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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3日 星期一

香港的新故事可怎麼寫?──訪香港作家陳冠中

陳冠中(李紹昌攝)

【明報專訊】3年來的疫情管控已悄然落幕大半年,長居北京的香港作家陳冠中又再度於兩岸三地的舞台上活躍起來。月前他的文集《又一個時代》於台灣出版,陳生親自飛去為新書推廣。6月底他回港出席香港大學的Thinking Storytelling in Hong Kong研討會,與周蕾教授進行了一次很精彩的對談。我在他緊湊的行程中約到一個空檔來做訪問,聊到他的新書及新時代裏的香港故事等話題。

■s:sunfai
■陳:陳冠中

s:陳生,可介紹一下你的新書《又一個時代》麼?為什麼會叫這個名字?

陳:這本書收入的是過去幾年寫下的文字,和一些整理過的演講發言稿。這種文集其實很難改名。在臉書上總會看到有人說「又一個時代終結了」、「又一個時代開始了」,我就拿了前面幾個字用來做書名,覺得和書的內容尚算配合。

本來把作者主題不一的文章結集這種做法只是香港的傳統,而台灣很少這樣做,過去我也不會想像可以在台灣出這樣的書。不過我的編輯朋友把書交了給新成立的2046出版社,而他們的書本來就是面向香港人的,才造就了這雜文集會在台灣出版。

s:所以你對「又一個時代」這說法也頗有感受?

陳:也看一個個階段。但我自覺從大學畢業以來,確實經歷過很多的時代。

不管是香港、台灣還是中國大陸,我們都能觀察到這些地方是有階段性的,某些轉折點明顯是很重要的。比如大陸,由文革到改革開放,或者是八九年都是重要的轉折。

如果用書來做比喻,就像一章結束了,要開新的一章。對香港來說,2019年後加上疫情,也是一個新的階段。

s:書中收入了不少文章,有哪些是較特別的?

陳:第一篇〈從一百多年前到未來——漫談中美世界大戰〉我梳理了過去一百多年以來中國和美國文學中,如何寫中美大戰。大概很多人都想不到原來一百年前已有人寫這題材。在美國的文學世界中有一個類別是寫「未來戰爭小說」、「未來軍事小說」,而近年來寫中美大戰的作品特別多,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這些小說講求寫實,除了就軍備有細緻的描寫,還會談及戰略,作家也會就開戰的政治原因給出他們的判斷。這些小說其實反映了美國的小說家們如何思考這題目。這篇文章我原是投給《21世紀》的一個專題,為此也做了些研究才動筆。

另外第二篇我是基於劉香成的新書所寫的書評與書介,全文一萬多字,最初是登在《金融時報》。當時劉香成出了本口述自傳,我覺得他的經歷很有趣,故特意找他做了訪問,把一些細節補充到文章中。劉從大陸來到香港,家庭有左派背景,曾被送回大陸讀書,後來去了美國念攝影。工作後他拍過很多重要的新聞照片,像戈巴卓夫宣布解散蘇聯的那張照片便讓劉得了普立茲獎,八九民運時他也拍下不少重要的照片。後來因着很多西方傳媒想到中國做生意,他又改為當這些公司的中國首席代表,而這階段最後的代表作是幫梅鐸進入中國。但劉香成自己也說,他經歷過的那個時代也已經過去了。

這兩篇算是我花了較多力氣的文章吧,篇幅也較長。

大框架下的小細節

s:順着「時代」這題目的話,在我們觀察社會時,「時代」這類框架有什麼意義呢?

