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五、六十年代著名的電台兒童節目主持人及兒童文學家劉惠瓊女士，於2017年7月5日早上在加拿大溫哥華逝世，享年96歲。
劉女士祖籍廣東中山，1946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教育系，1948年與丈夫楊遠鏞及一歲大的女兒由上海來港。1949年3月香港麗的呼聲啟播，劉女士就開始擔任兒童節目的主持，開闢戲劇化故事廣播節目，並撰寫兒童生活小說在節目中播送。小朋友都稱她為劉姐姐。由於她的節目廣受歡迎，同年年中，香港電台邀請劉姐姐每周兩天主持半小時的兒童節目，成為首位同時擔任兩家電台節目的主持人。1956年劉女士赴英國倫敦大學進修兒童心理學一年。期間曾在英國廣播公司海外部主持一個《我在倫敦所見所聞》的節目，介紹當年的生活。她回港後繼續在麗的呼聲工作。
1960年，她創辦《兒童報》，此報是彩色印刷的八開度報紙形式，為香港第一份彩色兒童刊物。1963年，因要兼顧《兒童報》及《華僑日報兒童周刊》的編輯工作，她沒有再為麗的呼聲主持節目，正式離開廣播界。1966年9月《兒童報》停刊後，劉女士將刊登過的文章輯為叢書，不下百冊，其中包括《童話世界》、《童話天地》、《劉惠瓊生活故事集》等。1968年，劉女士在北角渣華道開辦明慧幼稚園並擔任校監。退休後，劉女士舉家移居加拿大溫哥華。
同是移民當地的香港作家阿濃在紀念劉女士的文章中描述， 劉姐姐在溫哥華早期自學車衣，縫製了全屋的窗簾。她學習彈鋼琴，自彈自唱兒歌自娛。鋼琴老師比她的孫女還小。後來她學習電腦，用最難的倉頡輸入法，打出了幾本自己未出版的書籍，像《兒童與我》《闖出新生命》《我的大半生》《戰火浮生》，都裝訂成冊，送給好友和子女留念。
老伴楊先生（曾是麗的呼聲電台的工程師）2014年去世後，她精神頓失依靠，悲痛中適應護老院生活，她上繪畫班，把作品張貼出來。讓護理人員把她的指甲搽得美美的。當親友探望她時努力記憶他們的名字，追述一些往事。在最後的日子裏，仍一片童心，追尋快樂。（謝謝劉女士生前好友陳豐年和朱細珍提供劉惠瓊和丈夫楊遠鏞的合照。）
1963年劉姐姐與何紫等合照
（Linda Pun臉書二Ｏ一七年七月十八日）
劉惠瓊女士的葬禮在今日，即溫哥華時間7月17日以基督教儀式舉行。左上方可見劉姐姐年青時的芳容。
（Linda Pun臉書二Ｏ一七年七月十八日）
懷念劉姐姐
阿濃
我敬佩的兒童教育家劉惠瓊女士以九十六歲高齡在温哥華逝世了，她留給我的最深印象是熱愛生命。
她為孩子寫作、廣播、辦《兒童報》、開兒童書店、辦幼兒園，能為兒童服務的工作都試遍了，取得豐盛的成績。
她退休後與老伴生活在加拿大温哥華，一個山明水秀的地方。因為我們時相往來，所以對她的生活知道得頗清楚。
她倆曾經遍游世界各地，她把照片仔細安排成一本本的專輯。他們合作設計節日賀卡，連特製信封寄給親友，上面都是他們快樂生活的影像。
劉姐姐早期自己學車衣，縫製了全屋的窗簾。她學習彈鋼琴，自彈自唱兒歌自娛。鋼琴老師比她的孫女還小。後來她學習電腦，用最難的倉頡輸入法，打出了幾本自己未出版的書籍，像《兒童與我》《闖出新生命》《我的大半生》《戰火浮生》，都裝訂成冊，送給好友和子女留念。
老伴去世後她精神頓失依靠，悲痛中適應護老院生活，她上繪畫班，把作品張貼出來。讓護理人員把她的指甲搽得美美的。當親友探望她時努力記憶他們的名字，追述一些往事。在最後的日子裏，仍一片童心，追尋快樂。
（《大公報》二Ｏ一七年七月十五日）
《兒童報》及《兒童報叢書》──訪問劉惠瓊女士
沈舒
