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具有 何紫 標籤的文章。 顯示所有文章
顯示具有 何紫 標籤的文章。 顯示所有文章

2026年3月18日 星期三

悼陳耀南

胡國賢臉書2026年3月14日)

悼陳學長耀南教授

拱門倦擺擺龍門
光耀南洲別有村
汲汲育才堅素志
虔虔奉主近黃昏
莊諧雅俗留珍帚
鴻爪雪泥寄嶺魂
猶記當年蒙賜序
非師亦友樂研論

──2026.3.9(上平十三元韻)

胡國賢臉書2026年3月9日)

陳耀南教授安息禮拜後遇雨感觸

北地春深南地秋
濛溶零雨沐墳丘
尋經索典東西匯
有伴羈魂志可酬

──2026.3.19(下平十一尤韻)

胡國賢臉書2026年3月19日)

痛失良師,永憶春風──輓陳師耀南教授

作者邀請陳師耀南教授在培僑中學圖書館攝錄古詩文朗誦與賞析。

敬輓陳師耀南教授四首

其一

忽報寒星墜海垠,天涯涕淚憶音塵。卅年燈火催詩論,萬里江湖損病身。信有文章驚宇內,空餘謦欬隔秋旻。孤懷耿耿憑誰訴?獨坐深宵慟愴神。

其二

一遇春風德不孤,追懷朗誦識荊初。砭愚張學弘師道,接武蘇門導緒餘。幾度滄溟勞遠夢,經年函丈慰窮居。如今忍讀治心詠,一字一吟一愴予。

其三

珠海論文困頓時,叮嚀苦勸莫遲疑。平山館裏燈連夜,陸佑堂前夢幾詩。恩重翻教更轉路,情深終得續殘棋。十年博士尋常事,回首師門涕泗垂。

其四

市樓一別竟何之,仰望南洲雁影遲。主道有情終證主,詩魂無恙永留詩。宮牆百仞成追憶,桃李千秋繫所思。從此音容嗟隔世,焚香展卷淚如絲。

農曆正月十九日下午3時13分,乍見布倫迪兄傳來的短訊:「陳教授老師剛剛安祥離世。」那一刻,世界彷彿在瞬間靜止,心臟漏跳了一拍,緊接着,沉重的悲慟如潮水般洶湧而至,幾乎奪去呼吸。還未及回過神來,鍾志光兄的訊息接踵而至。頃刻間,哀訊如雪片紛飛,終於殘忍地證實了那個最不願接受的事實──我們共同景仰、深深敬愛的陳耀南老師,真的走了。從今而後,人間再無春風化雨的諄諄教誨,天上卻多了一縷永恆的智慧星輝。

斯人已杳,音容渺茫。然而,往事並不如煙,反而在此刻,如潰堤的潮水般奔騰翻湧,淹沒了我的心頭。那些與恩師相處的點點滴滴,一幕幕、一幀幀,竟是那樣清晰,那樣滾燙。

左起:單周堯教授、陳耀南教授、作者

朗誦結緣 春風初沐

回首初識,那是1989年,緣起於一年一度的朗誦節。彼時,我正任職陳樹渠紀念中學副校長、兼授中文,每年最期待的,便是帶領學生在朗誦場上綻放光彩。愛徒黃嘉文,天資穎悟過人,演辯朗誦,無一不佳。那一年,他征戰中六級男子詩詞獨誦比賽,我傾盡心力,指導他以「台誦」的莊重從容演繹詩歌的肅穆,以「吟誦」的婉轉悠長詮釋詞作的纏綿。

決賽之日,評判席上端坐的,正是一身儒雅、目光如炬的陳耀南老師。嘉文在台上發揮得淋漓盡致,最終以90分的耀眼高分奪魁。陳老師在評述時,不禁感慨萬千,言道多年來獨誦項目,多以女生的聲情姿態見長,未曾想今日竟有男生能將詩詞神韻詮釋得如此精妙,令他眼前一亮。

頒獎禮畢,陳老師溫言喚住嘉文,慈靄地詢問師承何人。嘉文指向後排的我:「是後面那位老師。」本以為這不過是賽後一句尋常問話,豈料陳老師竟親自步下評判席,走到我身旁,誠摯道賀。我受寵若驚,謙卑回應說朗誦之法實則得益於蘇文擢老師的教導。陳老師聞言,眼中驟然閃過深深的敬意──他素來尊崇蘇老師的道德文章,而蘇老師亦常在我們面前讚譽陳老師為「年輕學者中之翹楚」。兩位大師,早已是惺惺相惜的忘年深交。

只因這一句話,只因這一份共同的師承淵源,我便與陳老師結下了此生不解的師生之緣。從此,得以時時親近,如沐春風。

編書授業 銘感五內

1990年初,教育局推行中國語文新課程,現代出版社廣納賢才,誠邀蘇文擢、黃維樑、陳志誠及陳耀南四位教授組成顧問團,籌編中一至中五教科書。蘇老師愛護後進,推薦蘇文玖兄與我參與試寫。幾經遴選,顧問團最終選定吳牧、賴蘭香、蘇文玖及我四人擔綱執筆。

我負責中三年級的教材、教參與習題編撰,而直接審稿的顧問,正是陳老師。那段日子,我拿着初稿登門求教,陳老師總是不厭其煩,字斟句酌,一詞一義推敲。他教我的,不獨是選材的嚴謹、注釋的準確,更是一種對學問的虔誠、對教育的責任。這套教材其後風行市場十載,我也因此獲得50萬元版稅,回報可謂豐厚。然而,比起那沉甸甸的物質收穫,陳老師在學術上的悉心提點、在做人上的潛移默化,才是我此生受用不盡的無價之寶。

作者(左一)邀請陳耀南教授(右四)自澳洲回港參加蘇文擢教授逝世20周年研討會。

十年博士 護持如燈

時光回溯至1984年9月。蘇文擢老師自中大榮休後,獲珠海書院延聘為講座教授。我欣聞消息,毅然考入珠海書院攻讀博士,得以追隨蘇老師,研究論文〈文心雕龍與唐代文學之關係〉。那段歲月,在老師身邊讀書論道、組織詩社,是我人生中最純粹、最快樂的時光。無奈歲月不饒人,幾年後蘇老師因高血壓與糖尿病併發,身體日衰,遂將指導重任鄭重託付給陳老師。自此,每次拜見,陳老師必細細詢問論文進度,關懷備至,如燈照路。

珠海博士學制寬鬆,連同兩年休學,可延至八年。然期限將至,我因公務纏身,加之學校正緊鑼密鼓籌辦30周年校慶,重擔如山,心力交瘁之下,竟萌生了放棄的念頭。

1993年4月16日,校慶盛典隆重舉行。那一天,應邀而來的主禮嘉賓,是陳老師。典禮之上,他對各項安排讚賞有加,殊不知這背後凝聚了我多少個不眠之夜的辛勞與心血。當晚,疲憊不堪的我剛回到家,電話鈴聲驟然響起──竟是陳老師!他語重心長,聲音裏滿是關懷與堅定:

「祥麒,繁雜事務既已告一段落,餘下這幾個月,務必全力以赴,把論文完成!」

我苦笑着訴說,從4月中到6月中,短短兩個月要完成博士論文,無異於天方夜譚。陳老師卻毫不動搖,語氣鏗鏘:「我會向校方爭取,將期限延至8月底。若資料不足,甚至可以調整題目,畢竟你多年的積累已在。至於學位認可問題,未來之事誰也難測,但論文必須完成──這,是對學術的交代!」

那一夜,電話那端的每一句話,都如重錘般敲擊在我心上。陳老師與我,非親非故,卻如此為一個迷惘的學生奔走、憂心、鼓勵,這份恩情,教我如何承受得起!

在陳老師的鞭策與安排下,我將題目調整為〈文心雕龍詩論之研究〉。他更親自為我申請港大圖書館閱讀證,讓我得以進入馮平山圖書館,埋首於典籍的海洋。那四個月,我白日上班,夜間則與孤燈為伴,在泛黃的書卷中流連忘返,直至閉館的廣播聲響起,才依依不捨地離去。

焚膏繼晷,夙夜匪懈。歷經四個月的拚搏,論文終於殺青。滿懷希望呈上,豈料珠海文學研究所所長以「遲交」為由,拒不受理。

消息傳到陳老師耳中,他心急如焚,多方奔走交涉,卻處處碰壁。一怒之下,這位向來溫文爾雅的儒者,竟毅然舉薦我轉往香港大學繼續攻讀。因他當時正申請離職、準備移居澳洲,系主任趙令揚教授未能接納,直言校內高級學位須由在職教授指導。這番輾轉努力,雖未竟全功,卻令我感動得涕泗橫流。那時的我,身為學生,處處被動,唯有聽從陳老師的轉述與安排。每一幕景象、每一句叮嚀,都深深烙印在心底,五內沸騰,終生難忘。

後來,珠海文史研究所新任所長戴玄之教授接任,允許我重新註冊,兩年後終於順利提交論文。這段「十年博士不尋常」的坎坷歷程,若非陳老師一路護持、極力提攜,我恐怕早已半途而廢。也正因他曾推薦我入港大,埋下日後我爭取到港大研究的種子。至於我終能在港大獲何沛雄、單周堯教授指導研究,固然是後話,但追根溯源,皆因陳老師那份深厚關愛所賜。

作者以主持身份在蘇文擢教授逝世20周年研討會上致辭

天涯海角 詩心相繫

陳老師移民澳洲後,雖身在異鄉,心繫香江,仍頻繁回港處理餘務,應邀講學、擔任評判。2005年12月,他久別重返,我有感而發,填了一闋〈洞仙歌〉,並撰小序:

陳師耀南移居袋鼠之邦,久別誦壇十有餘載。今因緣重返香江,平理照辭,辨析唇吻,誠為學子之福。深盼每年朗誦節舉行,大駕蒞止,真不啻學界之幸也。

詞中寫道:「雕龍繡虎,朗誦聲華異。衡鏡纖毫往難繼。望天涯,久佇皓月清輝。今待得、巨擘高軒重蒞。想春風浩蕩,百卉爭妍,雷殷還驚眾魑魅。直恐誤韶華,杖履追隨,勤不斷,年年此際。惜別後,蒼蒼水茫茫,風雲鬢蕭蕭,不知時勢。」

2007年9月,陳老師短暫返港執教碩士班課程,卻在體檢中發現心血管嚴重淤塞。他強忍不適,勉力完成課業後,才返澳洲接受心管搭橋手術。我未敢滋擾清聽,只從單師周堯處略通消息。其後,陳老師寄贈《治心雜詠》詩16首,欣喜其身體復原、詩思騰湧,我遂恭和原玉,以白心跡。詩序中寫道:「海天長望,不勝勞想矣。」

2008年11月,耀南老師再度短暫返港,好友門生相聚市樓,既相歡聚,亦復話別。宴席間,杯籌交錯,笑語歡聲;席散時,執手相看,黯然魂銷。歸後我賦詩一首,詩末四句,至今讀來,猶覺肝腸寸斷──

一水極天情不了,片帆歸夢意如何?
宴酣今夕杯盤藉,明日微醒怨逝波。

春風化雨 永憶師恩

今夜,窗外寒星點點,我獨坐案前,提筆欲寫,淚已盈眶。

陳老師,你就這樣走了麼?那個在朗誦場上溫言問我「師承何人」的你;那個在電話那頭語重心長勸我「務必完成論文」的你;那個為我奔走港大、心急如焚的你;那個遠在南半球,仍不時以詩詞寄意、以學問相砥礪的你——就這樣,離我們而去了麼?

