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聯」的前因後果

「友聯」的前因後果
關平

由中文大學退休的盧瑋鑾教授（小思），和仍在浸會大學任教的熊志琴博士合作，投放超過十年時間，遍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壇及文化界前輩，收集口述歷史紀錄成書的《香港文化眾聲道》出版，確實為對該段歷史感到興趣的讀者開了眼界，讓讀者了解有關的歷史，時代背景和當事人的內心想法。正如書前介紹，這套書的目的是真實地呈現數十年來香港的文化、政治與歷史的互動，如能成功，頗值得作者的一番苦心。

本系列的第一冊是直接訪問一家香港五、六十年代重要的文化和出版機構——「友聯」機構的參與者如何振亞、奚會暲、古梅、孫述宇、王健武、林悅恆、胡菊人及戴天等當事人，聽他們親自口述當時的歷史事實，其中不少內情都是首次向外披露，所以特別難能可貴。

不過，聯絡「友聯」機構的當事人並不容易，尤其是第一代核心人物，老的老去，部分已經逝世，剩下的或遷移異國難以尋找，或拒絕接受訪問，就算願意接受訪問者，也可能因個人記憶不清，或因放不下心理包袱而語焉不詳，未有盡量透露所知。部分訪問對像，如孫述宇、胡菊人只是第二、三代「友聯」中人，並非組織核心，或如戴天，只算「友聯」之友，並非圈中人員，不一定有機會接觸「友聯」的核心人物掌握一手資料，第二、三代中只有林悅恒因後來出任「友聯」要職，聽老一代懷舊覆述，才會知道較多早期的情況。能夠勉強算是第一代「友聯」核心人物的，只得何振亞和奚會暲。

「友聯」機構的組織有其獨特之處，可能因為四、五十年代剛從內地來港，政治氣氛特別強，「友聯」仿如從事秘密活動政治團體，充滿神秘色彩，要深入了解其運作，需要如剝洋葱般逐層剝去才容易了解真相，因外面一層不可能知道內一層的運作。本書幾位受訪者都承認，友聯機構的核心是「友聯社」，成員並不公開，只是由幾個核心分子組成，卻是整個機構的決策中心，其他人員只能猜測誰是「友聯社」核心，但無從證實。向外公開的機構，有從事中國大陸資訊

（圖：60年代「友聯」和《中國學生周報》、《兒童樂園》編輯和工作人員）

搜集和研究的友聯研究所，和從事出版業務，曾經出版對五、六十年代香港青少年影響甚深的《中國學生周報》、《兒童樂園》和《大學生活》的友聯出版社，但這些對外單位都不過是「友聯社」屬下的業務分枝。

本書搜集資料的時間很長，目標受訪者大多數離港，訪問確有困難。不過，本書開始搜集資料時，第一代「友聯」核心人物如陳濯生(陳思明)、許冠三、邱然、姚拓等仍然在生，本書找不到他們接受訪問，是一大憾事。他們幾個對當時的歷史背景和友聯成立經過都有第一身接觸，甚至是主導角色，如果能夠接受訪問主動交代，當會有助揭開這頁歷史的隠秘。

這裡舉幾個例子以作說明：第一代「友聯」核心人物不少都先後參與四、五十年代香港的「第三勢力」政治活動，如陳濯生、胡越（胡欣平、司馬長風）、許冠三等是「第三勢力」重要刊物《獨立評論》的編輯；徐東濱，燕雲（邱然、燕歸來、Maria Yen），余英時等是「第三勢力」刊物《自由陣線》的編輯；陳濯生是青年黨少壯派重要人物丁廷（庭）標的女婿；何振亞接受訪問時提到「友聯」所以跟提供美援的亞洲基金會接上頭，是因為何義均的關係，何義均是中央大學的教授，陳濯生和何振亞的老師，跟國民黨有密切關係，有關「第三勢力」早期活動的回憶，都指他是「美國駐廣州使館代辦克拉克的顧問」，第三勢力最早期組織「自由民主大同盟」公布人員名單中，他位列政治組長。「友聯」始創時期的核心人物應該對這些人物關係和活動知之甚詳。上面提及的第一代「友聯」核心人物，對當時美國在香港的政治活動和目的絕對不會陌生，相信起碼沒有（像）接受訪問的何振亞、奚會暲般，連亞洲基金會與中央情報局的關係也弄不清楚。

