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1日 星期六

西西:地球無可救藥,人類還有希望

西西:地球無可救藥,人類還有希望
廖偉棠



讀西西的書十多年了,沒想到今年才第一次見到西西,更沒想到是在尖沙咀海邊一個搖滾音樂會上見到她。初秋的海風稍有點蕭瑟,西西坐在我前面,隨着樂聲小小點頭。台上是台灣的樂手巴奈,她在唱原住民反對國光石化的抗議歌曲,說是抗議歌曲,卻優美溫柔得很。這種溫柔,也是我十多年前剛剛讀西西的《我城》和詩集《石磬》所感覺到的,十年後也有我城的青年在抗爭中援引《我城》作為戰鬥的依傍,十年後我重讀《我城》就是與他們一起重新反思建構香港—香港,是經由西西和她一代的理想主義者命名為「我城」的,而他們的後後一代的年輕行動者,以自己的態度和行為確證了這一命名,現在,我城早已不只是一本小說的名字,而是一種信念,由新的阿果和麥快樂演繹着,甚至感染了內地和台灣的年輕人—這是我在2010年的讀後感。

但這樣想西西,未免太沉重,西西更喜歡卡爾維諾的「輕逸」與「迅捷」,正如她自己的詩,她不是沉重的大提琴而只是一枚石磬:「只有磬/你聽/你甚至可以看到/它即興時候/樸素的文舞/這天地的風鈴/長歌它自己/朗朗鬱穆的南音/湮遠而又古老/通過戰國的隧道/仍然那麼/年輕」,她的文字永遠年輕,但又有她自己的重量:她曾經把自己比喻為一頭袋鼠,無論走到什麼地方無論睡着醒着,袋裏總累累地滿載許多東西,而不像蝴蝶的輕,因為蝴蝶沒有心。蝴蝶可以飛,但袋鼠可以跳,跳,正是西西的節奏。

西西是生於上海的廣東人,《飛氈》的前半部其實寫的就是上海的童年,不過很多人以為寫的是香港,那不是虛構而是她的真實故事。「媽媽家裏開汽水鋪,爸爸真的是消防員──不是專業的而是義工,廣東人都住在虹口,火災的話很難期待政府的消防,廣東人就組織自救,火災的時候就敲起鑼和鐘,大家去救火。他們被稱為斧頭黨,用斧頭劈開門窗救人,人人一把斧頭,就擺在家。」

西西很小就上小學,自云記憶從三年級開始,之前的已經不記得,記得的和書有關,「那時有一個大商場,其中有賣書的店鋪,可以去打書釘,記得最早買的書就是《白雪公主》,還有三毛等漫畫。小學在上海,還有一個兒童圖書館,每個小朋友都能去看,有很多童話,但我只記得白雪公主。兒童節它不借書,打開門,進去就送一份禮物,有鉛筆有包書紙,包書紙是我最喜歡的,上面印着小鹿斑比。」

戰爭時代的上海給西西留下的印象,只有《候鳥》中特別寫到解放軍進入上海的事情,她從窗子眺望這一切。「最記得的是當時媽媽生下一個女兒,爸爸就叫我去通知我的叔叔,我一直走一直走碰見叔叔,叔叔問我什麼事,我說:爸爸讓我告訴你家裏多了一塊瓦片!」其實西西爸爸的意思是「弄瓦」。

西西全家遷港,原來並非因為戰爭。她的爸爸在太古工作,負責在碼頭管理搬運工人的賬務,結果解放前後因為打仗沒有船來上海,工人們因此沒有工開沒法生活,「他們發起工潮要求太古發工資,但工運無法觸及高層,像我爸爸這種中低層管理人員卻首當其衝被工人追打,爸爸覺得很危險、也沒辦法解決問題,只好離開上海投靠嫁來香港的兩個姑姑。」