「痛失良師」四字,何其沉重!「永憶春風」一言,何其蒼涼!

然而我知道,你並未真正離去。你留下來的,是那一篇篇精闢的論著,那一句句溫暖的教誨,那一個個因你而改變的人生。在我們這些學生身上,在我們的學生身上,在我們的學生的學生身上──你的學問、你的風骨、你的仁愛、你的堅持,將如春風般,永遠吹拂,永遠傳承。

陳老師,一路走好。

此生得列門牆,受教於春風化雨之間,是學生三生之幸。天上人間,師恩永銘。

農曆正月廿二日 受業 招祥麒 叩首

《灼見名家》2026年3月12日)

陳耀南教授與我 1

前香港大學中文系陳耀南教授昨天(2026年3月8日)去世,享年85歲。

這兩天網絡上一定有很多關於他的生平,學術貢獻的文章,我是港大舊人,這文章只是講陳教授和我的交往,文字多,要分幾天講。

我沒有在大學上過他的的課,嚴格來說並不是他的「學生」,和他交往,是20多年後移民澳洲的事,當時他已經退休定居雪梨。

我1973年入港大中文系,期間他入職為中文系講師,他比我大13歲,當年三十出頭,還是很年輕。中文系會每年舉辦春茗聚餐,他就編排了在我身邊坐,我一早已經聽過他的名字,他相當健談,初次相識已經滔滔不絕,又很識do,講起任何學者,他都大讚他們「好好學問」,絕不得罪人。

我是怎樣聽過他的大名呢?當時香港中學F5生有「會考」制度,中文中史科的「雞精」書不多,只是有黎英、魯繼所編寫的,還有就是陳師的一套「典籍英華」,真是洛陽紙貴。我自詡中文功力夠晒勁,不看天書,所以沒有買,結果還是考了一個 A,牙擦擦了很久,當然後來入了大學,知道自己在大師甚至在精英同學面前只不過爾爾,這是後話了。

陳師入香港大學任教之前,是英華書院的中文老師,作育英才無數,如今社會上的頂尖人才,很多是他教出來的,包括早我五年在港大心理學系畢業的許冠傑,在會考中考到中文A級。陳師出身中文大學,任教港大當時還未有博士學位,後來憑藉「魏源研究」在港大取得博士學位,職位拾級而上,由高級講師到教授(此處有一趣/恨事,我下一篇會交代,是他親口講給我聽的)。

我和他在校內很少碰頭,畢業之後幾年也沒有接觸。90年代初亞洲電視有個清談節目「龍門陣」,由黃毓民、鄭經翰和陳師三人漫談社會和文化。黃毓民和鄭經翰都是口水佬,陳師是學者身份,少開口,一講就有分量,二人也很尊重他,不會打岔搶白。

記得有次講到信仰問題,鄭經翰說他不信宗教,平日做事只是憑自己的良心。陳師當時已經接納了基督教,馬上辣著咗,反駁說人的良心從哪裡來,你有你的良心,我有我的良心,倘若沒有一個超然的上主為道德的終極標準,怎辦?

90年代,我和陳師都在澳洲長住了,他在雪梨,我在布里斯本。1997年,布市教會請他上來宣教,本地華人社團盛情接待,找了我做他的幾日司機,負責接送,真正開始交往,之後有十多年的因緣,後來因為關於宗教的問題上,意見分歧戛然而止,下一篇再談。

圖為陳師第一次來布里斯本,和我在市內高山Mount Coot-tha遊覽時留影。

Christopher Leung臉書2026年3月9日)

陳耀南教授與我 2

陳師1997年第一次來布里斯本,由社區名人蔡偉民接待住宿,每天我開車去蔡府接他出來,往返教會活動。我送他幾份我任主編的「昆士蘭華商周報」,他回去晚上看了,特別打電話給我說我的文章好,美言鼓勵。

後來回去雪梨,再寫信給我,很客氣地稱呼我「煥松先生」,謙稱「弟陳耀南」,令我受寵若驚。他又打包寄給我七八本他的著作,我才真正開始讀他的文章。因為他在報紙上有專欄,一年半載就可以輯錄成書,所以數量不少。他的文筆溫厚,無論大小事情,個人經歷,都可以寫得很好讀。

幾年之後,陳師再來布里斯本,今次借用一個教會的會議室,舉辦了三晚的文史講座,我幫手宣傳,聚集有興趣的廣東話朋友參加。他回雪梨之後,文友希望繼續聽他講學,那時大家都沒有智能手機,不懂電腦,也沒有Zoom之類的網上會議平台。於是我又辦了數次在教會聚集文友,他先訂立題目,然後到時打電話上來,利用電話的喇叭再擴音,實行遙距講座大家聽。

完了之後,大家興趣未減,我乃在2003年創辦了「澳洲藝文雅集」讀書會,每個月一次,請本地的學人講學,我負責開會地點、聯絡、印刷講義、茶水等等,有時找不到人主講,就由我頂一兩次,至今已經23年了。

陳師的記憶力很好,我有個朋友陳全生兄,是英華書院舊生,在我報紙上寫了一篇文章,回憶他當年中學作文給老師批改的一段,陳師看報時,竟然記得這個學生的名字和這段文字,我於是穿針引線,令他們師徒隔了幾十年重新聯繫,此乃人間佳事一樁。

他雖然在香港大學中文系最後榮升教授,但是並不完全是美好回憶,做講師時和當時的系主任趙令揚教授(我真正的業師)不大咬弦(下文有證)。對港大的校務也有點微言,感覺中文系沒有受到尊重。他對我說在面試成為中文系系主任的時候,遴選委員會面試他,全部都是鬼佬,整個過程要用英語。遴選委員對中國文化一無所知,居然問一個非常戇居的問題:你們中國的大詩人杜甫Du Fu,和豆腐To Fu, 點解中文發音咁相似㗎?

陳師沒有告訴我他當時如何回應,如果是我,就會幽默地答:「係呀,語言好得意㗎!現代英語 Modern English 的始祖喬叟Chaucer ,也是同碟仔Saucer差一個字母啫,莎士比亞Shake speare 耍花槍,夠好玩啦!」好讓他們知道,你班鬼佬不懂中文,我這個中文教授,也懂英國文學的。

Christopher Leung臉書2026年3月10日)

陳耀南教授與我 3

他一生奉獻給中國文學,對中國文化感情最深,但是起碼在我和他相知的日子裡,聽他說一生人未嘗踏足神州大地一日,因為他不喜歡現在這個政權。他對日本的侵華歷史很痛心,所以對日本沒有什麼好感;不過他容許自己的女兒在大學主修日文。

陳師在1996年正式受洗成為基督徒,很虔誠,並且出了一本小冊子「先入、為主」,講述信仰得救的歷程。他在雪梨熱心傳教,並且定期開國學講座。

我在某處看到他寫的文章,讚揚基督教對中國文化的貢獻,舉的例子是全靠基督教士的提倡,中國婦女才免於纏足之苦,又西方文化產生出民主制度,全是因為基督教的超然上主凡人都是罪人的前設,於是我就在報上寫文章質疑這幾個觀點。我舉出康有為梁啟超一眾在光緒年間已經在民間成立「不纏足會」,與基督教無關,風俗的轉移,很多時是多重因素,自然進化而成大勢,不能盡由基督教領功。就算在深受基督教薰陶的西方,以往也有過婦女紮腰求美的陋習;而西方的民主思想,可追溯到耶穌出生前幾百年的希臘。

也退休在雪梨的趙令揚教授,有天忽然打電話到我家,劈頭就說:「哈!『布市梁君』,就係你吓哇!」(我:咩事呀,阿 Sir?)原來陳師讀了的文章,很生氣,在信報的專欄裡,批評有一個「布市梁君」說的不對,提出西方紮腰風俗比對中國纏足,是魯迅所謂的「臭蟲論」……跟著趙師說:「我同你講,呢條友,不學無術,你唔L使理佢喎!」我唯唯諾諾。之後打了一封長信給陳師,解釋我的理據,他也禮貌回覆,讚我中文打字工整美觀,但是誰也沒有講服對方,之後幾乎沒有直接聯繫。趙師已於2019年去世,希望他們若然天國再見,一笑泯恩仇吧。

我沒有見過師母,但聽過她去世的消息。2023年再得知,陳師續弦了。

有關陳師的資訊,很多時是靠另一位與他稔熟的港大校友Sunny Chan在中間傳話;陳師有心,知道藝文雅集仍在運作,早幾年還託Sunny道賀我們N週年紀念,陳師的關懷,我是很感激的。

陳耀南教授的學問,以文學為主,史學為次;著作嘉惠後學,多有裨益。除了文學教育,他寫的隨感散文短小精悍,有很多精警觀察,又不乏幽默感。我印象最深是「不報文科」一篇,想他也認為重要,所以收入那篇文章的文集以「不報文科」為書名。

