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stlavie
西西說過《我城》(1) 是她寫作上的分水嶺：
對我來說，《我城》是一個分水嶺，以往我寫的存在主義式的小說：〈東城故事〉、〈象是笨蛋〉、〈草圖〉等等，都相當灰色，結局或者主人翁發瘋了，或者死亡。一句話，生命沒有意義。這是當時的普遍想法。這小說不同，看事物抱持另一種態度，開朗多了，收結也充滿希望……所以素葉的「貧友」要弄出版，我就出這一本。「存在」的階段過去了，以後不想再寫那種東西了。（何福仁1983a：46）
的確，《我城》無論在人生觀照和寫作風格上，都和西西以往的作品很不相同，是她寫作生涯中的一個轉捩點，由此開出新的一頁，她以後的小說中很多的技巧，都可以在《我城》中找到雛型。論者皆指出《我城》情調開朗，充滿希望。我們很容易會把這種樂觀的態度聯繫上當時的社會背景。很多論者都指出七十年代香港「本土意識」逐漸形成：四十年代南來的難民，經過二十年的「旅港」、「僑港」生活，已經漸漸淡化了過客心態，在香港落地生根；(2) 戰後成長的一代，香港是他們生活經驗的主要甚至唯一來源，對這生於斯或者長於斯的地方，自然比上一代有更強的歸屬感；而香港政府經過六六、六七年兩次社會騷動後，驚覺過去殖民地管治任由港人自生自滅的「不干頇」政策，已經在社會上累積了極嚴重的不滿情緒與內部矛盾，於是不得不進行多方面的改革，銳意改善政府的形象，以穩住社會，維持有效的殖民管治；(3) 香港不同階層的人，面對六十年代末的社會危機，也開始意識到要維護艱苦經營得來的一點成果，必須保持社會穩定，一種本土社羣意識於是漸漸成形，再加上香港經濟經歷五、六十年代的多番挫折與摸索，配合各種機遇，終於在七十年代迅速發展起來，香港儼然成為一個生氣勃勃的城市。可以說《我城》的樂觀精神基本上與時代的氛圍吻合。
然而，曾有論者批評這種樂觀主義過於天真浪漫。今日從民族主義與後殖民論述角度看來，更有淡化殖民色彩、為殖民管治塗脂抹粉之嫌。西西是《中國學生周報》培育長大的一代，《周報》由美國為圍堵共產主義資助成立的友聯出版社出版，是五、六十年代本地不少青年作家的重要園地，影響深遠（鄭樹森1996），大體上其主導意識形態是文化民族主義，針對的是中國共產政權與本港左派，而不是殖民政府。(4) 《我城》其實相當貼近民生，對社會諸問題多所詰問反省，然而卻不是從批判殖民統治出發，這一方面是時代使然，另一方面大概與《周報》的薰陶不無關係。然而，這種樂觀的精神除了是時代氛圍與《周報》的影響外，我認為還有更重的因素，那是作家一種自覺的選擇，一種立場與信念的宣示，《我城》的樂觀別有懷抱。西西一再強調她喜歡童話，偏愛喜劇，喜歡麗亮的色彩，愛遊戲，於是讀者透過她的自白、對談以及其文友的描述看到的是一個愛玩跳飛機、俏皮、愉快、常懷童心的西西，在《我城》允晨版的序中，西西回顧十五年前舊事，說當時已遠離沙特、加謬，不愛他們的冷漠陰暗，而「決定寫個活潑的小說，就寫年輕的一代，寫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城，用他們的感覺去感覺，用他們的語言說話」（西西1989a：1），這一種風格上的重大轉變，不但如上所言是因為她要告別自己過去的存在主義時期，我以為更重要的是要與上一輩作家劃清界線，這上輩作家當以劉以鬯為作表。西西曾指出《我城》是應劉以鬯先生之邀而寫的（西西1989a：1），劉先生當時是《快報》副刊主編，早已是文壇大家，久享盛譽，而且他先後負責過多份報紙副刊的編務，對於推動文學創作和獎掖後進不遺餘力，對香港文壇的發展可謂舉足輕重（參黃繼持1991：390；梅子、易善明編1987)，西西坦言自己的許多作品得以刊登，實有賴多位編輯的勇氣與耐心，其中包括劉以鬯（西西1989a：2）。七十年代劉以鬯在香港文壇的地位既然重要若此，作為一個文壇後進，(5) 西西寫作時心裡自然放着這一個重要的參照。
