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話說八月八日（星期日）在facebook看到陸離的「通告」，她說「破天荒」寫了一篇文章：
「提問 ? 答問 ? 疑問 ? ──淺談梁文道」，在《蘋果日報》刊出，看了，覺得陸離是「有心人」，肯花時間去指出梁文道文章的錯誤與「粗疏」之處，於是也給了一個like，以示同意與支持。
香港近年盛行「群情」，一句唔啱聽，便「圍」而「攻」之，往往有理說不清，深感這種態度絕對不利於「討論」，更遑論「批評」了，我like，正是基於這一點。
「錯就要認，打就企定」，我覺得任何一位作者（不管他「紅」不「紅」）都要有面對「批評」的勇氣，梁文道當然不能例外。我寫此文，不是要替梁文道辯護什麼，只是想說，梁文道一些文章有錯誤，是事實，但絕對不是「事實的全部」，倒不必演變成另一種「圍」而「攻」之的「群情」。
2.
我在陸離的文章看到一些疑點──
陸離說：「緣起二ＯＯ九年十二月，梁文道在《讀書好》訪問陳冠中，四次將《中國學生周報》誤作《中學生周報》。」
正是由於「四次將《中國學生周報》誤作《中學生周報》」，遠遠偏離了「常識」，我傾向於相信那不可能是梁文道直接出錯──不，梁文道不是沒錯，他錯在不看記者的訪問稿。
如果用陸離的方法，我也可以指出她的一些「錯誤」或「粗疏」──
陸離說：「今年三月，《讀書好》頁 18，梁文道說，「香港有些作家，他們的作品能夠在台灣出版，然後從台灣回流到香港，像西西。」──我看了也很懊惱，致電西西，她當然自己都不能同意「台灣回流香港」說。事實是西西的書首先由香港劉以鬯先生出版，然後「素葉」再出版一批。西西獲頒第一個徵文首獎是在香港《學友》雜誌，跟着是《中國學生周報》徵文比賽第一名。多年後西西將版權賣給台灣「洪範」，方才先後獲頒台灣《聯合報》、《中國時報》年度推薦獎。香港政府倒是比較後知後覺，所以西西稍後再獲官方『文學雙年獎』，前年再獲馬來亞『花踪』獎。」
梁文道錯了，陸離也錯了。
一、西西「是《中國學生周報》徵文比賽第一名」，也不完全對，至少不是「事實的全部」，《中國學生周報》第670期 （1965年5月21日）公布徵文名次如下：
1 黃柳芳 梁大貴 五百元
2 張愛倫 瑪利亞 三百元
3 朱韻成 衣盲門外 二百元
4 陳炳藻 潮的旋律 一百五十元
5 陳江文 成熟 一百元
6 趙自珍 長夢 紀念品
7 陳思騁 惘 紀念品
8 李統琪 短戀 紀念品
9 劉珍娜 毛線衣 紀念品
第671期 （1965年5月28日）刊出黃柳芳（三十歲，教師）的《梁大貴》。
第672期（1965年6月4日）刊出「重要啟事」：
「上期本版刊出本屆青年組徵文第一名作品《梁大貴》後，即接獲多位讀者來函揭發該文係抄襲本港作家舒巷城先生所著小說《鯉魚門的霧》，現經查明屬實，除依例登報取銷該作者獲獎資格並向原作者、讀者致歉。
又第一名空缺依例由第二名補上，其他名次均按序遞升一級。
編輯部啟」
同期起，分兩期刊出補上第一名的張愛倫（西西，二十七歲，教師）小說《瑪利亞》。
二、陸離說：「事實是西西的書首先由香港劉以鬯先生出版」，錯！
（1）西西作品《東城故事》（中篇小說，或「四毫子小說」）早在1966年3月便在香港出版了，那是由蔡浩泉主理的「明明出版社」出版的。（2）「由香港劉以鬯先生出版」的，應是散文及小說合集《交河》（1982年2月，香港文學研究社），即使不計《東城故事》，也不是「首先」；（3）在《東城故事》之後，《交河》之前，素葉出版社在1979年3月出版了西西的《我城》（長篇小說）；（4）既不是第一本，也不是第二本，何以會說「首先」？還說「事實是」？（5）資料不難查，為什麼不查便隨口噏「事實是西西的書首先由……」
三、陸離接著說：「然後『素葉』再出版一批」，也是不盡不實，列個年表便一目了然：
《我城》 長篇小說 香港素葉出版社 1979年3月
《交河》散文及小說集 香港文學研究社 1982年2月
《哨鹿》長篇小說 香港素葉出版社 1982年6月
《石磬》 詩集 香港素葉出版社 1982年6月
《春望》短篇小說集 香港素葉出版社 1982年6月
陸離接著又說：「多年後西西將版權賣給台灣『洪範』……」也不是準確無誤的，請看看《我城》和《哨鹿》的出版年份，也就一目了然：
《我城》 長篇小說 香港素葉出版社 1979年3月
《我城》第二版 台灣允晨文化 1986年3月
《我城》第三版 香港素葉出版社 1998年6月
《我城》第四版 台灣洪範書店 1999年8月
《哨鹿》長篇小說 香港素葉出版社 1982年6月
