蜂，與團隊構造大自然仙靈的場面。鏡頭自西西開始，一直往後拉開，西西、雲雨、蜜蜂、太陽、樹精、
花仙、地球人、白頭熊，有着作者最愛的一切，從真實拖進至奇幻異想中──過程除了愉悅之外，也展現了一個文學作者的抽象思維。郭先生評道「但如果這代表了陳果對魔幻和童趣的理解，就真成了嘻嘻哈哈，根本誤會了西西」，不正是與部分人認為西西作品並未觸及生存核心、只寫俏皮東西的誤解，如出一轍嗎？
斷裂細碎，盤根錯落的開展
西西、陳果與香港正是電影《我城》的三個支點。如果西西的《我城》鮮明的確立了香港城市與文學的主體意識，點出香港文學沒有國籍只有城籍的特徵，那麼，電影所呈現的後殖民香港，則更為迂迴複雜。這城市，在文字與影像兩種媒介之中，都是以拼貼、折衷、多樣化的方式出現，一如它的命運及歷史。若西西以年青人的聲音描繪了七十年代的香港，那麼，電影便以黑白畫面、微縮模型及回歸後境況續寫我城。
我們知道西西曾經以眾多的譬喻書寫過香港：遷徙的候鳥、奇異的浮城、肥土鎮、灰姑娘、沒決定權的小孩及充滿魔法的飛氈。而陳果交出來的電影作品，也一再嘗試呈現這樣異質的香港。在四五十年代，《候鳥》中西西與家人自上海遷來，電影則以舊時香港的新聞片段反覆觀看那時代的艱難與貧困、把一切戰爭與墮落置在轟轟的火車之後。及後，七十年代《我城》的經濟與想望，庶民風情在微縮模型之中得到充分的呈現，麻將、巴士站、公園、報紙檔等日常生活所構成的風景一直是西西所好奇的事物。《美麗大廈》以一幢大廈的眼睛看土瓜灣，電影則以消逝的九龍城機場及飛過頭頂的飛機喚起眾人的記憶；及至八九十年代，《飛氈》與《哀悼乳房》面對命運及回歸的種種未知前途，電影以國旗的更替、銀弊的置換，旁敲回歸的惘惑；千禧年後，《白髮阿蛾》被死亡的陰影籠罩，影像刞以西西軟弱的肉體、不息的志趣、被自由行擋着回家的路相呼應，直至近年一系列政治議題，年青人上台高呼自由意志，命運自主。斷裂的片段歸納出城市一路走來的朦朧印象，西西筆下的香港問題如「身份」、「歸根」、「代際」、「去向」仍是今天的香港問題。
電影《我城》於2012年啓拍，並在往後不斷的城市運動之中增增補補，經歷兩年的剪輯，最後濃縮成現今120小時的版本，在浩瀚的毛片中理出脈絡、建立流暢如一的節奏及別樹一幟的敘事風格，相信不是一句「求其」可胡混過去的。這類難以生利的文學電影，在功利為先的香港，沒有堅持獨立創作的不屈熱誠恐怕不會成事。
哀哀我城，悠悠我心
拍攝《我城》的是香港導演，所閱的是香港作家，現的是香港空間，可電影的資金卻是來自台灣，這是否反映出現今香港創作的窘境？狹迫的環境、愈見艱難的生活、一式一樣的市貌、資本龐斷的市場、氾濫的資訊、自我審查的可怕，猶如大山一座，擱在眼前。電影以偶爾倒退的畫面及跳脫的剪輯一再質問：時間一路向前，可我們所以為的城市發展，到底是往前抑或退後？
那幕地鐵車廂中各人自顧觀看手機的畫面，正正對應西西在《我城》中的質問：「對於這個城市，你是否不屑一顧？」
作者簡介：
倪文青，生於秋分，文創工作者，曾參與影視製作。閒時喜愛伏案爬格仔，部份作品散貼於屋企書櫃及床頭。致力對自己的不好沒所謂，並留住熱情。電郵： Ginniethequeencat@gmail.com
（信報二Ｏ一五年五月四日）
舒琪談陳果的《我城》
利申：我還未看陳果的《我城》。
