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定銘:悼愛書家黃俊東
9月27日,收到黃俊東家人用他的電郵傳來壞消息:俊東已於2025年8月10日,在澳洲悉尼醫院,於凌晨時份,在家人陪伴中安詳離世,享壽九十一歲。
好友俊東(1934~2025)和我交往始自1970年代初:
一九七二年前後,我受好友白勺(黃韶生、黃星文、黃濟泓)影響,開始收集中國現代文學創作類絕版舊書,經常跑舊書店。
其時文社文友安東(蘇賡哲)在旺角洗衣街,麥花臣球場斜對面開新亞舊書店。蘇兄長袖善舞,經售手法絕佳:他每日均到九龍、新界及港島各區的舊書店巡視,看看有沒有新到的好書收買。每到黃昏,蘇兄總携着一兩札舊書回來,愛書人早已等在店中,待他一拆開書扎,紛紛伸手搶購一空,不熟悉內行的外人,絕對想不到這間只有幾個小書櫃的半邊舖,竟是香港舊書業的總部,每日營業额以千計的小店,在舖租也不過一千幾百的一九七零年代,絕不是個小數目。
那些年黄俊東住在沙田道風山,放工後每日都到旺角火車站乘車回家。我們常在等候蘇老闆回程時閒話家常,交換購書心得。
那時候,除了買舊書,很多時都見俊東帶些剛買的新玩具,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件用長棍推動的小雞(或小鳥?),當你推動長棍時,小雞一面走,一面叫,又會拍翅膀振振欲飛,相當有趣。俊東常買這些小玩物回家,他讀書,孩子們玩玩具,是個超級好父親。
後來俊東移居澳洲,搬了好幾百箱書過去,每日看書掃樹葉,樂也融融;每次回港總約我見面,多帶來絕版好書作禮物,使我受益不淺。不幸他幾年前突然中風,醫好了,寫字稍有困難,不知是手震還是活動不靈光?每年過年過節,都會由兒女代筆傳電郵來,不知這幾年代筆的,是不是就是四十多年前玩「長棍小雞」的那位?這是好父親積的福。
俊東近年常把舊書透過蘇賡哲拍賣,我買了不少,書不單珍貴,還常有俊東在書内留下墨寶推介,更為難得,我也寫了不少書話。為記念好友,由今日起,將陸續重刊與他有關的文章,以示悼念!
──2025年9月30日
(許定銘臉書2025年10月1日)
二OO七年鑪峰雅集四十八屆的晚宴上來了位稀客區惠本,碰巧黃俊東從澳洲回來,我趕緊拉他們拍照留念。
黃俊東是書話名家,已不需介紹,但區惠本,知道的人恐怕不太多。他與黃俊東同是一九三O年代出生的香港作家,區惠本出道甚早,一九五O年代用筆名「孟子微」在報刊上發表文史小品,據說曾被人誤以為是曹聚仁,可見他的作品水平甚高,很受時人重視。
區惠本很愛藏舊書,華富邨老家全屋堆滿書,可惜我跟他不熟,未曾得見。一九七O年代波文書局出版文史期刊《波文》,黃俊東、區惠本、沈西城和莫一點是編輯,其時創作書社剛在鄰街,區惠本常來看書。他為人低調,除了看書、買書,少有與人交談,拍照當然更少了。
(許定銘臉書2025年10月2日)
得悉故友黃俊東在澳洲辭世,享年91歲,不禁黯然。
黃俊東是前輩,系出「明報」,愛書之人,同代皆尊稱為東叔。我們結緣於七十年代,是時跟張嘉龍、陳文鴻、鍾小玲、陳冠中一眾好友創辦一山書屋,在灣仔譚臣道一間閣樓,東叔常上來串門子,也提供不少寶貴意見,因而結緣。其後我們出版「文化新潮」,東叔也有賜稿,其書評書話,是當年文壇一時之選。
黃俊東為人溫文爾雅,是典型的讀書人,雖然是老派文人,但我們一班不知天高地厚的新文化人,公然挑戰舊文化人,他也不以為仵,反作橋樑,可見氣度和胸襟,令人敬重。
有一逸聞,可記一筆。黃俊東在「明報」工作,以查良鏞的作風,收入自是微薄,但甘於淡薄的東叔自有生存之道。他喜歡賭馬,但只小注賭孖T,經常命中,幫補生計。
東叔移民澳洲後已經失去聯絡幾十年,據聞中風,寫作也要子女代筆。如今溘然離世,香港一代讀書愛書人,快將絕跡矣。
(黎則奮臉書2025年10月1日)
王璞:黃俊東先生
十年前寫過一篇感念黄俊東先生的文章,收錄在我《念人憶舊》小書中。值此追悼先生仙逝之際,貼在這裏以表我不盡的哀思。
黃俊東先生
初到香港,我一下子就被香港報刊的多種多樣雷倒了。走到街上一看,書報攤多過銀行,正所謂十步一崗五步一哨,大大小小的書報攤數不勝數。攤頭上僅報紙便有數十種,更不要說那些五花八門的雜誌了,真應了那句內地網絡流行語:亮瞎你的眼!
香港人愛看報,從地盤工到億萬富豪,都有其每日看報的理由。我移居香港的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互聯網還未出現,是報紙的黃金時代。地鐵上、巴士上,甚至以短程客為主的電車上,讀報人比比皆是,跟今日玩手機的人幾乎一樣多。
報紙名目眾多,其中最暢銷的是《東方日報》(《蘋果日報》當時尚未創刊),其次有《明報》、《天天日報》、《成報》、《星島日報》、《新報》、《信報》、《華僑日報》、《聯合報)、《快報》、《大公報》、《文匯報》等等。每份報都有好幾大疊,分為新聞、副刊、娛樂、體育和馬經等。我站在報攤前看着這些五花八門的報刊,心裹犯了躊躇:我投稿該從哪裏下手呢?
第一批稿是剛結識的香港朋友楊先生代投的。他將我的兩個短篇小說裝入一個大信封,寫上「編輯先生」收,送到北角位於他家對面的《明報月刊》傳達室。居然在一星期後得到都被留用的回信,回信的編輯便是當時《明報月刊》的執行編輯黃俊東先生。
我與黃先生從此建立起作者與編輯的關係。
不過,這一關係始終止於書信往還,直到今天我也不曾有緣見到他。《明報月刊》發表過我那兩篇小説後,我往那投稿雖然不再寫「編輯先生」收,而是寫上黃先生的大名,但信中附的一紙便箋也只有寥寥數行,千篇一律地寫着:「黃先生:您好!奉上一小稿,請教正。」這麼兩行字句。
寄去的稿件都很快刊載。而黃先生也只在寄稿酬來時,隨支票附上一紙便箋,上面以與我旗鼓相當的電報式語言寫着:「王小姐:您好!謝謝賜稿。請將支票回條簽回。」有時加一句「請繼續賜稿」。
我曾拿起那張信箋放到燈光下仔細察看:如此一絲不苟的書法、如此一成不變的字句,是否機器人所為呢?大概便是這樣的疑惑,讓有電話恐懼症的我,正好免了給他打電話之想,當然更不曾想到上門去拜見,請他飲茶吃飯之類。
後來,大約是在新世紀初吧,有一次我去上海探望辛笛先生,他向我打聽他的一些香港朋友近况:某某某新發表了甚麼作品?某某某身體還好嗎。突然,我聽見黃俊東的名字:
「黃俊東還在《明報月刊》吧?」
「黃俊東?您認識他?」我驚問。
辛笛先生點頭道:「那年在香港與他有過一面之緣。他也寫詩,還是有名的書話家,出版過好幾本書話。」
我回到香港便去圖書館找黃俊東書話看。這才發現,原來早在七十年代黄先生就出版了三本書話。我從那些書話中得知,原來他還是藏書家。讀了他那些精緻優雅的書話,我對他更加高山仰止,不敢前去叨擾這般閒雲野鶴人物了。之後不久就聽說他離開《明報月刊》移民海外。我便也停止了往那間雜誌寄稿。
大約2006年吧,我在內地一張報紙上看到一篇有關他的文章,才知道了更多關於他的資訊,現將這篇作者署名為謝其章的文章節錄如下,權充黃先生的個人小傳:
黄俊東,生於1934年,廣東潮州人。黃俊東一直在香港生活工作,直到有一天,我們聽董橋說黃俊東到加拿大定居去了,這大概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事。這位六十年代就寫書話文章的藏書家,我們對他的瞭解很少,所知道的一些多是從董橋那聽來的,黃的身世卻一點兒也不知道。今天上午收到從舊書網買的黃俊東寫的《現代中國作家剪影》,這書有兩層護封,真是極少見的裝幀。拿掉護封,看到封底有黃的照相,旁有一行簡介,說他「在香港受教育(八達、培正、聯合),現任明報月刊編輯」。這三個學校名字,培正我聽說過。
黃俊東當編輯時期的《明報月刊》最好看,董橋和黃做過《明報》的同事。尤其要說的是,黃俊東還做過張愛玲《張看》的責編──「從初稿以至排印成書,都經過筆者處理」,黃俊東保留有張愛玲的親筆信,這些年這麼多回憶張愛玲的文章集成了書,偏偏漏了黃俊東這篇。
這三本書話書,按出版時間排是,《現代中國作家剪影》(1972年,未標印數)、《書話集》(1973年,印數兩千冊)、《獵書小記》(1979年,印數五千冊)。上世紀七十年代,內地尚處在文化空白期。我的搜求港台舊版書,重點即放在空白期那邊的出版物。黃俊東之書話於珍籍版本、人物掌故、藏書票、木刻版畫、西洋文壇,悉皆涉獵,各種不同品位的愛書人都可以從他的書話裏找到共鳴。黃俊東的書話可以從《新文學作品的初版本》,忽地跳躍至〈柳敬亭有話本傳世嗎?〉,從〈周作人晚年書劄一百通>跳躍至〈食的學問和睡的問題〉;從〈魯迅作品在日本〉跳至〈西西里詩人郭新摩都〉;從〈從翻版書說到阿英〉跳至〈西班牙老作家阿左林逝世〉。我倒是覺得內地的書話作者在廣泛性和趣味性上,均不及黃俊東的自由自在。
黄俊東在1981年5月10日寫給上海教育學院中文系張炳隅的信中說到寫作《現代中國作家剪影》的初衷:「我的那本作家剪影的小書,其實寫得不像樣,那個時候,因為國內發生文革,海外很注意作家的消息,尤其是三十年代的作家,香港的報紙很少提起或介紹,我因為喜歡涉獵中國現代文學,所以在報上寫起一些小文章,目的在引起年青人的注意,後來有出版社要求出書,也就刊印成冊,內容很膚淺。」這是黃俊東的自謙之詞。
《書話集》印製的苦衷,黃俊東在「後記」裏說「在香港排印一本比較精美的書籍,並非易事,一般的印刷廠不容易接受零星的生意,如果要求排得特別一些,例如用的字體多一二種,印刷廠一定拒絕,就是肯答應,成本也貴得驚人,因此一般的書籍都排得不好看,便是這個原因。本書情商『建明印刷有限公司』代為排印,目的便是要印得精美一點,「建明」的設備較具規模,印書也較有高水準,不過這家印刷廠每天要印的刊物太多,基本上是沒有空間(閒)可印書籍的,所以僅能乘着一些短短的空隙時間趕着印一點點。這就是為甚麼本書要印一年多的緣故。那是幾十頁幾十頁積累下來的。」黃還說「這本書話集如不用虧本,出版者當會繼續排一本續集」。
所謂續集便是六年後出版的《獵書小記》。《獵書小記》是右開本,而《書話集》是左開本,《獵書小記》是豎排本,《書話集》是橫排本。兩書均有書影插圖,《書話集》的扉頁是董橋的題字,《獵書小記》則是阿五作的《讀書圖》,背面用了齊白石的《夜讀圖》。阿五畫的是漫畫,我覺得我們這裏沒有一幅漫畫能畫出讀書的氣象,大漫畫家都畫不出,漫畫很不適宜畫這種題材。姜德明先生的一本書,是漫畫家方成和徐進畫的插圖,並未為之增色。最近有位朋友也用漫畫為該書作插圖,我幾乎為之崩潰。
三本書話集的搜求,難易不同,各有來歷。《書話集》得之最早,是吳興文先生送我的。《獵書小記》於舊書網競拍得來,書主是香港經營古舊書牌子最老的歐陽文利先生,他知道我想念此書,便發短消息說先生儘管出價,不管最後拍多少錢,我只收你三百元。最終拍到六百元,我至今欠歐陽先生一份情。《現代中國作家剪影》,我先得一本於舊書網,拿到手後才看出是翻印本,出了很高的價,心中頗以不快,近日方一雪前恥。
我讀書往往取牽連法,即是說讀了該作者的書喜歡,便去搜羅他其他的書讀,直把他的書讀到山窮水盡為止。八卦仰慕的作家也如此,一旦對誰有了興趣,便去互聯網上把他「八卦」個清楚。更別說對黃俊東這等我崇拜並感激的神秘人物了。可我在書店網絡「上窮碧落下黃泉」了一番,也只查到藏書家、書話家黃俊東的兩三條信息,其中有一條倒是可作為謝其章以上那段文字的補白。
說是黃俊東的書出版之後好多年裏都賣得不好,以至他移民澳洲前家中尚存一百本《獵書小記》,他只得將它們捆成兩紮自提去舊書店寄賣,走到半路實在拎不動了,便把其中一紮棄於路邊垃圾桶。誰知九十年代書話之類書籍異軍突起,黃俊東的書話竟被熱炒。在網上動輒六、七千港幣一本,而且是「見光死」,一上架即被搶走。
當年誰若在垃圾桶撿回那捆書,恭喜你!
那以後我上孔夫子舊書網搜書又多了個目標,就是搜尋黃俊東書話。遍尋不得之餘,更加為自己竟與黃先生未有一面之晤而抱憾。
唉,就連我們往還的那些便箋,也在頻繁的搬家中一封也找不見了。這時我才驚覺,也許黃先生當時看到我的那些便箋,也與我有過同樣的疑惑吧:「這人難道是個機器人?」這樣一想,我心中的遺憾,更變成了自責。
(王璞臉書2025年10月5日)
蘇賡哲:追懷黃俊東兄
才惋惜胡菊人先生的離去不久,又知悉他的好拍檔黃俊東兄也辭世了。他們拍檔時可以說是《明報月刊》一段風光時刻。胡先生我不熟悉,他未來過書店,「作協」內訌時甚至是對手。俊東兄卻是很密切的朋友,從「新亞書店」還在洗衣街時期,他就幾乎每日都來淘書,淘完書的例牌節目是去街對面的「美而廉餐廳」喝茶。俊東腹笥極廣,又是溫雅君子,和他聊天真如沐春風。我在「三聯書店」展覽廳辦「三十年代絕版舊書回顧展」,就是他出的主意。這個展覧別開生面,看客踴躍,連當時的港督夫人都聞風而至。這是因為俊東和許定銘等藏書家紛紛拔刀相助,借出不少珍罕本故。
有一次,俊東在沙田道風山的藏書庫要結束,叫我將兩貨車藏書搬去賣掉。他說賣了之後,隨我喜歡付他多少錢都可以。以前「萬有書店」的徐炳麟先生也曾將一個倉庫的書,以同樣形式交託給我,現在更有好幾位不相識的藏書家(包括戴天)將大批藏書給了我,世人以為商場充滿你虞我詐、心計算盡、唯利是圖,但我的遭遇卻是處處濃郁人情味、只講誠信道義。俊東那些書因為蓋有他的印章,大受書迷歡迎,很暢銷。我開玩笑說:「不如將印章賣給我算了。」
俊東移居澳洲後,知道我辦舊書、名人筆蹟拍賣,將他大量珍藏委託給新亞以示支持。其中部份是歷年蒐羅所得(如在奶路臣街街邊攤買得張大千草稿),有些是在編輯崗位上的收穫。他有慧眼,從編輯部垃圾桶邊搶救出文獻。
(蘇賡哲臉書2025年10月14日)
陳子善(上海文史研究館 館員):悼黃俊東先生
10月1日晨,接沈西城兄自港來電,驚悉黃俊東先生在悉尼逝世。後又得知他是8月10日安詳離世的,終年91歲。
俊東先生是香港著名作家,編輯家和藏書家,長期擔任金庸創辦的《明報月刊》的編輯。1986年2月,我寫了小文《施蟄存先生的賀年卡》投稿《明報月刊》,次月即刊出,編輯正是俊東先生。
我在張愛玲研究上第一個較為重要的成果,是發現了張的中篇小說《小艾》。當時第一時間通報俊東先生,他馬上要我撰一評介文,與《小艾》一起在1987年1月《明報月刊》新年號刊出。台北《聯合報》副刊同時連載《小艾》台灣版,也是他一手安排,從而在海峽兩岸造成了一個「張愛玲震撼」。
對我所從事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他不斷鼓勵我:認真查閱、認真思考、認真寫作,持之以恆,必有收穫。
我初次見到俊東先生,是在1991年3月的「中國當代文學研討會」上。3月24日,方寬烈先生宴請,俊東先生和高貞白、陳無言等先生都出席了。現在,高、陳和俊東先生都離開了我們。但他們留下的文字,相信會一直擁有讀者。
(騰訊網2025年11月2日)
2025年11月27日 星期四
2025年9月24日 星期三
王璞:文學發燒友
「文學發燒友」這個詞語,我是到香港後才知道的;而見識到純正的文學發燒友長甚麼樣,我是在寫出那篇徐訏小說研究才知道。
一九八九年底我初到香港,身無分文,舉目無友,不過很快在報社找到工作,還結識了一班新朋友,大家初次見面就一見如故,有談也談不完的話,這話題就是文學。文學這話題一時一夕如何談得完呢?所以要約定時間下次接着談。新朋友們笑曰:「都是文學發燒友啦。」
大約是在一九九七年前後,我起意研究徐訏小說,寫了篇長文發表在某報副刊。沒幾天就接到一個電話,來電者開門見山道:「我是廖文傑。你知嗎?」他說的是粵語。我當即驚喜道:「當然知!廖先生你好!」我說的是國語。
我撰寫研究徐訏的文字時引用最多的,除了徐訏作品,就是廖文傑文章了。他是徐訏鐵粉,收集了大量徐訏資料。編輯了好幾本資料集。有些還有說明和注釋。電話後我們很快約了見面,記得跟他一起來的是詩人康夫。他們兩個都是典型的文青,即是說衣着質樸,舉止拘束,言詞木訥。可是一談起文學和徐訏,就兩眼放光,滔滔不絕。盡管語言不太通,我一句粵語也不會講,他們則不諳國語,大家居然溝通無礙,劇談幾小時。記得那是在美孚一間茶餐廳,他們對飲食表現出那樣的冷淡,讓我感到熱心點吃點喝實在不文學,各人只要了杯茶和西多之類。
後來就時有見面,我從他們又認識了幾位徐粉。才得知一直有一群徐訏鐵粉的存在。他們都是純粹的文青,沒有任何功利目的,只是出於熱愛而投身文學,認定了徐訏是代表他們文學理想的作家,就為之迷為之痴。
那時徐訏在兩岸三地都遭冷落,大陸固然將他視為反動作家,他卓爾不群特立獨行的個性,又令他不見容於港台兩地的文學文化圈,書店少見他的書,兩岸的現當代文學史都將他忽略。我到香港十多年後,才偶然在嶺大圖書館看到他一本薄薄的詩集,驚艷之下,才去找來他的小說讀。
「吶,就是這本詩集。」大前天,當我跟廖文傑失聯二十年後重逢,他從口袋裏摸出一本小書來對我說,「那時你就是看了這本書才寫徐訏的。」
真的呀!這就是那本《徐訏100首抒情詩選》。編者康夫,出版者廖文傑。
可是他跟康夫也失聯了,跟其他那些徐粉也都失聯。怎麼會不失聯呢?他連智能手機也沒有,有台電腦,還頻頻故障,以至電郵也沒有了。他的通訊手段還停留於九十年代,只能打電話,而家中座機也拆除。這次我們得以聯繫上,幸賴朋友蔡詠梅的熱心探查,她七彎八拐地問來了他的電話號。
可是廖生仍然關心文學,說起文學仍是滔滔不絕:他編輯出版了誰誰的書,在哪裏發現誰誰的佚文,誰誰打算寫本徐訏傳,台灣新出了一套徐訏文集,版本與舊的那套比怎麼樣。我原本想請他吃飯,可是他對吃喝仍然表現出跟當年一樣的冷淡,說他吃過飯了,只要了杯熱檸水。
顯然,他還和當年一樣清貧,可是滿腦袋的文學資料典故依然富足得很,說起前輩作家作品,尤其是徐訏,如數家珍。還歷歷如昨地憶起第一次見到徐訏的往事。那是在一次會議中,他坐在徐生前一排。
「你跟他說話了嗎?」
「說了幾句。」
「他知道你是誰嗎?」
「知道,我給他寫過信,還寄過剪報。」
「那你應該把這些都寫下來呀。」我道。
「寫了。」
他說還寫了一些有關文學的回憶,聽上去都甚有味道和資料價值。我勸他把這些文章集結出版。
「誰會看呢?算了。」他淡淡道。
這時奇異地浮現在我腦海的,竟是不久前我在呼倫貝爾草原看到的遍地牛羊,牛也好,羊也好,馬也好,看去都是一個姿勢:低頭吃草。我便想,牛羊馬們與人的區別所在,就是牛羊馬只關心吃飽喝足,而人在謀求物質生活的富足之外,還要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足。而純正的文學發燒友,就是那些把精神生活看得遠遠高於物質生活的人。這樣的人即使今日還存在,也是鳳毛麟角了。我竟得識二三子,幸甚。
(王璞臉書2025年9月23日)
一九八九年底我初到香港,身無分文,舉目無友,不過很快在報社找到工作,還結識了一班新朋友,大家初次見面就一見如故,有談也談不完的話,這話題就是文學。文學這話題一時一夕如何談得完呢?所以要約定時間下次接着談。新朋友們笑曰:「都是文學發燒友啦。」
大約是在一九九七年前後,我起意研究徐訏小說,寫了篇長文發表在某報副刊。沒幾天就接到一個電話,來電者開門見山道:「我是廖文傑。你知嗎?」他說的是粵語。我當即驚喜道:「當然知!廖先生你好!」我說的是國語。
我撰寫研究徐訏的文字時引用最多的,除了徐訏作品,就是廖文傑文章了。他是徐訏鐵粉,收集了大量徐訏資料。編輯了好幾本資料集。有些還有說明和注釋。電話後我們很快約了見面,記得跟他一起來的是詩人康夫。他們兩個都是典型的文青,即是說衣着質樸,舉止拘束,言詞木訥。可是一談起文學和徐訏,就兩眼放光,滔滔不絕。盡管語言不太通,我一句粵語也不會講,他們則不諳國語,大家居然溝通無礙,劇談幾小時。記得那是在美孚一間茶餐廳,他們對飲食表現出那樣的冷淡,讓我感到熱心點吃點喝實在不文學,各人只要了杯茶和西多之類。
後來就時有見面,我從他們又認識了幾位徐粉。才得知一直有一群徐訏鐵粉的存在。他們都是純粹的文青,沒有任何功利目的,只是出於熱愛而投身文學,認定了徐訏是代表他們文學理想的作家,就為之迷為之痴。
