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6日 星期六

悼余光中

林淇瀁(向陽)談余光中

詩人余光中今天早上病逝於高雄。知道這消息時,我正在桃園機場開車回學校的高速公路上,聽到民視新聞報導這則訊息,相當錯愕,不捨。九十高壽的他,如葉枯落地,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段路,捨病離苦,也是福壽雙全了。

我與余光中先生認識甚早,從初發表詩作到辦《陽光小集》時期,他就對我多所鼓勵;對於舍弟林彧更有賞識之恩,林彧的第一本詩集《夢要去旅行》就是他為之作序,對於林彧表現都市生活的「都市詩」頗為肯定,並以「為現代詩的長途另闢了一站」多所鼓勵;我的詩集《十行集》之由九歌出版社出版,也是他親向蔡文甫先生推薦所致。這樣的提攜拔擢之情,迄今不敢或忘。

而他對活躍於1980年代的《陽光小集》的支持也讓我難忘。《陽光小集》當時對現代詩壇衝擊甚大,由於年輕,對於前行代詩社、詩人常有不敬之語,他不以為忤,不計較毫無稿費,經常提供詩作或譯詩給《陽光小集》,用包容和期許的心對待激進的年輕一代。《陽光小集》這本詩雜誌也常見曾經與他有過激烈論戰的唐文標先生作品,他從不介意,未發一言。這些,都讓我感佩。

事實上,年輕時的余先生也曾是「激進份子」。1960年代他負責《文星》雜誌詩頁,也寫過不少主張「西化」的文章,盛讚過李敖主編的《文星》雜誌「是勇敢的,它不按牌理出牌,而且,只要看準了,往往全部show hand,決不逃避。」他還曾以〈剪掉散文的辮子〉批判當時主流的散文界是「紙業公會最大的恩人,它幫助消耗紙張的速度是驚人的。」是年輕時的銳氣、才華和激進,樹立了他的風格和聲名。

這一生中,他參與過大大小小的論戰,從年輕到晚年。年輕時他和紀弦、蘇雪林、言曦論劍新詩,後來和洛夫之間也有「天狼星論戰」;中年時他和唐文標、顏元叔論戰;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他也參與其中,發表〈狼來了〉一文,指控當時的鄉土文學是「工農兵文藝」,這個指控對他往後的文學令譽造成了相當巨大的傷害。

他在晚年對此一事件的發生,曾表示:「當時情緒失控,不但措辭粗糙,而且語氣凌厲,不像一個自由主義作家應有的修養。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過當,令人反感,也難怪授人以柄,懷疑是呼應國民黨的什麼整肅運動」。想來也是悔不當初的,只可惜已然難以挽回。

我中年之後,因自立晚報經營不善而離職,進入學院,有一段時期和文壇疏於往來,與余光中先生的接觸也日少。我們見面多在文藝界聚會場所,每次見面他總會問:「林彧好嗎?他的近況如何?」他知道我與他立場並不相同,近二十年來與我漸行漸遠,所以不問我近況,卻疼惜林彧依舊,對林彧回鄉賣茶、生活起居,總是放在心上。

晚年的余光中先生發起「搶救國文教育聯盟」,在今年八月發生的高中國文課綱爭議中,他大聲疾呼不可刪減文言文比例;很遺憾的,我卻站在主張並推動大幅調整課綱的一方,與他相左。想起年輕時他對我和林彧的提攜和關愛,也感到相當無奈。

如今他已遠行,缺憾都還給了天地。無論他生前喜不喜歡、滿不滿意這塊土地,他的文學終究還是台灣文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西子灣來去的波潮,也將永遠記得他的容顏和身影。


圖為余光中譯詩手稿,《土耳其現代詩選》之〈等著你〉(作者康尼克,Orhan Veli Kanik, 1914-50)。

林淇瀁臉書二O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林彧談余光中

【舊日光中】

拔河的繩索會呼痛嗎
會的,在永恆的時光中
一端是讚譽,一端是譭侮

拔河的繩索會呼痛嗎
不會,從永春到恆春
兩地都是異鄉,都是家鄉

這條繩索連繫著
師徒之情,有時緊,有時放
無須更拉近,也難以鬆綁

三十九年前,初逢青髭正盛的淡江
三十三年前再訪,客寓沙田,在香港
此後鑽進鑽出,廈門街的雨巷

四十年來,那條繩索
牽到手上的,是黑色電話線
問生,問死,問短,問長

那條繩索,像鐵軌一樣
有幾處斷了,有幾次大轉彎
這回先生下車,是在哪站

拔河的繩索,不會
呼痛,高雄燈下的白頭翁
請在那端給我祝福,繼續縱容

※注:拔河的繩索指的是這首拙作:

【拔河】

母親,我是一條繩索,
兩端的人使勁地址著我;
過來左邊!
過來右邊!
過來過來,母親,在爭奪中,
沒有人看見我暗暗垂淚,他們
拉著我,扭著我,絞著我,
為了決定一場與我無關的勝負,
我委屈地在風塵,左右徬徨。
母親啊,我是一條繩索,
一條繩索不值得費心探索,
他們索討的是勝利,並不擔心
我在他們手下無辜地
斷了。母親,我是
一條繩索,在比賽後,
兩邊的人扔下我,
各自回去咀嚼甜美或酸苦的戰果,
留下殘傷的我蜷臥成一團,
左邊也
不過去!右邊也
不過去!

~1983.03.14作
~1983.09《台灣詩季刊》

(下午忙完宅配,上網卻見一片哀輓,然後《台灣醒報》社長林意玲邀稿,要我寫篇文章追念恩師余光中先生。取消了原排定的針灸治療,我找出余先生在1984年為我的詩集《夢要去旅行》所寫的序文,睹物思人,驀然想起,1978年在淡江的「復興文藝營」,那年,他從香港飛來台灣,擔任我們新詩組的指導老師,從此師徒情緣一牽近四十年。但除了這篇序文,師徒之間卻甚少談詩論藝,偶有書信,說的也只是工作或生活瑣事;若有電話,也都是與師母范我存女士撒撒嬌而已。

兩個月前,我才寄出詩集《嬰兒翻》到高雄,在書上我還寫下「隔了29年才再出詩集,真是愧對師恩。」如今突獲邀稿追思,感愧之餘,也只能以一首詩送行了。)



※另附的是,當年返鄉賣茶,老師寫詩相勉。請見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linyu.arthur/media_set?set=a.2125323373413.2128772.1255768325&type=1

林彧臉書二O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老詩人的手稿與草稿】

我始終相信:「字如其人」。行事草率者寫不出工整筆畫;畏首畏尾者其字跡必然形縮力淺。大器之人如向陽,筆力雄渾;瀟灑之士如侯吉諒,書頭字尾都含帶春風。

八十三歲的詩人余光中老師的字體則是:一絲不苟。我輩編輯人、撿排員、校對最喜歡收到的稿件就是此類,而余老師尤其為各報社副刊編輯熱愛,每獲珠璣鴻文,大家都是先影印、留原稿,再以影本發廠撿排。人間副刊更直接將原稿縮版,「詩書並茂」刊出。

余體鋼筆字妙在:筆力剛直多變化,結構工整不失靈氣,風格寬緩溫潤。見字如見人,恭賞詩人手稿、書信,彷彿余老師就在座前不急不徐地開講,江南腔的國語,沒有太多的手勢,言談有物卻暗藏謔語,兩道濃眉只在得意處微微振翼。

然而今天要分享的是:詩人的草稿。一般常見余老師的整齊劃一的手稿,殊不知,在定稿之前,詩人的刪修工程不小,心機思路總在字裡行間翻轉騰越,觀賞詩人的草稿,方知;寫作之事草率不得!


標題旁的紅字「36」表示,這首詩共36行。「奉茶侍母」是在1984年,我致書余老師,告以「想辭職回鄉陪伴母親一事」事隔多年,老師還記得此事,顯然他也有存信習慣~


詩中「君子之交淡如水」其實是老師不忍責問:身為晚輩弟子怎可疏於請安?真是慚愧啊!(余老師每遇向陽或我的時報同事都會託話垂問近況,我卻總以忙為藉口而原諒了自己的失禮……)





林彧臉書二O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楊佳嫻談余光中

余光中(1928-2017)在高雄的住處距離我家頗近,母親大人說晨間運動時多次遇見他們夫婦也在散步,且上前搭訕,且閒聊,並勇敢承認她是我媽。

《天狼星》、《蓮的聯想》,應是我最早自主購買的詩集中的兩部。其意象之飛馳、聲色的羅織安排、現代古典的融用,確實在少年時代學寫作時,起了積極作用。後來我認為他的散文更好看,寫詩的講究拿來寫散文,加之以幽默、機智與博識,始終能維持在較高的水平,比張曉風耐讀多了。反而是詩,近二十年來趨於簡單,輕淺,冰姑雪姨之類,幾與鄭愁予的龍年詩「輝映」。

他對於文化、政治、語言、教育的見解,也大約是在這二十年吧,幾乎成為保守派的代表。不過他佔據的位置太高,那些譏嘲之聲,大抵像是遠雷而已。他早年為現代詩寫過鏗鏘的辯護,周旋牴觸保守派意見,以美妙的文字與剛強的口吻一一擊落,那時候大概想不到日後自己會變成保守的象徵吧。奇妙的是,無論台灣政治氣候如何變化,年輕一代如何排斥,總體來看,余光中始終享有不墜的聲名與資源。
倒是一件小事可說。余光中八十大壽時,忘了是不是出版社來問,能不能到公開場子來,和其他後輩詩人一起,讀詩慶壽。猶豫是猶豫的,思及年少時也受過沾溉,得益不少,這一點值得感謝,就去了。朗誦時,變更斷句方式多處。回座位,余光中主動站起來,走過來,非常客氣,道謝,握手;握手時低聲說,「你把我整首詩的斷句都改了啊」,接著一笑,「但我聽得出你為什麼這樣改」。

楊佳嫻臉書二O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沒有人伴他遠行 悼余光中先生
須文蔚

余光中出席2014年台北國際書展簽名活動

余光中《雨聲說些什麼》手稿

余光中先生驟逝,港台讀者同悲,一位文壇巨星隕落,世上難得再出現如此集現代詩、散文、評論與翻譯兼備的大文豪了。對港台年輕讀者來說,恐怕不太清楚,余光中先生1974年至1985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期間,為台港間文學思潮的交流與匯聚做出巨大的貢獻。

余光中在六O年代即對香港詩壇有所影響,不僅僅出自作品的感染力,更來自大學中講學的春風化雨,讓詩教從校園擴及到文學圈。鄭樹森就指出,1964年自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的香港僑生溫健騮,在政大時曾旁聽余光中在西語系兼課的「英詩選讀」,就深受余光中的感染。溫健騮返港後接編《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在1967年1月6日介紹李賀《北中寒》之濃縮。文中對李賀的推崇、希望新詩能夠調和現代和古典,與余光中隔海呼應。而另一位留學台灣師範大學的香港僑生羊城,也是余光中在英文系的學生,1967年5月5日在《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開始寫專欄「棖煇詩話」,也回應溫健騮,強調要掌握中國文字的特性,注意傳統格律、聲韻、響度,自古詩吸收音樂性。在在顯現出,余光中的詩學理論與實踐,通過溫健騮、羊城二位,間接在港推廣流傳。

余光中的香港歲月

余光中在1974年於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後,改在中文系教書,更接任過中文系主任。開設有:「中國新詩」、「中國現代文學」、「比較文學」,和中文碩士班的「新文學研究」與「高級翻譯」。五四以後三十年間的新文學,余光中在大陸的少年時代就已經有所接觸,但在台灣受限於出版管制,仍能接觸的少數作家只有徐志摩、朱自清、郁達夫等人,七O年代的香港卻毫無禁忌,為了教學而重新閱讀新文學作品,他有感而發:「早期的那些名作家,尤其是詩人和散文家,真能當大師之稱的沒有幾位,同樣是備課,我從他們那裏能學到的東西,遠不如以前教過的『英詩』、『現代詩』和『英國文學史』,但是不成功的作品甚至劣作,仍然可以用做『反面教材』,在文學課上,教學生如何評斷劣作,其價值,不下於教他們如何欣賞傑作。」余光中在中文大學開設一系列新文學課程,開風氣之先,其後黃維樑、梁錫華也接力開設,再加上在八O年代開始學術圈重視香港文學,中文大學裏盧瑋鑾、黃繼持陸續開課,造就了香港文學教育的變化。

余光中在中文大學期間所指導的學生中,以西茜凰、王良和在香港文壇最受注目。西茜凰本名黃綺瑩,是黃維樑的胞妹,1975年畢業於中文大學英文系,第一本書《大學女生日記》由余光中作序,八O年代中期出版,寫沙田校園裏愛情故事,是香港知名的小說家。而王良和在八O年代中期畢業於中大中文系,現在是知名的小說家、詩人與評論家,詩風從余派走出,卓然成家。

余光中與香港作家

余光中在教學之餘,經常投身香港的文學活動。和台灣以副刊為主的文學傳播不同,七O年代的香港有70家報紙,190種雜誌期刊,香港辦報和辦商業一樣,以營利為目的,因此報紙大部分刊登娛樂性報道,投合讀者口味,副刊多為專欄方塊,也鮮少舉辦文學活動。余光中所參與的社會實踐,多為青年學子興辦的文藝活動。根據余光中的描述:「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兩校的學生會,聯合舉辦了好幾屆的『青年文學獎』,對香港大專和中學的文學創作風氣鼓勵很大,兩校的『文社』也經常舉辦演講會和文藝營之類的活動,以補正規文藝教育之不足,一九七六年夏天,『全港學界徵文比賽』和『突破雜誌社徵文比賽』,規模也頗大,另外一個大規模的文藝活動,是每年十一月舉辦的『香港校際朗誦節』,參加的中小學生在千人以上……這種種活動我不免都要參加,不是擔任主講,就是擔任評判。」要斷言,余光中藉由擔任評審而直接影響香港的文風,未免過於輕率,無論如何,評審的影響力往往透過評審會記錄傳播給作家,評審意見成為一種獎勵的承諾,會刺激參賽者盡量去符合評審的偏好,構成參賽者的預期反應,余派因此隱然成形,與文學獎、演講與座談散發的影響力,恐怕有一定的關係。

「沙田文學」緣起

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學期間,與宋淇、黃國彬、梁錫華、黃維樑、蔡思果等人相友好,余光中戲稱為「沙田幫」。實際上應當是一個沒有共同文學主張的文學社羣,隨着七O年代中期的因緣際會,這批作家匯集在香港中文大學,可說是香港高等學府文學園地空前的一段花團錦簇。這羣人最重要的人物是余光中,但他從未以領袖自居,也未想過成立文社、詩社。正式將「沙田幫」或「沙田文學」推向文學評論界,梁錫華與黃維樑的努力,功不可沒。梁錫華的〈沙田出文學──香港文學史一則〉一文,界定「沙田文學」的範疇與意涵。黃維樑的〈余羣、余派、沙田幫〉一文,則從出版品、教科書選集以及學術研討會等方面,討論余光中影響下的沙田文學風潮。顯見,沙田文學指涉的範圍從余光中在沙田時期的文人雅聚,擴及「凡是在沙田任教或從那裏畢業的學生,並有可觀的作品發表者,均可視為沙田作家」。黃維樑曾說:「沙田已不僅是沿河海開墾出來的一塊土地──香港的一個衛星城市;它是崇山峻嶺懷抱之中,迴響着韓潮蘇海的一塊文學良田。」

在爭議聲中保持冷靜

1974年余光中赴港後,即遭《盤古》雜誌發起的〈余光中是愛國詩人嗎?〉的批判,以及來自各方的攻擊,余光中說過:「來後不久,我的右言不悅左耳,一陣排炮自左轟來,作者站在暗處,多用筆名,顯得人多勢眾的樣子,老實說,那樣的炮聲並不震耳,我笑一笑,且當歡迎的禮炮聽吧。」可見在左翼的攻擊下,余光中的處境很艱難。台灣不少人疑惑,何以在鄉土文學論戰時,余先生會寫出〈狼來了〉,有次楊牧提及,余先生應當沒有惡意,只是一種擔憂吧!回到文學史的現場,應當可以證實,余先生的心境確實是擔憂台灣左翼的興起。

余光中先生說過:「潮流起落,理論消長,派別分合,時而現代姿態,時而古典花招,時而普羅口號,都只是西征途中東歸道上的虛影幻象,徒令弱者迷路,卻阻不了勇者的馬蹄。」余先生是文學研究的勇者,詩人在文學上真正的影響力,遠遠還未能真正呈現,還要時間才能印證。

近年來,隨着香港文學的蓬勃發展與在地化,1980年以降「余派」與反對者的爭論,早已停息,「影響的焦慮」或許在台港都化為一股伏流。這就是經典文學迷人之處,可以抗拒風潮、時代、區域甚至語言,余先生以一生的努力豐富了台港文學,相信兩地的讀者心中都永遠會銘刻余光中的名字。

2017.12.14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台港文學傳播的大文豪:懷念余光中先生。手稿圖片及info照片由中華文化總會提供)

info

余光中,福建永春人,一九二八年生於南京,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碩士,歷任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校教授,以及國立中山大學講座教授。曾數度講學美洲。一九八五年起定居高雄西子灣。半世紀文學生涯悠遠、遼闊、深入,著作凡五十餘種,其中將近一半為詩集,風格多樣,主題繁複。文學活動廣大而恆久,詩藝爐火純青,為當代文學名家。余光中才學出眾,文采斐然,始終是文壇焦點,藉由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學涵養,與英美文學的專業訓練,開創出中國現代詩、文、評論及翻譯之新風貌,筆耕不輟,著作等身。著有詩集《舟子的悲歌》、《藍色的羽毛》、《鐘乳石》、《萬聖節》、《敲打樂》、《在冷戰的年代》、《白玉苦瓜》、《天狼星》等多種。二O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於高雄病逝,享壽八十九。

作者簡介:國立東華大學教授‧系主任(台灣花蓮)

(《明報》二O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到高雄探望余光中先生
黃維樑


六月十七日作者(右二)攜家人到高雄余府探訪余光中伉儷(左一和二)。(圖片由作者提供

印有余光中先生詩的布袋。(圖片由作者提供)

澄清湖《太陽點名》詩碑正面。(圖片由作者提供)

五十二年前開始閱讀余光中先生的作品;初見余先生,是四十八年前的事。在香港和台灣高雄的大學先後與余教授同事,一共接近九年;當然,我是晚輩同事。

去年七月,得知余先生跌倒受傷,住院多天。我與余先生和余太太一向有通電話,知道大概。是年秋冬之間,讀到余先生親撰的文章《陰陽一線隔》,頗吃一驚,因為所述情形比電話中說的嚴重。他寫道:七月十四日太太急病住院,「次日我在孤絕的心情下出門去買水果,在寓所『左岸』的坡道上跌了一跤,血流在地,醒來時已身在(醫院的)牀上,說話含糊不清。再次日才能回答我是某人」。已有三年沒有見面,詩翁如此「蒙難」,我應該前往高雄探望兩位老人家。

詩翁現在更需要保護

我是長期老讀者,內子和犬子讀齡較淺,也都是詩翁的知音或粉絲。內子背誦過長長的《尋李白》一詩,酷愛其名句:「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餘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幾乎可以和長沙的知音李元洛作背誦比賽;她還在學報發表過文章,講詩翁的一九九O「梵谷年」;二O一O年八月深圳音樂廳的大型詩樂晚會「夢典」,余先生是主角,內子則為晚會的策劃和導演。犬子和余爺爺「交流」過多次,深圳、香港、澳門都有他們留下的大小兩雙腳印;他對《鄉愁四韻》和《唐詩神遊》等詩,理解雖然不透澈,背誦卻非常流暢。去高雄探望二老,當然要「三人行」。

因為護照、簽證、學校假期等問題要解決,終於在六月十七日,三人從香港飛到了高雄。下午即到余府,見到的詩翁,手持拐杖,行動緩慢,身體弱了。

二O一一年余先生八十二歲,在意大利佛羅倫斯攀登百花聖母大教堂和覺陀鐘樓,直至絕頂,和達芬奇一樣看盡文藝復興的佛城全景。兩年後在內地西安,仰視着小雁塔,躍躍欲登,導遊說:「很抱歉,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不准攀爬。」老者如童稚般不聽話,放步登高,塔外的風景不斷匍匐下去,終抵塔頂。杜甫當年登大雁塔時四十歲,詩聖九泉之下有知,對豪氣干雲的「小余」,一定大加稱讚。不過是登塔五年之後,今年六月所見,詩翁行走要靠手杖,有時還要人攙扶。

余先生近年重聽,兩周前做了白內障手術,視力未恢復;加上另眼有疾,寫詩並不朦朧的長者,眼睛卻有點朦朧。這次在余家客廳,他說話不多,音量不大;對不少話題,余太太倒是滔滔而談,或補充先生內容,或娓娓憶述細節,語言清暢。她去年病後,康復良好,現在精神爽健,雖然也屆耄耋之齡,看來卻年輕。

和二老「閒話家常」時,余先生在我耳邊說:「維樑啊,我現在去不了學校,又開不了車,難道我的校園生活就此結束?」大學向來是余光中傳詩道、授文業的大講壇,高速馳車是他「咦呵西部」(在美國)、馳騁寶島的大樂事,他還想望過在神州的絲綢之路「飆車」,追蹤古英雄的足跡,如今只能輕輕地嘆息。他喜歡旅行,行畢多有寫遊記;其中外遊記山水與人文共融,情趣與辭采兼勝,陳幸蕙稱他「極可能是現代文學中『遊記之王』」。詩翁如今的旅遊,多半只能神遊了。

妻子范我存女士愛丈夫護丈夫,才不讓他做這事做那事。張曉風有文章寫余太太,名為《護井的人》;詩文傑作如泉噴湧的老作家,余先生現在更需要保護。

「左岸」雅舍談詩誦詩

詩翁行動緩慢,「護井的人」不讓他到西子灣中山大學山頂的文學院辦公室。室中一壁海景窗戶之外,其餘三壁和一地板堆高的書刊,以及不斷湧進的新印刷品,文字的墨浪甚於西子灣的海浪,任何人都難以招架,遑論書海暢泳。然而,久違了妻子之外的另一個終身伴侶,思念之情何時或已?