四、五十年代美國在香港積極組織「第三勢力」，是多渠道多層次的政治活動，利用不同的美國機構和基金，接觸、組織和資助各個團體去推動「第三勢力」政治活動，這都已是一早披露的歷史資料。美國在香港的活動包括扶植「第三勢力」政治團體，打算與共產黨和國民黨爭奪統治中國的政權；組織人員去日本、菲律賓、沖繩島和塞班島接受軍事和情報訓練，派員潛入或空投大陸從事軍事破壞和特務活動；組織、資助和直接出版圖書刊物，宣揚親美反共反蔣反華宣傳又是另一項目。「友聯」的出現，其實是整體「第三勢力」政治活動，配合美國主導的反共反蔣反華宣傳的工作其中一環節。可能因作者盧瑋鑾和熊志琴的著眼點在香港文學和文化活動，對「第三勢力」政治活動的整體運作有所忽略。香港文學界有些老人家不時指摘某些作家在五十年代的作品是「綠背文學」或「美元文學」，語帶不屑，指這些文學作品是拿美國資助，純粹為了聽命反共指揮棒寫成，沒有多少文學價值，這些指摘並非毫無根據。

前幾年何振亞在生時，我也曾經跟他談過幾次，勸他接受口述歷史訪問，好為四、五十年代「友聯」的活動留下第一手紀錄，他幾經考慮才下決定。我相信他猶疑的原因，正是因為「友聯」機構接受美援資助的問題，他不想交代，也難釋眾疑。在本書中，何振亞和奚會暲都努力為「友聯」機構接受美援資助辯護，反覆解釋「友聯」拿的美援資助只是勉強足夠維持文化活動，而且資助不帶條件，也不曉得亞洲基金會的錢來自中央情報局。言辭之間，明顯可見老一代「友聯」中人始終放不下中國知識份子包袱，對來自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資助一直耿耿於懷。

友聯的架構有如秘密組織，要瞭解實情，需要清楚當時的政治背景，和了解受訪者在這個組織內的位置，才會洞悉有關人物事件的來龍去脈。就這點來說，我認為本書的受訪者中，早期「友聯」核心人物太少，未夠深入，容易被對當時的「第三勢力」政治活動歷史沒有認識者錯誤了解，忽視當時的幕後政治角力的重要性。更甚者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借題發揮，借古寓今，竟然説拿美元資助沒有甚麼不妥，甚至說成拿美元有助發展本港的學術文化，完全漠視美國的情報機關為何突然大發善心，出錢去提倡發展學術文化的背後動機和策略。這些論調完全是倒果為因，為美國干預別國內政的行為塗脂抹粉，把他們情報工作無原則地美化。

（《書與人》二Ｏ一四年八月廿八日）

臉書回應：

莊若：有沒找過白垚（http://zh.wikipedia.org/wiki/白垚）呢？姚拓先生幾年前過世了。

白垚（1934年－），原名劉國堅，另有筆名劉戈、林間、苗苗等。1934年生於廣東東莞，1949年抵港，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1957年赴馬來亞參與友聯機構的文化事業，執編《學生周報》與《蕉風月刊》多年。1950年代末鼓吹新詩再革命，為馬華文學第一波現代主義文學運動推手，1960年代末革新《蕉風月刊》，發揚在地化的現代主義馬華文學。1981年移居美國。著有五百餘頁大書《縷雲起於綠草》（吉隆坡：大夢書房，2007），收輯其五十餘年的散文、詩和劇本創作。被稱為馬華第一首現代詩的作者。

馬吉：這書裏没有訪問白垚，他《縷雲起於綠草》一書有頗多友聯的回憶：http://www.got1mag.com/blogs/got1mag.php/2008/01/09/c_fanmacsa_cif_ccme_semma_fcpne_1