陳:其實我是有點排拒用一些太大的框架的。任何的大框架都會有漏洞,但我們又難以避過這些框架,因為很多人只能透過一些自我建構的構架來理解這世界。

每個框架下其實都有很多細節,而這些細節又可能和那框架所描述的世界相互矛盾。多年以來不管是做記者還是寫小說,我還是想寫出差異性、特殊性及各種細節,寫一些和那時代「唔啱牙」的、不合時宜的東西。

比如這次我回香港,便特意想印證一下一個「傳聞」,即現在的年輕人會去深圳消費。我故意找了幾個立場很本土的年輕人,果然他們會去深圳消費。他們會強調只是去消費,不代表什麼。這和我之前所了解到的框架就很不一樣了,原來可以這樣拆開的。年輕人很明顯還很忟憎、還是谷住一肚氣,但他們當中有些人會去深圳消費了,食玩買後還會找間書店去看看。

s:確實一些太硬的框架會把世界變得太簡單化了……

陳:其實這次我在香港大學研討會上的發言,以「房間裏的大象」為題目來討論現在香港的創作空間,也是想帶出所謂框架不是我們所想那麼簡單二分的。當談到創作的機會或空間,有些人會去想這是「有或無」的問題,但其實大部時間是「多與少」的差別。

我認為香港還是有機會去做創作或文化工作的。當然現在的情况與過去已有所改變。但與其用一種「完全開放 vs.完全關閉」的兩極化框架去理解,我們可能可換一下其他的比喻。像我在講座中談到的那「房間中的大象」的比喻,房間有時會大點有時會小點,房間大時大家的空間便多一點。像文革時的中國,大象佔據了所有位置,沒有人可以避開;後來改革開放後房間變大了,大象還在的,但人們能做到的事情已多了很多,像傷痕文學、朦朧詩、魔幻寫實小說等相繼出現了。有時象還是會掃到一些人,有些人會出事;但很多時大象是不會理會多數的人。

s:我們甚至可以想像,房間裏的人除了要想想如何與大象相處以外,也要相信自己的創作、書寫其實在構造着那房間、可以多開幾扇窗、多建幾個房……

陳:是呀,可以建多幾層出來!現在內地的podcast便有很多深度的嘗試,那裏也是最自由表達的媒界,是新創造出來的空間。

新時代香港 不能只講好主旋律

s:某程度上香港已進入了新的時代,你覺得在這時代裏,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嗎?

陳:時代之間既有其斷裂的地方,但也有很多連接性。

我有一個猜想,和一般人的直覺可能不一樣,就是香港文化的活躍度在這階段可能會上升,而非下降。其中一個原因是特區政府現在要推文化,因為她要說好香港故事。這是一個大工程,要投資很多東西,從教材到宣傳片,但她們也知道只是講好主旋律是不夠的……

s:她們真的知道麼?

陳:最近有一個說法是香港的經濟有些好轉,主因是訪客的消費。要吸引多點訪客,一定不可以那麼單調,只做主旋律不行的,一定要用一些香港特色來去做。過去香港的特色有兩樣,一是作為國際城市的特色,另外就是本土的、地方民間文化的特色。

其實過去香港政府對旅遊業的期待很細,她們亦不覺得要投資在文化上。但最近西九文化區好像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政府也意識到香港是當代藝術的交易中心,文化變成了一個談資,好像真的能吸引些訪客。

文化的構成主要就是「主旋律」、「世界城市」、「民間」幾個古仔。「主旋律」主要就是想讓大家興奮起來,不要那麼「謝」。「民間」的古仔則是大家要發泄,情感要有出路。兩者都是挑動情感的。「主旋律」大概會是「巴洛克」式的,政府主導、做得很豪華耀眼,就是放煙花的不同版本。而「民間」就會是以counter-culture的方式來呈現,但counter-culture其實是很有趣的。政府要搞活很多地方,又西九龍又東九龍及其他地方,她會放些資源下去,會有些東西可以發生。