二OO四年夏天,我和陳婕參觀中山大學光華講座教授余先生的闊大辦公室,十分驚訝,對她說:「從前在香港中文大學,余教授的學校辦公室和宿舍書房,各類書報刊各就其位,井然有序,書齋不鬧書災。」余先生為人寫序,結集成書,書名正是《井然有序》。時隔十三年,我想現在辦公室的災情一定更為嚴峻。其實不去辦公室,家裏的書報刊還是整理不完的。

自從遷出中大校園的宿舍之後,余家一直安居於高雄市中心之北,在一心路二聖路三多路四維路五福路六合路七賢路八德路九如路十全路再北上,在光興路的左岸大廈。大廈在愛河之西,以左右分西東,即是左岸。中國長江以東的南京蘇杭一帶,謂之江東,或稱江左,人文薈萃;巴黎有塞納河,其左岸是文化蓬勃之區。文壇重鎮安家於「左岸」,不亦宜乎!

余家在左岸高樓安居多年,寬敞而不豪華的大宅,因為「卷帙繁浩」過甚,乃另購新居,在原宅的下一層。新居擺設簡雅,明亮素淨,成為會客之廳。我從前在台灣教書的那些年,數度探訪,且曾留宿。如今所見的「雅舍」,擺設與書刊比前增多了。馬英九先生曾二度來此探望余先生伉儷。他敬佩詩翁,曾購買余著《分水嶺上》數百本,囑咐各級官員閱讀,藉此提高中文寫作的能力。

在「左岸」的雅舍,我自然想到《雅舍小品》的作者——他私淑的恩師梁實秋先生。梁先生在一九八O年代不管師生關係是否構成「利益衝突」,大加稱讚:「余光中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成就之高,一時無兩。」在雅舍,我們談詩,也誦詩。

犬子若衡受命背誦《讓春天從高雄出發》,念到中間的「讓春天從高雄登陸」,正繼續朗讀「讓木棉花的火把」,戴上助聽器傾聽着的詩翁,敏銳發覺,溫和地指出:「接下去應是『這轟動南部的消息』。」

晤談時,余家的「老三」佩珊博士一心二用,邊聽邊對着電腦做她的創意產業文案。近年這位東海大學的教授,常駐中國東海的左岸上海,發揮其專業所長。去年二老住院醫療,幾位千金先後從外地回來探視照顧,余先生對此「情動於中」而欲形於詩,告訴我說:「正在構思一首詩,寫幾個女兒回來探病、探親;將來有一天回來卻是要……」跟着補充說:「不過,我會寫得『subtle』(含蓄)一點。」余太太不想接續這話題,指着茶几上的荔枝,叫大家繼續品嘗。

我這個資深讀者怕甜,壓下食欲,卻記起詩句:「七八粒凍紅托在白瓷盤裏/東坡的三百顆無此冰涼/梵谷和塞尚無此眼福/齊璜的畫意怎忍下手?」余光中有詩寫荔枝:在冰箱冷凍後才饕而餮之。

在雅舍談詩,我還帶有使命:索取最新出版的集子,扉頁有親筆題贈,由我帶回去送給李元洛兄。詩翁體雖弱而心健,近月仍用功不輟,大幅度增譯增注舊版的《英美現代詩選》;一問,才知道此書新版尚未面世——卻也快了。

中山大學余光中詩篇

六月十九日我們來到中山大學校園。圖書館裏有「余光中特藏室」,該室六年前揭幕時我出席了儀式(典禮中我的發言後來寫成《筆燦五采,室藏五財》一文,收在拙著《壯麗:余光中論》裏),參觀過藏品。這日瀏覽珍貴手稿等物,內子眼尖,一張香港中文大學給余先生的聘書,被她發現:一九七四年起詩人任中文系教授,月薪高達港幣七千一百八十元(此外還有住房津貼等)。年前犬子在澳門大學聽余爺爺演講「旅遊與文化」,屏幕上亮相了有詩人Robert Burns的英鎊鈔票,和有畫家Delacroix的法郎鈔票;凝視信件,他「見錢開眼」的眼開得更大,對香港的大學教授薪酬,極感興趣,表示希望長大後要當教授。

在知音和粉絲必遊的特藏室,王玲瑗女士向我們介紹附屬「余光中數位文學館」的新內容,並解說正在拍攝的「余光中香港時期」紀錄片,還要求我在香港配合拍攝等事。

趁着在校園,內子進入書店,購買了印有余先生詩篇的多種禮品,包括雨傘、布袋、茶杯、杯墊和鉛筆。余教授曾勸說年輕人「少買名牌,多讀名著」,而今名著通過名牌詩人而可讀,內子大感滿足。

詩翁的詩篇廣傳校園。炎陽下我們揮汗遊觀,看到行政大樓門前的四根圓柱上,貼着余先生親筆書寫的詩四首:《西灣早潮》、《西灣黃昏》、《西子灣在等你》;當然,還有非常著名的《讓春天從高雄出發》——有一年我乘搭計程車,赴高雄文學館講《余光中與高雄》,談話中得悉司機也知道此詩。張曉風形容余光中的硬筆書法,謂其「勁挺」、「方正」,「像他的臉,也像他的為人」。詩翁的字,自成一家;在詩文之外,我們多了一種「余風」。

校園裏的國際會議廳命名為「光中廳」。另一建築校友會館,名為西子樓,裏面有余教授的詩《西子樓》,燒製成陶板的;是日熱昏了頭,竟然沒有到館參觀。

十七日下午抵達左岸大廈的管理處,在登記訪客資料時,我順便說要拜訪的是中山大學的「鎮校之寶」,管理員更正我說:「余教授是高雄之寶,是國寶啊!」我想,對於馬英九先生兩次來訪,管理員一定印象極為深刻,引以為榮。

詩碑詩園、機場題詩

鎮校之寶的詩韻,飄逸出中山大學校園。二O一二年元旦澄清湖水邊豎立了詩碑《太陽點名》,年前王慶華兄帶我來此參觀過。這次與妻兒來高雄,出發前犬子受命背誦它的片段:「春天請太陽親自/按照唯美的光譜/主持點名的儀式/看二月剛生了/哪些逗人的孩子/『南洋櫻花來了嗎?』……」。六月二十日上午由徐錦成教授駕車導遊,到澄清湖看詩。

水清湖大,曲橋幽徑,幾經尋覓,才在「蜜蜂世界」附近找到棕褐色的長方形詩碑。犬子最高興,雙手張開如鵬鳥展翅,歡迎大家來讀來賞這高雄的太陽和花樹之頌。詩碑立在鮮美的芳草地上,幾株小樹茂葉青蔥;詩碑兩側的白鶴芋,豐潤的花瓣和葉子白綠相映。詩碑面對湖水粼粼,彷彿太陽面對百花美草。不過,陽光和水分也有負面的作用;五年經歷,有點滄桑的詩碑,似要面貌更新了。

澄清湖之外,高雄幾個地方也有余先生的詩。中山大學的附屬中學,校園裏有「余光中詩園」,共有詩翁自己選定的二十首。詩園在二OO八年十月建成開放,翌年我來此參觀,還寫了一篇導賞的文章。後來佛光大學研究生陳小燕就此詩園種種,撰成碩士論文。

高雄市內的歷史博物館,有一面牆的瓷磚燒製了楚戈書法的名詩《讓春天從高雄出發》。我多年前觀覽過,書法豪邁,但詩牆被樓梯阻擋,位置不佳。這次時間不充裕,澄清湖之後,錦成就驅車直奔機場,我們卻又再見余先生的作品:二十三號候機廳的貼壁長框,銀光閃閃,是詩翁撰作手書應景的《台灣之門》。此詩得來不易,在機場幾經詢問才知道所在地。長框裏兼展示余先生自譯的英文本。原詩首句是「高而且雄」,末有「充盈與豪興」、客機正在「攀升」的象徵性詩意。「高而且雄」,這首詩應該放大,擺放在機場的大廳大堂才對。

十七日至二十日四天三夜的高雄行,和余先生和太太一共聚首三次;詩是余家事,「閒話家常」之外,共進晚餐兩頓。十八日晚,余家第二位千金幼珊教授也在;陳芳明教授是日從台北來高雄演講,晚上來看詩翁伉儷,一起進餐。從高雄到台北到香港,文藝話語豐富,談興頗濃,幾有高雄西子灣校園和香港沙田校園昔日高士雅集的風采。

作者簡介:(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作者為香港學者、作家。)

(《明報》二O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2017年12月4日 星期一

蔡炎培:金爺與李國威

牛津大學出版社新書《舊日風雲》,小董的序言有六、七個「伸縮波幅」,個人只記得「美人」。冷戰結束前,「綠背文化」下的《中國學生周報》,倒也出了一些人,戴天「這條友仔」的小讀者吳靄儀;公民黨新晉之秀「毛姨」毛孟靜,以詩人李國威門下為榮;比較低調如電影界的「卡叔」(羅卡),降八度的當推陸離,你愛奧華作家工作室,想我去我就去麼?伴夫如伴貓好過!「輪椅上的作家」岑逸飛;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子不語」的王維波,只差關永圻,目下中央政策組,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水蛇膥名單內,當然少不了醫學界黃震遐大國手……

先後來到明報電訊組也有兩位詩人「金爺」與病態天才李國威。初,電訊組主任是司馬長風先生。先生出,汪濟先生主其位(聽說是費彝民先生的左右手),率領胡鑾周(《香港夜報》胡棣周社長親弟,馬場記者室常客);67後,胡仔走了,「小鬍子」李文楷來(在眾多求職者中,胡仔躊躇再三,字房領班在旁進言,這個字體幾四正,就這個罷。)汪先生退,「小鬍子」擔大旗。林山木辦信報,先我一點點離開,幫山木兄手;然後輪到姓梁的掌舵。說來奇妙,移民潮中,梁先生遠適楓葉國,把我送給他老哥的《小詩三卷》舊書賣,輾轉落入千禧年第一個新移民黑帶詩人廖偉棠手,重新簽名,誠天作之合。

「小鬍子」天下,率先引入「金爺」金炳興。詩人很夠意思,在一九五八年,孤身流落山城台中,他和「四十不畫」(蔡浩泉)先後寄我信。炳興的聖誕卡,還附有手製的紙火車,慰我寂寥;其實,單單寫些「分行的傢伙」也夠「侘寂」的。炳興醉心電影,明報鎖不住,未幾出來,拍了《我為卿狂》;石琪力薦下,依然叫好不叫座,好在「小孟嘗」戴天,一手拉他去了《今日世界》。八九移民後,回港兩三次,最近一次,「老而不」痛風,行不得也哥哥,跟通不過試用期的小說家盧因,情況一樣,主耶穌十架上的鞭傷救我,肥仔牧師介紹新藥,鬼咁靈擎,又可出來勾三搭四!

炳興出,國威入。國威不改常態,遲到好過冇到,脫稿從不面青,詩人派頭十足。讓汪濟老先生略有微詞。不久,來了巫氏孖兄弟。

詩人轉了運,做了博益出版社總編輯。《呼吸詩刊》第一個要尋找的詩人。我說國威是個病態的天才,鴻星酒家飯局,在座詩人的老朋黃子程教授,「春風吻臉」陳任,沒有異議,頷首認同。詩人神經質得可以,聶華苓過港,戴天一心玉成詩人夙願去愛奧華,要我作陪,靜候聶大姐。空檔兒,詩人不知怎的大大奚落徐訏先生。我拍案而起,「李國威,你閉嘴!」詩人面色鐵青:「蔡炎培,你不懂!」

那一次我去青山探母,巧遇大巫。大巫說,李國威就在後山。詩人寫罷「我們偷偷戀愛,不要讓他們知道」,與小學老師何露露結褵,相依「本無居」。

「最後一次」遇見,在瑪麗。我換眼;他換血。詩人捧着一小銻盒子鹵水鴨腎,遞過來,「很好吃的,你要試試?」耍手。我對有嚼口的東西怕怕,只歡喜吃豆腐。

蘋果日報二O一三年九月十一日)

金炳興回應:

藍田大詩人近日懷舊甚勤,寫別人,我不便置啄,燒到我一「踏」,不得不更正。我入美新,與戴天無關,而是新聞部梁濃剛通知我,雜誌部繆雨(騫人父)離職後要請人代替,叫我試試,考我的是賴獻庭(後入《讀者文摘》)。我是離美新處入TVB,而不是無線撈唔掂才遁入美新,前後調轉。我剛從意大利回來,老戴介紹我認識胡金銓導演,關於這段因緣,已在博文和FB提及。

我的唯一部邵氏佳片叫《我為你狂》,而不是《我為卿狂》,也許大詩人卿卿我我太多,而忘記了人稱代詞中有第二人稱存在,逢你必卿。

我輩都老了,記憶力是耆老的宿敵,單憑記憶懐舊靠不住,儘管人文終將淪陷,半磚片瓦仍有殺傷力。

(二O一七年十二月三日)


馬吉按:另有相關回應見馬吉臉書。我覺得,最重要是這一條:
劉天賜:金爺所言,句句真確。

另承別的知情臉友告知,蔡文說巫氏兄弟,疑是毛氏兄弟之誤。又文中有關李國威部分實情,與該臉友所知有所不同,惜李國威已逝,已無從分辯了。

2017年11月21日 星期二

崑南:一輩子尋找自己的missing piece

崑南:一輩子尋找自己的missing piece
文:柯美君 攝影:戴毅龍 圖:tong 編輯:袁兆昌 

編按﹕香港作家崑南,昨午獲頒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獎項,既是新鮮熱辣的得獎者,也是今屆資歷最高、年紀最大的得獎作家:今年八十二歲,仍在報章雜誌撰寫專欄,又在網絡主持文學論壇網站。本版訪問崑南,從獲獎作品《旺角記憶條》談到小說與文學中「有血有肉的人,哀樂共存的人,醉生夢死的人」……


崑南今年八十二歲,創作力仍然旺盛。也斯曾稱讚崑南的小說融匯詩化的抒情文字、意識流、內心獨白、新聞拼貼等種種現代小說技巧,寫香港的現實處境,流露現代主義的批判精神來對抗香港的世俗社會。文化評論員朗天,同為崑南之子,指崑南是一位很難定位的作者,原因是他很前衛,同時帶有強烈的媒體性格,促使他熱中於推動文學及文化,變為大眾生活形態的一部分,朗天說「他的創作層次豐富,故提及他的作品時,往往找不到一個好的概念、框架或一套標準來評論他」。作家鄧小樺則形容崑南是「永遠的逆子」,因為他的心裏一直有一團火燃燒,有社會邊緣者的敏感與激越,持續地反抗。對此,崑南回應:「我不是扮演反叛的角色,而是天生如此。」

歷年來,論者對崑南及其作品的研究不斷增加,使作家在香港文學史上的地位受到重視和確立。崑南說:「我很複雜,了解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鄭蕾卻是他多數的文字知音人。翻閱鄭蕾選編的《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崑南卷》,裏面包含編者撰寫的導讀,題為「浴火而舞,向死而飛」,崑南覺得這八個字就像為他的創作生涯「點了睛」一樣。鄭蕾在開首引用了Georges Bataille《情色論》中的一句話作引子:「所謂情色,可說是對生命的肯定,至死方休。」對於情慾,崑南與世俗的看法截然不同,他說:「人們通常覺得談論『性』是一件低俗的事,他們認為人應該是萬物之靈,靈魂應被看高一線,這是偽君子的說法,我認為靈魂寄居在肉體之上,沒有肉體就無法表露靈魂,所以對待兩者應該要一視同仁,靈魂和肉體之間要互相交談。」巴代伊的話正中他的下懷:「在我的眼中,人一旦摒棄或蔑視情慾的話,就不再是人了。」在《地的門》,他寫「從人之子宮裏走出來。是生。回到地之子宮裏去。是死。生的門這麼窄小。地的門這麼闊大」,強調「生死之門都是性,做愛與生育都是同一個通道,就是女性之陰戶」。

性、女體、情慾、死亡

鄭蕾提出性、女體、情慾與死亡是閱讀崑南至關重要的主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學揭示了性慾與生命中大部分潛意識活動的關係,包括心理創傷、夢境和精神疾病,而巴代伊則着重於闡述性與暴力、死亡等禁忌的緊密連結,崑南對這些主題的執著,正是沿着這一脈絡出發展開。」鄭蕾以一九八四年的長篇小說《慾季》為例,故事講述藝術家李山周旋於幾個不同女人之間的情愛經歷,她指出小說中描寫性愛的文字,多以寫意山水寫之,人體幻化成山體,交合如水流,如當李山回憶起他曾經的理想對象冰時,他寫「他往往存在她的呼吸之間,她每一次的喘息,便是他每一次的牽動。他還以為自此以後,沒有她的話,房子的窗戶都關起來了。他還以生命。他還以生命以外的東西。是冰創造了他,而他又在畫布上創造了冰。盡情──揮劍,策馬,是在行水流雲之中。在火炭中,他倒下的不是冰凍的誰,而是燒喉的酒」。李山對鄰居周師奶充滿性幻想,主角在追尋理想之「女顏」的過程中,被自己的慾望灼燒至精神失常,多次虐殺周師奶丈夫養在天台的鴿子,最後甚至姦殺了周師奶。鄭蕾分析指「強烈性慾的缺失會造成潛意識與夢境的結合,幻想與現實的混淆,都是典型弗洛伊德式的心理結構,而暴力、死亡與性歡愉的結合,則呈現更深邃的生命圖景」。對男女情慾的描寫,崑南甚少提及器官,反而是以詩化的文字,到達一個明明與無明之間的境界,表達對生命的看法。崑南說:「在我的作品中,性慾問題常是一個難題,一個關卡,一個挫敗,而不是大家想像中的性慾帶來歡悅或極樂。性慾是黑色的力量,如果不能克服它,就永遠是一股更黑色的沉淪力量。」

離不開女人的男人

綜觀崑南的小說,「性和女體」的題材一再出現,崑南回顧時指「如果不是執著於理想的追求,就不會產生憤怒的意識和情緒?忽有所悟,大半生不斷追求的,原來不是什麼理想的文學境界,而是一個理想女性形象,像一個攜風的姑娘。也可以說,我對人生的全部憤怒,斷斷續續地反映在不同女性情慾之上」。在現實生活中,崑南也是一個離不開女人的男人,他經歷過兩段婚姻,育有兩女一子,年輕時,他相信愛情,但後來他疑惑:「若一對男女真心相愛,為何愛情不能永遠停留呢?」這個問題,他到現在也找不到答案。崑南沒有宗教信仰,但他卻認為追尋一個理想的女性,就像找回自己的肋骨一樣,一如聖經故事中上帝抽取了亞當的肋骨做成夏娃,「那根肋骨被拿掉以後,便成為一輩子的missing piece,可能是永生也找不到的,偏偏人們會窮一生去追求,我只希望像拼圖般,逐點找回來,然後拼合起來,總勝過完全沒有」。崑南追求肋骨,卻是不同的肋骨。寫作亦然。同一個主題,用不同的聲音、時間來表達。他又形容男女相處,好像跳舞時要找一個節奏、舞步合拍的舞伴,不夾,自然跳不成舞,就要離開舞池,「就是changing partner」,他說。