余英時的香港時代

余英時的香港時代
周言

香港的五十年代，是政治勢力角鬥的微妙年代，余英時身處期間，對此有所觀察和評論，他曾經參加《自由陣綫》雜誌，在上面撰寫了大量追求民主自由的文章，由此被國民黨視為第三勢力，由此無法獲得赴美的簽證，據劉紹銘在〈英時校長的時代關懷感〉一文中介紹，當時余英時用「艾群」筆名，光在一九五一年這一年間在《自由陣綫》發表了六篇文章，包括〈從民主革命到極權後群〉、〈論革命的手段與目的〉和〈我的一點希望〉等篇，而一九五二年他在《自由陣綫》上寫了二十一篇。

余英時後來自己在回憶文章中提起這一段經歷時說：「當時我自己尚在香港新亞書院讀書，但同時也在流亡知識分子所辦的一個周刊──《自由陣綫》──兼任一部份編輯工作。我所負責的是《青年天地》一欄，專門在知識與思想範圍之內談些淺近而有趣的問題。因為對象都是像我自己一樣的青年讀者，所以這一欄的文字都是些卑之毋甚高論的東西，我自己也用艾群的筆名闢了一個專欄。」當時余英時的這個專欄叫做《山外叢談》，取蘇東坡「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之意。余英時當時深受「五四」以來的自由主義傳統的影響：在政治上嚮往民主，在思想上尊重理性和容忍，因此余英時自認《山外叢談》所談的大體不出理性和容忍這一主題。

當時余英時被視為「第三勢力」，據「第三勢力」的代表何魯成之子何守樸介紹，所謂的第三勢力，出自美國對華三人委員會中美國國務院巡迴大使吉普賽之口，他和費正清都傾向於中共，韓戰爆發後美國既不能親共，又不願意支持台灣，所以獨闢蹊徑，尋求一個既反共又反蔣的政治勢力，吉普賽一九五Ｏ年年初曾對記者說：「美國希望中國出現第三勢力」，這便是第三勢力的由來。

何守樸進而指出，五十年代美國人在香港反共的宣傳和對中共問題的研究上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奠基了香港日後成為研究中國問題的重要中心。但是美國人花的是冤枉錢，一些得到部份津貼的雜誌，各自為營，美國人只能對他們隔靴搔癢，真正由美國大規模補貼的機構，不是荒腔走板，就是漸漸變成了私有化的商業集團，中規中矩，最像樣的只有亞洲出版社和友聯出版社。余英時的《民主制度的發展》一書，就是一九五四年在亞洲出版社出版的。

學者柯振中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當時的亞洲出版社可以說是執五十年代香港出版界的牛耳，五十年代其出版的書籍包括報告文學類如張孟桓的《蜀道青天》、曾白虛著的《東游散記》等，學術著作類如唐君毅著的《心物與人生》、羅香林著的《歷史之認識》、殷海光著的《邏輯新引》、勞思光著的《存在主義哲學》等，專題研究類如余英時著的《民主制度之發展》、馬彬著的《轉型期的知識分子》、孫旗著的《論中國文藝的方向》等，「繙譯名著」類如梅榮李萊著、易文譯的《好萊塢工作實錄》等，「兒童叢書」類如安樂生著的《擦鞋子》、沈展如著的《唐太宗》等。

而在這其中，辦的最成功的雜誌要算是《自由陣綫》，何守樸回憶，當時《自由陣綫》由青年黨元老左舜生、李璜、何魯之等創辦，因經費困難面臨停刊的時候，美援適時到達，當時青年黨第二代領袖謝澄平與CIA搭上了線，謝澄平認為，必須建立一個正式的文化團體作為掩護，於是在美援支持下，由《自由陣綫》周刊擴展成了自由出版社，開辦平安書店，接着成立《中聲日報》、《中聲晚報》，一時聲勢大振。當時青年黨招攬人才不拘黨派，自由出版社扮演了一九四九年之後知識界的避風港，幾乎有六七成的文化人士都和自由出版社有過接觸來往。那時候謝澄平推薦的人都可領到每月一千元或數百元港幣的津貼，當時香港一個中文小學教員的月薪約為二百元，這些錢救了不少當時中國文化人，然而這種沒有標準的作法一氾濫，認為不公平與爭執的風波就越來越多，後來青年黨紛爭日烈，而一些人依賴美援成惰性，一旦美援停止，事業體便告萎縮，被一些自力創業的《星島日報》、《明報》、《新報》、《信報》迎頭趕上，自由出版社一共辦了十二年，出過數百種叢書，對南洋及美國都產生了宣傳作用。余英時早年的幾部著作，如《民主革命論》、《近代文明的新趨勢》。《自由與平等之間》，都是由自由出版社出版的。