沈舒按：由上世紀四十年代末開始，人稱劉姐姐的劉惠瓊女士先後在香港的廣播界＼文學界＼出版界和教育界作出貢獻，成就非凡。其中，她創辦的《兒童報》（1960-1966）更是香港首份彩色印製的兒童文學刊物。這次訪問以《兒童報》及《兒童報叢書》為討論的對象，藉此了解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兒童文學的情況。本訪問稿經劉姐姐審閱定稿。
日期：2011年8月11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0時正至正午12時
地點：加拿大溫哥華劉姐姐家中
劉：劉姐姐
沈：沈舒
沈：今天很高興與劉姐姐談談《兒童報》及《兒童報叢書》的往事，請劉姐姐先介紹《兒童報》的出版緣起。
劉：1956年，我放下香港的工作，到英國進修兒童心理的課程。留學期間，我閱讀了大量兒童讀物，對當地兒童書的出版情況有一些了解。每間兒童書出版社每年出版好幾十種讀物，當地兒童書的出版業十分蓬勃。他們有很多作者都是專事兒童書的創作，一生就是為兒童寫作。而且，他們的兒童書有專人繪圖，印刷精美，開度很大，適合兒童閱讀。我當時已立下志願，希望回港後，辦一份適合兒童閱讀的刊物，讓他們在課餘時閱讀。這就是我辦《兒童報》的動機。
1957年返港後，我當時的經濟條件不容許我辦一份大型刊物，唯有先辦一份八開度的小型讀物，希望日後可以擴充到大型報刊。《兒童報》是在極艱苦的情況下創辦的。
沈：請問劉姐姐創辦《兒童報》時有多少位工作人員？
劉：創辦《兒童報》時只有兩位工作人員，就是我和妹妹小葵。我從英國回來後，偶然與她談起在英國立下的志願，希望出版一份優良的兒童刊物。她十分贊同我的想法，並樂意幫手。小葵有寫作的天分，於是由我們二人負責刊物的文字部份。最困難的事，反而是找人畫圖。我們既然決心要辦好這份兒童刊物，就要物色一位懂得繪圖的人來幫手。我當時在電台主持一個兒童節目，與聽眾分享了我辦報的想法。後來，一位聽眾介紹了一位懂得繪圖的陳先生給我。我與這位陳先生在電台餐廳見面時說，我們只是一份小規模的刊物，每期印千多份，問他是否願意幫手。他一口答應，並說他早有出版兒童讀物的志願。我聽後心想：我們十分幸運，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拍檔。我對他表示我們沒有多少資金，問他要多少薪水。他說要求不高，每月只要四百元！我聽後感到愕然，因為四百元在當時來說不是小數目，而且我們全部的積蓄也只有三千元。與小葵商量後，估計我們的資金足夠支付印刷費和他的薪水，應該可以出版兩期，便勉為其難地答應他。我們要求他負責全份報紙的繪圖工作，他滿口應承。但不久之後我們發現他是一位不負責任的人。
我們籌備出版《兒童報》期間，這位陳先生給我們介紹了一所印刷廠，我們還以為解決了印刷出版的問題。後來才發現這所印刷廠仍然採用平板印刷的方法，這是一種很粗劣的印刷技術。我們把第一期的版樣連文字稿交到印刷廠後，便查問這位陳先生甚麼時候完成繪圖，他說他與印刷廠很熟，會直接交稿給他們。過了一段時間後，我們向印刷廠追問，才知道他仍然未交稿。於是，我們打電話質問他，他諸多推搪，還表示快完稿了。我們開始懷疑他，要求上門取稿。他不肯，囑我們在灣仔東方戲院等他。我外子楊遠鏞不放心，便陪我到東方戲院等他，但他一直沒有出現。當日的印象特別深刻，因為當時正下着大雨，我和遠鏞二人在街頭呆等。最後，我們直接到天后廟道上門找他，才發現他剛剛開始畫圖，撒到滿地草稿。這個人如此不負責任，我心裏就想日後很難靠他了。第一期出版後，我們很失望，因為報紙裏面的圖畫完全不適合小朋友看，與當時坊間渲染暴力的流行漫畫書相似，而且印刷效果差劣，圖畫套色不正，一點都不美觀。我對這位陳先生說：「我們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出版《兒童報》，是希望為小朋友出版一份優良的讀物，而不是想加添一份不良刊物遺害他們。」第二期排版時，我們堅持到印刷廠先看大版，發現哪些不合適的圖畫就抽起來。