朗天在香港電台節目中提到,崑南喜歡談論女人,並要靠和不同女性的交往來刺激創作,他覺得這是一種現代主義的藝術行為:「現代主義描述堅實的東西會消逝,當一個人抓不住高速移動的東西,便需要激情,因為激情能令一剎那成為求恆,但激情亦容易消逝,所以要不斷製造激情。」崑南自稱是靠近現代主義的作家,因為後現代主義,往往傾向「物性」多於「人性」,而他筆下的故事都是離不開了人,他形容他們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哀樂共存的人,醉生夢死的人」。男女關係合不來,可以隨時換,但國家民族卻不可以,中國人的身分更改不了,既然這種大問題不是個人可以扭轉,崑南寧願沉醉在個人的男女關係天地裏。

曾經有一段時期,將近十年的光景,崑南對文學感到失望,因為發現它解決不到人生的問題,於是轉而鑽研占星學,近年,他的創作慾又突然高漲起來,「像一個活火山,它要爆發便得爆發,僅此而已」。崑南相信命運,相信宇宙間有一種力影響地球的一切,人是有靈性的動物,可以參透天地的奧秘。天、地、人三者,缺一不可。出版了《地的門》、《天堂舞哉足下》之後,崑南無時無刻都在反思自問:究竟「人」在哪裏呢?他透露在最近十年歲月中的「功課」,正是迷戀、奮鬥如何完成這三部曲。有研究崑南及其作品的論者,對崑南作了一個總結,他說:「在崑南的身上,我們看到一個在香港經濟社會中意志不夠堅定的作家努力成為藝術家而不太成功的奮鬥歷程。」崑南反問:「活到這個年紀還在寫,怎會不堅定?但想深一層,堅不堅定,又有什麼所謂呢?」對他而言,生存的意義,就是為自己而寫作。

愛無能的年代


近日,第十四屆香港中文雙年獎揭曉,崑南在二O一五年結集成書的《旺角記憶條》獲小說推薦獎,問他的得獎感言,他說:「真的不知怎樣說。第一次,《地的門》因為再版,不合資格,無法入選 。至於《天堂舞哉足下》,連入圍的機會也沒有。這次,《旺角記憶條》只是推薦獎,這似乎說明我的小說真的屬於小眾。」本屆小說組的冠軍從缺,崑南沒有失望,只感奇怪。然而,他卻是一個樂於成為小眾的人,他笑言:「我是自己的粉絲。」鄭蕾說過:「崑南是香港作家的一個代表,同時,卻也是一個異數……」崑南則認為自己是個「異類」,他愛獨行,選自己喜歡的道路行走。在得獎作《旺角記憶條》的序言中,他寫到:「書中所有的文字,都是記錄連串的夢,連綿的、重複的、瑣碎的,甚至是荒誕不經的(911、蠍子、女人、月亮、上帝等等,像季節,循環再循環)。可以說,離不開噩夢,但,同時,在創作的過程,這些全是自我意識中,不停流動的迷執,波浪式意象,起起伏伏,如此貌似,如此喋喋。又如此無中生有。」崑南提醒讀者:「打開第一頁,很快便會遇上一個曾被詛咒的靈魂,在特殊的精神狀態之下,向世人展露有關生命的、死亡的、愛戀的、情慾的多面體。」《旺角記憶條》編排成三部曲,分別命名為「生愛或死亡」、「死亡」或「生愛」、「愛或死或以下」,整體而言,崑南作品的基調是灰色的。

根據鄭蕾的導讀,她指出開首第一篇〈恐龍紀重臨〉宣布新世紀的病徵是愛無能:「恐龍愛無能,再不能與伴侶做愛了。有一次,我進入了恐龍展覽館,我站在恐龍化石標本面前,忍不住流淚,哭出來了。最後,他說,恐龍比人類更有種,更進化,他們沒有愛的感覺時,是不會與異性做愛的。」崑南感嘆:「在人類社會,性無能已很嚴重,但這只不過是肉體方面,去到愛無能,即是說連心理上、情感上,都無法去愛。過去,愛是一種力量,可以克服許多障礙。現代科技雖然發達,但人文制度卻一直倒退、觀念顛倒,令世人走投無路。」 開篇宣告人類社會「愛無能」的末日景致,第二篇〈情色度亡經〉卻又在末日的灰燼中以頹靡的姿態召喚愛:「世界末日了,但愛有時辰,一刻在腎,另一刻在臀,我的陰莖在亢奮中。」到了〈死寂的南根〉,則以毁滅的方式達成永恆。崑南喜歡神話,在希臘神話中,嚮往自由的伊卡洛斯(Icarus)帶着用蠟黏合的翅膀振翅高飛,結果太陽的熱力融化了蠟,羽翼散落,最墮落海喪命。崑南說:「明知道飛向太陽一定會死,但他飛向太陽的信心比翅膀融化的處境更強大,這個神話的意義是告訴我們,這種毁滅性是人生的高潮,正如櫻花,總在最燦爛的時候死亡,我認為是最過癮的。」

與書名同名的篇章〈旺角記憶條〉,記錄了作家對旺角的感情,崑南的工作寫字樓曾在旺角區,達四五年之久,他亦曾寫了六首「旺角怨曲」的詩,輯於《詩大調》詩集中,在〈繁華好快——旺角怨曲之六〉,他以敏銳的筆觸,描繪旺角的事物:「一條彌敦道剖開了一張臉/斑馬線前大小風景來回閃現/我說我愛你,你聽不見/一架大巴士駛過,你的情緒激盪/我再一次聽到,小芳小芳/小芳因賣翻版光碟被拉了」有人說,崑南的小說很有電影味道,這點他自己也同意。連詩,都看到鏡頭剪接的畫面。

「未完,仍在續。」

《旺角記憶條》的原名是《情色工程大系》,只不過出版社選了其中一篇作為書名,崑南表示自己的創作元素並非建於情色之上,崑南說:「作者的千言萬語,其實,簡簡單單,只剩下兩個字:記憶。」崑南透露,有兩部小說將在明年初「復出」。文學道路雖長,作家的創作,依舊繼往開來。

《明報》二O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崑南舞哉筆下
文:許迪鏘


曾經讀過一則關於日本十大長壽職業的報道,十大我只記得兩大,一是音樂家,一是編輯。編輯為什麼會長壽?我想大概是因為要用腦,而且得關心社會,緊貼世情,跟時代進步,這起碼不會有老人痴呆。我相信作家也應該包括在內,作家的日常作業,其實跟編輯差不多(都說作家的第一個編輯就是他自己),現當代中國作家,只要能熬過那十年,不少都能享長壽;在香港,劉以鬯先生應近百歲,文壇二爺—蔡爺和崑爺,都年過八十,難得的是頭腦靈活,創作不輟,而且常跟年輕人往來,一點不顯老態。

崑爺崑南其實是編輯前輩(劉先生、蔡爺當然也是),由上世紀五O年代起便編文藝刊物,我的朋友蜜斯駱對他一直心存感激,因為她還在「學生妹」時期,便已經給崑南發掘,在他創辦的《香港青年周報》和《新周刊》寫專欄。兩份刊物的銷路在當年曾一時無兩,「市場」十分成功。在創作上,崑南飽覽中西古今文學經典,出之以現代筆法,一開始便顯得「不同凡響」。我們一班朋友七O年代中上也斯的校外課程香港文學專題,他就常提到《地的門》的前衛,但那時誰都沒有讀過這部作品,在市面也早找不到,《地的門》彷彿成了一個傳奇。

八O年代崑南在創作上頗見沉寂,到九O年代再活躍於各種文學活動和聚會,仍是生龍活虎。二OOO至二OO一年間創作和出版長篇力作《天堂舞哉足下》,《地的門》也在二OO一年和二O一O年再版面世。西西給《天堂舞哉足下》寫了序,可能是西西給別人作品寫序的唯一一次。西西說:「《天堂》是《地的門》的姊妹篇,都有繼承,也有所開拓,文字簡潔,直率,直接對話採用方言口語,不避外語,不寫什麼『美文』,沒有哥德式或巴洛克式刻意的華麗和巍峨,樸實自然。節奏麼?明快,場面轉換是愛森斯坦式的蒙太奇。」

崑南興趣廣泛,精於星相學,能占星。他們這輩作家莫不如是,在文字上,也時或展露playfulness,既不失童真,舞跳得起勁,自然還有很長的路可以走下去。

《明報》二O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崑南


原名岑崑南,香港作家,另有筆名葉冬。一九三五年出生於香港,五O年代開始寫作,曾主編各大報章副刊及撰寫專欄,先後創辦《詩朵》、《新思潮》、《好望角》、《香港青年周報》、《新週刊》等刊物。現為香港唯一本土文學討論區網站主持之一。著作《打開文論的視窗》獲第八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文學評論組推薦獎,詩集《詩大調》獲第九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新詩組雙年獎,小說《旺角記憶條》獲第十四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推薦獎。曾擔任多屆中央圖書館主辦的詩/小說創作坊主持,創作獎/雙年獎評審,其他作品包括《地的門》、《慾季》、《戲鯨的風流》、《天堂舞哉足下》。英文短篇小說《Killing the Angel》於二O一五年七月出版。

《明報》二O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2017年11月20日 星期一

寧願選擇夢中不識路的靈魂:蔡炎培

寧願選擇夢中不識路的靈魂:蔡炎培
文:鄭政恆 人物攝影:戴毅龍 圖:tong 統籌:袁兆昌 編輯:袁兆昌


編按:著名香港詩人蔡炎培,筆耕逾半世紀,至今仍不時在各大報章雜誌撰文寫詩。詩人曾在《明報》工作多年,首本詩集《小詩三卷》正是當年採用《明報》紙餘裝訂出版,成一時佳話。曾以筆名撰「四毫子小說」,又曾寫馬經,詩中有引用馬匹名字,於是有「馬經詩人」之稱,一人多面,詩人無敵。本版訪問蔡炎培,細說從頭,並附一九七九年詩人羈魂訪問蔡炎培的精彩內容。


屈指一算,直至今時今日,五O、六O年代冒起的香港現代主義詩人,大多健在。例如馬朗和戴天遠在北美,崑南和蔡炎培一直在香港,崑蔡二人依然活躍,與年輕人打成一片,不分彼此,我輩總是無大無細,但以「崑爺」「蔡爺」稱呼,以表敬意。蔡炎培早在五O年代開始寫詩,六十多年不輟,據說靈感高漲時,幾乎一日一詩。如果要概括地談蔡炎培的詩,我會說,他最大的貢獻在於語言的實驗,古典的、白話的、粵語的、民間的、知識分子的語言,在他手中融會貫通,別創一格。蔡炎培以情詩表白心事,以時事詩諷刺世情,他的詩是個人的,也是社會性的,感情澎湃張揚,又總在個人風格之中,詩的內容及語言時雅時俗,甚至又雅又俗。蔡炎培一方面仰慕屈原、李商隱,也對何其芳和吳興華十分推崇,一些文人避忌的粗口和歇後語,他一樣手到拿來,據為己用,如是才可以走出自己的路。蔡炎培說:「讀書破萬卷,重點在一個『破』字,有破才能有立,自成一家。我的啟蒙之書是何其芳的《預言》,很喜歡《古城》一詩,裏面就有一句『長城像一大隊奔馬╱正當舉頸怒號時變成石頭了。』」蔡炎培早在一九五三年以筆名杜紅發表的《我為我們這一代歌唱》,以至整個五O年代的詩作,其實多少都帶有何其芳《預言》的影響烙印。

另一位詩人吳興華,蔡炎培號為「興華師」,早在《人人文學》雜誌已讀到他的作品,一九四九年後,吳興華選擇留在中國大陸,他的好朋友宋淇身在香港,宋淇將吳興華的作品,用梁文星筆名發稿到香港和台灣的文藝刊物如《人人文學》和《文學雜誌》,引起頗大的影響。蔡炎培深受震撼,在詩集《真假詩鈔》(2006)的後記,蔡炎培就敬錄吳興華的《彈琵琶的婦人》代為後記。《雅歌可能漏掉的一章》(2014)的代後記為原刊《明報月刊》的《夢中作——寄興華師》,寫到「他們來到之前╱我已做妥這件事╱烹一壺茶╱沏好院子裏的落花╱滿心等待╱一場雪╱白了人間╱╱還給我們結繩的青青髮╱在水成月╱在雲近山╱而在姑蘇陷落後╱有人以鞋為舟╱過一種普普通通的生活╱或許同樣的夜晚╱沏一壺茶╱烹好了雪╱不理落花的喧嘩。」詩中想像文化大革命的到來,詩人靜心過日子,但求過普通、適意的生活,恰恰呼應吳興華致宋淇的一封信,略改王安石的《鳳凰山》,以表心志:「願為武陵輕薄兒,生當開元天寶時,鬥雞走狗過一生,天地興亡兩不知。」

報紙紙餘出詩集

蔡炎培推崇吳興華,他說:「吳興華是現代漢詩的奠基者,尤其是在詩體方面的貢獻甚大,他的天分殊高,節奏獨特,歌謠體、史賓莎體、十四行體都運用自如。」蔡炎培對這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害遇難的天才詩人念念不忘,我也急不及待告知: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在年初推出了五卷本《吳興華全集》,比二OO五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兩卷本《吳興華詩文集》,增補了多篇詩文。

當然,蔡炎培的詩確是難懂,早在半個世紀前的一九六七年,他在《當代文藝》發表的《曉鏡——寄商隱》,就引發了「密碼詩」論戰。直至今天,難懂之議,也時有所聞。蔡炎培說:「無他,我的前半生,核心意象就是頭髮,女人是我創作的動力泉源。八O年代中開始,我已從『書被催成墨未濃』(李商隱無題詩句)的氛圍走出來,走向平白如話,但求多一個可能。文學就是貴乎可能。」

蔡炎培的第一本詩集是《小詩三卷》(1978),當時蔡炎培在《明報》工作,大老闆金庸先生物盡其用,將印刷《明報》的紙頭紙尾,轉交明窗出版社改為印書。話雖如此,《小詩三卷》有談錫永的序言、國畫三幅,以及好友蔡浩泉的木刻版畫,其實裝幀也算得體。當時蔡炎培負責副刊,本想出版欄目「一笑會」的文章,但想想還是出詩集。

到八O年代,台灣出版人沈登恩為蔡炎培出版第二本詩集《變種的紅豆》(1984),詩作分為八輯,更有金庸的封面題字。書出版後,台灣詩刊的約稿不少,可是蔡炎培忙於《明報》的工作,應接不暇,也無力理會了。

蔡炎培的《藍田日暖》(1992)是詩作精選集,研究者相當重視這本書,因為此書如蔡炎培所說是一部「編年史」,由五O年代到九O年代的作品按年排列,最後以早年的傑作《彌撒》壓陣,這首詩僅四句,關涉蔡炎培文學生命的第一個要人海倫(王敬羲的四妹),真光畢業後赴廣州考大學:「還下着離離的細雨/又是聖嘉勒近夜的晚鐘/為誰燃點了一根銀燭?/你輕輕地掩門,走了」。

至於蔡炎培自己十分看重的《中國時間》(1996),是出版於九七回歸前的第四本詩集,當時蔡炎培已離開工作多年的《明報》。蔡炎培說:「《中國時間》是我的代表作,用《清明上河圖》的方法寫出來。」《中國時間》的二十首詩作既可分開來讀,但可以視為一首整體的長篇詩作。

進入二十一世紀,蔡炎培不停出詩集,先有獲得第八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推薦獎《十項全能》(2004),新舊作品合成一冊,繼而是《真假詩鈔》。蔡炎培近十年來更一口氣出版了《水調歌頭》(2009)、《代寫情書》(2010)、《小說.隨筆.詩》(2011)、《離鳩譜》(2011)、《無語錄》(2012)、《從零到零》(2013)、《雅歌可能漏掉的一章》(2014)、《明報歲月》(2015)、《偶有佳作》(2017),成績相當可觀。

我們的話題圍繞着《中國時間》一書,欲罷不能,索性將二十首詩由頭到尾讀一次。


《中國時間》以《歲次乙亥》和《一九三五》兩首開卷,乙亥是一九三五年,也就是蔡炎培出生的年份,《歲次乙亥》由中華民族的圖騰、演化、歷史、神話說起,格局甚大,面對一個世世代代分開了的分裂的國度,詩人說「待我拾起千秋淚眼才說」,《一九三五》是關於當年的天災和異兆。《白楊》以「宋積詩╱民族血」之句帶出文學的意義。

《尋找馬克思──安源之路》和《尋找馬克思之二——酆都在望》都寫毛澤東,前者的地名是指毛澤東領導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更引述毛主席《沁園春.長沙》的名句:「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安源之路》是說毛澤東的崛起,《酆都在望》卻是說毛主席的末路,想像毛澤東往冥界鬼城。

之後《中國時間》的作品多說人或說事,建構情景和人物形象,《石舫》寫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風陵渡》寫彭德懷,《六君子》寫戊戌維新,又下接左聯五烈士,《風聲》寫孫中山先生,但也寫洪門的筷式杯碗陣,《會戰》寫外省老兵因為命運而與黃埔同期的兄弟在國共內戰戰場上相對,《將星沉》寫不敵解放軍而自殺的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黃百韜將軍,相當悲愴,《又見春回》寫共產黨勝利以及開國大典,蔡炎培說:「開國大典時天安門城樓掛上的大紅燈籠,在一九九五以高價拍賣,成交價達千多萬,又見春回正是指經濟大潮。」但唯獨詩人記取開國英雄。

《中國時間》中的名作《弔文》,今年由香港大學音樂系的陳慶恩教授譜成合唱作品。《弔文》明顯是寫辛亥革命,鍾國強在《哭過一夜的孩子不是江──讀蔡炎培〈弔文〉》(收於文集《記憶有樹》)裏以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與蔡炎培的《弔文》並讀,分析與見解都精彩。然而蔡炎培說《弔文》「表面上是首悼詩,骨子裏卻是情詩」。他說心愛的人見不得,就在詩中見,詩中的江是某女子的姓氏,髮的意象也在詩中出現。詩是情詩,以民族歷史的角度看也當然可以。

《歸來》寫韓戰結束,詩人以悲憫情懷書寫。《七星燈》是《中國時間》中的另一名作,詩作寫文革,但男女之情的筆觸也俯拾皆是,愛與死、女人與家國好像叠影了。《小詩半首:King is not a subject.——邱吉爾》中的主席當然是毛主席,詩中寫毛岸英在抗美援朝的戰事中陣亡後,毛主席的說話、思緒和乾了的淚水。《清明:一九七六》寫周恩來,蔡炎培對周總理讚美有加,他說:「詩中的九時五十七分就是中國時間,也是周恩來去世的時間。」

《秋思》寫同一年毛澤東之死,《石河子一夜》寫艾青,石河子位於新疆,是反右運動後艾青流放之地,因此詩中寫道「有流放即有文學史」,而詩末「雪落在中國的原野」似是引自艾青名詩《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蔡炎培卻說《雪落在中國的原野上》是馬朗發表在《文藝新潮》上一篇小說的題目。最後壓卷的《一江風》意在祝福中國的大地與人民,詩中提到景頗族,以及不同習俗和風光,是來自張錚與孫華聯合導演的紀錄片《雲南奇趣錄》。

蔡炎培六O年代的詩作

不妨借用嚴羽《滄浪詩話》的一段話:「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讀蔡炎培的詩,確不可窮其道理,正因無可掌握,但求見詩人的真性情,以及點通詩作的趣妙處。

《藍田日暖》、《水調歌頭》和《雅歌可能漏掉的一章》是蔡炎培的詩作精選集,不同時期的作品兼有。蔡炎培的詩,有許多奇句,而且多在結尾。


《老K》是現代主義城市詩,寫電車稽查員的所見所想。一九五八年,蔡炎培考入台灣台中的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教育學系,卻因戀愛問題失意回港,到一九六O年,蔡炎培考入九巴作「鋸王」(即守閘員),詩中當然少不了市井的語氣(「吃飯緊張過做官」),歇後語般的句子(「一個有巢氏的後裔」,指髮髻如鳥巢的女人),也有俗話且一語雙關的曲筆,除了百姓的平視眼光,蔡炎培也用充滿現代感的詩行,站在更高之處看城市的日和夜、世界的常與變——「把風交給海把領巾交給風╱而當海之淨火╱猝然展開一個燈紅酒綠的世界╱世界在一個沉舟的手勢之中╱那時你可看見我和我的車獃在那裏」。

蔡炎培聽從生命中第三個女子許氏的勸告,在一九六一年回中興大學讀書,這一年他寫了存在主義式的作品《賭之為博》,翌年刊於劉以鬯主編的《香港時報.淺水灣》,他也在回台復學前寫了《廊椅的少年》給少年好友王無邪。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蔡炎培在台灣,恰恰是六O年代《創世紀》與超現實主義的高峰時期,蔡炎培跟瘂弦熟稔,六O年代中,蔡炎培的詩作刊於《創世紀》、《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和《海光文藝》,在一九六三年,他也將詩作《樹》從台灣寄到香港的崑南手上,刊於現代文學美術協會的刊物《好望角》。

