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介明
事情也真巧。1月1日，收拾舊東西，在一個文件夾內找到許多在英國留學時期的書信來往，其中一封字迹特別容易辨認的，來自司徒華先生。1月2日就傳來司徒華先生離世的消息。
我認識華叔，是因為反對「中三淘汰試」。時為1975年，麥理浩的港英政府發奮建設香港，其中四大項目之一就是發展中等教育。1973、1974年雖連續推出發展初中教育的《綠皮書》（供徵詢的草案）和《白皮書》（供實施的定案），但是高中的目標入學率仍然限制在60%，因此完成中三課程後，設一個篩選的考試，淘汰40%的學生；這個試，稱為「中三淘汰試」。
風雨中成立教協
香港於1971年剛好普及小學教育，羣眾普遍覺得中學發展的速度太慢，因此羣起反對設立這個「中三淘汰試」；在短短的幾個月裏面，就集合了六十多個教育團體，聯名反對「中三淘汰試」。
現在經過傳媒反覆報道，大家都知道司徒華的教協（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是1973年經歷「文憑教師薪酬事件」而成立的；之後，成立的教育團體如雨後春筍。當年那六十多個團體，「上」有代表「僱方」的辦學團體，「下」有代表僱員的各類教師職工會；「右」有代表台灣系學校的私立中文中學聯會和私立中英文學校協會，「左」有當時的「愛國學校」（不過還沒有組織）。我當時代表英文私立學校聯會（簡稱「私校聯會」，我當義務秘書），因為不在「上」、不在「下」，不靠右，也不靠左，因此當了主席。
當時的形勢，教協已經是教育團體的龍頭，主要是因為它組織性比較強，而且有一個團隊。雖然職工會難免要維護會員的權益，但是與其他職工會不一樣，教協也關心教育的整體發展。也許是因為如此，教協的名字裏面，就有「教育專業人員」的字眼。
現在回頭看，七十年代是香港非常重要的年代。一方面，港督麥理浩全方位建設現代社會，今天香港的教育、醫療、房屋、福利等，很多政策根基和基本概念，都可以溯源當年的政策。另一方面，香港的市民也開始嘗試擺脫殖民地心態，現實也迫使他們脫離過客心態，因此開始有了有組織的、有政治意圖的民間團體，當時叫做壓力團體，現在看來是公民社會的雛形。
掀開歷史新一頁
簡單來說，殖民地政府開始注意建設香港，而不是把香港純粹看成是大英帝國的遠東前哨；而民間也開始有了移民的第二代，他們把香港看成是自己的家，有了「權益」的概念，也有了「爭取」的意識。這一切，都彷彿是香港社會發展必然的兩個側面。這種社會形態，與五六十年代很不一樣，與戰前更是天淵之別。
司徒華和教協的成立，可以看成是那個時代的開始。73年之前，是香港小學教育大發展的年代。而香港發展基礎教育，官立學校（現在稱為政府學校）和津貼學校（現在稱為資助學校）佔大多數，因此形成了龐大的接受公帑的教師隊伍。這個隊伍，面對的是同一個僱主，也就是政府，因此政府在發展基礎教育的同時，也為自己建立了最龐大的集體對立面。73年的事件，讓香港人看到組織自己的可能性，是掀開了歷史新的一頁。從這個角度看，73年的文憑教師薪酬事件，遠遠超過教育界的範疇，也是歷史的必然。
不過，也要有像司徒華這樣的領袖人物。現在報章上都說他能夠「堅持」，即堅持原則，堅持理想。在現代社會，要「堅持」不容易，一要抵得住壓力，二要抵得住誘惑，三要抵得住自己的衰退。多少人在路上退下來了，但是我覺得，能夠「堅持」的人其實不少。
華叔的受尊敬，並不止於堅持，一是華叔有戰略眼光和策略思維。就拿教協來說，似乎一開始就不走舊式的工會模式。聽說教協開小賣部、賣禮餅卡、替會員辦汽車保險等等，開始的時候覺得很新奇，甚至覺得有點不務正業，但卻是令教協無後顧之憂的重要因素。
為書院結束灑淚
報上看到華叔的「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理論，我也親自聽過──會員權益是農業，會員福利是輕工業，教育政策的爭取是重工業（源於當時內地的「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掌握輕重、緩急、先後、取捨，是華叔的特長。
二是華叔有組織羣眾運動的魄力。就以七十年代幾乎連續不斷的運動來說，華叔的「抗爭」，不是一味的聲明、口號、遊行，而是很講究組織網絡，廣結同盟，以凝聚力量。有一次與他談起教協在教育界當盟主還是霸主的問題，他的思路非常清晰。也許因為如此，華叔周圍有一個非常團結的核心；有些朋友說笑，指有幾位核心人物連寫字的形態都有點像華叔的字。
三是華叔有教師的基本情性。我的同事陸慧英教授是華叔在雞寮當校長時的學生，她告訴我，華叔講故事是最動聽的。在她的同學收集的文集《難忘的溫馨往事》的前言裏面，華叔說：「我一直都是反對小學會考和升中試，爭取九年免費教育的。但任教時，則全力以赴，務求最好的成績。因為學生的絕大多數，都是基層貧苦子弟，倘若考不上獲派官津補中學，便要失學。」
1979年，我開辦的培元英文書院結束，大家都捨不得，主禮的嘉賓鄭明韜哭了，畢業生代表也哭了。李汝大事後寫信給我：「鄰座鐵漢如司徒華者，熱淚盈眶……」。我們的教師聽了無不動容。
1984年3月，我還在倫敦大學教育研究院念博士，還在「待業」。收到班邁（Alan Brimer）教授的郵柬，說我應聘成功，但只是三年加三年的短期合約。幾乎同時，當時中文大學的教育學院院長杜祖貽教授打來了長途電話，說知道港大聘了我，希望我考慮到中大，是永久性合約的「長工」。一時難以取捨，就寫信請教華叔。
文章開頭說的，就是華叔的回信。華叔在信中說：「關於中大與港大的抉擇，我的考慮角度與你有別。港大的雖然是短工，但六年也不算短了；而且六年後不續約而要『炒』的，看來先例極少，飯碗還是金屬的。至於中大教育學院，氣氛似乎較開放，與外界接觸較多，比港大的活躍。為香港未來的教育局面計，為港大添一滴心血，都是好的。所以，我的意見是捨中取港。」
■司徒華於84年寄予筆者信函的其中一頁 （作者提供照片）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七日《信報》）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