他的文字,也可以做語文和寫作教材。至於他晚年論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孰優孰劣,正是由讀者自由各取所需,信者得救了。

(完)

Christopher Leung臉書2026年3月11日)

一樣的中國文化情──陳耀南訪談記
訪問:何紫薇、沈舒 圖片:作者提供

陳耀南博士接受視像訪問時的截圖

陳耀南,1941年出生,廣東新會人。1962年畢業於崇基學院中文系,同年入讀羅富國師範學院。先後取得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香港大學文學碩士及哲學博士。曾任英華書院副校長、香港理工學院(現稱理工大學)語文系高級講師、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曾應聘為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外國人學者、台灣中興、中正兩所大學的教育部審定教授。多年來在報章雜誌撰寫專欄,經常應邀任學術演講及各類學藝活動評判,並擔任傳媒文教節目策劃及主持。1996年移居澳洲悉尼,創立南洲國學社。著作有50餘種,包括《應用文概說》、《清代駢文通義》、《文哲漫談》、《魏源研究》、《中國語文通論》、《輕談淺說》、《不報文科》、《以古為鑑》、《刮目相看記》、《碧海長城》、《古文今讀》、《中國人的溝通藝術》、《文心雕龍論集》、《鴻爪雪泥袋鼠邦》、《平生道路九羊腸》、《原韻新譯唐詩新賞》等。本訪問稿經陳耀南博士審閱定稿。

日期:2022年4月23日(星期六)
時間:澳洲悉尼下午3時至5時
地點:網上視像會議

陳:陳耀南;何:何紫薇;沈:沈舒

春聯之緣

何:陳教授在香港大學任教期間,工作和居住地點鄰近何紫的山邊公司。家父曾在陳教授著作的序文中[1],談及你們相識的經過,後來你成了何紫難得的師友,他還形容你倆投契得有「點得着火的美麗」,對此你有何回憶?

陳:我在1975年開始任教香港大學,附近難得有一間店舖──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既賣圖書文具,又做出版發行。據何紫的序文,我們相識始於一副春聯,他當時創作了這副對聯,貼在店舖窗櫥上,引起我駐足欣賞,雖然我已忘記此情景,但對何紫的印象仍很深刻。他是個滿腔熱忱的文化人,以個人力量,加上妻子的協助,把文化事業辦得有聲有色。

我由最初只是店舖顧客,變成店主的朋友,甚至發展出作者與編者的友誼,寫書者和出書者的合作關係。後來我倆熟落了,何紫常來香港大學過訪,我們在飯堂吃飯聊天,上天下地,閒話間迸發出不少火花,何紫用「點得着火的美麗」來形容,比喻很生動,那些美好的回憶令人懷念。

何紫比我大三歲,可以說是同輩,而且我們算是校友──我曾在培僑讀了一個學期的小學一年級,而何紫在該校由中一讀至畢業,這樣大家增添了一份親切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微妙,有的白頭如新,有的傾蓋如故,我和何紫屬於後者,大家有機會碰到,意氣相投,有共同話題,又有合作的空間,並且我們都是熱誠爽朗的人,對中國文化同樣由衷熱愛。

我特別佩服何紫隻手空拳,憑着一腔文化熱誠、一種奮鬥動力,白手創業興家,而且是那麼有意義的事業,因此得道多助,許多朋友支持和鼓勵他,我只是其中一個,把多部作品交何紫出版,大家合作愉快。

沈:何紫為陳教授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是1983年初版的《輕談淺說》,後來1990年更推出修訂增補版,增加了12篇[2]。可否憶述這段出版歷程?

陳:我在港大教書時,聽經濟系麥健增教授時常談到「需求與供應」,其實世事都可以如此解釋,有需求而又有供應,自然構成一件事情。大概何紫認為學生在口語表達和應用寫作方面有學習需要,如能提供深入淺出的參考書籍,對他們甚有幫助。事實上對於中小學階段,尤其是語文學習,聽、說、讀、寫四方面都很重要,若能給學生機會從小學習演講,稍大後學習辯論,當預備講辭時,寫下來變成一種寫作,這個過程其實是完整的語文教育。

那時剛巧我已累積了相當的教學經驗,在港大教的課程,均牽涉口語和寫作的培育與訓練,同時承蒙許多學校之邀,我經常有機會演講分享心得,或擔任辯論、朗誦、演講比賽的評判等等,每次我將心得寫成為文字,累積為《輕談淺說》的胚胎,最後經過加工、增刪、潤飾成為許多文章。書名是何紫提的意見,他給了我靈感,我同意內容應深入淺出,不要「以艱深文淺陋」,令人望而生畏,甚至望而生厭,最重要是趣味、吸引,能起共鳴,這才是我們出版此類書的目的。後來我以《輕談淺說》初版為底本加工,補充內容後成為修訂增補版。

陳耀南《輕談淺說》(山邊社,1983年)

何:1985年陳教授把另一本作品《應用文概說》交山邊社出版[3],這本書最初是由另一間出版社於1976年出版的。你曾說「那本僥倖暢銷而起初遇人不淑、轉交山邊之後就賓主相得的《應用文概說》,印了一版又一版。」[4]請分享此事的始末。

陳:不愉快的事情我已經淡忘,這也是上帝的仁慈,讓我記不清楚。人總是有弱點的,尤其在商場上習以為常的行為,有些人認為這是行規,我作為讀書人不太習慣。總之,最後此書版權歸回作者,我保留權利另找出版社,結果轉投何紫。

《應用文概說》與之前談及的《輕談淺說》,二書其實有關係,都跟我當時任教應用文寫作的內容有關。《應用文概說》亦相當暢銷,當然,書的價值與暢銷程度不一定成正比,但證明了作者的努力能夠滿足大眾需求。我寫《應用文概說》時,參考了不少關於應用文的書籍,國內和台灣的都有,相對來說,那時台灣出版的比較容易接觸到,我採用時作適當修改,因為不同地區的語言環境也不同。

《應用文概說》中的範例,有文有白,我認為文言和白話各有用途,都有前人累積的心得與心血,可以給後人養分和借鏡,譬如傳統禮節的說話,古今文白的界限我們都可以貫通。應用文的日常用途很廣,可按不同場合和對象,調整文言白話的比重、措辭精煉或淺白的尺度。

這部書曾重印多個版次,封面亦換了好幾次設計,由最初的出版社到後來的山邊社,銷行超過20年。後來我移民了,年紀亦漸大,沒有精力再補充修訂內容。事實上,此類應用文書籍要緊貼時代變化,才能迎合社會需要,我移民後對香港社會環境不及以前熟識,漸漸此書就沒有再版。然而至今仍有不少人提起這部書,甚至說此書曾經是他的學習良伴,對此,我深感欣慰。

陳耀南《應用文概說》增訂本(山邊社,1985年)

專欄往事

何:請陳教授談談你寫專欄的往事,你曾經在《星島晚報》「星象」版以筆名「梁山」撰寫專欄「犀象錄」,由1985年8月17日至1986年1月19日為止。後來何紫邀約陳教授把文章結集出版《不報文科》[5]。對此往事你有何回憶和感受?

陳:當時邀請我在《星島晚報》寫專欄的是文壇前輩董千里先生(筆名項莊),他是該報副刊主編。關於寫這個專欄和出書的始末,我在《不報文科》的自序〈開場與收場〉有詳細記述。

那時我在大學教書,工作雖忙,但公餘寫作只要有心,總可以擠出時間。那時期香港寫作人很流行寫專欄,可謂香港的特色。專欄文字精簡,篇幅短小,字數少則幾百字,最多千餘字,內容範圍可以很廣。從前傳統報紙的副刊不怎樣受重視,到80年代香港報紙林立,許多人以閱報為享受,受歡迎的副刊專欄吸引大批讀者,於是寫作人精益求精,作者之間亦互相觀摩,專欄寫作成為香港一段時期的文壇盛事。而我只是追隨着某些前輩,人寫我寫,當然寫的過程相當喜樂,後來我相繼在多份報紙寫專欄。移民之後,我主要在澳洲《星島日報》發表,寫了20多年,直至「澳洲星島」結束我才擱筆。

至於當時我何以用筆名「梁山」和欄名「犀象錄」呢?我在《不報文科》的自序略有談及。那時隨意翻開《爾雅》某頁,見到「有梁山之犀象焉」一句,便借用了犀象的「犀」、大象的「象」作欄名。在舊時代社會,犀牛的角和大象的牙都很矜貴,梁山這地方就有那些特產。我以「梁山」作筆名,意思絕非說自己是英雄好漢被迫上梁山。其實,我用「梁山」這筆名只是很短時間,因我發覺同用「梁山」的人不只我一個,為免重複,我後來沒有再用此筆名,寫作都是用真名居多。

關於《不報文科》這書名,我是借用了魯迅學生胡風的一段經歷。話說胡風的孫兒要進人大學,他打電話問爺爺:「我報讀什麼科好呢?」胡風給了一個沉痛的答案:「不報文科」,意思是說,於亂世文字很容易招惹是非。回看歷史確實如是,譬如清代的文字獄,很令人吃驚。因此,我以書名《不報文科》借題發揮,不是真的叫人不報文科,而是想引發有意讀文科的人思考,如何下筆忠厚,言論謹慎,亦需知道社會人情微妙的地方。我明白有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但如果一時衝動,沒有深思熟慮,往往誤傷別人或引起誤會,麻煩便由此而起。的確,文字可以招禍,有時我有一種好難過的同感。在科學時代又是亂世,可能修讀理科比較安全,但亦很難說,不久前伊朗有一位頂尖的核子科學家,就是因為科學知識太厲害,他與國防科技有密切關係,結果不幸被暗殺了。所以,生死盛衰是很多因素構成的。

《不報文科》封面題字是單周堯教授的書法,他是我在港大任教20多年來最要好的同事,我很敬佩他。單教授是文字聲韻專家,近年著作《漢字漢語解碼》,寫得深入淺出,他客氣地邀請我為此書寫序,我當然樂意。所以,文人之間不一定相輕的,大家互相欣賞,適當地互相揄揚,我覺得是一件樂事。

幾十年來,我寫了50多部書,多本由山邊社出版,留下了雪泥鴻爪,當中有朋友們為我寫序、封面題字等等,特別感謝幫我出版的何紫兄,這些友誼成為我生命中甘甜的回憶,難能可貴。

陳耀南《不報文科》(山邊社,1987年)

《陽光之家》

沈:陳教授曾在何紫創辦的《陽光之家》月刊撰稿,並應他邀請擔任該刊顧問,對於《陽光之家》這份刊物,以及與何紫的交往點滴,陳教授有什麼回憶可與我們分享?