這幾年的電影便是很好的例子。過去業界只想到以「合拍片」來帶動電影業,但合拍片沒有了港味,大家都很迷惘。但現在的玩法就是要拍有港味的東西,而且是一些像《智齒》那樣充滿特色的影片。因為香港現在需要的是發泄情緒,太溫情文藝的電影回應不了。這幾年的香港電影其實水準十分高,而且還陸續有來。我也相信不止是電影,而是「瓣瓣都有」,其他領域都會有很多精彩的作品出來。

s:我本來預期你談「時代」時,會談AI、中美關係等,沒想到你會談上面那些「機遇」……

陳:哈哈……有時如果我們不用那麼大的框架來思考,反而可能找到不同的出路。

只要上述的文化創新吸引到一些旅客,吸引到小撮的內地遊客,對香港已是有好處。畢竟不是所有大陸客都一個模樣,內地的文青也有很龐大的數量。重要的是讓他們覺得香港還有特色的地方,需要來看看,不然有消費力的年輕人就真的全跑去日本了。主旋律的東西吸引不了他們的,看主旋律就不用來香港看了。

不過2019年的負面新聞及疫情3年,確實讓內地對香港的興趣降到低點。他們大部分人尚未知道這幾年香港發生的新事物、新氣象,但喜歡香港文化的人一直都在,需要點時間吧。目前可能是當代藝術的圈子較看到香港的重要性,雖然當代藝術在內地也是很小眾,但他們也很能吸引到公眾的眼球。

本土故事還未完

s:前幾天你在港大的講座與香港故事有關。對你來說,在這個時代香港故事還有什麼意義?為什麼還要繼續講這裏的故事?

陳:嗯……尚有很多人在香港,有些人在這裏發展,有些人在思考如何讓他們的下一代在這裏生活。他們要告訴自己這裏是什麼地方,他們也想聽到一些自己「啱聽」的、能認同的東西。

為什麼去年那些以四個字命名的電影那麼受歡迎?過去受歡迎的只是那些動作片、大製作,哪會輪到這些社會性的、有戲劇性的電影?為什麼這些電影票房比大片都要高?這是因為大家都很渴望找到「新的故事」。

新的故事不是一個人就能說完,故我們看到很多創作的能量冒了出來。九七前香港的故事很浪漫,什麼英國遠東最後的一顆明珠。九七後我們轉去世界城市那橋段,恨不得把所有舊東西都拆掉、推倒;直到天星皇后的本土故事才被重視,現在本土的故事還未完,社會上對地方、地區的感覺很強,而且愈來愈多人認識到這些東西對住在香港的人來說是有意義的。

s:觀察內地也有很強的主旋律,地方性的故事不一定能有空間發展出來。是否香港也可能慢慢變成那樣?

陳:也有可能呀,香港的主旋律已經這樣講了。過去幾年大灣區的故事,其實對香港的故事不是很有利。在那故事裏,香港只是大灣區的一分子,香港不是領頭羊,深圳廣州才是被突出的城市,香港反而被說成為要依靠內地才能避免衰退等。

s:不過我感覺內地不同地方的人,也不一定滿足於只有一個大敘事,會希望能講出自己地方的故事?

陳:也是,其實他們也會以自己所在的城市作為框架去講故事。像成都人對自己的文化很自豪,他們不會說自己是什麼「大四川」的;深圳也一樣呀,廣州人就更一直覺得自己不一樣了。

現在對香港來說,我覺得「主旋律」故事、「世界城市」故事及「本地」故事,三個故事都要講下去。我覺得西九就是這樣呀,故宮就是主旋律的故事,M+就是世界城市的故事,而文化區中一些讓市民進去玩的空間就是本地故事的展示,要三樣東西都有才成。如果市民進不去而只有兩個博物館在,沒有了民間的部分,那就很「無癮」了。

s:對於要書寫、創作香港故事的人來說,你有什麼提醒麼?

陳:每一個人要做好自己那一瓣,每個領域都有可能的。沒有人知道紅線在哪,紅線的位置也不定。但同時我們也要意識到其實我們所在的房間還是挺大的。大象是在,但還是有空間。這和文革時代的中國完全沒有空間,是截然不同的。比起現在的內地,香港這彈丸之地所享有的空間還是大很多。

s:對於有些人會以「#美麗新香港」去解釋所有社會的變化,你怎麼看?

