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wok Sze Wing
一九七五年西西在《快報》上連載《我城》，署名「阿果」。每天一千字，圖文並茂，平行拼貼。一九七九年《我城》首次結集，由於素葉資源所限，只以六萬字的單行本面世。一九八九年台北允晨出版了較為完整的版本，到了一九九六年，素葉增訂本附上圖畫，終於比較接近原來的樣子。在《我城》輾轉再生的過程中，它逐漸成為香港文學的經典，成為整整一代人的集體記憶。《我城》寫的是七十年代香港年輕一代的故事。七十年代的香港，是個充滿朝氣的城市。城市中有一半的人口在廿五歲以下，香港的經濟正在起飛，工業發展蓬勃。整個城市洋溢着奮發向上的氣氛，明天會更好。年輕人無須憂慮出路，只要肯努力，謙虛學習，總有發展的機會。《我城》裏，阿果和麥快樂努力看守公園和修理電話，過着平凡快樂的日子。儘管社會有着各種各樣的問題，他們都覺得不需擔心，因為他們深信，只要同舟共濟，沒有問題是不可解決的。小說裏的新聞評述員說：「對於這個世界，你是不必過分擔心的。你害怕石油的危機會把我們陷於能源的絕境嗎，你看看，我們不是安然度過了嗎。你為了水塘的乾涸而驚慌恐懼，認為我們即從此要生活如同沙漠了麼。你看，及時雨就來了。對於這個世界，你無需感到絕望。」（頁128）《我城》所展現的，是一個充滿盼望的年代，一個迎向未來的城市，不斷發展和自我更新。用何福仁的話來說，它「體現了年輕人美好的質素：開放，樂觀進取，不斷發展，充滿可能……它本身就是一種邊走邊看，經驗逐漸構成，模索、調整的活動」（〈我城的一種讀法〉）。
《我城》的樂觀調子，事實上跟西西寫作風格的轉向有密切的關係。西西寫《我城》的時候，有意告別存在主義式的陰冷，決意寫個「活潑的小說」。小說中有關「胡說」的一段，是作者的夫子自道。胡說說自己是用「都很好」的方式胡說。「胡說喜歡『都很好』，因為它唱了歌：那個老太陽照在頭頂上，其他都不要緊的啦。」（頁209）「都很好」指的是高達（Jean–Luc Godard）電影《一切安好》（Tout va bien）。這是一齣有關罷工的電影，裏面有談判和階級鬥爭。然而西西更注意的是這部電影的形式，以及高達創新的電影手法：「這電影的導演喜歡拼貼的技巧，又習慣把攝影機的眼睛跟着場景移動追蹤，一口氣把整場的情事景象拍下來。」（頁209）於是在《我城》裏就有了移動式敘述和拼貼。作家對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有時很能提供了解作家思路和取向的線索，而從高達政治性的《一切安好》，到西西輕快的「都很好」，這種挪移之中，我們可以看到某種有意為之的樂觀。走出存在主義的冷漠和陰暗之後，西西更願意以盼望、樂觀而又積極的心態，去面對現實政治和社會問題。
三十年過去了，二零零五年的香港，有了很大的變化。我們有了大型基建，新的機場、青馬大橋、貫通全港的鐵路和公路。未來我們還會有迪士尼樂園、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等等。經過三十年的努力，我城成為了面向國際的現代大都市。九七回歸，我們終於有了「國籍」，擺脫以往只有「城籍」的命運。然而經歷這一切的改變，今天香港已經不再年輕，失去了《我城》裏的光采和朝氣。與西西所描繪的處於上昇階段的香港社會恰恰相反，當前香港社會正處於資本主義發展的不穩定期，走入經濟低迷的幽谷，籠罩在不景氣的陰影之下。人口老化，許多年輕人找不到工作，由於經濟轉型及資源分配問題，社會並非機會處處，個人即使拼搏亦不一定能成功。《我城》裏的盼望和樂觀不復見，代之而起的是徨惑與不安。政治風雨飄搖，社會貧富懸殊，以往同舟共濟、互諒互愛的精神已彷彿是神話年代的事（記得《新難兄難弟》對吳楚帆的調侃嗎？）這個移民城市似乎已經忘了自己流動和包容的本性。《我城》裏，只要對我城有一份歸屬感，「我」就是「我們」的一份子，然而《我城》對香港本土身份的肯定，到了三十年後竟在某程度上變了質。現在這個「我們」，帶有強烈的排他性，在有意無意間區分出「我們」與「你們」，新移民、領取綜緩人士、外籍傭工等等都是次等的、不被接納的「你們」。「我城」變得愈來愈保守，愈來愈分化，《我城》的開放，已經一去不返。
如果說《我城》的基調是盼望未來，那麼現在我們卻是不斷回首過去。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們開始懷舊。從羅文、張國榮到梅艷芳，我們緬懷我城獅子山下的光輝歲月。如果西西的《我城》是因為同樣的集體無意識，被置於致敬的名單上，這種致敬將是灰色的。因為我們沒有正視《我城》反樸歸真的盼望和樂觀，卻通過重構理想的七十年代，把開放的歷史空間凝固起來，緬懷於過去的日子，對當前的社會問題視而不見。我們不應忘記，當初連載於《快報》的《我城》，取材於社會現實，每天與我城共同呼吸，對社會有一份關懷。
在《我城》的結尾，阿果把電話線安裝好後，他提起電話的聽筒，想撥一個電話給一個他並不相識的人，「就說：你好嗎，不管你是誰」。電話接通之處，阿果與城內不相識的人構成了一個憂戚與共的共同體（community）。讀／寫《我城》，其實是對香港身份詢喚（interpellation）的回答。閱讀《我城》的經驗，早已把整整一代人形構成一個共同體。但願我們透過不斷的對話與交流，以開放和包容的態度，將我城的故事繼續說下去。
（原刊於《文匯報》，2005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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