當時蔡炎培人在台中,他回憶道:「面對感情與現實的兩重壓力,站在瘋狂的邊緣,幸有吳興華譯介過的黎爾克(通譯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醫好了自己的心病,立刻在大雨中的中興大學操場狂奔,突破了心理關口,隨後寫了《致左手》和《冥蝶》兩首詩。」

小說.隨筆.詩


感情問題以外,還有現實的生活問題,《運通大押》刊於香港的《海光文藝》,卻是蔡炎培在一九六五年寫於台中。他回想當時家道中落,只能到當舖押詩,幸好之後不單找到家庭教師的工作,更因《自由青年》徵文比賽得小說組第三名,獎金甚豐,有旅費北上探望朋友然後回來香港。

《青簡》是蔡炎培六O年代時的力作,曾刊於《大學生活》。《青簡》是美麗的情詩,古典的意象加上五四以來新詩的語言風格,收結的「每扇門窗都隨着影子擴大了╱我把你的世界擎在掌心」更是上佳的句子,影子是虛的,可以象徵過去的幻影;門窗是實的,外在的世界與景物因心中的情感而變化,最終收歸於自己——不過,蔡炎培絕不濫調,如果是:「你的世界常在我心」,就寫壞了;他寫:「你的世界擎在掌心」,就具體而新鮮,且言有盡而意無窮。蔡炎培說:「《青簡》固然是情詩,但也是為召喚中華民族之魂而作,詩中也有憂時憂國的心迹。」

最後我們談到兩首六O年代末的詩作。《纜車徑》用了口語開頭,再有老香港的海陸交通工具描述,收結的「再上一級╱許是當年」是奇句,空間的距離一下子竟變成時間的距離。

《事件》曾刊於《盤古》,詩中明明是他輸了,但是「我被選為首席華人代表╱派去推開那道門╱發現一個很資本主義的口」,奇就奇在尾句,改變了詞性,整個行動形象化,但也很超現實。蔡炎培說:「《事件》的創作,是因為生命中第三個女子結婚,消息刊登在報紙上,想不到這首詩突顯了香港重商資本主義的本質。」

到一九六九年,蔡炎培與小說作家朱珺結婚,由胡菊人和戴天主婚,當晚到場者還有蔡浩泉,蔡炎培在當年寫了《受傷的婦人》和《初夜》,人生打開了另一頁。

從《小說.隨筆.詩》一冊可見,蔡炎培除了是出色詩人,也擅寫小說與隨筆。由《日落的玫瑰》(1966)與《風孃》(1966),到《蔡炎培情史》(1986)、《結髮集》(1987)和《上下卷》(2006),蔡炎培的小說在浪漫的情節中,見現代的心理描寫,總具有真情實感,一方面好像郁達夫和早年的歌德般自剖感情,另一方面又靈活地運用詩化語言展露內在的心理意識。而他的隨筆信筆而寫,簡明直接,文壇掌故都寫得幽默風趣,評論也觀點明晰。

蔡炎培的近年詩作中,我個人十分欣賞為詩集點題的《離鳩譜》,《離鳩譜》一組三首,首首動情且動人,起首的《死亡冊上》,先說母親年老失憶離去,最後卻道「戰爭的陰影並沒有過去」,人間苦難還是放不下。中間的《山中傳奇》,末段如下:「山中七日╱我已買棹歸來╱老母親死去了千年╱芙蓉如面╱柳如眉下一具白皚皚的骷髏」。老母親終歸一死,但歸來遊子心中,卻是芙蓉如面柳如眉,歷久還新。最後的《大河源》,以自然景物一路襯托,又化情入景,從生至滅,由六月頭一天寫到「早春來了╱白頭鷹展翅,高枝上有兩隻雛嬰」,由死至生,總結整首組詩,《離鳩譜》組詩堪為蔡炎培晚近的大氣之作。

蔡炎培談到以詩論詩之作《焦點問題》,再一次提出「一首能讀的詩每每是心靈的探險」,「言之未必有物;有物未必言之」,詩就是徘徊於晦澀與明朗、簡接與直接兩條路之間。《〈曉鏡——寄商隱〉小識》中他回望「密碼詩」論戰,也說道:「現代漢詩的『晦澀』與『明朗』,一直爭辯了幾十年。依我看來,這與詩的『間接』與『直接』最有關。而詩,『間接』的作品居多就是。」

所謂「密碼詩」論戰,是因為蔡炎培以筆名林筑,在一九六七年徐速主編的《當代文藝》發表了《曉鏡——寄商隱》一詩,未料兩年後宋逸民在《萬人雜誌》發表《「密碼派」詩文今昔觀》說密碼詩「打翻鉛字架」,徐速以《為「密碼」辨誣——並泛論現代詩的特性及前途》反擊,另附林筑的《曉鏡的創作動機》,於是萬人傑在《星島晚報》發文,也在《萬人雜誌》發表宋逸民、賣油郎、方光的文章還擊。

培正詩派和《明報》歲月

半世紀過去,如今看來,蔡炎培的詩晦澀,是因為他間接地寫,但總能夠令人驚奇、妙悟或有所感,他的詩讓我們看到語言實驗後所提純的個人風格,也看到詩如何迂迴地達到比直接更直接的效果。

最後,我們談到培正和《明報》。

蔡炎培和我是培正中學的師兄弟,他告訴我培正詩派的詩人名單:梁宗岱、夏侯無忌、蔡炎培、馬覺、淮遠、陳智德(陳滅)、鄭政恆。我想如果可以編輯出版一本詩集,收錄七人詩作,意義應該相當重大。

蔡炎培又說:「我從台灣回到香港,一時未有穩定的工作,由於老朋友蔡浩泉約稿,暫且以寫四毫子小說為生。」如今看來,《日落的玫瑰》與劉以鬯的《酒徒》、崑南的《地的門》、西西的《東城故事》,正是香港現代主義小說的四部重要作品。

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蔡炎培入《明報》擔任助理編輯,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但也十分忙碌,人工也相當微薄,兩個小孩出生又令他百上加斤,於是兼校初版的金庸作品集,又為簡氏兄弟的馬評錄音作抄寫。

走筆已近尾聲,如何為這篇文章作結呢?容許我抄錄蔡炎培老友戴天的專欄文章《璽璽和炎培》,也許這就是詩人最真確的寫照吧。「炎培在現實社會,歷盡滄桑!如果是一般人,很可能會世故起來,甚至使些小手法。炎培卻嘗試過而不成,使用過而不高明,證明他在生活的各種挑戰下,雖想適應而終因壓抑不住詩情,寧願選擇夢中不識路的靈魂。」

(部分書影圖片來自「香港文化資料庫」,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羚羊掛角,無迹可求)

《明報》二O一七年十月八日)

怎耐一個詩爺了得
文.許迪鏘

在香港的文學圈中,大家以「爺」相稱的,一時想到的只有兩位,一是「崑爺」崑南,另一位自然是「蔡爺」蔡炎培。

在姓名後帶一個爺字,當然要有一定年紀,更重要的是有一定地位。所以周星馳人稱星爺,對較他年長的拍檔吳孟達,稱達仔。但有年紀有地位未必一定稱爺,香港文壇一代宗師、比崑爺和蔡爺年長的劉以鬯先生,沒有人叫他鬯爺。中文用字就是有這點竅妙,能夠稱爺的,年齡地位之外,還要有一種特立獨/異行的個性,有我行我素的灑脫磊落,總之站出來就讓人覺得與流俗不同。此也所以爺之稱號,是人給的,不能自封,在粵語中,「你阿爺我」只出自魯莽自大(其實源於自卑)不識好夕的人之口,會給人(背後)嘲笑的。

蔡爺的詩,自是別具一格,廣東話、粗話入詩,他早開先河,連詩集名稱也因帶(疑似)「粗字」而(懷疑)被官方拒絕資助。他不介意別人叫他「馬經詩人」,他寫馬經,據說寫得像詩一樣。他寫詩,倒不像在寫馬經,但有人詬病他寫詩評像寫馬評,雖然,這種玩世不恭,其來有自。他為人愛玩,不知是否有旁人湊興,近年介紹他時,簡介中有「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一項,他也不置可否,其實從事文學創作的,任誰都可以是諾貝爾文學獎「等候被提名人」,被提名不是太值得大書一筆吧。

蔡爺以詩鳴,自然也以蔡詩人之名自豪。而詩酒不分家,蔡爺自然也愛喝酒。蔡爺喝酒有他獨特的風格,他逢飲必醉,千杯醉;大部分時間是一杯亦醉,醉了就唸詩,說前塵往事,繼之以哭。在詩人中,應以他感情最豐富,尤其一進入詩,即近乎忘我。我曾怕他借醉而有什麼驚人舉措,始終就只是一詩二鬧三哭而已,他其實是清醒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畫家黃仁逵談到蔡爺曾說:「一個踎在投注站的男人好難聯想到詩人。」蔡爺之為爺,倒正在於此。他和我另一位同樣姓蔡人稱蔡頭的已故畫家朋友都愛賭馬,我們也難以聯想到口袋插馬經多於畫筆的男人是個畫家吧。從蔡爺和蔡頭身上,也許可以看到香港文學和藝術的某種特質:作品展現強烈的個人性格(不止於風格,強烈的風格不一定蘊涵個人性格),不拘成規,在地,不避俚俗(蔡頭曾以金銀衣紙作畫紙)。不認命(做人與藝術與其他),所謂「香港精神」,於此可見一斑。

《明報》二O一七年十月八日)


《詩風》專訪

編按:一九七九年,在《中國時間》尚未出版的年代,蔡炎培接受《詩風》創辦人羈魂訪問,談創作,談詩觀。三十多年,純真不變。

羈:怎樣引發你對詩的興趣呢?

蔡:相信是由於我那不識字的祖母吧!大約在小學三年級時,日軍佔領香港,祖母隨口作了一首歌謠,訴說香港的淪陷;她一面唱,我一面抄錄,可惜現在記不起來了。有時,她更打一些謎語給我猜,是她在鄉間聽回來的,很通俗也很有趣。到了四年級時,又讀了一些古文、唐詩,開始對古典文學產生興趣——說起來,「古典」和「民間」兩方面對我影響較大!

羈:除了這兩方面,觸發你寫詩的,還有什麼?

蔡:生命。我有一個伯婆,無子,家人自小把我過繼給她;記得那年她在鄉間病逝,我趕回去奔喪,只見她緊握一手,似有所待,更有蒼蠅在她面上飛舞。登時,很感「悲涼」。

羈:你真正接觸「詩」、激發寫詩的念頭,又在哪時呢?

蔡:大約在一九五二年間,我在力匡和夏侯無忌主編的《人人文學》中,讀到「梁文星」(《詩風》編按:即「吳興華」)的詩,十分喜歡。從那時開始,三十年代的詩人,如何其芳等,已不能滿足我了。

羈:那麼,你什麼時候才正式寫詩,並發表詩作?

蔡:約在一九五四年左右。那時《星島日報》學生園地版文風很盛。王敬羲、崑南、王無邪、葉維廉、西西(藍子)、黃俊東、盧因、區惠本、扎克、逸雲等,都有投稿;我當然也不例外。不過,筆名卻有多個:詩用「杜紅」,散文用「夢美」,小說則用「P.S.」。

羈:你對自己的詩作,又有何看法?

蔡:我的詩是為一個靈魂而完成的。我詩中的「髮」,就是一個「圖騰」。《小詩三卷》出版後,我希望寫出《中國時間》;這需要忍耐;不知道我能否忍耐下去。

羈:從事了詩創作二十多年,你在風格、題材等方面,有沒有改變過呢?

蔡:求變當然有。但「基調」卻始終如一,就正如一條弦發出不同的音響。事實上,《中國時間》纏得我好苦,三年來,一直意識着非寫不可……

羈:剛才你提到「意識着非寫不可」,是否就如一些詩評人說的以「知性」寫詩,而從前則用「感性」?

蔡:我不同意把詩分為「知性」、「感性」!詩其實都是「浪漫」的,只有「顯性」、「隱性」之分。我倒同意談錫永的分類,詩只有兩種:「感人的」和「動人的」;他把戴天的詩歸入後者,把我的列人前者,也許這會較明確地把握我的詩風。

(節選自《詩風》專訪蔡炎培,一九七九年二月)

《明報》二O一七年十月八日)

蔡炎培



一九三五年生於廣州,二戰前移居香港。一九六五年畢業台灣中興大學農學院。一九六六年進《明報》編輯部,一九九四年離休。筆名杜紅、P.S.、葉影予、易象、陸醜、李孝桐等。歷任青年文學獎、中文文學創作獎、中文文學雙年獎、《詩網絡》詩作獎全國公開組詩組評審。詩集有《小詩三卷》、《變種的紅豆》、《藍田日暖》、《中國時間》、《十項全能》、《真假詩鈔》、《水調歌頭》、《代筆情書》、《離鳩譜》、《小說.隨筆.詩》、《無語錄》。小說文集《結髮集》、《上下卷》(與朱珺合著)、《日落的玫瑰》;一九九三年,英國劍僑傳記文學中心第十屆名人;二OO五年,北京民協授予中華優秀文藝家紅木獎;二OO七年,北京教協授予「人民作家」金質獎章;二OO八年,北京文學評審中心授予終身成就獎。

《明報》二O一七年十月八日)

2017年11月19日 星期日

香港也有巴士詩人

【柏德遜‧對倒】香港也有巴士詩人(上)「我的生活沒這般唯美」
撰文:陳芷慧


美國獨立電影界巨人沾渣木殊喜歡電影,也喜歡詩,尤其愛美國新澤西洲柏德遜鎮一位有名的醫生詩人William Carlos William,於是他拍了《柏德遜》的故事,既寫平淡的鎮,也寫一個會寫詩的巴士司機柏德遜,如何在刻板的生活中擠出詩意、在詩人身份上糾結徘徊。電影落幕,想起我們的香港也有一位巴士詩人。

柏德遜是一名巴士司機,每天開工前都會寫詩。(電影劇照)

香港巴士車速沒這般浪漫

1.

柏德遜他每天醒來慣性地看看手錶,6時10分,然後才轉身看看在夢境邊緣的妻子。晨光穿過窗簾擱在妻子黑黝而細滑的背上,很美,然後聽過妻子一輪奇怪的夢話,他才正式起床。柏德遜是一個巴士司機,每天走同一條路上班,同一條路下班,駕着巴士遊走相同的路線,他的人生從沒有 一條分支,或一條多餘的路。開車前,他例牌翻開他的神秘筆記簿,寫上幾句詩,直至他那厭世的同事來發囉唆,他才開動巴士。

香港詩人鄧阿藍說香港巴士司機分秒必爭。柏德遜清晨六時起床,他三時就要起床了。(陳芷慧攝)

2.

「如果喺香港,啲巴士行得咁慢,就死得。」鄧文耀說香港巴士車速沒這般浪漫。文耀90年代加入巴士公司當巴士站長,做了18年。香港巴士早起,五時半出車,文耀每早凌晨三、四時就起床。文耀口裏常說做任何事要具有「匠人精神」,巴士班次要排得細緻。疏導巴士站的人潮,大概就像宮女疏理慈禧太后錯綜複雜的髮絲,掉一根髮絲可以影響國運;少一班車次,巴士站會淪陷,「一個站隨時積聚幾百人。」

在瀑布旁吃飯寫詩的奢侈

柏德遜放飯時間,都到附近瀑布公園寫詩。香港詩人呢?(電影劇照)

3. 柏德遜居住於新澤西洲「柏德遜」鎮,人與鎮同樣的安靜、樸實無華。午飯時間,他踏着比缺燃油的巴士還要慢的步速,攜着一個灰綠色的鐵飯盒,來到柏德遜最有名瀑布公園,飯盒中有他太太的相片和太太親製的杯子蛋糕,他咬了一口,拿出他那神秘的簿子,繼續早上開車前未有完成的詩:

「我們家裏有很多火柴…
燃燒 或許為了你愛的女人燃起第一根煙
此後就不再一樣

我是煙 你是火柴
或者我是火柴 你是煙
……」

4.

「在繁忙時間中
乘客差點擠爆了車窗…
車長剛剛駛到站頭
急步的走去小解
又趕回來載客開車

車長流着汗水
巴士噴出嗆人的廢氣
灰煙黑煙糾纏着

長長的工時
沒有用膳時間
站長快快吞一口飯菜
忙碌地簽發
各線的路程車
再走到月台前維持秩序

工作枱上的飯盒
已擺得生涼了…」

《錢箱更加滿瀉 出車率不足的的巴士路線》節錄 鄧阿藍

阿藍曾寫一首關於巴士司機與站長工作苦況的詩。(陳芷慧攝)

巴士上寫作,還是忙過生活才能寫

昨夜香港電台電視節目訪問了一位詩人鄧阿藍,今天同事問文耀:「那人是你嗎?」若非有人認出來,文耀絕對死口不認。阿藍,就是文耀的筆名。同事半笑半諷:「你呢啲文化界嘅人,做乜嚟做站長啫!」文耀只能回:「這些節目只是文化上交流,我不是明星。」97年,他參加了藝術發展局藝術家資助計劃,給他10萬元作為一年的創作費,出版一本詩集《一首低沉的民歌》,詩集只是一本細小可以袋進褲袋的拍子簿,就是他平日上班帶着的簿子,有時候他只帶幾張廢紙,免得讓同事看見他又在搞文化界的東西。他說飲食是實際,要完成生活的事情才去寫。

要融入同事的圈子,對孤僻的阿藍而言,比跳火圈更難。他曾經長守一個巴士站,還是覺得人事太複雜,他頭腦簡單處理不來,於是向公司申請專責做替工。哪個站長休假,他就去替更。但遇上颱風、車禍等交通擠塞的突發情況,要調動班次,並非站長說一句要調就調,要靠站長與各路車長平日的關係何如。阿藍還是要硬着頭皮去融入同事間的火圈。大家不能談文學,他們就談車。其實這不是阿藍的個性,他只為了生活,「盡量做到揾食的模式」。

加入巴士公司以前,他還做過貨車、有錢人、廠巴及的士司機。午飯時間,他都是一個人獨自離去,同事去吃大排檔,他就選一間最平的茶檔,他說不是他選擇價錢,而是價錢選擇他。同事說三道四他顧不着。

電影中柏德遜與妻子日常生活畫面都很唯美。(電影劇照)

5. 神秘的筆記簿與公諸於世的詩

回家後的柏德遜,話依然不多。家裏經常躲進地牢裏的書房寫詩,每一晚都是妻子牽着他的手步上大廳,跟他情話綿綿。妻子着柏德遜看着她的眼,妻子對他說,他的詩屬於這個世界,不要把它們關進自己的簿子裏。面對把著名詩人William Carlos William記錯成的Carlos William Carlos的妻子,柏德遜打從心底裏笑了出來。「拜託你周末就把你的詩集影印一本也好。」妻子哀求,柏德遜很疑惑,卻只好唯唯諾諾說好。

6. 八年沒寫詩的空窗期

「詩,是個人的,不能留存,也是美好。」若非為了生活,阿藍從來沒想過要出版一本詩集,始終合約訂明一年內要完成創作,創作不能隨意,是一種負擔。除一本詩集以外,他在巴士公司工作18年年間,斷斷續續有8年沒有寫詩。他只是怕,怕他筆下寫的盡是基層和工人如何被剝削,老闆會怎樣想呢?想起家裏有一妻兩兒,還是不執筆為妙。他說,詩只是生活的一部份,最重要是家人生活的安穩。

鄧阿藍與柏德遜的妻子都喜愛藝術。(電影劇照)

過於夢幻的婚姻

雖然因為寫詩而認識太太,阿藍卻未曾寫過情詩,就連結婚時也沒買婚戒,沒擺過酒。因為他不相信物質,而婚姻亦不像婚戒的圓滿。婚姻是很現實的生活,他甚至說柏德遜和妻子的浪漫是沒有可能,導演的想像過於純情。

兩地基層詩人生活,截然不同。(電影劇照)

7. 回家的路

記者致電阿藍,通話一小時多,17次斷線,阿藍不斷致歉,解說為了省錢,用了一個較平的電話網絡。記者邀約他去看《柏德遜》,他說其實很喜歡電影,卻很久沒有看過。年輕時要選一條適合自己走的藝術路,電影太奢侈,於是選了文學。文學中又選了詩,最適合他這種工時長的工人去發展。至於電影,他沒有放棄,看影評如看了電影。《柏德遜》落幕,阿藍說柏德遜的生活就是他想過的日子。因為柏德遜的房子很美,回家的路有花,有草,有陽光,一座粉色系獨立式的房子,而阿藍回家的路,是暗沉沉狹窄長廊,還有悶悶熱熱的風,那就是他從前住的舊式公屋。

鄧阿藍與柏德遜都曾被問過一個問題:「你是詩人嗎?」(電影劇照)

8. 你是詩人嗎?