那時徐訏在兩岸三地都遭冷落,大陸固然將他視為反動作家,他卓爾不群特立獨行的個性,又令他不見容於港台兩地的文學文化圈,書店少見他的書,兩岸的現當代文學史都將他忽略。我到香港十多年後,才偶然在嶺大圖書館看到他一本薄薄的詩集,驚艷之下,才去找來他的小說讀。
「吶,就是這本詩集。」大前天,當我跟廖文傑失聯二十年後重逢,他從口袋裏摸出一本小書來對我說,「那時你就是看了這本書才寫徐訏的。」
真的呀!這就是那本《徐訏100首抒情詩選》。編者康夫,出版者廖文傑。
可是他跟康夫也失聯了,跟其他那些徐粉也都失聯。怎麼會不失聯呢?他連智能手機也沒有,有台電腦,還頻頻故障,以至電郵也沒有了。他的通訊手段還停留於九十年代,只能打電話,而家中座機也拆除。這次我們得以聯繫上,幸賴朋友蔡詠梅的熱心探查,她七彎八拐地問來了他的電話號。
可是廖生仍然關心文學,說起文學仍是滔滔不絕:他編輯出版了誰誰的書,在哪裏發現誰誰的佚文,誰誰打算寫本徐訏傳,台灣新出了一套徐訏文集,版本與舊的那套比怎麼樣。我原本想請他吃飯,可是他對吃喝仍然表現出跟當年一樣的冷淡,說他吃過飯了,只要了杯熱檸水。
顯然,他還和當年一樣清貧,可是滿腦袋的文學資料典故依然富足得很,說起前輩作家作品,尤其是徐訏,如數家珍。還歷歷如昨地憶起第一次見到徐訏的往事。那是在一次會議中,他坐在徐生前一排。
「你跟他說話了嗎?」
「說了幾句。」
「他知道你是誰嗎?」
「知道,我給他寫過信,還寄過剪報。」
「那你應該把這些都寫下來呀。」我道。
「寫了。」
他說還寫了一些有關文學的回憶,聽上去都甚有味道和資料價值。我勸他把這些文章集結出版。
「誰會看呢?算了。」他淡淡道。
這時奇異地浮現在我腦海的,竟是不久前我在呼倫貝爾草原看到的遍地牛羊,牛也好,羊也好,馬也好,看去都是一個姿勢:低頭吃草。我便想,牛羊馬們與人的區別所在,就是牛羊馬只關心吃飽喝足,而人在謀求物質生活的富足之外,還要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足。而純正的文學發燒友,就是那些把精神生活看得遠遠高於物質生活的人。這樣的人即使今日還存在,也是鳳毛麟角了。我竟得識二三子,幸甚。
(王璞臉書2025年9月23日)
2024年8月13日 星期二
王璞:祝你已在天堂──送古劍先生
古劍先生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助人為樂,尤其是南來的新移民寫作人,那時戲稱為「爬格子動物」。這類角色新來乍到,只要找到他,他都會盡力援助。
一九八九年我從深圳移居香港,初入貴境,舉目無友。原先工作的出版社一位同事給了我古劍電話,說這位先生是我們的作者,在香港當編輯,說不定能幫你。
電話打過去,驚喜地發現他還是我華東師大學長。他五十年代後期畢業於師大中文系,他那一屆人才濟濟,沙葉新、戴厚英皆為他同班同學。他自己也有一支健筆,散文寫得剛勁練達。常有報刊約他寫專欄。他見我四處投稿奮力要早日完成自己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華僑日報》邀他開個專欄時,他就讓給我寫。那欄名叫「紙窗」,筆名也是他取的。他說:「你這麼拼命寫稿,簡直是爬格子超人,就叫superman 好了。」於是就取其諧音叫了蘇白曼。
我第一份工作,《東方日報》副刊編輯,也是他引薦的,當時我電話打過去,他說他們副刊正好有個編輯職位空缺,叫我去見工試試。於是我一來港就找到了那份優差。
我報社編輯業務不熟,又不懂廣東話。那時候大多數港人都不懂國語,尤其是字房版房師傅,簡直無法溝通。每逢他們召我去解決版面問題,頂頭上司梁小中先生大概見我有畏懼之態,總讓古劍趕去支援。我在字房正跟師傳糾纏不清時,見到他這及時趕到的救兵,真是感動。
他古道熱腸,又陸續把他的文友介紹給我認識。先是介紹報社裡的文學發燒友葉輝。又陸續介紹了他編輯朋友顏純鈎、梅子、和舒非。後來見我有想去大學任教之想,又介紹了也斯。他們也都樂於助人,也都曾從不同方面給過我熱誠幫助。說起來,都是古劍先生牽的線。
後來他回流內地,長居珠海,依然寫作不掇。而且似乎老當益壯,出版了好幾本書。有念事憶人的,有書話,有與文化名人來往書信集。
他也依然不忘提攜後進。有次一家內地出版社來找我組稿,說是他們有個書話系列出版計劃。一問,原來是古劍先生推薦了我。先是,這間出版社出版了他一本書,問他還有沒有其他作者可以推薦,他就提了我。後來他們真的聯絡到我,出版了我一本書,這便是我在內地出版的最後一本書:《我想變成一本書》。
如今他也隨着一些師友駕鶴西歸了,據說他最後這幾年身體已經很差,活得艱難。那麼,走掉也是一種解脫。他人這麼好,一定在天堂有個位置,跟他那些好人朋友在那個極樂世界喜相逢。
(王璞臉書2024年8月8日)
一九八九年我從深圳移居香港,初入貴境,舉目無友。原先工作的出版社一位同事給了我古劍電話,說這位先生是我們的作者,在香港當編輯,說不定能幫你。
電話打過去,驚喜地發現他還是我華東師大學長。他五十年代後期畢業於師大中文系,他那一屆人才濟濟,沙葉新、戴厚英皆為他同班同學。他自己也有一支健筆,散文寫得剛勁練達。常有報刊約他寫專欄。他見我四處投稿奮力要早日完成自己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華僑日報》邀他開個專欄時,他就讓給我寫。那欄名叫「紙窗」,筆名也是他取的。他說:「你這麼拼命寫稿,簡直是爬格子超人,就叫superman 好了。」於是就取其諧音叫了蘇白曼。
我第一份工作,《東方日報》副刊編輯,也是他引薦的,當時我電話打過去,他說他們副刊正好有個編輯職位空缺,叫我去見工試試。於是我一來港就找到了那份優差。
我報社編輯業務不熟,又不懂廣東話。那時候大多數港人都不懂國語,尤其是字房版房師傅,簡直無法溝通。每逢他們召我去解決版面問題,頂頭上司梁小中先生大概見我有畏懼之態,總讓古劍趕去支援。我在字房正跟師傳糾纏不清時,見到他這及時趕到的救兵,真是感動。
他古道熱腸,又陸續把他的文友介紹給我認識。先是介紹報社裡的文學發燒友葉輝。又陸續介紹了他編輯朋友顏純鈎、梅子、和舒非。後來見我有想去大學任教之想,又介紹了也斯。他們也都樂於助人,也都曾從不同方面給過我熱誠幫助。說起來,都是古劍先生牽的線。
後來他回流內地,長居珠海,依然寫作不掇。而且似乎老當益壯,出版了好幾本書。有念事憶人的,有書話,有與文化名人來往書信集。
他也依然不忘提攜後進。有次一家內地出版社來找我組稿,說是他們有個書話系列出版計劃。一問,原來是古劍先生推薦了我。先是,這間出版社出版了他一本書,問他還有沒有其他作者可以推薦,他就提了我。後來他們真的聯絡到我,出版了我一本書,這便是我在內地出版的最後一本書:《我想變成一本書》。
如今他也隨着一些師友駕鶴西歸了,據說他最後這幾年身體已經很差,活得艱難。那麼,走掉也是一種解脫。他人這麼好,一定在天堂有個位置,跟他那些好人朋友在那個極樂世界喜相逢。
(王璞臉書2024年8月8日)
2024年6月8日 星期六
沈西城、王璞談梁小中(石人)
沈西城:梁小中──敢與老闆對抗的文化人
這幾天,心緒不寧,總是想起梁小中,那就做一篇文章說說他吧!六十年代末,香港報界出現了一項奇蹟,一張銷路本來二、三千份的小報,不到半年,飆升至十二萬份,這張報紙叫做《中文星報》,他的總編輯便是梁小中。初期的《中文星報》只是翻譯母公司的《英文星報》,枯燥乏味,並未獲得大眾認知,老闆真健士改革,請了梁小中當總編輯,交以大權,自由發揮,銷路由是大好。為什麼《中文星報》會一下子暢銷起來?主要的關鍵是新聞不但搞得快而準,而且清晰翔實,人們一紙在手,盡知香港事。一雷天下響,洛陽紙貴,梁小中成為報界傳奇人物,有關他的傳聞,接連而至,什麼恃才傲物、放蕩不羈、桀傲不馴、難以相處……說個不停。那時候,我剛出道,還未去日本,在《中文星報》寫影評。編輯李文耀偶然也對我提起梁小中說:「我們的老總很有脾氣,要我們準時上班,不準時下班。你知道,幹我們這行,很難守時。」「你們的老總真有那麼兇?」我有點不相信。「騙你是烏龜!」李文耀十分的認真:「媽的,上班下班還要打卡呢!」原本還想託李大哥在《中文星報》謀個差事,一想,還是罷了。後來梁小中發火打真健士,離開了,另辦《先驅報》,先甜後苦,關門大吉。而《中文星報》在梁小中離開後,銷路跌穿谷底,終至賣盤與《星島報業》,由胡仙接手經營。
八十年代某天,倪匡帶我去見梁小中,地點是灣仔史釗域道同興樓。梁小中,只看外表,絕不像一個作家,大塊頭,起碼一百七十磅,加上個平頂頭,看來更像生意人。我坐下後,出乎意料之外的客氣,頻說「久聞大名」,這反而令我有點不好意思。他似乎知道我的來意,率先說:「你大概聽人說我脾氣很壞,對嗎?」我不答,反問:「是真的嗎?」「是!」爽快地點點頭:「對工作,我一向如此,朋友嘛,和藹非常。」梁小中廣西人,在桂林時候,已經在報館工作,二十歲,便當上總編輯。閒談中,扯到《中文星報》,搞得那麼好,為什麼會離開?梁小中虎眼一睜,骨碌的圓:「他媽的,我跟洋老闆打架!」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香港打工的,一向順從老闆,哪有打老闆的!「我打的是鬼佬真健士,」梁小中臉上流露出得意的神色:「我跟他意見不合,吵起來,越吵越烈,一時火起,順手抓起枱面上的報紙,迎面向他擲過去,把那混蛋嚇了一大跳。」我問:「你不後悔?」「我這個人做事從不後悔,我告訴真健士我離開《星報》,是他的損失,絕對不是我的損失。」梁小中追憶往事,猶有餘怒。果如其言,《中文星報》很快就由十二萬跌至二萬。我問他:「離開《星報》,不是辦了《先驅報》嗎?」「對對對!」梁小中一聽《先驅報》,立馬興奮起來:「那份報紙是我個人辦的,銷路不錯,有四萬份。」那為什麼要結束?苦笑一下,道:「辦報我有門道,說到理財,我是一點概念都沒有。學人開印刷廠,結果變成兩頭不到岸。虧大本,只好破產。」人家破產睡不著,咱的小中哥,回到家裏,蒙頭大睡,天塌也不管。
面對報界天王,我下馬求道:「辦報紙創奇蹟,可有什麼秘訣?」「有!」梁小中蔽帚不自珍:「秘訣在於一個『盡』字,你有沒有新聞觸覺?遇到好新聞,你得去搶,人家做一版,你做夠三版,圖片、文字都要多,然後是起標題,要醒目吸引人,這樣三、四趟後,人家便會來買你的報紙!」問得興起,談到辦公室政治:「小中哥,如果在一個機構裏,有個上司處處制肘你,那該如何辦?」回答得非常妙:辦法只有兩個,一個請他走;一個是自己走。要請人走,自然自己要加倍努力做好工作,人家做四小時,我做八小時,這不是拍上司馬屁,而是要做好自己的聲譽。」我唯唯否否,反正成不了什麼老總,也就不放在心上。後來幸運地當上了《翡翠週刊》的老總,碰巧遇到周潤發自殺,我漏夜抽板,改寫新稿,配上圖片。翌日一個上午,十萬本售罄,這不是我的功勞,而是我傳承了小中哥的教誨。這時,我才領略到小中哥的厲害,他給我袋口裏,塞了鈔票。有麝自然香,小中哥不做老總、老闆,卻當上香港稿王,每天寫十七個專欄(倪匡遠不如他),一個專欄每月七千,一個月進帳近近十二萬,那年代,不得了。那夜,我們三人喝得盡興,最後,還來一罎紹興酒。臨別,說了一個有趣的故事,梁小中的死對頭,入人皆知是真健士,一夜,兩個冤家又遇上了。「在酒店coffee shop碰到他,向我深深一鞠躬,中英並用,大意如此:『Mr Leung, You are right,你走了後,是我的損失 !』」擠眉弄眼,狀甚得意,可惜,小中哥獨有的這種鬼馬之態,如今已經看不到了。
(沈西城臉書2024年6月7日)
王璞回應
驚喜地讀到沈西城先生回憶梁小中先生的大作。梁先生是我的恩師,我一直懷念他,曾在一篇談香港專欄作家的論文中寫了他的傳奇,又寫過一篇回憶,試圖在逝水流年裡留下他卓犖不覊的蹤跡。現在把那篇文章貼在下面,再努力一次。
紅梅谷
直到今天我也沒去過紅梅谷。我知道它在香港新界,沙田與大圍之間的某個地方,如我在<紅梅谷>那篇小說裡提到的。我曾經乘車經過那個標有紅梅谷路標的路口,還曾從在一篇散文裡看到過有關它的描寫,卻從不曾在那裡下車。
人們總是下意識地要在心中保留一塊想像空間吧,要不,夢從哪裡來呢?
一九九零年,我在位於九龍灣的出租屋寫下<紅梅谷>那篇小說。那間房子一百三十呎。是我移民香港之後租住的第二間屋。房東是一對年輕夫婦。四百多呎的兩房一廳,他們自已住那間大點的,我住那間小點的。房間裡放一張單人床、一個簡易布衣櫥、和一張小方桌,就再沒走路的空間了,床到衣櫥和桌子之間的距離等於零。不過這比先前我在北角租的那間小屋已經大多了。而且它竟有兩面小窗,小方桌放到窗前,翻身起坐就可以直接坐在床邊寫稿。這種「坐息」方式是如此便利,以至於後來我有了大些的房子,臥室還是按這種模式裝修。
我工作的那間報社以五元錢的優惠價給僱員提供中餐和晚餐,這在牛腩河七元一碗的當時,要算相當實惠的福利了。何況每餐都有十來個菜供選擇,每天都有一個令人驚喜的主菜:油燜大蝦、烤乳鴿、咖喱炒蟹......我的上班時間是下午一點至晚上九點。我一直懷疑是我那位好心的頂頭上司特意給我排了這個班,以便我兩餐都可在公司解決。那位看上去冷口冷面的老作家,其實非常善解人意,我上班第一天到他面前領取了工作指示正待告退時,他從身上摸出張千元大鈔叫住我道:「報館月底才出糧,你先拿這錢去用著。」
我謝絕了他的好意,雖然囊中的確羞澀,不過我算了算,堅持到月底沒問題。因為除了花十多元買一瓶即溶咖啡(一瓶可衝二十五杯),和每天一支香蕉充當早餐外,我再沒其他消費了。從家裡到公司的路上有個區域圖書館,雖然小,裡面的藏書已令剛從內地來的我雀躍。有很多內地看不到的港臺出版物,以及在國內聞所末聞的翻譯小說和文史資料。我一到香港就上班,沒時間到處去逛,所以我對香港的瞭解,很多出自於圖書館裡那些介紹香港的書。葉靈鳳的《香江舊事》、龍飛立(高潔)的《創業奇才:蜚聲國際27人》,盧國沾的《話說填詞》等等,是我印象較深刻的。我幾乎天天去,圍著那幾個文化歷史、社會、文學的書櫃「掃櫃」。每天可借三本書。這樣,我連買書的錢也省下了。
當然,如此得來的香港印象,畢竟流於「書面」。我進報館後大約十多天,有一天主管副刊的副社長周石突然想考一下我的日語,弄來了一篇日語新聞要我當場譯出。那是一篇報導香港越南船民暴亂的長篇特寫,我倒是順當地譯好了交給他,但第二天他把我叫去,拿著那篇譯文對我道:「嗯,還可以。不過你對香港太不瞭解了。竟把『鴨俐洲』譯成『鴨舌島』,把『難民營』譯成『集中營』。在香港作報社這樣不行。以後你每天看一份英文報和一份中文報,這樣才能儘快瞭解香港。」
周先生是該報的創社功臣,早年寫詩也寫散文,後來輔佐老闆一拳一腳創立這份香港銷量第一的大報,所有的時間都在為報社忙,就再不寫東西了。他這人可算是「食人之祿忠人之事」的典範。他的策劃、組稿、版面編排和題目製作才能,在香港報界有口皆碑,尤善發現與培養作者,香港不少著名專欄作家都從他手下起步。如今活躍於兩岸三地的李碧華便是其中之一,聽說當年李碧華投稿副刊,周先生覺得她有才氣有潛質,便鼓勵她努力寫,她的第一個專欄就是周先生給她開的。
周先生不僅文字功夫好,有才,還特別勤力。他主持報紙,事事親力親為。新開的版面他往往親自編,編得上了軌道才交給下麵的編輯。我就是被聘來給他新開的旅遊版當助手的。有才的人脾氣大概都不好,先前的那個助手被他罵走了。所以介紹我來的朋友古劍先生為我捏一把汗,先打預防針道:「要是老頭子發脾氣,你別跟他計較哦!他人其實蠻好的。」但周先生只是不苟言笑,倒從沒罵過我,盡管不斷有人向他投訴我不慬廣東話、不慬劃版、不慬起題,據說都被他一句話擋了回去:「肯學就好。」
我進報社的的頭一個月只負責翻譯我這一版的稿件,把稿子弄齊了交給周先生劃版起題。有一天我把稿子交給他正要走,他卻叫住我道:「來,我教你劃版。」
說著便拿出張劃版紙,把我剛交他的稿子翻兩翻,撿定頭條,拿起筆就在劃版紙上劃了起來,口中唸唸有詞:「從上至下劃,先定頭條,再定二條,依其重要性一篇篇劃下去,每篇根據字數定出文字位元,留出插圖和題目位,因為正文一般動不了,題目和插圖較靈活,佔置大小可以依文字和調節而調節。所以報紙的題目要最後起啦。」
如此這般,不到十分鐘一個版面就劃好了。他抬起頭來問我:「會了嗎?」「會了。」的確,我後來到大學教傳媒寫作,教到編輯劃版,便是將周先生教我的那套程式如此這般地教學生的。
可惜我沒機會跟他學更多東西,幾個月之後的某日,他上著上著班突然倒了下來,送到醫院便一去不返。去世時只有五十多歲。
教我起題的是副刊主任梁小中先生, 亦即我上文提到的頂頭上司。
梁小中筆名石人,如今人們可能己經不熟悉這兩個名字了,可在五十至八十年代的香港報界, 這兩個名字都如雷貫耳,是一個報人傳奇,也是一個寫作人傳奇。我到報社那年他大約已年過六十了吧?出身內地某大學外文系的他,早年在廣西辨報,四九年來香港。在香港報界摸爬滾打了大半輩子,輔佐過不止一個老闆,救活過不止一張報紙。可惜他也跟周先生一樣,脾氣不好,尤其不肯受老闆的氣,一言不合,拔腿就走。據說他也曾自已創社辨報,但他的才是沃茲之才,不是喬布斯之才,搞不了商業經營,自已主持辨報就不成。某次自己辨報失敗後,他一賭氣索性回家單幹,靠寫專欄養活一家九口,竟將六個孩子都送到美國培養成了碩士博士。這在稿酬低物價高的香港,簡直是超人行徑。
據說張恨水當年一天寫八個小說專欄。梁先生每天要寫八到十個專欄,而且他不僅中英文底子深厚,三教九流也無所不通。因應不同報紙的不同風格和不同要求,他寫的專欄五花八門,從小說到雜文,從詩詞到食經。總之副刊的版他個個可以寫。此番《東方日報》老闆請他出山,就是讓他來擔綱主筆振興副刊,他每日上午九時便來上班,坐班十小時主持副刊編務之餘,還每日寫一篇社論,撰寫五六個專欄,分別是:小說、雜文、志異、歷史傳奇、食經,居然還有一個測字專欄,每天讓讀者報一個字來解析其命相運程。這欄目特別受歡迎,每天都收到一大堆讀者來信。
每天下午三點鐘,我們總會看到周先生走到梁先生的大班桌旁,在他對面坐下商談今日社論題目,兩個脾氣醜的人,卻是惺惺相惜,相敬如賓,他們聚談的光景使我想起一句古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輕言細語的十來分鐘之後,周先生靜靜走了,梁先生靜靜拿張紙鋪在面前,奮筆疾書。大約十五到三十分鐘之後,他便招手叫傳稿員珍姐:「把這稿送給周生。」我們便知道,今天的社論出爐了。我們又見證了一次倚馬可待的寫作傳奇。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我也步梁先生後塵成了爬格子動物。我沒他的才,奮發圖強的決心卻不比他小。梁先生是過來人,最是體恤民心,他知道我們大家都想掙外快,對編輯寫內稿取鼓勵政策。我編的旅遊版在我沒來之前,稿件基本上來自於編譯國外報刊的旅遊文章,譯者都是外面約的,水準參差,且時有脫稿現象。我來之後他便要我把這活全包下來,「一版兩三千字而已,稿費照算。」他說,「你有時間還可給其他版補稿。」
那時我們那張報紙號稱每日發行六十萬份,副刊陣容強大,共有十個版面:婦女、雜文、旅遊、世趣、小說、校園、兒童、食經……風水版,還有個美其名曰「開心樂園」的黃段子版。編輯稍稍能動筆者都在這些版面舞文弄墨。稿費自然要打點折扣,不過大家有時上班也開寫,梁先生對此睜隻眼閉隻眼,只要把自已的版編好了,他便放任自流。
那些稿子固然份屬通俗,檔次不高,但總歸是一種寫作,既能練筆又能來錢,對於愛好寫作、多年投稿無門的我,正所謂柳暗花明又一村。第一個月下來,我一看領到手的那張稿費支票,哇,四位數!相當於我月薪的三份之一哦!於是我一不作二不休,把世趣版的活也攪下一半。其他各版只要需稿救場,我便召之即來。
周先生教我劃版的第二天,我把劃好的版交給他起題。他剛作好頭條題,就有人十萬火急地請他去處理甚麼問題,他便匆匆把版往我手裡一塞道:「你請梁生教你起題吧,他起的題全港第一。我剛起的這個題還有不妥之處,你請他改改。」