劉以鬯早於一九六二年即以大量的內心獨白與意識流手法寫成了《酒徒》，當時是相當前衛富實驗性的，在文學的小圈子裡引起了很大的震撼，(6) 同時它也是一部批判現實的力作，對香港社會的資本主義商品文化使人文精神淪喪、文化淪落提出了嚴厲的指責，對光怪陸離的香港文壇批評得不留情面，對流行文學的批判尤其尖刻，在《酒徒》裡，香港社會簡直是一個罪惡淵藪，香港文壇烏煙瘴氣。事實上這看法在當時的知識分子──尤其南來知識分子──中相當普遍。了解這樣一種文化氛圍，我們便知道《我城》的樂觀與「故作天真」（王德威1991：241）實非偶然，她是針對像劉以鬯一類的上一代作家對社會的看法與寫作態度而寫《我城》的，(7) 因此當她九年後回顧《我城》的寫作時說：「一般小說都寫成年人，悲哀愁苦，扳起臉孔，寫十分嚴肅的問題……為甚麼不寫寫青年人的生活，活潑些，從他們的角度看問題呢？」（何福仁1983b：25），這動機就更清楚了，當她說當時的年青人「不肯認同、不肯依循上一輩的法則」（何福仁1983b：25）時，這實在也是她的自況：西西不認同的正是上一代文化人對香港社會、對文化、甚至對文學創作的種種看法，《我城》要宣告一個新時代已然來臨，一種新的世界觀，新的美學觀。
劉以鬯向以小說形式實驗見稱於時（黃繼持1991），在這方向上西西其實是有所繼承的，然而劉以鬯大體上服膺西方現代主義，西西則更鍾情於拉美大師；《酒徒》以現代主義技法寫成，並且繼承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道德良心與現代主義對現代社會的批判態度，《我城》則處處暗暗與此針鋒相對。相對於《酒徒》的主角對社會的主觀的道德主義批判，西西在《我城》裡力圖以一種「陌生化」的、抽離的角度，「呈現」城中的各種現象，並不遽下判斷。平心而論，《酒徒》所反映的很多的確是六十年代的社會現實，而《我城》所描寫的七十年代社會一樣面對各種各樣的危機，然而西西為了擺脫上一代對社會的負面看法，不惜放棄正面批評各種社會問題，甚至甘冒過於天真、過分樂觀的危險。
《酒徒》對社會的批判角度焦點其實相當集中──那基本上是一個中年男性知識分子的角度，主角指斥社會上各種荒唐醜陋的現實義正辭嚴，儼然一個道德判官，實質他自己也身陷其中沆瀣一氣，他字裡行間處處貶抑女性，其實益發暴露他只不過是現代社會中一個被象徵地「去勢」的男人，在經濟、社會地位、專業以致尊嚴上全面失守，(8) 儼然在現代商業社會中壯烈犧牲的一個現代主義悲劇英雄；《我城》則刻意不突出個人，表現羣相，甚至表現主體的零散化（羅貴祥1991：35），而且刻意平面，不深入挖掘人物心理，卻以大量物質的細節表現另一種「存在」──一種踏踏實實的物質性的存在，這是對《酒徒》高舉現代主義「探求人類內在真實」的美學觀的反撲，其別具一格的文字，無論是充滿童趣（關秀瓊1985；何福仁1988），抑或不夠清通（黃維樑1985），重要的是對小說的既有觀念與慣性閱讀的故意背離。劉以鬯視流行小說為害蟲毒素，商業產品低級趣味，毫無文學價值；西西對城市裡的流行文化態度則曖昧得多，一方面陌生化的手法可視為一種懷疑與保留的態度，另一方面也意味不願意遽下判斷，作家不再疾言厲色，不再是批判者、真理把持者，而是表述者、啟發思考者。
面對上一代作家的父權本質，西西沒有選擇從女性的角度反抗，《我城》基本上仍是男性的世界，(9) 然而這些男性已沒有《酒徒》中的那一種權威與霸氣，而且有點平庸瑣碎（這也是一種對「雄性」的改寫）。西西就以這些平庸瑣碎但積極進取的年青男性質疑父執輩高高在上的現代批判精神，以善意好奇的眼光看待這世界，處處在宣示這一代人跟上一代人的不同，前文本隱然可辨。如果《酒徒》宣示的是四、五十年代來港的落難文化人的文化精英心態，表達六十年代的現代主體對商業社會的怒吼，《我城》則以平庸的羣相表達對這個「又美麗又醜陋的城市」的熱愛，以七十年代的羣體對這一種現代主義的主體性提出質疑。個人英雄對抗商品大潮，最終難免沒頂之虞，《我城》暗示腳踏實地、羣策羣力可能是一葉扁舟。
《我城》這一種刻意反叛過去──個人的與時代的──，立意創新，成為西西日後創作的主要方向，由此確立了她別樹一幟的風格，走出一條截然不同的路道。(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釋：
(1)《我城》原刊《快報》（1975年1月30日至6月30日），共十六萬字。後來先後由多家出版社分別出版不同版本，繼有1979年香港素葉出版社的刪節版，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的剪報版，1996年素葉增訂本，以及1999年台北洪範書店的再增訂本。何福仁對上述幾個版本有詳細交代，參何福仁1999。本文引文以允晨版為準。