第二期出版後，看見印刷效果極不理想，而且剩下的資金不多，我們都感到心灰意冷。同時，還遇到發行的問題。我們當時有三千多訂戶，其中以官校的學生為主，有個別學校甚至全校訂閱七百多份。創刊時我們有這麼多訂戶，大概與我做電台節目有關，因為校長和老師了解我的為人，對我出版的刊物有信心。負責發行《兒童報》的是一位麥先生，他應承我們會有專人派報。我們後來收到小學校長的投訴，很多家長表示未有收到訂閱的《兒童報》。我向校長道歉外，立即向麥先生查明原因。他說我們的訂戶分散各處，沒有人手派報。但他曾承諾有專人派發，為甚麼現在反口呢？我聽後很傷心，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理。最後，我決定自己發行。由第三期開始，我轉用另一所印刷廠，他們採用新式印刷機，印製效果精美。第三期印好後，印刷廠送報紙到筲箕灣道我的家中，那幾千份的報紙，疊起來像一堵牆。我對着這些報紙，心也寒起來，不曉得明天怎樣發出去。後來，小葵找來一些同學，友好的學校找來些學生幫手，好像一隊一隊生力軍。我們有人手捲報紙了，但怎樣寄出去呢？首先我的弟弟劉國雄與他的愛人甄瑞琪把訂戶的名單和地址抄寫在蠟紙上。我拿着抄滿名單和地址的蠟紙，到慈幼中學找我認識的謝主任，借用他們的油印機。後來發覺他們是用新款的油印機，我們的蠟紙不合用。我記得當時下着雨，站在街上拿着蠟紙，不知道應該怎麼辦。當晚，我們不怕辛苦，用人手一張一張訂戶名單和地址掃出來，然後逐一剪出地址，貼在報紙上。當晚報社的幾名工作人員和外援的生力軍分工合作，在一夜之間，把幾千份報紙捲好，貼好，紮好，成為可以寄出的郵件，實在是一種奇蹟。我們寄報紙時，又發覺一個郵筒塞不下全部報紙，唯有多找幾個郵筒才可以寄出所有報紙。遠鏞當時有一部舊車（車門要用繩拴着才可以行走，否則會飛脫的！），他充當義務司機，載我們四處找郵筒，逐一寄出報紙。如是者我們發了兩期《兒童報》。
沈：劉姐姐剛才提到《兒童報》第一、二期的圖畫由那位陳先生負責，但他的畫作不適合小朋友看，有沒有訂戶因此退訂呢？
劉：幸好，未有訂戶因此退訂。陳先生的表現未符理想，我們惟有另覓人選。有一日，小葵帶司徒華來見我，表示他可以幫手。我對小葵說：「我們沒有能力聘用他，因為我們的資金不夠發薪水了。」但她說：「我們只要發象徵式的薪水給他就可以了。」由第三期開始，司徒華擔任總編輯，幫手編《兒童報》。他當時年僅28歲。
沈：司徒華先生在《大江東去》有專章講述他在《兒童報》的經歷，每期報紙，他負責很多內容，除了畫圖外，還要寫謎語、兒童故事、成語、教作文方法等。劉姐姐與司徒華先生是如何分工的？
劉：我是督印人兼主編，是報紙的負責人；而司徒華是總編輯，負責具體的編務工作。我每期都寫《兒童報》的頭條故事和每週瑣語，還有不定期的短篇如《父子探案》、《小飛仙》、《追夢》等，長篇故事如《莎莎的日記》、《曼妮小札》、《一個好學生日記》。小葵負責撰寫訪問稿，其他內容由司徒華編寫。大概由第三期開始，我們請了梁大江幫忙繪圖，以後還加入江啟明、陳球安等畫圖，司徒華則專事文字工作。
沈：司徒華先生表示他很用心做《兒童報》的工作。劉姐姐認為司徒華先生對《兒童報》有哪些貢獻？
劉：司徒華是一個很負責任的人。當時，他是下午班小學的教師。每天早上，他必定準時到《兒童報》工作。文字創作方面，他寫的兒童故事深受小朋友歡迎，而他教作文的專欄如「張老師教作文」對小朋友很有幫助。除了文字工作外，他認真而投入的態度能夠激勵大家的士氣，因為我們都知道他本身的工作已經很忙，但他仍然願意義務來幫手，報社的同事更加要努力發奮。
沈：《兒童報》與讀者的關係如何？