但讀了多篇文章與臉書的貼文／留言、也問過幾個在電影節裏看過影片而又是我信任的朋友（包括畢業後與陳果共事過的同學），再加上我與陳果超過25年的認識與四度合作的經驗，我暫時的推論是：我覺得有部分作者是因為文學是他們的專長與領域，所以一切皆以文學為先，又因着西西的成就與地位，而很理所當然地把她置於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層面上，於是從這立場出發，邊個拍西西都會死，都會被看不順眼。
我只想提出一點：拍西西，陳果不選擇去拍她的文學，而去拍西西這個人，又或他怎樣看西西這個人，以至其他角度與切入點──先不理會他是否看得懂西西，或有否看得全西西──都完全是創作者的自由與權利（為什麼不可以呢？除非，除非製片方在拍攝前與他有過很清楚的協議，即影片一定要以西西的文學為重心。）據聞在電影節的映後談裏，他有說過他連一本西西也看不完。這可能會對尊崇西西的讀者構成不快。我第一次聽到也有這樣的即時反應。但後來細想，起碼，他誠實，他沒假裝。放鬆一點看，我不以為他對西西是不尊重的（否則他就不會特別為了電影而買西西的書看）。Knowing陳果，我會想像到這也是他習慣的一種幽默。不過，我也願意指出，他的這種幽默很多時都沒有真正的幽默效果，甚至很容易會給人誤會成輕佻、言不及義、吹水。但去到最後，最重要的還是影片本身的成績。
有文章指責他的拍攝團隊只有寥寥幾人、要西西「演戲」（其實只是一些走動），就滿不是味兒，覺得記錄片不是這樣子拍的。這只證明作者不懂電影（尤其是記錄片）。記錄片發展到今時今日，形式千變萬化，隨時可以糅合劇情片性質或元素。Attached的這篇文章，光就其表述而言，我隱約覺得作者應該掌握到影片的某些神髓。
不過我仍得強調，這只是我的臆測，因為我始終未看到影片。但對於陳果今番收到的批評，起碼在表面上，我是覺得對他不公的。
另：有部分批評者，則明顯地擺脫不掉他們對《紅Van》的反感，而對《我城》有了先入為主的偏見。我對《紅Van》也很失望（所以這次不存在我蓄意為陳果辯護的目的）。但以片論片，應是起碼的態度吧。
（舒琪臉書二Ｏ一五年五月五日）
郭梓祺
像他這樣的一個導演，其實是不適宜拍攝西西紀錄片的。上月底看《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陳果《我城》的首映，他在映後談的話使友人詫異。陳果說要跟西西道歉，拍完一整集，還未看完她任何一本小說，沒時間。我只想起《淮南子》的「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看完電影，我對他這不負責任的態度實不驚訝。聽他開場前出來笑說，今晚大家不是來看《紅Van二》，雖然很多人問他會否拍續集，已知不妙。有些觀眾在笑，但我的心中充滿隱憂──陳果一定以為大家都是因他進場的。
輕視受訪者
電影開頭拍攝西西在家中生活，還相安無事。鏡頭注視她的左手：洗米、按電掣、拿起電話叫外賣，因其右手已失活動能力，不便可想而知，而她本來還用右手提筆寫作。但到首次有作家出場談論西西著作，問題就來了，鏡頭運動多餘，構圖一次比一次嚇人。
拍攝陳智德和鄭樹森兩段，都機械而重複地倚仗推軌鏡頭。拍攝馬世芳時，攝影機不時搖晃，一度更退到樹蔭之後，遮擋他的臉龐。這種騷擾在拍攝謝曉虹時又再出現，場景是中文大學的天人合一亭，她面向左方說話，鏡頭的重心卻落在她身後數呎的水面，她只給壓在畫面的左下角。我覺得受訪者都被利用，陳果似不相信當人認真思考、妙問妙答時，表情變化可以很好看。我也懷疑他對談話的內容有多大興趣，抑或只擔心內容太正經，觀眾會悶，老想着如何移動鏡頭，看起來層出不窮。
輕視形式