陳:何紫為人好學,雖然他自小家貧,不斷奮鬥,沒條件安逸地讀完整個學術歷程,但他用上許多時間自我進修,白手興家,是《陽光之家》的家,又能夠出版很多好書,自己也能寫,真是胸羅萬卷,心靈手敏。所以我很佩服何紫兄的魄力和抱負,他對文化、對朋友都充滿熱誠。最記得他飯量大,胃口很好,有時他來港大探我,我請他吃午飯,那時的他身體健壯,精力旺盛。

何紫的山邊社諧音就是Sunbeam,意思是陽光,《陽光之家》這名稱很配合他的性格,他是個爽朗熱誠的人,充滿春日的陽光。他的興趣不僅辦書店或只是出書,還有辦《陽光之家》,結合起來簡直是一個民間的文化中心,功德無量。何紫以他的親和力,團結了許多寫作人,形成一個文化團體,大家聲應氣求,真是人間美事。

何紫的胸襟和眼界亦很寬廣,沒什麼成見,不會有世間常見的框框。他無論向人邀稿、幫人出版、自己編寫,題材範圍都很廣,文史哲、社會、教育等各方面都有。有些作者跟他觀念不同、意見不一,他照樣幫這些朋友出書,可見他的胸襟。他的人緣很廣,善與人交,辦的文化事業,得到各方的幫助,非常難得。

陳耀南教授題詩推薦《陽光之家》,刊於1989年9月第43期。

沈:陳教授在《陽光之家》專欄「喃喃集」撰寫的文章,部分收入了後來出版的著作《刮目相看記》內[6]。你是如何構思這個專欄的?

陳:其實當時我寫專欄沒有仔細規劃,只是隨意所至,總之寫我感興趣的題材,而我的興趣廣泛,主要有語文、文學、歷史、哲理、社會,各樣皆有些。專欄雜文的特質就是這樣,上天下地無所不談,當然有些基本規矩自己要留意,例如涉及別人隱私或無從證實的事情,下筆便要謹慎,可以不說就不說。

書內有一篇文章題為〈刮目相看記〉,重讀令我很感慨。近年我的眼睛漸漸衰老,我寫此書時40多歲,當時因眼疾需要做手術,文章寫下我的治療過程,自問是苦中作樂。那時我在港大教書,港大沒有眼科校醫,於是我去中大找鼎鼎大名的眼科醫生何志平教授。做完手術後,據說手術途中儀器出現問題,結果我的眼睛沒有植入晶片,一向似乎相安無事。何教授後來還推出一本淺談眼科的著作,請我為他寫序。記得當時做完手術,常常帶備兩副眼鏡,一副看近,一副看遠,我希望視力能穩定下來,怎料隨着年紀漸大,眼睛問題繼續差下去,最近看書變得困難,將來如何便看造物主了。

《百姓》

何:陳教授曾在《百姓》半月刊撰寫專欄「歷史叮嚀」,由第92期至126期,文章乃依據歷史故事或古代寓言改寫而成,後來於1988年由山邊社結集出版,書名《以古為鑑》[7]。請陳教授分享這段寫作歷程,有什麼難忘片段?

陳:我怎樣開始為《百姓》半月刊寫專欄,還勉強記得。胡菊人先生離開《明報月刊》後,他和陸鏗(筆名陳棘蓀)合作創辦《百姓》,我蒙他們的錯愛,獲邀寫專欄,於是我參照唐太宗的一句名言「以古為鑑」為要旨,「鑑」字是鏡子的意思,歷史是一面鏡子,我寫的就是以古人作借鏡。

文章結集後便用《以古為鑑》作書名,後來隨着何紫兄去世,這本書亦有些演變。在我移民後不久,香港中華書局陳國輝先生約我寫一本性質類似的書,於是我以《以古為鑑》為底本將之擴大,由頭重寫,成為另一本書《中國人的溝通藝術》[8]。自古以來,著名的演說或書信是很具說服力的,例如西方有著名的總統演講,中國人在這方面不讓西方專美,《戰國策》和《左傳》便記載了外交人員的口才與機智,於是我將古籍內容改寫成短篇小說,繪影繪聲。近年《中國人的溝通藝術》重版,書名副題是「錦心繡口筆生花」[9],今次新版我提議補充原文,主要來自史書如《左傳》、《國語》、《史記》,以及子書如《韓非子》、《孟子》。我精選中國古籍裏有關口頭或書面溝通的藝術,譬如怎樣不亢不卑地說服他人,然後將文言語譯,用白話文重寫,加枝插葉,新版加入原文出處,我希望這本書可作為語文教材,對讀者有益。

總之,《以古為鑑》其實是《中國人的溝通藝術》之前身。說起來,我有些遺憾,如果何紫兄天假之年,我們多合作一段時間,也許我可以在山邊社旗下出版多幾部書。當然,精神上我永遠記得這位好朋友。

陳耀南《以古為鑑》(山邊社,1988年)

何:陳教授亦曾以筆名梁山在《東方日報》「龍門陣」版撰寫專欄「疏雪集」,後來編選部分文章交何紫出版《碧海長城》[10]。請談談你寫此專欄的緣起及出書經過。

陳:我寫作大多數用本名,只是偶然用「梁山」寫專欄。當年邀約我在《東方日報》寫專欄的是報壇前輩梁小中先生(筆名石人),現已過身,若干年前我去加拿大跟他聯絡,見面暢談甚歡。梁先生博識多才,是報界英傑,兼擅不同文體,非常生動,很有見地,所以報界是有許多生花妙筆的。

關於《碧海長城》這本書,從書名和封面可窺見那個時代背景。封面是何紫找人繪圖的。我寫的內容有些故國情懷在其中,而談論時事的雜文,代表了我當時的觀感,以後未必有相同感慨。中國四海之內,東面南面是碧海,北面民族衝突的地方有長城,碧海和長城就構成幾千年的中華歷史,由邊疆衝突漸漸到五族共和,發展至現在的局面,我作為一個讀中國文史哲的人,對這方面的感慨自然很深刻。

為《碧海長城》封面題字的是何叔惠老師,《以古為鑑》的封面也是他題字。何老師的文學詩詞、書法功夫都非常了得,他弟弟何幼惠先生亦是書法家,兩兄弟都是我很敬重的前輩。小思女士為《碧海長城》寫的序文很有心思,弦外之音,耐人尋味,我們曾經是港大同事,她在港大教了一年後轉去中大任教,一直在中大發展,馳名遠近。

陳耀南《碧海長城》(山邊社,1990年)

大殊小異

沈:陳教授曾在文章中談及何紫,寫道「他的政治取向認同與筆者大殊,不過對國家民族文化之愛卻又很少差別」,可否與我們分享你和何紫的「大殊」和「很少差別」?[11]

陳:事實上我和何紫是大同小異,大同的是對祖國之情、對文化之愛,但由於大家成長背景不同,有小異是自然的事,即使是親兄弟,某些觀點都會有不同吧?

我其實沒有特別的政治取向,如果說取向,我就是努力探究中國文化的短長真實,中國文化當然有它不足之處,對此我從不諱言。我絕不會因為自己讀中文系,便認為凡是中國的東西一定好,我就是因為比較熟悉,自己在那個學問圈子長大,才會更加愛之深、責之切。你看過去中國女性纏足成千年,古代婦女沒有平等的教育,這是不爭的事實;再看君主專制流毒2000多年,自秦統一之後,絕對權力使人徹底腐敗,對別國人是一種文化常識,我們卻要用歷史來證明,由秦到清,君權就愈來愈厲害,結果有的一塌糊塗,害民害國。所以,不能說我們是中國人就要美言中國的一切,而是應該「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這才是真正的愛國。若果我和何紫兄有機會談論這些,大家觀點一定會更多相近。我們所認同的都是那些中國歷史文化,所愛的都是炎黃子孫,無論美的醜的我們都知道,那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和何紫其實是求同存異的,明白雙方的成長環境不同,我在培僑只讀了小一的一個學期,而何紫是整個中學階段。所以,我們接受大同中有小異,保存那個「異」是無可奈何的,這也是回憶的一部分。朋友能互相尊重、互相欣賞、互相體諒已很好了,對嗎?

左起:黃慶雲、曹思彬、何紫、陳耀南。攝於80年代末香港。

何:據知在80年代,有些文化人聚居半山區山邊公司附近,後來還成為山邊社作者。你認識的街坊文友中,除了何紫,有沒有哪位給你較深刻的印象?

陳:那時我跟胡燕青亦熟稔,因她以前在港大中文系上過我的課。胡燕青的文才很高,我很欣賞她,時常在課堂上讀出她的作品。後來她專修詩,曾寫專題論文比較杜甫與幾個唐代詩人的同題詩〈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她認為寫得最好的是杜甫,我亦很有同感[12]。胡燕青文武全才,既是游泳及拯溺高手,又寫得一手好文章,新詩和散文都極好,論寫作能力,她是我在港大認識的青年朋友中最傑出的一位。

胡燕青曾經住高街附近,某次我在路上遇見她,那一幕印象很深,她帶着三個小孩子,沿西邊街斜坡走上般咸道英皇書院旁,氣喘吁吁的,剛巧我在般咸道迎面見到他們,一位帶着三個孩子的母親,神態疲倦但滿有幸福感和慈母的光輝。

懷緬何紫

何:父親何紫於1991年不幸肝癌病逝,他病重時仍堅持每日寫報紙專欄,據他的文章所寫,陳教授曾多番清晨駕車送他去看病,又介紹肝科專家給他[13]。回想何紫當時患病情況,陳教授有什麼深刻的回憶?