劉：當《兒童報》的發展逐漸穩定下來，我們在英皇道租了一個小小的辦公室，只有幾張書檯。喬遷時，我記得有一位小讀者──就是今天的環保份子周兆祥──送來了一個細小的玻璃魚缸，裏面有一隻拴了紅絲帶的小蜥蜴。雖然我們都不明白他送這份禮物有甚麼意思，但我們最後把這條蜥蜴飼養下來。有了辦公室後，很多讀者上報社找我們。當時，每期《兒童報》有一個小朋友的專訪，希望和小朋友建立友情，由小葵負責。讀者很喜歡這個專訪，因為可以互相認識。我們收到很多讀者的來信，亦有組織讀者活動，譬如旅行和在報慶時有慶祝活動。其中一個小讀者是杜國威，他在麗的呼聲參加我的兒童節目廣播劇，擔當主角，因為他口齒伶俐，發音清晰，有播音神童之稱。
《兒童報》之所以能夠搬到英皇道新址，是因為得到一位林太（名嚴興坤）的幫助。她是一位既有心又慷慨的人。她本身是馬來西亞人，與同是馬來西亞人的丈夫在當地開餐館。他們育有八個孩子，現在每個孩子都各有成就。後來他們的婚姻出現問題，她帶了八個孩子到香港定居。她其中一個兒子與小葵剛巧是同學，所以我們兩家人都認識。當《兒童報》站穩陣腳，可以發展下去的時侯，卻面臨經費不足的問題。每期《兒童報》的開支要數百元，入不敷支，我原先的三千元已經用得七七八八。有一次，小葵與林太談起《兒童報》的情況，她無條件拿了八千元來支持我們，甚至完全不過問《兒童報》的帳目，對我們百分百的信任。八千元在當時來說是一筆大數目。有了這筆經費，報社就可以由我家中搬至英皇道，擴充《兒童報》的辦公室。後來，我們再搬至海港道的辦公室時，林太亦極力贊助。我們非常感激她。
沈：由劉姐姐剛才的憶述，我們知道《兒童報》是以家庭作業的方式創辦起來的，參與的成員包括劉姐姐的妹妹、丈夫及其他義務工作人員。集友銀行是否有出資支持《兒童報》的出版？
劉：《兒童報》從來沒有接受集友銀行的資助。創辦《兒童報》時，我亦未入集友銀行幫手。後來，集友銀行的經理陳厥祥（即陳嘉庚的兒子）派了一位襄理到我家（我家住筲箕灣道XXX號七樓）見面時，還送了一枝人蔘給我，想聘請我做兒童儲蓄部主任。他們為甚麼想從事兒童儲蓄的業務呢？因為他們看到恆生銀行同類的服務做得相當成功，希望開拓這方面業務。他們知道我在電台的節目深受兒童歡迎，希望借助我的名氣擴展業務。我對他們說我不是做銀行出身的，也不懂銀行業務。這位襄理說這不打緊，他們會派一位秘書幫我，而我亦不用天天回辦公室上班。既然不用每天上班，又可以增加收入，我就樂得掛上這個虛銜。我當時的收入主要來自播音、編《華僑日報．兒童週刊》及銀行的工作，這些薪水都用來出版《兒童報》。順帶一提，集友銀行當時有訂《兒童報》，免費送給儲戶，這也算是一種支持吧。
沈：《兒童報》有一項創舉，就是香港第一份以彩色印刷的兒童報紙。劉姐姐當時為甚麼會有這個想法？出版時，有甚麼困難？
劉：我當時覺得，香港的家長不太捨得買書籍給小朋友閱讀，這可能與家庭環境不佳有關。不過，以報紙形式出版的兒童讀物，因為免釘裝費，費用可以較書籍便宜許多。一份《兒童報》只需弍毫，那時候買一條油條也要一毫，所以家長可以負擔得起報紙的費用。我留意到市面上有很多黑白的「公仔書」，小朋友也看得津津有味。為了吸引小朋友，我們採用彩色印刷，利用圖畫和文字增進他們的知識。《兒童報》既能符合家長的購買能力，又能引發小朋友的閱讀興趣，所以創刊時銷路不俗。
創刊時，曾經有些印刷技術上的困難，最主要是套色不準確的問題，令到圖畫模糊不清。由第三期開始，我們轉用另一所印刷廠，他們的印刷機較新，三色可以同時印刷，問題就解決了。最難得的是，他們是一所很負責任的印刷廠。我記得1962年颱風溫黛襲港時，印刷廠的沈老闆仍然依時印好《兒童報》，他致電給我表示發行商沒有人願意到印刷廠取報紙，而印刷廠也沒有人手可以送報紙到發行商，問我應如何處理？《兒童報》雖然是小報，但創刊以來從沒有脫期，這一次也不能例外。於是，我請他把《兒童報》放在印刷廠門口，又請他安排伙計幫我們搬報紙上車，我們稍後來取。遠鏞冒着颱風開車載我到印刷廠，工人把報紙搬上車後，我們從北角開車到中環，再轉送到發行商處。那一次風雨真大，加上那一輛老爺車，沿路十分驚險。我們到達發行商後，請他們派人把報紙由車上搬到辦公室。幾經艱苦，《兒童報》終於在颱風襲港期間如期出版。我們很滿意沈老闆的工作，一直幫襯他的印刷廠，直至《兒童報》結束為止。幾十年來，我們與沈老闆保持好朋友的關係，他的兒子現在也是我的乾兒子。