輕視內容便賣弄形式，但反過來也是對形式的輕視，這是陳果拍攝西西最反諷之處。片中屢見手搖鏡頭、失焦再對焦、zoom in、時光倒流般的回帶片段，但用來無甚意義，更似只為方便，和免得平淡。陳果幾次把自己或拍攝隊伍用另一部機拍入戲中，又真為製造距離，對鏡頭自覺，還不過是自戀？
西西對藝術形式的自覺隱含於不同創作，林以亮於〈像西西這樣的一位小說家〉曾仔細分析，寫〈感冒〉如何引用古今詩歌一段尤精扼，文章末段即以「相體裁衣」為西西之創作原則，代價卻是易使人覺得欠缺風格。但簡單點，重視形式這特質亦見於西西幾篇對談，譬如在〈童話小說〉便由她的短篇〈玻璃鞋〉說起，關心的是九七期限，卻用童話來寫，何福仁歸納說：「用一種愉快的語調來寫，形式本身也是一種諷刺。」西西這樣回應：「我比較喜歡用喜劇的效果，不大喜歡悲哀抑鬱的手法。寫小說，我希望能提供讀者一樣東西：新內容，或者新手法。現在的情況是，當悲劇太多，而且都這樣寫，我就想寫得快樂些，即使人們會以為我只是寫嘻嘻哈哈俏皮的東西。」所以，西西創作的語調和形式，都是對傳統和慣例的掙扎後之選擇，正如她在片末解釋，自己如何從存在主義小說的沉重，過渡到羅蘭巴特強調的樂趣。
穿插在片中那些香港舊社會的模型雖然精緻，捕捉西西在船上赫見大公仔走過時的驚喜也好看，但如果這代表了陳果對魔幻和童趣的理解，就真成了嘻嘻哈哈，根本誤會了西西。
輕視研究
西西作品展現的「童趣」，每每建基於對世界的好奇，以及探問後的認真研究。舉些淺例，《剪貼冊》和《拼圖遊戲》看似順手拈來的遊戲文章，實是對中外文化和藝術謙卑學習後的厚積薄發。《縫熊志》關乎手藝之餘，也是對中國傳統服飾的另類探索。《猿猴志》不止是猿猴圖鑑，從西西與何福仁穿插書中的對談可見，她對生物、演化、人與猿猴的關係等關注是多巨大，又下過幾多功夫理清問題。只有這樣，問題才可愈問愈精細，愈問愈開心。放在寫作當然一樣，《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固為引介外國作家，但何嘗不是西西借力於一流作家的讀書筆記？跳脫多變的寫作風格不是從天而降的，也非單單「童趣」所能概括。
陳果又有這種好奇和虛心嗎？他在映後談說，拍片前不認識西西（在報章訪問則說讀過一本，不知孰是），是台灣片商找他，他才買西西的小說回家看，雖然拍完電影一本也未讀完。單是這點陳果已獨步天下，用行動和作品告訴我們，在香港做作家應得到多少尊重，香港的導演又有多尊重自己和行業。
何況西西的小說又不是《卡拉馬佐夫兄弟》，許迪鏘在戲中不就解釋過「素葉出版社」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為資金緊絀，只能出版只有聊聊「數頁」的書，陳果卻說西西的書太厚。他說要向西西道歉如果是真誠的，回答觀眾提問時，就不會輕佻說：「不用那麼深入也可以拍到紀錄片，拍土瓜灣，可以有多深啊？」沒研究自難深刻，勤奮一點就是，卻沒理由反過來擁抱淺薄。所以我覺得電影《我城》的部份意義，正是在反諷中建立的。
對人和主題的關懷
陳果似乎以做門外漢為榮，問題是紀錄片着重的，始終是對人或某主題的關懷。現在看來，陳果偶能呈現西西的幽默，譬如她說希望寫信給法國導演而學法文，但轉校三四次，卻永遠停留在一年班。戲中剪接亦間有妙處，例如說到宋淇找西西當編劇後，她才發現不懂寫對白，鏡頭一轉，便跳到1968年的《窗》中，西西寫給謝賢和蕭芳芳一段文藝得滑稽的對白。