余英時當時不僅和《自由陣綫》、自由出版社過從甚密，而且創辦了當時影響很大的《中國學生周報》。據《香港新文學年表》一書記載，此事可以上溯到一九五一年以後受中央情報局資助的「友聯出版社」和「人人出版社」「亞洲出版社」等，當時由報人張國興主持，後並創辦「亞洲影業公司」。據何守樸介紹，友聯出版社的出現是在當時第三勢力讓美國人大失所望之餘產生的，美國人有次在鑽石山一個單位的資料室裏看到了幾個孜孜努力於寫報告和摘資料的大陸青年流亡學生，大喜過望，認為中國未來的希望就在這裏，便予以大力援助，這些青年包括了後來香港中國筆會會長的徐東濱、名作家徐訏，他們拿到經費之後還拿來投資，準備長期發展，當時友聯出版社曾辦過幾個對香港有深遠影響的刊物，除了政治性的《祖國周刊》，還針對青年、青少年與兒童辦了《大學生活》、《中國學生周報》與《兒童樂園》，後二本刊物對香港中小學生影響頗大，當時的《中國學生周報》編輯中有一位青年，就是余英時。其實何守樸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姚拓的《雪泥鴻爪》記載，當時余英時不僅僅是《中國學生周報》的編輯，他是該報的創刊主編，當時和他同事的有趙聰等人，這些年輕人是五十年代逃難的中國年輕人的代表，後來都在各自領域做出了傑出的成就。

劉紹銘記後來回憶，他是通過投稿給《中國學生周報》的關係，認識了余英時。劉紹銘記得余英時那時是新亞書院的學生，第一次見劉紹銘時，還結了一個紅色的領結，給劉紹銘的印象是雄姿英發，神清氣爽，後來劉紹銘在回憶文章中寫道：「英時先生當時對我說了些甚麼話，現在已經不記得了。但歲月不居，一晃眼已快三十年，去年在劍橋英時兄家中做客，談的話題太多，一時竟忘了問他是否還記得《中國學生周報》的日子，真是可惜。」

鄭培凱曾經向余英時諮詢過當時他在《中國學生周報》等報刊上時寫稿的情況，余英時說那是一九五Ｏ年到一九五二年之間的事，筆名用過好幾個，只是時過境遷記不起來了，只記得用過一個「艾群」，余英時同時表示說那些文章是「少作」，現在沒甚麼看頭，余英時同時補充說當時寫的文章，好像都沒署名，不過前三個月的社評文章是他寫的，這些社論文章依稀可見余英時的家國情懷。

學者周麗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國學生周報》在香港文學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該報從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創刊一直到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停刊，歷經二十二年，雖然其一度被認定為反共刊物，但是這種政治的定性終究掩蓋不了其對香港文學的重要貢獻，余英時主持該報時，錢穆、唐君毅都曾經為該刊寫稿，六七十年代也斯、胡菊人等著名報人都曾經在該刊當過編輯。

除卻這些出版社和雜誌之外，余英時還曾經參與過高原出版社的工作，據〈香港的出版業發展階段〉一文介紹，五十年代初年成立的高原出版社，首任總編輯便是余英時，此社以出版學術論著、文學創作和青少年課外讀物為主，並先後創辦《海瀾》文學月刊、《少年旬刊》、《學友雜誌》等。該社於一九五三年出版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暢銷海內外，奠定在出版界之聲譽。