沈：這次經歷實在是一個感人的片段。儘管《兒童報》只是一份給小朋友閱讀的刊物，但無論遇到甚麼困難，劉姐姐都不畏艱苦，務求《兒童報》能如期出版。這顯示了劉姐姐認真辦報的態度。
劉：後來，由友人介紹了一位叫楊偉舉的職員，負責發行《兒童報》的工作。從此，我們的發行工作做得更好，《兒童報》甚至遠銷南洋一帶。我們原本以為發行《兒童報》到南洋是一條生路，卻從來沒有想過這竟然是一條死胡同。與我們合作的發行商是馬來西亞一所大商號，我們完全信任他們。我們發過去的《兒童報》，數量一期比一期多，前後共發了十多期。我現在雖然記不清楚他們到底有沒有繳付過一期半期的費用，但可以肯定一點，就是他們累積欠下我們的錢很多。後來，我們知道這所發行商侵吞了我們的錢後，就不再發《兒童報》給他們了。
沈：司徒華先生曾經表示百分之三十的《兒童報》是銷往星馬泰一帶，後來因為排華的關係停銷《兒童報》。當時的情況是否如此？
劉：當時的確有百分之三十的《兒童報》是銷往當地。不過，當地停銷《兒童報》，主要是因發行商拖欠我們的錢所致。至於《兒童報》有否因為排華而滯銷，這一點我就不清楚了。
沈：《兒童報》當時面對發行困難，如何可以支持下去？
劉：有一次，我與小葵出席一個類似酒會的活動，認識了泰昌安記書局的老闆娘。閒談間，她知道我們編《兒童報》表示很希望編一套幼稚園的書，問我們有沒有興趣幫手。我們即時答應她。編這套書（包括算術、常識和讀本三種）時，我們想到用新方法，就是開度要大、字體要大和內容要新，務求與坊間常見的幼稚園課本不同，藉此引起小朋友閱讀的動機和興趣。另外，我們也編了教師手冊，方便老師參考。當時坊間出版的幼稚園課本罕有教師手冊，我們也算是開創先河吧。這套課本出版後，十分暢銷，共售出超過萬多套。後來，我們繼續編了一套幼兒園的課本。我們與出版社有協議，要求在每一本書後面都要貼上一個我們提供的印花，由此就知道書的銷售量。我們得到每銷一本書便抽取百分之幾所得的版稅，足夠支持《兒童報》後期的出版了。
沈：何紫先生曾經在《兒童報》工作，可否談談他加入《兒童報》的經過，以及他工作的情況？
劉：司徒華後來因為工作忙，大概在1963、1964年辭任《兒童報》總編輯。當時《兒童報》業務已很穩定，還有足夠的經費遷址至北角海港道北角新邨的舖位。有一天，友人介紹何柏（何紫原名何松柏，又名何柏，暱稱何伯）來見，我立即請他到閣樓翻譯一個英文的小故事，他很快完成，我便用了他。何柏一直做到《兒童報》結束為止。何柏寫的故事較司徒華少，他主要負責找資料。他特別擅於四處找書，然後把資料轉化到《兒童報》上。何柏是一位熱心兒童文學的年青人，但有時難免急進。司徒華處事成熟穩重，何柏則熱情奔放，兩人的作風雖然完全不同，但同樣有志於兒童文學的工作。
《兒童報》結束後，何柏與發行部一位叫何叔的同事都希望接手海港道的辦公室。我對他們說：「無論你們哪一位接手，雜誌社內的儀器、傢俬、書籍都可以送給你們。」期間，西邊街剛巧有一個舖位出租，他們二人都有興趣。最後，何叔讓了西邊街的舖位給何柏，他則接手海港道的辦公室，直到我移民加拿大時他仍然在海港道辦公。何柏離開後，在西邊街設立一間書店，並創辦山邊社，後來十分成功。
沈：何紫先生對《兒童報》有哪些貢獻？
劉：何柏對《兒童報》很有貢獻，因為他做事態度投入，而且為人熱情，好像一個火把般，令報社熱鬧暢旺起來。
沈：劉姐姐認為《兒童報》對何紫先生日後從事兒童文學的工作有哪些影響？
劉：《兒童報》對他的影響主要有兩點：一、他負責每期報紙的編寫工作，這些經驗加深了他對兒童文學的認識；二、他認識了一羣小朋友，成為他日後的忠實讀者，有助他發展兒童文學的事業。
