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牧先生是香港著名的作家、旅行家、樂評人、古董收藏家，也是本社出版《音樂家與音樂欣賞》一書作者。
三十多年前，西方古典音樂在香港遠遠不及現在普及，香港樂迷也鮮有機會現場欣賞到最頂尖的演奏。早在六十年代便去遍歐洲各音樂廳和歌劇院的黃先生，卻通過生動的文字，為香港樂迷介紹只能通過唱片認識的音樂巨匠；他的種種音樂故事，更是現今一兩代樂評人（包括邵頌雄、朱振威、路德維等）年輕時的啓蒙音樂讀物。
本社對黃牧先生辭世，深表哀悼。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黃牧 ＃古鎮煌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臉書專頁2021年1月26日）
朱振威：悼黃牧
早陣子與友人才在一家舊書店重遇黃牧那本三十多年前由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的《音樂家與音樂欣賞》，登時打算買下（許多朋友應該聽過我一次又一次提及此書，但我其實從未擁有）。念頭一轉，還是放下：我希望這本書留在書店遇上另一位有緣人，這樣才能多啟發一位愛樂者，就如當年的我。
回想初中時候，最愛到圖書館亂借書消磨時間，一次隨手借到黃牧《音樂家與音樂欣賞》，因而發現了馬勒，之後還按著他書後的曲目推介清單逐首名作試聽，又狼吞虎嚥他在明窗的三本樂評結集。黃牧的文字啟發我愛上古典音樂，還膽大包天立志以音樂為職業，可幸今天算是夢想成真（以「音樂為職業」有很多層次，不一定偉大，可以如我此刻卑微）。
黃牧《音樂家與音樂欣賞》
儘管近年算是在社交媒體結識了黃牧，除了剛加進朋友名單時自我介紹說了那段機緣（我也忘了他怎樣回應－－還是已讀不回？），之後也不敢隨便攀談，安於「黃牧是我的Facebook好友」而暗自竊喜，在他面前我的確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小書迷啊！有時也會想，哪天可以邀請他看我的音樂會？可惜他不住在香港，而我的演出他又可會看得上眼？於是這小小心願就一直只放在心裡，奢想某日時來運到而隨緣實現。
可是，這心願已不可能成真了。
謝謝你，黃牧老師──這句「老師」，不是今時今日隨俗的廉價稱呼，你可是當之無愧！
願你安息。
（《立場新聞》2021年1月26日）
（邵頌雄臉書2021年1月26日）
陶傑：一代怪人
最近幾年只與他在郵輪見面。他說從不在郵輪單獨與任何人用餐，除了我。於是在瑪麗皇后號的Grill Room，他告訴我近年專研芭蕾舞：聖彼得堡、倫敦、巴黎、紐約，看了上百場。
因為對上一次，我與他討論馬勒第八交響曲，由於鑒賞的角度略有出入，鬧得不甚愉快。他喋喋不休的指責紐約某交響樂團之名指揮如何在第八的第二部開頭指錯了一個小段。我說：Look，Albert，你聽音樂，非常專業， Perfect，但你用一個股壇精算師查看一家上市公司的帳目報表的Bean-counting目光對待一場演奏，也就是說，你用腦袋去分析馬勒，但我用心來聽古典音樂。聽馬勒第八，心潮澎湃，我在音符的海洋中只看見浮士德對上帝的背叛、無政府主義的興起、下接威瑪共和國出場的華麗的系列整體，而不是個別樂段轉折時不同指揮家的operational technicalities。
因此我告訴Albert：我聽第二部之後會為馬勒流淚，但是你聽之後會為那個指揮感到憤慨，Nothing wrong，但彼此層次不同。他聽了無話。
至於芭蕾舞那一次，我對Albert 說，我承認對芭蕾舞認識粗淺，但我認為俄國的芭蕾舞比起法國，基本上不會Fouettés。雖然意大利的塞卓提（Enrico Cecchetti）開一代男舞蹈員少林寺風氣之先，連共黨時代的雷里耶夫也盡得真傳，但天鵝湖那段著名的三十二轉身獨舞，我看過皇家芭蕾舞團之後，再看基洛夫，總覺得像嘗過四十年代末廣州麥奀記雲吞麵之後，九十年代香港任何一家雲吞麵無法下嚥。
You see what I mean Albert，雖然引述天鵝湖，像在卡拉OK點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對不起，實在太過cliché。
我說。郵輪上那頓飯他吃得很高興。我終於令他信服，他沒有選錯，我是在郵輪上唯一值得他邀請與他獨膳的亞洲人。I was worth the honour。
（《蘋果日報》2021年1月27日）
（沈西城臉書2021年1月28日）
路德維：懷念黃牧先生
我的朋友黃牧先生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於北京走了，享年八十二歲。