我還記得周先生起題的頭條是一篇學童在泰國海灘練游泳的文章,我留了個通欄題位,他起了一主一副兩個題,副題我忘了,主題卻記得是:「今朝水中失黑旋,他年浪裡誇白條。」 我把周先生這話對梁先生說了,梁先生便接過我手裡的版道:「他起的題還用改?全香港他認了第二無人敢認第一啦。」
但他的目光還是聚焦在周先生那條題目上,沉吟著道:「典是用得好的,但上聯的確有點不妥。我們是草根報紙,要讓讀者一眼就看明白, 『失黑旋』失之穿鑿。起題還是盡量利用文章中的字句比較好,既省力,又易於切題。你看這篇文中有『只見孩子們一個個都象砰砣,下水就往下沉。』,不如改作『今日水中笑砰砣』,『朝』改作『日』,平仄就對了,但這也還是不太好,最好用個典跟下句的典對上,等下你再去想想。我們先來看看下面幾篇。」
於是,我又有幸親眼見識了一次起題的傳奇。只見梁先生拿起稿紙一張張翻過去,信手拿起旁邊一張紙,就在上面一二三四寫下它們的題目,口中象周先生般唸唸有詞:
「這篇是寫女警的,本港最近流行的一齣電影裡管女警叫警花,『警花出更日』就比『女警出更日』喜聞樂見對不?所以我們作老編的應當甚麼都慬,甚麼都關心;我喜歡對句,但這是作報紙不是作詩,要講究多姿多彩,那下面這一題就大白話一點吧:『我們去看紅嘴鴉』;哦,這一篇是講拉斯維加斯治安特好的,我們可以搞點怪,上面一條眉題:『這裡是拉斯維加斯』。下面主題:『老大在此,老千止步!』要讓人即使不看內文只看題也明白此文講甚麼。香港人管騙子叫老千, 老大一般指黑社會頭目,所以大家一看題就知道拉斯維加斯井然的社會秩序是怎麼回事。」
他突然停下來,把手中最後那張稿朝我一遞:「這篇你試試。」
「我?我不行我不行!」
「不行也得行,醜媳婦總要見公婆。」
我只好硬著頭皮拿起稿來看,他則在旁邊看錶:「兩分鐘,報紙是要搶時間的啦。」
那是一篇五百來字的短稿,因這天實在找不出甚麼好稿,時間又急,只好拿這篇講九華山一個道觀的來稿濫竽充數。文字和內容都找不出甚麼亮點。版面上留的題位卻有一大塊。我想了想,在紙上寫下一行題:「九華山上一道觀」。
梁先生拿起來湊到他那戴了老花鏡的眼睛底下一看,往桌上一扔,冷笑道:「這題和這文倒是棋鼓相當,廢話!」
但他立即又把那稿撈起來掃了兩眼,拿起筆來嗖嗖幾下,寫了八個字:「松下聽雨,山中聞道」。
「如何?」他天真而得意地一笑,「文中不是講他跟老道士聊了幾句嗎?又講是下雨天,所以這樣寫也不算太誇張啦。」
梁先生真是有大才的人,我總覺得他要是生逢其時,不需賣文養家活口,不把才能浪費在應付各種雜務專欄上,會出大作品,會成大氣候。有時我在編稿寫稿之餘,朝他那邊望過去,總能看到那個碩大的身軀偃伏在桌子上,花白的大頭突現於堆積如山的稿件和典藉之中。這時我本來就沉鬱的心,就變得更其沉重。不止是為他,也為自己。我想,他這麼大才尚且如此,以我這般平庸之才弱小之軀,這輩子一定連那張大班桌也走不到,就會倒斃在為稻粱謀的途中。
但梁先生畢竟是智者。周先生去世沒多久,有一天我們上班,看見那張大班桌後面的位置空著。我們被告知,梁先生請假去旅行了。又過了十幾天,我們被告知:他不會回來了。他移民加拿大了。他沒給任何人留下聯絡地址,只給報社留下了一個傳真號,每日傳送他還沒來得及收尾的連載小說,其他專欄都退了。
那個大班位空了好多天,每逢我朝那邊望去,恍惚中便好象看到一個決絕的背影,一種高貴的轉身。
前年某日,從香港某報驚聞梁先生仙逝。電告古劍兄時,他黯然片刻,突問我:「梁先生一本古詩集中有首詩是給你的,你知道嗎?」他跟著就把那首詩找出來傳給了我,是一首七言古詩:「贈阿璞:北地萍飄來異土,花容似見霜雪侵,憐才偶共年餘事,愈感紅顏有赤心。」
我一直竟不知他去了加拿大甚麼地方,冥冥中總覺得那地方叫紅梅谷,而將來某日,我也要去到那麼一個地方,自由地呼吸,讀書,寫作,找到自己的歸宿。
(王璞臉書2024年6月7日)
王璞:口頭禪 昨日談到梁小中先生,還有件事也應提一提。
梁先生脾氣不好,但他跟某些人正好相反,脾氣對上不對下,恃強不凌弱。至少他作我們上司時是這樣的。對我們工作也時有不滿,但最多就是冷嘲熱諷幾句。
有次他倒是對大家集體發過一次脾氣。那天我正好輪休,他召開編輯部會議,說近日副刊收到很多投訴,接着就氣呼呼把各版編輯一一數落一遍。我剛來一個月,還沒有獨立編版,只給周石社長編的旅遊版打下手,翻譯稿件。就信口問傳這事給我聽的同事:「還好我沒有版,沒罵我吧?」
「罵了。」她說,「罵得好搞笑。」
「甚麼?!」
「說你不思進取,到現在還只能翻譯,旅遊版還要靠周生劃版起題。還說你傲慢,不管他跟你說甚麼你都說『是嗎是嗎?』他學你的國語腔講這句話,像極了你,把大家都笑翻了。」
我一聽,頓時氣紅了臉。「是嗎」是我的口頭禪,並沒有質疑對方的意思。誰知竟會惹火了他,還把我當成笑柄。但同事下一段話卻讓我感動。
「他說好幾次他都氣得要拍枱:豈有此理!當然是啦!我會瞎講?但他怕你新來乍到受不了,只好忍住條氣。」
之後沒幾天,周先生和梁先生就教我劃版起題,讓我接下了旅遊版。而我從此也漸漸戒掉了「是嗎是嗎」的口頭禪,因為每次話到嘴邊就想起梁先生,趕緊打住。
(王璞臉書2024年6月8日)
這幾天,心緒不寧,總是想起梁小中,那就做一篇文章說說他吧!六十年代末,香港報界出現了一項奇蹟,一張銷路本來二、三千份的小報,不到半年,飆升至十二萬份,這張報紙叫做《中文星報》,他的總編輯便是梁小中。初期的《中文星報》只是翻譯母公司的《英文星報》,枯燥乏味,並未獲得大眾認知,老闆真健士改革,請了梁小中當總編輯,交以大權,自由發揮,銷路由是大好。為什麼《中文星報》會一下子暢銷起來?主要的關鍵是新聞不但搞得快而準,而且清晰翔實,人們一紙在手,盡知香港事。一雷天下響,洛陽紙貴,梁小中成為報界傳奇人物,有關他的傳聞,接連而至,什麼恃才傲物、放蕩不羈、桀傲不馴、難以相處……說個不停。那時候,我剛出道,還未去日本,在《中文星報》寫影評。編輯李文耀偶然也對我提起梁小中說:「我們的老總很有脾氣,要我們準時上班,不準時下班。你知道,幹我們這行,很難守時。」「你們的老總真有那麼兇?」我有點不相信。「騙你是烏龜!」李文耀十分的認真:「媽的,上班下班還要打卡呢!」原本還想託李大哥在《中文星報》謀個差事,一想,還是罷了。後來梁小中發火打真健士,離開了,另辦《先驅報》,先甜後苦,關門大吉。而《中文星報》在梁小中離開後,銷路跌穿谷底,終至賣盤與《星島報業》,由胡仙接手經營。
八十年代某天,倪匡帶我去見梁小中,地點是灣仔史釗域道同興樓。梁小中,只看外表,絕不像一個作家,大塊頭,起碼一百七十磅,加上個平頂頭,看來更像生意人。我坐下後,出乎意料之外的客氣,頻說「久聞大名」,這反而令我有點不好意思。他似乎知道我的來意,率先說:「你大概聽人說我脾氣很壞,對嗎?」我不答,反問:「是真的嗎?」「是!」爽快地點點頭:「對工作,我一向如此,朋友嘛,和藹非常。」梁小中廣西人,在桂林時候,已經在報館工作,二十歲,便當上總編輯。閒談中,扯到《中文星報》,搞得那麼好,為什麼會離開?梁小中虎眼一睜,骨碌的圓:「他媽的,我跟洋老闆打架!」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香港打工的,一向順從老闆,哪有打老闆的!「我打的是鬼佬真健士,」梁小中臉上流露出得意的神色:「我跟他意見不合,吵起來,越吵越烈,一時火起,順手抓起枱面上的報紙,迎面向他擲過去,把那混蛋嚇了一大跳。」我問:「你不後悔?」「我這個人做事從不後悔,我告訴真健士我離開《星報》,是他的損失,絕對不是我的損失。」梁小中追憶往事,猶有餘怒。果如其言,《中文星報》很快就由十二萬跌至二萬。我問他:「離開《星報》,不是辦了《先驅報》嗎?」「對對對!」梁小中一聽《先驅報》,立馬興奮起來:「那份報紙是我個人辦的,銷路不錯,有四萬份。」那為什麼要結束?苦笑一下,道:「辦報我有門道,說到理財,我是一點概念都沒有。學人開印刷廠,結果變成兩頭不到岸。虧大本,只好破產。」人家破產睡不著,咱的小中哥,回到家裏,蒙頭大睡,天塌也不管。
面對報界天王,我下馬求道:「辦報紙創奇蹟,可有什麼秘訣?」「有!」梁小中蔽帚不自珍:「秘訣在於一個『盡』字,你有沒有新聞觸覺?遇到好新聞,你得去搶,人家做一版,你做夠三版,圖片、文字都要多,然後是起標題,要醒目吸引人,這樣三、四趟後,人家便會來買你的報紙!」問得興起,談到辦公室政治:「小中哥,如果在一個機構裏,有個上司處處制肘你,那該如何辦?」回答得非常妙:辦法只有兩個,一個請他走;一個是自己走。要請人走,自然自己要加倍努力做好工作,人家做四小時,我做八小時,這不是拍上司馬屁,而是要做好自己的聲譽。」我唯唯否否,反正成不了什麼老總,也就不放在心上。後來幸運地當上了《翡翠週刊》的老總,碰巧遇到周潤發自殺,我漏夜抽板,改寫新稿,配上圖片。翌日一個上午,十萬本售罄,這不是我的功勞,而是我傳承了小中哥的教誨。這時,我才領略到小中哥的厲害,他給我袋口裏,塞了鈔票。有麝自然香,小中哥不做老總、老闆,卻當上香港稿王,每天寫十七個專欄(倪匡遠不如他),一個專欄每月七千,一個月進帳近近十二萬,那年代,不得了。那夜,我們三人喝得盡興,最後,還來一罎紹興酒。臨別,說了一個有趣的故事,梁小中的死對頭,入人皆知是真健士,一夜,兩個冤家又遇上了。「在酒店coffee shop碰到他,向我深深一鞠躬,中英並用,大意如此:『Mr Leung, You are right,你走了後,是我的損失 !』」擠眉弄眼,狀甚得意,可惜,小中哥獨有的這種鬼馬之態,如今已經看不到了。
(沈西城臉書2024年6月7日)
王璞回應
驚喜地讀到沈西城先生回憶梁小中先生的大作。梁先生是我的恩師,我一直懷念他,曾在一篇談香港專欄作家的論文中寫了他的傳奇,又寫過一篇回憶,試圖在逝水流年裡留下他卓犖不覊的蹤跡。現在把那篇文章貼在下面,再努力一次。
紅梅谷
直到今天我也沒去過紅梅谷。我知道它在香港新界,沙田與大圍之間的某個地方,如我在<紅梅谷>那篇小說裡提到的。我曾經乘車經過那個標有紅梅谷路標的路口,還曾從在一篇散文裡看到過有關它的描寫,卻從不曾在那裡下車。
人們總是下意識地要在心中保留一塊想像空間吧,要不,夢從哪裡來呢?
一九九零年,我在位於九龍灣的出租屋寫下<紅梅谷>那篇小說。那間房子一百三十呎。是我移民香港之後租住的第二間屋。房東是一對年輕夫婦。四百多呎的兩房一廳,他們自已住那間大點的,我住那間小點的。房間裡放一張單人床、一個簡易布衣櫥、和一張小方桌,就再沒走路的空間了,床到衣櫥和桌子之間的距離等於零。不過這比先前我在北角租的那間小屋已經大多了。而且它竟有兩面小窗,小方桌放到窗前,翻身起坐就可以直接坐在床邊寫稿。這種「坐息」方式是如此便利,以至於後來我有了大些的房子,臥室還是按這種模式裝修。
我工作的那間報社以五元錢的優惠價給僱員提供中餐和晚餐,這在牛腩河七元一碗的當時,要算相當實惠的福利了。何況每餐都有十來個菜供選擇,每天都有一個令人驚喜的主菜:油燜大蝦、烤乳鴿、咖喱炒蟹......我的上班時間是下午一點至晚上九點。我一直懷疑是我那位好心的頂頭上司特意給我排了這個班,以便我兩餐都可在公司解決。那位看上去冷口冷面的老作家,其實非常善解人意,我上班第一天到他面前領取了工作指示正待告退時,他從身上摸出張千元大鈔叫住我道:「報館月底才出糧,你先拿這錢去用著。」
我謝絕了他的好意,雖然囊中的確羞澀,不過我算了算,堅持到月底沒問題。因為除了花十多元買一瓶即溶咖啡(一瓶可衝二十五杯),和每天一支香蕉充當早餐外,我再沒其他消費了。從家裡到公司的路上有個區域圖書館,雖然小,裡面的藏書已令剛從內地來的我雀躍。有很多內地看不到的港臺出版物,以及在國內聞所末聞的翻譯小說和文史資料。我一到香港就上班,沒時間到處去逛,所以我對香港的瞭解,很多出自於圖書館裡那些介紹香港的書。葉靈鳳的《香江舊事》、龍飛立(高潔)的《創業奇才:蜚聲國際27人》,盧國沾的《話說填詞》等等,是我印象較深刻的。我幾乎天天去,圍著那幾個文化歷史、社會、文學的書櫃「掃櫃」。每天可借三本書。這樣,我連買書的錢也省下了。
當然,如此得來的香港印象,畢竟流於「書面」。我進報館後大約十多天,有一天主管副刊的副社長周石突然想考一下我的日語,弄來了一篇日語新聞要我當場譯出。那是一篇報導香港越南船民暴亂的長篇特寫,我倒是順當地譯好了交給他,但第二天他把我叫去,拿著那篇譯文對我道:「嗯,還可以。不過你對香港太不瞭解了。竟把『鴨俐洲』譯成『鴨舌島』,把『難民營』譯成『集中營』。在香港作報社這樣不行。以後你每天看一份英文報和一份中文報,這樣才能儘快瞭解香港。」
周先生是該報的創社功臣,早年寫詩也寫散文,後來輔佐老闆一拳一腳創立這份香港銷量第一的大報,所有的時間都在為報社忙,就再不寫東西了。他這人可算是「食人之祿忠人之事」的典範。他的策劃、組稿、版面編排和題目製作才能,在香港報界有口皆碑,尤善發現與培養作者,香港不少著名專欄作家都從他手下起步。如今活躍於兩岸三地的李碧華便是其中之一,聽說當年李碧華投稿副刊,周先生覺得她有才氣有潛質,便鼓勵她努力寫,她的第一個專欄就是周先生給她開的。
周先生不僅文字功夫好,有才,還特別勤力。他主持報紙,事事親力親為。新開的版面他往往親自編,編得上了軌道才交給下麵的編輯。我就是被聘來給他新開的旅遊版當助手的。有才的人脾氣大概都不好,先前的那個助手被他罵走了。所以介紹我來的朋友古劍先生為我捏一把汗,先打預防針道:「要是老頭子發脾氣,你別跟他計較哦!他人其實蠻好的。」但周先生只是不苟言笑,倒從沒罵過我,盡管不斷有人向他投訴我不慬廣東話、不慬劃版、不慬起題,據說都被他一句話擋了回去:「肯學就好。」
我進報社的的頭一個月只負責翻譯我這一版的稿件,把稿子弄齊了交給周先生劃版起題。有一天我把稿子交給他正要走,他卻叫住我道:「來,我教你劃版。」
說著便拿出張劃版紙,把我剛交他的稿子翻兩翻,撿定頭條,拿起筆就在劃版紙上劃了起來,口中唸唸有詞:「從上至下劃,先定頭條,再定二條,依其重要性一篇篇劃下去,每篇根據字數定出文字位元,留出插圖和題目位,因為正文一般動不了,題目和插圖較靈活,佔置大小可以依文字和調節而調節。所以報紙的題目要最後起啦。」
如此這般,不到十分鐘一個版面就劃好了。他抬起頭來問我:「會了嗎?」「會了。」的確,我後來到大學教傳媒寫作,教到編輯劃版,便是將周先生教我的那套程式如此這般地教學生的。
可惜我沒機會跟他學更多東西,幾個月之後的某日,他上著上著班突然倒了下來,送到醫院便一去不返。去世時只有五十多歲。
教我起題的是副刊主任梁小中先生, 亦即我上文提到的頂頭上司。
梁小中筆名石人,如今人們可能己經不熟悉這兩個名字了,可在五十至八十年代的香港報界, 這兩個名字都如雷貫耳,是一個報人傳奇,也是一個寫作人傳奇。我到報社那年他大約已年過六十了吧?出身內地某大學外文系的他,早年在廣西辨報,四九年來香港。在香港報界摸爬滾打了大半輩子,輔佐過不止一個老闆,救活過不止一張報紙。可惜他也跟周先生一樣,脾氣不好,尤其不肯受老闆的氣,一言不合,拔腿就走。據說他也曾自已創社辨報,但他的才是沃茲之才,不是喬布斯之才,搞不了商業經營,自已主持辨報就不成。某次自己辨報失敗後,他一賭氣索性回家單幹,靠寫專欄養活一家九口,竟將六個孩子都送到美國培養成了碩士博士。這在稿酬低物價高的香港,簡直是超人行徑。
據說張恨水當年一天寫八個小說專欄。梁先生每天要寫八到十個專欄,而且他不僅中英文底子深厚,三教九流也無所不通。因應不同報紙的不同風格和不同要求,他寫的專欄五花八門,從小說到雜文,從詩詞到食經。總之副刊的版他個個可以寫。此番《東方日報》老闆請他出山,就是讓他來擔綱主筆振興副刊,他每日上午九時便來上班,坐班十小時主持副刊編務之餘,還每日寫一篇社論,撰寫五六個專欄,分別是:小說、雜文、志異、歷史傳奇、食經,居然還有一個測字專欄,每天讓讀者報一個字來解析其命相運程。這欄目特別受歡迎,每天都收到一大堆讀者來信。
每天下午三點鐘,我們總會看到周先生走到梁先生的大班桌旁,在他對面坐下商談今日社論題目,兩個脾氣醜的人,卻是惺惺相惜,相敬如賓,他們聚談的光景使我想起一句古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輕言細語的十來分鐘之後,周先生靜靜走了,梁先生靜靜拿張紙鋪在面前,奮筆疾書。大約十五到三十分鐘之後,他便招手叫傳稿員珍姐:「把這稿送給周生。」我們便知道,今天的社論出爐了。我們又見證了一次倚馬可待的寫作傳奇。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我也步梁先生後塵成了爬格子動物。我沒他的才,奮發圖強的決心卻不比他小。梁先生是過來人,最是體恤民心,他知道我們大家都想掙外快,對編輯寫內稿取鼓勵政策。我編的旅遊版在我沒來之前,稿件基本上來自於編譯國外報刊的旅遊文章,譯者都是外面約的,水準參差,且時有脫稿現象。我來之後他便要我把這活全包下來,「一版兩三千字而已,稿費照算。」他說,「你有時間還可給其他版補稿。」
那時我們那張報紙號稱每日發行六十萬份,副刊陣容強大,共有十個版面:婦女、雜文、旅遊、世趣、小說、校園、兒童、食經……風水版,還有個美其名曰「開心樂園」的黃段子版。編輯稍稍能動筆者都在這些版面舞文弄墨。稿費自然要打點折扣,不過大家有時上班也開寫,梁先生對此睜隻眼閉隻眼,只要把自已的版編好了,他便放任自流。
那些稿子固然份屬通俗,檔次不高,但總歸是一種寫作,既能練筆又能來錢,對於愛好寫作、多年投稿無門的我,正所謂柳暗花明又一村。第一個月下來,我一看領到手的那張稿費支票,哇,四位數!相當於我月薪的三份之一哦!於是我一不作二不休,把世趣版的活也攪下一半。其他各版只要需稿救場,我便召之即來。
周先生教我劃版的第二天,我把劃好的版交給他起題。他剛作好頭條題,就有人十萬火急地請他去處理甚麼問題,他便匆匆把版往我手裡一塞道:「你請梁生教你起題吧,他起的題全港第一。我剛起的這個題還有不妥之處,你請他改改。」
我還記得周先生起題的頭條是一篇學童在泰國海灘練游泳的文章,我留了個通欄題位,他起了一主一副兩個題,副題我忘了,主題卻記得是:「今朝水中失黑旋,他年浪裡誇白條。」 我把周先生這話對梁先生說了,梁先生便接過我手裡的版道:「他起的題還用改?全香港他認了第二無人敢認第一啦。」
但他的目光還是聚焦在周先生那條題目上,沉吟著道:「典是用得好的,但上聯的確有點不妥。我們是草根報紙,要讓讀者一眼就看明白, 『失黑旋』失之穿鑿。起題還是盡量利用文章中的字句比較好,既省力,又易於切題。你看這篇文中有『只見孩子們一個個都象砰砣,下水就往下沉。』,不如改作『今日水中笑砰砣』,『朝』改作『日』,平仄就對了,但這也還是不太好,最好用個典跟下句的典對上,等下你再去想想。我們先來看看下面幾篇。」
於是,我又有幸親眼見識了一次起題的傳奇。只見梁先生拿起稿紙一張張翻過去,信手拿起旁邊一張紙,就在上面一二三四寫下它們的題目,口中象周先生般唸唸有詞:
「這篇是寫女警的,本港最近流行的一齣電影裡管女警叫警花,『警花出更日』就比『女警出更日』喜聞樂見對不?所以我們作老編的應當甚麼都慬,甚麼都關心;我喜歡對句,但這是作報紙不是作詩,要講究多姿多彩,那下面這一題就大白話一點吧:『我們去看紅嘴鴉』;哦,這一篇是講拉斯維加斯治安特好的,我們可以搞點怪,上面一條眉題:『這裡是拉斯維加斯』。下面主題:『老大在此,老千止步!』要讓人即使不看內文只看題也明白此文講甚麼。香港人管騙子叫老千, 老大一般指黑社會頭目,所以大家一看題就知道拉斯維加斯井然的社會秩序是怎麼回事。」
他突然停下來,把手中最後那張稿朝我一遞:「這篇你試試。」
「我?我不行我不行!」
「不行也得行,醜媳婦總要見公婆。」
我只好硬著頭皮拿起稿來看,他則在旁邊看錶:「兩分鐘,報紙是要搶時間的啦。」