沈：何紫先生少年時經常看黃慶雲女士主編的《新兒童》，是兒童文學的讀者。他後來擔任《兒童報》的工作，是兒童文學的作者和編者。《兒童報》可以說是何紫先生從事兒童文學工作的起點。
劉：《兒童報》的確對他的影響很大，讓他可以深入兒童文學的領域。而且，他擔任《兒童報》編輯期間，文筆不斷進步，為日後從事兒童文學創作打下基礎。
沈：《兒童報》出版了六年共272期後停刊，甚麼原因導致停刊呢？
劉：六十年代期間，香港的家長始終沒有鼓勵孩子閱讀的風氣，而兒童亦未有養成閱讀的習慣。《兒童報》的銷量逐漸下跌，最後無法經營下去，我們只好忍痛停刊。期間，何柏提議將「兒童報叢書」以套裝方式發售，藉此幫補收入，只可惜為時已晚，無法改變結業的事實。不過，這件事說明了何柏不僅有寫作的能力，而且有商業頭腦，懂得在困難的環境下尋找生存之道。
沈：《兒童報》為香港兒童文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除了劉姐姐、司徒華先生、何紫先生等寫下大量兒童文學作品以外，還培養了大批喜愛兒童文學的讀者。《兒童報》的停刊，只代表了它已完成歷史任務而已。劉姐姐，我們轉轉話題，談談《兒童報叢書》，可否介紹這套叢書的構思？
劉：當《兒童報》的銷路停滯不前的時候，我們想到每期報紙都有一些頗能吸引讀者的故事，於是決定把這些故事抽出來出版單行本，列為「兒童報叢書」，藉此增加收入，補貼《兒童報》的出版費用。事實證明這個計劃開始時很成功，叢書的銷路很理想。
沈：《兒童報》有固定的出版期，每期報紙的時間性很強；但「兒童報叢書」與《兒童報》不同，可以交給書局長期發售。劉姐姐出版叢書時，有否特定的選書標準？
劉：我們有嚴格的選書要求，每種書都要經過編輯反覆斟酌商量，然後才決定是否把書列入叢書出版。假如我們準備把《兒童報》某欄目的文章結集出版，我們排《兒童報》的版面時就把該欄目的文章排成叢書的版樣，到出版時就非常方便，只要拿出以前排好的版樣製成紙版就可以上機印書，不用重新排版。這種靈活變通的方法也是由何柏想出來的。
沈：這實在是一個很聰明的辦法，一方面可以減低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效率，一舉兩得。
劉：對，我們只要很少經費就可以出版叢書了。《兒童報》的頭條故事就是用這種方法收入叢書出版的。我記得當時雜誌社的閣樓上堆滿紙版，就是印完叢書後留下來的。
沈：劉姐姐曾經在文章中提及《兒童報叢書》出書百種，請談談叢書的銷售量及流通情況？
劉：《兒童報叢書》首印一千本，銷完一千本後，再版一千本，每本售價好像是五角。
沈：劉姐姐認為《兒童報》及《兒童報叢書》對香港兒童文學的發展有哪些影響？
劉：香港有了這些優良的兒童讀物，一方面引起教育界和部份家長的注意，另一方面得到更多有志發展兒童文學的工作者響應；其後《兒童樂園》、《螢火》等不少優良讀物的出版，亦使那些粗劣的連環圖書逐漸絕跡。
沈：今天十分感謝劉姐姐接受訪問，憶述了許多《兒童報》及《兒童報叢書》少為人知的舊事，特別是當時艱苦經營的情況。我相信這些往事能夠令讀者對《兒童報》及《兒童報叢書》有更深刻的認識。謝謝！
（城市文藝 第六卷 第四期（總第五十六期） 2012 年1 月16 日，轉貼自《香港文學資料庫》）
電台歲月雜憶──訪問劉惠瓊女士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劉惠瓊，資深兒童文學作家，人稱劉姐姐，1948年從上海回港後，擔任麗的呼聲及香港電台兒童節目廣播， 為兒童講述故事， 解答疑難， 並組織節奏樂隊、兒童劇團、兒童合唱團等， 同時兼任《華僑日報· 兒童週刊》主編。曾為兒童寫作無數兒童故事、童話、寓言、兒歌散文、遊記友童劇本等。六十年代先徒創辦《兒童報》及《少年報》。出版之單行本， 多不勝數， 例如： 《劉姐姐信箱》、《劉姐姐講故事》、《慢吞吞國》、《港生日記》、《一個好學生日記》、《我的日記》、《寄小朋友》、《曼玲小札》、《萍蹤憶語》、《動物園的秘密》、《碧琪歷險記》等等。