西西來香港的時候只背了一個書包,大人說要背上自己最重要的東西,她背的一包全部是越劇的「戲橋」(戲劇的場刊),沒有其他書。「當時媽媽她們有一個太太團,一起去看越劇,我也跟着去看,我很喜歡這些明星,原來在上海就聽收音機聽越劇,我拿着歌本跟着唱。」她當時最喜歡徐玉蘭、王文娟,來到香港之後西西就給徐玉蘭寫信,卻引出另一個故事,「我寫信到劇社給徐玉蘭:我來到香港了,很想念你,你能否給我一張照片呢?結果收到回信,不是徐玉蘭寫的,是他們劇團的一位負責人,我還記得他的名字叫王虎成,他給我寄了兩張照片!是徐玉蘭和王文娟穿解放裝的生活照,非常罕有。同時他還附了一封信,托我轉寄到台灣,從此我就充當了中間人,為他和台灣的親人傳遞了許多次信件,所以我至今記得他的名字。」詩人往往有做郵差的潛質。

初中時代西西最喜歡看一本《人人文學》,裏面有力匡的詩、齊桓的小說,他們還歡迎讀者上來編輯部玩,「力匡和齊桓常常在那裏,像大哥哥一樣和我聊天。所以,我的處女作就是在《人人文學》發表,這首詩真是作出來的,從力匡的詩左學一句右學一句拼貼而成,是十四行詩,全部押韻,名叫《湖上》寫什麼划艇啊、陽光啊故鄉啊之類,連想像都說不上只有押韻。」

以詩開始的西西,還在《羅盤詩刊》創刊號接受過關於詩的專訪。但她現在已經沒有寫詩,反而其他文體可以繼續,「詩很難寫,而且是一陣陣的,寫開了可以連續幾個星期地寫,一停可能就停幾年不寫。」可能她把詩都用在小說隨筆裏了。「現在覺得很多詩都看不懂,早期詩也有點實驗,自己也不知道為何。當時編中國學生週報詩之頁就是這樣,覺得看不懂投稿來的詩就索性不編了。」

「我們大家都在《星島日報》學生園地投稿,當時沒有電視也沒有遊戲,大家以投稿為樂,版面上整天見到的都是那些名字。」那豈不就像現在上facebook一樣?「崑南、王無邪、葉維廉等都是這裏認識的。這些人中王無邪對我啓迪最大,他是我交筆友交到的,另外星島學生園地常常辦旅行,在旅行中認識了崑南。我和無邪通信一年討論文學,卻從未見面,他號稱要創辦新的詩派『蜻蜓體』—寫幾行又隔一行,好像蜻蜓點水一樣。」

《交河》是西西的第一本小說集,素葉出版社當時尚未有,「素葉其實是數頁的意思,當時香港沒有肯出香港作者的出版社,只好自己來。」上世紀80年代中西西從任教的小學提早退休,專職寫作,拿一千多元退休金拿到90年代才調整。70年代時她就參與過爭取教師權益的運動,爭取的是男女教師同工同酬,「這是我參加的唯一一場社會運動。」西西補充說:「政治不要管文學,文學可以管政治。」

對於她最著名的作品《我城》現在獲得的諸多附加意義,她說:「寫《我城》我只是寫當時人的一種生活,阿果其實是我的弟弟,寫他畢業、找工作、在電話公司修理電話,這些都是現實一樣的,很多人物都是他的朋友,旅行也是我參與過的旅行。完全是寫實的,比如當時我住的土瓜灣火車站旁邊有個永別亭,火車都停在那裏,火車是運屍體的,但不遠處是一個鐵路小學,兩個車廂改裝成課堂,與死亡相鄰。凡是寫着『有』字的車廂,裏面就是有屍體的。」現實就是這麼魔幻。

