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中我開始學習寫作，投籃多了，總有一些刊登出來。
寫新詩是受了冰心的《繁星》和《春水》影響，五六行短詩淺白易明，詞藻華美，跟着又讀到溫乃堅的新詩，遂仿效他們用雁影這筆名發表了十幾輯短詩，愛上寫詩就是這樣開始。
機緣巧合認識了許定銘，不久更加入他發起的藍馬現代文學社，直至文社漸漸式微，藍馬的招牌被我拿去做出版社，第一本書是我的散文集「但雲是沈默的」，第二本是羅少文的「絕響」，跟着是野農的「婚宴」。事隔十幾年後覊魂於八七年出版詩集「趁風未起時」。
七十年代初可以說是我生命的轉捩點，差不多同一時間很多事情齊齊發生，電台有人找我寫講播稿，台灣回來的何步正給我在明晩開了個專欄，同期創辦了第一個傷殘人士獨立行政的非某利機構，──「傷殘青年恊會」。
不久開始與友人踏上創業之路⋯⋯三個青年小伙子，一個喜歡音樂，兩個愛書，於是在新都戲院商場開了間賣書兼賣唱片的音樂書屋，不夠半年，因為不善經營便光榮結業。
鉛字粒還是排版主流的時候，日本人發明的打字機與柯式的出現，把印刷業來個翻天覆地大變天，從此諾大的字房便被一張小小寫字枱所取替。
遇上中文打字讓殘疾人士得到一份工作，是排版和印刷選擇了我們，不是我們選擇了印刷，沒料到一幹就是幾十年，成了終生職業，沒有喜不喜歡，像上一代的盲婚啞嫁。
在灣仔昌業大廈是我活得最風流快活的日子，洪朝宗的「時代青年月刊」是藍馬柯式印刷公司承印，無異這雜誌提供了一個很大的發表空間給我，最初是把稿件寄去明愛中心給他，審批過連同其他稿件才拿來排版，排好就付梓。我的稿後來他不看了，說拿來拿去覺得麻煩，我愛怎樣畫版隨我意。
當年很多文友的刊物都拿來給我們排印，焚風詩社第一期柯式刊物是我畫版，兩條粗黑綫中央夾着「焚風」兩個大大的行書是胡玉庭手筆！這破格設計吳萱人每次提起就豎起大拇指！
給他人作嫁衣裳，往往比臨淵羨魚來得更真實，那些年新詩、散文小說甚麼都寫，偶爾也寫書評電影。化了很多筆名，分別用於不同類別的文章，慢慢就覺得對自己名字要負點責任，想到往後寫甚麼，不是比怎樣寫更重要麽？
自始覺得甚麽都寫很無聊。
有時工作累了，會問自己在紙張和油墨中打滾，有甚麼抱負呢？簡單的答案：只希望來到這世界，不要給別人帶來負累就夠了。
作為生意文化人，在銅臭和文字間打滾，沒有别人想像中的矛盾；如果醉生夢死都可以丟下，還有甚麼在乎？曾跟朋友說印刷比爬格仔實際，合乎經濟效益。
我不甘心不是寫過甚麼？在我來說，活着才明白創作是一種態度，做人有多誠懇或者就是我所追求的終極意義。
七十年代末工作愈來愈繁重，不僅僅不寫，更不聞不問，一停就是二十幾年。掇筆只是求生的需要，算不上找到甚麼存在價值。
復筆之後，希望認識我的人早已忘記了我，不認識我的就把我當新人吧！
（這段影片內的示範員，我們見到那穿着筆挺西服的男子，記得就是當年賣台灣造的中文打字機的張老闆，他是one man co.。那年代借貸不容易，他卻給我們做了私人分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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