柏德遜最後有沒有出版詩集,可以在電影中找答案。只是電影終結,一位日本詩人問柏德遜:「你是詩人嗎?」柏德遜晃了一下。

9. 在香港電台第八屆香港書獎頒獎禮上,阿藍是其中一位頒獎嘉賓,他同樣被問過這道問題。他搖頭說不,說:「香港不能做詩人,我未有這種感覺。政府沒給藝術家一個生活保障,社會未有給詩人一種尊重和肯定。」

鄧阿藍說「有感受,生活才不會乏味。」,這同樣是柏德遜如何在刻板生活中自得其樂的原因。阿藍的詩,被稱讚充滿戲劇感,《柏德遜》卻拍出平淡的詩意。只是,阿藍的詩都是悲的較多,這與他前半生經歷有關。

《香港01》二O一七年五月十五日)

【柏德遜‧對倒】香港也有巴士詩人(下)「飢餓對我的打擊很大」

美國獨立電影界巨人沾渣木殊電影《柏德遜》剛在香港上映,講述一位居於美國新澤西洲柏德遜鎮一位會寫詩的巴士司機柏德遜,他的生活刻板,卻能寫出一首首淡淡回甘的詩。

香港也有巴士詩人──鄧阿藍。三次見面,阿藍都是穿灰色的襯衣,他的頭髮稀薄灰白,從他瞳孔看出去的世界也是灰曚曚的,詩也像海水撞擊涯岸吐出灰白的泡沫。他說:「我的生命過於悲哀。」


兩地「巴士詩人」柏德遜與鄧阿藍「對倒」的生命

鄧阿藍88年畢業於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後本應應徵巴士司機,公司見其成績優異,讓他當上巴士站長。(陳芷慧攝)

我對飢餓很恐懼

50年代,阿藍小時候家住觀塘翠屏道,俗稱「雞寮村」的貧民寮屋區。父母都吃萬壽膏,他看過父母在床上蜷縮如顫抖中的蟲。父親經常在外,甚少回家;母親去賣粥,就把他們三姐弟關在木屋中,他們像巢中等待燕母餵吃的鶵燕。靠餅乾碎支撐至晚上十一時,母親還未有回來,阿藍驚恐得到神枱前上香,「除了肚餓,還怕母親吸毒,在街上橫屍街頭。」事實上,他11、2歲時,好久沒有回家的父親就在土瓜灣的藍球場上倒斃。「因此,我對飢餓很恐懼。」後來,姐姐因為太飢餓,逃了,沒有再回家。

「光禿禿的頭頂/面對着燒毀的寮屋/雙手乾瘦微微顫動/吃力地扒了一口/飯餸吹得涼了/唾沫像眼淚/年老掉剩的牙齒/酸酸痛痛的/又咀嚼到沙粒」
《咀嚼》鄧阿藍

阿藍的詩多寫基層生活及工作苦況。(陳芷慧攝)

「我從不氣餒」如草的生命力

讀至小學四年級,他就沒有再讀下去。那四年的小學,都是斷斷續續。母親賺到幾個錢,就上學。沒錢,就退學,因此轉過好幾間學校。11、12歲就出來做童工,第一份是替報檔派報紙。那時他個子還小,腳不夠長去踏成人的單車,他就側坐,單腳踏遍觀塘區,「為了生存,危險也沒法子。」那時雞寮村在山丘上,附近有不少小型工廠,他又到鞋廠打工,有人到工廠查牌他就躲起來。能在工廠打工很好,因為工廠不時會向街坊派飯,能否搶到一啖飯,消息要靈通。農曆七月十四,工廠在街上拜祭,會拋龍眼、豆、碎錢,家家戶戶的小孩都出來搶。「我們撿吃的都是無主孤魂的食物。」阿藍說。

記者問阿藍曾否想過自殺,他直認不諱。然後他又說,自少就很喜歡草,在書友簽名時也會會附上一個草字。因為草,是很有個性,生命力極強的植物。它有粗有幼,有不同形態,冬天枯萎,天氣和暖又再長出來。平凡的植物卻不被珍惜。「是生活,強逼我們要有生命力。」阿藍說。

阿藍喜歡草,是很有個性,生命力極強的植物。它有粗有幼,有不同形態,冬天枯萎,天氣和暖又再長出來。平凡的植物卻不被珍惜。「是生活,強逼我們要有生命力。」阿藍說。(陳芷慧攝)

自修文史哲 獲青年文學獎

影響阿藍成為詩人的,有三個人。兩位是小學時讀夜學的學姐,「她們的鼓勵對我是一種力量。」阿藍退學,過了一段街童的日子,是一位學姐把他從爛仔堆中撿回來,像母貓用口擔着孩子離開險惡的世途一樣。「她叫我要認認真真去讀書。沒有一張沙紙,揾食好艱難。」

後來,阿藍就到附近的社區中心找娛樂。67暴動後,政府為教化大眾,聘請導師在社區中心開辦興趣小組,他在那裏遇上一位哲學系畢業的導師。他跟說:「你一定要認認真真去讀書。」導師當然不知阿藍的家境,阿藍就自修文史哲,從西方的笛卡兒、尼采、沙特,讀至中國的儒道思想。他的詩,也在社區中心一本油印的刊物刊登。1973年,鄧阿藍獲得第二屆青年文學獎新詩高級組獎項。

乘客的對話都是柏德遜刻板生活中的樂趣;對阿藍而言,乘客的故事悲哀比快樂多。(電影劇照)

環境令我成為微型人

「我的生命過於悲哀。」鄧阿藍的詩,與《柏德遜》中William Carlos William所寫的都是生活的細節,不同的是阿藍無法寫出喜樂。「詩,在存在於生活。書本無法教出一個作者,因為創作是有彈性,不是某一個學系就能培訓出來,而是要投入生活,找到一條自己獨特創作的道路。」「環境令我成為一個微觀者。」這句話他經常掛在嘴邊,我看着他那瘦弱彎曲的背,就想到他把自己縮少得像野草的卑微。他意思是自己讀書不多,既然寫不出史詩,他就寫生活,從前寫個人,後來寫社會。「別人無法想像我這些隨時消失的生命。我們連生存都幾乎談不上,還談什麼偉大?每天都怕媽媽不能回來,在死亡的邊緣,飢餓對我的打擊很大。」他要想像世上有比他更飢餓的人來安慰自己,不要著眼於自己的生活,於是他到深水埗去察看籠民的景況。「連外國狗隻生活的籠也比他們大、被善待,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鐵絲條條生鏽/一個籠民抹過睡眼/在寒冷中挨着/拉緊不稱身的衣領/舊報紙又再閱看/望着狗展彩色的圖片/回味着變成寵物的夢。」
《籠民的夢》節錄 鄧阿藍

柏德遜於午飯中能有時間寫詩,對阿藍而言是一種奢侈。(電影劇照)

年過40歲讀大學

80年代,澳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開學士學位課程招生,無需學歷。「我自修多年,好想測試自己的能力。」於是阿藍報讀文史系,讀大學的四年間,每周兩晚搭船過大海去學院上課,1988年畢業那年,他42歲。「若非我努力自修,根本讀不上。」畢業後,他本想找一份中學教師工作,誰知學校說只能聘請英聯邦政府認可的大學,「有少少糾結,少少失望。」他唯有到巴士公司去應徵。

阿藍感謝導演沾渣木殊讓他對詩人生活有一個美好的想像。(電影劇照)

的士司機教曉我什麼是貧富懸殊

上大學以前,他還做過有錢人、廠巴及的士司機。他說當司機,因為喜歡車的速度,讓他忘憂。當有錢的人司機,他學會什麼是勢利的眼光和無理辭退;當的士司機,卻學會什麼是貧富懸殊。「山頂客全部都是獨立式的屋。入到去好似仙景咁,歐陸式風情的建築物,如果我唔係揸的士,呢世都去唔到。」;他又到過新界的窮鄉僻壤,載過獨居的老人。「總之,看到悲哀多於歡樂。」客人上上落落,無數的故事,他就只記得這些。「最深刻的一次,是一位無人陪伴的老人說要往南朗醫院(善終服務醫院),我心裏一沉,就知道那是我送他最後的一程。」

感謝導演讓我曾有美好的想像

電影落幕,還未步出影院,阿藍說《柏德遜》那種悠閒寫詩的生活,在香港根本沒有可能,卻感謝導演給他兩小時美好的想像。他看過不少關於詩人的電影,唯有《柏德遜》拍出他的共鳴,「平淡中見生活感。」長而又長的工時、急速的節奏、世人眼光,壓力混和於刻板的生活,如何滴漏出一點詩意?「有感受,才使生活不至於乏味。」大概這就是詩人的氣質。

(陳芷慧攝)

•鄧阿藍,原名鄧文耀,早年參加端風文社、秋螢詩社。
•1973年獲得第二屆青年文學獎新詩高級組獎項。
•詩作曾發表在《70年代雙週刊》、《秋螢詩雙月刊》、《中國學生周報》《詩風》、《香港文學》等。
•曾任職工廠工人、的士司機、巴士站長。
•1984-88年於澳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兼讀文史學系課程取得學士學位。
•1998年出版《一首低沉的民歌》詩集。
•其詩被香港藝術學院院長張秉權博士稱讚充滿戲劇感,更被列入其戲劇教材中。

《香港01》二O一七年五月十五日)

2017年10月26日 星期四

鄭明仁:淪陷時期的《香島日報》──賈納夫口述歷史

辦報差點賠命 淪陷時期的香島日報
鄭明仁

皇甫河旺教授一九八一年七月訪問了《華僑日報》創辦人岑維休先生,由岑先生憶述他於日佔時期辦報的遭遇,道出報人在日敵環伺下是那麼的無奈。皇甫教授於同年十月亦訪問了另一位香港資深報人賈納夫先生。賈納夫受訪時七十二歲,在《星島日報》服務逾四十年。

一九三八年他參與創辦《星島日報》,歷任《星島》總編輯、主筆、星系報業有限公司秘書。香港淪陷時他出任《香島日報》總編輯(一九四二年六月,《星島》改名《香島》繼續出版,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底香港光復後恢復使用《星島》名稱),他的遭遇和岑維休有類同也有不同,兩人同被日本憲兵召見審查,賈納夫更遭恐嚇會被槍斃,他因此辭職不幹。賈納夫後來與社長胡好(星島大老闆胡文虎兒子)戲劇性逃離香港,最後因日本人向胡文虎施壓,胡好和賈納夫無奈只好返港「重操故業」。今天刊登的內容,是由賈納夫口述當年日寇如何佔領《星島》報社,再以胡文虎作人質迫令《星島》恢復出版。賈納夫亦憶述了他本人因新聞內容「泄露軍事秘密」被憲兵關進牢裏嚇至半死的經過。

抗日的日報 我們都得逃命

我們的董事長胡文虎當時是國民政府參政會的參政員。一九四一年,他在重慶開完會於十二月六日回到香港,那時香港已經很緊張。八日就打仗了。從八日到廿五日,全香港九龍炮火連天。我們《星島日報》在炮火中繼續出版,沒有電發動滾輪印刷機的時候,我們用平板機印刷,報道戰爭的情况,一直支持到廿五日英軍投降前一天。那個時候報館一團糟,避難的難民來了,糧食也沒有了,水也沒有。現在想起來,那時候我們年輕,什麼也不怕。

香港淪陷後,胡文虎先生連同重慶來的要人一齊被拘留集中在香港大酒店(Hong Kong Hotel,即現在畢打街的中建大廈,是香港頂有名的一個酒店)。香港那個時候社交,富商大賈、大官都住在香港大酒店。香港大酒店旁邊就是告羅士打酒店,即現在置地廣場。那時香港連半島酒店只有三家酒店。日本人把香港大酒店闢作拘留所,重慶那些要人包括陳友仁(很有名的外交官,曾經做過外交部長)、顏惠慶(外交家,民國初年曾任外交總長)、周作民(上海金城銀行總經理)、錢新之(江浙財閥代表人物之一,和杜月笙合組中華實業信託公司)以及胡文虎先生都關在裏面。

日本人來了第一個前哨站,就是佔領我們《星島日報》。因為他們從北角登岸,一直從天后廟道打到銅鑼灣,再打到灣仔,一直是遇到抵抗的。最後在中環還沒有投降以前,就佔領星島報做前哨。那時候,報社把門封起來,裏面已經是亂糟糟了,銅模呀什麼都打爛了。我們的董事長胡文虎先生家住虎豹別墅,虎豹別墅沒有什麼事,沒有給日本人佔去,保存得很好。

《星島日報》是抗日的日報,所以我們都得逃命。但什麼地方也逃不了,我還有母親、父親、太太、三個小孩,只好逃到《星島日報》隔壁樓上一個醫生家裏躲着,我們是老朋友。

日軍到處去找人,先把胡好社長(胡文虎兒子)找到了,日本人無論如何要我們馬上出報紙,胡好說,沒有紙沒有人,怎麼出報紙呢?他們說你去找啦!結果把我和幾個同事找到了。電、水沒有,鉛字也沒有,連字盤都亂了,只好收拾起來。

十二月廿五日英國人投降了。這天是聖誕,投降了以後,市面還是很亂,日軍到處搶東西,到處殺人。日軍的馬夫到處強姦人,好像世界末日。過了幾天,秩序稍微恢復了一點,日軍成立了報道部,同時搬到滙豐銀行做香港佔領地總部。那時,胡老先生已經給關起來。日軍要我們恢復出版,我們說沒有紙,他們搬紙來。經過一段時間,《星島》、《華僑》,還有好幾家都照常出版了。那時候,內容也無所謂了,報道部配給米、油當作是工資。

星島變香島

過了一段時間,胡文虎先生被放出來了。其他被抓的重慶要人都用飛機送到上海去,上海是淪陷區。到一九四二年,好像是五月底,日本軍報道部說《星島日報》不要出了,要改組為《香島》,因為香港應該是重新來過,可是《華僑日報》還可以保持。《星島》於是從六月一日改為《香島日報》。(鄭明仁註:由於白報紙供應短缺,也為更容易控制輿論起見,日本軍政府強迫把當時的十一家報紙一九四二年六月起合併變為五家:《香港日報》、《南華日報》、《華僑日報》、《香島日報》、《東亞晚報》。加上隔日出版的《大成報》,就是六家)那時候報紙都在軍事控制下,所有的報紙都要送去檢查。檢查的時候,每篇稿子都要蓋印,蓋了印之後才可以發表。他們蓋的人叫做「檢閱濟」。廣告可以不檢查,不過那時候沒有什麼廣告。

香港以外的消息全部來自同盟社和海通社,德國是用英文發稿的。《香島日報》因為紙張不夠,最初是一張半,後來是一張四版。那時候的工作人員差得太遠了。《香島日報》第一任總編輯是從前我們晚報的主筆,他叫傅鏡冰,也是老前輩。從日軍攻打香港以來,《星島》的總編輯便是他。傅鏡冰是大近視眼,《香島》開始不久,他就不幹了。於是,就由我來代。

我做總編輯,有一天,憲兵隊傳我去。去到那兒一看,全香港各報的總編輯都在。這個隊長全副武裝,佩着槍,進來。經過翻譯說:「你們都來齊了,以後,你們發的新聞稿要當心。」我們不知道什麼事。後來,他說你們可以走了。「你不能走。」他對着我說:「這段新聞是從哪裏來的?」他打開《香島日報》。我一看,是灣仔一個貨倉失火的新聞。「這個稿是我們記者訪問回來的囉。」我答。

「你的記者呢?」「在報館裏。」我答。「這個新聞你看過了沒有?」「我沒看過。」我說。「你做什麼總編輯呀?」「我們港聞版的編輯做完,給我看看大樣就算啦。」我答。

「不行,我不認識港聞版的編輯,我只認識你一個人。你存心發表這個新聞的,讓重慶的知道。你知不知道這貨倉是什麼貨倉?」我說:「我不知道。」「哼,你知道,這是海軍的貨倉。」「海軍貨倉怎麽樣呢?」我說。「哈哈,泄露軍事秘密了。你不能走,我現在要扣留你,查清楚你。你要是喜歡回到鯊魚涌去,我就送你回鯊魚涌去。」

辭職不幹了

鯊魚涌就是香港邊境,到自由內地必經的地方。他意思就是說把你槍斃。我帶了一個翻譯去,他是個老頭,已經嚇了個半死。我不懂日本話,聽不懂他說什麼,當然我不怕啦。後來,那個翻譯把話翻譯給我,他就走了。他們把我拉進牢子裏,這簡直是地獄,已經關了很多人,半死的都有。他派了一個人看守我,還派了一條狼狗監視我,動也不許動。哎,這次真是無妄之災了。

下午三點鐘一直坐到晚上八點鐘,有一個中國的「憲查」(鄭明仁註:香港淪陷後,部分華人警察被邀請繼續當差,職稱改為憲查)來了。「你為什麼不吃飯呢?」我說我吃不下,就是一點飯一點梅菜,我吃不了。我說:「你可以不可以幫我一個忙,替我到報館去告訴我的老闆?」他說:「用不着了,你老闆已經知道了,你放心好了。看這個情景不怎麼嚴重,要是嚴重,老早打你半死了。」下大雨,正無聊的看着窗門,我們那個牢子正靠着窗門。「賈先生,怎麼還沒走?」一個人問我(就是那當翻譯的老頭)。我說這真是笑話,我連動也不能動,我站起來那狼狗就起來了,我怎麼走?他說胡好先生已經保了你出來了。我說,你去跟那個守衛的說吧。

他們日本憲兵隊是四個守衛,排排坐,守衛隊中一個士官囉囉嗦嗦的不知說什麼。這個「翻譯」告訴我,「是叫你回去寫一個悔過書,有事情傳你來,隨傳隨到,你們現在可以走了」。後來,我跟胡好先生說我再也不幹了。錯了一個字我要坐牢,還要賠命。我說:「我不幹了,我走了。」結果,我真的是辭職不幹了,幹不下去嘛!我經過兩次差一點就死了。

作者簡介:資深傳媒人,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畢業。退休後研究歷史,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

(賈納夫口述歷史二之一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淪陷時期的《香島日報》——賈納夫口述歷史)

(《明報》二O一七年九月廿九日)

既辦報也救命 賈納夫口述歷史
鄭明仁、皇甫河旺

作者按:今日繼續摘錄皇甫河旺教授的「香港資深報人口述歷史」。皇甫教授一九八一年訪問了《星島日報》前總編輯賈納夫,由他概述其任職《星島》四十多年的所見所聞。上一篇刊登了賈納夫憶述他在香港淪陷初期出任《香島日報》總編輯時遭日本憲兵欺凌的親身經歷。今日則選錄了他跟《香島》社長胡好「逃亡」的經過。一九四二年八月他和胡好藉口帶領足球隊到澳門出賽,瞞過日本人順利抵澳,輾轉去了桂林抗戰大後方。然而,沒多久,日本人以胡好父親胡文虎作人質,逼令交人,賈納夫無奈返回香港重操故業;同時也摘錄了賈納夫憶述一九四三年香港因為糧荒導致死人無數的慘况,以及胡文虎和香港幾位名流合組公司到外地辦米回港救濟災民的過程──

我代了一個月總編輯,胡好先生就計劃要逃出這個淪陷區,到大後方去(作者按: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桂林成為華南抗戰大後方,大批文化人在該地辦報、演劇宣傳抗日),跟我商議,我說我也跟你一道去。這件事是很秘密的,不讓胡老先生(作者按:胡文虎)知道。那個時候很難出去,香港人要是出去的話,要領一種叫「渡航證」。「渡航證」是要通過憲兵批准才可以買船票。那時候唯一的交通只有船,由香港到澳門,鐵路還沒有恢復。「渡航證」領了以後,還要去檢驗大便。日本人的管理很嚴,檢驗大便是看你有沒有傳染病,還要打防疫針。

一九四二年八月,我跟胡好先生藉口帶一個足球隊到澳門去比賽。我們的足球隊是很有名的,騙過了日本人,溜到澳門去。在澳門,白天我們不敢出來,澳門雖然是中立國家葡萄牙的地方,但佈滿很多日本軍隊的特務,日本人的勢力很大。也有重慶的特務和汪精衛偽政府的特務在那裏。我們幾個人到了那邊就消聲匿迹,到晚上才出來。在那兒等交通工具進內地自由區去。結果等到中秋節前後(我記得九一八紀念是在澳門度過的)才坐了小船,從澳門經廣東肇慶到西江,然後到廣西梧州,由梧州上桂林,到桂林就是大後方了。

向着自由 逃到革命大後方

我和胡好溜去澳門的時候,副總編輯是何建章(作者按:何建章戰後出任《華僑日報》總編輯),我就請他代。那時報紙規模很小,《香島日報》出紙一張,不過是應付日本人罷了。同時,捲筒紙最缺乏。捲筒紙是由日本軍部報道部配給的。每一個報館都配給定量的紙。所以每天出紙幾版都是有限制的。所以內部的工作人員減少了很多,不過十個八個。當時的記者有李才藻、周鈺宏、張明溪、程寶琦。雖然日本人把胡老先生關了一段時間,後來因為他生病,就准許他回到虎豹別墅去休養,並到養和醫院就醫,可還是受監視。