陳:我當時只是盡朋友之義,提一些醫生名字給何紫,而且我們是街坊,剛好我懂駕車,接送乃微不足道的事。我印象最深的片段,是他從國內治病回港,我到機場接他,一見到他,黯然發覺他整個人瘦了兩圈,面容憔悴。我的感受後來都寫進文章裏去,登了在何紫的遺作《我這樣面對癌病》,一篇是寫於他去世前,那時他已病重;另一篇是他去世後,表達對他的懷念[14]。

何:《我這樣面對癌病》一書收錄了父親的專欄文章,由爸爸親自編選和邀請陳教授撰序,可惜全書定稿後不足一個月,他便病逝,未能親睹此書出版。關於此書的誕生過程,有什麼令陳教授至今難忘?

陳:何紫病重時,我盡快寫好那篇序交給他,此外便不好騷擾他。大約一個月後,我收到何太的電話,驚悉何紫在那個清晨離世,我無奈感嘆,在次日凌晨,將那篇序補筆寫成另一篇,作為悼文發表在《快報》[15]。我並為《我這樣面對癌病》添寫了一篇〈後序〉,這篇文章何紫兄看不到了,希望他在天之靈知道,亦是寫給你們在世的後人,所謂「家祭毋忘告乃翁」。文章寫下來是永久的記念,我自己也很珍惜。

當時在《快報》任執行董事的陳毓祥先生,很欣賞我在該報發表的那篇悼文,覺得很感動,還請我在《快報》寫些專欄之類的文章,我寫了一段短時期。可惜後來陳毓祥亦不幸去世,是因為保釣事件。所以古人的詩有時令我很感慨,「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生老病死,人人必經。何紫兄算是有福,有這麼好的後人和朋友一直記念他,在適當的場合將他的貢獻加以表揚,這方面我很替何紫兄慶幸,而我現在能參與其中,是一件極快樂的事。

沈:最後,陳教授如何評價何紫的寫作和出版事業?

陳:事實上我之前所講的都代表了,何紫能善用生命中幾乎每一天做他的文化工作,俯仰無愧,很難得。如果他壽命長些,當然更好,但人生總有遺憾,天地哪有圓滿?再者,拜現代有印刷術,才可以有大量書籍留存下來。你想想以前只是靠手寫,保存文化已困難很多;甚至未有文字,連紙筆墨都未有之前,又如何呢?我曾經見過澳洲古時土著在洞穴內畫的畫,那都是一種心靈的波動、思想的表達,限於當時的物質條件,只能如此。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天地待何紫兄不薄了──起碼他生在現代,長於香港。那個時代的香港,比較自由開放,何紫能在這裏讀書成長,有興趣走入文化圈,做自己喜歡的事,已值得欣慰了!

曾經為文化工作認真努力過的人,天地不會辜負他的。總之,一點一滴去做由良知出發的好事,只要上天願意,自然會留存下去,自然會有人記念。當事者可能預料不到,但受惠者會永遠感激、永遠懷念,就是因着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善意,我們的文化可以存留,一代又一代的傳下去。 註:

[1] 何紫撰序,陳耀南著《不報文科》。香港:山邊社,1987年3月。
[2] 陳耀南《輕談淺說》。香港:山邊社,1983年7月初版。1990年10月修訂增補版。(擷芳書列)
[3] 陳耀南《應用文概說》增訂本。香港:山邊社,1985年10月。
[4] 引文出自陳耀南序,何紫著《我這樣面對癌病》(香港:山邊社,1991年11月),頁5;另收錄於《我這樣面對癌病(增訂版)》(香港:山邊出版社,2018年4月),頁15。
[5] 陳耀南《不報文科》。香港:山邊社,1987年3月。
[6] 陳耀南《刮目相看記》。香港:山邊社,1989年8月。
[7] 陳耀南《以古為鑑》。香港:山邊社,1988年9月。
[8] 陳耀南《中國人的溝通藝術》。香港:中華書局,1996年7月。
[9] 陳耀南《中國人的溝通藝術——錦心繡口筆生花》。香港:中華書局,2019年7月。
[10] 陳耀南《碧海長城》。香港:山邊社,1990年6月。
[11] 陳耀南〈陽光松柏在山邊〉,《平生道路九羊腸──香港老照片(五)》(香港:天地圖書,2004年),頁195。
[12] 胡燕青〈大雁塔的幾個高度──試讀杜甫的〈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兼談高適、岑參、儲光羲同題詩〉,《詩風》第8卷第1期(1979年6月),頁12-20。
[13] 何紫〈淚沾眼角〉及〈進醫院前〉,《我這樣面對癌病》(香港:山邊社,1991年11月),頁13及26;另收錄於《我這樣面對癌病(增訂版)》(香港:山邊出版社,2018年4月),頁32及56。
[14] 陳耀南〈序〉及〈後序〉,何紫著《我這樣面對癌病》(香港:山邊社,1991年11月),頁1及頁95;另收錄於《我這樣面對癌病(增訂版)》(香港:山邊出版社,2018年4月),頁10及頁202。
[15] 陳耀南〈悼何紫〉,《快報》(1991年11月9日);另收錄於《童心永在──何紫紀念特輯》(香港:香港兒童文藝協會、香港作家聯誼會,1991年11月24日)。

《灼見名家》2022年10月7日)

2017年7月18日 星期二

悼劉惠瓊


香港五、六十年代著名的電台兒童節目主持人及兒童文學家劉惠瓊女士,於2017年7月5日早上在加拿大溫哥華逝世,享年96歲。

劉女士祖籍廣東中山,1946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教育系,1948年與丈夫楊遠鏞及一歲大的女兒由上海來港。1949年3月香港麗的呼聲啟播,劉女士就開始擔任兒童節目的主持,開闢戲劇化故事廣播節目,並撰寫兒童生活小說在節目中播送。小朋友都稱她為劉姐姐。由於她的節目廣受歡迎,同年年中,香港電台邀請劉姐姐每周兩天主持半小時的兒童節目,成為首位同時擔任兩家電台節目的主持人。1956年劉女士赴英國倫敦大學進修兒童心理學一年。期間曾在英國廣播公司海外部主持一個《我在倫敦所見所聞》的節目,介紹當年的生活。她回港後繼續在麗的呼聲工作。

1960年,她創辦《兒童報》,此報是彩色印刷的八開度報紙形式,為香港第一份彩色兒童刊物。1963年,因要兼顧《兒童報》及《華僑日報兒童周刊》的編輯工作,她沒有再為麗的呼聲主持節目,正式離開廣播界。1966年9月《兒童報》停刊後,劉女士將刊登過的文章輯為叢書,不下百冊,其中包括《童話世界》、《童話天地》、《劉惠瓊生活故事集》等。1968年,劉女士在北角渣華道開辦明慧幼稚園並擔任校監。退休後,劉女士舉家移居加拿大溫哥華。

同是移民當地的香港作家阿濃在紀念劉女士的文章中描述, 劉姐姐在溫哥華早期自學車衣,縫製了全屋的窗簾。她學習彈鋼琴,自彈自唱兒歌自娛。鋼琴老師比她的孫女還小。後來她學習電腦,用最難的倉頡輸入法,打出了幾本自己未出版的書籍,像《兒童與我》《闖出新生命》《我的大半生》《戰火浮生》,都裝訂成冊,送給好友和子女留念。

老伴楊先生(曾是麗的呼聲電台的工程師)2014年去世後,她精神頓失依靠,悲痛中適應護老院生活,她上繪畫班,把作品張貼出來。讓護理人員把她的指甲搽得美美的。當親友探望她時努力記憶他們的名字,追述一些往事。在最後的日子裏,仍一片童心,追尋快樂。(謝謝劉女士生前好友陳豐年和朱細珍提供劉惠瓊和丈夫楊遠鏞的合照。)

1963年劉姐姐與何紫等合照

Linda Pun臉書二O一七年七月十八日)


劉惠瓊女士的葬禮在今日,即溫哥華時間7月17日以基督教儀式舉行。左上方可見劉姐姐年青時的芳容。

Linda Pun臉書二O一七年七月十八日)

懷念劉姐姐
阿濃

我敬佩的兒童教育家劉惠瓊女士以九十六歲高齡在温哥華逝世了,她留給我的最深印象是熱愛生命。

她為孩子寫作、廣播、辦《兒童報》、開兒童書店、辦幼兒園,能為兒童服務的工作都試遍了,取得豐盛的成績。

她退休後與老伴生活在加拿大温哥華,一個山明水秀的地方。因為我們時相往來,所以對她的生活知道得頗清楚。

她倆曾經遍游世界各地,她把照片仔細安排成一本本的專輯。他們合作設計節日賀卡,連特製信封寄給親友,上面都是他們快樂生活的影像。

劉姐姐早期自己學車衣,縫製了全屋的窗簾。她學習彈鋼琴,自彈自唱兒歌自娛。鋼琴老師比她的孫女還小。後來她學習電腦,用最難的倉頡輸入法,打出了幾本自己未出版的書籍,像《兒童與我》《闖出新生命》《我的大半生》《戰火浮生》,都裝訂成冊,送給好友和子女留念。

老伴去世後她精神頓失依靠,悲痛中適應護老院生活,她上繪畫班,把作品張貼出來。讓護理人員把她的指甲搽得美美的。當親友探望她時努力記憶他們的名字,追述一些往事。在最後的日子裏,仍一片童心,追尋快樂。

《大公報》二O一七年七月十五日)

劉惠瓊主編《華僑日報‧兒童週刊》時的版頭(這版頭刊於一九七七年五月廿二日《兒童週刊》第一三七二期)(馬吉提供)

《兒童報》及《兒童報叢書》──訪問劉惠瓊女士
沈舒

沈舒按:由上世紀四十年代末開始,人稱劉姐姐的劉惠瓊女士先後在香港的廣播界\文學界\出版界和教育界作出貢獻,成就非凡。其中,她創辦的《兒童報》(1960-1966)更是香港首份彩色印製的兒童文學刊物。這次訪問以《兒童報》及《兒童報叢書》為討論的對象,藉此了解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兒童文學的情況。本訪問稿經劉姐姐審閱定稿。

日期:2011年8月11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0時正至正午12時
地點:加拿大溫哥華劉姐姐家中

劉:劉姐姐
沈:沈舒

沈:今天很高興與劉姐姐談談《兒童報》及《兒童報叢書》的往事,請劉姐姐先介紹《兒童報》的出版緣起。

劉:1956年,我放下香港的工作,到英國進修兒童心理的課程。留學期間,我閱讀了大量兒童讀物,對當地兒童書的出版情況有一些了解。每間兒童書出版社每年出版好幾十種讀物,當地兒童書的出版業十分蓬勃。他們有很多作者都是專事兒童書的創作,一生就是為兒童寫作。而且,他們的兒童書有專人繪圖,印刷精美,開度很大,適合兒童閱讀。我當時已立下志願,希望回港後,辦一份適合兒童閱讀的刊物,讓他們在課餘時閱讀。這就是我辦《兒童報》的動機。

1957年返港後,我當時的經濟條件不容許我辦一份大型刊物,唯有先辦一份八開度的小型讀物,希望日後可以擴充到大型報刊。《兒童報》是在極艱苦的情況下創辦的。

沈:請問劉姐姐創辦《兒童報》時有多少位工作人員?