但整體而言，電影未免流於表面，明顯的例子是提到西西患癌時，只問那是否她人生中最難過的階段。陳果預備好跟她談生死問題嗎？那也不一定要悲苦沉重，還可能引出文化藝術如何教人看待死亡，並舉古今電影為例，一起用「開麥拉眼」看世界，有更切實的交流，不也是自己長進的良機嗎？我知道說說容易，拍起來就麻煩得多；我也不是要求陳果做何福仁，只是期望這電影可多走幾步，畢竟《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可接觸到很多不認識西西的觀眾，對比同系列拍攝台灣作家的六集，或陳安琪充滿誠意的《三生三世聶華苓》，或舒琪難度甚高的《想像：易文》，陳果的《我城》無疑是教人可惜的。
我喜歡西西的散文多於小說，有時也覺得《我城》太便宜就給人借題發揮。但陳果既引之為電影命名，對此宜有回應或探問。西西《我城》的寫法是避開宏大的歷史敍事，用細碎和充滿想像的方法說故事。陳果固然不必步趨，但他又怎樣處理「我城」這主題呢？片中插播舊日新聞片段、七一遊行、反國民教育示威、渣打馬拉松等，都嫌拼湊和傾向討好觀眾，略因循，不見獨特的觸覺或關懷。
想起來，陳果的首部電影《香港製造》跟西西的〈玻璃鞋〉一樣，都在回應香港在九七易手前後的抑壓，聚焦在幾個青年身上，有股在沉默中爆發的蠻勁；《細佬祥》雖偶嫌生硬，也至少具時代意義。《榴槤飄飄》更是他較圓熟而稍被低估的電影。往日得到的回報或許不多，但時至今日，陳果不也因香港之名而薄得名利嗎，何不想想用更好的作品回饋香港？
「懶惰是不知道我的好處的」
瘂弦在片中說，西西的《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在八十年代登陸台灣後，「像我這樣的一個……」一度成了流行句式。《我城》拍完了，陳果也不妨想想「像我這樣的一個導演」，究竟意味什麼。西西不止有諧趣的一面，在廖偉棠《浮城述夢人》的訪問〈發明另一個地球〉中，她便有這段莊重的話：「我的理想讀者是，他要看過很多好小說，假如我那麼下功夫看這麼多小說自己再用心機寫出來，你要看我的小說也要勤奮一點，懶惰是不知道我的好處的。你隨便翻翻當故事看，但一本小說哪裏好呢？你就看不出來。你看那麼多垃圾小說是沒有用的。我對讀者要求很高，如果你什麼都不懂你就看《白髮阿娥》吧。」希望陳果能先讀完這本。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像我這樣的一個觀眾看《我城》）
（作者：郭梓祺，明報星期日生活寫手。）
（原刊明報，評台轉貼二Ｏ一五年四月十三日）
像我這樣的一個觀眾看《我城》
倪文青
（編按：收到讀者投稿，回應早前《像我這樣的一個導演──《我城》》一文。此文頗有可讀之處，特刊於LJ網站。）
就四月十二日《星期日明報》郭梓祺先生《像我這樣的一個導演──《我城》》一文，直指導演陳果不負責任，期望以作品論作品，拙筆寫下個人觀後感，以作討論。
台灣文學電影系列《他們在島嶼寫作I》主理人陳傳興及其團隊，促成了兩個不斷在創作之中反覆思考城市命運的人，走在一起，不說崇拜，各以擅長的語言，回應香港這樣的一個異托邦。如果，西西藉着她的小說《我城》的人物阿果等的惶惑與想像，建立了一個充滿主體意識的香港，那麼，沿着時間一來一往的回剎，阿果以電影《我城》交出了後殖民的香港之外，拍着拍着，還把自己拍到作品之中，反過來捕捉作者的大半生。就這兩方面而言，光影幢幢之間，我看到一個導演極富後現代色彩的視覺，超越了文學電影難以超越的禁境──對文學大師的仰望。若只是要看西西的話，或許那些香港文學殿堂作品已經足夠（更甚而西西的作品亦並不代表西西本人的全部），文學電影之難得難做，在於以影像呈現幾近不可呈現的文字，就此，我就是想看陳果的導演技法。