陳:香港確實出現了變化,房間多了隻大象,甚至會擠走一些過去有的東西。但這不等於什麼都沒有了,只變成一個連窗戶都沒有的狹小鐵屋。我理解說類似說話的人們的心情,可能他們已離開了,可能他們覺得這裏沒救了、死了。

但還有很多人在這裏生活呀,我也不認為在這裏什麼都做不了。我們能不能不是用二元的、非生即死的視框來看這事,而試試用其他比喻來看呢?

後記

在訪問的最後我問陳生如果他正值壯年,會否選擇留港。這種問法當然有點躲懶,畢竟答案其實都得每個人自己來答。陳生說無人看得透前景,只着我們跟隨自己的心意,與其問他這老人家,不如問吓自己個心想點。陳生的說話總是那麼彬彬有禮,但其出其不意的思路,發現差異性、細節的能力,都讓人覺得他洞若觀火之餘還有種幽默感。這也是我們都需要的泰然。在《又一個時代》的序中,陳生最後這樣寫:「昨夜暴風雨,廣陵散絕、回不去了,日後無雨也無晴,靜好歲月是殘忍的, 出門記得帶舌頭,師精禽銜石,效毒珠變異,在這二十一世紀的二十年代。」Are you ready?

■問:sunfai
社區工作者,喜愛閱讀

■答:陳冠中
著名香港文化人、作家。1952年生於上海,自4歲起移居香港生活,曾在台灣居住6年,現居北京。

文•sunfai

編輯•王翠麗

《明報》2023年7月2日)

2019年9月23日 星期一

陳冠中:記丘世文

美藝畫報社:十九年前的今天,丘世文先生因病過世。數天後陳冠中寫了一篇悼文,初刊於明報。

《記丘世文》
陳冠中


丘世文跟我是在香港大學利瑪竇宿舍相識的,時間是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們是新生,皆穿了白襯衫,打了窄領帶,準備過渡兩周的「玩新生」,不過丘世文的領帶不是一般尖頭那種,而是平頭的,加上他那蓬厚的鬈髮,我很快就看到他,是我第一個自動走上去自我介紹的大學新同學。

丘世文是那屆宿舍新生中,唯一唸英國文學的。我是在社會科學系,但文學是我自以為必須知道的基本功,所以跟唸英文系的丘世文好像有幾分親,交談自然多。「玩新生」期間,那些舊生,又叫「大仙」,個個神采飛揚悠然自得的在說笑搞怪,但是新生不准笑,誰笑誰就被罰站在大飯桌上,還口咬住自己的領帶頭,丘世文常忍不住笑,故屢見他站在大桌上咬自己領帶。不過他能彈一手結他,唱民歌,很快已廣結人緣,成為開心果,大家心裏都喜歡他。

他唸英國文學是全心全意的,記性好,不停看書,到年終大考,宿舍裏有些三年級主修英國文學的大仙還要叫丘世文替他們惡補莎士比亞和艾略特,是真的,我在場。

大學畢業後他去巴黎唸書,回港後在黃錫照、麥當雄主持下的麗的電視做人事管理,每次他把一些工作經歷告訴我,我都被他的措詞和精選細節逗得捧腹大笑,甚至笑到往地上打滾。

他有說故事的本事。

他結婚一切極簡化,就是去婚姻註冊處簽個字,我和另一名文學系同學見證,還穿了西裝,但他們夫妻倆卻只穿着牛仔褲。

丘喜歡做好朋友的主人,招待時候精神抖擻,故事源源不絕,加上丘太太周雅麗能煮各種複雜美食,我以到他家串門為樂。他記性特好,好像愈遠的事情愈記得愈清楚,我有次笑他「每天睡前都把一生重想一次」,他欣然接受這個說法,以後並經常對人說我這樣說他。