那是一篇五百來字的短稿,因這天實在找不出甚麼好稿,時間又急,只好拿這篇講九華山一個道觀的來稿濫竽充數。文字和內容都找不出甚麼亮點。版面上留的題位卻有一大塊。我想了想,在紙上寫下一行題:「九華山上一道觀」。
梁先生拿起來湊到他那戴了老花鏡的眼睛底下一看,往桌上一扔,冷笑道:「這題和這文倒是棋鼓相當,廢話!」
但他立即又把那稿撈起來掃了兩眼,拿起筆來嗖嗖幾下,寫了八個字:「松下聽雨,山中聞道」。
「如何?」他天真而得意地一笑,「文中不是講他跟老道士聊了幾句嗎?又講是下雨天,所以這樣寫也不算太誇張啦。」
梁先生真是有大才的人,我總覺得他要是生逢其時,不需賣文養家活口,不把才能浪費在應付各種雜務專欄上,會出大作品,會成大氣候。有時我在編稿寫稿之餘,朝他那邊望過去,總能看到那個碩大的身軀偃伏在桌子上,花白的大頭突現於堆積如山的稿件和典藉之中。這時我本來就沉鬱的心,就變得更其沉重。不止是為他,也為自己。我想,他這麼大才尚且如此,以我這般平庸之才弱小之軀,這輩子一定連那張大班桌也走不到,就會倒斃在為稻粱謀的途中。
但梁先生畢竟是智者。周先生去世沒多久,有一天我們上班,看見那張大班桌後面的位置空著。我們被告知,梁先生請假去旅行了。又過了十幾天,我們被告知:他不會回來了。他移民加拿大了。他沒給任何人留下聯絡地址,只給報社留下了一個傳真號,每日傳送他還沒來得及收尾的連載小說,其他專欄都退了。
那個大班位空了好多天,每逢我朝那邊望去,恍惚中便好象看到一個決絕的背影,一種高貴的轉身。
前年某日,從香港某報驚聞梁先生仙逝。電告古劍兄時,他黯然片刻,突問我:「梁先生一本古詩集中有首詩是給你的,你知道嗎?」他跟著就把那首詩找出來傳給了我,是一首七言古詩:「贈阿璞:北地萍飄來異土,花容似見霜雪侵,憐才偶共年餘事,愈感紅顏有赤心。」
我一直竟不知他去了加拿大甚麼地方,冥冥中總覺得那地方叫紅梅谷,而將來某日,我也要去到那麼一個地方,自由地呼吸,讀書,寫作,找到自己的歸宿。
(王璞臉書2024年6月7日)
王璞:口頭禪 昨日談到梁小中先生,還有件事也應提一提。
梁先生脾氣不好,但他跟某些人正好相反,脾氣對上不對下,恃強不凌弱。至少他作我們上司時是這樣的。對我們工作也時有不滿,但最多就是冷嘲熱諷幾句。
有次他倒是對大家集體發過一次脾氣。那天我正好輪休,他召開編輯部會議,說近日副刊收到很多投訴,接着就氣呼呼把各版編輯一一數落一遍。我剛來一個月,還沒有獨立編版,只給周石社長編的旅遊版打下手,翻譯稿件。就信口問傳這事給我聽的同事:「還好我沒有版,沒罵我吧?」
「罵了。」她說,「罵得好搞笑。」
「甚麼?!」
「說你不思進取,到現在還只能翻譯,旅遊版還要靠周生劃版起題。還說你傲慢,不管他跟你說甚麼你都說『是嗎是嗎?』他學你的國語腔講這句話,像極了你,把大家都笑翻了。」
我一聽,頓時氣紅了臉。「是嗎」是我的口頭禪,並沒有質疑對方的意思。誰知竟會惹火了他,還把我當成笑柄。但同事下一段話卻讓我感動。
「他說好幾次他都氣得要拍枱:豈有此理!當然是啦!我會瞎講?但他怕你新來乍到受不了,只好忍住條氣。」
之後沒幾天,周先生和梁先生就教我劃版起題,讓我接下了旅遊版。而我從此也漸漸戒掉了「是嗎是嗎」的口頭禪,因為每次話到嘴邊就想起梁先生,趕緊打住。
(王璞臉書2024年6月8日)
2024年3月23日 星期六
悼古劍
古劍 辜健 走了🙏最後一次通話是前年6月23日,他厭世,這幾年約飲茶他都不再出來。古劍是施蟄存先生高足,在香港編刊編報,特愛書,能寫很好看的書話,我私底下做的董橋珍藏本都會留給他一本,早年滬上趙公子高價換得他全套董橋題簽本,傳為一時佳話。九十年代他辦《文學世紀》,我跑腿代他做過幾個老作家訪談。後來他小隱珠海大隱香港仔,偶爾會來太古坊,他、陶然、梅子和我的咖啡敘會,其實隨着陶然兄逝去,早已成追憶。剛才梅子來電話說下期《城市文藝》我們為古劍約幾篇稿吧😨
(馬吉按:古劍於2024年3月20日於香港家中去世,享年85歲。)
(Lam Tokwan臉書2024年3月20日)
王璞:悼念古劍先生
流年不利,這些日子連連傳來幾位友人噩耗。古劍先生是其中之一。雖是早已聽說他身體不好,但聞他仙逝,仍是先而震驚,繼而哀痛。
一九八九年我從深圳移居香港,初入貴境,舉目無友。原先工作的出版社一同事就給了我古劍先生電話,說是這位先生是我們作者,在香港當編輯,好象還是你們華東師大校友。說不定能幫幫你。
古劍先生果然是我師大學長。他五十年代後期畢業於華東師大中文系,沙葉新、戴厚英、孫觀琳伉儷皆為他同班同學。七十年代來港後,一直堅持寫作,任職編輯,廣交文友。我在香港的第一份工作便是他引薦,當時他在《東方日報》副刊作編輯,說他們副刊正好有個編輯職位空缺,叫我去見工試試。於是我一來港就找到那份優差。
我報社編輯業務不熟,又不懂廣東話,每逢字房師傅召我去解決版面問題,頂頭上司梁小中先生總是讓他趕去支援。那時他也是年過半百的人了,我在字房正跟師傳因語言不通糾纏不清時,見到他這飛速趕到的救兵,真是感動。
他古道熱腸,助人為樂,又陸續把他的文友介紹給我認識。先是介紹報社裡的文學發燒友葉輝。見我四處投稿,就介紹了梅子、舒非、顏純鈎等編輯朋友;見我有想去大學任教之想,就介紹了也斯。他們也都樂於助人,都曾從不同方面給過我熱誠幫助。說起來,都是古劍先生牽的線。
後來他回流內地,長居珠海,依然寫作不掇。而且似乎老當益壯,出版了好幾本書。有念事憶人的,有書話,有與文化名人來往書信集。
他也依然不忘提攜後進。有次一家出版社來找我組稿,那位編輯說他們有個書話系列出版計劃。一問,原來是古劍先生推薦了我。先是:這間出版社出了他一本書話,問他還有沒有其他作者可以推薦,他就提了我。後來他們真的出版了我一本書,這便是我在內地出版的最後一本書:《我想變成一本書》。
撫書念人,感激他!懷念他!
(王璞臉書2024年3月23日)
網上有人談起古劍(辜健),剛好手邊有兩張合照,貼出來玩玩。
二OO五年,陳子善從上海來,我請他在山光道馬會中菜廳晚飯,其後上四樓飲咖啡。
其一我站着,坐着的左起黃仲鳴,施友朋,古劍,方寬烈,陳子善。
其後方寛烈(I923-2O13)辭世,此情成追憶!
(許定銘臉書2020年3月20日)
(馬吉按:古劍於2024年3月20日於香港家中去世,享年85歲。)
(Lam Tokwan臉書2024年3月20日)
王璞:悼念古劍先生
流年不利,這些日子連連傳來幾位友人噩耗。古劍先生是其中之一。雖是早已聽說他身體不好,但聞他仙逝,仍是先而震驚,繼而哀痛。
一九八九年我從深圳移居香港,初入貴境,舉目無友。原先工作的出版社一同事就給了我古劍先生電話,說是這位先生是我們作者,在香港當編輯,好象還是你們華東師大校友。說不定能幫幫你。
古劍先生果然是我師大學長。他五十年代後期畢業於華東師大中文系,沙葉新、戴厚英、孫觀琳伉儷皆為他同班同學。七十年代來港後,一直堅持寫作,任職編輯,廣交文友。我在香港的第一份工作便是他引薦,當時他在《東方日報》副刊作編輯,說他們副刊正好有個編輯職位空缺,叫我去見工試試。於是我一來港就找到那份優差。
我報社編輯業務不熟,又不懂廣東話,每逢字房師傅召我去解決版面問題,頂頭上司梁小中先生總是讓他趕去支援。那時他也是年過半百的人了,我在字房正跟師傳因語言不通糾纏不清時,見到他這飛速趕到的救兵,真是感動。
他古道熱腸,助人為樂,又陸續把他的文友介紹給我認識。先是介紹報社裡的文學發燒友葉輝。見我四處投稿,就介紹了梅子、舒非、顏純鈎等編輯朋友;見我有想去大學任教之想,就介紹了也斯。他們也都樂於助人,都曾從不同方面給過我熱誠幫助。說起來,都是古劍先生牽的線。
後來他回流內地,長居珠海,依然寫作不掇。而且似乎老當益壯,出版了好幾本書。有念事憶人的,有書話,有與文化名人來往書信集。
他也依然不忘提攜後進。有次一家出版社來找我組稿,那位編輯說他們有個書話系列出版計劃。一問,原來是古劍先生推薦了我。先是:這間出版社出了他一本書話,問他還有沒有其他作者可以推薦,他就提了我。後來他們真的出版了我一本書,這便是我在內地出版的最後一本書:《我想變成一本書》。
撫書念人,感激他!懷念他!
(王璞臉書2024年3月23日)
網上有人談起古劍(辜健),剛好手邊有兩張合照,貼出來玩玩。
二OO五年,陳子善從上海來,我請他在山光道馬會中菜廳晚飯,其後上四樓飲咖啡。
其一我站着,坐着的左起黃仲鳴,施友朋,古劍,方寬烈,陳子善。
其後方寛烈(I923-2O13)辭世,此情成追憶!
(許定銘臉書2020年3月20日)
(古劍與黃俊東,《天涯博客》2011年7月28日)
2023年7月29日 星期六
王璞:我心傷悲──懷念高潔
前天,驚悉好友高潔在巴黎猝亡,不勝唏噓。將這篇三年前寫的短文貼到這裏,以表我不盡的哀思。
巴黎之殤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我從香港出發去歐遊,在巴黎停留兩天,憑弔法國大革命時代死於斷頭台的詩人安德烈·雪尼埃之墓。
陪我去的兩位巴黎朋友侯丹和高潔,都在巴黎住了二三十年,都是文化人,高潔甚至跟我一樣,熱心探訪墓地。巴黎三大公墓她都去過,有的還去了不止一次。就連帕西公墓這種不太有名的公墓她也去過。說起每座公墓里的文化名人她都如數家珍,不過連她也未來過這個名叫匹克普斯的小墓園。
也難怪,即使在法國,安德烈·雪尼埃也鮮為人知,他生前只發表過幾首短詩,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寫於斷頭台旁的〈青年女囚〉,但僅憑這幾首詩,他就成為一流詩人,被後世浪漫派詩人尊為始祖。普希金曾寫過長詩〈安德烈·雪尼埃〉向他致敬。我就是從這首詩知道他的。
大革命開始時,安德烈·雪尼埃也是熱情的參與者。可隨後嗜血狂魔羅伯斯庇爾上台,恐怖時期開始,他便被當成革命的敵人。因為他以他那對專制暴政特別敏感的直覺,聞出了革命已然變質的味道,便勇敢地站出來呼籲民主与自由,提醒人民革命的初衷。
當斷頭台的陰影向詩人步步逼近,友人們紛紛向他發出警示,并給他提供逃亡的機會。他卻選擇了死亡:「在斷頭台下,我依然在歌唱自由。」這是他最後的遺言。
引領我找到那個地處巴黎一條僻靜小街的墓園的,是奧地利作家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他是我最喜愛的小說家之一。一九三八年,他從納粹德國逃亡到倫敦,跟着又逃到巴西,在那裏他聽聞歐洲大陸都飄起了納粹的旗幟,竟因絕望而自殺身亡。
臨終前,他寫下了這部為歐洲而唱的挽歌,悲嘆:「這不止是歐洲的陷落,這是人類文明的陷落。」
有關巴黎的一章是這本飽含深情的書里最深情的一章,因為在所有他懷戀的歐洲城市中,他最懷戀巴黎。他在那裏結識了紀德、里爾克、羅丹、羅曼·羅蘭……一大串閃光的名字。
在巴黎,每日寫作之餘他會漫無目標地在大街小巷遊逛,像雨果一樣從教堂的塔影裏編織故事,象巴爾札克一樣從商鋪的招牌中尋找靈感。
有一天,他偶經那條名叫匹克普斯的小街,蕩進那個僻靜的墓園。那裏埋葬着大革命最後一批犧牲者的遺骸,其中就有安德烈.雪尼埃。
過了幾天,他領着里爾克再次來到這裏。那位當時還默默無聞的奧地利詩人跟他一樣,是安德烈.雪尼埃的景仰者,愛其詩,敬其人,兩位大師站在那塊寂寞的墓碑前,久久地流連。
兩百多年過去了,還好,墓園尚在。雖說地方不太好找,那張油漆剝落的小木門太不顯眼了,即使在那麼一條尋常里巷,一不小心也會走過。那其實不是一間公墓,而是一間私家墓園。每周只有周一至周五下午二至五時開放,收費兩歐羅。這在所有墓園都免費的巴黎是獨一無二的。
我們來晚了,吃了閉門羮。這反而更提起我們的好奇心。我們站在門口東張西望,熟悉巴黎掌故的高潔指着遠處隱現的一座雕像道:「知道那是甚麼地方嗎?國家廣場。」
「那就是1794年放斷頭台的地方。」高潔繼續介紹道,「昨天我在網上查過了,匹克普斯之所以有這座墓園,就因為離那個廣場近,斷頭台犧牲者太多了,來不及搬運,就在附近挖個大坑把屍體扔進去。」
我們朝着雕像走去,發現它四周已被一人多高的圍欄隔離起來,說是正在進行工程。站在圍欄後面我們才看清,那原來是一座少女雕像,姿態酷似自由女神像,只是手中不是高擎火炬,而是提着一把長劍。
第二天,我們兩點鐘沒到就又站到小門外等開門。傻呆呆的神氣實在有點滑稽,尤其是我,這次在巴黎停留總共不到兩天,卻天天跑這兒來站着。
門準點而開。守門人站在緩緩打開的門邊不無驚異地看着我們。他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壯漢,但那雙沉陷在眼袋和皺紋中的小眼睛還閃灼着年輕人的好奇。我猜他一定不常看見黃皮膚黑頭髮的訪客。
不等我們掏錢出來買門票,他便將一張黄色紙片派發給我們,還熱心地指點着墓園對我們咕嚕出一串話,「拉法耶特」,我聽慬的只有這個名字。果然,侯丹翻譯道:「他告訴我們拉法耶特墓地一直往裏走。」
哦,他以為我們跟大多訪客一樣,是衝着長眠此地的另一位法國人拉法耶特而來。
拉法耶特將軍,法國大革命領袖和美國獨立戰爭英雄,在無論哪一版本的法國史和美國史上,他都是濃墨重彩的一章。1777年,美國獨立戰爭最艱難的年月,這位不滿二十歲的青年侯爵自己出錢招兵買馬,并買了一艘船,運送這些人馬前往美國,加入華盛頓任總司令的美軍跟英殖民者作戰。
別看只是一艘船一支小軍隊,意義非同一般。拉法耶特那淵源可追溯到羅馬帝國的貴族身份,大大提昇了華盛頓起義軍的檔次,而他的法國人身份,則意味着國際力量的來援,大振了義軍聲威。他因此永遠被美國人銘記。每年七月四日美國國慶日,美國駐法大使都會來此拜祭獻花,並將墓上那面美國國旗換上一面新的。
我們來的日子是四月,那面美國國旗仍然鮮艷,被一些鮮花簇擁着,說明來此掃墓的美國人絡繹不絕。
不過鮮有人知將軍之所以選擇長眠在此地的深義。網上對此的解釋是:該墓園乃由一群法國大革命死難者的後人集資建立,拉法耶特夫人便是主要的發起者。她的祖母、母親和姐姐都死於1794年6月至7月的那場大屠殺。她們身首異處的屍體被扔進了昌促挖下的這兩個亂墳坑。日後將軍夫人自己也葬到這裏陪伴她們。而將軍則是追隨夫人而來。
我認為事情并非如此簡單。只要回顧一下拉法耶特一生走過的道路,便不難發現,完全有資格歸葬巴黎先賢祠的他,之所以選擇這麼個私家小墓園作他的歸宿,有其深義。
1789年大革命初起時,拉法耶特是發動者之一。是他力主召開三級會議,號召人民攻陷巴士底獄,並親自設計了紅白藍三色的法蘭西共和國國旗。中國大陸官史把三色解為紅藍代表巴黎,白色代表國王,從而給拉法耶特貼上君主立憲派的標籤,而「君主立憲派」在大陸的主流話語中是個貶義詞,凡被貼上此標籤者便等同於反革命。其實紅白藍三色的解讀是民主、自由和平等,而那正是法國大革命當初標榜的革命目標,也是其後所有民主革命的目標。
從這一意義上來看,拉法耶特無愧於他「兩個大陸的英雄」之稱號。難怪米涅在《法國革命史》中給予他最高禮贊:「像拉法耶特這樣操守純潔、氣節高尚、聲望歷久不衰的人物是罕見的。」
他一生忠於自己的理想,始終把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當成奮爭目標。流放、監獄和死亡都不能讓他改變初衷,所以他選擇歸葬於這塊小墓園,與跟他一樣為這一理念獻出生命的安德烈·謝尼埃為鄰。
拉法耶特的名字在中國也鮮為人知。說來可悲又可笑,如今國人趨之若鶩的那間巴黎百貨公司「老佛爺」,法文原文其實是「拉法耶特」。把一個大忠的法國英雄的名字變成一個大奸的中國暴君名字,也只有我那些愚昧庸俗的同胞才想得出來。
好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總有頭腦清醒良知未泯的人,在拉法耶特和安德烈.謝尼埃墓碑旁邊,是一塊石碑,上面銘刻了埋在這兩個亂葬坑死難者數字和身份統記數字:1306,這是他們的總數。
他們全部死於1794年6月14日至7月27日之間,地點便是昨天我們去過的國家廣場。其中貴族、軍官、教士、修女、王家衛隊士兵604人,平民702人。 墓地的建立者還不辭艱辛──尋訪出1306名犧牲者的姓名。
在墓地前面的小教堂裏,我們看到了那些姓名,它們不分階級不分地位地刻在一整面石壁上。安德烈·謝尼埃沒有名列其上,他在那兩個亂葬坑旁擁有自己的一塊墓碑。上面銘刻:「他是繆斯的侍者,智慧女神的寵兒,他為真理而死。」
墓地外面有一片小樹林,草地上的草已經很深了,草叢中野花星星點點,白色的,紫色的,黄色的,就好象那些花也知道這里遊蕩着許多民主自由的忠魂似的。
樹林旁有一條幽靜美麗的林蔭路,我們在林蔭路上一條長椅上坐了很久。看着大路盡頭那道不知通向哪裏的小門,我心中一陣悲涼,彷彿預感到了家國後來的兇險。
(王璞臉書2023年7月24日)
我心傷悲──懷念高潔
第一次見到高潔是在巴黎徐廣存老師家,之前已經讀過她多本著作,且我跟她在《大公報》「小公園」版的專欄為鄰,通過編輯互相表示過欣賞。所以當下一見她風風火火地走進門來,不用徐老師介紹,我倆就互指着對方笑喚出彼此的名字,就像昨天才見過面似地立馬談個不休。所謂的「相見恨晚」,大概就是這樣的吧。
沒錯,我不僅能叫出她「高潔」的真名,還能叫出她好幾個筆名:龍飛立、高西維、西維。初來香港隔三差五去區域圖書館掃架的日子,有一天掃到了署名龍飛立的《國際文化名人傳奇》,立即就被吸引住了,不僅書的內容對我來說極富知識性,文筆也飛揚靈動,一看就知道作者中文功底深厚。
我立在書架前就讀了小半本,越看越喜歡。便將書架上龍飛立的書都掃蕩回家。之後到別的區域圖書館,也注意有沒有龍飛立的書。相信市政局圖書館所有她的書我都讀過了,至今還記得的有《時裝風雲人物》、《摩登王室人物珍聞》、《創業奇才》。
我那時剛從竹幕裏探出頭來,對她書中所提到的人物很多聞所未聞,就算有所聞,知道的也是主流意識形態大力宣傳的那一套,比如王室人物生活肯定腐化糜爛,時裝風雲人物肯定資產階級。她天馬行空的講述令我大開眼界,風趣活潑的細節讓人物形象躍然紙上,竟將八卦書也寫得如此「文藝」。我後來在報刊上一看到她書中曾寫過的人物,心中就浮起她所描述的形象,就像我們看過了費雯麗(Vivien Leigh)扮演的斯嘉麗,心目中的斯嘉麗就永遠是費雯麗一樣。
在我心目中,這龍飛立大抵是個風流才子,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所以能把這些公眾人物都寫得像街坊鄰居一樣,有聲有色,活蹦亂跳。以至後來我在《大公報》寫專欄,發現欄友中有位高潔,文筆中也透着「龍飛立」式的飛揚瀟灑,遂天天追看。有一天就對編輯朋友說:「這高潔是誰?文筆不凡。我特喜歡。」
「那當然了,」編輯笑道,「人家是才女,文章世家,她爸就是我們副刊的老主任,她在《信報》也有個專欄,書都出了好幾本了。」
「真的!甚麼書?」
「有小說也有人物傳,寫小說筆名叫西維,寫人物傳筆名叫龍飛立。」
我驚呼:「龍飛立就是她!她就是龍飛立!」
這才知道她跟我一樣有過大陸生活經歷,也跟我一樣是老三屆,比我高三屆,六六屆高中,她甚至還當過知青。七十年代初赴港,作記者和賣文為生。八四年去了巴黎,在那裏讀書、結婚,定居。
見了面她才告訴我,她其實是在香港上的小學,初中是在香港著名左校香島中學上的,然後就按照黨國某種規矩,被送到廣州上高中。高中畢業那年跟文革撞個正着,回不來香港了,只好上山下鄉。她個子瘦小,弱貭纖纖,着實吃了好幾年苦。日未出而作,日斷黑才歸,累得暈頭轉向摸不到床,還得挑燈學毛著搞鬥批改。早請示晚匯報那一套自然也少不了。所以她雖出身老左,對那個政權認識得刻骨銘心。
我們在任何話題上都同聲同氣,一唱一和。所以只要有見面機會都不放過。一見了面就有說不完的話。那年她在離港二十來年後第一次回港,短短時間裏要見親人老友,要到廣州整理老宅,竟還拖着三件大行李岔道到惠陽小鎮來看我,把我感動得高興得!及至看到她從那個巨無霸行李箱裏掏出五本她的書來送我,其中有一本是1984年出版的小說《合金菩薩》(按:《合金菩薩》是散文集,書前有黃繼持的序),已經絕了版,我沒讀過,我真是歡喜雀躍:樂莫樂兮新相知!