劉:創辦《兒童報》時只有兩位工作人員,就是我和妹妹小葵。我從英國回來後,偶然與她談起在英國立下的志願,希望出版一份優良的兒童刊物。她十分贊同我的想法,並樂意幫手。小葵有寫作的天分,於是由我們二人負責刊物的文字部份。最困難的事,反而是找人畫圖。我們既然決心要辦好這份兒童刊物,就要物色一位懂得繪圖的人來幫手。我當時在電台主持一個兒童節目,與聽眾分享了我辦報的想法。後來,一位聽眾介紹了一位懂得繪圖的陳先生給我。我與這位陳先生在電台餐廳見面時說,我們只是一份小規模的刊物,每期印千多份,問他是否願意幫手。他一口答應,並說他早有出版兒童讀物的志願。我聽後心想:我們十分幸運,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拍檔。我對他表示我們沒有多少資金,問他要多少薪水。他說要求不高,每月只要四百元!我聽後感到愕然,因為四百元在當時來說不是小數目,而且我們全部的積蓄也只有三千元。與小葵商量後,估計我們的資金足夠支付印刷費和他的薪水,應該可以出版兩期,便勉為其難地答應他。我們要求他負責全份報紙的繪圖工作,他滿口應承。但不久之後我們發現他是一位不負責任的人。

我們籌備出版《兒童報》期間,這位陳先生給我們介紹了一所印刷廠,我們還以為解決了印刷出版的問題。後來才發現這所印刷廠仍然採用平板印刷的方法,這是一種很粗劣的印刷技術。我們把第一期的版樣連文字稿交到印刷廠後,便查問這位陳先生甚麼時候完成繪圖,他說他與印刷廠很熟,會直接交稿給他們。過了一段時間後,我們向印刷廠追問,才知道他仍然未交稿。於是,我們打電話質問他,他諸多推搪,還表示快完稿了。我們開始懷疑他,要求上門取稿。他不肯,囑我們在灣仔東方戲院等他。我外子楊遠鏞不放心,便陪我到東方戲院等他,但他一直沒有出現。當日的印象特別深刻,因為當時正下着大雨,我和遠鏞二人在街頭呆等。最後,我們直接到天后廟道上門找他,才發現他剛剛開始畫圖,撒到滿地草稿。這個人如此不負責任,我心裏就想日後很難靠他了。第一期出版後,我們很失望,因為報紙裏面的圖畫完全不適合小朋友看,與當時坊間渲染暴力的流行漫畫書相似,而且印刷效果差劣,圖畫套色不正,一點都不美觀。我對這位陳先生說:「我們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出版《兒童報》,是希望為小朋友出版一份優良的讀物,而不是想加添一份不良刊物遺害他們。」第二期排版時,我們堅持到印刷廠先看大版,發現哪些不合適的圖畫就抽起來。第二期出版後,看見印刷效果極不理想,而且剩下的資金不多,我們都感到心灰意冷。同時,還遇到發行的問題。我們當時有三千多訂戶,其中以官校的學生為主,有個別學校甚至全校訂閱七百多份。創刊時我們有這麼多訂戶,大概與我做電台節目有關,因為校長和老師了解我的為人,對我出版的刊物有信心。負責發行《兒童報》的是一位麥先生,他應承我們會有專人派報。我們後來收到小學校長的投訴,很多家長表示未有收到訂閱的《兒童報》。我向校長道歉外,立即向麥先生查明原因。他說我們的訂戶分散各處,沒有人手派報。但他曾承諾有專人派發,為甚麼現在反口呢?我聽後很傷心,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理。最後,我決定自己發行。由第三期開始,我轉用另一所印刷廠,他們採用新式印刷機,印製效果精美。第三期印好後,印刷廠送報紙到筲箕灣道我的家中,那幾千份的報紙,疊起來像一堵牆。我對着這些報紙,心也寒起來,不曉得明天怎樣發出去。後來,小葵找來一些同學,友好的學校找來些學生幫手,好像一隊一隊生力軍。我們有人手捲報紙了,但怎樣寄出去呢?首先我的弟弟劉國雄與他的愛人甄瑞琪把訂戶的名單和地址抄寫在蠟紙上。我拿着抄滿名單和地址的蠟紙,到慈幼中學找我認識的謝主任,借用他們的油印機。後來發覺他們是用新款的油印機,我們的蠟紙不合用。我記得當時下着雨,站在街上拿着蠟紙,不知道應該怎麼辦。當晚,我們不怕辛苦,用人手一張一張訂戶名單和地址掃出來,然後逐一剪出地址,貼在報紙上。當晚報社的幾名工作人員和外援的生力軍分工合作,在一夜之間,把幾千份報紙捲好,貼好,紮好,成為可以寄出的郵件,實在是一種奇蹟。我們寄報紙時,又發覺一個郵筒塞不下全部報紙,唯有多找幾個郵筒才可以寄出所有報紙。遠鏞當時有一部舊車(車門要用繩拴着才可以行走,否則會飛脫的!),他充當義務司機,載我們四處找郵筒,逐一寄出報紙。如是者我們發了兩期《兒童報》。

沈:劉姐姐剛才提到《兒童報》第一、二期的圖畫由那位陳先生負責,但他的畫作不適合小朋友看,有沒有訂戶因此退訂呢?

劉:幸好,未有訂戶因此退訂。陳先生的表現未符理想,我們惟有另覓人選。有一日,小葵帶司徒華來見我,表示他可以幫手。我對小葵說:「我們沒有能力聘用他,因為我們的資金不夠發薪水了。」但她說:「我們只要發象徵式的薪水給他就可以了。」由第三期開始,司徒華擔任總編輯,幫手編《兒童報》。他當時年僅28歲。

沈:司徒華先生在《大江東去》有專章講述他在《兒童報》的經歷,每期報紙,他負責很多內容,除了畫圖外,還要寫謎語、兒童故事、成語、教作文方法等。劉姐姐與司徒華先生是如何分工的?

劉:我是督印人兼主編,是報紙的負責人;而司徒華是總編輯,負責具體的編務工作。我每期都寫《兒童報》的頭條故事和每週瑣語,還有不定期的短篇如《父子探案》、《小飛仙》、《追夢》等,長篇故事如《莎莎的日記》、《曼妮小札》、《一個好學生日記》。小葵負責撰寫訪問稿,其他內容由司徒華編寫。大概由第三期開始,我們請了梁大江幫忙繪圖,以後還加入江啟明、陳球安等畫圖,司徒華則專事文字工作。

沈:司徒華先生表示他很用心做《兒童報》的工作。劉姐姐認為司徒華先生對《兒童報》有哪些貢獻?

劉:司徒華是一個很負責任的人。當時,他是下午班小學的教師。每天早上,他必定準時到《兒童報》工作。文字創作方面,他寫的兒童故事深受小朋友歡迎,而他教作文的專欄如「張老師教作文」對小朋友很有幫助。除了文字工作外,他認真而投入的態度能夠激勵大家的士氣,因為我們都知道他本身的工作已經很忙,但他仍然願意義務來幫手,報社的同事更加要努力發奮。

沈:《兒童報》與讀者的關係如何?

劉:當《兒童報》的發展逐漸穩定下來,我們在英皇道租了一個小小的辦公室,只有幾張書檯。喬遷時,我記得有一位小讀者──就是今天的環保份子周兆祥──送來了一個細小的玻璃魚缸,裏面有一隻拴了紅絲帶的小蜥蜴。雖然我們都不明白他送這份禮物有甚麼意思,但我們最後把這條蜥蜴飼養下來。有了辦公室後,很多讀者上報社找我們。當時,每期《兒童報》有一個小朋友的專訪,希望和小朋友建立友情,由小葵負責。讀者很喜歡這個專訪,因為可以互相認識。我們收到很多讀者的來信,亦有組織讀者活動,譬如旅行和在報慶時有慶祝活動。其中一個小讀者是杜國威,他在麗的呼聲參加我的兒童節目廣播劇,擔當主角,因為他口齒伶俐,發音清晰,有播音神童之稱。

《兒童報》之所以能夠搬到英皇道新址,是因為得到一位林太(名嚴興坤)的幫助。她是一位既有心又慷慨的人。她本身是馬來西亞人,與同是馬來西亞人的丈夫在當地開餐館。他們育有八個孩子,現在每個孩子都各有成就。後來他們的婚姻出現問題,她帶了八個孩子到香港定居。她其中一個兒子與小葵剛巧是同學,所以我們兩家人都認識。當《兒童報》站穩陣腳,可以發展下去的時侯,卻面臨經費不足的問題。每期《兒童報》的開支要數百元,入不敷支,我原先的三千元已經用得七七八八。有一次,小葵與林太談起《兒童報》的情況,她無條件拿了八千元來支持我們,甚至完全不過問《兒童報》的帳目,對我們百分百的信任。八千元在當時來說是一筆大數目。有了這筆經費,報社就可以由我家中搬至英皇道,擴充《兒童報》的辦公室。後來,我們再搬至海港道的辦公室時,林太亦極力贊助。我們非常感激她。

沈:由劉姐姐剛才的憶述,我們知道《兒童報》是以家庭作業的方式創辦起來的,參與的成員包括劉姐姐的妹妹、丈夫及其他義務工作人員。集友銀行是否有出資支持《兒童報》的出版?