《哨鹿》第二版 台灣皇冠出版社 1986年1月
《哨鹿》第三版 台灣洪範書店 1999年4月
（1）西西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書是《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短篇小說集 台灣洪範書店 1984年4月），距素葉第二輯不足兩年，不是「多年後」；（2）「多年後」只是陸離掩飾不查證便信口雌黃的「修辭」；（3）一句「將版權賣給台灣『洪範』……」也是錯的，允晨的《我城》（第二版）與皇冠的《哨鹿》（第二版）難道不是在台灣出版的？
四、陸離說：「多年後西西將版權賣給台灣『洪範』，方才先後獲頒台灣《聯合報》、《中國時報》年度推薦獎。香港政府倒是比較後知後覺，所以西西稍後再獲官方『文學雙年獎』，前年再獲馬來亞『花踪』獎。」
這只是「印象式說法」，並不準確，（1）既說西西得到《中國學生周報》徵文比賽小說組第一名（1965年），首先肯定西西的難道不是香港的獎項嗎？（2）藝術發展局成立不久即頒發首屆文學獎創作獎給西西，那只能說該局成立太遲，「香港政府倒是比較後知後覺」從何說起？（3）陸離忘了西西也曾獲頒「八方文學創作獎」（1990年）──據不完全的西西獲獎紀錄，準確的次序如下：
兩次獲得台灣《聯合報》聯副短篇小說推薦獎（1984年、1988年）
台灣《中國時報》文學獎小說推薦獎（1988年）
《八方》文藝叢刊「八方文學創作獎」（1990年）
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首屆文學獎創作獎（1997年）
憑長篇小說《飛氈》獲得「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2005年）
五、陸離在文章的前段說：「其實我『正式閱讀』梁文道，僅始於大約半年前」，又說「於是我開始定時看《讀書好》梁訪問，看《蘋果日報》梁專欄，隨緣看『鳳凰衛視』梁書介，又買了今年一月台灣版《我執》。（限於精力，也只能暫時大致如此了。）」在後段說：「印象中，早期梁文道應該不是這樣的。他越漸粗疏，似乎是『紅』遍中港台之後的事。」
這兩段有沒有前後矛盾呢？前段說「僅始於大約半年前」、「限於精力」，只看到一些；第二段筆鋒一轉，彈出一句「印象中，早期梁文道應該不是這樣的」，跟著便跳到「推論」，指出「粗疏」與「紅」的關係，這樣的說法無疑是太「印象」了。
3.
嚴厲的「批評」無疑有很多好處，至少令作者下筆更小心，令讀者不致於迷信「名牌」作者──陸離指出梁文道很多錯誤，但我必須指出，我也可以將陸離文章的錯誤無限放大，用（1）、（2）、（3）、（4）……的舉列法造成錯誤百出的效果，但我要問：這種擴大效果對「批評」究竟有多大好處？
我指出陸離對西西的一些印象式錯處，但我不會因此作出「陸離對西西一無所知」的結論，我只是示範了一次將錯誤無限擴大的「副作用」或「反作用」，必須重申，不是說梁文道沒錯，也不是說他的錯不要緊，「錯就要認，打就企定」，只是想說，「批評」是需要的，但不宜放大，也不宜過火，弄得不好，就跟社會上常見的「圍」而「攻」之的「群情」沒有多大分別。
文章有錯，蒙讀者指正，每個寫了若干時日的作者都有此經驗，我也不例外，例子不少，記得有網友指出我錯用了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稱銜，因紀氏已不再是倫敦政經學院院長了，我對「批評」照單全收，對「掉錯書包」的斥訓也毫無異議，但由這個錯誤引伸到「作家們google 化／維基化已到了一個令人白癡得想死的地步」，我就只能引以為戒，對於連累「作家們」被斥罵，倒感到不安。
4.
希望陸離還記得這段文字──
「首先必須告訴大家，這篇應時文章又是在排字房臨時趕出來的，雖然一年來似乎已很久沒有再犯這個毛病了。
………………
面對著報慶，而身在排字房，我除了慚愧之外，實在沒有別的感覺，因為很坦白很坦白說我實在既不是好編者，也不是好作者，甚至不會做過好讀者。想起十年前當我真的很小的時候，學生周報老編們所給我的提攜與鼓勵，除了數不盡的對不起之外，實在不知道還有什麼話，是應該在這個時候講的了。」
不是要翻陸離的舊帳，只是想說，作者也是人，都有不同的人性弱點－－陸離（當時也不是不「紅」呀）如是，梁文道亦如是──「錯就要認，打就企定」！
（
葉輝臉書2010年8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