掙脫美學，呈現真實的語言
與《他們在島嶼寫作I》及香港電台後來製作的《華人作家系列》不同，陳果的《我城》掙脫了文學影像的美學設定──並不過於精緻、唯美、婉雅，以致呈現出來的時、地、人特別活潑。那種活潑是只有這樣的西西、這樣的陳果、這樣的團隊、這樣的香港才能衍生出來。
文字與影像的張力，恰恰反映在作家與導演之間的權力關係。面對素常置於文字之後、文學成就極高的西西，鏡頭本身已是一種入侵，一下子還要把沉澱已久的人生哲思對着陌生人說出來，格外不自然（況且她已經把這些寫過出來），陳果與西西於是生出了一個默契──這事不是拍、不是說、不是表演，而是遊戲！有時候是陳果帶着西西玩，遊郊野、乘渡輪、逛商場、探猿候；有時候是西西帶着陳果玩，遊土瓜灣、造熊仔、訪模型、見友人，你逗我哄，你追我逐，展現出真實人生的平常安穩。那個夏天，在無數的柔美時光（Magic Hour）之中[1]，鏡頭捕捉了西西單純調皮的個性、古今中外的視野、歷練生命的堅毅及真情流露的動人，一一呼應着她的作品種類，立體而燦爛。既切合文字之中的西西，又跳脫想像之中的西西，沒有戲劇性的事故、沒有生死大詰問，卻單單是她的存在便使人感動，作者與作品的關聯似有還無，豈不就破除了作者的權威？
在電影中，受訪嘉賓的重要性，在於評論、側影、呼應西西的文學作品，表現出她在華文世界的影響力，從而具體地織出「我城」──如果文學是我們彼此身上的記認。好朋友如鄭樹森、許迪鏘；同代人瘂弦、羅卡、董啟章；中生代陳滅、謝曉虹、潘國靈；內地作家莫言、艾曉明教授；台灣的洪範出版社、馬世芳等等，不單提出了對西西作品的個人看法，畫面也顯示了他們各自人生的所成。董啟章在劇場、陳滅喜歡詩樂、謝曉虹在中大教書等等，一個又一個獨立的個體。
最為難得的是，除了具名聲的人物外，電影還揀選了數個尋常大眾：活字印刷的關先生、照相館的陳先生、改編《奧林匹斯》作短片的男生及西西的熊師傅Gloria，產生更不一樣的文學與城市的牽繫，在最不可能的角落，與西西在我城小奏一曲。至於每位嘉賓的訪問地點，更是一洗一般訪問片的模糊平板，逐一將受訪者拉進我城不同角落，形成一種較為流動開放的觀與看。藉着重心錯置的擺位、進退維谷的焦點、挑戰常規的畫面、推移的鏡頭，有意無意的質問：誰擁有評論文學的資格？誰在說誰在聽？聽聞陳果在後期剪接時，幾經掙扎才得以守住奇形怪狀的嘉賓訪談畫面，「就是不要那麼漂亮」可是一種態度？
戲謔之外，回望自身的斑駁
文學電影除了捕捉作家的生活、剪輯嘉賓的訪談之外，還以不同的媒介呈現文學作品，諸如動畫、舞台劇、繪畫等。常見的手法便是選取一段文本，由演員做出來，而另一方式則是為文本配以相應的畫面，即是文字說到海便見海，說到樹便見樹。在電影《我城》，陳果揉合兩者，選擇了一個更創意溢然的表達方法：以西西手製的熊公仔為人物，演出她們「母親」的文學作品，如《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哀悼乳房》等。