疫情前我去歐遊,其間兩度到巴黎,每次和她都幾乎日日相見。我的巴黎朋友除了徐老師都是她介紹的,都是她的文友:侯丹、馬毓芳、盧嵐⋯⋯徐老師夫人蘭英是我先就認識的,但是那次高潔熱心推出的是專欄作家蘭英。當時徐老師已仙逝,高潔鼓勵蘭英藉寫作從悲痛中走出來。蘭英告訴我,高潔讓她一寫了文章就傳給她,她不僅一一細閱,還一一修改,廣為推薦。她就是這麼一個特別、特別熱心腸的人。
這麼一個熱心腸的才女竟然走了!乍一看侯丹傳來的消息,我真是目瞪口呆。不信!不信!那個天天給我發來信息的密友,竟然不在了?就在她失聯的那天晚上我還看到她轉發給我的視頻〈剩女的地獄上海〉,時間是7月18日21:26。四天後侯丹和朋友叫來消防員破門而入,才在廚房發現倒斃在地的她。不捨!不捨!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我心傷悲,莫知我哀。」但願她如今已經安居在天堂。
(王璞臉書2023年7月29日)
巴黎之殤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我從香港出發去歐遊,在巴黎停留兩天,憑弔法國大革命時代死於斷頭台的詩人安德烈·雪尼埃之墓。
陪我去的兩位巴黎朋友侯丹和高潔,都在巴黎住了二三十年,都是文化人,高潔甚至跟我一樣,熱心探訪墓地。巴黎三大公墓她都去過,有的還去了不止一次。就連帕西公墓這種不太有名的公墓她也去過。說起每座公墓里的文化名人她都如數家珍,不過連她也未來過這個名叫匹克普斯的小墓園。
也難怪,即使在法國,安德烈·雪尼埃也鮮為人知,他生前只發表過幾首短詩,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寫於斷頭台旁的〈青年女囚〉,但僅憑這幾首詩,他就成為一流詩人,被後世浪漫派詩人尊為始祖。普希金曾寫過長詩〈安德烈·雪尼埃〉向他致敬。我就是從這首詩知道他的。
大革命開始時,安德烈·雪尼埃也是熱情的參與者。可隨後嗜血狂魔羅伯斯庇爾上台,恐怖時期開始,他便被當成革命的敵人。因為他以他那對專制暴政特別敏感的直覺,聞出了革命已然變質的味道,便勇敢地站出來呼籲民主与自由,提醒人民革命的初衷。
當斷頭台的陰影向詩人步步逼近,友人們紛紛向他發出警示,并給他提供逃亡的機會。他卻選擇了死亡:「在斷頭台下,我依然在歌唱自由。」這是他最後的遺言。
引領我找到那個地處巴黎一條僻靜小街的墓園的,是奧地利作家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他是我最喜愛的小說家之一。一九三八年,他從納粹德國逃亡到倫敦,跟着又逃到巴西,在那裏他聽聞歐洲大陸都飄起了納粹的旗幟,竟因絕望而自殺身亡。
臨終前,他寫下了這部為歐洲而唱的挽歌,悲嘆:「這不止是歐洲的陷落,這是人類文明的陷落。」
有關巴黎的一章是這本飽含深情的書里最深情的一章,因為在所有他懷戀的歐洲城市中,他最懷戀巴黎。他在那裏結識了紀德、里爾克、羅丹、羅曼·羅蘭……一大串閃光的名字。
在巴黎,每日寫作之餘他會漫無目標地在大街小巷遊逛,像雨果一樣從教堂的塔影裏編織故事,象巴爾札克一樣從商鋪的招牌中尋找靈感。
有一天,他偶經那條名叫匹克普斯的小街,蕩進那個僻靜的墓園。那裏埋葬着大革命最後一批犧牲者的遺骸,其中就有安德烈.雪尼埃。
過了幾天,他領着里爾克再次來到這裏。那位當時還默默無聞的奧地利詩人跟他一樣,是安德烈.雪尼埃的景仰者,愛其詩,敬其人,兩位大師站在那塊寂寞的墓碑前,久久地流連。
兩百多年過去了,還好,墓園尚在。雖說地方不太好找,那張油漆剝落的小木門太不顯眼了,即使在那麼一條尋常里巷,一不小心也會走過。那其實不是一間公墓,而是一間私家墓園。每周只有周一至周五下午二至五時開放,收費兩歐羅。這在所有墓園都免費的巴黎是獨一無二的。
我們來晚了,吃了閉門羮。這反而更提起我們的好奇心。我們站在門口東張西望,熟悉巴黎掌故的高潔指着遠處隱現的一座雕像道:「知道那是甚麼地方嗎?國家廣場。」
「那就是1794年放斷頭台的地方。」高潔繼續介紹道,「昨天我在網上查過了,匹克普斯之所以有這座墓園,就因為離那個廣場近,斷頭台犧牲者太多了,來不及搬運,就在附近挖個大坑把屍體扔進去。」
我們朝着雕像走去,發現它四周已被一人多高的圍欄隔離起來,說是正在進行工程。站在圍欄後面我們才看清,那原來是一座少女雕像,姿態酷似自由女神像,只是手中不是高擎火炬,而是提着一把長劍。
第二天,我們兩點鐘沒到就又站到小門外等開門。傻呆呆的神氣實在有點滑稽,尤其是我,這次在巴黎停留總共不到兩天,卻天天跑這兒來站着。
門準點而開。守門人站在緩緩打開的門邊不無驚異地看着我們。他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壯漢,但那雙沉陷在眼袋和皺紋中的小眼睛還閃灼着年輕人的好奇。我猜他一定不常看見黃皮膚黑頭髮的訪客。
不等我們掏錢出來買門票,他便將一張黄色紙片派發給我們,還熱心地指點着墓園對我們咕嚕出一串話,「拉法耶特」,我聽慬的只有這個名字。果然,侯丹翻譯道:「他告訴我們拉法耶特墓地一直往裏走。」
哦,他以為我們跟大多訪客一樣,是衝着長眠此地的另一位法國人拉法耶特而來。
拉法耶特將軍,法國大革命領袖和美國獨立戰爭英雄,在無論哪一版本的法國史和美國史上,他都是濃墨重彩的一章。1777年,美國獨立戰爭最艱難的年月,這位不滿二十歲的青年侯爵自己出錢招兵買馬,并買了一艘船,運送這些人馬前往美國,加入華盛頓任總司令的美軍跟英殖民者作戰。
別看只是一艘船一支小軍隊,意義非同一般。拉法耶特那淵源可追溯到羅馬帝國的貴族身份,大大提昇了華盛頓起義軍的檔次,而他的法國人身份,則意味着國際力量的來援,大振了義軍聲威。他因此永遠被美國人銘記。每年七月四日美國國慶日,美國駐法大使都會來此拜祭獻花,並將墓上那面美國國旗換上一面新的。
我們來的日子是四月,那面美國國旗仍然鮮艷,被一些鮮花簇擁着,說明來此掃墓的美國人絡繹不絕。
不過鮮有人知將軍之所以選擇長眠在此地的深義。網上對此的解釋是:該墓園乃由一群法國大革命死難者的後人集資建立,拉法耶特夫人便是主要的發起者。她的祖母、母親和姐姐都死於1794年6月至7月的那場大屠殺。她們身首異處的屍體被扔進了昌促挖下的這兩個亂墳坑。日後將軍夫人自己也葬到這裏陪伴她們。而將軍則是追隨夫人而來。
我認為事情并非如此簡單。只要回顧一下拉法耶特一生走過的道路,便不難發現,完全有資格歸葬巴黎先賢祠的他,之所以選擇這麼個私家小墓園作他的歸宿,有其深義。
1789年大革命初起時,拉法耶特是發動者之一。是他力主召開三級會議,號召人民攻陷巴士底獄,並親自設計了紅白藍三色的法蘭西共和國國旗。中國大陸官史把三色解為紅藍代表巴黎,白色代表國王,從而給拉法耶特貼上君主立憲派的標籤,而「君主立憲派」在大陸的主流話語中是個貶義詞,凡被貼上此標籤者便等同於反革命。其實紅白藍三色的解讀是民主、自由和平等,而那正是法國大革命當初標榜的革命目標,也是其後所有民主革命的目標。
從這一意義上來看,拉法耶特無愧於他「兩個大陸的英雄」之稱號。難怪米涅在《法國革命史》中給予他最高禮贊:「像拉法耶特這樣操守純潔、氣節高尚、聲望歷久不衰的人物是罕見的。」
他一生忠於自己的理想,始終把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當成奮爭目標。流放、監獄和死亡都不能讓他改變初衷,所以他選擇歸葬於這塊小墓園,與跟他一樣為這一理念獻出生命的安德烈·謝尼埃為鄰。
拉法耶特的名字在中國也鮮為人知。說來可悲又可笑,如今國人趨之若鶩的那間巴黎百貨公司「老佛爺」,法文原文其實是「拉法耶特」。把一個大忠的法國英雄的名字變成一個大奸的中國暴君名字,也只有我那些愚昧庸俗的同胞才想得出來。
好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總有頭腦清醒良知未泯的人,在拉法耶特和安德烈.謝尼埃墓碑旁邊,是一塊石碑,上面銘刻了埋在這兩個亂葬坑死難者數字和身份統記數字:1306,這是他們的總數。
他們全部死於1794年6月14日至7月27日之間,地點便是昨天我們去過的國家廣場。其中貴族、軍官、教士、修女、王家衛隊士兵604人,平民702人。 墓地的建立者還不辭艱辛──尋訪出1306名犧牲者的姓名。
在墓地前面的小教堂裏,我們看到了那些姓名,它們不分階級不分地位地刻在一整面石壁上。安德烈·謝尼埃沒有名列其上,他在那兩個亂葬坑旁擁有自己的一塊墓碑。上面銘刻:「他是繆斯的侍者,智慧女神的寵兒,他為真理而死。」
墓地外面有一片小樹林,草地上的草已經很深了,草叢中野花星星點點,白色的,紫色的,黄色的,就好象那些花也知道這里遊蕩着許多民主自由的忠魂似的。
樹林旁有一條幽靜美麗的林蔭路,我們在林蔭路上一條長椅上坐了很久。看着大路盡頭那道不知通向哪裏的小門,我心中一陣悲涼,彷彿預感到了家國後來的兇險。
我心傷悲──懷念高潔
第一次見到高潔是在巴黎徐廣存老師家,之前已經讀過她多本著作,且我跟她在《大公報》「小公園」版的專欄為鄰,通過編輯互相表示過欣賞。所以當下一見她風風火火地走進門來,不用徐老師介紹,我倆就互指着對方笑喚出彼此的名字,就像昨天才見過面似地立馬談個不休。所謂的「相見恨晚」,大概就是這樣的吧。
沒錯,我不僅能叫出她「高潔」的真名,還能叫出她好幾個筆名:龍飛立、高西維、西維。初來香港隔三差五去區域圖書館掃架的日子,有一天掃到了署名龍飛立的《國際文化名人傳奇》,立即就被吸引住了,不僅書的內容對我來說極富知識性,文筆也飛揚靈動,一看就知道作者中文功底深厚。
我立在書架前就讀了小半本,越看越喜歡。便將書架上龍飛立的書都掃蕩回家。之後到別的區域圖書館,也注意有沒有龍飛立的書。相信市政局圖書館所有她的書我都讀過了,至今還記得的有《時裝風雲人物》、《摩登王室人物珍聞》、《創業奇才》。
我那時剛從竹幕裏探出頭來,對她書中所提到的人物很多聞所未聞,就算有所聞,知道的也是主流意識形態大力宣傳的那一套,比如王室人物生活肯定腐化糜爛,時裝風雲人物肯定資產階級。她天馬行空的講述令我大開眼界,風趣活潑的細節讓人物形象躍然紙上,竟將八卦書也寫得如此「文藝」。我後來在報刊上一看到她書中曾寫過的人物,心中就浮起她所描述的形象,就像我們看過了費雯麗(Vivien Leigh)扮演的斯嘉麗,心目中的斯嘉麗就永遠是費雯麗一樣。
在我心目中,這龍飛立大抵是個風流才子,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所以能把這些公眾人物都寫得像街坊鄰居一樣,有聲有色,活蹦亂跳。以至後來我在《大公報》寫專欄,發現欄友中有位高潔,文筆中也透着「龍飛立」式的飛揚瀟灑,遂天天追看。有一天就對編輯朋友說:「這高潔是誰?文筆不凡。我特喜歡。」
「那當然了,」編輯笑道,「人家是才女,文章世家,她爸就是我們副刊的老主任,她在《信報》也有個專欄,書都出了好幾本了。」
「真的!甚麼書?」
「有小說也有人物傳,寫小說筆名叫西維,寫人物傳筆名叫龍飛立。」
我驚呼:「龍飛立就是她!她就是龍飛立!」
這才知道她跟我一樣有過大陸生活經歷,也跟我一樣是老三屆,比我高三屆,六六屆高中,她甚至還當過知青。七十年代初赴港,作記者和賣文為生。八四年去了巴黎,在那裏讀書、結婚,定居。
見了面她才告訴我,她其實是在香港上的小學,初中是在香港著名左校香島中學上的,然後就按照黨國某種規矩,被送到廣州上高中。高中畢業那年跟文革撞個正着,回不來香港了,只好上山下鄉。她個子瘦小,弱貭纖纖,着實吃了好幾年苦。日未出而作,日斷黑才歸,累得暈頭轉向摸不到床,還得挑燈學毛著搞鬥批改。早請示晚匯報那一套自然也少不了。所以她雖出身老左,對那個政權認識得刻骨銘心。
我們在任何話題上都同聲同氣,一唱一和。所以只要有見面機會都不放過。一見了面就有說不完的話。那年她在離港二十來年後第一次回港,短短時間裏要見親人老友,要到廣州整理老宅,竟還拖着三件大行李岔道到惠陽小鎮來看我,把我感動得高興得!及至看到她從那個巨無霸行李箱裏掏出五本她的書來送我,其中有一本是1984年出版的小說《合金菩薩》(按:《合金菩薩》是散文集,書前有黃繼持的序),已經絕了版,我沒讀過,我真是歡喜雀躍:樂莫樂兮新相知!