社長和總編輯都逃了,在香港的日本人就向胡文虎先生施壓力了,「你趕快叫他們回來,不回來不行呀,面子過不去」。老先生說:「他們走了關我什麼事,我也不知道嘛。」真的,他不知道。日本人說,你看看怎麼辦。結果,他派人到梧州找到我們。胡好說:「老賈,你敢不敢回去?」我說:「無所謂。我回去,他們不會怎麼樣為難我。你要我回去,我就回去啦。」他說,還是你回去幫幫老先生好。因為那時候,我兼老先生的私人秘書。結果,我又從澳門回來了。

再回香港辦報

一回來,日本憲兵隊就抓我去問話,那時的憲兵總部就在跑馬地。那個憲兵隊長說:「你們在澳門什麼活動我們都曉得,你老老實實的招認出來好一點,到底你們去幹什麼?踢什麼足球?」我說我根本是好玩兒,我也不是國民黨員。「你當心呀,你回來後每天的工作、行動,我們都知道,你不要亂來。」我說:「我沒有什麼,你不要警告我,我的父母、妻兒都在香港,有戶籍的。」於是我又回到工作崗位。

胡老先生倒沒因胡好的事受到什麼壓力。因為胡老先生一輩子是以做萬金油的生意為主。他平生捐很多錢做善事,香港很多慈善機關受他捐助。那時候香港鬧糧荒了,沒有米吃,港幣四元才換得一塊錢軍票。胡文虎先生的永安堂萬金油成了貴重物資,甚至有人拿萬金油當貨幣使用。儘管是這樣,港幣不值錢,軍票也是不值錢。物價高漲,米少,所以窮人很多。初時還可以支持下去,到了一九四三年初,餓死很多人,大家都回鄉去了。那個時候,香港只剩下不到三十萬人(作者按:淪陷前香港人口約一百六十萬)。經濟蕭條,報紙的銷量當然也不好,所有的新聞不過是些官式新聞。

我們每人只靠每天配六両四的米,六両四很少,兩頓飯也吃不飽,有的時候,沒有米配,就配給糧票,要到米站去輪。油呢,一個月只配四両。我們拿回來軍票的薪水,不夠養兒女。每一個人都沒有營養,瘦的瘦,病的病,我差不多病死了,因為得了瘧疾。而且日本人喜歡就殺人。我們有個編輯叫周鈺宏,他是編國際版電訊的,上海人,他也逃不出去,因為有兒女在這裏。他案頭上有一張照片,是一個日本軍人的槍上了刺刀。我問他為什麼把照片放在這兒,他說:「這個照片警告我,隨時可以給日本人這樣一槍刺死的。」又說:「我們幹這一行呀,登錯一個字就要命了。」

當時很多香港的慈善機構像孤兒院、保良局、東華三院等還是繼續地辦,可是缺乏經費、糧食及油、糖、雜糧等。於是胡老先生就跟香港幾個名流發起組織一個公司,到外地去辦米回來,救濟災民。當時香港幾個大米商也沒有生意做,因為交通中斷,米唯一的來源就是泰國、印尼等都沒有船來。只有向中國大陸買米,最近的就是廣州。胡文虎先生等人成立的公司叫中僑公司,唯一的任務就是到廣東去辦米來香港。不加運費,不賺錢,照原價賣給或免費送給慈善機構——老人院、保良局、醫院、東華三院、孤兒院等。

用萬金油買米做慈善

胡老先生去買這些米不是用現金,而用萬金油的廠價(沒出廠的價錢)去換米回來。這樣做首先要通過香港的總督(日本人總督),那時候是磯谷廉介,這人很有中國文化,他是日本佔領香港後第一任總督。他對胡老先生是相當尊重,他說,買米的事情,我原則上是支持你,但是,你要去廣東買。

我們就陪胡老先生上廣州,與那個時候的汪精衛政府的廣東省政府省長接洽,請他賣米給我們。省長說,米是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民間出產米的是在三角洲(順德、南海、番禺、中山)一帶。那省長還說,除非得到那時候偽政府一個軍長的合作。他叫李朗溪,是一個土霸,所有三角洲的交通、米、出口、進口都是他控制的。於是,胡老先生就與李朗溪洽商,他一口答應。他說,你們做好事情,我幫你們忙。頭一批米用三條船運出來,一出珠江口,就被土匪連米帶人統統綁去了。我們沒辦法,又找這個姓李的。他說,我無論如何給你辦好。事隔三個月,才放這些米來到香港。

那時候,盟軍開始空襲香港,重慶差不多三兩天就來空襲香港。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我看這個情况是沒法子待下去,所以就帶了家眷,經過澳門回到廣州。一方面,我們在廣州還有中僑公司。胡老先生當時去了澳門,日本人准許他到澳門去,他一直到香港光復才回來。

重光之後恢復《星島日報》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我仍在廣州,胡好先生從重慶坐船坐車回到廣州,接收廣州永安堂,以及《星粵日報》的產業。《星粵日報》本來規模很大,但還沒有出版就抗戰了,所以《星粵日報》社址還在那個地方,可是一部分機器都運來香港辦了《星島日報》。《星粵日報》後來始終沒有出版。

我們見了面,胡好就派我坐「鄉渡」到澳門,於九月三十日坐「電扒」(作者按:噪音很大的電船仔)回到香港,那時候香港跟廣州陸上交通還沒有恢復。香港當時簡直是一個荒島,馬路上都是難民,沒有糧食,也沒有電力供應,只有幾部人力車。

我是跟在淪陷時退到澳門去的那些義勇軍復員回來,乘坐他們的船。我一回來就馬上見胡老先生,他已經從澳門回來。我請示他將來怎麼樣,他說,你留在這個地方準備恢復《星島日報》好了。不久,胡好先生也回來了,在灣仔原來的灣仔道恢復《星島日報》。

(二之二)

(標題為編輯所擬 圖片來源:胡文虎基金會)

(《明報》二O一七年十月廿五日)

2017年10月7日 星期六

沈西城:書影飄香一學人

在許定銘的《書鄉夢影》一書裏,讀到〈書是我的生命〉,提起馬國亮和《良友畫報》,回憶無窮。馬國亮廣東人,活躍於上海,是《良友畫報》第四代編輯。《良友畫報》創刊於一九二六年二月,八開本,老闆伍聯德兼任第一代總編輯,戮力拓展編務,畫報大受歡迎。後因私務繁重,編務交與周瘦鵑,周為鴛鴦蝴蝶派作家,寫小說拿手,畫報不在行,只好付託大學生梁得所。接任後,勵精圖治,大事革新,銷路上升至四萬份,發行全球,遍及華人足跡所至之所。後梁得所雄圖大志,另起爐灶,《良友》由馬國亮接任,業務雖穩,因戰亂影響,銷路回落。五四年伍聯德在香港復辦《良友》,六八年停刊,余友陳潞此時接手編務,承上海餘風,再添香港色彩,頗受士林歡迎。陳潞又名陳泰來,廣東順德人,博覽群書,精通詞學,畢生鍾情於《紅樓夢》和《金瓶梅》,專文輯錄成書,多所發明。我於八十年代初遘陳潞,年紀長於我,尊稱為陳大哥,閒時啜茗,多齒及舊文學,他屢勸我讀明清筆記以求文字簡潔而有餘韻。陳大哥長相敦厚,心意卻雜,絕不冬烘,於中國性學,所知甚豐,示我《醉翻風月鑑》、《金瓶梅演繹》,才人吐屬,言論透闢,非常人之作,作家甘豐穗奉之為不出世的大才子。

〈書是我的生命〉說到馬國亮的「生活之味精」,許定銘作如是介紹──「馬國亮說『煙、茶、糖、酒、咖啡』是生活之味精,即是平淡的生活中,若加上了這些元素,便會產生可口的滋味,使我們的生活更添姿采,生活得更愉快。羅孚說『書是生活的鹽』,即是說生活上若加上了閱讀,生活得以調劑,便不會淡而無味,豐富了生命。」馬、羅二位先生皆讀書人也,嗜書如命,許君更進一步──「不僅是我『生活的鹽』,簡直是我的生命!」這是事實,定銘早陷書鄉,一醉五十年,闡釋書影,紹介好書,無遠弗屆,輯錄成書者已有《港內的浮標》、《醉書閑話》、《醉書隨筆》、《醉書札記》等十餘部,雖是小書,有容乃大,在在體現識見博聞。《書》文短短幾百字,短小精悍,附以書影,清雅淡逸有甘香。文末又附兩組書影,皆為「生活之味精」,版本不同,內容無異,其一寫有:「定銘兄存念 俊東 二OO八年五月四日」,當為朋友餽贈。俊東即黃俊東,筆名克亮,六七十年代香港著名藏書家,他在《明報周刊》裏所寫的書畫集,當年成為我等小輩攝取五四文化營養的蜂巢,不少名不經傳的作家像聶紺弩、施蟄存、李劼人等,都係克亮一手介紹。克亮那時棲居道風山,兩椽石屋,其一是書室,藏書數千,周日有暇,克亮坐在書桌前看書,夕陽西下,意猶未闌。九十年代移民澳洲後,僅見過一面,贈我《獵書小記》一冊,長伴我側。《書鄉夢影》收文一百三十餘則,多為不知名作家,如段可情、周全平、畢樹棠、吳曙天、徐仲年者,今日識者有多少?定銘在「後記」中云──「名家很多人都知道了,他們的書毋須我在此喋喋不休,反而這些只出過三幾本書的『隱世』作家,雖也曾貢獻過一瓦一石,卻為大眾遺忘而湮滅,實在可惜,如今就讓我下點心思,把他們推給讀者們。」正是本晉書之旨。

《蘋果日報》二O一七年十月七日)

2017年9月25日 星期一

吳萱人、鍾國強說文學獎

香港文學獎說從頭
吳萱人

當下廿一世紀,以智能急遽改變社會的異新時代,仍未能廢棄文學,就因為智能化到哪地步,依然要先設人工程序指令,而文學的產生,同樣來自人腦,發自心靈。人在生之旅的歷程,需要撫慰以至鼓獎勵活動,在今天的香港,仍是必須鼓動進行的。因而,有極可能性產生有裨益於人群、於社會的文學舞,接受潛移默化以醒魂魄,培育良知,尋找美好。

編輯發來電郵約稿,誇稱筆者為文壇健將、文社史專家,那可是我不敢承認的事,文社過來人倒是。早於一九六五年十月,在浩虔文社社刊《野草》第四期內,執筆寫下一篇《提倡文藝節芻議》,以和應上世紀六十年代前後的盛大文社潮,要求社會當局加以扶助發展。文啟其時所有文社未作之求,旋即被《中國學生周報》(簡稱《學周》)青睞撮要轉載,是我社名登上該報的首遭。

自此,筆者便與九七前蓬生的文學獎,結下不解緣,先後六七個,離不開任評判或活動講者,一幹凡廿許卅年。編輯再來電郵,躊躇整天,或許試試說從頭,細察如今。

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大會堂首現有關文學的活動,在當時來說,真的可謂超大型。活動名為「文藝叢展」及「文藝叢談」,一九六五年八月由青年會及維多利亞聯青社合辦。其實主催最力的是著名文教中人姚漢樑先生。姚老早年移加,回饋斯土近有《香江歲月》乙冊。

橫空出世的史上大型活動,藏文學獎用意其內。「叢展」文學部分設有小說、文學理論、戲劇、散文、新詩及詩詞多樣獎項。一代至今有成的文社人,均以作品亮相。獲獎作品展廳展出手稿外,更安排部分作品現場誦讀,立體面向蒞臨觀眾,即時交流;而「叢談」則力邀文教名宿、上輩作家,與新輩文藝青年相見把談。

「青年文學獎」始於一九七二年

在該哄動一時的活動之前,本地文教團體,常有因應性質而舉辦徵文比賽,眾所周知,報章副刊亦多有青少年園地徵文活動。比較貼近創作性質的,有《中國學生周報》的周年報慶徵文,由始初定題轉為徵求小說創作,倒是轉捩點,大大拔高了青年創作水平。本地青年文藝作品豐收於小說,該記一大功。其成績部分結集在《新人小說選》。《學周》文藝版主要編輯吳平(即畢靈),本名吳汝鍵,未任斯職前,屬阡陌文社一員。他將《學周》提升為文藝分量充沛的刊物,用心組稿兼發掘新人,功不可沒。他每周編好文藝版之餘,再下一城,於報慶期間,籌劃多回文學討論;最著名者莫過於首回「香港文學問題」,帶來溫健騮行文《批判的寫實主義文學》討論。命題既繼承進步性的寫實主義思潮,跨過實踐時的做作與主題先行,要求在不弄花樣的寫作技巧內,不忘獨立性,以批判精神提高作品深度。那回討論,啟發本地史上首個長壽至今的文學獎活動──「青年文學獎」,始於一九七二年。

「青年文學獎」內部簡稱「文獎」,由中學時期創辦春蕊文社的洪清田升讀港大後,在大二逢學生會辦文化節時,倡議加入文學創作徵文項目為濫觴。翌年進一步設立「文獎」,並在兩大校內文社的基礎上,港大及中大學生會聯合組籌委會成常年主辦屬會,既面向大學生,亦開拓社會在職青年、青少年文藝愛好者。特點在每屆設立宗旨,指引創作向度;原的文章,後來被小思收入《舊路行腳—中國學生周報文輯》內。

本地首創文學獎,是着重宗旨的,歸結一句:有所為而來。而非繼後一些官辦或院校文學獎,無所謂宗旨不宗旨,就是提供新進寫手一次捧獎狀獎座和領獎金的機會,然後揚名。但「文獎」很快便遭到挫折,先是有其他院校要求加入,不果而停屆,繼而新屆宗旨談不攏,或港大中大各主理一屆,或人手欠缺,停單逢雙,隔年辦理,或乏資結集,但仍辦到如今。

「文獎」的意義,初期內外兼有。內則兩大文社的常期活動和社刊出版;促使港大主催過「香港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開班前整理了洋洋厚冊《資料彙編》, 成為研究學者作家小思早期倚重的材料之一。外則徵稿前到校外辦初級組及在校辦高級組系列講座,文學生活營則以高級組參與者為對象,特別是頒獎日評判與會後分組座談,派發籌委會(後改名協會)自身的半年刊或年刊或特刊,都圍繞文學而來,並非單單花開頒獎日。

至於成績,當然是發掘了一批又一批新人。每屆一部大結集,集內每組作品前均有評判代表撰寫導讀。除例有的文類,初期特色有劇本創作和報告文學(或名報導文學/實況文學)。後者最值得發展,可惜來稿不多而維時不長。冒起一批新人,自然有日後成名者, 但情況各不同。最了不起的,是多位受邀回饋出任評判;有自養底子的秀異者,以詩成就,卻停詩筆罵戰告終;有代母輩寫作者,小說揚名,息於枯竭;有以報導文學一鳴驚人者,至今仍走他鄉任報章主持。兩大「文獎」人在校成為群落,沒領過任何獎座,各有成就的也不少。有創辦者,今還議政未休成著名時論家;有畢業即往社區中心開辦文學興趣班組,任職文康部門然後致仕,遠赴英倫完成香港新詩研究博士論文者;有出校入官場,退休即為辛亥革命的祖輩立傳者;更有至今仍在主理社運出版物者。

「文獎」堅持舉辦,意外地散發了感染和壓力。受感染者,大學生帶動民間。有選取荃灣開工人夜校的學社首辦「工人文學獎」;有扎根觀塘的宗教社區勞工組織,開辦「職青文藝獎」。都設定徵求一般文類如小說、散文及詩,自然社會氣氛強烈,基層面貌廣泛,與筆者最服膺的文學發展及開拓向度脗合。其時台灣工人作家楊青矗入獄,「工人文學獎」特地設立懷念獎,由小說冠軍顏展民兼得。「職青文藝獎」則曾揭發有小說季軍得獎者,被雜誌人物特寫介紹為冠軍,作者大名,後來屢見諸內地編香港文學史冊。可見文學獎意外事情一斑。

官辦「中文文學創作獎」及「雙年獎」

至於壓力者,則是當局終於在一九七九年啟辦「中文文學創作獎」,初由市政局公共圖書館具名領辦。鮮為人知的是,同時辦了英文獎,搞妥殖民地平衡。現在大家都知道的是,英文獎早沒了,卻多了「全港詩詞創作比賽」,向古代學習,一抒現代情懷,或假意雕欄玉砌應猶在。官辦「中文文學創作獎」隔年一屆,無傾向性的宗旨負擔,頒獎後結集了事。最初出現有人多屆爭獎的笑話,原來是籌措上樓首期,實有苦衷,暴露了文界寒士多。招新作評獎之餘,一九九一年加辦「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簡稱「雙年獎」),不勞評判招呼單篇,而是整冊。要求先出版過整冊的效果是,有意取譽領獎的人,都得事先打通出書關卡,假如申請不到公帑資助,十九自掏腰包,即使有機會出版,免談稿費或版權攤酬。難忘的是當年開辦,筆者編就乙冊《乞靈再集》,作者吳呂南,其與吳美筠的詩集,同被好評,惜評判間不相讓,最後協議同名份均分獎金,逆料當局高招,兩皆打下,只予原無設項的「優異作品」虛名,省起一筆。成為孤零零的兩部非得獎亦無金的詩集,卻年年列名各屆長表的奇事。首屆缺詩獎,繼後屆屆有,亦順設優異作品項,相信獎狀一張會發的罷,但自此後凡雙得獎者,瓜分兩半。筆者又推薦過某年一部小說,作者便受前說之苦,雖然得獎後再印十多版,既有約在先,惟苦笑而已。原因?出版商面對九七大限,心燈一亮:得找人寫一部隱喻小說,或有市場。

「雙年獎」,也有弄出掩蓋不了的事件。被揭發作者可能是得獎小說的評判之一!作品封面冠上一新人名字,之前聞所未聞。事件沸沸騰騰揚開,編者出面澄清「心猿」確有其人,絕非意馬。諧音「狂城亂罵」小說,「原」作者好友,在「原」作者身故不久,撰文云該書著作權,還是要歸逝者名下的,因生前向他認了。可巧的是,筆者於小說在新辦八開報章副刊連載時,兼職短期「簽版」工作,知最初乃由作者推介其女學生寫,不久云他國遊學去,不得不續筆完篇,事情如此。既然「好」書得眾評判青睞賜獎,多屆任評判的「後」作者怎生是好?獎金及書譽在前,很實在。

由此可知,官辦的獎多涉金錢,為文學獎多添了寒士故事。日後追尋作品影響,一時一局,似影響不大。例如:九七已過廿年,當年筆者相信某作品的前傳寫罷該有下文,是書末作者許下的。但至今,今傳尚未面世;該作者雖然成名後出書不少,就是似寂靜了那來路。

文學獎為一些可能性,開闢了路,但躊躇路上客,怕尋大道?或因眼前不覺有坦途。

滿園百花,爭得了春來?

跨越九七,大難消化無幾。官辦首屆香港文學節,成為文學活動的加碼,初見景況,確實叫人興奮:文學在香港,終於受重視。它比文學獎熱鬧,又比之空茫?說到底,文學獎要催生當下意涵的作品, 要出現當今讀者盼看獲獎保證水準的新著。體現它最樸素的功能:發掘/培育新人,鼓勵/迎接佳構。內裏,還盼望得見本地人民的面目,文化風貌的未來。

試試細檢各種紛現的文學獎,似滿園百花,可都是什麼花?