觀看《我城》時，偶有兩隻大公仔閃過鏡頭，行過日常街角，一是粉紅熊（長頸女子）、一是白頭熊（阮咸），非常搶鏡，但也教人不解。兩熊選自西西創意極高、難以歸類的作品《縫熊誌》，頑皮的陳果來了一個活演版，並給他們導戲，演出了《像》結尾夏給女主角送花的一幕，明明悲傷的訣別因兩熊過於卡通的外形，一下子變得詼諧起來，顛覆了經典原著的細膩玫麗，教人又好氣又好笑。這文本互涉打破了單一文本、線性閱讀的慣例，所有的「正文」都可以成為「正文」的「正文」，新的融匯交流得以產生。兩隻熊之間的情感交流不正正呼應了《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裏的不可能，及西西對動物的關懷與痛惜嗎？
白頭熊（阮咸）更演出了教人難忘的一幕：來到一個櫥窗之外，舉頭相見一個粉紅色的模特兒，身穿單罩胸圍，亭亭的站在那裏，不垂頭喪氣，失去與缺憾如此赤裸裸的坦露在空氣之中，充滿隱喻性，既回望了西西生命之中的匱乏不安，也撫慰了女性難以跨越的創痛。這種處理手法再次挑戰觀眾的思維，孰真孰假，混和了語言書寫、文本想像與影像真實，極具黑色幽默，為導演及團隊的演出留下了伏線。
文學電影不只是紀錄片，在虛構與紀實之間，難以畫出一條清楚的線。紀錄西西的同時，我認為導演有意無意的挪用了西西《我城》筆下阿果的身份，涉進電影中與作者直接交流。電影以陳果調動工作人員時的畫外音作開首，拍攝西西打電話叫外賣的過程，隱喻了電影及文學之中文本與作者的角力──故事有它自己的生命力及發展，作者左右不得。與西西談寫信往事、舊時影評、乳癌感悟，與董啟章談阿果／自己，至最後化身成一隻蜜蜂，與團隊構造大自然仙靈的場面。鏡頭自西西開始，一直往後拉開，西西、雲雨、蜜蜂、太陽、樹精、
花仙、地球人、白頭熊，有着作者最愛的一切，從真實拖進至奇幻異想中──過程除了愉悅之外，也展現了一個文學作者的抽象思維。郭先生評道「但如果這代表了陳果對魔幻和童趣的理解，就真成了嘻嘻哈哈，根本誤會了西西」，不正是與部分人認為西西作品並未觸及生存核心、只寫俏皮東西的誤解，如出一轍嗎？
斷裂細碎，盤根錯落的開展
西西、陳果與香港正是電影《我城》的三個支點。如果西西的《我城》鮮明的確立了香港城市與文學的主體意識，點出香港文學沒有國籍只有城籍的特徵，那麼，電影所呈現的後殖民香港，則更為迂迴複雜。這城市，在文字與影像兩種媒介之中，都是以拼貼、折衷、多樣化的方式出現，一如它的命運及歷史。若西西以年青人的聲音描繪了七十年代的香港，那麼，電影便以黑白畫面、微縮模型及回歸後境況續寫我城。
我們知道西西曾經以眾多的譬喻書寫過香港：遷徙的候鳥、奇異的浮城、肥土鎮、灰姑娘、沒決定權的小孩及充滿魔法的飛氈。而陳果交出來的電影作品，也一再嘗試呈現這樣異質的香港。在四五十年代，《候鳥》中西西與家人自上海遷來，電影則以舊時香港的新聞片段反覆觀看那時代的艱難與貧困、把一切戰爭與墮落置在轟轟的火車之後。及後，七十年代《我城》的經濟與想望，庶民風情在微縮模型之中得到充分的呈現，麻將、巴士站、公園、報紙檔等日常生活所構成的風景一直是西西所好奇的事物。《美麗大廈》以一幢大廈的眼睛看土瓜灣，電影則以消逝的九龍城機場及飛過頭頂的飛機喚起眾人的記憶；及至八九十年代，《飛氈》與《哀悼乳房》面對命運及回歸的種種未知前途，電影以國旗的更替、銀弊的置換，旁敲回歸的惘惑；千禧年後，《白髮阿蛾》被死亡的陰影籠罩，影像刞以西西軟弱的肉體、不息的志趣、被自由行擋着回家的路相呼應，直至近年一系列政治議題，年青人上台高呼自由意志，命運自主。斷裂的片段歸納出城市一路走來的朦朧印象，西西筆下的香港問題如「身份」、「歸根」、「代際」、「去向」仍是今天的香港問題。