(2) 值得注意的是1950年的中英邊界封鎖事件。香港政府為阻止人口急劇增長，於是將邊界封鎖，堵截由大陸洶湧而至的人潮，並且發出「身分證」予香港居民。冼玉儀認為這事件對香港社會發展影響深遠，不但改變了香港的人口結構，市民對香港的看法也改變了，自此產生了第一代定居香港的「香港人」，見冼玉儀1997：196, 202。
(3) 對於香港政府這次政策改變的成效言人人殊，持保留態度的如呂大樂，認為官方的改革根本未能做到動員民眾、加強歸屬感的效果，參呂大樂1997：27。
(4) 關於《中國學生周報》的文化民族主義立場，和它與港英殖民政府的關係，葉蔭聰析之甚詳，參葉1997。
(5)《我城》以前西西雖然已發表了不少作品，然而她的作品要到八十代始受台灣讀者注意，然後經歷「出口轉內銷」（柳蘇1988）的遭遇，才漸受香港讀者重視。
(6) 時至今日，《酒徒》早已成為香港文學的經典，被視為在多方面開風氣之先，成為香港文學發展上一個重要的參照，地位益受尊崇，而劉以鬯今日甚至被譽為「香港文壇祭酒」（胡志偉1995）。
(7)《酒徒》以外我們當然不會忘記在它以前還有崑南的《地的門》（1961），此外還有為數不少的四、五十年代來港的左翼作家，他們對香港社會也往往持批判態度，反映在作品裡就成揭露社會醜惡的現實主義作品。
(8) 我認為這一種內部矛盾才是《酒徒》真正誘人之處。
(9) 今天我們自然可以質疑這一種以男性表現科技時代外向、進取性格的性別定型。
(10) 七十年代《我城》以一個反叛的姿態初現文壇，二十多年後《我城》已經由一個「反經典」文本變成一個解讀香港這城市的「經典」，這個由反經典至經典的演變過程與香港文學與文化認同的建構有着非常微妙而有趣的關係，值得另文探討。
參考書目：
王德威. 1991. 《閱讀當代小說》，台北：遠流出版社。
西西. 1989a. 《我城》，台北：允晨文化。
何福仁. 1983a. 〈胡說怎麼說── 與西西談她的作品及其他〉（2），《素葉文學》17-18 (6月)：45-49。
──. 1988. 《手卷》台北：洪範書店。
──. 1983b. 〈胡說怎麼說── 與西西談她的作品及其他〉（３），《素葉文學》19 (8月)： 25-28。
──. 1999. 〈談談《我城》的幾個版本〉，見西西1999： 261-65。
呂大樂. 1997. 《唔該，埋單！── 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閒人行。
冼玉儀. 1997. 〈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見王賡武編1997： 157-210。
胡志偉. 1995. 〈港府應該包起對社會有貢獻的作家──香港文壇祭酒劉以鬯先生訪談錄〉，《香港筆薈》4 (9月)： 4-8。
梅子、易善明編. 1987. 《劉以鬯研究專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黃維樑. 1985. 〈輕鬆有趣地載道──評西西的《我城》〉，《香港文學初探》，香港：華漢文化，244-56。
黃繼持. 1988. 〈化故為新──「香港現代文學與中國古典關係」漫談〉，《市政局中文文學週十周年誌慶紀念文集》，香港：市政局公共圖書館，38－44。
葉蔭聰. 1997. 〈「本地人」從哪裡來？──從《中國學生周報》看六十年代的香港想像〉，見羅永生編《誰的城市？──戰後香港的公民文化與政治論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3-38。
劉以鬯. 1963. 《酒徒》，香港：海濱圖書公司
鄭樹森. 1996. 〈「遺忘的歷史，歷史的遺忘」──五、六O年代的香港文學〉，見鄭樹森、盧瑋鑾、黃繼持等編：《香港文學大事年表1948-1969》，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香港文化研究計劃，1-8。
羅貴祥. 1991. 〈幾篇香港小說中表現的大眾文化觀念〉，見陳炳良編1991： 15-41。
關秀瓊. 1985. 〈拉拉這抽屜──讀西西《我城》〉，《文藝雜誌》16 (12月)： 47-48。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