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報與小報中的寶藏

大報與小報中的寶藏
小思

香港社會面貌一瞬萬變，使文學、歷史的文字紀錄，常有追不及的歉疚。

要研究過去的香港文化、歷史，深藏於中英兩國檔案室的檔案當然是珍貴材料，學者視之為最有力證據。可是，檔案室的資料，高不可攀，一般感興趣的有心人未必容易入手。報紙所載，卻較易尋獲。在舊報上，總可蒐集得沒印成單行本給遺忘了的文學作品、或不被視為文學，實質卻應列為香港文學的作品，或從不是文學創作中，重見當年社會文化的訊息。

尋香港舊報，說「較易」實在也不易。大學圖書館、中央圖書館所藏多是人們心目中的「大報」—我在此不下定義了，反正一下定義，就變成學術議題。何況，公信力、歷史久、銷量多、品味高等等，在香港都不一定成為大報的衡量準則。就是圖書館藏有，也缺漏甚多。還有更重要的是以往香港寫作界生態的異常發展，往往令蒐尋者錯失機會。

所謂香港寫作界生態的異常發展，是指許多作者（作家）的作品，不一定在什麽文藝副刊中刊出。為了謀生，他們都會在不同報刊中寫稿，多產得有點令人不能置信，作品面目又可依不同筆名而各異。文學創作水平講不上，正因這樣，他們回顧自己寫作歷程時，多不願提及。但以他們當年的寫作技法水準，他們的成熟社會觀察力，在他們筆下，總可反映社會現象，或果真有文藝創作可觀處。作為香港文化或文學研究者，不應忽略這些幾乎「泛濫」於舊日大報小報版面的寶物。

為了研究香港文學或文化，我閱讀報刊，素來是沒有政治和道德潔癖的，也即是說無論大報小報都不放過。翻過極左、極右，或極潔、極黃的報頁，竟可尋得不少我所不知的作家心血，那種充實而欣慰的感覺，就像發現寶藏。

六十年代，以劉以鬯為例，儘管他常以娛人娛已兩分法來評定自己的寫作態度，而評論者又多只推崇他已成單行本的作品，但其實還有無數漏網的娛人文字是可讀的。除了他在知識分子不看的《銀燈》、《明燈》，大報如《星島晚報》、《新生晚報》、《新晚報》上動筆外，還有鮮為人提及《越華報》的〈電影圈〉、《工商日報》的〈為了金錢〉、《工商晚報》譯述R.V.古列原著的〈朝雲觀之鬼〉、《明報晚報》的〈股熱〉、《華僑晚報》的〈流星〉等等作品，如能全讀了，都可補足了對酒徒心事的理解，和作家如何面對六七十年代的社會衝擊。

舊日報紙副刊，不如今天，可請不同行業的專業人士寫專欄，執筆以親歷、經驗、行業資訊入文。當年沒有專業人寫專欄的風氣，為了配合時代及適應讀者需要，編輯會請作者「變身」成各行各業，盡力反映社會面貌，這種文風自五十年代以來，十分流行，除了三蘇以經紀拉為名寫的〈經紀日記〉為人熟知外，他在《大公報》以旦仃為名寫〈天堂撈記〉，以石狗公為名在《新晚報》寫〈石狗公自記〉還算大報。此外還以史德為名在《香港夜報》寫〈皇牌騎師日記〉、以飛天南為名在《正午報》寫〈揾世界日記〉、以小生姓高為名在《紅綠日報》寫〈易侶旅遊團〉都算小報。此外，阿筱在《好報》寫〈侍仔王身歷聲〉、在《今報》寫〈紅牌騎師日記〉等等。據《香港年報》資料紀錄，1966年香港中文報紙共四十二種，到1976年狂升至九十八種，園地擴展如此急促，可是寫手卻來來去去那羣人，於是有些只好變更多筆名應付編輯需索，也有新人用近似某些紅作者筆名去寫近似題材，例如有個叫阿德的在《好報》寫〈白牌司機私記〉，這些風格類近而不同作者的手記式文字，因勾勒社會某層面活動，滿足讀者知情欲望，甚受歡迎。

由於報紙篇幅不斷擴張，六七十年代，社會意識形態開始變化，有些報紙副刊編輯也理解一般讀者消費潮流需要以外，還有些新空間，例如1964年《新生晚報》闢了青年文藝人戴天、陸離、劉方、李英豪合寫的〈四方談〉、西西〈開麥拉眼〉、胡菊人〈讀書閒筆〉專欄，《正午報》請曹聚仁寫〈簷下絮語〉、《今報》請今聖歎寫〈近視眼專欄〉，他們都以較嚴肅態度觀察社會，視野為之一新。

錢鍾書曾寫信給《譯林》創辦人李景端說：「為了理解外國當前的社會，通俗流行的作品常常是較好的指南，這些事實是『文藝社會學』著作裏反覆闡明的。」我們何嘗不可把「外國當前的社會」改成「香港過去的社會」，則香港報紙的專欄，正具文藝社會學的研究價值。

2010.9.28

（原刊二０一０年十月九日《信報》）

劉以鬯和三蘇曾用真名和不同筆名在大小報章副刊寫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