電影《我城》於2012年啓拍，並在往後不斷的城市運動之中增增補補，經歷兩年的剪輯，最後濃縮成現今120小時的版本，在浩瀚的毛片中理出脈絡、建立流暢如一的節奏及別樹一幟的敘事風格，相信不是一句「求其」可胡混過去的。這類難以生利的文學電影，在功利為先的香港，沒有堅持獨立創作的不屈熱誠恐怕不會成事。
哀哀我城，悠悠我心
拍攝《我城》的是香港導演，所閱的是香港作家，現的是香港空間，可電影的資金卻是來自台灣，這是否反映出現今香港創作的窘境？狹迫的環境、愈見艱難的生活、一式一樣的市貌、資本龐斷的市場、氾濫的資訊、自我審查的可怕，猶如大山一座，擱在眼前。電影以偶爾倒退的畫面及跳脫的剪輯一再質問：時間一路向前，可我們所以為的城市發展，到底是往前抑或退後？
那幕地鐵車廂中各人自顧觀看手機的畫面，正正對應西西在《我城》中的質問：「對於這個城市，你是否不屑一顧？」
作者簡介：
倪文青，生於秋分，文創工作者，曾參與影視製作。閒時喜愛伏案爬格仔，部份作品散貼於屋企書櫃及床頭。致力對自己的不好沒所謂，並留住熱情。電郵： Ginniethequeencat@gmail.com
（信報二Ｏ一五年五月四日）
舒琪談陳果的《我城》
利申：我還未看陳果的《我城》。
但讀了多篇文章與臉書的貼文／留言、也問過幾個在電影節裏看過影片而又是我信任的朋友（包括畢業後與陳果共事過的同學），再加上我與陳果超過25年的認識與四度合作的經驗，我暫時的推論是：我覺得有部分作者是因為文學是他們的專長與領域，所以一切皆以文學為先，又因着西西的成就與地位，而很理所當然地把她置於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層面上，於是從這立場出發，邊個拍西西都會死，都會被看不順眼。
我只想提出一點：拍西西，陳果不選擇去拍她的文學，而去拍西西這個人，又或他怎樣看西西這個人，以至其他角度與切入點──先不理會他是否看得懂西西，或有否看得全西西──都完全是創作者的自由與權利（為什麼不可以呢？除非，除非製片方在拍攝前與他有過很清楚的協議，即影片一定要以西西的文學為重心。）據聞在電影節的映後談裏，他有說過他連一本西西也看不完。這可能會對尊崇西西的讀者構成不快。我第一次聽到也有這樣的即時反應。但後來細想，起碼，他誠實，他沒假裝。放鬆一點看，我不以為他對西西是不尊重的（否則他就不會特別為了電影而買西西的書看）。Knowing陳果，我會想像到這也是他習慣的一種幽默。不過，我也願意指出，他的這種幽默很多時都沒有真正的幽默效果，甚至很容易會給人誤會成輕佻、言不及義、吹水。但去到最後，最重要的還是影片本身的成績。
有文章指責他的拍攝團隊只有寥寥幾人、要西西「演戲」（其實只是一些走動），就滿不是味兒，覺得記錄片不是這樣子拍的。這只證明作者不懂電影（尤其是記錄片）。記錄片發展到今時今日，形式千變萬化，隨時可以糅合劇情片性質或元素。Attached的這篇文章，光就其表述而言，我隱約覺得作者應該掌握到影片的某些神髓。
不過我仍得強調，這只是我的臆測，因為我始終未看到影片。但對於陳果今番收到的批評，起碼在表面上，我是覺得對他不公的。
另：有部分批評者，則明顯地擺脫不掉他們對《紅Van》的反感，而對《我城》有了先入為主的偏見。我對《紅Van》也很失望（所以這次不存在我蓄意為陳果辯護的目的）。但以片論片，應是起碼的態度吧。
（舒琪臉書二Ｏ一五年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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