二Ｏ一一年八月十一日， 劉惠瓊女士接受我訪問， 暢談向她創辦的《兒童報》（一九六Ｏ至一九六六） 及《兒童報叢書》。二Ｏ一二年五月十五日，劉姐姐第二次接受我訪問，談到另一方面的話題，即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她在電台工作的回憶。這一次訪問一方面了解到劉姐姐對廣播界的貢獻，另一方面反映了四、五十年代香港廣播界的情況。本訪問稿未經劉姐姐審閱，文責概白筆者負責。
日期：二Ｏ一二年五月十五日（星期二）
時問：下午三時半至四時
地點：加拿大溫哥華劉姐姐家中
劉：劉姐姐
沈：沈舒
沈：今天很高興再次在加拿大訪問劉姐姐。我們上一次談及《兒童報》及《兒童報叢書》的出版情況，這一次我們改談劉姐姐在電台工作的歲月。從劉姐姐〈我的自述〉這篇文章中，我們知道劉姐姐晉身廣播界，與丈夫楊遠鏞先生有關。劉姐姐可否說說這一段經歷？
劉：一九四八年冬天，我和外子楊遠鏞先生及剛滿一歲的女兒從上海來港。當時，香港麗的呼聲籌備開台，經朋友介紹，楊先生擔任麗的呼聲的工程師，負責設計和安裝全部廣播設備的工程。有一次，我到電台找他。剛巧，一位電台節目負責人見到我，立即邀請我主持兒童節目，更直截了當地對我說：你最適合做兒童節目了。當時，我不明白他為甚麼這樣說，猜想之下，可能是我的聲線比較容易為小朋友接受吧。最後，我答應擔任主持的工作。一九四九年麗的呼聲啓播，他們的兒童節目就是由我主持的。
沈：劉姐姐最初主持兒童節目時，遇到甚麼困難呢？
劉：當時，香港還沒有同類的兒童節目，而且我完全沒有電台經驗，只能邊學邊做。最初，我的確不習慣對着咪高鋒自說自話。對着一班小朋友，我可以看到他們的反應，知道我的說話能否感動他們。但我在播音室對着咪高鋒說話， 完全不知道他們的反應， 亦不知道他們喜不喜歡我的節目。由於兒童故事是現場直播的，大家比較緊張。進入錄音室後，我就會正襟危坐；看到錄音室的紅燈亮起時，我就會開口說話。其他錄音節目如話劇等，講錯說話可以從新錄音，經過剪接就可以糾正過來，但現場直播的節目就不可以了。另外，從事播音工作，最怕傷風、喉嚨痛這些毛病。幸好，我當年身體較好，很少生病。
沈：劉姐姐的節目很受歡迎，很多小朋友收聽。劉姐姐主持節目有甚麼竅門嗎？
劉：我一直很想知道小朋友的反應，有沒有收聽我的節目。於是，我想出了一個方法：我在講故事的節目中，請小朋友猜謎語，猜中有獎。這個遊戲推出後，我收到數百封小朋友的來信和不斷打來的電話，由此知道他們喜歡收聽我的節目。當年的小朋友，今天已各有所成，譬如周兆祥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小朋友，不僅收聽我的節目，而且是《兒童報》的讀者。前不久，我才知道小思老師也是我電台節目的小朋友。
沈：劉姐姐主持兒童故事，需要很多故事題材。劉姐姐從哪裏找這些題材呢？
劉：我剛才提到的那一位電台節目負責人對我說，只要拿着一本兒童故事書， 依書直說， 唸一遍就可以了。不過，我認為兒童節目是不應該這樣主持的。所以，我除了參考坊間的故事書外，還動手寫地道的童話、寓言、生活故事等。多年來，我寫的兒童文學作品不計其數，只有小部分結集出版。
此外， 我還想出很多方法來主持節目，除了猜謎語外，還每年舉行一兩次作文比賽、演講比賽、歌唱比賽、常識比賽等活動，並先後成了立兒童合唱團、兒童廣播劇組、節奏樂隊等，讓小朋友可以從多方面參與電台活動，而不僅僅是扭開收音機聽故事而已。我的節目不僅吸引小朋友收聽，還有教育界人士和家長。
沈：麗的呼聲當年的節目表中，幾乎每一天都有劉姐姐的節目。