這個時代了，還有人用「忘年交」這種稱呼嗎？反正社會不用，可能因為再沒「忘年交」這回事。
他不用，我也不用，雖然他辭世時年紀比我大上一倍也不止。
認識 Albert，是近數年的事情，雖然其實我自小便認識他。我父親喜愛西洋古典音樂；我念初中時，一天他拿着一本小書下班回家，題為《音樂家與音樂欣賞》。受到父親每天播放音樂的啟發，我也爭着要讀，結果我愛不釋手。長大後有機會勉強步了 Albert 的後塵，拚命在香港在海外欣賞音樂會，也隨意寫了些文章。約十年前在香港書展中中文大學出版社的攤檔見到這部書的再版，高興得不得了：老朋友重逢嘛。
又隔了數年，朋友邵頌雄自加拿大訪港，說 Albert 正好也在，要介紹我們認識一下。結果我捧着再版書赴約，討了不多不少的四個字：
路兄
黃牧
真可愛，都是筆名。
Albert 是個見面很隨緣的人；之後跟他的交往，主要是電郵聊音樂。每天都在路上的他（是的，他是個一年十一個月都在旅遊的作家），突然會來一句：「我正在香港轉機，今天晚上十時半跟幾位朋友──其中一位你熟悉的──在灣仔三六九飯店吃宵夜，你有空便過來吧。」之後又會補一句：「從你的書中得知你住大埔。如是者請不要感到有壓力赴約：你那麼晚回去不方便的。我四月初可能會再路過。」
豈敢沒空。他知道我每年都會花時間在德國柏林，不時問我柏林的音樂會節目，也當然會來句「你在不在？」。多次沒碰上，但「遙控」為他帶路到柏林愛樂樂團森林音樂會偏遠之場地之後，他又會電郵來一句「柏林先生，您可跟我上上課、說說森林舞台的擴音處理嗎？」四海為家的 Albert 不在外時，家在北京。二O一六年底我去柏林，在北京轉機，他竟然在家。「去柏林在京轉機」立即是我們的共通話題：其時柏林並沒有真正的國際機場；從香港到柏林，大多會在歐洲轉機，因為自東亞出發的航班，只有海南航空用 A330 航機執行的北京航線。但在北京轉機一則便宜，二則容許我造訪那時已十多年沒到過的北京。我當然是班門弄斧：他不厭其煩地教導我如何利用「第五航權」買便宜機票。
我從香港到北京，是為了去柏林；一周後他自北京出發，不知經什麼城市，也到柏林去了──但只是為了轉機到美國坐郵輪。再隔了兩周，他在邁阿密跟我發電郵，說明天早上重到柏林，囑咐我晚上在德意志歌劇院門口等他。聽樂聽了五十多年的他，聽樂跟見朋友一樣隨緣，跑到哪兒聽到哪兒，不會為出席某場演出而遷就行程──除非是理察．史特勞斯的歌劇。在北京吃飯時，他突然來了句「你去柏林嗎？我下月也去。我想聽《莎樂美》；德意志歌劇院第某某行（註：抱歉不公開我倆的秘密）位置最好，你來弄兩張票。」聽畢歌劇，我拉着這位快八十歲的老頭到我最喜歡的小館喝德國土酒至凌晨。因為他在倒時差（他有哪天不在倒時差？），所以狀態比我好多了。想不到的是，不過一個月，回程在北京又碰上了他。
之後每次到京，都必定問他在不；有幸又碰上了好幾次。也許我們投緣的原因，是因為都有點率性。二O一九年某周日到京，他建議去打邊爐。
黃：「那裏有一間海底撈，其名菜是別處吃不到的豬腦！因為此店生意太好，能否六點？恭候教益。」
路：「今悉膽固醇嚴重超標，豬腦可能不成了，甚憾。然地點時間皆可。」
黃：「我吃豬腦，您吃別的哈哈。羊肉牛肉等。豬腦膽固醇最高，我吃也是拚命的。哈哈，我禮拜六去吃豬腦，一個人吃四副，希望次日有命聆教。」
他卻不知道我的回答取巧。我膽固醇超標並不是謊話，但「豬腦可能不成」的真正原因是我不喜歡吃。結果我們到了他家附近的一所大連海鮮店；他說平靚正，並帶上了一瓶他開餐館時自己訂製、招子上有他蓋章的紅酒來逗我。「酒已過期，但一笑。」
去年年初，疫情剛剛爆發，我們剛巧都在外國，故互相幫助、通報了最新情況；不久他卻來短信，說自己得了重病。最後一次跟他見面，不到三個月前。當時他的身體狀況已經不妙，但仍跑到那所大連海鮮店跟我吃午餐，雖然他沒吃什麼。他問我，待疫情過去之後，可有興趣和他坐郵輪到長江三峽？又說疫情底下可沒有音樂會和歌劇聽了，期待身體恢復後去聽理察．史特勞斯的歌劇，尤其是《隨想曲》（Capriccio）。我說，一定，一定。
這是我一生吃過最難受的一頓飯。但認識古鎮煌（他的另一筆名──他自嘲曾投資不利、「股（票）鎮（懾）黃（牧）」，我還歷歷在目），卻又知道最會生活的他，隨時又可能好起來的；最少這是我心底裏的願望。他仙遊的那天，上午還看到他在微信朋友圈中發照片：一輪郵船。怎料晚上遠在多倫多的頌雄突然告知噩耗。
我呆了好一會之後，自書架取下那本簽了名的小書，把《理察．史特勞斯的黃昏》一章看了一遍，點了一支爉燭，播上了該章介紹的《最後四首歌》。
（《香港文匯報》2021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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