繼兩大「文獎」漸滯,院校或校外聯結組辦新獎,如城大的「城市文學創作獎」,又如浸大的「大學文學獎」、「紅樓夢獎」。小型兼瞬現的有「詩網絡獎」、「詩潮詩獎」、「秋螢新人詩獎」、「圓桌詩獎」、「香港本土文學大笪地小說創作獎」;復辦的「工人文學獎」和官辦公帑支援的藝發局創作計劃,成功申請的有詩集及長篇;周刊近頒小說一百強、香港電台「十本好書」、香港出版學會的「香港出版雙年獎」;為成名作家添譽的有港大、浸大駐校計劃,而九七前後曾有三屆市政局作家留駐/特聘計劃;尚有自一九七五年起由民政署贊助長辦至今的全港青年學藝比賽中的寫作項目;地產商辦的年輕作家創作比賽的單元出版計劃等等,不勝枚舉。

臚列再經爬梳,發覺原旨於上文提及的文學獎「樸素功能」,成績模糊。原冀首先聚焦香港,然後期待新作,再持續成效,輝映外地。獎勵少兒學文,面向全球或大中華或兩岸四地,名家添譽或史料整理,可以是前預備後擴展的工作。

其中,最近中大藉文學計劃而非頒獎,成書《疊印—漫步香港文學地景》,尋舊日作家起居所在,挺進地誌書寫新向,與新進作家闖探社區風華,無疑是在地文學路一種;駐校名家寫出《大江大海》,比對「香港出版雙年獎」內文學小說類冒起魏時煜《王實味—文藝整風與思想改造》,以可貴紀錄片先行,再重鋪為巨冊書寫,兩都可喜,凸出了調查訪探、團隊共作的新法。這新法,相似二O一五年「諾貝爾文學獎」頒予白俄羅斯女記者兼作家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 ),褒揚她的調查文學三部力作,是入世者人世行的光輝:「其複調的寫作,是我們時代苦難與勇氣的紀念碑。」

為人間社會,為時代,為我地,清清楚楚的是,在既有之上,仍有再出發籌辦「社會文學獎」的空間。

(作者為香港著名作家、文社史專家。)

由「文獎」、「中獎」到「雙年獎」──細說我走過的文學獎道路
鍾國強

在我三十多年的寫作生涯中,曾得過一些文學獎。文學獎於我,在創作初期來說,無疑是深具鼓勵意義和推動作用的。

我所指的,是本土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一個文學獎──「青年文學獎」(以下簡稱「文獎」)。「文獎」創立於一九七二年,第一屆由港大學生會主辦,翌年始與中大學生會合作,從此成為兩大學生會合辦、每年均會舉行的全港大型徵文比賽,也成為本土歷史上最悠久的文學獎。

在我初嘗創作並開始投稿的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獎」已辦至第六、七、八屆。在這之前,全港除了一些刊物間或舉行一些小規模的徵文比賽外,並沒有大型的文學獎比賽(官辦的「中文文學創作獎」在一九七九年才開始),所以那時的「文獎」,幾乎是全港獨家,並網羅了最當時得令的作家學者為評審,影響力大,而參加者獲獎後亦深受各方關注,可說是一登龍門,聲價十倍。

我是在中學預科時開始投稿參加「文獎」的,雖沒得獎,但已十分嚮往它所揭櫫的精神。升讀香港大學的三年, 我均有幫忙、參與「文獎」及港大文社的各種活動。那時「文獎」給我的最深印象,是它絕不以舉辦徵文比賽為滿足,它最希望做到的,是成為一種與生活緊密結合,推動社會、文化進步的民間力量。所以,「文獎」那時除了徵文比賽,還舉辦生活營、中學巡訪、創作坊等不同形式,有普及也有深化的配合活動,並出版文學刊物《青年文學》及得獎文集;後來,為了將「文獎」精神承傳下去並在社會上扎根發展,更將歷屆的得獎者組織起來,協助成立香港青年作者協會,以及籌劃開設青文書屋等,在在可見其謀求突破學生組織的局限而把影響力延衍下去的遠見和努力。

「文獎」著名口號:文學從生活出發

「文獎」那時提出的徵文口號,最著名的,是「文學從生活出發」。姑勿論這口號和實際情況是否有距離,或「文獎」幹事和參加者是否完全認同、充分了解這口號背後所指向的理念和精神,它當時確然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引起過不少有益的討論,讓「文獎」的幹事及其關心者,以至徵文投稿者均曾十分認真地反思文學的本質、作用及其局限,並以此印證或質疑得獎作品是否就是他們所追求的理想作品。

最記得的一次討論,是以「君平」為筆名的一篇尖銳批評文章所引發的。他以「文獎」近屆的得獎作品為例,指出因受權威評審的口味影響,這些所謂優勝作品實際上與「從生活出發」這標竿背道而馳。後來,又有所謂「余派」的爭論。這些,在當年來說,確曾讓「文獎」在路線上和執行上面對不少挑戰和衝擊。今日回看,這些挑戰和衝擊無疑都是十分難得而寶貴的,畢竟,那時還是一個文學比較能發揮影響,而且還會有一些認真的、嚴肅的回響的年代。

「文獎」當年影響力的最佳實例,是一屆的得獎文集,可以在短時間內賣出超逾一萬本。這個數字在今天來說,幾乎是難以想像的。

那時讓我眼前為之一亮、並深受啟蒙的得獎作品,主要是來自早期的文集,如第二屆鄧阿藍的《星期日星期日》和第三屆野牛(後來改筆名為黃襄)的《蘇彝士運河河底的死者》。那種關注低下階層的心懷和面向世界苦難的人文視野,以及詩作所運用的語言,都讓我這個不曾經歷《中國學生周報》洗禮的文學初學者開了竅。

我一直以來,都認為自己是一個比較慢熱,也絕不聰明的寫作人。這些得獎作品的養份啟蒙,還要多得年月的積累讓我慢慢吸收、轉化。我在「文獎」得獎,要待我在畢業後一年才實現。那時「文獎」已辦到第十二屆了。

那屆我得獎,以及接續的一屆復又得獎的作品,今天重看,當屬青澀的少作。但我還是十分感謝「文獎」。沒有這些肯定、鼓勵和精神上的啟導和感染, 我後來的寫作道路,在現實不斷的壓迫和重重的困頓中,不會走得那麼順遂和義無反顧。

官辦「中獎」:氣氛拘謹和儀式化

至於一九七九年開始由市政局公共圖書館舉辦的「中文文學創作獎」(以下簡稱「中獎」),經過多年的發展,可說是漸與「文獎」分庭抗禮的本土文學獎。這個官辦的文學獎跟兩大學生會合辦的「文獎」的最大不同處,是它設有豐厚的獎金(當年「文獎」是不設獎金的,不過有特別設計的獎座,如某屆用上朱銘的木刻),在初期來說確然吸引到不少「獎金獵人」。但對於不少如我這般的寫作者和文學愛好者來說,這個獎的「意義」也可能僅止於此,因為它沒有可跟「文獎」相比的宗旨和態度,也沒有什麼經過反覆論辯和實踐驗證的精神承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也曾兩次參加過「中獎」並僥倖得獎,然而在出席頒獎禮時,雖然評審組合也還是跟「文獎」的大同小異,但氣氛卻處處透顯官辦的一貫拘謹和儀式化;與之相比,「文獎」的頒獎禮和活動,以早期來說,確然可從兩大學生身上體會到那份投入和熱誠—到底那不是一份有如職業的純粹的「工作」, 而是負載着某種意義和價值承傳的「使命」。

然而,隨着時日推移,社會變遷,曾與「文獎」有所聯繫的香港青年作者協會與青文書屋也已煙消雲散,學生會屬會的延續斷層問題也不斷擴大,最終令「文獎」漸漸面目模糊—雖然也有若干徵文口號,但論效果與影響,跟當年已不可同日而語。當年曾被幹事及老鬼幾乎視之為一種「運動」的「文獎」,今日已差不多成為一種很純粹的文學「活動」。這徵文活動的意義是什麼?想推動什麼樣的文學?相信這些問題已不會有太多人有興趣深究;優勝作品都是些什麼作品?大概是寫得出色的作品吧;詩呢?詩藝高者勝;至於寫什麼,為什麼而寫,都早已變成白頭宮女不合時宜的詰問了。

於是,今日的「文獎」跟「中獎」一樣,只是本地芸芸文學獎的其中之一。對很多參加者來說,「文獎」因歷史淵源和由大學學生會舉辦的關係,在觀感上或許比較親切近人,但其主要作用,也漸漸只被視為發掘新人的搖籃;「中獎」也是新人出頭的場域,但因獎金高出許多,更能滿足參加者「名」與「利」的「需求」—這種看法,在今日的文學獎參加者中,我以為是相當普遍的。

由是,本地兩個主要文學獎,作用都變得十分單一;而屆與屆之間,也嚴重缺乏應有的聯繫。「中獎」因屬官辦,本質如此,從頭到尾都沒有改變,也難以改變;但「文獎」從當年的理想到今天的改變,對曾經經歷過的參加者如我,看到這種情況都會感到十分可惜的。文學的承傳有時就跟屆與屆、年與年的斷裂一樣,今日許多參賽者的關注點,都全在自己與同聲同氣的朋友的作品身上,以及其比賽的得失上, 過去人家做過什麼,寫過什麼,思考過什麼,面對過什麼……都已變得跟自己無關。

除了「文獎」與「中獎」外,今日本地文學愛好者可以參加的文學獎比賽還有許多,如以大專學生為主要對象的「大學文學獎」、「城市文學創作獎」、「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專攻新詩的「李聖華現代詩青年獎」等等,林林總總,年青的寫作人今日早已不愁沒有一展所長,從而獲得鼓勵的機會。而以出版了的書來評比的文學獎,也還有一九九一年開始、已辦至第十四屆的「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以下簡稱「雙年獎」),以及沒有地域限制、獎金更豐厚的、以長篇華文小說為評選對象的「紅樓夢獎」。

現今文學獎欠清晰精神面貌

我出版過的書過去曾參加過幾屆「雙年獎」的評比,有些理所當然地落選,有些則僥倖獲獎。「雙年獎」也是官辦,雖以書為單位,但優缺點也大多一如以單篇評比的「中獎」。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詳細探討過有關「雙年獎」以至其他文學獎的評選機制與評審問題,這裏不再重覆,但也想藉此機會,結合對今日其他文學獎比賽、尤其是「文獎」的看法提出一些問題供大家參考:

一、現時文學獎雖有很多,但精神面貌清晰的卻數不出一二來。如果文學獎是一個品牌,我們能一下子講出某個文學獎品牌代表什麼嗎?能用簡單的一個詞來點出它的特點或內涵來嗎?

二、文學獎是否需要一種精神承傳?這種精神承傳又代表什麼?會不會在有所承續之外又會變成一種規限?基於文學獎的統籌、策劃與實際行政工作一向繁重,在這方面的討論、探索和努力是否已成了一種奢侈?

三、最能體現一個文學獎的文學觀和審美標準的,無疑是評審組合,但很少見有文學獎就挑選評審方面作出過什麼有關準測的聲明?這是否也與文學獎本身並無標舉任何取向有關呢?抑或由評審組合已可透露若干端倪?但從各大文學獎歷屆的評審組合所見,並不見有太大殊異,這是否意味這些名稱雖異、獎金不一的文學獎,其實在本質上已漸趨同一呢?

四、文學獎獎掖新人之外,也應具觀摩、交流的作用。但桎梏這種作用的,又正正是文學獎現行的思維及運作方式。為什麼很多文學獎的評審過程都不夠公開透明?為什麼比賽評語都那麼難以讓公眾查找參考?為什麼得獎文集都出得那麼慢?為什麼頒獎禮都變成了只有頒獎和拍照這些儀式?而在主辦者的運作機制和執行效率之外,其實也應一問的是:為什麼越來越多的文學獎參加者變得更「勢利」,關心的範圍僅限於自己是否獲獎?即使是得獎者,為什麼也不甚珍惜與同行及評審交流的機會?

五、社會大眾、甚至是文學小圈子其實已不如往日般關注各種文學獎的結果,文學獎的作用和意義是否只會日漸萎縮,到最後只餘圍內自喜的殘餘價值?文學獎未來可以如何自強?抑或需要以新形式、新思維加以變革?

就上述有關文學獎的言論及提出的問題,都只是基於我多年來作為文學獎參加者以至出任評審的有限經驗,掛一漏萬或有所偏蔽處,還望方家賜正。

(作者為香港著名詩人、作家。)

(《明報月刊》附冊《明月》二O一七年九月號)

2017年9月24日 星期日

蔡登山:彈指留殘篇──沈葦窗與《大人》雜誌

作者表示,《大人》雜誌提供了一個發表文章的重要平台,刊載了大量有價值的文章和重要的第一手史料。(大人雜誌提供)

故香港邵氏電影公司在台分公司總經理馬芳踨說:「文化事業出版界,我最欽佩兩個人,一是台北《傳記文學》的社長劉紹唐兄,以單槍匹馬一個人的精力,把中國近代史的資料蒐集成庫,且絕不遜於此地的『歷史博物館』與大陸的『文史檔案館』。另一位就是香港《大成》的沈葦窗,《大成》是專門刊載藝文界的掌故與訊息,目前海峽兩岸包括海外,似乎還找不出第二本類似的刊物。」

其實《大成》還有個前身就是《大人》雜誌,它創刊於一九七O年五月十五日,至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五日停刊,前後出了四十二期。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一日《大成》緊接著創刊,至一九九五年九月沈葦窗病逝終刊,出了二百六十二期。兩個刊物合起來共三百零四期,前後有二十五年之久。它也是「一人公司」,香港作家古蒼梧說:「《大成》的業務,從編輯、校對到聯絡作者、郵寄訂戶,幾乎都由沈老一人包辦。每次我到龍記樓上《大成》編輯室送稿,總見到他孤單地在一堆堆雜誌與書刊中埋首工作,見我來了,便露出燦爛的笑容,跟我閒聊幾句,臉上毫無倦容。……」。當然可想見更早的《大人》的情況,亦是如此。

關於沈葦窗的生平資料不多,他是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生,浙江省桐鄉烏鎮人。正如他自己說的:「我寫作至今,從未提過自己的家世。」只在〈記從兄沈泊塵〉一文中,他透露一些蛛絲馬跡:「祖父右亭公生子女九人,泊塵是三房長子,能毅、叔敖是他的胞弟。我父季璜公行九,娶我母徐太夫人,婚後居上海之台灣路,姪輩到上海求學,多住我家。我家兄弟都以『學』字排行,泊塵名學明,家兄吉誠名學謙,我名學孚。我生在台灣路,大約我出世未久,這位『明哥哥』便去世了!」沈泊塵卒於一九一九年,得年僅三十一歲。沈泊塵兄弟三人曾合辦《上海潑克》畫報,為中國漫畫報刊的始創者。作家陳定山就說:「上海報紙之有漫畫,始於沈泊塵。若黃文農、葉淺予、張光宇正宇兄弟,皆為後輩矣。」

大人雜誌。(大人雜誌提供)

沈葦窗畢業於上海中國醫學院,據香港的翁靈文說沈葦窗自滬來港後,雖投身出版事業,但也常應稔友們之請,望聞切問開個藥方,多能藥到病除。沈葦窗曾任香港麗的呼聲廣播有限公司金色電台編導、電視國劇顧問。他的夫人莊元庸也一直在「麗的呼聲」工作,莊女士其實早在上海名氣就很大了,每天擁有十萬以上的聽眾,她口才好,聲音悅耳,有「電台之鶯」的雅號。後來在台灣的華視也工作過,我還看過她演出《星星知我心》的連續劇。

沈葦窗是崑曲大師徐凌雲的外甥,徐凌雲曾對寧波、永嘉、金華、北方諸崑劇,甚至京劇、灘簧、紹興大班等悉心研究,博採眾長。十八歲登台,堅持長期練功不輟,生、旦、淨、末、丑各行兼演,「文武崑亂不擋」。後來又與俞粟盧、穆藕初等興辦蘇州崑劇傳習所,培養「傳」字輩一代崑劇藝人有功。沈葦窗說他自己:「少年時即好讀書,有集藏癖,年事漸長,更愛上了戲曲。其時崑曲日漸式微,但因我的舅父徐凌雲先生是崑曲大家,總算略窺門徑;還是和平劇接近的機會多,凡是夠得上年齡的名角,都締結了相當的友誼,搜羅有關平劇書籍更不遺餘力。」他後來將這些重要史料收藏,如《富連成三十年史》、《京戲近百年瑣記》、《清代燕都梨園史料》、《菊部叢譚》、《大戲考》等十二部珍貴或絕版史料,以「平劇史料叢刊」由劉紹唐的傳記文學社出版,嘉惠後學。

沈葦窗在上海時期,就在小報上寫文章。一九四O年金雄白在上海創辦一份小型四開報紙,名為《海報》,當時寫稿的人可說是極一時之選,長期在《海報》撰稿的有陳定山、唐大郎、平襟亞、王小逸、包天笑、蔡夷白、吳綺緣、徐卓呆、鄭過宜、范煙橋、謝啼紅、朱鳳蔚、盧一方、沈葦窗、陳蝶衣、馮鳳三、柳絮、惲逸群等,女作家中,更有周鍊霞、陳小翠諸人。沈葦窗當年曾是金雄白辦報時的作者,沒想到幾十年後金雄白變成了是沈葦窗的作者。

大人雜誌。(大人雜誌提供)

《大人》初創時期,就有一個非常壯觀堅強的撰稿人隊伍,這些人大多是大陸鼎革後,流寓在香港和台灣的南下文人、名流和藝術家,大都是沈葦窗的舊識,也可見他在舊文化圈中人脈的廣博。

《大人》雜誌給這些人提供了一個發表文章的重要平台,刊載了大量有價值的文章和重要的第一手史料。其中像被稱為「中醫才子」的陳存仁的兩本回憶錄《銀元時代生活史》、《抗戰時代生活史》,都先後在《大人》及《大成》上連載,而後才集結出書的。《銀元時代生活史》後來在一九七三年三月,由香港吳興記書報社出版,張大千題耑,沈葦窗撰序云:「一九七O年五月,《大人》雜誌創刊,我承乏輯務,初時集稿不易,因而想到陳存仁兄,他經歷既豐,閱人亦多,能寫一手動人的文章,於是請他在百忙之中為《大人》撰稿,第一期他寫了一篇記章太炎老師,果然文筆生動,情趣盎然,大受讀者歡迎。存仁兄的文章,別具風格,而且都是一手資料,許多事情經他一寫,躍然紙上,如歷其境,如見其人,無形之中成為我們《大人》雜誌的一員大將。《銀元時代生活史》刊載以後,更是遐邇遍傳,每一段都富有人情味和親切感,存仁兄向有考證癖,凡是追本究源,文筆輕鬆,尤其餘事。綜觀全篇,包含著處世哲學、創業方法、心理衛生、生財之道,對讀者有很大的啟發性和鼓勵性,實在是老少咸宜的良好讀物。今當單行本問世,讀之更有一氣呵成之妙,存仁兄囑書數言,因誌所感,豈敢云序。」

再者在《大人》甚至後來的《大成》上,占有相當份量的,莫過於「掌故大家」高伯雨(高貞白、林熙)的文章了。一般說起「掌故」,無非是「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但掌故大家瞿兌之對掌故學卻這麼認為:「通掌故之學者是能透徹歷史上各時期之政治內容,與夫政治社會各種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實際運用情狀。」而一個對掌故深有研究者,「則必須對於各時期之活動人物熟知其世襲淵源師友親族的各族關係與其活動之事實經過,而又有最重要之先決條件,就是對於許多重複參錯之瑣屑資料具有綜核之能力,存真去偽,由偽得真……」。能符合這個條件的掌故大家,可說是寥寥無幾,而高伯雨卻可當之無愧。高氏文章或長篇大論,或雋永隨筆,筆底波瀾,令人嘆服!難怪香港老報人羅孚(柳蘇)稱讚說:「對晚清及民國史事掌故甚熟,在南天不作第二人想。」而編輯家林道群也讚曰:「高伯雨一生為文自成一家,他的『隨筆』偏偏不如英國的essay,承繼的是中國的傳統,溶文史於一,人情練達,信筆寫人記事,俱是文學,文筆之中史識俯拾皆是。」這是高伯雨的高妙處,也是他獨步前人之處。

資深報人金雄白筆名「朱子家」,曾在《春秋》雜誌上連載《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而聞名。沈葦窗邀他在《大人》再寫了〈「海報」的開場與收場〉、〈委員長代表蔣伯誠〉、〈梁鴻志死前兩恨事〉、〈「入地獄」的陳彬龢〉、〈倚病榻,悼亡友〉、〈梁鴻志獄中遺書與遺詩〉等文,因大都是作者所親歷親聞,極具史料價值。一九七四年他的《記者生涯五十年》開始在《大成》雜誌第十期連載,迄於一九七七年六月的第四十三期為止,前後達兩年又十個月之久,共六十八章,幾近三十萬字。金雄白說:「七十餘年的歲月,一彈指耳,回念生平,真是如幻如夢如塵,在世變頻仍中,連建家毀家,且已記不清有多少次了,俱往矣!留此殘篇,用以自哀而自悼,笑罵自是由人,固不必待至身後。」

還有早期的老報人,著名雜誌《萬象》的第一任主編陳蝶衣,他後來來到香港,還是著名的電影編劇、流行歌曲之王。六十多年來,陳蝶衣光是歌詞的創作就有三千多首。人們尊稱他為「三千首」。周璇、鄧麗君、蔡琴、張惠妹……,中國流行音樂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歌后們,都演唱過他寫的歌。他在《大人》除寫了〈一身去國八千里〉、〈舉家四遷記〉、〈我的編劇史〉、〈花窠素描〉等自身的回憶文章外,還有《銀海滄桑錄》的專欄,寫了有關張善琨、李祖永、林黛、王元龍、陳厚、胡蝶、阮玲玉、李麗華、周璇等人,所記多是外間少人知的資料。後來以《香港影壇秘錄》為名出版了。