他是名副其實的五、六十年代香港口述史料家。我是他的同代人,所以才能確定他是記憶力驚人。

一九七六年我辦了《號外》雜誌,主要寫手是鄧小宇、胡君毅和我自己,包辦大部份文章,幾期後我成功的引誘丘世文替 《號外》寫東西,很快他比我們更多產,把原來是我的兩個筆名接過去,又把原本是胡君毅、我和他合用的「胡冠文」完全接手,由他一個人寫了許多懷舊和文化觀察的文章,又用顧西蒙之名寫了著名的《周日牀上》,用尤明實錄了香港時人的獨特的──往往是可笑的──口頭文化,一直支撐了近二十年,他部份文章結集成《在香港長大》和《愛恨香港》,最近重版為《看眼難忘》。

他是香港作家。我相信他喜歡我這樣稱呼他。

他的職業是會計師,是他從巴黎回港之後自己去修回來的。岑建勳主管《號外》的時候,大家都跟着岑稱丘世文為「經理」,因為他經常規勸我們以實務為重,量入為出。這是他務實的一面。

那個時候除了《號外》一幫人經常利用他家來開月會之外,他很少接觸文化界。他身邊的朋友很多,包括喇沙舊同學和利瑪竇的宿友,多是醫生、律師、會計師、公務員、商界的人。他的朋友很少斷線,可見他重友情。

丘世文的工作和生活圈子,令他看到一般寫文章的人看不到的世界,這使他創作不斷,而他寫作的旨趣,正是捕捉香港某一瞬間變幻未定的現象和感覺。他為了紀念英年早逝利瑪竇宿友陳修治醫生,寫了《同行四分一世紀》,裏面說:「太久以來,我們習慣了只記只看以天災人禍為經、以王侯將相為緯的歷史,從來沒有着眼留意尋常生活中,環繞我們的一般所謂凡夫俗子;他們一舉手、一投足,其中或許蘊藏有無限的心思,乃至好意也不定。」

丘世文寫的是當前,是香港,是局內人的立場,而不是依從前人的視角,或「中心」文學的成規。他大學時,看見巴赫金的「對話」觀,留法期間碰上了結構思潮的解散和後現代的挑戰,一直不相信任何一統天下的規範,明白到真理的吊詭和現實的狡猾。他經常眉頭一皺,苦思如何用一些語句去說出那幾乎不能說的道理,最後只得借用「對話」、「反諷」、「反思」、「多元」等,來模擬他心中有數的,開放而沒有絕對的世界。

他一生貫徹,小時候愛看書,到大了還最愛看書,博覽中英文書。我問過青文曙光書店,丘世文是否常來找書,馬國明說,不是常來,而是每天來,有時候一天來幾次。我也做過非正式調查,問了幾間英文書店負責人,有哪些主要個人顧客,丘世文的名字就出來了,他買了書後,回家用鋼筆在扉頁簽上中文名和寫上日期,然後包書。

我每次到他家的另一樂趣,是翻他的書,他看書沒有功利或實用的目的,是為探索而探索。他曾舉《西遊記》為例,說探索過程比成果更為重要。他是真正的讀書人,另一個我認為他會喜歡的稱呼。

他患腦疾之初,曾對我說他算是蠻stoic,素來不把死亡看作甚麼大不了。在寫陳修治醫生的書內,丘世文說自己在宗教上是「一名存疑論者」。這幾年我近佛,卻未曾和他談過這方面的想法。那次我問他如何看佛教,他說「不是很喜歡」。他的書架上,佛學書是明顯的不足。當時我們沒有繼續這話題,我想:以後要找時間跟他談一次,不望說服他,只望播下種子,為我們的半生緣留下延續的緣份。他不曾知道我這份心願。

(一九九八年十月)

《美藝畫報社》臉書專頁2017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