疫情前我去歐遊,其間兩度到巴黎,每次和她都幾乎日日相見。我的巴黎朋友除了徐老師都是她介紹的,都是她的文友:侯丹、馬毓芳、盧嵐⋯⋯徐老師夫人蘭英是我先就認識的,但是那次高潔熱心推出的是專欄作家蘭英。當時徐老師已仙逝,高潔鼓勵蘭英藉寫作從悲痛中走出來。蘭英告訴我,高潔讓她一寫了文章就傳給她,她不僅一一細閱,還一一修改,廣為推薦。她就是這麼一個特別、特別熱心腸的人。
這麼一個熱心腸的才女竟然走了!乍一看侯丹傳來的消息,我真是目瞪口呆。不信!不信!那個天天給我發來信息的密友,竟然不在了?就在她失聯的那天晚上我還看到她轉發給我的視頻〈剩女的地獄上海〉,時間是7月18日21:26。四天後侯丹和朋友叫來消防員破門而入,才在廚房發現倒斃在地的她。不捨!不捨!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我心傷悲,莫知我哀。」但願她如今已經安居在天堂。
(王璞臉書2023年7月29日)
2023年1月5日 星期四
悼劉紹銘
悼
昨日馬吉傳來「皮多」的消息:劉紹銘走了,不敢且不肯相信,希望是誤傳。
半夜三點起來,書友 Peter Tai 也傳來噩耗,應該是真的了。唉,近年真的變化多端,香港文化前輩又少一人。
二千年我在香港寫了〈劉紹銘的少作《空門》〉,收進拙著《醉書室談書論人》(香港創作企業有限公司,2002)中。寄了一本到嶺南大學給不認識,且未見過面的劉紹銘教授。不久,收到他的來信,他說:……我倒希望你除書話外,不妨加入些傳記資料,「八卦」一下,會增加讀者閱讀情趣。
突聞教授息勞歸主,黯然以外,翻出舊作悼念,可惜匆匆之間找不到信。
──2023年1月4日晨4時於洛杉磯
劉紹銘的少作《空門》
讀劉以鬯先生主編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略》中劉紹銘(1934~2023)的〈自傳〉,才知道原來劉博士五十年代在香港時已開始創作。一直以來,我對從香港成長的作家都很注意,讀五十年代青年作者的合集,如《靜靜的流水》、《向日葵》……及當時出版的單行本時,都沒有見過劉紹銘的作品,便以為他是到台大升學後才開始寫作的;卻原來劉紹銘自十六歲﹙即1950﹚起,已開展其寫作生涯。不過,他一向喜歡獨來獨往,除了在台時加入過「現代文學」外,便沒有再參加過其他團體,故當時的合集都見不到他的作品。劉紹銘如今已是著作等身的作家學者,少不免會有人研究他,如果探索到他五十年代在港時的少作,恐怕要花一番氣力去翻《新生晚報》和《香港時報》了。
我最初見到劉紹銘的書,是友聯於一九七零年出的《吃馬鈴薯的日子》。不過,從這篇〈自傳〉所附的〈著作簡目〉中得知,原來在此之前的六九年,他已在文藝書屋出過一本《與良心的對白》。這個〈簡目〉是按年編排的,即是說劉紹銘自五零年開始寫作,到六九年才出第一本書《與良心的對白》。不過,這只是個〈簡目〉,〈全目〉當然不止這些。他成名以後出的書,還未出的書,將來一定會有更齊全的目錄。然而,六九年以前出的,他忘了的,或者不想記下來的,又有多少呢?我肯定《與良心的對白》不是他的處女作,因為我手上有一本他出版於一九五七年的《空門》。 劉紹銘是於一九五六年往台大升學的,一年後的五七年九月,由大學圖書供應社出版了他的《空門》。《空門》是本三十二開,共一一八頁的文集,分小說、書信和雜寫三部分,大部分都是他在香港時所寫的作品。小說雖只有〈空門〉和〈長城謠〉兩篇,卻佔去了三分二的篇幅。劉紹銘在〈前記〉中說:
在個人情感的好惡上說──一個母親對著幾個不肖子,其中也會有一個比較上喜愛的──我偏愛〈空門〉。因為書中的男女主角曾經令我落過淚,並不是多情自作,而是存在他們間的神與人,理想與現實,天國與塵世的矛盾衝突實在是太劇烈了。這是一個迄今尚少為人注意的問題,不過實在上它已存在了不知幾個世紀,天主教上馬丁路德所引起的宗教革命,部份與此問題有關連的,作者個人智力有限,更不敢冒瀆神聖,留待讀者自己去推敲解答好了。
〈空門〉是一個賺人熱淚的戀愛悲劇。故事說我和自幼在澳門天主教孤兒院長大的嘉薇墮入愛河。到了談婚論嫁的階段,某日嘉薇卻突然告訴我她要回到澳門的修院去當修女,因為神曾在她大病時讓她痊瘉,她在神前許過諾,要此生奉獻給教會。我倆雖然都深深地愛著對方,終因了她的誓言而分手,大家陷入痛苦中。後來,我想到假借我殉情自殺,騙嘉薇回來辦喪事,而企圖強行留下她的辦法。豈料弄巧反拙,嘉薇聽到這個消息後,竟然瘋了。在精神病院裏整日迷迷糊糊,又不肯吃東西,終於病逝了。
這個寫於五五年的小說長達五萬字,無論在選材或寫作技巧上,都見成熟,比諸當時一般的青年作者,高出頗多;當年,劉紹銘才二十一歲,可見他確有寫作天份。
劉紹銘是喜歡以書信的形式來討論問題的。《空門》的第二部分即是由〈風塵小札〉和〈天涯小札〉等幾組書信組成。在〈風塵小札〉中,他利用幾封給大哥的信,和他討論翻譯、寫作、電影藝術……,都是文藝青年經常思考的問題。〈天涯小札〉居然是寫給嘉薇﹙〈空門〉的主人翁﹚的信,寫的是相思之苦,思考的正是:獻身給神的信徒是否一定要獨身?不禁令人想入非非:在劉紹銘的早年生活中,是否真有嘉薇其人?〈空門〉中有多少自敘傳的成分?
第三部分雜寫又題〈浮世繪〉,全是短短的雜文,是從《新生晚報》上錄出的。劉紹銘以為「大概年少氣盛,兼又牢騷太多,時有口不擇言」,不過,我總覺得,報紙文章,不得不如此。 這本「炒三味」的《空門》,我很相信是劉紹銘的處女作,只是想不通何以他自己編的〈著作簡目〉不錄!
──寫於2000年4月,六月刊於《香港文學》186期,2023年1月4日晨修訂。
讀者回應:
Peter Tai:在《空門》之前,劉於十五六歲在《新生晚報》寫小說,至於用的是甚麼筆名,他本人跟我說忘記了。甚可惜。他年幼時曾於肇慶做「送報書僮」,來港後開始爬格子,而最後一篇是懷念戴天的文章,刊於《明報月刊》。可謂一生與文字結緣。
(許定銘臉書2023年1月4日)
劉紹銘的信件
終於找到劉紹銘教授給我的信,因為底部有花紋圖案,信也擺了十多年,褪色了,特重抄如下:
你看:人的記憶多可怕!十二小時前的清晨四時,我居然錯記為:
其實這句話是另一位前輩指導我的,特此更正。
找信件的同時,找到劉紹銘的兩部書,順帶貼在這裡,讓有興趣的讀者按圖索驥。
──寫於2023年1月4日下午4時
(許定銘臉書2023年1月5日)
痛悼劉教授
近日常作的一個噩夢就是有一天環顧四週,發現師友知交都走了,只留我一人在這荒涼的人世上,四野茫茫,恐怖呀!昨日就驚悉劉紹銘教授仙逝的消息!
我立時在案頭那一排碩果僅存的幾十本書中抽出最厚的這一本,劉教授贈我的。翻開來,扉頁上他的中英文簽名仍是栩栩如生的呀!
四年多,哦,五年多前我們最後一次見面的情景猶在眼前。那是他在嶺南大學餐廳請顏純鈎、舒非和我餐聚。那日,我們去到中文系樓下,他已等在那裏,手中便㩦着這本大書,把它朝我一遞道:「送給你。」
我驚喜道:「送我?」
「嗯,裏面有一篇Joece Oates的文章,你不是喜歡她嗎?這是我的舊書,前幾天清理舊書時正好翻出來了。」
「你怎麼知道我喜歡Oates的?」
「你在回憶劉以鬯的那篇文章中不是說到嗎?」
頓時,我感動得說不出話來了。想不到劉教授竟然看到了我那篇小文,還記住了這個細節,還把他的藏書贈我!
大約兩年前,我也有過一次同樣的感動。當時顏純鈎轉來一篇文章,是劉教授在他的明報(或信報)專欄評我的一篇小說。我看了先是一驚,後則一愧:看看人家這胸懷!
那時我從嶺南大學辭職回家作自由寫作人已五六年了。走時已經把領導們得罪了個遍,劉教授也包括在內。我其實一直對他十分敬仰,拜讀過他所有的作品還有大部分譯作。《一九八四》我讀的倒不是他的譯本,但我讀了他譯的索爾·貝婁《赫索格》,真是高山仰止。從此也愛上了索爾·貝婁。
不幸我性格中有個缺陷,怕名人。不是不敬仰他們,而是太敬仰他們了,不能像對待常人一樣對待他們。還有就是跟領導保持距離,怕自己不小心說出甚麼錯話得罪他們。劉教授這兩項都佔全了,又是名作家名學者又是我頂頭上司。自然更是敬而遠之。誰知還是有一次無意中說出的話得罪了他。我後來雖然真心地後悔不疊,但也沒想去補救,心想他大人有大量,總會明白我并非故意。
沒想到他大量到這個程度,竟會認真看了我發表在一不起眼雜誌上的一個短篇,還為之寫評。後來我在一公開場合見到他,就趕緊趨前招呼了。
走筆至此,我又想起了那次嶺南飯局中的一個細節。臨分別,他邀我們去他辦公室看看,路上我跟他并排走着,他突然說:「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訴你:其實陳校長和我一直是保護你的,有個人寄了好幾封匿名信給校長中傷你,校長轉給了我,我們都決定置之不理。」
我一時竟呆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直到上了回家的地鐵,才想起來應該跟他說句「謝謝!」再說一句「對不起!」,再說一句:「劉教授,我非常非常地敬仰您!」
我一直想着下次見面再說,可是,已經沒有下次了。
(王璞臉書2023年1月5日)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
──敬悼亦師亦友的前輩劉紹銘教授
新年甫過,卻傳來噩耗,我最敬愛的前輩學者劉紹銘教授不幸遽然辭世。在世道丕變﹑人心苦厄的今日,每天都是壞消息,劉教授之辭世,更使我有錐心之痛。
除夕日我寫短訊向他賀年,很反常的遲了兩天才見回音,當時還有點疑惑,現在明白了,那已經是他彌留的時候,世聲遠去,人間渺然,他再也收不到老朋友的問候了。
劉教授高齡八十九歲,是我半個長輩,我不敢稱自己是他的學生,但實際上他是我不折不扣的恩師。我和他相交二三十年,在工作和生活上密切來往,受他的人格與學養影響很深,我說和他「亦師亦友」,相信他也會同意。
我認識劉教授,是朋友舒非女士介紹,在此之前,舒非已經手由三聯書店出版過他的著作,她也一直是劉教授的知心朋友。我認識劉教授之後,先出版他的《二殘遊記》,那是他回憶舊時生活點滴的散文集,後來我邀請他為天地圖書主編一套「當代散文典藏」,向香港讀者推介華人作家中的散文精品,這個系列一直延續到我退休為止。
後來,他還為我們主編了「當代小說典藏」和「現代散文典藏」兩個系列。當初,我建議他自己的散文集收入「當代散文典藏」,他不同意,說自己的作品不適合收在自己主編的系列,我說大陸老一輩學者季羡林主編的文學作品系列,也收入自己的選集,後來他也同意了,之後他的好幾本散文集,也陸續由天地出版。
劉教授的散文一向是我所愛,他以作家情懷與獨特筆風寫學者文章,作品中洋溢他的學術修養與人生洞見。他的文筆委婉中有對生活的譏諷,豐厚理性中飽含人間溫情,他把嚴肅的評論寓於分花拂柳的文字之內,又在隨意描繪的生活細節中,巧妙隱藏他的人生智慧。讀他的散文是一種享受,在認知上有提升,在情感上又有共鳴。
劉教授的另一非凡成就是他的翻譯,他翻譯了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對華人讀者的政治覺醒是振聾發聵之作。他又主持翻譯過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這部扛鼎之作,因為他,夏志清廣為華人學術界與兩岸三地讀者認識,連帶張愛玲也「破土而出」,風靡天下。
劉教授學貫中西,但他的童年卻相當不幸,他自幼失學,與弟弟相依為命,兩兄弟在舊時香港艱苦謀生。他曾描寫過一個生活細節,就是兩兄弟為怕返工遲到,每晚要將一條繩子繫在彼此腰間,那樣一翻身就會牽動對方,隨時都會醒來。
即使在溫飽都有問題的日子裡,他仍堅持讀書,考上台大外文系,畢業後得恩師夏濟安(夏志清教授長兄)支持到美國留學。在美國半工半讀期間,曾經到餐館捧餐養活自己,及至拿到博士學位,才改變生活處境。
劉教授在台大讀書期間,與白先勇﹑李歐芃﹑陳若曦等同學一起創辦《現代文學》雜誌,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起飛,起了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他與白先勇等保持了一生的密切交往,我臨退休前,嶺南大學還舉行過一次白先勇的演講,當晚中文系招待白先勇,我也受邀。初時幾道菜都比較普通,劉教授急起來,當場追問主事的副校長,似乎覺得有點失禮,其實好的菜都在後面,他只是擔心對不起朋友。
也是那天晚上,女作家王璞也受邀參加晚宴。王璞本來在演講後就想離開的,在門外碰到劉教授,劉教授把她勸住,一定要她參加晚宴。就在晚宴開始前,他還特地跑來交代我,叫我要替他招呼好王璞。
王璞曾是嶺南中文系講師,份屬劉教授下屬,後來離開嶺南專職寫作,前同事回校參加活動,本來也很正常,但劉教授仍珍視如此,可見他為人的溫厚。
劉教授是苦學成才的典範,他也因此樂於扶持後輩。香港有位女作家到嶺南大學修讀碩士,因為沒有大學學位,本來是不夠資格的,劉教授知道她的情形後,說他一向支持自學成才的後輩,後來以特例放行。後來那位女作家順利拿到碩士學位,至今仍在大學擔任教職。
他在嶺南大學主持中文系工作時,就熱心推動香港文學,扶持新作家不遺餘力,一發現有才氣的後輩,總是樂於推薦鼓勵。香港作家黃碧雲﹑鍾曉陽﹑戴平﹑董啟章﹑黃念欣等人,他都曾為文評介,或在人前人後大力讚賞。他在香港幾十年,出任文學獎評判﹑文學講座主講嘉賓﹑組織不同形式的文學活動,居功至偉,香港人不可忘記他在這塊土地上留下的足跡。
劉教授雖然熱心社會活動,但他不是長袖善舞的人,他擇友甚嚴,一旦交遊即付以真心,更拒絕文化江湖上那些沽名釣譽之輩。香港文化界不少「活動家」,熱衷於大排場,他鄙夷這種人,反而看重那些默默耕耘不求名利的後輩。
除了學術界中人之外,劉教授較多聯繫的包括林行止與夫人。林先生不時約一些學界中人見面,我也常叨陪末座,劉教授之外,盧瑋鑾﹑鄭樹森﹑董橋﹑詹德隆﹑張敏儀等,都有機會見面。想起那些日子,朋友對座,杯酒言歡,那真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日子。
哀悼劉教授,不得不提及一個人,她就是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司徒秀英老師。司徒老師一直是劉教授的下屬,因工作和私下接觸彼此產生感情,劉教授晚年,身邊都只有司徒老師悉心照料。我離港後,每隔一兩個月,總要和他通一個電話,互相問候一下,「傾吓閒介」。他退休後悠遊林下,司徒老師獨力照料他的起居,日夕相對,相濡以沫,有情有義,善始善終。
2021年5月間,突然接到司徒老師傳來的幾張照片,那是她與劉教授正式結婚的照片。照片中他們在一個不大的房間內,兩個人喜氣洋洋,相依相擁,一個和祥安樂的小天地,讓人替他們慶幸祝福。據知,參加婚禮的除律師之外,還有教授和司徒老師家人﹑朋友和學生,濟濟一堂,見證他們的美好結合。他們1997年就相愛,2000年共同生活,二十多年裡志趣相投,舉案齊眉,渡過難得的靜好歲月。
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生活處境,每個人也都有權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人世滔滔,天地垂憐,做人很艱難,但再艱難的日子都要過下去。
早前我文章中,曾提及自己最崇拜的三個人,那便是余英時﹑林行止和黎智英,他們和我的交往都相對有限,林行止先生多一點,余英時與黎智英都未曾謀面,他們都是我心儀的仁者,但我不敢視他們為知己。唯有劉紹銘教授,我敢說他是我的知己,因為我們相交相知,都已到了一個眼色都能心領神會的地步。
標題引用魯迅寫給瞿秋白的對聯,一個人一生,真的不需要有太多朋友,知己二三,可以攜手共渡苦海,共登彼岸,於願足矣。
內心傷痛無以復加,匆匆擬就一副輓聯,不計格律,聊表寸心,為劉教授送行:
辛苦遭逢,一生造福人無數;繁華見盡,萬里騰雲自逍遙。
(顏純鈎臉書2023年1月5日)
劉紹銘(1934—2023)〈合理的做人〉
《李我講古:我的患難與璀璨》是自傳文字。據〈身世之謎〉一節所記,他出自「單親家庭」,由含辛茹苦的母親撫養成人。做兒子的,因此也懂得孝順,不讓母親傷心。只有一次例外。他八歲那年一個早上,工人阿銀如常喚他起床上學。
他不肯起來,照樣賴床。工人無奈,只好如實報告他母親。母親也沒有責罵,還吩咐阿銀代向老師請假一天。到了晚上,母親噙着眼淚,要孩子到她睡房,接着從大襟長衫衣袋中掏出兩個一元大銀,輕輕拍在檯面,泣聲道:「你不是我親生的!」
為甚麼母親對自己的骨肉說出這種意氣話?說來也簡單。她自己是個隻手撐半邊天的女人,一生勤奮,怎可能生出一個才八歲就存心逃學的兒子?難怪她話說得這麼重:「我把一生人、一世人的希望全放在你身上,我用血和汗來養大你,只望你長大後,成才長進,誰知你只讀了幾個月書,就已經練精學懶,你實在太令我失望!所以我覺得你不是我的親生兒子,你只是我從街邊撿回來的。」擱在檯上那兩個一元大銀,是給兒子離家後在外邊「獨立生活」兩個月的「花費」。
李我八歲時,是一九三O年。以下這段對白,對今天為人父母者,雖事隔半個多世紀,一樣有「反思」價值。原來李我認錯後,對母親發誓說:「從今日起我不再逃學。從今日起我每次考試也要考第一。若果考第二,你不用趕我,我馬上離去。」
母親在接受兒子改過自新的諾言前,開出兩個條件:第一是不要當官。第二是「若你將來不能名成利就,出人頭地,你就不要找李家的人。」
八歲的李我答應「自新」後每試必考第一,那是童言無忌,我們不必計較。值得我們反思的是中國父母世世代代給予兒子的壓力。不出人頭地就無面目見江東父老,這種價值觀不正是魯迅所說的「黑暗的閘門」的具體表現?
「揚名聲、顯父母」,這是科舉時代男人立於天地間一個奮鬥的目標。李媽媽的時代一來科舉已廢,二來她以自己父親在官場的不幸遭遇為誡,不要李我從政。她要兒子「出人頭地」的行業,要嗎是律師,要嗎是醫生。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李我二十三歲,在嶺南大學法律系半工讀。次年加入廣州風行電台,開始「講故」。節目大受歡迎,一年後年薪高達百萬港元。為了應付工作,學業只好放棄了。
李我沒有當律師、醫生,但因為當年在電台「講故」,譽滿省港澳,的確是「名成利就,出人頭地」了。要是李我當年沒有給母親痛斥一頓,今天會是甚麼樣子?我們不必無謂臆猜。值得討論的倒是李媽媽督促兒子做人的方向,因為她言談反映的價值觀,不客氣的說一句,「流毒至深」。
「君子疾末世而名不稱焉」。話是孔夫子說的。如果你聽他的話,發奮忘食努力做人就是。到了四五十歲仍「無聞焉」,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你還可以老老實實做人,無愧於天地,過平凡日子。但李媽媽望子成龍,客觀的分析一下,無非是為了替自己出一口氣,滿足一己的虛榮心。她可曾想到,有為青年儘可「立志」他日出人頭地,但最後能否如願,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李媽媽大概沒有機會看過魯迅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1919),因此不怪她。魯迅以進化論的觀點來看父母子女的關係,認為人類「因性慾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發生苗裔,繼續了生命」。因此子女並沒有「欠」父母甚麼。為人父母的責任,不外是放子女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要合理的做人,先決條件是價值的取捨不能讓人借箸代謀。幸福的定義得由自己釐定。李媽媽要是看過魯迅的文章,說不定會這樣勉勵李我:「孩子,用功讀書,腳踏實地的去做人,將來職業的選擇,記著媽媽的話,要適才量性。因為這跟做人道理一樣,誰能夠做到to thyself be true,誰就可以幸福的度日。」
──楊希彥編輯:《寫給還未長大的人》(香港:黃巴士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頁39—42。
多謝,再見。
在「黃巴士叢書」看見劉紹銘身影,很意外吧。謝立文就是這麼神奇、玄妙、有趣。謝不下一次「作弄」她與他的舊照。認識她不久,以為她早得知而閒話家常地提及「他的書惡搞過你的照片呢」她反應告訴我——她不知情。「是哪一本書?那麼有趣」這反應裝不出來。應該找天問他一看,聽另一位當事人反應。
不到半個月,這書兩位作者先後停止長大,兩人「同場」更是十多年前一次巧合(下回再抄書)。全書近乎通篇我我我下,〈合理的做人〉隻字不揭露「我」,除了類近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周作人《看雲集》寫法,暫時推敲不到合理意圖。大部分編輯應該不收貨,更顯得黃巴士(謝立文?)編輯獨具慧眼,一下子讀懂〈合理的做人〉。
那天是2019.07.22。安靜地聽完整場對談,沒有帶書,亦按下舉手衝動——只要讀過劉用心翻譯《1984》,明白場合在於討論給孩子看甚麼散文(而不是同期再版譯本),所有提問縱使聚焦當下也是多餘而且不必。盛夏重版譯本,附帶媒體訪問早於五月完成,已是讀過初版以後的事。
姑且逆時針調撥時鐘多一點。
早於2017年尾(五年了,見鬼),黃向我們求助。我們甚感興趣地集思廣益,討論怎樣完成任務。下一次收到消息,已是2018年1月,劉與三位「忘年之交」合照。得以見證、中途曾幫忙籌謀張羅(沒出口沒出手,充其量搖旗吶喊),我感到榮幸。再下一次,我已收到紀念特刊,翻閱照片、文章同樣一絕(現在回看,當然可一不可再)的合作成果。(她看過贈書後飛快地為特刊找到最好歸處)紀念特刊成員研究功夫紮實,全篇訪問與劉累積下來的憶童年散文毫無重疊,想來「還是忘年之交呢」絕不客套。劉很在意還未長大的人,晚年選編作品仍是以「給孩子」為目標。後來黃仗義幫忙,送我大禮,謝謝黃,也謝謝劉。
再向前撥一點。
在意作者曾在哪些地方生活,活動起,很快把劉與銅鑼灣連在一起。謝謝你憶童年,憶得那麼一清二楚。每次路過希雲街,我總想起你,即使這條街早煥然一新,變成餐廳、茶室與咖啡店,我仍嗅到兒時嗅過的乾洗店、車房、茶餐廳,或者你兒時每天路過的T字路牌,還有那段吃馬鈴薯的日子。願一切還未長大的人,或者孩子,領略你無時無刻在意年輕人,下一代的一面。
(Aaron So臉書2023年1月5日)
【艱苦歲月】採訪部今日專程到屯門訪問嶺大中文系榮休教授劉紹銘(1949小六、1950中一),細說在聖類斯寄宿和工藝院當學徒的歲月。
(《聖類斯中學九十周年紀念特刊》臉書專頁2018年1月15日)
昨日馬吉傳來「皮多」的消息:劉紹銘走了,不敢且不肯相信,希望是誤傳。
半夜三點起來,書友 Peter Tai 也傳來噩耗,應該是真的了。唉,近年真的變化多端,香港文化前輩又少一人。
二千年我在香港寫了〈劉紹銘的少作《空門》〉,收進拙著《醉書室談書論人》(香港創作企業有限公司,2002)中。寄了一本到嶺南大學給不認識,且未見過面的劉紹銘教授。不久,收到他的來信,他說:……我倒希望你除書話外,不妨加入些傳記資料,「八卦」一下,會增加讀者閱讀情趣。
突聞教授息勞歸主,黯然以外,翻出舊作悼念,可惜匆匆之間找不到信。
──2023年1月4日晨4時於洛杉磯
劉紹銘的少作《空門》
讀劉以鬯先生主編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略》中劉紹銘(1934~2023)的〈自傳〉,才知道原來劉博士五十年代在香港時已開始創作。一直以來,我對從香港成長的作家都很注意,讀五十年代青年作者的合集,如《靜靜的流水》、《向日葵》……及當時出版的單行本時,都沒有見過劉紹銘的作品,便以為他是到台大升學後才開始寫作的;卻原來劉紹銘自十六歲﹙即1950﹚起,已開展其寫作生涯。不過,他一向喜歡獨來獨往,除了在台時加入過「現代文學」外,便沒有再參加過其他團體,故當時的合集都見不到他的作品。劉紹銘如今已是著作等身的作家學者,少不免會有人研究他,如果探索到他五十年代在港時的少作,恐怕要花一番氣力去翻《新生晚報》和《香港時報》了。
我最初見到劉紹銘的書,是友聯於一九七零年出的《吃馬鈴薯的日子》。不過,從這篇〈自傳〉所附的〈著作簡目〉中得知,原來在此之前的六九年,他已在文藝書屋出過一本《與良心的對白》。這個〈簡目〉是按年編排的,即是說劉紹銘自五零年開始寫作,到六九年才出第一本書《與良心的對白》。不過,這只是個〈簡目〉,〈全目〉當然不止這些。他成名以後出的書,還未出的書,將來一定會有更齊全的目錄。然而,六九年以前出的,他忘了的,或者不想記下來的,又有多少呢?我肯定《與良心的對白》不是他的處女作,因為我手上有一本他出版於一九五七年的《空門》。 劉紹銘是於一九五六年往台大升學的,一年後的五七年九月,由大學圖書供應社出版了他的《空門》。《空門》是本三十二開,共一一八頁的文集,分小說、書信和雜寫三部分,大部分都是他在香港時所寫的作品。小說雖只有〈空門〉和〈長城謠〉兩篇,卻佔去了三分二的篇幅。劉紹銘在〈前記〉中說:
在個人情感的好惡上說──一個母親對著幾個不肖子,其中也會有一個比較上喜愛的──我偏愛〈空門〉。因為書中的男女主角曾經令我落過淚,並不是多情自作,而是存在他們間的神與人,理想與現實,天國與塵世的矛盾衝突實在是太劇烈了。這是一個迄今尚少為人注意的問題,不過實在上它已存在了不知幾個世紀,天主教上馬丁路德所引起的宗教革命,部份與此問題有關連的,作者個人智力有限,更不敢冒瀆神聖,留待讀者自己去推敲解答好了。
〈空門〉是一個賺人熱淚的戀愛悲劇。故事說我和自幼在澳門天主教孤兒院長大的嘉薇墮入愛河。到了談婚論嫁的階段,某日嘉薇卻突然告訴我她要回到澳門的修院去當修女,因為神曾在她大病時讓她痊瘉,她在神前許過諾,要此生奉獻給教會。我倆雖然都深深地愛著對方,終因了她的誓言而分手,大家陷入痛苦中。後來,我想到假借我殉情自殺,騙嘉薇回來辦喪事,而企圖強行留下她的辦法。豈料弄巧反拙,嘉薇聽到這個消息後,竟然瘋了。在精神病院裏整日迷迷糊糊,又不肯吃東西,終於病逝了。
這個寫於五五年的小說長達五萬字,無論在選材或寫作技巧上,都見成熟,比諸當時一般的青年作者,高出頗多;當年,劉紹銘才二十一歲,可見他確有寫作天份。
劉紹銘是喜歡以書信的形式來討論問題的。《空門》的第二部分即是由〈風塵小札〉和〈天涯小札〉等幾組書信組成。在〈風塵小札〉中,他利用幾封給大哥的信,和他討論翻譯、寫作、電影藝術……,都是文藝青年經常思考的問題。〈天涯小札〉居然是寫給嘉薇﹙〈空門〉的主人翁﹚的信,寫的是相思之苦,思考的正是:獻身給神的信徒是否一定要獨身?不禁令人想入非非:在劉紹銘的早年生活中,是否真有嘉薇其人?〈空門〉中有多少自敘傳的成分?