其實高原出版社是余英時等人從自由出版社分出來的，當時與余英時共事的還有徐直平、柳惠、鄭力匡等人，余英時早年的兩本書：《到思維之路》和《文明論衡》分別在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在高原出版社出版。《到思維之路》一書據余英時自述，乃是由於社中朋友們的慫恿，是余英時在《山外叢談》的專欄中選了幾十篇，印成這本《到思維之路》。余英時說：「這些淺薄的少作，當然沒有甚麼學術價值可言，不用等到壯年便已自悔孟浪了。所以我後來一直叮嚀高原出版社不要重版。」

高原出版社的創始人徐速，便曾經是一位編輯，其早年曾在《新大陸》雜誌任職，到港之後先在自由出版社任職，後在《人人雜誌》擔任編委，其後創辦了《海瀾》雜誌，後來他的所有書幾乎都在高原出版社出版，他和余英時認識，便是一九五二年在自由出版社共事之時，後來徐速還與左舜生等人發起香港中國筆會。

（圖為余英時新亞書院畢業照）

（蘋果日報二Ｏ一三年九月十五日）

（馬吉按：文中提到余英時曾經參加高原出版社的工作，一九七八年我在高原打工時，也聽徐速先生提及，並說他也替早期的《當代文藝》寫過社評。）

北角地帶

北角地帶
蔡炎培

龍有龍脈，文有文脈；紫微楊早已算出來，香港地運東移。如果說，一個城市的文化為重心，那麼，中區遲或早份屬銀行區而已。打從六十年代中葉，北角儼然是這個文化沙漠的綠洲。

張愛玲住過的繼園街，小小姐林燕妮長大後，遂成「最具感性的女作家」；繼後，司馬長風落戶，閉門寫出《中國新文學史》；最晚來了詩人鯨鯨，發展商一聲重建，拆遷費實在不少。

從沈西城筆下的「吉祥茶室」走上去，模範邨有「幻而不科」的倪匡；太古糖房隔籬有他妹妹亦舒的《女記者手記》；「香港大酒店」斜對面明月樓頭有「菊一般的人」（胡菊人）。噢，也斯搬出搬入成長裏，卒之六三之年，搬出一個教授、一個詩人、一個小說家來。如果你想睇吓大頭佛，教授的評論，遊花園之餘，當不虛此行。

再上去，「金馬倫馳馬徑」下來，「門雖設而常關」，羅忼烈老師可能去了復社，聚晤張紉詩諸子。不用失望的，再上去南豐花園，你一定碰得着潮汕才子方寬烈，帶埋《酒徒》搵劉以鬯先生簽名一定冇執輸。

這，只消你站在南康大廈的天台，放長雙眼望落去，必然睇得真切。

吉祥茶室就在對街。「吉祥之友」概分兩大類。一是普羅大眾一是馬經友。水吧強哥跟區區最友善，賭足輸贏。此公擅泡絲襪奶茶外，還有額外給我撚手的鴛鴦。現代漢詩確然是──識者鴛鴦，不識者兩樣。

「吉祥之友」燒到明報這一叠，有些事兒不確。「哈公怪論」自是繼「三蘇怪論」最合適人選；香港地，反共作家多的是，明報大副刊也不例外是亮點，但不代表明報社論立場，明報固有讀者一定很明白的。有時太過火了，給陳非抽起而不是潘公（粵生學長）。「有容乃大，無欲則剛」，我們從下至上秉承這個方針辦事。一回，陳非要抽沙翁（倪匡）的稿，拗到面紅面綠；最後還是抽起。事後，查先生也認為沒甚麼。哈公罷寫，純屬「美麗的誤會」。身患重病，點寫？請來王延芝（徐東濱先生），可惜正論多過怪論；黃霑自告奮勇，還是不文好。然後，才有「三山人語」。
潘粵生學長少而稱公，有而且只有培正小弟弟梁文道，「四十而公」乃爾。一笑。

哈公入來，經理明河出版社，該是七八十年代的事；沈西城翻譯日本松本清張的推理小說，是補林山木「寰宇采風錄」之缺。山木兄得夫人駱友梅臂助，自立門戶，創辦《信報》，果然不出十年，「林在山」矣。

醉鄉不辨賢愚。哈公是。字房領班是。記者頭李凌儍是……。且慢，後會有期。

（蘋果日報二Ｏ一三年五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