劉：對，我的兒童故事節目每星期有六天，每次半小時，下午五時電台就會播出主題曲藍色多惱河。小朋友聽到這首主題曲，就知道是劉姐姐講故事的時間了。香港電台台長劉少川先生收聽過我的節目後，認為要革新他們的兒童節目。大概在節目播出一個月後，他專誠來找我，邀請我為港台主持兒童節目。我感到他很有誠意，於是答應他。一直以來，香港電台不容許他們的職員別處兼職，但我較為例外，可以同時在麗的呼聲和香港電台開咪主持兒童節目。有些朋友很奇怪，問我為甚麼可以同時擔任兩個電台的節目主持？當時的情況的確比較特別，我應算是同時在麗的呼聲和香港電台工作的第一人了。
沈：劉姐姐主持麗的呼聲和香港電台的節目有哪些不同之處？
劉：麗的呼聲的節目較香港電台的頻密，前者每星期有六天，而後者只有兩天， 每次同樣是半小時。而且，麗的呼聲提供播音室給小朋友排練話劇和其他活動，香港電台則沒有這種方便。故此，我在香港電台的工作，只能夠主持節目，講講故事和常識而已，很少與小朋友接觸。
一九五六年，我前往英國倫敦大學進修兒童心理學一年， 暫停麗的呼聲和香港電台的節目。期間，我曾在倫敦麗的呼聲總部每周錄音一次，寄回香港播出，節目名為旅英見聞；我又在英國廣播公司（BBC）海外部主持一個名為「我在倫敦所見所聞的節目，介紹當地的生活。
一九五七年，我回港後，繼續擔任麗的呼聲兒童節目的主持。而劉少川台長已經退休，我對於港台的節目有點意興闌珊，所以沒有再為他們主持節目了。一九六Ｏ年我創辦《兒童報》後，工作實在太忙碌了，到一九六三年沒有再主持麗的呼聲的節目，正式離開廣播界。
沈：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麗的呼聲為甚麼要開設這類兒童節目呢？
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剛剛恢復過來，家長忙於生計，兒童教育尚未獲得重視。為免兒童整天無所事事，流浪街頭，家長樂意安裝麗的呼聲的收音機，讓孩子留在家裏收聽電台節目。由於麗的呼聲是當時的新興事物，自然受兒童歡迎。除了聽電台節目外，當時的小朋友還喜歡租公仔書，大概是每本一、兩仙。
沈：當時，麗的呼聲人才濟濟，節目廣受歡迎，有甚麼原因呢？
劉：麗的呼聲一九二八年創立，總公司設在英國。香港麗的呼聲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啓播，當時的經理是美國人R. J. Warren。他很有商業頭腦，一早認定這是一盤有錢賺的生意，於是向香港政府申請牌照。取得牌照後，他隨即建設廣播設施，添置各種器材。最初，伍雅文先生負責麗的呼聲的電子工程工作，後來楊先生也加入工程部。麗的呼聲是有線廣播，需要掘地鏞設電纜，工程相當艱巨。所以，早期用戶不多，後來才逐漸增加，達一萬戶時電台還開慶祝會。
沈：我知道劉姐姐與鍾偉明先生相熟，可否談談你們認識的經過？
劉：鍾先生原本負責麗的呼聲的大人節目，當他知道我成立兒童廣播劇團後， 出於對兒童廣播的興趣，他每星期日都主動來幫手，執行實務工作。我們利用星期日小朋友不用上學的時間，早上組織他們到麗的呼聲的播音室練習，譬如對台詞等。鍾生十分熱愛工作，我每次都見到他很用心教小朋友對台詞。
沈：劉姐姐可否重演當年在電台開咪講故事的開場白？
劉：好的……各位小朋友，今日我準備講一個故事給你們聽，這個故事的名字叫做《森林人》你們已經聽過幾集了，今日我繼續講給你們聽啦……
沈：謝謝，劉姐姐。我雖然沒有機會聽過劉姐姐主持的兒童節目，但透過這次訪談，我切切實實地感受到劉姐姐熱愛兒童，熱愛電台工作。今天十分感謝劉姐姐與我們分享了六十多年前電台工作的點滴，讓我們知道不少台前幕後的故事。謝謝！
（轉貼自《香港文學資料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