劉:《兒童報》從來沒有接受集友銀行的資助。創辦《兒童報》時,我亦未入集友銀行幫手。後來,集友銀行的經理陳厥祥(即陳嘉庚的兒子)派了一位襄理到我家(我家住筲箕灣道XXX號七樓)見面時,還送了一枝人蔘給我,想聘請我做兒童儲蓄部主任。他們為甚麼想從事兒童儲蓄的業務呢?因為他們看到恆生銀行同類的服務做得相當成功,希望開拓這方面業務。他們知道我在電台的節目深受兒童歡迎,希望借助我的名氣擴展業務。我對他們說我不是做銀行出身的,也不懂銀行業務。這位襄理說這不打緊,他們會派一位秘書幫我,而我亦不用天天回辦公室上班。既然不用每天上班,又可以增加收入,我就樂得掛上這個虛銜。我當時的收入主要來自播音、編《華僑日報.兒童週刊》及銀行的工作,這些薪水都用來出版《兒童報》。順帶一提,集友銀行當時有訂《兒童報》,免費送給儲戶,這也算是一種支持吧。

沈:《兒童報》有一項創舉,就是香港第一份以彩色印刷的兒童報紙。劉姐姐當時為甚麼會有這個想法?出版時,有甚麼困難?

劉:我當時覺得,香港的家長不太捨得買書籍給小朋友閱讀,這可能與家庭環境不佳有關。不過,以報紙形式出版的兒童讀物,因為免釘裝費,費用可以較書籍便宜許多。一份《兒童報》只需弍毫,那時候買一條油條也要一毫,所以家長可以負擔得起報紙的費用。我留意到市面上有很多黑白的「公仔書」,小朋友也看得津津有味。為了吸引小朋友,我們採用彩色印刷,利用圖畫和文字增進他們的知識。《兒童報》既能符合家長的購買能力,又能引發小朋友的閱讀興趣,所以創刊時銷路不俗。

創刊時,曾經有些印刷技術上的困難,最主要是套色不準確的問題,令到圖畫模糊不清。由第三期開始,我們轉用另一所印刷廠,他們的印刷機較新,三色可以同時印刷,問題就解決了。最難得的是,他們是一所很負責任的印刷廠。我記得1962年颱風溫黛襲港時,印刷廠的沈老闆仍然依時印好《兒童報》,他致電給我表示發行商沒有人願意到印刷廠取報紙,而印刷廠也沒有人手可以送報紙到發行商,問我應如何處理?《兒童報》雖然是小報,但創刊以來從沒有脫期,這一次也不能例外。於是,我請他把《兒童報》放在印刷廠門口,又請他安排伙計幫我們搬報紙上車,我們稍後來取。遠鏞冒着颱風開車載我到印刷廠,工人把報紙搬上車後,我們從北角開車到中環,再轉送到發行商處。那一次風雨真大,加上那一輛老爺車,沿路十分驚險。我們到達發行商後,請他們派人把報紙由車上搬到辦公室。幾經艱苦,《兒童報》終於在颱風襲港期間如期出版。我們很滿意沈老闆的工作,一直幫襯他的印刷廠,直至《兒童報》結束為止。幾十年來,我們與沈老闆保持好朋友的關係,他的兒子現在也是我的乾兒子。

沈:這次經歷實在是一個感人的片段。儘管《兒童報》只是一份給小朋友閱讀的刊物,但無論遇到甚麼困難,劉姐姐都不畏艱苦,務求《兒童報》能如期出版。這顯示了劉姐姐認真辦報的態度。

劉:後來,由友人介紹了一位叫楊偉舉的職員,負責發行《兒童報》的工作。從此,我們的發行工作做得更好,《兒童報》甚至遠銷南洋一帶。我們原本以為發行《兒童報》到南洋是一條生路,卻從來沒有想過這竟然是一條死胡同。與我們合作的發行商是馬來西亞一所大商號,我們完全信任他們。我們發過去的《兒童報》,數量一期比一期多,前後共發了十多期。我現在雖然記不清楚他們到底有沒有繳付過一期半期的費用,但可以肯定一點,就是他們累積欠下我們的錢很多。後來,我們知道這所發行商侵吞了我們的錢後,就不再發《兒童報》給他們了。

沈:司徒華先生曾經表示百分之三十的《兒童報》是銷往星馬泰一帶,後來因為排華的關係停銷《兒童報》。當時的情況是否如此?

劉:當時的確有百分之三十的《兒童報》是銷往當地。不過,當地停銷《兒童報》,主要是因發行商拖欠我們的錢所致。至於《兒童報》有否因為排華而滯銷,這一點我就不清楚了。

沈:《兒童報》當時面對發行困難,如何可以支持下去?

劉:有一次,我與小葵出席一個類似酒會的活動,認識了泰昌安記書局的老闆娘。閒談間,她知道我們編《兒童報》表示很希望編一套幼稚園的書,問我們有沒有興趣幫手。我們即時答應她。編這套書(包括算術、常識和讀本三種)時,我們想到用新方法,就是開度要大、字體要大和內容要新,務求與坊間常見的幼稚園課本不同,藉此引起小朋友閱讀的動機和興趣。另外,我們也編了教師手冊,方便老師參考。當時坊間出版的幼稚園課本罕有教師手冊,我們也算是開創先河吧。這套課本出版後,十分暢銷,共售出超過萬多套。後來,我們繼續編了一套幼兒園的課本。我們與出版社有協議,要求在每一本書後面都要貼上一個我們提供的印花,由此就知道書的銷售量。我們得到每銷一本書便抽取百分之幾所得的版稅,足夠支持《兒童報》後期的出版了。

沈:何紫先生曾經在《兒童報》工作,可否談談他加入《兒童報》的經過,以及他工作的情況?

劉:司徒華後來因為工作忙,大概在1963、1964年辭任《兒童報》總編輯。當時《兒童報》業務已很穩定,還有足夠的經費遷址至北角海港道北角新邨的舖位。有一天,友人介紹何柏(何紫原名何松柏,又名何柏,暱稱何伯)來見,我立即請他到閣樓翻譯一個英文的小故事,他很快完成,我便用了他。何柏一直做到《兒童報》結束為止。何柏寫的故事較司徒華少,他主要負責找資料。他特別擅於四處找書,然後把資料轉化到《兒童報》上。何柏是一位熱心兒童文學的年青人,但有時難免急進。司徒華處事成熟穩重,何柏則熱情奔放,兩人的作風雖然完全不同,但同樣有志於兒童文學的工作。

《兒童報》結束後,何柏與發行部一位叫何叔的同事都希望接手海港道的辦公室。我對他們說:「無論你們哪一位接手,雜誌社內的儀器、傢俬、書籍都可以送給你們。」期間,西邊街剛巧有一個舖位出租,他們二人都有興趣。最後,何叔讓了西邊街的舖位給何柏,他則接手海港道的辦公室,直到我移民加拿大時他仍然在海港道辦公。何柏離開後,在西邊街設立一間書店,並創辦山邊社,後來十分成功。

沈:何紫先生對《兒童報》有哪些貢獻?

劉:何柏對《兒童報》很有貢獻,因為他做事態度投入,而且為人熱情,好像一個火把般,令報社熱鬧暢旺起來。

沈:劉姐姐認為《兒童報》對何紫先生日後從事兒童文學的工作有哪些影響?

劉:《兒童報》對他的影響主要有兩點:一、他負責每期報紙的編寫工作,這些經驗加深了他對兒童文學的認識;二、他認識了一羣小朋友,成為他日後的忠實讀者,有助他發展兒童文學的事業。

沈:何紫先生少年時經常看黃慶雲女士主編的《新兒童》,是兒童文學的讀者。他後來擔任《兒童報》的工作,是兒童文學的作者和編者。《兒童報》可以說是何紫先生從事兒童文學工作的起點。

劉:《兒童報》的確對他的影響很大,讓他可以深入兒童文學的領域。而且,他擔任《兒童報》編輯期間,文筆不斷進步,為日後從事兒童文學創作打下基礎。

沈:《兒童報》出版了六年共272期後停刊,甚麼原因導致停刊呢?

劉:六十年代期間,香港的家長始終沒有鼓勵孩子閱讀的風氣,而兒童亦未有養成閱讀的習慣。《兒童報》的銷量逐漸下跌,最後無法經營下去,我們只好忍痛停刊。期間,何柏提議將「兒童報叢書」以套裝方式發售,藉此幫補收入,只可惜為時已晚,無法改變結業的事實。不過,這件事說明了何柏不僅有寫作的能力,而且有商業頭腦,懂得在困難的環境下尋找生存之道。

沈:《兒童報》為香港兒童文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除了劉姐姐、司徒華先生、何紫先生等寫下大量兒童文學作品以外,還培養了大批喜愛兒童文學的讀者。《兒童報》的停刊,只代表了它已完成歷史任務而已。劉姐姐,我們轉轉話題,談談《兒童報叢書》,可否介紹這套叢書的構思?

劉:當《兒童報》的銷路停滯不前的時候,我們想到每期報紙都有一些頗能吸引讀者的故事,於是決定把這些故事抽出來出版單行本,列為「兒童報叢書」,藉此增加收入,補貼《兒童報》的出版費用。事實證明這個計劃開始時很成功,叢書的銷路很理想。

沈:《兒童報》有固定的出版期,每期報紙的時間性很強;但「兒童報叢書」與《兒童報》不同,可以交給書局長期發售。劉姐姐出版叢書時,有否特定的選書標準?

劉:我們有嚴格的選書要求,每種書都要經過編輯反覆斟酌商量,然後才決定是否把書列入叢書出版。假如我們準備把《兒童報》某欄目的文章結集出版,我們排《兒童報》的版面時就把該欄目的文章排成叢書的版樣,到出版時就非常方便,只要拿出以前排好的版樣製成紙版就可以上機印書,不用重新排版。這種靈活變通的方法也是由何柏想出來的。

沈:這實在是一個很聰明的辦法,一方面可以減低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效率,一舉兩得。

劉:對,我們只要很少經費就可以出版叢書了。《兒童報》的頭條故事就是用這種方法收入叢書出版的。我記得當時雜誌社的閣樓上堆滿紙版,就是印完叢書後留下來的。

沈:劉姐姐曾經在文章中提及《兒童報叢書》出書百種,請談談叢書的銷售量及流通情況?