第三部分雜寫又題〈浮世繪〉,全是短短的雜文,是從《新生晚報》上錄出的。劉紹銘以為「大概年少氣盛,兼又牢騷太多,時有口不擇言」,不過,我總覺得,報紙文章,不得不如此。 這本「炒三味」的《空門》,我很相信是劉紹銘的處女作,只是想不通何以他自己編的〈著作簡目〉不錄!
──寫於2000年4月,六月刊於《香港文學》186期,2023年1月4日晨修訂。
讀者回應:
Peter Tai:在《空門》之前,劉於十五六歲在《新生晚報》寫小說,至於用的是甚麼筆名,他本人跟我說忘記了。甚可惜。他年幼時曾於肇慶做「送報書僮」,來港後開始爬格子,而最後一篇是懷念戴天的文章,刊於《明報月刊》。可謂一生與文字結緣。
(許定銘臉書2023年1月4日)
劉紹銘的信件
終於找到劉紹銘教授給我的信,因為底部有花紋圖案,信也擺了十多年,褪色了,特重抄如下:
定銘先生:謝謝贈書。我在《香港文學》和《城市文藝》也常看到你的文章。我倒希望你除書話外,不妨加入些傳記資料,「八卦」一下,會增加讀者閱讀情趣,匆祝近好劉紹銘上2009,2,20
你看:人的記憶多可怕!十二小時前的清晨四時,我居然錯記為:
……他鼓勵我繼續寫作,並說「最好寫些多人認識的作家」,這句話一直藏在我心裡。
其實這句話是另一位前輩指導我的,特此更正。
找信件的同時,找到劉紹銘的兩部書,順帶貼在這裡,讓有興趣的讀者按圖索驥。
──寫於2023年1月4日下午4時
(許定銘臉書2023年1月5日)
痛悼劉教授
近日常作的一個噩夢就是有一天環顧四週,發現師友知交都走了,只留我一人在這荒涼的人世上,四野茫茫,恐怖呀!昨日就驚悉劉紹銘教授仙逝的消息!
我立時在案頭那一排碩果僅存的幾十本書中抽出最厚的這一本,劉教授贈我的
四年多,哦,五年多前我們最後一次見面的情景猶在眼前。那是他在嶺南大學餐廳請顏純鈎、舒非和我餐聚。那日,我們去到中文系樓下,他已等在那裏,手中便㩦着這本大書,把它朝我一遞道:「送給你。」
我驚喜道:「送我?」
「嗯,裏面有一篇Joece Oates的文章,你不是喜歡她嗎?這是我的舊書,前幾天清理舊書時正好翻出來了。」
「你怎麼知道我喜歡Oates的?」
「你在回憶劉以鬯的那篇文章中不是說到嗎?」
頓時,我感動得說不出話來了。想不到劉教授竟然看到了我那篇小文,還記住了這個細節,還把他的藏書贈我!
大約兩年前,我也有過一次同樣的感動。當時顏純鈎轉來一篇文章,是劉教授在他的明報(或信報)專欄評我的一篇小說。我看了先是一驚,後則一愧:看看人家這胸懷!
那時我從嶺南大學辭職回家作自由寫作人已五六年了。走時已經把領導們得罪了個遍,劉教授也包括在內。我其實一直對他十分敬仰,拜讀過他所有的作品還有大部分譯作。《一九八四》我讀的倒不是他的譯本,但我讀了他譯的索爾·貝婁《赫索格》,真是高山仰止。從此也愛上了索爾·貝婁。
不幸我性格中有個缺陷,怕名人。不是不敬仰他們,而是太敬仰他們了,不能像對待常人一樣對待他們。還有就是跟領導保持距離,怕自己不小心說出甚麼錯話得罪他們。劉教授這兩項都佔全了,又是名作家名學者又是我頂頭上司。自然更是敬而遠之。誰知還是有一次無意中說出的話得罪了他。我後來雖然真心地後悔不疊,但也沒想去補救,心想他大人有大量,總會明白我并非故意。
沒想到他大量到這個程度,竟會認真看了我發表在一不起眼雜誌上的一個短篇,還為之寫評。後來我在一公開場合見到他,就趕緊趨前招呼了。
走筆至此,我又想起了那次嶺南飯局中的一個細節。臨分別,他邀我們去他辦公室看看,路上我跟他并排走着,他突然說:「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訴你:其實陳校長和我一直是保護你的,有個人寄了好幾封匿名信給校長中傷你,校長轉給了我,我們都決定置之不理。」
我一時竟呆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直到上了回家的地鐵,才想起來應該跟他說句「謝謝!」再說一句「對不起!」,再說一句:「劉教授,我非常非常地敬仰您!」
我一直想着下次見面再說,可是,已經沒有下次了。
(王璞臉書2023年1月5日)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
──敬悼亦師亦友的前輩劉紹銘教授
新年甫過,卻傳來噩耗,我最敬愛的前輩學者劉紹銘教授不幸遽然辭世。在世道丕變﹑人心苦厄的今日,每天都是壞消息,劉教授之辭世,更使我有錐心之痛。
除夕日我寫短訊向他賀年,很反常的遲了兩天才見回音,當時還有點疑惑,現在明白了,那已經是他彌留的時候,世聲遠去,人間渺然,他再也收不到老朋友的問候了。
劉教授高齡八十九歲,是我半個長輩,我不敢稱自己是他的學生,但實際上他是我不折不扣的恩師。我和他相交二三十年,在工作和生活上密切來往,受他的人格與學養影響很深,我說和他「亦師亦友」,相信他也會同意。
我認識劉教授,是朋友舒非女士介紹,在此之前,舒非已經手由三聯書店出版過他的著作,她也一直是劉教授的知心朋友。我認識劉教授之後,先出版他的《二殘遊記》,那是他回憶舊時生活點滴的散文集,後來我邀請他為天地圖書主編一套「當代散文典藏」,向香港讀者推介華人作家中的散文精品,這個系列一直延續到我退休為止。
後來,他還為我們主編了「當代小說典藏」和「現代散文典藏」兩個系列。當初,我建議他自己的散文集收入「當代散文典藏」,他不同意,說自己的作品不適合收在自己主編的系列,我說大陸老一輩學者季羡林主編的文學作品系列,也收入自己的選集,後來他也同意了,之後他的好幾本散文集,也陸續由天地出版。
劉教授的散文一向是我所愛,他以作家情懷與獨特筆風寫學者文章,作品中洋溢他的學術修養與人生洞見。他的文筆委婉中有對生活的譏諷,豐厚理性中飽含人間溫情,他把嚴肅的評論寓於分花拂柳的文字之內,又在隨意描繪的生活細節中,巧妙隱藏他的人生智慧。讀他的散文是一種享受,在認知上有提升,在情感上又有共鳴。
劉教授的另一非凡成就是他的翻譯,他翻譯了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對華人讀者的政治覺醒是振聾發聵之作。他又主持翻譯過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這部扛鼎之作,因為他,夏志清廣為華人學術界與兩岸三地讀者認識,連帶張愛玲也「破土而出」,風靡天下。
劉教授學貫中西,但他的童年卻相當不幸,他自幼失學,與弟弟相依為命,兩兄弟在舊時香港艱苦謀生。他曾描寫過一個生活細節,就是兩兄弟為怕返工遲到,每晚要將一條繩子繫在彼此腰間,那樣一翻身就會牽動對方,隨時都會醒來。
即使在溫飽都有問題的日子裡,他仍堅持讀書,考上台大外文系,畢業後得恩師夏濟安(夏志清教授長兄)支持到美國留學。在美國半工半讀期間,曾經到餐館捧餐養活自己,及至拿到博士學位,才改變生活處境。
劉教授在台大讀書期間,與白先勇﹑李歐芃﹑陳若曦等同學一起創辦《現代文學》雜誌,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起飛,起了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他與白先勇等保持了一生的密切交往,我臨退休前,嶺南大學還舉行過一次白先勇的演講,當晚中文系招待白先勇,我也受邀。初時幾道菜都比較普通,劉教授急起來,當場追問主事的副校長,似乎覺得有點失禮,其實好的菜都在後面,他只是擔心對不起朋友。
也是那天晚上,女作家王璞也受邀參加晚宴。王璞本來在演講後就想離開的,在門外碰到劉教授,劉教授把她勸住,一定要她參加晚宴。就在晚宴開始前,他還特地跑來交代我,叫我要替他招呼好王璞。
王璞曾是嶺南中文系講師,份屬劉教授下屬,後來離開嶺南專職寫作,前同事回校參加活動,本來也很正常,但劉教授仍珍視如此,可見他為人的溫厚。
劉教授是苦學成才的典範,他也因此樂於扶持後輩。香港有位女作家到嶺南大學修讀碩士,因為沒有大學學位,本來是不夠資格的,劉教授知道她的情形後,說他一向支持自學成才的後輩,後來以特例放行。後來那位女作家順利拿到碩士學位,至今仍在大學擔任教職。
他在嶺南大學主持中文系工作時,就熱心推動香港文學,扶持新作家不遺餘力,一發現有才氣的後輩,總是樂於推薦鼓勵。香港作家黃碧雲﹑鍾曉陽﹑戴平﹑董啟章﹑黃念欣等人,他都曾為文評介,或在人前人後大力讚賞。他在香港幾十年,出任文學獎評判﹑文學講座主講嘉賓﹑組織不同形式的文學活動,居功至偉,香港人不可忘記他在這塊土地上留下的足跡。
劉教授雖然熱心社會活動,但他不是長袖善舞的人,他擇友甚嚴,一旦交遊即付以真心,更拒絕文化江湖上那些沽名釣譽之輩。香港文化界不少「活動家」,熱衷於大排場,他鄙夷這種人,反而看重那些默默耕耘不求名利的後輩。
除了學術界中人之外,劉教授較多聯繫的包括林行止與夫人。林先生不時約一些學界中人見面,我也常叨陪末座,劉教授之外,盧瑋鑾﹑鄭樹森﹑董橋﹑詹德隆﹑張敏儀等,都有機會見面。想起那些日子,朋友對座,杯酒言歡,那真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日子。
哀悼劉教授,不得不提及一個人,她就是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司徒秀英老師。司徒老師一直是劉教授的下屬,因工作和私下接觸彼此產生感情,劉教授晚年,身邊都只有司徒老師悉心照料。我離港後,每隔一兩個月,總要和他通一個電話,互相問候一下,「傾吓閒介」。他退休後悠遊林下,司徒老師獨力照料他的起居,日夕相對,相濡以沫,有情有義,善始善終。
2021年5月間,突然接到司徒老師傳來的幾張照片,那是她與劉教授正式結婚的照片。照片中他們在一個不大的房間內,兩個人喜氣洋洋,相依相擁,一個和祥安樂的小天地,讓人替他們慶幸祝福。據知,參加婚禮的除律師之外,還有教授和司徒老師家人﹑朋友和學生,濟濟一堂,見證他們的美好結合。他們1997年就相愛,2000年共同生活,二十多年裡志趣相投,舉案齊眉,渡過難得的靜好歲月。
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生活處境,每個人也都有權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人世滔滔,天地垂憐,做人很艱難,但再艱難的日子都要過下去。
早前我文章中,曾提及自己最崇拜的三個人,那便是余英時﹑林行止和黎智英,他們和我的交往都相對有限,林行止先生多一點,余英時與黎智英都未曾謀面,他們都是我心儀的仁者,但我不敢視他們為知己。唯有劉紹銘教授,我敢說他是我的知己,因為我們相交相知,都已到了一個眼色都能心領神會的地步。
標題引用魯迅寫給瞿秋白的對聯,一個人一生,真的不需要有太多朋友,知己二三,可以攜手共渡苦海,共登彼岸,於願足矣。
內心傷痛無以復加,匆匆擬就一副輓聯,不計格律,聊表寸心,為劉教授送行:
辛苦遭逢,一生造福人無數;繁華見盡,萬里騰雲自逍遙。
劉紹銘(1934—2023)〈合理的做人〉
《李我講古:我的患難與璀璨》是自傳文字。據〈身世之謎〉一節所記,他出自「單親家庭」,由含辛茹苦的母親撫養成人。做兒子的,因此也懂得孝順,不讓母親傷心。只有一次例外。他八歲那年一個早上,工人阿銀如常喚他起床上學。
他不肯起來,照樣賴床。工人無奈,只好如實報告他母親。母親也沒有責罵,還吩咐阿銀代向老師請假一天。到了晚上,母親噙着眼淚,要孩子到她睡房,接着從大襟長衫衣袋中掏出兩個一元大銀,輕輕拍在檯面,泣聲道:「你不是我親生的!」
為甚麼母親對自己的骨肉說出這種意氣話?說來也簡單。她自己是個隻手撐半邊天的女人,一生勤奮,怎可能生出一個才八歲就存心逃學的兒子?難怪她話說得這麼重:「我把一生人、一世人的希望全放在你身上,我用血和汗來養大你,只望你長大後,成才長進,誰知你只讀了幾個月書,就已經練精學懶,你實在太令我失望!所以我覺得你不是我的親生兒子,你只是我從街邊撿回來的。」擱在檯上那兩個一元大銀,是給兒子離家後在外邊「獨立生活」兩個月的「花費」。
李我八歲時,是一九三O年。以下這段對白,對今天為人父母者,雖事隔半個多世紀,一樣有「反思」價值。原來李我認錯後,對母親發誓說:「從今日起我不再逃學。從今日起我每次考試也要考第一。若果考第二,你不用趕我,我馬上離去。」
母親在接受兒子改過自新的諾言前,開出兩個條件:第一是不要當官。第二是「若你將來不能名成利就,出人頭地,你就不要找李家的人。」
八歲的李我答應「自新」後每試必考第一,那是童言無忌,我們不必計較。值得我們反思的是中國父母世世代代給予兒子的壓力。不出人頭地就無面目見江東父老,這種價值觀不正是魯迅所說的「黑暗的閘門」的具體表現?
「揚名聲、顯父母」,這是科舉時代男人立於天地間一個奮鬥的目標。李媽媽的時代一來科舉已廢,二來她以自己父親在官場的不幸遭遇為誡,不要李我從政。她要兒子「出人頭地」的行業,要嗎是律師,要嗎是醫生。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李我二十三歲,在嶺南大學法律系半工讀。次年加入廣州風行電台,開始「講故」。節目大受歡迎,一年後年薪高達百萬港元。為了應付工作,學業只好放棄了。
李我沒有當律師、醫生,但因為當年在電台「講故」,譽滿省港澳,的確是「名成利就,出人頭地」了。要是李我當年沒有給母親痛斥一頓,今天會是甚麼樣子?我們不必無謂臆猜。值得討論的倒是李媽媽督促兒子做人的方向,因為她言談反映的價值觀,不客氣的說一句,「流毒至深」。
「君子疾末世而名不稱焉」。話是孔夫子說的。如果你聽他的話,發奮忘食努力做人就是。到了四五十歲仍「無聞焉」,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你還可以老老實實做人,無愧於天地,過平凡日子。但李媽媽望子成龍,客觀的分析一下,無非是為了替自己出一口氣,滿足一己的虛榮心。她可曾想到,有為青年儘可「立志」他日出人頭地,但最後能否如願,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李媽媽大概沒有機會看過魯迅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1919),因此不怪她。魯迅以進化論的觀點來看父母子女的關係,認為人類「因性慾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發生苗裔,繼續了生命」。因此子女並沒有「欠」父母甚麼。為人父母的責任,不外是放子女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要合理的做人,先決條件是價值的取捨不能讓人借箸代謀。幸福的定義得由自己釐定。李媽媽要是看過魯迅的文章,說不定會這樣勉勵李我:「孩子,用功讀書,腳踏實地的去做人,將來職業的選擇,記著媽媽的話,要適才量性。因為這跟做人道理一樣,誰能夠做到to thyself be true,誰就可以幸福的度日。」
──楊希彥編輯:《寫給還未長大的人》(香港:黃巴士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頁39—42。
多謝,再見。
在「黃巴士叢書」看見劉紹銘身影,很意外吧。謝立文就是這麼神奇、玄妙、有趣。謝不下一次「作弄」她與他的舊照。認識她不久,以為她早得知而閒話家常地提及「他的書惡搞過你的照片呢」她反應告訴我——她不知情。「是哪一本書?那麼有趣」這反應裝不出來。應該找天問他一看,聽另一位當事人反應。
不到半個月,這書兩位作者先後停止長大,兩人「同場」更是十多年前一次巧合(下回再抄書)。全書近乎通篇我我我下,〈合理的做人〉隻字不揭露「我」,除了類近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周作人《看雲集》寫法,暫時推敲不到合理意圖。大部分編輯應該不收貨,更顯得黃巴士(謝立文?)編輯獨具慧眼,一下子讀懂〈合理的做人〉。
那天是2019.07.22。安靜地聽完整場對談,沒有帶書,亦按下舉手衝動——只要讀過劉用心翻譯《1984》,明白場合在於討論給孩子看甚麼散文(而不是同期再版譯本),所有提問縱使聚焦當下也是多餘而且不必。盛夏重版譯本,附帶媒體訪問早於五月完成,已是讀過初版以後的事。
姑且逆時針調撥時鐘多一點。
早於2017年尾(五年了,見鬼),黃向我們求助。我們甚感興趣地集思廣益,討論怎樣完成任務。下一次收到消息,已是2018年1月,劉與三位「忘年之交」合照。得以見證、中途曾幫忙籌謀張羅(沒出口沒出手,充其量搖旗吶喊),我感到榮幸。再下一次,我已收到紀念特刊,翻閱照片、文章同樣一絕(現在回看,當然可一不可再)的合作成果。(她看過贈書後飛快地為特刊找到最好歸處)紀念特刊成員研究功夫紮實,全篇訪問與劉累積下來的憶童年散文毫無重疊,想來「還是忘年之交呢」絕不客套。劉很在意還未長大的人,晚年選編作品仍是以「給孩子」為目標。後來黃仗義幫忙,送我大禮,謝謝黃,也謝謝劉。
再向前撥一點。
在意作者曾在哪些地方生活,活動起,很快把劉與銅鑼灣連在一起。謝謝你憶童年,憶得那麼一清二楚。每次路過希雲街,我總想起你,即使這條街早煥然一新,變成餐廳、茶室與咖啡店,我仍嗅到兒時嗅過的乾洗店、車房、茶餐廳,或者你兒時每天路過的T字路牌,還有那段吃馬鈴薯的日子。願一切還未長大的人,或者孩子,領略你無時無刻在意年輕人,下一代的一面。
(Aaron So臉書2023年1月5日)
【艱苦歲月】採訪部今日專程到屯門訪問嶺大中文系榮休教授劉紹銘(1949小六、1950中一),細說在聖類斯寄宿和工藝院當學徒的歲月。
(《聖類斯中學九十周年紀念特刊》臉書專頁2018年1月15日)
香港書展2019:劉紹銘談港臺散文
(香港貿發局on YouTube 2019年7月25日)
2017年10月2日 星期一
王 璞: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圖:黃俊東從上世紀六十年代起便開始寫書話
因職業關係,我一生中打交道最多的人是編輯,給我恩惠最多的人也是編輯。在其他方面都不走運的我,在這方面卻得天獨厚,特別走運。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投稿《芙蓉》叢刊,就幸遇朱樹誠老師。第二次投稿又幸遇《萌芽》俞天白老師、之後有《人民文學》向前老師、《北京文學》呂晴先生、《收穫》李小林老師。到了香港,更是幾乎每次投稿都遇知音,其中給我留下最深刻回憶的當數黃俊東先生、陳雄邦先生和劉以鬯先生。
一、黃俊東先生
初到香港,我被香港報刊的多種多樣雷倒。走到街上一看,書報攤多過銀行,正所謂十步一崗五步一哨,大大小小的書報攤數不勝數。攤頭上僅報紙便有數十種,更不要說那些五花八門的雜誌了,真應了那句內地網絡流行語:亮瞎你的眼!