曾經在上海淪陷時期,創刊《古今》雜誌,網羅諸多文人名士撰稿,使《古今》成為當時最暢銷也最具有份量的文史刊物的朱樸,一九四七年到了香港,早已成為一名書畫鑑賞家了,並以「省齋」為筆名撰文。沈葦窗說:「我草創《大人》雜誌,省齋每期為我寫稿,更提供許多書畫資料。那時,省齋在王寬誠的寫字樓供職,薪水甚少,但有一間寫字間卻很大,他每天下午到那裡去轉一轉,看看西報,主要的工作是為王寬誠鑑定書畫。」

當時已渡海來台的陳定山,是名小說家兼實業家天虛我生(陳蝶仙)的長子,他早年也寫小說,二十餘歲已在上海文壇成名了,他工書,擅畫,善詩文,有「江南才子」之譽。來台後長時期在報紙副刊及雜誌上寫稿,筆耕不輟,同時也為《大人》寫稿,陳定山因長居滬上,嫻熟上海灘中外掌故逸聞,一代人事興廢,古今梨園傳奇,信手拈來,皆成文章,乃開筆記小說之新局,老少咸宜,雅俗共賞。這些文章後來成為《春申舊聞》的部分篇章。

詩人易順鼎(實甫)之子,寫有《閒話揚州》引起揚州閒話的易君左,在一九四九年冬抵香江時,曾在鑽石山住過,當時那裡住有不少是國內逃避戰禍而抵港的知識份子,因此他寫有〈鑽石山頭小士多〉、〈記香港幾次文酒之會〉等文。更值得重視的是他寫的「文壇憶舊」,包括:〈我與郁達夫〉、〈曾琦與左舜生〉、〈詞人盧冀野〉、〈田漢和郭沫若〉。這些文章所寫的人物皆作者有過深交的文友,寫來自不同於一般的泛泛之論。可惜的是一九七二年易君左病逝台北,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的《大人》刊出的〈田漢和郭沫若〉已註明是「遺作」了。

國民黨政要雷嘯岑,歷任南昌行營機要秘書、安徽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鄂豫皖三省總司令部秘書、湖北省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重慶市教育局局長、《和平日報》社總主筆、《中央日報》社主筆。一九四九年七月去香港、任《香港時報》社總主筆。一九六O年在港創辦《自由報》並受聘為香港德明書院新聞學系主任。他在《大人》以筆名「馬五」,寫有「政海人物面面觀」一系列文章。

他如,老報人胡憨珠長篇連載的〈申報與史量才〉,及當年曾在上海中文《大美晚報》供職的張志韓,所寫的〈血淚當年話報壇〉長文,都有珍貴的一手資料。

而沈葦窗自己也寫有〈葦窗談藝錄〉,談得較多的是京劇,這是他的本行。甚至《大人》每期有關京劇崑曲的文章,都佔有一定的比重,這也是這個雜誌的特色,同時也成為喜好京劇崑曲的讀者的重要收藏。沈葦窗的哥哥沈吉誠,在香港電影戲劇界、文化新聞界都相當吃得開,他在《大人》以「老吉」筆名,從第二期起寫有〈馬場三十年〉至第三十八期連載完畢,講的是香港的賽馬。在上世紀五O年代,老吉的《馬經大全》,曾經風行一時。

《大人》每期約一百二十頁,用紙為重磅新聞,樸素大方。內頁和封底為名家畫作、法書或手跡,畫家有齊白石、吳湖帆、黃賓虹、張大千、溥心畬、傅抱石、關良、陳定山、黃君壁、吳作人、李可染、周鍊霞、梅蘭芳、宋美齡等。從第三期開始,每期都有四開彩色精印的銅版名家畫作或法書的插頁,精美絕倫。這些插頁除已列的上述部分畫家外,還有:邊壽民的蘆雁,新羅山人、虛谷的花鳥,沈石田、陸廉夫、吳伯滔、金拱北的山水,鄧石如、劉石庵、王文治的法書等。但由於這些插頁開本極大,採折疊方式,裝訂在雜誌的正中間,常為舊書店老闆取下,另外販售。此次復刻本,多期就沒有這些插頁,但在目錄中編有該插頁的頁碼,有時會有八頁之多,其實它是一張大畫折疊的頁碼,如今畫雖不見,但不影響內文,因該畫和內文是完全不相關的。在此聲明,希望讀者明瞭,不要以為雜誌有所「缺頁」是好。

這次能輯全整套雜誌而復刻,首先要感謝熱心協助,並提供收藏的師長好友:資深報人鑑賞家黃天才先生、收藏家董良彥(君博)先生、史料家秦賢次先生及香港的文史家方寬烈先生、學者作家盧瑋鑾(小思)女士。《大人》在台灣流通極少,甚至國家圖書館都沒有收藏,筆者首先見到的是秦賢次兄已捐贈給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的部分雜誌,驚嘆之餘,才興起要收藏這份雜誌的念頭。但談何容易,歷經數載,找遍舊書攤才得不到四分之一之數。後經黃天才先生提供他的收藏,並熱心找到收藏家董良彥先生的珍貴收藏,董先生的十幾本雜誌品相極佳。在整理蒐集到手的四十二期雜誌,發現其中兩期有脫頁,於是藉著到香港開學術研討會之便,我和賢次兄又找到方寬烈先生及小思老師,經他們協助影印,補全了全套雜誌的內容。

我曾在二O一O年十月十七日香港的《蘋果日報》副刊寫有〈遲來的懷念〉一文,開頭說:「今年九月底,我到香港參加張愛玲誕辰九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十五年前的九月八日張愛玲被發現死在洛杉磯公寓,無人知曉,據推測她的死亡時間應該是九月二日或三日。而幾天之後的九月六日沈葦窗因食道癌在香港病逝。之所以將兩人並提,是他們都是『寂寞的告別』人世。正如作家穆欣欣所說的:『張愛玲走得孤寂而熱鬧。說孤寂,到底是她自己選擇的一種方式,待世人知曉,已是六七天之後;說熱鬧,是世人不甘,憐她愛她。她像中秋的月亮,走了之後,人間還得追望。比起張愛玲,另一個人走得更寂寞。起碼,他連最後的繁華都沒有。他是《大成》雜誌的主編沈葦窗先生。』是的,早在一九九三年,我籌拍張愛玲的紀錄片,次年還收到張愛玲的傳真信函。她故去之後《作家身影》紀錄片播出,之後我又寫了兩本關於她的書,並推薦李安導演拍她的〈色,戒〉。而對沈葦窗我至今無一字提及,這篇小文就算是遲來的懷念吧!」現在把這段文字轉錄於此,依舊是對他的懷念!

大人雜誌書封。(大人雜誌提供)

*《大人》是一本香港文化雜誌月刊,主要刊載文化藝術界的掌故軼事創刊於1970年,1973年10月停刊;同年12月易名《大成》復刊,至1995年停刊。本文選自《大人》雜誌復刻本導讀。

《端傳媒》二O一七年九月廿四日)

2017年9月20日 星期三

鄭明仁:《華僑日報》社長岑維休口述史

九一八:如何在敵人的槍口下辦報?《華僑日報》社長口述歷史曝光

編按:隨着歷史檔案的陸續出現,日本侵華的暴行愈揭愈多。戰時,同被日本管制的香港成為各路消息的重要樞紐。香港資深報人岑維休因戰時復刊《華僑日報》,被視為「漢奸」。今日適逢九.一八紀念日,一份由岑維休口述的歷史文稿,授權本版刊登,聽聽岑維休親口講述戰時之事。

(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今年是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八十年,也是日本戰敗投降和香港重光七十二周年。隨着戰後的歷史檔案不斷更新,日軍在戰時所犯的暴行便愈揭愈多,學者專家們孜孜不倦的探究精神,實功不可沒。不同時代都有不同的學者用各種方法去尋找、記錄淪陷區的人和事。

為歷史留證據

一九八一年七月,時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教授的皇甫河旺帶了學生助理,到港島荷李活道《華僑日報》報社拜訪創辦人岑維休,展開口述歷史訪問。皇甫河旺這次訪問竟然成為「絕訪」,因為岑維休四年後便過身,而他之前從未接受過訪問親身講述淪陷期間香港報人如何忍辱負重。幸虧皇甫河旺的及時搶救,淪陷期間這段報業黑暗歷史才得保存下來。

皇甫河旺說,岑維休的口述歷史中,最珍貴的部分是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軍佔領香港,至一九四五年八月香港重光的三年八個月中,《華僑日報》如何在夾縫中生存、岑維休本人如何受辱等等。口述歷史研究完成後,由學生助理整理錄音謄寫成文字,再經受訪人過目補充資料,最後寫成約4萬字的報告,這份報告的內容還包括另兩份香港歷史悠久的報紙:《工商日報》和《星島日報》兩位負責人潘仁昌和賈納夫的口述歷史。皇甫河旺最近在美國《世界日報》撰文說:「這份報告隨我於一九八六年從香港回到台灣,二OO四年又隨我去了香港。我深恐這份珍貴的史料從我手中意外散失,極盼公諸於眾。二O一三年幸蒙香港新聞教育基金會樂意收留,存放香港新聞博覽館,我終於如釋重負。」

筆者退休後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攻讀碩士課程,畢業論文題目是:「日據時期香港報紙附敵問題研究」,皇甫教授這份口述歷史正好可作參考。

獨家的戰時記憶

我根據岑維休口述史料,另查閱了大量當年的報紙,並蒐集香港及英國的檔案、中英文專著,經查對、考證,終於還原了部分歷史真相,釐清《華僑日報》是否為漢奸報的疑問。今年四月,我以畢業論文為基礎,出版了《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一書。最近我和皇甫河旺教授見面,再次提到他當年的口述歷史手稿,我們都認為這份手稿內容應該讓更多人知道;因此皇甫教授授權《明報》「世紀版」把這份手稿連載,並由我對連載內容作適當註釋。皇甫教授同意,為方便讀者閱讀,部分章節次序會調整,重複的內容會作適當刪減。今天首先刊出皇甫教授手稿裏綜論香港淪陷前後的報業情况。原稿標題是──

香港報業的黑暗時期──日軍統治下的三年八個月

日本侵華的烽火向南蔓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同日開始進攻香港。此後的兩個多星期,全港九陷於炮火連天。《星島日報》、《工商日報》及《華僑日報》都在戰火中繼續出版,報道戰爭動態。但親日的《香港日報》則於此時被香港政府下令停刊。香港守軍與日軍經歷十八天的防衛戰,十二月廿五日下午終於向日軍投降,此三大報於是自動停刊(鄭明仁註:事實上《華僑日報》並沒有停刊,中央圖書館存有該報的微縮膠卷)。

爪牙下的報人

日軍佔領香港後,在滙豐銀行大廈設總督部,並且成立「南支派遣軍報道部」,管制新聞工作。此時,原已被香港政府停刊的《香港日報》首先以勝利者的姿態復刊,但是因為此報是受日軍資助,沒有多少銷數。報道部鑒於需要民營報紙協助宣傳政令,曾脅迫三大報恢復出版。《工商日報》堅持不屈,該報董事關祖堯、總經理胡秩五、編譯主任潘仁昌等工作人員輾轉撤回國內自由地區柳州及重慶,從事直接或間接與抗戰有關的工作。未撤離董事羅棟勳大律師為日人所殺,法律顧問施玉麟律師則被監禁。

《星島日報》董事長胡文虎當時擔任國民政府參政員。香港淪陷後,他與重慶來的政府要人陳友仁、顏惠慶、周作民等人被拘留在「香港大酒店」(現在港島畢打街的中建大廈)。後來胡文虎因病就醫,獲釋回到虎豹別墅休養,但仍受監視。在日軍所施的壓力下,《華僑日報》與《星島日報》終於一九四二年恢復出版。

接着陸續復刊的中文報紙有:《南華日報》、《華字日報》、《循環日報》、《大眾日報》、《天演日報》、《自由報》、《大光報》、《新晚報》,連上述已復刊的《香港日報》、《星島日報》、《華僑日報》一共十一家。但是由於白報紙供應不足,日本佔領軍政府又強迫各報合併,成為下列五家:《香港日報》、《南華日報》、《華僑日報》、《香島日報》、《東亞晚報》,各報每天出紙也只有一大張。其中的《香島日報》是《星島日報》於六月一日改的新名稱,總編輯為前《星島晚報》主筆傅鏡冰,不久即由賈納夫接任。八月,社長胡好與總編輯賈納夫藉率球隊去澳門比賽,在澳門逗留一段時間後潛往國內。

管控下的香港報業

日軍報道部為加強控制報業,曾着手組織「香港新聞記者協會」。此外,報道部對報紙內容還作嚴厲的檢查,每篇報道經過檢查、蓋印後才准許發表。發表後如發現仍有問題,報社的負責人如岑維休、總編輯及寫稿人往往被召去盤問、警告、恐嚇。《華僑日報》面臨大的文字獄有四次,每次都以寫悔過書才了事。

這時期,各報的香港本地新聞多為日本官方消息,很少反映民生的疾苦。國際新聞反而受重視,各報都刊在第一版。國際新聞主要是日本的消息,其次是日軍佔領下的中國大陸、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的新聞。電訊大致都採用日本同盟社的消息。中國國內新聞小部分採用中央社(屬於南京汪精衛政府)的消息。歐洲戰局緊張時,各報如刊歐戰消息,來自德國的海通社。

各報消息來源都受日本軍方控制,無論新聞、圖片、特稿都大致相同,內容顯得貧乏單調。加上香港經濟蕭條,報紙在廣告、發行方面也處於一個黑暗時期。

日軍佔領下的香港到了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物資及糧食極端缺乏,饑殍、棄嬰載道,甚至發生吃人肉的事件。《香島日報》及《華僑日報》此時都附帶從事社會救濟工作。胡文虎曾成立公司到廣東用萬金油換米回來,以原價賣給或免費捐給老人院、孤兒院、保良局、東華三院等慈善機構。《華僑日報》則發起救助棄嬰運動。一年之間捐款所收容的棄嬰有一二百名,由天主教設在港島西營盤的凌月仙嬰童院負責照顧,轉由殷實人家認領。此外,該報曾發起捐款,維持在華人社會中頗有歷史的東華三院不至停頓。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香港的日軍則於八月二十日向英軍投降,日本佔領軍發行的《香港日報》和親汪精衛南京政府的《南華日報》立即停刊。《星島日報》與《華僑日報》則於整修、添置器材後,恢復出版日報和晚報。《工商日報》原有的人員此時光復後從內地回港,翌年二月五日恢復日報,晚報則於二月十五日復刊。《星島日報》繼《華僑日報》與《工商日報》之後,於一九四八年被香港政府選定為登載法律廣告之有效中文報紙。

(《明報》二O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淪陷記事:我不辦報了,就給你辦吧 岑維休憶淪陷區報人報事

戰後岑維休(右)獲頒OBE勳銜(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作者按: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時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教授的皇甫河旺訪問了香港《華僑日報》創辦人岑維休,作為香港資深報人口述歷史一部分。岑維休在訪問中講述《華僑日報》創辦經過。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罷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香港淪陷,《華僑日報》都成為主角。今天,我們摘錄岑維休憶述日佔時期他本人的親身經歷。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進犯香港,保衛戰展開了。我們為了生活,仍然繼續出版,直到廿五日英軍宣布投降為止。此時,日軍已經將《南華早報》接收過來,出版了中文的《香港日報》和一份叫Hong Kong Times的英文報。這個接收《南華早報》的日本人,其後要求我合作,我問他如何合作法,他說可以利用《南華西報》(即《南華早報》器材來出版。其實這又是變相合併《華僑日報》的一種辦法。我不答應,就說:「我不辦報了,就給你辦吧。」這麼一來,當然交易不成功。關於這點,我可以自負地說:當時在香港的人如果知道此事,是會多謝我的。因為《華僑》後來在日本壓力之下被迫出版,但並非和本人合作,總算權操在我,可以利用種種方法,在紙面上、在文字上,表達出最終勝利必屬於我國的信息,給在淪陷期內的香港居民一種精神上的安慰與鼓勵。生活雖然極度慘苦,總算還能夠生存下去。

香港光復後,遭日本囚禁的當時華民政務司那魯麟先生,曾因此來函本報,對我們在當時的工作表示感謝。這封親筆函現在仍然由《華僑日報》保存。在淪陷期中,《星島日報》改名為《香島日報》出版,香港算是有兩家戰前存在的報紙。至於還有一家後來也要出版,就未能獲准。後來日本人反而從廣州方面引來好幾家報紙,一張叫《西南日報》,其餘就不大記得了。

淪陷後的香港,一九四二年情還好些,四三、四四年就很悲慘了。由於在軍管之下,治安還不太差,但是掙扎在統治者的暴政之下,加上飢餓,人們實不容易生存下去。於是饑殍載道,餓死的人見報的也以百計,未見報的當然還有很多。於是港九都有發生飢餓者吃死人肉事件,甚至還未斷氣,那些飢民已在切割垂死者大腿上的肉了。因此之故,街道上被父母遺棄的嬰兒也特別多。

《華僑日報》因此發起了運動,呼籲社會人士捐款,救護這些棄嬰。同時,並和西營盤的凌月仙嬰童院(天主教的)聯絡,我們盡力捐錢,他們則盡量收容由《華僑日報》或私人送來的嬰兒,前後約一年之間,收容到的棄嬰達一百多二百名。該院修女還告知我們,這些嬰兒都由她們起一個帶有華字的姓名,例如,陳華╳、李華╳之類,這些苦命者多能成長下去,由殷實人家認領作兒女。光復後,我們特地去「凌月仙」探望他們,還有十多廿個仍然留院。此批戰時棄嬰如果個個成長的話,至今(編按:指一九八一年)已是四十歲出頭的人了。

關於《華僑日報》在日本佔領時期出版,也有一述必要。香港既是一個孤島,淪陷後大家自然無路可逃。《華僑日報》本來已停刊,一九四二年初,日本的南支派遣軍報道部(主管報紙、電台和一切宣傳),派人來《華僑日報》找我說:「目前香港需要有份民營報紙(香港日報是日資,沒人看),日軍屬意《華僑》復版,看來你是非幹不可。為了香港,為了自己和職工們的生活與安全,我勸你還是接受了吧。」這是棉裏針式的講話,明面是勸說,實際隱含殺機,看來是非幹不可了。我們經過內部磋商,結果唯有接受,但有保留條件,即行政完全獨立自主,只受日軍檢查,不受干涉本身內部事務。對於這點,日方也總算做到了。雖然在三年零八個月當中,日本憲兵幾次興文字獄,威脅要加害《華僑》的人,但總算在驚濤駭浪的艱苦旅程中勉強渡過。不幸中仍算有幸。至於《星島》為何改作《香島》,又其他報紙為何活動復版無功,那是他們的事,我是不大清楚的。

日本人的新聞審查


當時所有在香港的出版物,都隸屬南支報道部新聞班。所有報紙在出版之先,必須經過檢查,即使檢查通過了,如果有言責,新聞班也不用負責,頂多是疏忽,實際的罪責仍在出版者、編輯與寫稿人。所以,在長長的三年八個月中,我們實在不好過,一覺醒來,如果聽到報道部或憲兵部「請」去談話,那將是一件令人喪氣而擔心的事。

有一次,由於《華僑日報》刊登一段廣告(並非新聞),被東區憲兵隊叫去「談話」,憲兵部就在現在的跑馬地黃泥涌道聖保祿女子中學。我被帶到一間小房,暫不派人訊問,而由許多頭兇猛的軍犬看守。如是者一坐就是大半天,連大小便也不敢去。因為我恐怕一移動,這些兇猛的軍犬就會撲過來。臨了,大概憲兵們認為我受夠了,才施施然過來,指責我們刊登這段廣告不是,我當時唯有自承疏忽,他也很快換另一副面孔,先斥退了那些軍犬,然後我們又談論許久,才將我放走。去時未晌午,出來時已是晚上了。至於這段廣告內容,現在已記不起,錯處出在哪兒,日憲兵不講,我當然也無從知悉。但無論如何,不能不自承錯誤,否則後果更不妙。

夾縫中抗日

我們除了利用中國文字上的技巧,或用雙關語,或用日本人看不出的典故,來隱諷日軍,指出其必敗。例如我們偷聽到廣播,說麥克阿瑟將軍率領十萬大軍、幾百艘戰艦、幾千架飛機來反攻日軍。我們就報道說,盟軍永不能反攻打勝日軍,因為他們沒有若干十萬大軍,若干百艘戰艦和若干千架飛機云云,人們就知道,麥克阿瑟未來反攻的部署了。

此外,我們又利用副刊、版頭畫來作暗示。例如,一棵松樹曲折地植在盆栽之上,人們就會聯想到松井石根(日本軍閥侵華統帥)已在華北喪師;小室一角,外面是紅日西沉,人們就知道日本不久就要投降。如此種種,令日軍防不勝防,也很難找出《華僑日報》編輯有何錯處。當然,三年八個月中,並非全無風險,小警告不計,大的文字獄也曾有過四次,每次都以寫自白(悔過)書告終。

作者簡介:鄭明仁,資深傳媒人,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畢業。退休後研究歷史,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

(《明報》二O一七年九月十九日)