西西早期的實驗詩歌很有電影感,和她愛看前衛電影有關。「那時有一個大影會,我作了會員整天去看電影,是洋人開的只放歐洲和日本的小眾文藝電影。」她第一次寫劇本是改編了《瑪利亞》去參加一個叫「十八般武藝」的文藝比賽,除了寫作的還有武術的跳舞的參加,最終當然沒有獲獎。「我把劇本取回來,陸離知道就拿去看,結果她給了鄒文懷──從此不知所蹤。」西西也有十八般武藝,比如她竟然寫過明星稿,「朱郁華編《香港映畫》,找了陸離、亦舒和我寫稿,亦舒還做衫給明星穿(作為演出道具),agogo衫。因為我寫娛樂稿,當時的明星淩波、何莉莉都成了很熟的朋友。」

西西還「拍」過一部實驗電影,其實根本不是拍的,「我是把別人不要的片頭撿來拼貼而成的,因為我哥哥在麗的呼聲新聞部工作,不要的新聞片扔得遍地都是,他就撿回來給我玩。什麼明星、教皇都被我拼在一起,現在收藏在電影博物館裏,這部片叫做《銀河系》,因為裏面太多明星了。」之所以這樣「拍電影」,還有一個原因是小個子的西西扛不動攝影機,只能操作剪接機。

小說才是她半生最重視的行當。「我寫小說一般都會寫兩種,一種是很寫實的,如《白髮阿娥》系列那種;另一種是我要創造的、與別人完全不同的。因為我只寫後者,會有人說我不會寫小說,所以我寫一些前者來證明我會寫傳統意義的小說。一般我並不喜歡寫寫實的小說,覺得太悶了、太容易寫。我一定要想一個新的寫法才能開始我新的小說。這也是鍛煉我自己的寫作技巧。寫小說和畫畫一樣,關鍵不在寫什麼,而在寫的方法。」

「我的理想讀者是,他要看過很多好小說,假如我那麼下功夫看這麼多小說自己再比心機寫出來,你要看我的小說也要勤奮一點,懶惰是不知道我的好處的。你隨便翻翻當故事看,但一本小說哪裏好呢?你就看不出來。你看那麼多垃圾小說是沒有用的。我對讀者要求很高,如果你什麼都不懂你就看《白髮阿娥》吧。」不同的讀者看西西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這是她的最理想讀者何福仁先生在旁邊補充的。

現在大家的焦點集中在西西的「手藝」如玩具屋、縫公仔上,其實我好奇這種手藝對她原本的手藝:寫作有什麼影響。「縫熊縫猴令我懶惰於寫小說(笑),因為我的興趣去了前者,這種滿足感可以取代我寫作的滿足。公仔不只是公仔,我每做一個動物就要知道它所有的特性、知識,比如靈長目,它的生活圈與我自己有什麼關聯,我從中可以認識整個生物的進化,人與動物相處之道。」何福仁插話:創作可以用文字,也可以用布匹。西西說:「我寫小說會集中只寫一點,但做公仔會帶我去很多地方去看很多東西,因為我要看很多東西讀好多書才熟悉它。我每做一件事我都會思考這件事是否能讓我學到更多的東西。」

這時西西透露了一個正在進行的神秘計畫,「我現在做的另一個系列—我不能說是什麼,是熊、猿猴之後的縫製第三部曲,我也要讀很多書。「這就像她喜歡的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的百科全書癖,「總之找出一個新題目,就有無限廣闊的新天地在你面前打開,這是很開心的。」西西的暗示令人對這未來的造物充滿好奇。

《我城》的結尾,阿果接通了未來的電話,問了一句:世界會更好嗎?我最後也問西西這句話,問她我城到底有沒有變好。西西沒有正面回答,卻講了另一個近乎科幻的故事:「最近看到新聞,在我們的宇宙發現另一個地球,真是開心—《我城》最後不也想像有這麼一個星球我們可以去嗎?雖說600光年外,但到時我們就有新的辦法前往,未來世界的人不像我們現在這樣了,可能只要送一個腦子、靈魂前往就可以,不需要這個臭皮囊。它令我覺得人類還有希望,這個地球已經無可救藥了。」我想告訴她,即使沒有美國太空總署,她的寫作,已經發明了另一個地球,可以讓憤怒的靈魂安靜地棲居。

時代周報第一六二期二0一二年一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