香港人愛看報,從地盤工到億萬富豪,都有其每日看報的理由。我移居香港的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互聯網還未出現,那是報紙的黃金時代。港鐵上、巴士上,甚至以短程乘客為主的電車上,讀報人比比皆是,跟今日玩手機的人幾乎一樣多。
報紙的名目眾多,其中最暢銷的是《東方日報》(《蘋果日報》尚未創刊),其次有《天天日報》、《成報》、《星島日報》、《明報》、《新報》、《信報》、《華僑日報》、《聯合報》、《快報》、《大公報》、《文匯報》等等。每份報都有好幾大疊,分為新聞、副刊、娛樂、體育和馬經等。我站在報攤前看着那些花裏胡哨的報刊,心裏犯了躊躇:投稿該從哪裏下手呢?
第一批稿是朋友楊先生代我投的,他將我的兩個短篇小說稿裝入一個大信封,寫上「編輯先生」收,送到位於他家對面的《明報》月刊傳達室。居然在一星期後便得到刊用的回音。回信的編輯便是當時《明報月刊》的執行編輯黃俊東先生。
我與黃先生從此建立起作者與編輯的關係。不過,這一關係始終止於書信往還,直到今天我也不曾見過他。《明報月刊》發表過我兩篇小說後,我往那邊投稿雖然不再寫「編輯先生」收,而是寫上黃先生的大名,但信中附的一紙便箋也只有寥寥數行,千篇一律地寫着「奉上一小稿,請教正」之類的字句。
寄去的稿件都很快刊載了。而黃先生也只在寄稿酬來時,隨支票附一紙便箋,上面以電報式語言寫着「謝謝賜稿。請將支票回條簽回」、「請繼續賜稿」之類的話,簡略之程度,與我的便箋倒真是旗鼓相當。
我曾拿起那張信箋放到燈下仔細察看:這樣一絲不苟的書法,這樣一成不變的字句,是否機器人所為呢?大概便是這樣的疑惑,讓有電話恐懼症的我,正好省了給他打電話之念,當然更不會想到上門去拜見他,請他飲茶吃飯之類。
後來,大約是在新世紀初吧,有一次我去上海探望辛笛先生,他向我打聽他的一些香港朋友近況:某某某新發表了什麼作品?某某某身體還好嗎?等等,突然,我聽見黃俊東的名字:
「黃俊東還在《明報月刊》吧?」
「黃俊東?您認識他?」我驚問。
辛笛先生點頭道:「那年在香港有過一面之緣。他也寫詩,還是有名的書話家,出版過好幾本書話。」
我回到香港便去圖書館找黃俊東書話看。原來,早在七十年代黃先生就出版了三本書話。我從那些書話中得知,原來他還是藏書家。讀了他那些精緻優雅的書話,我對他更加高山仰止,不敢前去叨擾這般閒雲野鶴人物了。之後不久,就聽說他離開《明報月刊》移民海外。我便也停止了往那間雜誌寄稿。
大約二OO六年吧,我在內地一張報紙上看到一篇有關他的文章,才知道了更多關於他的資訊,現將這篇文章節錄如下:
黃俊東……生於一九三四年,廣東潮州人。黃俊東一直在香港生活工作,直到有一天,我們聽董橋說黃俊東到加拿大定居去了,這大概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事。這位六十年代就寫書話文章的藏書家,我們對他的了解很少,所知道的一些多是從董橋那聽來的,黃的身世卻一點兒也不知道。今天上午收到從舊書網買的黃俊東寫的《現代中國作家剪影》,這書有兩層護封,真是極少見的裝幀。拿掉護封,看到封底有黃的照相,旁有一行簡介,說他「在香港受教育(八達、培正、聯合)現任明報月刊編輯」。這三個學校名字,培正我聽說過。黃俊東當編輯時期的《明報》月刊最好看,董橋和黃做過《明報》的同事。尤其要說的是,黃俊東還做過張愛玲《張看》的責編—「從初稿以至排印成書,都經過筆者處理」,黃俊東保留有張愛玲的親筆信,這些年這麼多回憶張愛玲的文章集成了書,偏偏漏了黃俊東這篇。
這三本書話書,按出版時間排是,《現代中國作家剪影》(一九七二年,未標印數)、《書話集》(一九七三年,印數兩千冊)、《獵書小記》(一九七九年,印數五千冊)。上世紀七十年代,內地尚處在文化空白期。我的搜求港台舊版書,重點即放在空白期那邊的出版物。黃俊東之書話於珍籍版本、人物掌故、藏書票、木刻版畫、西洋文壇,悉皆涉獵,各種不同品位的愛書人都可以從他的書話裏找到共鳴。黃俊東的書話可以從《新文學作品的初版本》,忽地跳躍至《柳敬亭有話本傳世嗎?》;從《周作人晚年書劄一百通》跳躍至《食的學問和睡的問題》;從《魯迅作品在日本》跳至《西西里詩人郭新摩都》;從《從翻版書說到阿英》跳至《西班牙老作家阿左林逝世》。我倒是覺得內地的書話作者在廣泛性和趣味性上,均不及黃俊東的自由自在。
黃俊東在一九八一年五月十日寫給上海教育學院中文系張炳隅的信中說到寫作《現代中國作家剪影》的初衷:「我的那本作家剪影的小書,其實寫得不像樣,那個時候,因為國內發生『文革』,海外很注意作家的消息,尤其是三十年代的作家,香港的報紙很少提起或介紹,我因為喜歡涉獵中國現代文學,所以在報上寫起一些小文章,目的在引起年輕人的注意,後來有出版社要求出書,也就刊印成冊,內容很膚淺。」這是黃俊東的自謙之詞。
《書話集》印製的苦衷,黃俊東在「後記」裏說「在香港排印一本比較精美的書籍,並非易事,一般的印刷廠不容易接受零星的生意,如果要求排得特別一些,例如用的字體多一二種,印刷廠一定拒絕,就是肯答應,成本也貴得驚人,因此一般的書籍都排得不好看,便是這個原因。本書情商『建明印刷有限公司』代為排印,目的便是要印得精美一點,『建明』的設備較具規模,印書也較有高水準,不過這家印刷廠每天要印的刊物太多,基本上是沒有空間(閒)可印書籍的,所以僅能乘着一些短短的空隙時間趕着印一點點。這就是為什麼本書要印一年多的緣故—那是幾十頁幾十頁積累下來的。」黃還說「這本書話集如不用虧本,出版者當會繼續排一本續集」。
所謂續集便是六年後出版的《獵書小記》。《獵書小記》是右開本,而《書話集》是左開本;《獵書小記》是豎排本,《書話集》是橫開本。兩書均有書影插圖,《書話集》的扉頁是董橋的題字,《獵書小記》則是阿五作的《讀書圖》,背面用了齊白石的《夜讀圖》。阿五畫的是漫畫,我覺得我們這裏沒有一幅漫畫能畫出讀書的氣象,大漫畫家都畫不出,漫畫很不適宜畫這種題材。姜德明先生的一本書,是漫畫家方成和徐進畫的插圖,並未為之增色。最近有位朋友也用漫畫為談書的書作插圖,我幾乎為之崩潰。
三本書話集的搜求,難易不同,各有來歷。《書話集》得之最早,是吳興文先生送我的。《獵書小記》於舊書網競拍得來,書主是香港經營古舊書牌子最老的歐陽文利先生,他知道我想念此書,便發短消息說先生儘管出價,不管最後拍多少錢,我只收你三百元。最終拍到六百元,我至今欠歐陽先生一份情。《現代中國作家剪影》,我先得一本於舊書網,拿到手後才看出是翻印本,出了很高的價,心中頗以不快,近日方一雪前恥。
我讀了這篇署名為謝其章的文章,便為自己當年與黃俊東先生通過那麼多封信,竟未有一面之晤深為抱憾了。唉,就連我們往還的那些信也在頻繁的搬家中一封也找不見了。這時我才驚覺,也許黃先生當時看到我那些便箋,也與我有過同樣的疑惑吧:「這人難道是個機器人?」這樣一想,我心裏的遺憾更變成了自責。
(《大公網》2017年9月10日)
圖: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曾是報紙的黃金時代
二、陳雄邦先生
現在已經沒有香港《新晚報》了,那份報紙也許是香港堅持到最後的一份晚報。如今,大概只有三O至五O後的香港人,心中才會閃回下班回家路上爭購《新晚報》的朦朧往事吧?現今仍然遍布華人世界的武俠小說迷們,大概也很少有人知道,金庸、梁羽生武俠小說的發源地,正是這份已經消失在歷史塵埃中的香港報紙吧?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往《新晚報》副刊瘋狂投稿的年代,這份報紙已經進入日薄西山的黃昏歲月了。到了傍晚,報販們就把它跟《東方日報》、《天天日報》這些暢銷報紙捆綁在一起出售,兩份原本都賣五元的報紙,一共只賣六元一套。等於每份打了對折。我常常會在下班的路上買上一套。因為《新晚報》副刊每周總有一兩天發我的散文。有一天,我大喜過望,因為同一版竟有我兩篇散文。其中一篇用的是筆名嚴曉。副刊那位聲音蒼老的編輯,也許不知道王璞、嚴曉這兩個傢伙其實是同一人吧?
第一次投稿《新晚報》,我在信封上寫的收信人名字一如既往,寫的是「編輯先生」。幾天之後,坐我旁邊那位同事看着看着報紙,突然將它往我面前一推,指着上面一篇文章問:
「這個王璞是你嗎?」
我一看,是《新晚報》副刊。上面登載的正是我前幾天發去的那篇散文。想不到他們這麼快就刊出了。我的反應是回家立即再寫一篇寄去。過幾天一翻《新晚報》,哈,又發出來了。不記得發到第幾篇投稿時,我接到了編輯打來的電話。電話裏,那人的聲音蒼老而低沉,說的是廣東話,我那時尚不大聽得慬廣東話,只大致能聽出自己的名字,便用國語發問:
「請問是找我嗎?」
因是上班時間,我只好也跟對方一樣將聲音壓至最低。
對方好像明白我的苦衷,便改用國語了,雖然很夾生,跟廣東話一樣難慬:「我是《新晚報》副刊編輯,姓陳。你是王璞小姐嗎?現在跟你核對一下寄稿酬的地址。」
「哦哦!我是。我地址是─」我報出地址,下面的「謝謝」二字還沒來得及出口,對方就匆匆道:「好。拜拜。」
我是從一位同事處打聽到他的名字的。那位也是文學發燒友的同事,聽我如此這般地一說,便道:「那一定是陳雄邦。是一位非常好的老編輯。《新晚報》副刊的元老級人物。武俠時代他就在那裏了。金庸、梁羽生的小說大都經他的手發出來。」
兩年後我應徵香港嶺南大學的助理教授職位,當我從四十三名應徵者中勝出,第一天去學校上班,教務長、香港著名作家梁錫華先生祝賀過我之後,說了一句話:「知道嗎?你是憑內地學歷得到香港大學教授級職位的第一人。」接着又補充似地加了一句:「這跟你在報刊發了那麼多文章有關。你在《新晚報》發的那些文章,我也看過一些。」
這時我心裏就掠過了幾絲對陳雄邦先生的愧意:對這樣大力扶攜過我的人物,竟然沒有當面對他說一聲謝謝。但仔細想想,這也不能完全怪我不通人情世故,陳先生總是那麼言語匆匆,每次說完稿子的事,我還沒來得及說出下面的話,他就道:「那好,啊,有清樣送來了。我得快看,拜拜!」或是:「啊,有稿子送來了。拜拜!」
《新晚報》停刊前夕,他打來了最後一通電話,電話裏他的聲音比平時還要低沉,使人不由得想起追悼會一類事物:
「我們報社的事你知道了吧?明天就是我們最後一天出報了。副刊上有你一篇稿。我這裏還有你一篇存稿。對不起,沒機會發出來了。我會把稿子寄還給你。對了,還有你這個月的稿酬。稿費單已經開好,月末你會收到支票的。」
那一字一頓的生澀國語,真的令我想起悼詞。這是陳先生打給我的最長一通電話。
我意識到以後也許再沒有跟他通話的機會了,他最後一句話尾音未落,我便趕緊道:「以後您會去哪裏呢?」
「我?我反正也到了退休年紀。先休息下再說。」
「我想請您飲茶……」
「不用客氣。我會出門旅行幾天,回來再聯絡你吧。」
他一直沒有聯絡我,而我,也沒設法去聯絡他。
得到陳先生去世的消息,大約是他離開《新晚報》一兩年以後的事了。還記得那是一個必須趕去接兒子放學的傍晚,我沒像平時一樣順便去菜市場買菜,而是買了個飯盒讓兒子回家吃,便趕過海去紅磡世界殯儀館與他的遺體告別。
一間不大的靈堂裏,冷冷清清地坐着十多人,沒有一張熟面孔。那些人大概都是他的至親好友吧?我走到靈堂正中間,望向那張黑白相片,相片上是一張清癯的面孔,端正,嚴肅,目光略顯憂傷。正是我想像中的他。
淚水奪眶而出,「謝謝您!陳先生,謝謝!」我對着那張遺像喃喃道。陳雄邦先生他能不能聽見我這遲來的謝辭呢?這謝辭雖然簡略,絕對情真意切。
三、劉以鬯先生
《星島晚報》副刊文學版是我早期在香港的主要發表園地之一。也是按照報上提供的地址寫上「編輯先生收」寄去的稿。還記得那是一篇關於納博科夫小說的短評。我知道這種稿放到《明報月刊》和《新晚報》都不合適,只能到這種文學專版去碰碰運氣。而且我看到了,這一版的主編是劉以鬯先生。
我是到了香港以後才聽聞劉以鬯大名的。那時他的《對倒》和《酒徒》還沒被改編成電影《花樣年華》和《2046》,但他在香港文學界的名聲已經如雷貫耳。圖書館的中國小說櫃,他一個人的著作就佔了整整兩排,堪與那些動輒佔據兩三排書架的通俗小說家們分庭抗禮了。我借了幾本回家看。正所謂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我才知道,原來大陸那些年間被作家們當作新玩意揮舞的意識流、魔幻現實主義等等新潮小說技巧,劉先生早在五十年代便玩得爐火純青。原來香港也有這麼文學、這麼優秀的小說家!
劉先生同時還是一位翻譯家。我借回家的書裏面有一本他譯的《人間樂園》,作者的名字是喬也斯.奧茨。自以為熟知歐美文學的我,是從這本書才與這位美國現代小說家相見恨晚的。
話說我寄出納博科夫稿子沒幾天,一天晚上,大約八點多鐘,我正在報社埋頭編稿,旁邊桌上的電話響起來,一位同事接聽之後,把電話遞給我:「喂,是找你的!」
電話裏是一位溫文爾雅的陌生男音,說的是帶上海口音的國語:「我是《星島晚報》副刊的編輯劉以鬯。」
「啊!」大驚之下,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您……您就是那位……那位劉……劉先生!」
「你寄給我們的那篇評論已經發了。」電話裏那聲音卻是水波不驚,依然溫緩平和,繼續道,「明天將見報。因為人手問題,我們不寄樣報,所以現在口頭通知你。」
「哦。謝……謝!謝謝!」我結結巴巴道。
「寫得不錯。歡迎今後繼續來稿。」劉先生說了這句話,便匆匆掛了電話。
那時劉先生已經到耳順之年了吧,他從五十年代起在香港主編了包括《星島晚報》副刊在內的好幾份報紙的文學副刊,一九八五年起,又創刊《香港文學》,擔當其主編十五年。香港許多著名作家都是從劉先生編的文學副刊和雜誌起步的。我不知道他們是否也第一次投稿就接到劉先生這樣的電話,接到後是什麼感覺?我自己在激動之餘,採取的行動卻只是更加奮發地往他那兒投稿。我初來香港的大部分短篇小說,都在劉先生時期的《香港文學》發表。
第一次在《香港文學》發小說,也許由於沒有樣報問題,劉先生沒有打電話告知我發表時間,只是隨樣書寄來了一份訂閱單,讓我選擇拿稿費還是訂雜誌。我選擇了訂雜誌。我認為那是我向他表示敬意的唯一方法。
我在香港獲得的第一個文學獎,劉先生是三位評委之一。這篇小說發表在了《香港文學》。後來聽另一位評委也斯先生說,之所以發表了我的亞軍作品而沒發表冠軍作品,出自於劉先生的堅持。順便說一下,那次文學獎也和我獲獎的其他文學獎一樣,是匿名投稿性質的。作者名字要到評定過得獎作品後才向評委揭曉。
劉先生出席了頒獎禮。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他瘦長的個子,清癯的面目,白髮皤然,風度翩翩,儼如神仙中人。這讓我下了好多次決心也不敢走上前走去自報家門,向他道出我積壓在心上多時的感謝。本以為上台領獎時可以趁機跟他說話,誰知頒給我獎的評委並不是他。便又想着下台時走到他跟前表達謝意。沒想到由於緊張,剛往那個方向走了一步,便被什麼東西絆了一下,差點跌倒,於是趕緊落荒而逃。
八年之後,我才在另一次小說頒獎禮上跟劉先生第一次握手。
劉先生也是那次小說獎的評委之一。當頒獎程序進行到評委與獲獎者合影一項,我終於得以走到劉先生身邊,向他伸出手去說:「劉先生,謝謝您……」
他卻似乎有點驚異地看着我,道:「謝我什麼?」
「這些年來……還有上一次……和這一次……」我一慌就更加笨口拙舌。
「你這部小說寫得很好,是五名評委一致評它為冠軍的。」劉先生道。我在他略略升高的語調裏竟聽出一點責怪的意思:你沒必要單獨對我一個人說感謝的。
後來我研究徐訏小說時知道,當時我的那一感覺沒錯。劉先生的確對我那一聲感謝不怎麼以為然。編輯出身的他,從青年時代便以扶持文學青年為己任。稍長,更與其弟一起創辦了上海懷正出版社,出版的書多為文學作品,扶持了不少文學新人。出版社還設有宿舍,給貧困文學青年提供寫稿之地。徐訏的成名作《鬼戀》和流行一時的《風蕭蕭》,都在懷正出版社出版。而連載《風蕭蕭》的重慶《掃蕩報》副刊,責任編輯也是劉以鬯。五O年初徐訏到香港後,先他一步到港的劉以鬯給了他很多幫助。據我所知,徐訏除了在一篇回憶姚雪垠的文章裏順便提到這些事外,並沒有對劉先生表示過特別的感謝。
二OO四年,在某次文學研討會上我遇見劉先生,跟他提起了他扶持徐訏的往事,並說希望找個時間訪談,他又露出上次那樣的驚異神氣,道:「談什麼?」
「談……徐訏先生有一篇文章提到您,說您當年在上海辦懷正出版社的時候,扶持了不少作家,包括一些後來相當走紅的左翼革命作家。」
我說這話時,心裏想到的是徐訏那些篇寫內地大作家的文章,徐訏在文章裏對他們得到劉氏昆仲幫助卻不知感恩的態度,頗不以為然。我希望從劉先生這裏得到印證。然而,劉先生卻又以那種淡然並肅然的口氣道:
「哦,出版社當然要扶持作者啦。我不管他是哪一流派的。更不管他革命還是不革命、左翼還是右翼。我只看他的作品行不行?有沒有文學價值?」
我終於沒有請到劉先生作採訪。更不要說請他飲茶吃飯了。但總算與他合了張影。當時他已經年近九十了吧,但依然挺胸直背,白髮皤然,風度依然翩翩。那種超然物外的神氣,令我心頭頓時掠過范仲淹的名句:「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王璞,香港著名女作家,著有《女人的故事》、《嘉年華會》、《送父親回故鄉》、《項美麗在上海》、《我爸爸是好人》、《貓部落》、《紅房子灰房子》等小說集。
(《大公網》2017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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