劉:《兒童報叢書》首印一千本,銷完一千本後,再版一千本,每本售價好像是五角。

沈:劉姐姐認為《兒童報》及《兒童報叢書》對香港兒童文學的發展有哪些影響?

劉:香港有了這些優良的兒童讀物,一方面引起教育界和部份家長的注意,另一方面得到更多有志發展兒童文學的工作者響應;其後《兒童樂園》、《螢火》等不少優良讀物的出版,亦使那些粗劣的連環圖書逐漸絕跡。

沈:今天十分感謝劉姐姐接受訪問,憶述了許多《兒童報》及《兒童報叢書》少為人知的舊事,特別是當時艱苦經營的情況。我相信這些往事能夠令讀者對《兒童報》及《兒童報叢書》有更深刻的認識。謝謝!

(城市文藝 第六卷 第四期(總第五十六期) 2012 年1 月16 日,轉貼自《香港文學資料庫》

電台歲月雜憶──訪問劉惠瓊女士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劉惠瓊,資深兒童文學作家,人稱劉姐姐,1948年從上海回港後,擔任麗的呼聲及香港電台兒童節目廣播, 為兒童講述故事, 解答疑難, 並組織節奏樂隊、兒童劇團、兒童合唱團等, 同時兼任《華僑日報· 兒童週刊》主編。曾為兒童寫作無數兒童故事、童話、寓言、兒歌散文、遊記友童劇本等。六十年代先徒創辦《兒童報》及《少年報》。出版之單行本, 多不勝數, 例如: 《劉姐姐信箱》、《劉姐姐講故事》、《慢吞吞國》、《港生日記》、《一個好學生日記》、《我的日記》、《寄小朋友》、《曼玲小札》、《萍蹤憶語》、《動物園的秘密》、《碧琪歷險記》等等。

二O一一年八月十一日, 劉惠瓊女士接受我訪問, 暢談向她創辦的《兒童報》(一九六O至一九六六) 及《兒童報叢書》。二O一二年五月十五日,劉姐姐第二次接受我訪問,談到另一方面的話題,即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她在電台工作的回憶。這一次訪問一方面了解到劉姐姐對廣播界的貢獻,另一方面反映了四、五十年代香港廣播界的情況。本訪問稿未經劉姐姐審閱,文責概白筆者負責。

日期:二O一二年五月十五日(星期二)
時問:下午三時半至四時
地點:加拿大溫哥華劉姐姐家中

劉:劉姐姐
沈:沈舒

沈:今天很高興再次在加拿大訪問劉姐姐。我們上一次談及《兒童報》及《兒童報叢書》的出版情況,這一次我們改談劉姐姐在電台工作的歲月。從劉姐姐〈我的自述〉這篇文章中,我們知道劉姐姐晉身廣播界,與丈夫楊遠鏞先生有關。劉姐姐可否說說這一段經歷?

劉:一九四八年冬天,我和外子楊遠鏞先生及剛滿一歲的女兒從上海來港。當時,香港麗的呼聲籌備開台,經朋友介紹,楊先生擔任麗的呼聲的工程師,負責設計和安裝全部廣播設備的工程。有一次,我到電台找他。剛巧,一位電台節目負責人見到我,立即邀請我主持兒童節目,更直截了當地對我說:你最適合做兒童節目了。當時,我不明白他為甚麼這樣說,猜想之下,可能是我的聲線比較容易為小朋友接受吧。最後,我答應擔任主持的工作。一九四九年麗的呼聲啓播,他們的兒童節目就是由我主持的。

沈:劉姐姐最初主持兒童節目時,遇到甚麼困難呢?

劉:當時,香港還沒有同類的兒童節目,而且我完全沒有電台經驗,只能邊學邊做。最初,我的確不習慣對着咪高鋒自說自話。對着一班小朋友,我可以看到他們的反應,知道我的說話能否感動他們。但我在播音室對着咪高鋒說話, 完全不知道他們的反應, 亦不知道他們喜不喜歡我的節目。由於兒童故事是現場直播的,大家比較緊張。進入錄音室後,我就會正襟危坐;看到錄音室的紅燈亮起時,我就會開口說話。其他錄音節目如話劇等,講錯說話可以從新錄音,經過剪接就可以糾正過來,但現場直播的節目就不可以了。另外,從事播音工作,最怕傷風、喉嚨痛這些毛病。幸好,我當年身體較好,很少生病。

沈:劉姐姐的節目很受歡迎,很多小朋友收聽。劉姐姐主持節目有甚麼竅門嗎?

劉:我一直很想知道小朋友的反應,有沒有收聽我的節目。於是,我想出了一個方法:我在講故事的節目中,請小朋友猜謎語,猜中有獎。這個遊戲推出後,我收到數百封小朋友的來信和不斷打來的電話,由此知道他們喜歡收聽我的節目。當年的小朋友,今天已各有所成,譬如周兆祥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小朋友,不僅收聽我的節目,而且是《兒童報》的讀者。前不久,我才知道小思老師也是我電台節目的小朋友。

沈:劉姐姐主持兒童故事,需要很多故事題材。劉姐姐從哪裏找這些題材呢?

劉:我剛才提到的那一位電台節目負責人對我說,只要拿着一本兒童故事書, 依書直說, 唸一遍就可以了。不過,我認為兒童節目是不應該這樣主持的。所以,我除了參考坊間的故事書外,還動手寫地道的童話、寓言、生活故事等。多年來,我寫的兒童文學作品不計其數,只有小部分結集出版。

此外, 我還想出很多方法來主持節目,除了猜謎語外,還每年舉行一兩次作文比賽、演講比賽、歌唱比賽、常識比賽等活動,並先後成了立兒童合唱團、兒童廣播劇組、節奏樂隊等,讓小朋友可以從多方面參與電台活動,而不僅僅是扭開收音機聽故事而已。我的節目不僅吸引小朋友收聽,還有教育界人士和家長。

沈:麗的呼聲當年的節目表中,幾乎每一天都有劉姐姐的節目。

劉:對,我的兒童故事節目每星期有六天,每次半小時,下午五時電台就會播出主題曲藍色多惱河。小朋友聽到這首主題曲,就知道是劉姐姐講故事的時間了。香港電台台長劉少川先生收聽過我的節目後,認為要革新他們的兒童節目。大概在節目播出一個月後,他專誠來找我,邀請我為港台主持兒童節目。我感到他很有誠意,於是答應他。一直以來,香港電台不容許他們的職員別處兼職,但我較為例外,可以同時在麗的呼聲和香港電台開咪主持兒童節目。有些朋友很奇怪,問我為甚麼可以同時擔任兩個電台的節目主持?當時的情況的確比較特別,我應算是同時在麗的呼聲和香港電台工作的第一人了。

沈:劉姐姐主持麗的呼聲和香港電台的節目有哪些不同之處?

劉:麗的呼聲的節目較香港電台的頻密,前者每星期有六天,而後者只有兩天, 每次同樣是半小時。而且,麗的呼聲提供播音室給小朋友排練話劇和其他活動,香港電台則沒有這種方便。故此,我在香港電台的工作,只能夠主持節目,講講故事和常識而已,很少與小朋友接觸。

一九五六年,我前往英國倫敦大學進修兒童心理學一年, 暫停麗的呼聲和香港電台的節目。期間,我曾在倫敦麗的呼聲總部每周錄音一次,寄回香港播出,節目名為旅英見聞;我又在英國廣播公司(BBC)海外部主持一個名為「我在倫敦所見所聞的節目,介紹當地的生活。

一九五七年,我回港後,繼續擔任麗的呼聲兒童節目的主持。而劉少川台長已經退休,我對於港台的節目有點意興闌珊,所以沒有再為他們主持節目了。一九六O年我創辦《兒童報》後,工作實在太忙碌了,到一九六三年沒有再主持麗的呼聲的節目,正式離開廣播界。

沈: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麗的呼聲為甚麼要開設這類兒童節目呢?

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剛剛恢復過來,家長忙於生計,兒童教育尚未獲得重視。為免兒童整天無所事事,流浪街頭,家長樂意安裝麗的呼聲的收音機,讓孩子留在家裏收聽電台節目。由於麗的呼聲是當時的新興事物,自然受兒童歡迎。除了聽電台節目外,當時的小朋友還喜歡租公仔書,大概是每本一、兩仙。

沈:當時,麗的呼聲人才濟濟,節目廣受歡迎,有甚麼原因呢?

劉:麗的呼聲一九二八年創立,總公司設在英國。香港麗的呼聲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啓播,當時的經理是美國人R. J. Warren。他很有商業頭腦,一早認定這是一盤有錢賺的生意,於是向香港政府申請牌照。取得牌照後,他隨即建設廣播設施,添置各種器材。最初,伍雅文先生負責麗的呼聲的電子工程工作,後來楊先生也加入工程部。麗的呼聲是有線廣播,需要掘地鏞設電纜,工程相當艱巨。所以,早期用戶不多,後來才逐漸增加,達一萬戶時電台還開慶祝會。

沈:我知道劉姐姐與鍾偉明先生相熟,可否談談你們認識的經過?

劉:鍾先生原本負責麗的呼聲的大人節目,當他知道我成立兒童廣播劇團後, 出於對兒童廣播的興趣,他每星期日都主動來幫手,執行實務工作。我們利用星期日小朋友不用上學的時間,早上組織他們到麗的呼聲的播音室練習,譬如對台詞等。鍾生十分熱愛工作,我每次都見到他很用心教小朋友對台詞。

沈:劉姐姐可否重演當年在電台開咪講故事的開場白?

劉:好的……各位小朋友,今日我準備講一個故事給你們聽,這個故事的名字叫做《森林人》你們已經聽過幾集了,今日我繼續講給你們聽啦……

沈:謝謝,劉姐姐。我雖然沒有機會聽過劉姐姐主持的兒童節目,但透過這次訪談,我切切實實地感受到劉姐姐熱愛兒童,熱愛電台工作。今天十分感謝劉姐姐與我們分享了六十多年前電台工作的點滴,讓我們知道不少台前幕後的故事。謝謝!

(轉貼自《香港文學資料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